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奇人，一段奇缘 （ZT）

曾慧燕

【引言】八九民运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因心脏衰竭，于美东时间1月17日深夜11时40分病逝纽约法拉盛医院，享年94岁。本文是迄今为止最详尽记录戈扬精彩一生的报导。

流亡生涯不是梦。对一生都在追梦、圆梦的前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本名树佩华)来说，永无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谛。

她有过异于常人的峥嵘岁月。延安时代，她是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赏识的「红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她与原《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和杨刚，名列「中国四大著名女记者」之一，曾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她投身革命一辈子，1957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农村劳改22年，期间在内蒙古北大荒10年；文革结束后她获得平反，重新担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为推动中国大陆的开放、政治改革及新闻改革作出卓越贡献。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步入暮年时，却由一个应邀来美的访问者，成为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国。

戈扬生于1916年1月13日，现年高龄88岁。客居美国15年多，她没有虚度岁月，除了努力适应新环境，她学英文、学计算机，勤于吸收新知识，笔耕不辍。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同梦结连理　谱出黄昏恋

2002年9月，86岁的戈扬，与83岁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本名马义)，两人同梦结连理，良缘喜订鸳鸯谱，谱出一曲感人的黄昏恋，也为历史留下一段乱世中国儿女情的佳话。而在他们还未正式结婚前，两位老人三度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为人津津乐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历史学家余英时、陈淑平夫妇对司马璐、戈扬说：「你们俩真是理想的最后结合。」

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又宁说：「你们的爱情故事与现代史密切关连，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台湾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说：「有情的人一定有缘，有缘的人一定有果。」

美国科罗拉多教授刘再复说：「你们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捷克诗人塞佛特说：「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论贫富贵贱巧拙愚智，每个人拥有的时间精灵背后，都轻舞飞扬同样孤独、同样停不下来的一双趐膀。就因为这样，在从容衰老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随时乘着回忆的趐膀来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个阶段；也因为这样，美好的人跟事，才会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说不完。」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江苏海安小同乡，是一对儿时青梅竹马的玩伴。他们早年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相继投身革命洪流，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来司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迁居香港，1983年再移民美国；戈扬则对革命坚定不移。

两人在1943年分道扬镳，生死契阔半个多世纪后，历尽劫波，最后殊途同归。命运之神让他们1989年在纽约重逢，随后月老的红绳将他们系在一起，在星条旗下再续前缘。正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金玉良言。

1989 年，戈扬73岁。从前中国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时代不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扬一点不显老。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引爆八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戈扬带领《新观察》员工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并与《世界经济导报》在4月19日合办了纪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谈会，由戈扬主持。

4月下旬，戈扬从北京到旧金山参加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不久，「六四」事件爆发，6月30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讲话中数次点了戈扬的名。《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指为「煽动反革命动乱」的一报一刊，遭到查封停刊的厄运，

跨过世纪回味的苦涩，沿着命运不可抗拒的轨迹，戈扬被迫滞美不归，开始漫长的流亡生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追随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因担忧国运追求民主进步，天涯有家归不得，戈扬仍以微笑面对厄运。

在名报人陆铿热心牵针引线下，星云法师首先向戈扬伸出欢迎之手，安排她在洛杉矶西来寺小住百日，戈扬以《西来寺》为题作诗表心迹：「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尝两岸情；患难方知佛可归，是非尽处见真人。」另一首题为《别西来》的诗曰：「匆匆辞别西来山，走雾穿云回凡间；百日修行道尚浅，红尘灿烂仔细看。」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戈扬滞美后，1989年10月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来到纽约。不久，美国世界日报星期天出版的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镜报月刊纽约分社社长莫利亚访问戈扬的文章。戈扬跟司马璐参加革命后都改了名字，司马璐觉得文中提及戈扬的经历，闪现了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伴树佩华的身影。经莫利亚居中联系，证实戈扬与树佩华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马璐和戈扬失去联系后，不约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杂志，分别名为《展望》和《新观察》，虽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称接近。而那时人在香港的司马璐，还特别注意《新观察》的文章，觉得它在大陆是一本十分开放活泼的杂志。「当然，那时我做梦都想不到，新观察主编戈扬就是树佩华。因为我们在参加革命后都改了名字」。

