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吗？[ZT]

作者：林子云 抄自http://linziyun.blog.hexun.com/2528648_d.html

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吗

——评屈原暨《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千古绝唱的《离骚》，这就是千古一绝的诗人屈原。


屈原是一位于享有很高声誉的历史人物。一部《离骚》被尊为《楚辞》鼻祖，响伟一世，奠基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至尊地位。爱屋及乌，正因为我们后人对中国古典名著的厚爱，涂染上一层绚丽的感情色彩，往往会使我们疏略了对其思想境界、政治观点的客观评价。多年来，我们对屈原的研究就是如此。屈原在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一位“忠君爱国”、“忠信、廉洁、正直”的爱国忧民的诗人；被誉为“虽可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S226;屈原贾生列传》）的伟大历史人物。

殊不知，屈原作为一位诗人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位政治家却是失败的。因为，被后人所称赞的爱国主义思想，实质上只是愚昧的“忠君”思想，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体现。它并非是一种代表先进的思想意识，而且与历史的发展潮流恪恪不入。正是愚昧的“忠君”思想注定了屈原一生的悲剧命运。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再是围绕着政治的魔棒转，因为历史并不是一位小女孩可以随意打扮的。历史就是历史，一个不容任何人篡改和粉饰的事实。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悲剧性格，正是基于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

一、秦、楚战争的实质

对屈原的评价应该分两个方面：作为一位诗人，屈原是成功的；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的：“新体文学的创造在南方的楚国，屈原是最伟大的创造人。屈原是‘ 三百篇 ’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和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限。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他是失败的。屈原的失败就在于他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国运紧密的联结起来。他爱楚国，是爱的那么的深沉和执着。他深深地爱着楚国的文化，这一点造就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深深地迷恋着楚国的腐朽的、没落的政坛，这一点铸成了他只能是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从而他的国家的毁灭，连带了他政治信仰上也彻底的毁灭。

要正确地理解和评介屈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的实质，就得把这种思想放的当时战国后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来分析。

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后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政治风云变幻，各种政治集团矛盾异常尖锐激化的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孕育着一个社会制度向另一个社会制度演变的过渡时期。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分期，在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是赞成秦统一全国作为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转化的界线。理由很简单，如果说封建制度的萌芽远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但这种发展却是十分缓慢的，虽然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变法革新，但是这种改革充满反复和倒退，只有秦统一全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才有可能彻底完成这一历史变革。尤其是秦统一全国后，采取了统一律法、统一文字、统一思想等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基本完成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把长达二百五十四年的战国时期，都笼统地称之群雄并立，相互兼并的混战时期是不够确切的。这里有两个时期，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即以商鞅变法为界，前期是诸侯并立，群雄争霸；后期是统一与反统一的不同实质的战争。而后期的战争体现的具体形式就是合众与联横的斗争。

秦国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比较落后的诸侯国。周显王扁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很想改变秦国落后的国力；他下令求贤，得公孙鞅。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左庶长，后又升任为大良造（宰相兼将军）主持变法。公孙鞅提出一系列变法图新的改革措施，分别于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成功地推行改革：废除世卿世禄，为军功晋爵；鼓励力耕力战；崇本（耕织）抑末（商贾手工业）；废并小都，成立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奴隶主政治特权等等。《史记&S226;商君列传》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可见，商鞅变法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从而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秦国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奠基了坚实的基础。秦国在商鞅的变法下，很快成了“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随着国力的增强，商鞅也制定了一套统一全国的军事计划。

商鞅认为，当时诸侯国中魏国最强大，对秦国的威胁也是最大，所以必须先打击和削弱魏国势力。故从周显王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公元前328年），连连对魏国用兵，频繁地出兵攻打魏国。以及这期间，灭蜀、取韩，攻楚等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统一全国这一战略目的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精辟地概述过这一时期的战争特点。他说：“商鞅定策，先击败魏国，逼魏东迁。秦据黄河、函谷的天险，可以出兵攻击山东诸国，完成帝王统一的大事业。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范文澜《中国简明通史》）秦国统一全国的举措自然引起各诸侯国的恐慌和反抗。洛阳策士苏秦游说各国联合抗秦时，也分柝了当时的局势。他说：“秦不断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虫食之，傅之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无韩、魏之隔，祸必中於赵矣。”所以，苏秦提出合纵抗秦的主张。他说：“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战国策&S226;苏秦从燕之赵》）燕文侯听从苏秦之说，拜苏秦为相，并赐以“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縤千纯，以约诸侯。”各诸侯国听说合纵可以“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渔盐之地，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韩、魏皆使可致封地汤沐之邑，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战国策&S226;苏秦从燕之赵》）都十分高兴，于是拜苏秦为相，联合起来抗秦。秦国为了瓦解合纵军事联盟，采用了张仪的连横战略，后来在连横的基础上又采纳了范睢的“远交近攻”法。这被历史家称之谓连横和合纵的战争，也就是韩非子说的：“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S226;五蠹》）的战争，成了战国后期政治斗争的焦点。

