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科技人员出来办企业的已有先例，物理所的陈春先，已经干上了。他是中关村办企业的第一人。这是一位传奇人物，我后面会专门讲到他。所以，我劝老沈出来自己干，并非空穴来风。
但我本人，当时并没有出来自己干的打算。我正处在人生、事业的得意处：一场本来由海外名角主唱的大戏，我在关键时刻顶了上去，把这场大戏唱了下来，不仅救了场，还赢得了满堂彩，还得了奖，还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我的前程，仿佛一片锦绣。但我知道，我所有的得意，都离不开老沈在最初关键时刻的力挺。他把我送上了得意的顶峰，自己却滑到了失意的低谷。
做人不能不仗义，老沈的忙，我一定要帮！
和老沈在燕京见面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参加第二次EPT考试。经过在科学院研究生院的GESLC（成人英语中心）一个学期的强化训练，我的听、写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次EPT考了104分（满分120，其中写作20分）。高空过关了。我除了联系海外的学校，相对空闲了许多。
就在这当口，老印介绍我认识了刘海平。
初见刘海平，是在印甫盛家里，时间是1984年3月7日。
老印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其中有一位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一看就知道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大一号的杨立中，只是更壮、更黑、更高。黑铁塔似的一条好汉。另外两位是吴本寻和王晓霞夫妇，他们和印甫盛、刘菊芳夫妇是旧识，刘海平和老印好像也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已经下决心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办公司的，主要是刘海平。其他的人，基本上是帮忙或玩票。
老印对初次见面的人也不客气：“办公司？凭你们？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我让老印吹捧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说明了自己的当时的处境，预计大约在9月份左右要去美国，在这之前，会比较有空余。我说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为大家跑跑腿。
我说，有一位极能干的朋友，叫沈国钧，会有兴趣和大家一起干。
五天以后，在东总布胡同李玉父母家，我就安排沈国钧和老印、海平等人见了面。
老沈和海平第一次见面，就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在公司所有权问题上，海平的想法很超前，认为要明确创办人的份额。老沈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现实，还是要打集体的旗号，这样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老印和我都倾向支持老沈的看法。
也许，真理从来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听了海平的意见，公司发展的难度也许会大些，但就不会有后来给四通人带来无穷烦恼的产权问题。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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