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出于孤独的本性而凑合在一起，这并非爱情。
有人问晚年的毛泽东，周总理这么好，为什么不选他为接班人？毛泽东说：周总理好是好，可是缺乏这个（毛比了一个“砍刀”的手势）。
西方社会很注意研究人，把人性研究得很透，目的是为了人，开发人。中国几千年社会也很注意研究人，但目的是为了控制人，管理人，约束人。
国外一家医学院校教学主楼门厅，挂着一幅巨幅图画，画的是一位教授指导一些学生解剖尸体。学校规定解剖课前学生都要到这幅画面前默哀两分钟思考，这具尸体没有生命，没有名字，为培养我们做了什么？强调的就是这种人文情怀。
美国建筑大师贝聿铭说：“去炸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背后策划的人，是智商很高的人。”两次飞机去炸，撞底部和顶部都不会塌，顶多塌一块，撞底部它就更不会塌了。两次飞机撞的都是同一部位——1/3部位，从力学观点来看，是能把大厦撞塌的部位。
在一个国际夏令营，老师要求多国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世界粮食匮乏问题。美国学生问：什么叫世界？非洲学生问：什么叫粮食？欧洲学生问：什么叫匮乏？中国学生问：什么叫问题？
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的。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封建王朝签订屈辱不平等条约最多：宋朝和清朝。而且这两个王朝都擅长送钱给入侵者以买来平安。
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墙报装饰图画多用向日葵。为什么是葵花呢？因为那时侯领袖被称为“不落的太阳”，“向日”自然就是永远跟着领袖走，一颗红心永远向着领袖。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彭尔宁在自然科学院墙报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跟着党走。但是，康生等人认为：“向日葵”就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彭又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必然是日特兼国特。“文革”后，彭得以平反。
中国一些人总是喜欢说：像我们这些问题，美国也有。
中国的城市、农村里到处都有围墙，庭院深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中国的建筑外面是封闭的，里面却是透明的，没有一个父亲到女儿房里要敲门，问我能进来吗？女儿打完了电话，妈妈都会问你跟谁打电话了？
欧洲的教堂都是在市中心，而中国的庙宇是在深山老林。
中国人最轻视人格权。人格权就是做人的尊严的权利，比如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比如“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画成毒蛇，其实刘少奇仍然有他的民事权利不能剥夺，你把这个人画成毒蛇，你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美国的犯罪嫌疑人被警察逮捕时拥有沉默权，而在中国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保持沉默就是抗拒。
韩愈说：过于淡泊，就会萎靡不振。
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
徐志摩说，抽烟就是吻火。
优柔寡断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尊和表面上的优越。
《红楼梦》之后，再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梦》，没有曹雪芹那样的家庭，没有像曹雪芹一样，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没有那个经验，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没有跑过江湖，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写不出来。文学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李后主的词好，他花的本钱大，也是当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里丢掉，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幸。
清代才子袁枚二三十岁名满天下，出来作县长，赴任之前，去向老师——乾隆时名臣尹文瑞辞行请训，老师问他：年纪轻轻地去做县长，有些什么准备？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老师说：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袁枚说：现在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子，有几个能像老师您这样不要戴的？老师听了之后也觉得他说得有理。当袁枚出来之后，同砚好友问他与老师谈得如何，袁枚说：已经送出一顶高帽子了。
画家石鲁经常呆在树下看鸟，后来从树下升格为树上，并且对其夫人说：“我是鸟。”
契柯夫说过，除了告密信之外，他什么都写。
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们都有点清高，认为吃是很俗的事。其实吃是人生第一需要。
就连写《蔑视虚荣》之书者，也把自己的名字题在了书皮之上。
死亡也是大自然赐给人的恩惠之一。
一位日本导演的儿子评价他父亲：“他每天总是喝得醉醺醺回到家，而且老是带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回来。琴棋书画等文人玩的东西，他也从来不沾。”
朱元璋对刘基说：“本来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
香港电影掌门人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
悲剧能够净化人的心灵。
有一位老妇人的儿子死了，她很伤心，向佛祖哭诉。佛祖对她说：“你去城里走走，问问有哪一户人家家里根本没有死过人的。”老妇人便挨门逐户去打听，结果每户人家都死过人。于是，她向佛祖说了这一情况，佛祖说：“这便是了。”
据外国心理学家研究统计，很多搞摇滚音乐的人，都是出身于破悴的家庭。
中国摇滚乐队二手玫瑰主唱梁龙说：我们在生活找的东西很多都是二手的，房子、汽车，甚至你的女朋友，也是二手的。
项羽不杀沛公，曹操之遣刘备，桓玄之容刘裕，类如此耳。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图也。
顺者为孝。
戏子陈道明说：“因为我时日无多，所以不喜欢看小说，而喜欢看历史，想多了解一些实事。”
作家毕淑敏说：“读书很多时候其实是和死人打交道，图书馆和书店里头堆积的大多数是思索者的木乃伊。”
死亡是一种幸福，一种无比深邃的幸福。
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将元朝和清朝称之为“伪元”和“伪清”。
法国莎士比亚书店二楼地中央摆着一张行军床，以便于让旅客睡觉。
英国海伊书镇创始人理查德•布斯说：“我是一个充满混乱的人。”
磨墨是文人墨客的一种雅趣。
英国的伯里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
日本人将书店称之为贩卖情报的基地。
“武斗”这个词，《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都不收。
“文革”后期，江青想删掉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上的林伯渠，据说江青恨这个人。在延安时，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就有林伯渠，搞“约法三章”的也有林伯渠。
在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而言。
在机关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比如报纸上登出某地又揪出一个贪官，你只能选择腹诽，如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地猛烈抨击，有人会认为你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于是，你会成为他人尤其是领导设防的对象。大家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季羡林先生说：印度的地狱是真正的博大精深，而“文革”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一想起牛棚岁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
中国悠久的历史，到底是一笔丰富的遗产，还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张定璜说：鲁迅先生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日元最大面值的钞票上，印的是一位教育家。
殷海光有一篇文章，《红卫兵是义和团吗？》
牛汉说：我平生结识了不少作家和诗人，他们取得了各自的成就，但年龄不过六七十岁的光景，便巴望能平平顺顺度过晚年，墙上挂起了“难得糊涂”的座右铭，逐渐木化的面孔上绝对看不到九十一岁的毕加索那双充满绝望和憎恨的具有生命感的眼睛。
海瑞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他对明初朱元璋“剥皮楦草”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并建议恢复“毫发侵渔者加惨刑”的祖制。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
据说，达尔文之所以能提出进化论，是因为他乘船长途旅行，在各地滞留，遇到各种各样不同风情的结果。
西方比较早地产生了商品经济，而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
最常见的叫床用语是“oh, my God”，哪怕当事人是无神论者。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中国，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文革”。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了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与名家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