屈原生活的时代(屈原的生卒年，史学界家历来存在很大分歧，这里从郭沫若先生之说，即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卒于公元前278年5月初五日端午节，享年62岁)，正处于这种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的一生是与秦、楚之间的战争的历史相关联的。周慎靓王定二年（公元前319年），屈原任左徒，首次出使齐国，促使楚、齐结盟。次年，合纵军事组织对秦进行了第一次主动性的军事行动。以楚怀王为纵长，联合山东各国共同进攻秦国。

此后，合纵联盟曾多次联合攻秦。周赧王延三年（公元前312年），秦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派张仪出使楚国。张仪对楚怀王说：“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史记&S226;屈原贾生列传》）令利智昏的楚怀王听信张仪的许诺，断绝与齐的联盟。当派人到秦国办理受地手续时，才知道被张仪骗了，说是只许诺割地六里。一怒之下，楚怀王发兵攻秦国。“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浙。斩首八万，虏楚将屈訇，遂取楚之汉中地。”丢兵弃甲，一败涂地的楚怀王更是暴跳如雷，发全国兵力攻秦，两军对垒于蓝田（今陕西省的蓝田县）。如果按苏秦合纵的军事联盟条约，“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战国策&S226;苏秦从燕之赵》）但是，此时魏国已投靠秦国，“袭楚至邓”；齐国又与楚国断交，“竟怒不救楚”。楚国孤军作战，被秦一举击溃。楚怀王不得已，只好再次派屈原出使齐国，恢复邦交。

齐、楚复盟后，秦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只好改变战术，主动归还汉中地，并且与楚怀王联婚。楚怀王又一次上当受骗，当他入秦迎亲时，被秦国扣而不返，最后客死于秦国。这一阶段，秦国主要的军事打击对象还是魏国，想从魏国打出一条进攻山东诸国的通道。直至周赧王延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有人向秦昭王上书指出：“今梁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可救；地可广，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今秦国与山东为仇，不先以弱为武教，兵必大挫，国必大忧。”（《战国策&S226;魏策四》）因此，秦昭王才下决心一心攻楚，“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战国策&S226;秦策四》）公元前277年，秦又攻占楚国的巫郡、黔中等地，置使楚国百万大军仅存十余万。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战国策&S226;秦策四》）秦可以放心地移师攻赵等国。

我们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的一切政治、军事行为都是围绕着统一与反统一的这一特定的政治目的展开的，也是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必然发展过程。

在这一个尖锐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每一个身临其境的政治家都必然受到历史的检验。那么，屈原在这场政治变革中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屈原在这一变革中的政治态度是明朗的。他以楚国“帝高阳之苗裔”的贵族身份，卷入在这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楚国的统治集团中，他是一位杰出的“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奴隶制贵族中的英才。他清醒地看到了楚国的统治阶层“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屈原《离骚》）的亡国之象。但是，他出于“楚之同姓”，“帝高阳之苗裔”的政治立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所以，他希望楚怀王能“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屈原表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救国图存的方针就是联齐抗秦。但是，昏庸的楚怀王并不理会屈原的这番良苦用心，反而听信谗言放逐了他。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和整个王室前途命运的暗淡都使他焦虑不安。他在《抽思》中写道：“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菅菅。”他虽然痛恨君王的昏庸无能和群小的壅君误国，但他对及将复灭的王朝却无比的眷念和向往。他在《哀郢》中写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然而，楚国的君王们（楚怀王如此、楚襄王也是如此）“荃不察余之中情”，将屈原放逐江南。屈原只好叹息着：“及莫是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一死来尽臣道。许多研究者就是以此来肯定：“屈原站在新兴地方阶级的立场上，在政治上表现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学习与批判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

