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农村扶贫的唯一道路
关于扶贫的一个常见误区就是把城乡对立。很多人，包括决策者，简单地认为城市意味着先进、文明与富裕，而乡村意味着落后、愚昧和贫穷，因此城市化被很多国家作为解决农村贫穷问题的万灵丹，广泛使用。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城市化固然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短时间内高速增加GDP，从统计数字上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程度，但对改善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却影响甚微。尤其是从长期角度的发展来看，很多时候，城市化只是把贫困人口从农村集中驱赶到城市的边缘，把他们从贫困的农人变成依然贫困的市民，对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穷状况并没有根本的作用。
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大规模城市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是需要集中人力资源，减少流通成本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副产品。由于城市化后地产大幅度增值，因此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设高楼大厦成了最划算的选择。然而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城市是建在地震带上的，随着地球进入新的地质活跃周期，而人类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很多城市高楼大厦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处在强烈地震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阴影下。2005年新奥尔良的恐怖的风灾水灾让我们意识到现代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人类面对严重自然灾害时的防范能力并没有增强，如果不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其后果不堪设想。
从国防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会令政治资源、智力资源过分集中，反而不利于国家的生存力。古今中外历史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北宋末年的都城汴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经济最发达，市区最繁华的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尽管北宋从兵员人数到军事技术都远远超过金国，但由于指挥失当，都城沦陷，几乎全部皇室成员与文武大臣被掳掠异乡，惨遭凌辱，史称“靖康之耻。”汴梁失陷后，整个国家群龙失首，尽管外地还有几十万援军，也无法挽回北宋灭国的命运。
自二战结束以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令城市在战争中格外的脆弱危险。在美苏两国的核威胁下，中国从六十年代开展的“三线建设，”把大量的工业与国防建设项目安置在中西部，给中国开拓了一个广大的战略后方，也形成了反击力与震慑力，为中国赢得以后几十年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当今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危险，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有国家安全意识。不能一味地扩张城市规模，过度集中人力与脑力资源，反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从环境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给自然带来巨大的压力。现代城市是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加上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的污染，使城市产生“热岛效应”，严重影响正常的自然生态循环。而且城市化的推展令中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日益严重。从长远来看，无论是高污染的煤炭，还是高价格的原油，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饮鸩止渴的效应。如果不从环境保护角度着眼，即使靠城市化增加了GDP，让一部分人发了财，可是大多数国民失去了健康，子孙失去了家园，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放任不法商人把大片膏腴之地变成不生五谷的住宅圈，表面上创造了财富，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数量本来就居于世界后列，城市化占地越多，粮食安全就越岌岌可危。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安全，其他的安全是完全谈不上的。靠圈地建房来创造的所谓的GDP，无非是“刮地皮”的一点浮财而已。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亿万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给。然而由于城市扩张，大量一无所长也一无所有的农村人口被动地进入城市系统，他们从就业到生存，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乃至歧视，社会福利更是难以得到保障。如何帮助这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新贫民改善生存环境，将是扶贫事业的一个重大挑战。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社会与人口结构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思城市化进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尤其是讨论城市化对推动全民脱贫致富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势在必行。
总之，我们应该破除靠城市化扶贫的迷思，认识到当今世界从技术角度来说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革命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交流，交通技术的发展也大大缩短了地与地交流的成本，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帮助突破能源瓶颈，因此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避免重走环境高污染，人口高集中的城市化老路，而直接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相结合，开拓一条因地制宜的生态扶贫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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