两位老人在纽约华埠一间中餐馆久别重逢，心情都异常激动，虽然年轻时的激情不再，难得的是两人仍默契十足，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真正理解了「嘤嘤鸣矣，求其友声」、「同心相知，同气相求」的涵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几十年来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不变。

「虽然近黄昏，夕阳仍是无限好！」

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自言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却充满传奇。他广泛接触过国共两党的上层人物和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八十年来物换星移，多少风流人物与他擦肩而过，论英雄豪杰如数家珍，时代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有两个特别经历：一是生平接触过最多当代中国政治人物，对中共党史有着个人独特经历和长期从事资料搜集研究的权威；二是多次面临绝境，都能在鬼门关转一圈后死里逃生。

「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政治如戏。」听司马璐细说「我这八十年」，精彩绝伦，宛如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过去，自称「五四孤儿」的司马璐，大半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不断和死神搏斗，亲历中国复杂的政治风浪和历尽人间沧桑。他将生命溶化在大众的事业中，孜孜不倦从事学问和历史研究，虽然岁月已刻在他的额角和脸上，但他内心仍生气勃勃，进入「永久青年」的境界。

＊人至期颐仍不休

1999 年7月4日是司马璐八十大寿，当天他在曼哈顿中城一间中餐馆庆祝八十岁生日，当众宣布成立旨在促进两岸三地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华学人联谊会」，并将来宾出席寿宴赠送的礼金悉数捐出作运作基金。六年来，该会已举行过连串学术会议。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人至期颐仍不休，生命八十才开始」的精神。

司马璐1919年生于江苏省泰州海安县，与「五四」运动同龄。他不讳言自己是个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生父陆省斋本来是崔家的家庭医生，将崔家小姐诱奸成孕。在旧中国，未婚生子被认为有辱家门，崔氏生下司马璐时年方17岁，随即不堪压力吞金自尽，崔家把他送进「育婴堂」（相当于「孤儿」）。稍后他被海安另一大户马家收养，六岁时养父母双亡，由于他生来「不是马家人」，马家宗族遂发生一幕抢夺家产的闹剧。

此后，司马璐成为「乱世孤儿」，凄风明月，苦雨寒窗，感怀身世凋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说：「如果说，我的诞生，生母崔氏为我自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一场马氏宗亲夺产便是一场闹剧和丑剧。我的身世中，悲剧是第一幕，闹剧和丑剧是第二、三幕。」

他续称：「我是一个私生子，从小便是个孤儿，到处流浪。我的童年的灾难，使我一辈子痛恨这个不合理的中国社会，家庭的爱，社会的爱，国家的爱，都距离我很远，我一生在自生自灭中长大，叫我何处去寻根？又叫我何处去认祖呢？」

司马璐回顾他的青少年时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过来的。在他艰辛曲折的一生中，荆棘满途，他屡次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我认识科学与民主，不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也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换来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为生。后来，他在一间布店做学徒，在这期间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把他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书，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他爱读神怪武侠故事，向往自己有一天像故事的人物黄天霸、孙悟空大闹天下。

1936 年，司马璐接受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教育，然后到镇江一个私立流通图书馆做管理员。他一直认为，书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管理图书的好处是知识的接触面很广。他生性嗜书如命，在图书馆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恒地增进知识，在某一程度弥补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读一本书，都像在他眼前打开一扇窗户，让他看到外面的缤纷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学的图书管理知识，再与实际经验结合，写了一篇处女作《怎样利用图书馆》，寄给全国最富声誉的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副刊」，不久获刊用。当时他在图书馆的月薪是八元大洋，这篇文章的稿费高达十二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写作信心大增。

他的知识几乎全是自学得来，许多人问他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他经常要费许多唇舌解释，自己没有读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没有念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学」和「社会大学」两个名词形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认为两者都适合他。由于生于乱世及个人命运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为憾。