二、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吗

屈原是不是爱国主义者，首先要搞清楚当时的人们对“国”这一概念的认识。

西周王朝是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S226;小雅》）的奴隶制王朝。周灭商后，分封了许多小的诸侯国。随着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化，有些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诗经&S226;大雅》）的割据小朝廷。但是，竟管如此人们对“受土于周”的观念并未抛弃，名誉上总都是隶属于周王朝。

《左传· 昭公十五年》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晋国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宴席间，周王问籍谈晋国为什么没有器物贡献。籍谈回答说，晋国从来没有受过王室的赏赐，哪里有器物贡献？周王列数桩桩晋受周王室赏赐的事实，责备籍谈数典忘祖。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晋国虽然是位列甸服的大国，但必竟还是周王室封赏的侯爵国，不能公开摆脱这样历史的从属关系。晋国不能，韩、魏、楚、赵、齐等也不能例外。以至战国后期，富强起来的诸侯国多次出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就是这种微妙的隶属关系导致的畸形的社会现象。那时期的人们对“国”的概念的认识并不局限于诸侯封地的这一范畴，而是包括了整个周王朝的版图。周王室名誉上的统治一直延至周赧王延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所以，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后期，虽然是个动荡的社会，但也是各式各样的人才合理流动的时代。张仪为秦、魏两国宰相，苏秦挂六国相印，韩国太子韩非子用事于秦，连一贯以仁义礼信为准则的孔子都可以奔走于各国，求达于世，从来没有人认为一个诸侯国的人服务于另一诸侯国是一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叛国行为。

认为屈原是爱国主义的人，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秦为了统一六国而发动的战争是为了贯彻和推行法家路线，但作为秦国对立面的也未必都是儒家。屈原既是其中一个。当时，屈原站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屈原是法家。”（《学习与批判&S226;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屈原是否是法家我们暂且不论（其实，屈原所崇尚的正是儒家的尧舜之治）。如果，我们承认战国后期贯穿整个社会政治舞台主线的是统一和反统一的斗争，那么所谓的儒、法之争也是为着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战国时期，实质上各诸侯国都有过各种不同程度的法家变革，其结果是除秦以外，其余各国都后先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呢？原因只有一条：本国的政治土壤不适宜这种政治变革，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换言之，也就是说在这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是代表着反动、腐朽的奴隶制政治集团的利益的。惟有秦国的政治力量代表着当时先进的新兴封建制地主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如果仅仅是以“秦国进攻楚国，楚国人（包括楚国的新兴地主阶级）都应该站起来保卫楚国”，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不要忘了列宁是怎么样嘲笑考茨基等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他说：“庸夫俗子不懂得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因此他们只会喊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由于什么打起来的，是什么阶级为了什么的政治目的进行的。”（《列宁全集》第23卷）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犯了用今人的觉悟来苛求古人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呢？一点也不会。我们也不妨看一看“古人”是怎么样评价屈原的“爱国主义”的。

与屈原差不多是同时期的大政治家李斯认为：战国后期，“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所以，他认为“自託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S226;李斯列传》）他毅然告辞老师荀况，投效秦国。这位为秦国统一全国大业立下赫赫功绩的李斯也是楚国人，也在楚国任过官职，我们能以此来认定李斯是叛国贼吗？

西汉文学家贾谊十分崇敬和同情屈原。但是，他对屈原的所谓“爱国”也是持不以为然的的态度。他说：“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贤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贾谊《吊屈原》）这几句话如果翻译成白化文是：你遭这般乱纷纷的灾祸，也应有尽有该怪你自己；为什么不走遍天下去寻找贤明君主，却留恋楚都不肯离去？凤凰盘旋于千里高空啊，要看到光明才肯落下。发现险恶的现象，就应该离开它远走高飞。可见，贾谊的见识要比我们的许多学者高明的多。

明代的李贽也说：“古今死忠者不少，必为道义名节不得不死耳。若论道义名节，则屈子尽可不死。屈子之死，根於至性，实千古未有。”（《史纲评要卷三·周纪》）

也有人列举了三国时期吴、蜀、魏三国争雄来印证战国后期的战争，以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肯定秦国的同时，就不能简单的否认屈原。” （《学习与批判&S226;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其实，这种比较混淆了两次战争的本质意义。三国时期的三国争雄是同一阶级集团内由哪一政治派别统一全国，而战国后期的战争是一个社会制度向另一个社会制度（既奴隶制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是无法比较的。

