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人预料到,上海会以这样惊动天地无法阻挡的速度大规模重建起来,而我自己离开上海之后跨越海洋的大搬迁,也是在出国之初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重建之后的上海,除了旧时租界里几条标志性的马路和几个标志性的建筑,是一个全然让人陌生的城市了。它大得、高得、灰得、忙得简直具有胁迫性。发财的机会就仿佛是尘霾里的微粒,无处不在地悬浮在这个都市的上空。虽然不自在的时候拿上海人来开销一下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心理平衡疗法,然而纯粹在嘴皮子上开销的治疗效用已经不大了,越来越多开销着上海人的人要来上海买房子、要来上海生活了。走在这个城市里,看到40岁以下的白领阶层,其实已经无法分辨这是上海人还是开销上海人的人了。上海变成了全国的,甚而是全球的,这些年来被开销得连自己的方言也式微了,穿件睡衣都不得不看人的眉眼高低。 而我搬来搬去的,心却反而慢慢安定下来。东南西北的,无论在哪个半球生活,只要语言不变,思维方式、行事作风便是相似的。搬多了我反而习惯起来,觉得“搬”也可以是生活的常态。终于有真心疼爱我的人在身边了,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但是奇怪我却很少为自己的际遇流眼泪了。是不是离开故乡、是不是在职场的江湖里沉浮、是男人还是第二性女人,我们被生下来就要活下去,在这个过程里,谁又是轻松的、谁又天然被赋予了发嗲的权利呢。
我们仿佛是一粒米,上海则好象是一锅滚烫的粥,落入其中便只有跟着一起急速翻滚,不知所以。而他乡于我们倒更象是一碗温吞水,浸入其中便徐徐沉到碗底。我们三个人在温水里沉静下来,连得朋友都不大肯交了。是可以去中文学校结交些朋友的,周末节假日里便可以有大队人马挨家挨户轮流去派对。然而人与人一旦交接,便会生出千丝万缕的牵绊,热闹是以失去散漫行动的自由为代价的。好在只要及时交税、按规章办事,在这里特立独行的自由散漫是不妨事的。
我们离家乡远了,离人群更远。从新年开始,到春节、复活节、……、一直过到年尾的感恩节、圣诞节,我们永远也只有三个人在一起。三百匹马力的越野车载着我们穿越繁忙陌生的都市,走遍崇山峻岭。在人迹荒芜的群山脚下、在被人遗忘的墓地里,那座最高的石碑下面刻着:伊丽莎白-麦考曲太太1798年4月安葬于此,时年82岁。两百年了,那个时候竟也有这么长寿的人啊?这长寿的麦考曲太太是从爱尔兰还是苏格兰坐帆船飘洋过来的?石碑开裂了,上面杂草丛生,麦考曲现在的后人在哪里呢?长着白色尾巴的小鹿跟着鹿妈妈鹿爸爸从墓碑间左顾右盼地跳跃过去了,走到墓地尽头时它还支起脖子来回望我们。麦考曲太太如果有后人的话,现在也该传到第十几代了吧。她不是名人,没有人记得她,连她的后代也把她遗忘在这荒郊野岭里。我抬起头来看看天,深山里的天真蓝啊,白云在澄净得让人心痛的蓝天里悠悠地飘过,仿佛跟它好商好量的话,是可以跟着一起云游四方的。那么我以后就是葬在这里了么,跟这些不相干的爱尔兰还是苏格兰人在一起?或者还是回到苏州的东山去罢,奶奶和外婆是葬在那里的。在东山的墓碑上,每个头像都跟我一样长着平面的脸孔吊销的眼,他们倒是一律谦和地微笑着的,到了墓地里,大家终于可以放下一辈子的警备了。我看看身边的狗狗,他正弯腰在墓地里找蚂蚁。一直以来,死亡最困扰他的就是“埋在地底下的时候有蚂蚁爬到身上来咬那怎么办呢?”宝贝你既然怕蚂蚁,那妈妈不如一把灰直撒到海里去罢,如果我自己不在乎,又有谁会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