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儿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九十周年了。
中国主流学术界一直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武装夺取政权还是维持政权的年代，都没放下五四的旗帜。人们不禁要问，五四的旗帜何以会长久飘扬呢？
五四运动是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的著名历史事件。
1919 年 1 月 18 日，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然而，巴黎和会在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在“强权战胜公理”，“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国际局势中，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就激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 3000 多名学生跑到天安门前示威游行，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游完行，学生们的要求也没得到政府的回应，便接茬儿要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示威，却遭军警阻拦。这就大大激化了爱国学生和政府的矛盾。学生们非要讨个说法儿不可，一怒之下，就近跑到赵家楼曹汝霖家，没找到曹汝霖，却撞见正在曹家串门儿的章宗祥。学生一哄而上，给这位公使先生一顿臭打，并放火烧了曹宅。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大批军警闻讯赶到赵家楼，逮捕了一些还在现场的学生。
听说学生游行闹事，还烧了高干住宅，殴打政府官员，北京政府立马颁布严禁抗议活动的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镇压学生运动。但是，学生的抗议活动却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全国各地以罢课，罢市，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并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就连军阀吴佩孚，也于 6 月 9 日致电徐大总统说：“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相见。……”公开表示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处理此次事件的不满。
面对强大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 6 月 12 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6 月 28 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住所，迫使其不能赴会签字。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没挺多久便认栽了。政府和民众在对抗中都未采取极端方式，避免了大规模流血镇压。从这点上讲，五四运动是很值得纪念的。把五四运动定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也说明爱国不能和爱政府画等号。
惩办卖国贼，拒签和约，标志着由学生示威游行引发的五四运动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这一胜利表明，学生和民众基于民族利益干预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当然，后来的政府往往并不这样认为。政府权力大了，遇到这种事情就会不高兴。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出现“ 3.18 ”惨案和“ 6.4 ”弹压学生的重要原因。
今天人们提及五四，往往不是特指这次爱国运动，而是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简而化之，就是五四。
五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譬如说， 某人是五四青年，并非是说这个人就一定参加过当年的示威游行，很大程度上是说这人思想新派，追求个性解放，进步，爱国，多少还有点儿愤青的劲头儿。说起五四，人们往往就会提到“民主，科学”这两面旗帜，这显然是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了。从狭义的角度讲，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有区别的。在性质上，前者是一场爱国主义政治抗议活动，而后者则是知识界发起的文化革命。然而，二者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孕育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将二者统称为五四，也未尝不可 。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旨在批判传统文化，创建新文化的运动，往往被人们喻为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尽管梁启超，严复等人在传播西学，创建新文化方面起到开拓性作用，主流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以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的。其实，杂志创办不久，陈独秀就受聘到北京大学教书，杂志也随着迁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其主要撰稿人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知识分子都在北大任教，因此，说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也不为过。
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或留过洋的海归，趁着北洋政府对文化教育领域控制不严的机会，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搞自由化。政府提倡“尊孔读经”，他们喊起“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政府已经采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策，他们却提出“全盘西化”；他们抨击纲常明教，批评时政，提倡民权，自由，平等，不但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把西方的种种主义，诸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一古脑儿引进中国。如果说这些新派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的话，那么，北洋政府的宽容大度也是值得表扬的。不然的话，就凭他们这么折腾。一个个被打成“右派”，“自由化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改，新文化运动也早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现今的史学家论及五四，每每忽略这一事实，实在是有欠公允的。
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口号显得幼稚，激进，但是后期的“东西文化”论战还是很精彩的。论战各方在冷静的讨论中，不乏真知灼见，其互相尊重，平等探讨问题的精神，也堪称后人的典范。遗憾的是，这种探讨尚未产生什么结果，新文化运动就因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兴起而不了了之了。 20 年代初，由于多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和救亡运动中去了，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便悄然终止。因此，有些学者将这一历史现象称之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没能产生什么结果便无疾而终呢？如果把新文化运动放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大背景下来观察的话，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原因。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化是受到西方的冲击后出现的，其大致过程是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层面逐渐深入展开的。梁启超先生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这种现象做过详尽分析。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走的是模仿现代西方，即西方化的道路，这对持有“华夏中心”观念的中国文化人来说，是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
历史上，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最为优秀，化外之邦皆为蛮夷。然而，西方人携坚船利炮来了，一场鸦片战争打下来，咱技不如人，只好放下身段，认可洋枪洋炮的厉害，承认蛮夷国家的平等地位。打了败仗，您还跟洋鬼子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了。现实是残酷的，洋枪顶在腰眼儿上，不承认也得承认。
面对现代西方的挑战，中国的直接反映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侵。这便是中国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当时有几个聪明人，提出“师夷长计以制夷”的策略，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比较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封疆大吏，思想比较开放。知道要跟鬼子斗，先得跟人家学造洋枪洋炮不可。等自己有了这些家伙，再可劲儿整治这帮蛮夷不晚。此时的西方化主要还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模仿西方主要局限于器物层面。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束缚下，刚刚诞生的“实业”受到僵化的政治体制的诸多限制，“官督商办”的政策不仅使中国工商业缺少竞争性，也为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搞经济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是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结果，甲午战争中拥有亚洲最大战舰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物派实业救国的宏伟计划无从实现。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制度上感觉到了不足。他们认识到中国要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要在政治上效法西方，对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瞧人家日本国搞了个明治维新，才几十年功夫，一下子从一个蕞尔小国窜升成为世界列强。这是现成的榜样嘛！因而，严复，康有为等人旋即提出政治改革主张。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保守派人物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改革可能危及其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利用手中权力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就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由此可见，在中国，政治改革远比经济改革要艰巨得多。
