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去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了沙头角的中英街。这是一条奇妙的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陈水扁的一边一国，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佐证。确切地说，这里是一街两制。这是一条开放式的边界。街道两边都有商铺、食肆和民居。街道的北边是深圳，南边当时是英属香港，现在是香港特区，中间是开放的街道，街道上是熙熙攘攘的游客。
看过日本的资本主义，见识过东京的秋叶原，这里对我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第一次和资本主义如此近距离接触的文俊，相当兴奋。电子表、计算器、折叠伞，几乎是人人都买的“小三件”。大家都满载而归。曾几何时，这些小商品已成为大陆向全世界倾销的保留节目。真是三十年街南，三十年街北。
沙头角中英街给我们的启示，是两种制度可以共存，这就是修正主义鼓吹的和平共处。共处的结果是互相潜移默化，也就是和平演变。如果不特别说明，我们很难看出中英街的街南和街北表面上有什么区别。就像今天的深圳，表面上越来越像香港。另一方面，今天的香港，骨子里越来越像深圳。
当年邓小平同意划出深圳来搞特区，是一着妙棋。我曾经说过，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沿海广东化、内地沿海化，才是中国四化的必由之路。
这次南下深圳，看到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自己的LOGO（品牌），觉得四通也应该有一个。我一路上琢磨了好几个方案。最后集思广益，请一位专业的美工按我的构思精心制作。为此我们付了200元设计费。这对当时的四通来说，已经算是大手笔。但和后来美国朗讯公司花2700万美元让人取个名字，外带画一个“巨大的红色零蛋”，我们就太小儿科了。当时，美国公司对无形资产的重视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现在看来，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无形到极点，就是一种泡沫。
四通的LOGO是把STONE的第一个字母“S”化为一块既圆通，又有楞角的石头，中间石破天惊，一道闪电，迸出火花，诞生了四通这个商场上的齐天大圣。哈哈，有点创意吧？据说，后来的四通因为还不上银行的钱，银行要拍卖四通的品牌，开价3000万人民币。到这会儿，中国确实和世界接轨了。不过，是福是祸，还不好说。
四通当初和世界接轨，主要通过三类人：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华人。日本主要是三井物产。港商很多，留下印记的有两位：开头是吴为烈，后来是张璇龙。美籍华人中间，有一位教授赵鉴芳，美国CST公司的总裁，后来我到美国后与他交往密切。关于他们，后面还有专门的篇幅、大段的故事，这里且按下不表。
今天只说吴伟烈。吴先生是香港南华贸易公司的老板，居中介绍的是我们家属在香港的一位长辈。吴先生出手很大方，初见面就送了一份大礼、一份小礼。大礼是给公司的，一台苹果公司当年一月份才发表的MACINTOSH，小礼是给我的，一个十分精致的真皮公文包。南华公司一度成为我们单板机和元器件的主要供货者。后来因为没有竞争优势，就昙花一现，逐渐退出了舞台。
吴先生送的两件礼物，经历也有意思。那台MACINTOSH，在四通也是昙花一现。拿到门市，因为操作人员不小心插错电源，就再也不能给顾客演示了，从此就成了摆设。当初为了这台MACINTOSH，李玉跑细了腿，求叔叔、告阿姨、走关系，化了两天时间，才求得北京海关放行。还是我带着几个小伙子，蹬着平板三轮，从机场拉回来的，唉……
那个公文包，我带到了美国，后来在曼哈顿上城哈林区，经历过一番风险，这是后话了。
对了，我该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毕克茜已经帮我联系好她也在那里读书的学校，位于美国Gainesville的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系。9月5日，我就要启程出发了。
这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了。 
四通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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