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陌生的北韩国歌响起，电视机前的我才错愕地发现这次竟然不是南北韩都熟识的《阿里郎》，并且忽然看到旅日韩侨郑大世球员满脸的泪水。 仅此一个瞬间，我自己竟然也泪流满面。先生慌乱地为我搽拭泪水，自己却也红了眼圈。
如同去年, 当电视剧《柏林墙》(Die Mauer - Berlin '61)接近尾声，当绝望的父母在墙的另一端眼睁睁地看着逾越失败的孩子如同瑟瑟发抖的羔羊落入东德士兵手中，画面上打出这样的字幕：
“他们由此分离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后再相见，他们却已形同陌路.....”
那一瞬间, 巨大的悲怆感涌上心头, 我们禁不住泪水奔涌。 而那个晚上, 也是第一次看到，德意志民族的心中，也埋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球赛途中, 病中发烧的我忍不住昏昏欲睡，但当忽然听到北韩进球的欢呼, 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为之鼓掌, 而眼泪又一次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在韩国生活成长的那十几年里, 深深感受到这个民族的悲情，看到了极度重视亲友家族的南北韩人民是怎样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 记得以前南北关系相对平稳时, 双方会定期举行离散家族团聚会, 但却并非每个离散家庭都有相聚的幸运：总是有人阴阳两隔, 并且北韩代表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即便如此, 双方见面时也总是泪雨倾盆。 北韩同胞相比之下消瘦、拘谨而木纳，他们往往说不出多余的话语或者似乎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久违的亲人郑重地施行传统大礼。 每每这样的时候，两边的亲人总会抱头痛哭，电视机前的观众纵使铁石心肠, 往往也会抑制不住地哭成了一片。
仔细想想，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无资格枉自同情北韩人民。 当年主动追随北韩政权的大部分是韩民族的精英, 他们是充满抱负的作家、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或者文艺界演员。 并且，就连当时北韩政府所拥有的军事经济资源, 也远远超过被列入世界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南部地区。 但是, 几十年过去, 当南韩在世界上创造出三星、现代、LG、企亚这样的现代化品牌, 当南韩人可以轻松自如地于世界各地游学、旅行或者择地而居, 甚至当年轻一代可以自发为捍卫本土农民的收益而在高射水炮中顽强地抵制美国廉价牛肉的进口，而北韩的同胞们, 却反是苦苦地徘徊在饥寒的死亡线上, 并承受着严酷的思想禁锢。 这些当年怀抱着理想追随金氏政权的人们,他们一定想象不到, 他们的子民, 竟然会沦为难民而舍命逃亡, 被抓到后尊严扫地、 生不如死; 他们的子民, 竟然不被允许自由地表达自己头脑里的思想, 只能承认主体思想的伟大与感怀金将军的注视。 而在主体思想的照耀以及将军慈爱的光芒之下, 人间处处可以以党的名义实行清算, 未成年的儿童也有可能目睹自己饥饿的母亲因为哄抢粮食而遭受镇压.....
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在柏林火车总站偶遇北韩青年代表们的情景: 他们轮流以分外僵硬的姿势在德国轻轨前留影，当觉察到我们的忍俊不禁，齐齐转过身来，向我们投来满是惊疑、戒备与充满责难的目光。 那样的目光让我的内心至今隐隐作痛, 却也让我后怕不已: 设身处地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北韩公民, 或者是在北韩生活，他们该怎样处置我们? 而那里的人民又该处于怎样的恐惧与紧张之中? 我的婆婆出生于二战，她对纳粹德国的所有记忆仅仅限于一台被盖世太保(Gestabo)试图收缴、却被她的母亲奋力砸毁的家藏收音机。 但战后平静安宁的生活，却还是无法根除她由此深埋在灵魂深处的恐惧: 这么多年来，她还会忽然梦到自己被纳粹军人所追赶或者没有理由地判决。 那一种绝望与无助，对当事人来说，就算从来不会想起，却也永远都无法忘记......
