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公司法。办公司从哪里着手？这是个问题。当时，无非是两种模式：一是从天上掉下来；二是从地里长出来。去找一个有名气的大单位挂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老沈比较倾向这种模式。记得老沈后来给我介绍过一个科协的干部，叫王登山。这家伙很神，腰带上挂着一串橡皮图章，琳琅满目，什么名称的公司都有，冠名“中国”、“环球”的，应有尽有。我觉得不靠谱，婉拒了。
老印主张从地里长出来，建议找当时在海淀区当区委书记的校友贾春旺，找一块地盘，从头靠自己干起来。我赞成老印，觉得这样踏实。
说干就干。3月9日，在老印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贾春旺。
那时候的贾春旺，还没有后来当大官的富态，细细的瘦条个儿，一脸的旧社会，为人非常低调。刘菊芬一个电话，就把他召来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到魏公村老印家里，和我们促膝而谈。首先，他对我们办公司的想法表示支持。但那时候办事情，什么都强调组织对组织，这样才名正言顺。例如当时的科海公司，就是科学院和海淀联合办的，所以叫科海。后来倪振伟办的海华，就是海淀和清华联合办的，所以叫海华。而我们只是几个个人，如何和组织挂上钩，颇费思量。他恳切地说，这事他要再想想办法。
3月14日，五天以后，贾春旺想到办法了。他专程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东总布李玉父母家来找我和李玉，和我面商方案。虽然贾春旺和我是初识，但他和李玉的姐姐楼叙真、姐夫陈清泰，可是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贾和陈曾同时在校团委工作，两人同住一个宿舍。
贾的方案是他出面找四季青乡或东升乡，让我们和乡里合作。我一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实际上是他以自己作为区领导的名义担保了我们这些个人，让我们和区管辖的乡来合作，避开了我们不是一级组织的难题。
我立即表示赞成。后来我告诉了老印，老印也没有异议。
又过了五天，3月19日，贾春旺来电话，通知我们，明天，3月20日晚上七点，和四季青乡方面的人士会谈。
这件事从启动到尘埃落定，总共十天时间。在那个年代，绝对的高效率。贾春旺的朴实、勤政、诚恳和聪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离不开他始终如一的低调。
那时候，他拼命地工作。记得有一次他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最想做的，是一个人静静地找一个地方，喝一杯酸奶。”
若干年后，有人画了一幅关系图，编派他是贾庭三的儿子，编派我是万里的儿子，都纯属无稽之谈。就说春旺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北京郊区农村的孩子。大家还记得文革年代，北京大兴县大白楼出了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王国福吧？我们的春旺同学就出生在那旮瘩附近。
贾同学也是从一辆破自行车开始，“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最高检察长，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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