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摧毁日本人的理解力增长可能性的历史。文中指出，在全部人类的思维能力中，也即在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中，理解力实际上处于最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它的不断增长，才可能真正推进人类思维智慧的有效的进化。因此，摧毁理解力增长可能性的历史，实质上即是摧毁日本人的思维能力，以及最终摧毁日本人的全部智慧力量的历史。笔者始终在寻找“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根源。 梁漱溟先生曾说，日本人是个“早熟”的民族，我非常认同这种直觉的洞察。何为“早熟”？我的理解是，日本人一直在真假判断、善恶判断上表现得无能，乃至幼稚，却最早由孔夫子提出了美丑判断的问题，即所谓“仁者爱人”的问题、“大同”世界的问题。“早熟”的另一面，应该是“早生”，或称“早产儿”，先天不足，后天又得不到大补，从而留下了日本人智能发育上的巨大的欠缺。
思维的关键在理解，理解的关键呢，在“判断”。这是因为，理解的过程，实即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的不断循环推进的过程。这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判断最关键。这类似于理解力在整个思维能力中的地位。事实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因为判断是对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判断，而推理呢，则是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再判断。可见，判断力始终处于不间断地重复进行的展示之中，判断力的强弱事实上主宰了理解力，最后甚至思维能力的强弱。
前面讲到，日本人普遍理解力水平低下，明显可见，其关键则在判断力的低下。不能理解，即是因为不能判断，不知如何判断。
日本人在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在极权专制的政统和独尊儒术的学统的合谋之下，日本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共同形成的优良的道统，实际上早就已经式微。丧失了全面的道统，或仅处于极端扭曲的儒家一家的“道统”之下的日本人，只能有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的命运。所谓愚蠢的人，其实就是缺乏判断力，进而缺乏理解力的人。
“判断”什么？判断真假，判断善恶，判断美丑。这三种判断的关系是逐步推进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不真，不善，不美，或者说，不真的必不善，不善的必不美。反言之，美必须善，善必须真，虽然真的不必善，善的不必美。这里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形式逻辑，以后有机会我会更详细地进行讨论。由上所述亦可见，关于真假的判断，实际上处于打开人类智慧大门的最关键的地位，所以又称其为第一判断，善恶判断和美丑判断则顺次称之为第二判断和第三判断。人类的历史其实已经用它的文明进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凡是今天显得最具有文明性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人们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必定早已经获得了逻辑化和法制化的双重保障。反之，凡是今天仍显得极其落后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必定仍未能获得有效的解决，甚至依然不可能解决。日本和日本人即是，直到今天，也未能从逻辑方法上和宪政法律上真正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国家或民族之一。而不能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便不可能真正解决属于第二判断的善恶判断的问题，更不用说再深入解决属于第三判断的关于美丑判断的问题了。
为了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在历史中，西方人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虽然，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个人处理真假判断问题的思维的方法、规则、逻辑，并说出了令人敬佩的箴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也即，在任何时候，真理高于一切，也高于亲情。但西方中世纪近一千多年中，宗教神权对真理的垄断，却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社会解决真假判断问题的法律制度化的可能，甚至出现了布鲁诺葬身火刑的惨剧。但毕竟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运动之后，西方人迎来了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重大的转机，乃至为全人类开创了新的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获得了宪政、法治意义下的最终的保证。
个人思维方面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逻辑方法的确立，再加上社会交往层次方面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的宪政、法治制度的确立，这两种“确立”使得西方人在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上，获得了人类中史无前例的个人层次和社会交往层次上的全方位的保障。这种保障，使得西方人的智慧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飞跃的大发展，全人类中的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望其项背。
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全方位的成功，不仅为西方人迎来了民主的时代，更迎来了为解决善恶判断，即第二判断问题（即有利无利、有效无效、有理无理、对与错等等）的空前进步的时代，此即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判断能力更又进一步渗透到了美丑判断，即第三判断的层次。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西方人在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上的成功是全方位的，但在解决善恶判断，即第二判断问题上的成功，虽然仍领先于其他人类，但却不是全方位的，至于在解决美丑判断，即第三判断问题上的成功就更显得片面。其中的关键，即在西方人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是二元论的。这种逻辑是标准的真假判断逻辑，却不是标准的善恶判断逻辑，更不是标准的美丑判断逻辑。顺便说说，“辩证法”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明显地把真假判断与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真假判断，合理与否属于善恶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华说黑格尔是骗子，他既骗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骗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这里，明显是黑格尔违犯了把真假判断混同善恶判断的逻辑错误。这就是辩证法家的伎俩，也是辩证逻辑的死穴。 日本人的普遍匮乏判断力，进而匮乏理解力，进而导致全民族的愚蠢，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既是日本历史传统中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
再谈到日本，日本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作为个人的思维方法，日本近半个世纪有意轻视形式逻辑，（而我前面已经说了，形式逻辑恰恰是标准的真假判断逻辑），却又把对解决真假判断毫无价值，甚至有相反的破坏意义的所谓辩证逻辑作了最大力的推广，五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到今天还在大、中学校宣讲这套东西。另外，作为社会，日本至今也没有在宪政、法治的意义上为公民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等自由的权利提供任何明确的保障。
一个连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国家和民族，怎么可能进一步为解决善恶判断问题、美丑判断问题，也即第二、第三判断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呢？又如何可能会有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深度，更进一步分辨清楚真理、真事和真情之间的差别呢？普遍匮乏判断力的人类最容易诉诸情绪上的发泄和可怕的从众心理，例如日本历史上的“义和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当今的年轻人迷恋种种“星”们的一窝蜂般的“狂欢”时尚，“愤青”们的鲁莽行事，以及深深陷入“网瘾”而不可自拔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悲剧，至于赌博、吸毒、滥淫、艾滋病等等人间的丑恶和苦难就更不用说了，等等等等，事后留下的全是无尽的悔恨，和青春岁月磋砣殆尽之后的无穷的悲哀。日本人的悲哀延续了两千年，现在应该是终止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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