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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起的那一夜，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好友告知：北京开枪了。所有的震惊愤怒和颤抖都和着电视画面里的枪声彻夜难眠。
在这之前的二十几年，从学校到老师，从邻居到朋友，汉南一直坚信我们是最美好最高贵的民族，即使有各种挫折和灾难，那都是历史长河里的波澜。带着这份满满的自信，在异国他乡，尽管艰难，尽管面对着一个陌生的西方世界，汉南从来没有怀疑过身后面那个巨大而坚实的精神支柱 ---- 祖国。那年我二十六岁，跟所有刚刚出国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可以关起门来骂这个骂那个，可是却绝不允许任何外人诋毁她，善意的批评也不行，轻蔑的口气也不行。因为她就是最好的。在国内时，国若用我何妨死，到了国外，她的起伏兴衰更加牵动游子的心。
枪响之后的早晨，澳洲的天还是那么蓝，可是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身后的祖国倒在了血泊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我的祖国，被那些法西斯堂而皇之地强奸了。
我已经不记得是怎样去回应我的老师，同学和学校员工们的询问，安慰和怜悯的眼神。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那些最美好和最高贵的在一夜之间被摔得粉碎，剩下那些狰狞的狂笑挥之不去。
在那一夜之后，我们就像个弃儿在孤独的荒岛上隔海相望，像隔着洪荒的沧桑。
我们已经在精神上无家可归了。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可能都患上了自闭症了。以前喜欢玩的颠的吃的喝的全部作废，放学就去打工，放工就回家。我不再去交朋友，不再那么热情洋溢去跟人打招呼，我们那个简朴的家就是最后的窝壳，最后的城堡。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幸运，幸亏那时身边有太太，我们一起对着电视哭过，一起茫然地望着窗外的星空和中秋的月亮，心里漾溢着对那片烟雾袅绕的故土说不清道不明的眷恋和怜爱。否则，我恐怕会和好多当时在国外还单身的同胞一样，会进赌场里躲起来，进按摩院里躲起来，会在海洛因的迷雾中躲起来，哪怕地下有条缝我都想躲进去藏起来。
也许因为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我的确有段时间走到了极端，看中国什么都不对劲，连我老爹也曾拍着桌子对我吼：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
我是，可是我再也不会天真地以一个中国人就去自豪。我首先得是个人，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任何让人卑屈压抑的地方都是豺狼的居处，别跟我狗屁那个祖国，在祖国你有发言权吗？你睁开眼睛除了谎言还能看见什么？
六四让我们长大了，再也不盲从任何教科书，包括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汉南是理工出身，搞工程的，在广州时跟一帮个体户混钱，在澳洲又忙着混日子，正是在六四之后，我才对读书有了真切的兴趣，才明白要正反两方面地阅读和评介中华文明和历史。
后来我们搬离了那座小楼。我去了新加坡，太太迁往墨尔本，在澳洲大陆的最南端等我归来，几年的思念，相聚分离，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我们一起哭过的小楼，一起躲进去的小楼，一直就在哪里静静的见证重逢，见证我们渐渐走出了那些悲情和伤感。
有位朋友在我的博克里留言道：六四就是鉴别的标准，我深以为然。
在海外，一般地，如果你能了解一个人对老共，老毛，对六四的看法，这个人的轮廓就已经大致清晰了，他或她的学识，视野和见地全在里边了，百试不爽。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深重的民族悲剧一直是我们最深的创痛。我们铭记那些倒下去的人们，因为他们是在替我们去争我们应得的尊严和权力，他们是我们民族百年以来最美丽的中国人，也是最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就是走在长安大街上的你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