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我有幸聆听了Vivien Spitz女士的讲座“Doctors from Hell”（ 注：我将之简译为“来自地狱的医生们”）。
1946年，年仅21岁的Spitz女士作为最年轻的法庭记者亲自经历和报道了著名的纽伦堡战犯审判（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als）。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对世界二战中德国纳粹战犯的审判。第二年，Spitz女士作为6名法庭记者之一被选为经历和报道了对23名纳粹医生的审判（Trial of Twenty-Three)。二个审判，尤其是比较鲜为人知的对23名纳粹医生的审判，影响了Spitz女士的一生。她的同名著作《Doctors from Hell》记载了这些纳粹医生对人类犯下的令人发指、令人毛骨耸然、和令人心碎的罪行。受害者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另外还有纳粹医生们认为的劣等民族吉普赛人，以及他们认为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和精神残疾人。Spitz女士在讲座中描述的事实和展示的图片敲打着我的心，有些图片令我流泪，有些图片令我不寒而栗。
在此，我不详细介绍Spitz女士在讲座和著作中所描述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查询或者购买她的著作了解详情。我要与朋友们分享的是她讲座中令我思考的三句话。这三句话的大意分别为：（1）二战中德国纳粹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关于善与恶，而且是关于人们无视邪恶（indifference to evil)的教训；(2)当我们对邪恶熟视无睹时，我们就是在鼓励邪恶；（3）我们应该饶恕二战中德国的所作所为，但不应该忘记这些所作所为。如果人类忘记或者不承认二战中发生的这些罪恶，我们将容易重复犯类似的罪行。
Spitz女士的讲座使我联想起南京大屠杀、联想起二战中日本军人的邪恶行径、以及日本医生在其它国家（包括在中国）的罪行。Spitz女士的讲座也使我想到二战后日本和德国在罪行反省方面巨大的差异。“如果人类忘记或者不承认二战中发生的这些罪恶，我们将容易重复犯类似的罪行。” Spitz女士不是犹太后裔，而是一位德国天主教后裔。她如此地记载和暴露同一个种族人的罪行，而不是掩盖或者涂脂抹粉。在歌舞升平和强调和谐的社会里，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如何使正义的人们愿意以及能够指出社会的弊端和邪恶？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对邪恶熟视无睹时，我们就是在鼓励邪恶。”
Spitz女士的讲座是为医护人员和医药科研人员上一堂医德课。纳粹医生和日本医生们的罪行发生在60多年前。然而，现今的世界依然有类似的罪行发生，只不过不是那么大范围和有组织而已。我记得不久前读到一条新闻。在中国一个偏僻边远地方发现一具没有器官的尸体。那是一位健康流浪汉的尸体。而他的多个器官却出现在广州一个著名的器官移植医院。同样，在我的女儿今年回国做义工的某个地区发生二起恶性谋杀女童案件。丧心病狂的凶手将二位受害女童的器官，包括角膜，都摘除了（《女儿所面对的现实（2）：失学儿童及其它》）。如果不是有医护专业知识的人协助，外行人不可能做得如此彻底。善良的人们要保持警醒。“当我们对邪恶熟视无睹时，我们就是在鼓励邪恶。”
在讲座中，Spitz女士提到刚20岁出头的她参加“纽伦堡战犯审判”和“23名纳粹医生审判”的经历影响她的一生。从德国回到美国后，她一直被恶梦缠绕，法庭上所见所闻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使我想起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女士。愿历史记住这些正义的记者和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