大概正是这样，总是能深深理解并由衷感激那些所有同情北韩同胞并施与援手的人们。 比如赶着几百头耕牛越过军事分界线去接济同胞的现代会社会长，比如向开城工业区派遣大批技术精英的韩资企业或者研究所，比如热心收容或者掩护北韩难民的中国朝鲜族同胞们，比如这个世界上所有同情北韩人民的好心人，包括自身拮据却向流落德国的北韩偷渡女孩提供援助的我的捷克同学、包括举着韩国国旗为朝鲜球队呐喊助威到最后一刻的南韩球迷们...所以郑大世哭的时候，我也止不住泪水狂流，因为我和他一样了解这个民族的苦难, 也和他一样, 衷心希望这个民族所有无辜的人们能够一切都好, 真正地远离贫穷、饥荒与精神钳制的痛苦...
但是，同样有一个问题不容忽略：这里所谓的无辜的人们，是否真的不需要反省自身的责任？暴政与专制的形成，岂能离得开愚昧的群众基础？ 当年这些人的父辈选择了这样一个政权，是真心地充满向往；但当红色家族世代掌权、直至形成家天下的局面，这些人们及其后代可曾反对过些什么、又曾抗争过些什么？从90年代以来, 仅从南韩本土输向北韩的各种经济援助就高达40多亿美元；然而, 正是在此期间，北韩一方面大面积爆发饥荒、另一方面却大手笔试验导弹发射并先后两次推行核武器试验，并向南韩不断派遣间谍人员。 但是除了早些时候派遣的旅日侨胞之外，北韩本土产生的间谍们在超市里连儿童尿片都认不出来，可谓洋相百出，其中一位女性更是在被捕之后咬破药丸当场自尽。 本以为只会在纳粹文献中出现的惊人场面，不知令多少善良的人们看得心惊胆战并摇头叹息，并且永远也无法理解，那该是怎样一种深度的洗脑教育。 这也令我想起一位曾亲身在开城技术区参加援助的闺蜜，她曾说，无论怎样在正式会谈中反映意见，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但私下里在寝室里所发的牢骚，却往往能在第二天得到戏剧性化解。 当一个政权的权威需要通过隐形的窃听器来进行彰显，这究竟是一种强大，还是一种悲哀？
曾有一位学长的女友因为看待北韩政府的意见分歧而愤而解除婚约，因为她无法认同未婚夫对北韩政府所持的谴责态度, 始终认为应该对之怀抱希望。 并且，旅日朝鲜会中这样的想法其实也算不少，他们曾是韩国本土之外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最大市民团体。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容忽略的事实却是，不管是这位学长的女友，还是那些旅日朝鲜侨胞，或者郑大世先生，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民主国家，他们都有选择自己意志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当然也受到保护。 这正如世界杯满街的德国国旗与仿制的Vuvuzela令我不适、而我就可以在公众场合坦然表白一样。 而生活在专制之下的北韩同胞，他们却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更不具备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 所以，所有为金氏王朝说话的人，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不过都是有意无意地助纣为虐。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应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阶层，甚至包括国内名门大学的教授，竟然也还有人为主体思想大唱赞歌，倡导恢复举国体制，这不得不令人深深地感到荒谬并且沉重。
去年德国统一二十周年，庆典的主题是家族重逢：两位巨型人偶乘船顺着柏林的河流沿途相互寻找，最后人偶娃娃与她的舅舅终于重逢。 游行途中，水手们不断通过炮筒向人群发射传单，在空中抓得几份，竟全是东德时期被国安警察（Stasi）截获的亲族信件。 阅读之后，不得不益发理解，为什么当年经济并未破产、福利相当健全的东德人民也会忍无可忍地走上街头——因为，正如他们所呼的口号，要做没有“恐惧感的民众”（Volk ohne Angst）。可见，即使温饱层面的满足以及社会福利的保障也无法最终逾越人类对自由尊严的本能渴望，而那企图以枪声吓退民众、或者宣称以导弹原子弹实行统一大业的政权，岂能一统人类原本就比天空还要广阔的精神向往与追求？
肌体的疾病总能医治，但心灵的疾病却无药可除。 那天我哭了，我的眼泪，为那专制下的人民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