司马璐养父母领养他时，给他起的名字叫「马元福」，后来他自己改名「马义」（取自「马克思主义」的简写）。「司马璐」是他写作时的笔名，「司马」代表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崇敬，「璐」字是为了纪念掩护他离开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华」，后来「司马璐」越叫越响亮，本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爱在心间难开口

镇江是司马璐一生最早接触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与戈扬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在少年情怀总是诗的年代，戈扬与司马璐在镇江一起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戈扬是这一时期的活跃分子。司马璐回忆，年青时的戈扬非常漂亮，喜欢穿一袭红衣。司马璐比戈扬小三岁，但就像他的「偶像」贾宝玉那样，早熟多情，对戈扬情有独锺，但却爱在心间难开口。那个「红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深刻烙在司马璐的脑海中。「可是，那时追求戈扬的人太多了，我怎么排队都轮不到。」而且在「红衣少女」眼中，那时的司马璐，只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其时司马璐被共产党安排在苏北海安文化馆任职，是镇上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扬家中「通风报信」。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国仇家恨，他们一起搞黑板报，又邀请当地出身前清举人的绅士韩国钧的女儿韩柳闲，组织一个抗日剧团，藉演出宣传抗日，正在排演期间，司马璐奉命急赴上海，与戈扬不辞而别。此后，他「进入一个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时代」。

戈扬后来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旧事时谈到：「七七抗战开始，小马义到我家里说『芦沟桥打起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到外面贴墙报（也就是日后的大字报）。我奇怪，马义当时的消息为什么那么灵通？我又奇怪，马义为什么又突然失踪，在海安消失了呢？」

这个谜团后来终于揭晓，司马璐给戈扬看了一份中共党内的内部材料，戈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马义入党的时间比我还早呀！」司马璐是在」七七事变」前夕「突击入党」，他得意地说：「我那时真是小小年纪，一颗红心，神出鬼没。」

原来，他从海安「突然消失」后，到了上海。「七七事变」，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正在华北激战。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抗战全面展开，当时中共的政治口号是：发动群众保卫大上海；而内部传达是：国民党政府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十月底，大场失守，大上海保卫战接近尾声，在撤退期间，中共给司马璐的指示是「立即准备到延安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司马璐义无反顾到了延安。

戈扬后来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马璐与她分别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手下工作。1938年，年仅19岁的司马璐出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主任。翌年再出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该单位后来和延安「新中华报」及「每日新闻」三个单位合并，改为「延安新华通讯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 年，司马璐被派往四川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担任地下工作，与戈扬一度在重庆不期而遇。当时的「红衣少女」戈扬，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领导人器重。由于那时两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都在准备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所以见面时碍于革命纪律，对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

＊觉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变」，司马璐历经种种一言难尽的政治打击，被派到白区（当时中共对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区，一律称为「白区」）做地下工作，接受最艰苦的「革命考验」。当时他一片丹心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强忍内心痛苦，不动摇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汤蹈火，全力以赴执行「党给我的任务」，但他的积极表现和牺牲精神，招致更多打击。

他逐渐发现，他认识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逃得过被整肃的命运。他耳闻目睹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一生中都有几上几落的纪录，「被整时未死的，再整人时绝不手软。不管冤假错，先下手为强」。他与中共领导人由于感情纠葛，从情敌被打成政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派他深入敌区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验」。其后又派他往浙西，「当时我的处境危机四伏，惊心动魄，分分秒秒与死神共舞、目睹多少为理想奋斗不息的青年人，死于中共党内斗争」。

司马璐心灰意懒，他与中共的关系，从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到怀疑否定，到感受压力乃至产生恐惧感再到脱逃。最后，他从亲身经历的党内斗争中，大彻大悟，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他痛苦地放弃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产党的「逃兵」，毅然脱离中共。不过，他对自己过去参加及退出共产党的历史，无悔无怨。

