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一词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不管什么都可以和“素质”搭界。比如“素质教育”，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什么是“素质教育”，难道学一点琴棋书画和钢琴奥数就是素质教育了吗？难怪中国的教育改来改去还是这么一个熊样。
“文化素质”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这应该是指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这些又与学识和学历这样的客观指标相关。文化素志比较好鉴别，所以人们常用。但也有滥用之嫌，比如我们批评某人的某个行为，就会说，这人没文化，素质差。
现在，当我们谈到民主的时候，“素质论”自然就跳出来了，不过，这里的“素质”和文化素养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一个普遍的文化素养比中国差的国家，比如印度和菲律宾，人家也早就走上了民主制度，为什么中国就不行呢？
韩寒用“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这样的“表面素质”来讨论中国人施行民主的素质其实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素质”，说到底是一种能力，一种对自身，对外部世界能有所洞察，能评判，能认同或排斥，并将自身的价值观付诸实践的能力。
那么，我对于“民主素质”是这样定义的：思想上，对于民主的基本理念，即平等和自由的接受和认同，并为之努力；行动上，不旦寻求自身的平等自由，而且极力维护他人的同等权利。由于平等是民主的基础，所以“民主素质”就是平等的观念和遵守规则的自觉性。
中国人普遍具备这样的能力吗？
毫无疑问，我们不具备。这点不用多说，鲁迅等人早就有过大量的论述，用最近韩寒的话说就是：“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
不是吗？就说最近发生的乌坎事件，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民主的星星之火，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宗族的内斗，一开始大家都只顾眼前利益，走私造假分地，当然“族长”们得到的好处更多，但也不见得有人在乎：因为只要我也有一碗粥和就可以了。但是当分到最后一亩地的时候，方才醒悟就要大难临头，这才揭竿而起，要“政府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青天大老爷”断完了案，愚民们又打出横幅：“拥护共产党”，“感谢政府”。
几千年的奴化，把我们早就成了这样一群人：既想稳稳当当地做奴隶，又暗地里不停地找机会翻身做主子，虽然在某时某刻做不了主子（比如打工仔干活时是奴隶），但它时它刻摇身一变就是主子（下班后去卡拉OK面对小姐们就是主子了）。
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身兼奴才和主子两职，暂时没有这个能力的也要告诫自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在这个往上爬做人上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择手段的，只要“结果正义”，并不在乎“程序正义”的必要性。
是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喜欢平等，我们要的是比别人更“平等”，我们喜欢特权，所以当自己家里没有贪官的时候我们骂贪官，当自己的亲人当了官，我们巴不得他明天就揣着一大袋红包回家！
我们只要有任何一点点关系，哪怕有一个当乡长科长的爹，就能趾高气昂地甩一句“我爸是李刚”而目空一切了。没错，我批评“我爸是李刚”有些底气不足，因为我爸不是李刚，如果是，这块招牌不用白不用嘛！
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下，我很怀疑用一朵茉莉花就能让中国迈向民主。
那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享受民主呢？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中国人如果真的要民主，民主的契机还是把握在自己手里。
路要一步步走，馒头要一个个吃。饿极了要吃5个馒头，你不能说只是第5个馒头起了作用。吃馒头也是需要时间，消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方励之先生用了一个数学公式概括中国民主的进程，即：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１９１３－１６２９）－（１９８９－１９１９）＝２１４年。 (对比晓波的300年理论) 。（参见：方励之：民主何时能实现？——纪念“五四”九十年 ）
可同宗同族的台湾已经民主了呀！台湾是同宗同族，可是人家的文化造就被日本，荷兰和美国殖民了，台湾同胞的民主素质远胜我们（当然，台湾的民主如何发展，我们也应耐心观察）。
最近，我身边不少台湾朋友回国了，他们不是回去过春节，而是专程回去投下庄严一票，切身参与大选。
试问，假设大陆也民主了，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利用自己的假期自费回去投票？也许你说，中国大陆根本没有一人一票，空谈什么选举？
那好，先不说中国，看看海外成为美籍、加籍的同胞们参与所在国选举的百分比有多少？而他们却又为何热衷于什么同乡会，XX协会，甚至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和文艺团体都分成若干山头和派别？
前天晚上，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六亲不认的“印理工”》，摘要如下：
卡梅娅是一名电脑程序员，她报考了印度大名鼎鼎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尽管卡梅娅雄心勃勃，却三次名落孙山。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卡梅娅非常沮丧。有段时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不出。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敲开了卡梅娅的房门，说“孩子，凭你的实力，你完全可以考取印度的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你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倔强的卡梅娅擦去眼角的泪水，对父亲坚定地说：“不！爸爸，我一定要考取印度理工学院，它是我的梦想，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父亲轻轻地搂了搂卡梅娅，既心疼又欣慰地说：“爸爸祝福你，相信你！”
从此，卡梅娅更加勤奋，她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扑在书本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第4次考研，卡梅娅以笔试成绩第一名，面试近乎完美的表现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按照传统，印度理工学院每年要在开学典礼上，为成绩特别优秀的入学新生颁发奖状和奖金。那天，卡梅娅同其他一批优秀新生一起站在主席台上等院长巴隆迪先生给他们一一颁奖。
当巴隆迪院长走到卡梅娅面前时，卡梅娅轻声地说：“爸爸，我终于成功了！”“孩子，我为你感到无比的骄傲。”巴隆迪院长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女儿。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年4月巴隆迪院长在中国教育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跟观众说起了这件事。
我想，中国民主的到来，不是韩寒说的两车交会关掉远光灯，而是等我们大多数海外华人参与当地投票，积极参政；当我们的国家也出现一两个巴隆迪院长的时候，民主就水到渠成了。
当然，要是等不及，我们可以祈求上苍给百姓们神威，打败手中拥有坦克大炮与核武的中共，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是这样的“民主”质量叫人担心，遥远的非洲不说，菲律宾就可以让我们好好思考一阵了。
当然，如果革命真的来临，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可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革命之后的结局将是专制的轮回，所以我们要避免革命，采用理性的方式推行渐进的改良和民主。这个，我们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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