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在面包店里就近用过午餐就回家收拾行李，却不经意地听见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这令我刹那之间当众流下眼泪。
据说80年代的一次讨论中，刘晓波先生曾指出国人专意钦慕这个奖项的心态为"幼稚"。但是，他却成了第一位身在大陆本土而获得该奖的中国人。多么讽刺。
那夜无眠。忘了怎样把各种旅途用品胡乱塞进行李箱，也忘了向花坊姐姐讨要联络地址。坐在客厅里一遍一遍听新闻，各类报道及评论令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网上甚至随即出现了08宪章中英德对照版本。
第二天开车去慕尼黑，整个上午听新闻说刘霞女士失去了联系，下午才听说出现在辽宁境内、预备第二天探监告知获奖消息； 也听到了德国总统Wulff对她的高度评价以及向她的致意。
伴随着新闻，这一路的心情可谓跌宕起伏、忧喜交织，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胃疼起来，几乎伴随了整个旅程。
休息了一晚从慕尼黑机场出发，工作人员打出登机牌之后，却猛然发现我没有签证，而她分辩不清Republic Korea与 People's Republic Korea的关系。
电脑检索无果，她拉上同事一起去给伦敦总部的Britisch Airline打电话，并且安慰我说：别着急，主要是North Korea太好了，舍不得公民轻易出行。
我笑笑，并不焦急。因为这本护照而遇到的波折，委实算不上是第一次。
上上个月，因为德韩之间文件的差异，和一位女法官在激烈争辩中相互摔了话筒。不过，最后却是我大获全胜。显然，比护照更重要的东西，是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素养与意识。
而这一点，发给我护照的那个社会已经切实教会了我，没有因为我是在自己的祖国连举权都没有的草民而缓行。所以走遍世界各地，只要是同样的民主社会，就从来没担心自己会吃亏。那本护照对我而言，惟有珍惜。
登机之后，面临另外一个大问题：飞机延迟起飞40分，而在伦敦的预定转机时间却只有一个小时。不过，幸运的是，衔接航班凑巧也会延迟半小时。
与其他几位旅客飞奔至中转处，工作人员一看登机牌就声称太晚，只能改签第二天。我认为这种态度太轻率，回过身向另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提出质疑。她犹豫了一下，打开Express通道说：那你们试试吧，祝你们好运。
结果是： 等我们顺利到达候机厅，衔接航班还在候机。大家不由得庆幸我的坚持，并且感叹英国人的通融精神。不过，这样的事情似乎也不太容易在德国发生，那里的地勤人员想必早已通过对讲机获得精确的航班信息。
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海关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对我笑道：欢迎你回家。
我们不由得一愣。先生解释说：我们都是外国人。
出了海关，心里很错愕，怀疑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聚集在了美国，机场里满是一群群衣衫邋遢、叽叽喳喳大声说话的印度人阿拉伯人。
领取了租来的车驶到酒店，整顿行李后沿着Market Street 一路走到China Town，除了震惊，还是震惊。似乎第一次见到街上如此多的乞丐或流浪者，相比之下，德国不仅数量少、并且衣冠也整洁。并且，他们至少会怀抱吉他或者牵条狗狗或者推销一份小报。不过转念一想，这些流浪者至少没因城市形象而强遭转移，不由得又感叹于这座城市的宽容与大气。
不知为什么，此时才忽然记起了这首歌：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You're gonna meet some gentle people t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