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政治中心对社会变革具有决定性影响。既然体制内改革的道路被暂时封死，以孙中山为首的平民体制外改革派逐渐对 " 体制内 " 改革失去兴趣，最终选择了以革命的手段改变政治中心的途径来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现在看来，用革命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是否可取？值得认真研究。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这种激进的方式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虽说辛亥革命把两千多年的皇权政体换成了共和，可换汤没换药，民主共和这洋玩意儿在中国玩不转。袁大总统本人过了一把当皇上的瘾 ，一命呜呼后，辨帅张勋还演了齣清室复辟的闹剧。这时候，一些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总算找到原因了，原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惹的祸。他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不讲生物进化，缺少个人自由和民主。于是，铆足了劲儿向孔家店扔炸药包，恨不能把传统文化连锅端，好把德先生赛先生请到家里来。这时候，他们是从文化上感到了不足，要赶上西方现代国家，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彻底转变，培养一代新人，实现文化革命。因而，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鼓吹现代西方文明，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胡适刚回国任教时就公开表示二十年不搞政治，一门心思推动新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长期坚守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造成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挨打，到十九世纪末，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因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凝聚国人的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伴随着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充满自信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遭受屈辱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有着强烈的悲情色彩。更由于中国民族认同体的核心是政治中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使中国的文化人很难游离于以救亡为主题的政治运动之外而专注于文化创新活动。连长期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胡适，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暂停对国民党的抨击，一致对外。
传统的力量是很难抗拒的。就拿鼓吹个人自由最卖力气的胡适来说，在美国读书时和一个叫韦莲司的美国女同学堕入爱河。尽管两人爱得死去活来，无奈胡博士的娘不同意，硬是给他找了个仅粗通文字的小脚女人江冬秀为妻，他不也就顺从母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完婚了吗？
甭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嘴上喊着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但在灵魂深处他们还是很中国的。比较一下印度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同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印度，在其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就显得比较从容，持续了很长时间，对后来印度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民族主义运动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十八世纪，印度让英国给灭了，成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人面对这种局面，就没有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不少人都说这不挺好的事儿嘛，让英国人统治比莫卧儿王朝还强。不就政治中心换了人来统治吗？印度社会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本来就不是合在一起的，政治中心变了颜色，无所谓！因此，人家就没有救亡压到启蒙的问题。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合二而一。政治中心垮了，对文化的信心就容易动摇。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五四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积贫积弱被动挨打，麻利地拿传统文化开刀，幻想着通过一场文化革命，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一揽子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原因。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但却面临被瓜分的威胁。这就更使中国文化人产生将要“亡国灭种”的幻觉，迫切要求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四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在传统社会，读书人 ---- 士 ---- 稳居中国社会的上层，并且为国家输送了大量干部。科举制度为儒家意识形态确立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话语权的读书人也为巩固发展这一文化传统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发生巨变的五四时期，中国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即由传统的“士”向现代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转变，但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士”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士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废除了科举，读书人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立马泡了汤。他们除了读经赶考，手无缚鸡之力，还能干什么呀？走街串巷当中医，或者，再念个大学当专业人士，都是出路。但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像他们的前辈们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自认为是社会精英，他们的认同对象仍然是政治中心。因此，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不容置疑的。
在传统的一元化的思维框架之内，当民族救亡成为社会主旋律的时候，知识分子不可能超然地追求多元价值。在国家受到外国列强威胁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宗教。就这一点来讲，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实在是生不逢时。
一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一种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八十年代中国再次出现思想启蒙运动，当时不存在外来威胁和民族存亡问题，可《河殇》的主旋律依然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诉求。过分相信国家力量，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自由，很容易为政治极权主义开辟道路。当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时，个人便无其他 选择，只能充当国家的奴隶。文革时期极权政治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悲剧和五四时期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官方史学界认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这话不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五四知识分子选择马列主义和他们不自觉地受传统支配以及对现代西方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置于尴尬境地，他们在心理上对现代西方又爱又恨。当年，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列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意识形态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一揽子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理论正对具有一元化思维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老马既是西方人又反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也满足了他们对现代西方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诉求。再说，列宁的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和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也非常合拍。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走苏俄式的道路，不仅熟门熟路，而且还使他们在社会转型的失落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搞共产主义运动，还得靠知识分子带头儿。工人阶级人数少，不成气候；农民兄弟觉悟不高，群龙无首，没有陈独秀，张国涛，毛泽东这些知识分子发动工农是根本不行的。这下，中国读书人又成了事实上的领导阶级。怪不得当年共产国际派代表去印度发动共产主义运动无功而返，在中国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呢。这就是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
中国政治体制的保守性导致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内部动荡远远甚于印度等国家，五四时期的全盘 西化和全面反传统的激进倾向也表明中国社会内部变革渠道的狭隘以及缺乏对现代化作多种选择的机制。西方化从来未能在中国真正实行，因而，它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更为强烈。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吸引人。
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五四知识分子面临的救亡使命早已完成，但创建新文化还是个未完成的课题。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出现文化传统的断裂，产生三信危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拜金主义风行，痴迷于现代文明的人们自以为是。启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非题中之意，而创建什么样的新文化将会成为纪念五四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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