在中共建立政权前夕，政治嗅觉灵敏的司马璐从上海逃往香港，从零开始，披荆斩棘开创新天地，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共党史专家。他靠卖文为生，并与一群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作家组织「自由作家联谊会」，时常举办各种活动，非常活跃。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一书，记述他从十二岁到三十岁（1931至1949年）接触中国政治生活的独特经历。此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共销约十万余册，并译成数国文字，他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和稿费，成了「小康」。

司马璐在香港前后一共出版过约20本各类书籍，视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12册及《翟秋白传》等。

1958年司马璐在香港创办《展望》杂志，至1983年底移民美国才停刊，历时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长命」刊物。移民美国后，他在纽约主编《探索》杂志，长达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个人在思想与政治上，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开始觉悟到，解决中国问题，仍然需要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民主主义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希望看到中国繁荣进步。

司马璐在八十岁生日时，完成《红楼梦与中国政治》一书，接着决定执笔撰写他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亲历这大时代大转变的过程，绝大多数与他同辈的人都已逝去，他传奇的一生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令此书颇有看头。

他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忠实的写出我的记录，作为历史的见证。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须有梦，我走进这个世界就开始有梦，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我走过来了。.....从演员变为观众，写回忆录，一乐耳」。

＊数十年生死两茫茫

回头再说司马璐与戈扬各奔前程后，自此天各一方，数十年生死两茫茫，但对方的音容笑貌不时仍在彼此的心头掠过。司马璐在戈扬的记忆中，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小马义」；而戈扬「红衣少女」的形象，则深刻烙在司马璐的脑海中。

戈扬早在20世纪三○年代就仰慕共产党，向往「解放区的天空是晴朗的天」，这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共识。1941年，戈扬参加新四军，为革命出生入死。她回忆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当然是不合实际的理想，例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那时的共产党也是正义的，要求抗日也是爱国的。我们青年人就在这样一股热潮中参加了共产党。」

解放后，戈扬先后出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和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1957 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难逃，前后下放劳动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严酷环境下度过黄金年华，饱经风霜，吃尽苦头。也正是由于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种种折磨，使她重新认识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产党。「我发现共产党没有为人民做过什么好事」。

「四人帮」垮台后，戈扬重回《新观察》，将这本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以开明开放的风格蜚声中外。

＊人生七十才开始

戈扬晚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时年73岁，她没有被逆境击倒，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安排下，到曼哈顿国际语言中心，从英文26个字母学起。

回忆这段「牙牙学语」的经历，戈扬笑说，「六四」事件前夕，她是跟诗人北岛(本名赵振开)搭乘同一架飞机出国的，当时北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她说：「你如果不会说英文，就什么都不说，光说『Yes，Yes』就是了。」戈扬说：「我如果回答错了呢？」北岛说：「那好办。你一看对方脸色不对，就说『No，No』就对了。」说得戈扬大笑。

那时戈扬除了学英文，还经常去「中国人权」的办公室打发时间。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觉得新奇无比。其时正值信息网络热到来的时候，她投身其中，切实感到计算机和网络给人带来的乐趣。「人之所以成为人才，靠的是大脑的智能，计算机则是人脑的延伸。反正闲着无事，多学一点新东西总是好事。」

好个戈扬，一头钻进计算机网络的世界，学起计算机打字来。最初困难不少，边学边忘，写一篇稿要比笔耕花多好几倍时间。有时一个不小心按错键，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飞全功尽弃，但她没有气馁，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渐入佳境。到后来，用手执笔写稿反而不习惯了。「用计算机写稿，修改、增删稿件实在太方便了。」此后数年，她应香港《开放》杂志每月一篇的专栏文章，都是借助计算机完成的作品。

戈扬学英文，不止满足于日常简单会话，两三年后，她的英文程度已经可以阅读《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等英文报刊。在美国的流亡岁月，戈扬没有虚度，最初十年，她忙于写作、演讲和参加研讨会、座谈会等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媒体访问发表时事评论等，没有一刻空闲。直到2000年，84岁的戈扬动了心脏大手术，身体每况愈下，才减少了外出活动。

