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1967年2月末的一天，是二月逆流后，我去看姑父，姑父特意拿出一张墓志铭拓帖给我看，上面说大姑是林枫，彭真的亲密战友...。那是在冀南烈士陵园里我的大姑的墓碑上的题字。因着这个墓碑，她的墓早在前一年已经被刨开了。 我对大姑没任何印象，我出生的那年她就死了。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她半夜骑着马回老家，跳墙头进来看看奶奶，然后又跳墙头走了。倒是我家存着她的大学毕业证书，毕业的yearbook, 和那些新青年, 及鲁迅的进步杂志，文革抄家风刮起时我妈都给烧了。 听姑父的表嫂说，大姑总是骑着大马，拿着双枪，到乡下去，回家就和婆婆睡在一个被窝，非常亲。她的婆婆是个贫农，早早守寡，她的家是联络地点，王仁重常常落脚在那儿，一到农忙还帮助姑姑的婆婆耕地，王光华将军到冀南时也是藏在他家。79年我配二姑到原来教育部杨副部长家，他是我大姑的战友对我说：你的大姑可是了不起的人，非常能干，可惜那么早就牺牲了，要是活着一定可以做纺织部长。 我的大姑和我的父亲是双胞胎，1912年出生，1929年秋父亲和大姑都考上了北平大学工学院，大姑学得是纺织。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都是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 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后也拉着大姑参加，但是她没参加，她仍专注于学习，学成毕业后到日本去实习，学习参观那里的纺织业。回来后，他到山西太原纺织厂做了工程师。按党史研究资料说1936年春，她赴北平寻找党组织，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到山西她和另一位好友也是共产党员，建立了该厂的第一个党组织（该厂的党史资料中这样写的）。当时白区工作都是秘密联络，她后来属于晋冀鲁豫平汉省委管辖，和陶希晋，杨秀峰等联系，都是在陶的夫人朱琏的诊所接头。（我当蒙古大夫时学的那本中医大全就是朱蓮写的）。 河北党史是这样写大姑的：卢沟桥事变后，在石家庄加入抗敌后援会。9月赴深县领导学生救亡运动。在随平汉线省委行动中，与平汉线省委书记结成革命伴侣。1938年7月，奉命到冀南工作，8月被任命为南宫县委书记，成为冀南区女县委书记第一人。到任后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组织建设，在大多数农村成立党支部,使全县党员发展到2500余人 。1938年11月，奉命发动群众破坏邢（台）南（宫）路，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开展反“扫荡”运动。11月17日南宫失陷，又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1939年春，改名杜光，到北方局学习。学习结束后回到冀南任冀南区党委妇委书记。 1942年9月，到冀南二地委报告工作，途径冯召村时不幸被捕。敌人用枪托打、碳火烤，逼她说出枪支、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下落，但她坚持说自己只是一名小学教员，只知道教书，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敌人弄不清她的真实身份，便让伪县长出面诱降、劝降，但均被她严厉拒绝，被敌人投入监狱关押。她身陷囹圄，心向党组织。被捕8个月后，给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写信汇报狱中情况，向党组织表示：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决不向敌人屈服。1943年底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才脱险出狱。 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狱中折磨，使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和心脏病。1945年11月16日，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里面漏掉的一段是从监狱出来后到她死以前她做了什么。 她在干什么哪？挨整！她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北方局党校参加了抢救运动。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又出身于一个牧师和工商资本家的家庭，又刚刚从监狱出来，当然是被整得重点对象。 当时，党中央对北方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负责，杨献珍作为教务长负责组织领导日常的教学任务。 杨献珍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正当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按照计划正常、顺利地进行时，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出现的那场背离党的整风精神，违背党的干部政策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太行山，刮进了北方局党校，。。。冀南后梯队的审干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对干部队伍的情况做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无根据地夸大了敌情，对审查对象采取了极不正当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几乎把后梯队几百名干部都打成了特务，最后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厮咬的情况下，。。。于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被打成了特务。 我大姑在监狱已经得了羊毛疔，身体非常虚弱，挨整后身体更糟，他要写查三代的检查，要说明情况，被当作特务挨审查。虽然平反了，他的身体已经弱到极点，加上怀了孕，贫血，心脏病，生下孩子就死了，孩子没几天也死了。 文革时，死了21年后，她的墓被刨了，不知谁对于她是特务的问题又开始了调查，我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有个学长叫秦小博，他爸爸是住坦赞尼亚的大使秦力真，当时因为保陈毅被整，于是秦小博也不让毕业，留在我们班。他告诉马家爸爸人家去找他爸爸调查我大姑，因为秦大使是当时参加营救我大姑的人之一， 当时他们是用了钱吧她赎出来的，因为她没有暴露身份。 79年，姑父被平反以后，我看到姑父保存的一本袖珍小册子，使用白布包的皮。是姑父的警卫员一笔一笔抄上去的， 为了转移中好保存。里面包括大姑追悼会上所有人的讲话，她在日本人监狱中给当时的根据地领导宋任穷的信，以及她的家信，还有在晋察冀党校整风运动中她写的挖三代的思想汇报，我出国以后写信给二姑要这个小本。说实在的，这是一本可以放在历史博物馆的册子。是抗战时期，为了革命保存下来的党的珍贵文件。 但是它对我来说更珍贵，我看了还真在某种程度上感谢这个整风哪。因为从她检查中知道了我家的历史。那份几万字的检查如此的详细，从她的祖父母开始到父母亲，到兄弟姐妹的情况，到自己从小到大学念书及交往的同学朋友的情况，以及如何参加革命，以及工作，坐监狱的详细情况。 文革以后她的墓又修好了，当我去扫墓时，觉得我终于实实在在地知道曾经的她了。虽然她读完了大学， 当了共产党的领导，把自己青春献给了抗日战争，也在烈士陵园里占了一块很大的位置，但是他已经成为过去了，墓碑上还是把她和她的同样在文革中被整得稀里哗啦的老战友的名字连在一起。 我看着那些领导的名字，心里不知道该为她的早逝难过，还是该为她的早逝庆幸。以她的历史和个性（从那份小册子里读出来的），在后来的政治漩涡中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上苍这样的安排。不然当她看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