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之春：化解历史的心结反思“六四事件”

来源: 悟空孙于 2011-03-07 13:30:5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4899 bytes)

　我有一次在一所大学里听课。课堂上一位学生就“六四事件”提一个问题，说“六四事件”如果是你会不会镇压。老师听后不假思索地说，肯定镇压，而且镇压得更厉害。他接着又说，但这样做的后遗症很大，欧盟到现在还没有解除对我们的制裁。这位老师致力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平时在课堂上也是极力倡导民主宪政思想，从他口中冒出这样斩钉截铁的回答还真让我有些出乎意料。（还有一次也是这位学生问这位老师说中国民主化的焦点是否就在于要实行多党制。他回答说，我觉得不是。他没有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不是，但接着又说一党执政也有它的优点，但缺点是对执政党的监督很难。虽然中国的民主化也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并不是就要遽然废除一党专政，但民主化最后一定是要消除一党专政的，否则还能称之为民主化？抗战期间，梁漱溟先生就尖锐地指出，在一党制下谈何宪政？我真不知道这位老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萨达姆被处以绞刑后的一天，我中午在学校食堂用餐时和一位同事聊起了这件事。我说萨达姆实行独裁时在伊拉克杀死了无数人，后来万人坑就发现了好几个，被绞死掉也是罪有应得。另一个同事就立即回应说，涉及到政权问题时就是要实行镇压，像我们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时就是要把它镇压掉。这位同事当初也在北京念大学，据说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他当初想必没有仔细思量过这一问题，否则他那么积极地去参加运动不成了没事找事了吗？今年

5月份我带老母亲到北京旅游了一趟。旅途中当别人去观看演出时我们没有去。我就利用这空闲时间与旅行车司机聊了起来。他说我们北京人除了关心经济还关心政治，然后他又说了许多关于太子党的事情。我说我十分冒昧地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北京人都喜欢谈政治，你们对现在这个体制是进行合作呢，还是持批判的态度？他刚开始时觉得这问题问得太大了不好回答，迟疑了一会后又说，既然你这么问，我就这么说吧。要改变这个体制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解释了很多为什么。我又问那你对“六四事件”又是怎么看的。他说任何一个政党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要这么干的。我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当时还有那么多的北京市民起来声援学生。他回答说当时北京市民哪有起来声援。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当时所看到的情景。临到最后他居然又冒出一句话说：“腐败又怎么着？繁荣盛世（此话似有语病，笔者照录）才有腐败，国民党那时候哪有腐败？”我听了这话后像被电了一下，顿时怔住了。待反应过来后我在心里对他说：“哥们，你牛！用你们北京话说就是你真爷们！”他看我无言以对，最后说道：“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但我心里压根就没被他说服，只是无意与他再辩论下去罢了。“腐败又怎么着”这问题可以另议，但他说“国民党那时候哪有腐败”却大错特错了。国民党那时候要是没有腐败就好了。他说“当时北京市民哪有起来声援”也与事实不符。虽然他当时身处北京，但未必就一定能看到事情的全貌，况且人往往是有选择地进行记忆的，人的记忆也未必完全靠得住。但他同时也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六四事件”的这种看法。这种现象让感到有些疑惑不解，但它们又促使我去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

　　有一句有些俗气却也十分形象生动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会持有一种什么样的立场，而什么的立场又决定了他会对一个事件的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六四事件”的导火线是

