我同意民间的怨气值得关注，谣言不止也正是怨气太大。我也同意封杀非常愚蠢，结果将引起更大的反弹。
你看来也同意“将军”是一个误导，你也同意这幅画的手法和文革宣传画一个格调。
你不同意我批评这幅画的传播和制作，这个完全可以讨论。我也不同意你说这些艺人唱了红歌就是“为政权歌功颂德，帮着作恶”，否则你怎么解释四川唱红歌的普通人，难道中国人为共产党政府工作都是“作恶”吗？难道我们海外华人空闲时常常卡拉ＯＫ，唱一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也是“作恶”？
我们阶级斗争的弦都绷的太紧了。
是，怨气可以理解，但是光有怨气是不解决问题的，过多的怨气会导致盲目的冲动。我们应该冷静的思考，用文革的手法反专制也是行不通的。
要谴责当权者，但是民众也要反省，就像韩寒最近说的“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不知您是否认同。
另外，我不赞同将李双江们和波尔布特联系起来。
附：韩寒最新文章摘要：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屁，他弄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蜜。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逼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爱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戴上各种帽子，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其他反对者扣帽子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高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种权，民众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眼皮⋯⋯这些话其实和当年毛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马屁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我一向反对以谣言，谎言去反对专制，一向不屑以老共的路数去赢得任何一点所谓胜利。对于这件事说实话，也就只能在内心里长叹一声，为这些成为大众仇视对象的军人艺术家，也为更多埋藏了太多仇恨的国人。我想，这些艺术家之所以被人嫉恨，恐怕相当原因是他们老是为那个政权歌功颂德吧。我过去说过，当一个人与一个罪恶的政权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她本人也许是个好歌唱家，艺术家，也许是生活中的好丈夫，好妻子。但是很遗憾，只要他/她还在帮着作恶，他们的个人声誉的所谓清白与否就不足挂齿。我觉得波尔布特的私德也很好，很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