近年在家静养病体的戈扬，又迷上了研究「罗素思想」。罗素生于英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做过维多利亚王朝两任首相。罗素98岁的人生，「是在追求与失望中度过的。」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三种简单的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扬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思想上与罗素产生强烈共鸣。

她说：「罗素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强烈地奔走，走过一生，真是不容易！何况这三件事，都与人的性格不同有关，更加引起我的兴趣。」而罗素由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跟戈扬由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转变为民主自由主义的斗士，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戈扬几年前眼睛动了白内障手术，近年又因青光眼视力退化，但在健康未恶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并摸索着用计算机写回忆录《风雨苍茫》。她用回忆录细说前尘往事，叙述她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晚年却承受理想幻灭之苦，命运弄人，最后成为年轻时代要打倒的「美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公民。她进入回忆的国度，在回忆的时光中度日。但从2004年上半年开始，她身体每况愈下，回忆录还未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七十才来美国，没有对美国作过什么贡献，可是，「美国对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脏病入院动手术的费用，若在大陆可不得了，但在美国，她不用花一毛钱。出院后回到家中，还有护理员全天上门照顾，充分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许多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流亡到美国后，往往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扬每个月基本靠几百美元养老救济金生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兴兴的。

戈扬说：「我自己觉得，到美国后，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求的，也正是这份自由。这里没有人跟踪我，没有人窃听，没有人包围自己，这就很好了。我居住条件差，但说老实话，在中国的精神压力，要比这里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独裁，跟我隔得很远。」

光靠几百美元一个月的救济金，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这样比较高消费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适确不容易。但是，戈扬却这样甘之如饴生活了十多年。她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说自己已跟共产党格格不入，她所追求的就是原来共产党所说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专制独裁，不平等，我怎么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国流亡期间，最初戈扬仍保持中国公民身分，一度被拒发养老金，戈扬后来干脆入了美国籍，这样继续领养老金就没有问题了。戈扬在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没有想到活到这么大的一把年纪，还要在国外流浪，更没有想到为养老金的问题，要加入美国籍。

像戈扬、刘宾雁这样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识菁英，谁能体会他们孤独、痛苦和飘零的感受。戈扬与「五四」运动一起，参与缔造了新中国的诞生，还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尧如等前辈，他们把一生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到了老年，却不能摆脱被放逐的命运，客死异乡。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戈扬前几年还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国大陆，但踏入2004年以来，尤其是近段时间，身体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东西，听力也在逐渐消失，已有老人痴呆的迹象，最近数度进出医院，身边的人都在暗暗为她担心。

司马璐以前常常喜欢外出蹓跶，由于照顾老伴精神压力过大，今年以来健康状况差了不少，去年他还龙马精神海鹤姿，现在走路步履蹒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购物、看医生，他终日陪伴在戈扬身边。一向女强人作风的戈扬，自健康状况恶化后，心灵变得特别脆弱，极度缺乏安全感，经常担心有那一天醒过来失去司马璐。司马璐只好一再承诺与她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司马璐谦称，他的思想境界没有戈扬高，看问题也不如戈扬有深度，但他的脾气没有戈扬大，在他眼中看来，戈扬什么都好，就是「爱发脾气」。

戈扬说，司马璐是私生子，母亲生下他就自杀了，「他与生俱来有忧郁症」，而戈扬天生说话大嗓门，有脾气就发，发了就忘了。司马璐每次在戈扬冲着他发脾气后，则一声不响生闷气，戈扬最初并不知自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么变成了闷葫芦」，相处日久，才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情，以后再碰到司马璐不吱声，戈扬就会恍然大悟，「坏了，我又说错话了。」

人老了有时性格脾气都跟小孩子无异。老太太有时那里不舒服了，也会使点小性子，年纪一大把了，还会「吃醋」。司马璐有时外出时间长了点，她除了担心「马先生」(戈扬对司马璐的昵称)的安全，还会怀疑他去找那个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时司马璐气她「无理取闹」，会跟戈扬的女儿小米或我诉苦。我们都安慰他，她是个病人，您就多担待点，把她当病人好了。