坚持认为屈原是爱国的人也曾用“楚国如果变法彻底的话，同样有可能充当秦国的角色来统一六国” （《学习与批判&S226;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的理由来为屈原的狭隘民族主义辩护。这种“如果”如果存在，当然楚国也可以充当秦国的角色来统一全国。楚国曾经也是“鲛革犀兕以为甲，革合 如金石，宛钜铁钅也，惨如蜂蠆；轻利僄敕，卒如飘风”（《荀子&S226;议兵篇》）的军事强国，为什么会被秦国所灭呢？原因就在于他代表着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治集团的利益。一个政权的存亡是取决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不适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必然要走向灭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也可以从屈原以他个人的杰出的才智也无法挽救楚国灭亡的命运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还要以“楚国如果能重用屈原”为理由来为其辩护的话，我们不得不请他重温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个人因其性格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屈原的悲剧，并不是在于爱国，而是在于忠君。爱国与忠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爱国，他完全可以像韩非子、李斯一样为统一大业作一番贡献。但他是忠君。正是这种“忠君”的意识支配着他的思想，造成愚忠的悲局。

为什么屈原这样一个志洁行廉，又才华横溢的人，却会走向庸俗迂腐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呢？郭沫若先生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屈原）念念不忘的是君，是当时的一般执政者，是自己的怀才不遇。十几年的一肚皮牢骚终只好让一死来爆发。他只认识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这儿与其说是时代限制了他，无宁说是资质限制了他。”（《郭沫若文集·屈原时代》）郭老在这里所说的“资质”，应该就是屈原“帝高阳之苗裔”的特殊社会地位和他的忠君思想，这正是套在屈原身上的枷锁。我们不妨把屈原与李斯作一个比较：面对战国后期的巨大历史变革，一个是欢欣地感到此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一个是感到举世混浊“变白为黑兮，倒上以为下。”一个是“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史记&S226;李斯列传》）一个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态度上的差异，观念上的差异就来源于一个是布衣之士，一个是“帝高阳之苗裔”；所以，其结局也竭然不同：一个为全国统一大业作为贡献，贵为三公之位；一个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三、屈原的“心迹”

要真正了解屈原，还要借助于他的那篇《离骚》。

《离骚》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议。洪兴祖《楚辞补注》及钱穆《通表三》、曹尧德《屈原年谱》均认为《离骚》作于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而陆侃如定为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郭沫若定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2年）。游国恩定为顷襄王三至五年以后。刘德重定为怀王二十八至三十年间。我认为屈原作《离骚》应是楚怀王十五年至楚怀王三十年间（公元前314年~公元前298年）；既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史记&S226;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之后，至楚怀王三十年（298年），楚怀王受骗入秦，被扣留，楚立太子横为顷襄王之前。鲁迅先生说屈原这一时期“彷徨于山泽，见先王之庙乃公卿祠堂。”（鲁迅《屈原与宋玉》）想必是屈原已从左徒改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一职，按《史记》集解是“职掌王族三姓（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历国士”的。屈原才有可能“彷徨于山泽，见先王之庙乃公卿祠堂。”从《离骚》的内容来看，许多事是有所举的，如“初既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都是针对楚怀王而言的。

据曹尧德先生的《屈原年谱》载：楚怀王十年（公元前３１９年），屈原升任为左徒。左徒一职，权重职高，《史记》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王甚任之。”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发生了“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的事件后，屈原才被楚怀王“怒疏”。才有了《史记》所说的：“屈原疾王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曹尧德先生认为《离骚》的具体写作时间是在周赧王十三年，既楚怀王二十七年（公元前３０２年），“从感情忧愤而深广看，当在政治上失意之时，即在上官夺稿，王疏屈原之后。然怀王客死于秦的史事只字未提，因当在此之前。作品气势之雄伟，当在精力充沛之时，‘老冉冉其将至兮，’可证并非年轻；‘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说明并未老。此一年龄阶段与本年年岁正好吻合。” （曹尧德《屈原年谱》）我认为曹先生的推论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鲁迅先生说：怀王卒亡，“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呤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鲁迅《屈原与宋玉》）则是缺乏依据的。

