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一点多钟，一阵电话铃声大作，把我和妻都从睡梦中无情地吵醒。妻拿起电话，是国内武汉打来的。立刻，一股不详的预感袭遍了我的全身。来美国学习工作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接到国内的电话。我赶快翻身起床，抢过电话，小弟在那一头沉重地说：“爸爸已于昨天去世了。”母亲在电话那一头说：“昨天我在阳台上凉衣服。听见屋里大叫一声，赶快进屋，就见你爸爸倒在了床上，听了听心脏，已经没有了跳动。”放下电话后，一夜都不能成寐，心情万分地沉重。
远处路灯隐隐照来，窗外后院里大树在风中摇动，树叶象无数只手在向我挥别。阴阴的天，湿湿的雨，父亲的许多往事潮漫潮涨地涌上来。心中布满了一种苍凉的感觉，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又一次回忆起二三十年前的一桩小事，我也不知为什么，这桩微不足道的小事竟如此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父亲是一位长期从事电力工作的技术人员，一个老实人，诚实人，正直人，正派人。象当时千千万万个青年人一样，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背上了政治黑锅，被划入限制使用范围。他自一九五三年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参加工作后，工作上是业务骨干，政治和升迁上却一直受到压制，被区别对待。这使得他脾气有点古怪，也使他办事说话十分地谨慎。因此历次运动中并未挨整，成为右派什么的。他曾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真正受了点冲击，进了学习班。长期的压抑，不公平的待遇，有志不能伸，父亲的心中很苦闷。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风清月朗的晚上，他向我讲起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讲得非常地精彩，我知道父亲心中的抱负，生不逢时矣。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他自然逃不过。离开武汉的前几天，他心情不好。他们单位被下放到鄂南山区通山县。如果他走了，家里就剩下了我们弟兄三个，我老大，那年十二岁。母亲当时生活在另一个县城，一九六四年湖北省长张体学到鄂北山区搞“四清”，带了一个巡回医疗队，母亲是眼科医生，经组织安排也去了。“四清”以后，因当地医生奇缺，又经组织安排，留在了当地。从此我们家一分为二，父母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和两个弟弟同父亲一起住在武汉。 要走的那天，父亲一大早出去了，回来时买了一小罐四川出的金钩豆瓣。那罐子很漂亮，十分小巧，上了釉光，古朴古香中透着一股文化气息。在文革那物质极端匮乏和摧残文化的年代中，这小罐焕发出来的生气是那样地让人耳目一新。我们一家人都十分喜欢吃这金钩豆瓣。那味道极好，辣辣地，有麻油香味，很下饭。要下放了，父亲什么都没带，只想带一罐金钩豆瓣去通山。 父亲进了屋，将小釉罐子放在桌子上，就去收拾行装。东西很少，他很快就收拾完毕，然后把我们弟兄三个叫到一起，叮嘱我们在家里要好好的，互相爱护，不要打架。我们弟兄三个萝卜头一般高矮不齐地站在他面前，我心中很难过。父亲带着一顶当时很时髦流行的军帽，洗得都有点泛白了。他喜欢这顶帽子，老是带着。他满是胡茬的脸上，驾着一付眼镜，镜片后目光充满了担心，焦虑和迷茫。他不放心，可是没有办法。父亲不善言辞，我们父子四人就这样默默地对望着。 父亲看看小闹钟，该走了。 他拿起行装，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望了我们一眼，沉默了一下，然后走了。我跟出门，走在他后面，一直到宿舍的大道旁。他让我回去，我站住了，看着他心事重重地离去。他走远了，看不见了。 我在外面待了很久，才慢慢地回到家里。一进门，赫然看见那个小罐子还放在桌上！忘了，父亲忘了带他喜欢的金钩豆瓣。
我知道那天所有去五七干校的人都要经过航空路口，这是市委的统一安排。我们住的电业新村离那里不远。我抱起罐子拔腿就跑。 跑了一里多路，就见航空路口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一辆辆解放牌汽车披红挂彩，载满了去五七干校的人们。车上的人胸前都挂了大红花，手里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我抱着罐子钻进了夹道欢迎的人群，在过往的车辆上寻找着父亲，想把装有金钩豆瓣的罐子交给他。 我在人群里挤着钻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过往的车辆。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去五七干校是很光荣的，要有人欢送。我的爸爸没有人欢送，我的妈妈远在几百里的地方。没有人欢送爸爸，连他想要的金钩豆瓣都忘了带走。我当时是多么地希望看见父亲，交给他这罐金钩豆瓣。到了通山后，没有了金钩豆瓣，他拿什么下饭？我急得快要哭了。 看呀看呀，有几次远远地看着有点象爸爸，等车子走近了发现又不是爸爸。慢慢地我开始失望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所有的解放牌都通过了，人群都散了，锣鼓声没有了，高音喇叭不唱了，只有我，还抱着小罐子站在航空路口。一个小男孩满心苍凉地站在那里，他的父亲去了遥远的地方。 我已经记不起后来是如何处理那个小罐子的，但有一点很确定，父亲在通山没有吃上金钩豆瓣。 二十多年后，当我已经是当年他那个年龄的时候，向他提起过那罐金钩豆瓣。他说那天他乘车经过航空路口时，心里不存希望，但还是努力想从人群里发现我们兄弟。他没有看见。
文革后，父亲一切才开始正常。由于业务精通，一九七九年他被派往瑞典验收由电力部引进的大型电力设备。当了二十多年的技术员，短短数年间连升数级，最后以教授级工程师退休，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人生和事业。同事们和家人都为他高兴。我们兄弟也都争气，文革一过都考上了大学，学有所成。我留学美国，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小弟也是武汉一家医院的儿科主任了。 在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前，我从美国给他打电话，伙同家里人要给他祝寿，要在武汉市最好的饭店给他庆祝七十大寿。我已经订好了飞机票，专程回国为父亲祝寿。可是我又一次落空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走了。他大概是又忘记了。一个大男孩又一次失望地难过地站在路口，满心苍凉，他的父亲去了遥远的地方。再也不会回来了。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原文载于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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