4月15日胡耀邦的逝世。学生出于对这位十分开明却因为1986年底的学潮而遭到罢黜的前总书记的同情和怀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并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求新闻自由和反腐败等诉求。中共当局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不能说他们丝毫没有从维护国家稳定的角度考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维护国家稳定不是非走这条路不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内解决问题，开启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就未必会使中国失去稳定的局面。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并不想开启民主化改革，不想失去一党专政和既得利益。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也不能说是过分的，而且学生也没有提出要推翻现有政权，但民主化改革的口子一旦打开，它就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中共就会逐步地失去它的一党专政地位。这样一方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反腐败，并以此为契机开启民主化改革，一方又不愿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而是极力地维护原来的权力格局和既得利益。这样就使得事件一开始就带有尖锐对立的性质，从就个意义上说，中共当局最后又动用军队镇压学潮也是实属必然的。虽然当时中共党内也有大量的不同声音存在，但由于掌权者中的多数尤其是元老集团中的多数并不愿意让步，所以事态的发展也就无法扭转了。事后中共当局一直强调说采取这种措施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但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要是我没有从中做工作早就这么干了。他出访朝鲜期间，李鹏、陈希同等人（学潮中不少口号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到邓小平那里谎报军情，然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布了“四·二六社论”，把学潮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正是这一社论极大地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进一步升级起来。赵紫阳回国后试图通过淡化“四·二六社论”，使事态逐渐缓和下来，试图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内解决问题。然而，李鹏等人却从中进行百般阻挠，并且还去不断地激怒学生，最终使局面无法收拾。在中央领导一线里就采取什么方式处理事件争执不下时，最后只好由邓小平来拍板。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邓家开会，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军管的决定。按照赵紫阳的说法，邓小平历来就对学生上街闹事十分反感，认为这样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即使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实行军管，邓最后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①中共当局一开始就不愿意与学生进行有效的对话，不愿意在学生面前作出任何让步，就准备采取强制手段平息事件，这一点在李鹏的《六四日记》中也得到了印证。赵紫阳本着自己的政治良知，坚定地反对向学生开枪，从而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赞誉，同时也避免了由自己承担下令开枪的巨大责任，避免了自己今后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他当然也知道这样做的结局会是什么，并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为此还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的家庭成员也支持他的这种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八十年代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们在政治上所持有的开明立场使当时中国开始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本来对于国家和民族是个幸事，但它却损害了中共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先后被这个集团抛了出去。从短期看他们出局了，落下了悲剧的下场，但从长期看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由人民书写，他们终将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

　　邓小平在事件平息后说，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决定了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说对了，但他说是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却不知该作何理解。倘若说外来的影响、国际势力对我们所进行的和平演变是主要因素却大不然。这个事件发生的主因我认为只能从国内的因素去找，国际的因素只是次要的。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政治上的相对宽松，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开始活跃起来。自由、民主、启蒙等这些普世价值在社会上开始升温起来，特别是在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更是不断地高涨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旧有的权力格局又必然会带来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虽然社会要求民主化与中共当局的利益是相冲突的，但由于这时刚从毛泽东时代中走出来，中共领导人都经历过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因此他们对民主化也不是绝对地排斥。再加上这时期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也从上层推动着民主化。因此，这一时期民主化运动虽然也屡遭到打击，但一直没有停止过。民主化运动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必然要酿成八九年的学潮。但民主化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取决于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单依靠学生和知识分子是难以成事的。毛泽东早就说过，秀才造反不是三年不成，而是三十年不成。虽然这场学运也得到了部分北京市民的支持，军队进城时也遭到了北京市民的阻挠，但总体上这场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普通民众起来响应的并不多。笔者当时正读小学五年级，也知道北京发生了大事，但在我的印象中，虽然当时社会上的气氛也挺紧张的，但人们只是十分关心这场运动，并没有想到要起来响应，甚至连批评政府的声音也不多见（倒是上一年物价飞快上涨时社会上有些怨声载道的，印象最深的是火柴的价格涨得特别厉害，百姓怨言很多）。普通民众并没有像知识阶层那样受到过思想启蒙，使他们没有产生民主的激情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社会还面临着物价上涨等许多问题，但人民还是从改革中受惠了，因此，人们并不想失去这个局面，也不会去推翻这个政权。人们虽然还“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但毕竟已经有肉吃了，骂一骂、发发牢骚只是想吃得更好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局面，而是当学潮发生时普通民众也纷纷起来响应，中共当局在这个事件中能否扛得过去就很难说了。因此，可以说正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挽救了中共，而在一线领导这场经济改革的赵紫阳却落了个如此悲剧的下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八十年代的中国最后以“六四事件”而告终有其相当的必然性。但我们却也不要就此得出当时非如此不可的结论，更不要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其偶然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来实现的。人是有理性的，同时也是有性情的，在很多的事件面前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的选择被许多的因素共同左右着，有时甚至一念之差就改变了我们的选择。在人的一生中，很少有非如此不可的情况发生，正是因为有选择才决定了我们命运的起伏不定，也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丰富多彩。当