司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个病人有什么好计较的。他说，自从戈扬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出现问题后，有时觉得自己「挺委屈受气的」，但每每念及戈扬从前对他的种种好处，一会儿气就消了。

＊同为天涯沦落人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天涯沦落人」。1990年，他住在纽约布碌仑，戈扬住处离他不远。他大病一场，戈扬在病榻前悉心照顾他直到病愈，由于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会不被承认，加上自幼失怙，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戈扬在他病中送来温暖及情谊，令他特别感动，当时他就在内心暗暗发誓，以后有一天要好好照顾戈扬。他们在布碌仑一住七年，1996年，他们在纽约法拉盛一处合作公寓合购一单位共赋「同居」，互相照顾扶持。

司马璐说：「我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别人对我好一点点，我永远铭记在心。对戈扬更是如此，无论她的健康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要尽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有情有义，善始善终。」

戈扬在《曼哈顿》一诗中，记载了两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入冬小住曼哈顿，怪事奇谈处处闻；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司马璐也和诗一首：「海安青梅竹马，重庆异床同梦，纽约历经考验，从此长相厮守。」

他们两人本来已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为何迟至2002年才兴起结婚念头？这要从戈扬2000年3月心脏病突发、险死还生讲起。戈扬后来在香港《动向》半月刊发表《我死过一次》一文，记叙了她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经过。

2000年戈扬84岁，半夜突觉心疼，「只觉得有一种要死的感觉」，经检查是心脏两条相邻的血管栓塞，医生当机立断给她做手术。

戈扬与胡耀邦同年，她说：「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样的病，胡生病那年七十三岁，我生病时八十四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儿。胡耀邦十一年前没有活过来，我却活过来了。我因这次『死而复生』深深体会到，给病人动手术与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当人看待，就要首先承认人有『生』的权利，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平等。当然还要有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其服务。我有幸在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活了。」

戈扬的生命力非常顽强，4月13日入院动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五天，她转到性质类似老人疗养院的「护士之家」复健，6月9日出院。那天我与小儿艾雷买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鲜花去接她回家。我在车上对她说：「您应当写篇文章，把两个月来从发病、手术到康复的心得体会告诉大家。」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来。

但戈扬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的是，临推入手术室前，她担心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个「未了心愿」，她郑重其事作为「遗言」说了出来：「我和马先生就算结婚了。」戈扬守候在旁的儿子小胡赶紧安慰她：「我当证婚人。」

戈扬康复后，一度觉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转眼两年过去了，这一回是司马璐身体不适入院检查，对方要家属签字，司马璐半天作声不得，他与前妻早已离异，唯一的女儿是抱养的，不在身边，戈扬在一边「嚷嚷」：「我们结婚吧。」司马璐如释重负：「我的太太是戈扬。」

＊一对新人成老伴

2002 年9月13日，戈扬与司马璐在纽约曼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特别婚礼，一对「新人」从此正式结为老伴，两人喜极而泣，场面感人。他们的婚事，由纽约华人女律师潘绮玲一手操办，鉴于两人的特殊身分和年龄，纽约知名女法官麦曼纽斯(MargaretMcManus)，特别为他们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简单隆重的婚礼。

老俩口在两岸三地知名度颇高，但在准备结婚前相当低调，保密功夫十足。当天的婚礼，除了由陈健华、潘绮玲律师夫妇及其助理陪同，并邀请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顾问马大任和我担任男女方的证婚人，再没有邀请任何人。此前几天，我接到马伯伯(司马璐)来电，他说戈扬不把我当记者，视我为女儿，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签字证婚，并叮嘱我要保密。

大喜日当天上午，碰巧他们在台湾的好友陈宏正抵纽约，要约他们中午餐叙，司马璐只好吐露实情说正要出门办理结婚手续。陈宏正立刻表示要赶来法院观礼，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担任证婚人，主动「退位让贤」。作为男方证婚人的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诗」，以「恭贺马义兄戈扬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诗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自奔东西，老天不负有心人，璧合一对老夫妻。」

