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
我们中的大多是都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以阶级、立场和党派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而抛弃了朴素的、与生俱来的、最最根本的价值观。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分辨好坏的能力，一种对事实冷静地、客观的判断，一种能看穿“皇帝新衣”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中常使用一个名词“站错队”。中国几百年来，有两派，保皇和维新。这两派一直在争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选择一种立场。于是，我们的对立面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哪怕是亲人也决不相让。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毛泽东，我个人对毛泽东是崇拜的。他是一个世纪伟人。有人称其为“国父”，我却觉得不能接受，我对国父更高的标准。有人称其为国贼，我也不能接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挑起革命的。在这个口号下，我们的敌人就只做坏事，他们做得好事也成了坏事；我们的朋友就只做好事，他们做了坏事也是好事。我们不会去宣传敌人做的好事，也不会去批判朋友做的坏事。这样社会公德就建立不起来。社会中的暴力和歧视就会掩盖在冠冕堂皇之下，摧残着社会。于是乎，打死人的事，就成了革命行动，就变得无上的光荣。做了达官贵人的二奶，也可以在人前炫耀，就有人羡慕不已。坏事就自然地变成了好事，就“党疼国爱宁做鬼也幸福”了。这真真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幼稚病。社会似乎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
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改造是卓有成效。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制造了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式思维，这种社会幼稚病。而毛泽东本人也成了这种思维的牺牲品——在许多人的眼里，毛泽东是人民公敌。凭心而论，毛泽东对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历代帝王不可比拟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根除这种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怪圈。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民主思想就得不到光大。毛泽东在中国的民主实践的伟大意义，就不能被真正的认识。毛泽东高举着民主的旗帜，却以一个大独裁者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民族文化的悲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的文艺复兴，吹响了反独裁，反对专制的号角。法国大革命缔造了世界第一个共和国家。西方世界从百年革命的实践中，找到了现代政权和国家的模式。百年革命后的中国，仍在体制改革中摸索。西方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民主用了三百年，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时间，还有二百年的路。现代中国的民主改革，无论从文化上，思想上和形式上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彻底失败，使中国革命更加艰深。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民主之风一定会吹遍全球。
近百年来，中国并不缺少民主。卢沟桥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土地改革时期，有一段时间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曾经有过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些民主时期出现的不是民主自治，而是空前的黑暗。我们每一次民主改革，每一次当家作主的机会，似乎都以极端的暴力和恐怖宣告失败，而事与愿违。我们太习惯于被统治、被诱导、被人牵着鼻子走。一旦失去了统治者，我们自己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中国社会缺少判断是非、对抗邪恶的能力，这与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一种清新的人文、人本的文化占领文艺舞台，中国社会还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还会内乱不止。
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管理方式太成功了。几千年来“大一统”的局面，严重地局限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断革命的血酬文化。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可是从人民心理上把皇权去掉，还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当从独立人格的培养做起，当从分辨好坏做起。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对国家、对个人、对自己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们不能走出非敌即友的怪圈，即使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我们也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子曰：“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则天下为公，就是这个道理。
请阅读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