对《离骚》的评价应从两个方面看。

就其文学艺术而言，它是不朽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它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意义。战国时的楚地，长期偏居我国南方一隅，远离中原，而且楚人又崇尚鬼神，对祀祠祖宗，敬奉鬼神都十分虔诚和庄严，因此，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鲁迅先生曾把《离骚》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作过比较，认为：“实则《离骚》之异于《诗经》者，特在形式藻乎之间，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俗异，即楚地的巫祀文化。楚国盛行祭仪，而且仪式极为隆重，盛装艳饰，载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鲁迅《屈原与宋玉》）屈原从小就受到了这种地域文化的陶熏。时，则是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战国时期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给人们提出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社会舞台，社会中、小层策士、游客风涌云起。他们的纵横雄辩，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华丽辞句，溶入《诗经》中原有的朴质文体，形成一崭新的文风。这种新文风自然也不可辟免地传入偏居一隅的楚国。屈原正是从这两种文化中“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他一方面在继承和发展《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文风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打破雅诗的格调，代之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的民歌体裁；他一扫《诗经》中无病生呤，炫耀其辞的劣习，变为“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皆合的新文风，铸就了“沾溉文林，即极广远；”“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屈原与宋玉》）的伟大诗章。

但是，就《离骚》的思想性来说，并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地方。如果，我们硬要把它提高到“尽情地揭发楚国统治集团人物的丑恶灵魂和肮脏行为，攻击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佚、强暴、狠毒”和“代表着当时楚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文学&S226;文学史概述》1956年版）就未免太过于拔高了它的作用。《离骚》之所以能“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就因为他竟究有文采。”（鲁迅《从帮忙到扯淡》）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鲁迅《屈原与宋玉》）确实如此，比如，《诗经&S226;魏风》中的《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狞不猎，胡瞻尔庭有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样的尖锐揭露，《离骚》能比拟的吗？又如《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样的辛辣的批评，又岂是《离骚》能比拟的呢？《离骚》的实质，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从帮忙到扯淡》）

屈原的不平是生不逢时的抱怨。据曹尧德先生《屈原年谱》载：屈原二十岁（楚怀王九年仲春三月）以“楚之同姓”的身份，应楚怀王之召为鄂渚县丞，次年晋升为左徒。此时的屈原踌躇满怀。他为楚怀王设计了一幅蓝图：“及前王之踵武”，以“彼尧舜之耿介兮，即尊道而得路；”像“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屈原《离骚》）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屈原首次出使齐国，以结强党。楚怀王十一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不能不说这都是屈原的功绩。可是好景不长，楚怀王十五年发生了上官大夫欲夺宪令不成进而向楚怀王进谗言后，屈原被楚怀王“怒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使屈原满怀悲愤，这种情绪在《离骚》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愤怒地谴责群臣“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他痛心地责备楚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齊怒”。他急切地向楚怀王表明自己的心迹，“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指天为证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其实，屈原心中也十分清楚，一个“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国度，一个“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国度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和结局。只是，忠君的情结死死的纠缠着他，使他只有选择以死来解脱这种痛苦。

从人格上说，屈原当然不同与靳尚、子兰一伙。屈原个人的情操是高尚的。他能够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追求尧舜似的德政，要楚怀王“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但是，这仅仅只是虚幻似理想主义设想。郭沫若先生在《屈原时代》中说：“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于儒家的影响，尧舜等一系统的幻想人物以及那些幻想人物所演化出来的哲人政治的理想，他是完全接受了。”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屈原所服膺的“尧舜”之治，以及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政治主张，原则上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实行。所以，屈原惟有的，也只能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屈原对楚国的统治集团也只是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你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何谈得上是“尽情地揭发楚国统治集团人物的丑恶灵魂和肮脏行为，攻击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佚、强暴、狠毒”和“代表着当时楚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呢？鲁迅先生曾借用《红楼梦》里焦大借酒醉骂主子和其他奴才的故事，说明了屈原与楚国统治集团的微妙关系。他说：“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屈原与楚国统治集团这种特殊的关系，注定了他“先以谏诤，终以殉主”（鲁迅《二丑艺术》）的命运；而《离骚》也正是这样“半是輓歌，半是讽刺；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艺术。

所有跟帖： 

• 就算不是，我们也当他是。：） -红袖添香老板娘- ♀ (0 bytes) () 06/01/2009 postreply 10:13:34

• 现在想来，屈原只是比较自恋吧：））） -挥一挥手- ♂ (0 bytes) () 06/01/2009 postreply 10:14:20

• 哎，怪不得说网络读者肤浅呢，这样的好文章就没人读！ -野狼嚎- ♂ (0 bytes) () 06/01/2009 postreply 13:52:14

• 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吗--最爱国的是温总理，他总是流泪 -丑女的天空- ♀ (0 bytes) () 06/01/2009 postreply 15: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