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有时放学去接他们。下课铃一响，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便出现在校门口。这时，许多洋人家长也迎上前去，拉住自己的孩子问：“宝贝儿，你今天玩得开心吗？（Sweetie, did you have fun today? ）”
乍一听，这话有些奇怪：难道孩子去学校就是玩吗？华人家长尤其不理解，他们所关心的是孩子在学校都学到了什么？于是他们会问：你今天都上了什么课？考试了吗？考得好不好？谁得了第一名？……
都说中国人生活得幸苦，原来我们从小就开始了这个艰难的征途。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难道不应该开心快乐吗？难道学习就应该只是紧张严肃而没有一点乐趣和欢乐吗？
“寓乐于教”其实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潜移默化中，在学校上课对于国内的孩子们仍然必须是危襟正坐，中规中矩，甚至要头悬梁，锥刺骨来对待的一件事。
反观西方教育，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基本上是在玩，教室和幼儿园的活动室没有什么两样，一堆堆的玩具，手工材料，墙上则是五颜六色的图片和装饰。孩子们从不排排坐，而是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甚至趴着，躺着。每天放学回家，家长们都会从孩子们手中接过几件作品：木头疙瘩也好，橡皮泥‘雕塑’也好，甚至是比后现代派还现代派的绘画也罢，许多家长都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我女儿卧室里就挂着我们用镜框裱着的她一年级时自己印的两只小手印、一副用橡皮泥堆砌成的画。自然，老师也利用这种玩耍的机会让孩子们掌握基本的算术和阅读技能，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开心心地学到了该学的东西。
在西方，这种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是贯穿整个中小学教学阶段的，甚至到了大学，许多课堂教学方式都是在“座谈”、“讨论”的气氛中进行的。西方大学里，研究生的课堂上师生们常常会“在一起喝酒（饮料）”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聊天讨论。
有个英文单词 “symposium”源于希腊文，现在的意思是“研讨会”或“座谈会”。在希腊文里，“sym”是“在一起”的意思，而“posium”则是“喝酒”。古希腊的学者们就是这样边喝酒，边谈天，同时研究学问的。也许正是这种宽松随意的环境造就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可是你见过十三、四岁的孩子们也如此“在一起喝酒”吗？
儿子在gifted（超常？天才？）班上完成老师布置的project：自己写5首诗，收集同学的4首，再附上自己喜欢的作家诗人的5首，汇编成册。这样，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就大功告成了。
周五的下午，孩子们一边吃着各自带来的食物，手里拿着各种饮料，朗诵着自己的诗作，谈论着一切和诗歌有关或无关的事。一个下午就这样潇潇洒洒，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过去了，孩子们吃饱喝足，开心了。至于究竟“交流”了几首诗，学到了多少新的知识，似乎并不重要，也许若干年以后，这三十来号人里，会出那么一两个诗人、哲人或真正的独立思想者。
联想到国内的初三孩子，正是应付中考的冲刺阶段，每天无尽的题海和作业，要让他们这样“玩”一个下午浪费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号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往往就是在起跑线上你争我夺，乱作一团。待发令枪一响，就不知道是该向前还是左或是右跑了。中国孩子的目标，早就有老师、家长和社会给预订好了，那终点就结束于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所以，在比赛的真正终点，中国人的身影自然极为难见了。
我们常常感叹中国孩子的基础学得那么好，为什么拿不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出来？也许，缺乏这种“在一起喝酒”的宽松氛围，总搞那种整齐划一的“作文比赛”、“数学竞赛”，层层挑选出几个“精英”，在残酷的竞争和沉闷压抑的环境中，孩子们的快乐被剥夺了，那一点点创造性思维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说到国外的gifted班，这并不是国内的“快班”。国内的快班是把一些所谓的“精英优秀生”挑选出来，快马加鞭，别人做加减乘除，他们则做三角函数，别人学平面几何，他们学立体几何，当别人学解析几何的时候，快班则向微积分迈进了。国外的gifted program有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班级，只是选拔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并不是以考试成绩或智力水平来界定），定期聚在一起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个问题，所学课程也基本上不超过正常的班级。儿子的gifted班曾花一学期制作机器人并参加比赛，这学期的要求又是自选一个政党为他们竞选义务工作至少20小时。在这些看似浪费时间的活动中，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实际动手能力，接触了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学习不是脱离生活的枯燥行为，而是和生活紧密相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来，生活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快乐，所以学习根本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我现在也常常问女儿：“Did you have fun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