1989年面对这巨大的学潮时，中共当局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民主化从短期看固然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从长期看对他们却同样是有利的。就像在一个没有规矩和秩序的市场，人们能否获取利益在于会不会强买强卖和坑蒙拐骗，这表面上看对于一些人是十分有利的，他们可以巧取豪夺、坐享其成，但实际上却是谁都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因为无序化只会使市场不断地萎缩，使蛋糕越做越小，而且那些巧取豪夺的人也无法避免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都是赢家。而如果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秩序，人们就不得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方面市场的机会变多了，另一方面人们自己的利益也变得安全了，从而就会产生双赢的局面，社会也正是这样不断地走向繁荣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错，但这除了维护现有的权力格局以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即放弃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化的结果是使经济社会得到发展，可以水涨船高，把蛋糕做大，社会各方都可以从中受益，包括既得利益集团；民主化可以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权力，避免社会为权力专制付出高昂的成本。在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下，可以促使掌权者去适应这一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然后习惯成自然，在这种良性的制度下去追求更为长久的利益。在“六四事件”中，由于学潮的目的并非要推翻现有政权，这本来为我们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民主化改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通过努力也曾经使局势得到了缓和，他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内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事件本来有得到和平解决的机会。然而，其他人却缺乏这样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远见，而是一味地从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一定要把学潮严厉地镇压下去，使学生再也不敢上街。再者，历史除了要讲事实，还要讲是非。中共当局最初把事件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动乱，后来不这样提了，而只说是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实际上是对原先立场的一种后退，但仅仅这样又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的真相终究是无法掩盖的，历史的正义终究是要得到伸张的，对“六四事件”的平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直讳莫如深恰恰说明了它对“六四事件”定性的站不住脚，否则何必讳莫如深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六四事件”最终以流血的结局收场，当局无疑要负起主要的责任，那么学生方面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公民通过集会游行表达民意，它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后来中共当局又出台了有相关法律法规，实际上是限制和取消了公民集会游行的自由，但这种法律本质上是一种恶法，通过集会游行表达民意永远都是正当的，也完全符合民主宪政的宗旨。但在这场运动中学生方面也有着许多教训值得认真吸取。袁伟时教授认为：“群众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这个是可以的，包括示威权，这个是允许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是幼稚的。他们不懂得适可而止。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自由，这些是合理的。但是，要妥协，要适可而止。当前国家发展程度，那一些能够接纳，那一些不能够接纳，这个不是随便可以确定的。应该收兵的时候，应该复课的时候，不回到课堂里去，坚持一下子不能够做到的东西，这个是幼稚。结果造成矛盾不可收拾。从学生方面讲，这些是错误的。”②李敖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针对也“六四事件”说过：“开枪对不对？当然不对。但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笨呢？”他话糙理不糙。追求民主既要基于一种理想的追求，又要基于一种现实的考量，没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我们就暂时不做，可以避免的牺牲我们都要避免，“革命是要教人活，不是要教人死的”。我们要追求民主，我们为此也要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但牺牲不是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流的血我们都不要去流。我们要以理性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追求民主，因为用用激烈的方式追求民主只会欲速则不达，用暴力的方式追求民主只会带来以暴易暴。

　　“六四运动”无疑写下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为了追求民主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然而，它同时也结束了中国

1980年代的政治宽松期，从此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良性互动的蜜月期过去了，中共的集权政治变得更加牢固起来，中国更加朝着权贵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又是让人嗟叹不已的！它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的痛和巨大的结！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个心结是无论如何必须解开的，对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的成败。我们各方都要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好这一问题，使它转化为宝贵的历史教训，而不是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于中共当局者而言，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巨大错误，而不要一直采取扭曲或者掩盖历史真相的态度，因为历史真相终究是无法扭曲和掩盖的；也不要一直让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历史的是非和正义之上，因为历史的是非和正义终究是要得到彰显的。对于海内外由这一事件而产生的民运人士而言，也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六四事件”，不要因此而郁积太多的怨气，更不要产生一种戾气和仇恨，因为这样只会带来以暴易暴，无法完成我们社会的和平转型；更不把它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因为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宪政的宗旨。历史也许将会证明，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六四运动”将是一个可以与五四运动比肩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注释：

　　①

事件的过程参见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②

袁伟时：《当代思潮与社会变迁》，袁伟时新浪博客

2008-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