两人在结婚宣誓时，别开生面宣读了他们共同起草的「结婚宣言」，感性十足：

我们相识了七十年，从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战，不断的接受挑战。

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新观察》，一个在香港办《展望》，连结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姓名。

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七十年前，我们做过同一个梦，今天我们还做着同一个梦。

后记

司马璐先生一直说我是最了解、也是最适合写他与戈扬故事的人。戈扬阿姨与他谱出黄昏恋时，我差一点当了他们的证婚人。冥冥之中，我似乎跟他们挺有缘的。

2002年9月16日，我从前在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的老长官张作锦(尊称作老)先生，从台北给我传真一函说：

「读了妳9月14日的报导，知道司马璐先生和戈扬女士结婚了，实在为他们两位高兴，请代致最深的祝福。那年他们两位访台，曾小酌共话。当时就觉得，两位长者，人在海外，能相互扶持，实在难得。

「犹记和妳初次去曼哈顿访戈扬女士，在她那儿巧遇艾端午兄，你们两位也成就了一段好姻缘。真是人间佳话。」

作老的来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第一次见到戈扬，是1989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因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主编李怡先生特约我采访报导会议情况。

初识戈扬，简直不相信她已年逾古稀。她身裁苗条，步履轻盈，上身穿一件红色的毛衣，显得气色甚佳，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说话中气十足，根本不像一个73岁的老太太。

旧金山一别，原以为我们会在北京再见的。没想到阴差阳错，命运神差鬼使，最后把我俩都驱到了纽约。

1988 年11月，台湾联合报系美加新闻中心在纽约成立，办公室设在纽约世界日报总社。当时美加新闻中心主任是张作锦先生，副主任是孟玄兄。作老历任台湾联合报总编辑、美国世界日报总编辑及联合报社长等。他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先后看到我访问大陆导演吴天明和剧作家吴祖光的文章，大加赞赏。便叫孟玄打听作者是谁，有意叫我加入美加新闻中心。

孟玄也真有办法，居然辗转打听到我在旧金山的联络电话，游说我来纽约。我当时一心想返香港工作，便谢绝了他的好意。

可是，命运弄人。1989年「六四」事件，不但改变了戈扬等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从 5月13日北京学生宣布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开始，我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一颗心悬在半空，每当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往下掉。当北京的枪声响起，耳闻目睹「六四」血腥屠杀的镜头，我心碎梦醒，情不自禁失声痛哭，那一头曾经引以为傲的乌黑发亮的头发，一夜之间不知白了多少根，我才相信春秋时代的名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我可以原谅共产党当年对我的家庭及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犯下的罪行，但我永远无法原谅一个号称「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政权用坦克机枪滥杀无辜的行为。

「六四」事件第三天，孟玄的电话又来了，说美加新闻中心急需熟悉中国大陆情况的人手，希望我再考虑。眼看那些当年与我一起跑「中国线」的香港新闻同业，由于赴北京采访八九民运，大都被列入了「黑名单」，禁足回大陆采访。好友张结凤时任香港《百姓》半月刊采访主任，在天安门广场中弹挂彩负伤回港。而我说得上是联合报系聘请的第一个有大陆背景的记者，当时海外民运风起风涌，联合报系属下的美国世界日报、欧洲日报大量报导相关新闻，我自认为可以从中发挥作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作崇，我略为犹豫就答应了。

1989年8月，我首次踏足台湾向联合报社报到。10月16日，我自香港飞抵纽约正式履新。几乎在同一时间，戈扬也从洛杉矶西来寺来了纽约，住在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公寓。

作老是位富文人情怀的长者，文章犀利，字里行间却有股浓的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对大陆知识分子有种特殊感情，叫我打电话约请戈扬餐叙。

没想到这通电话又一次改变了我下半生的命运，历史有偶然也有必然。那天恰巧戈扬外出买报纸，接电话的是艾端午，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本文写于2005年5月；刊于2009年3月号《前哨》月刊）

所有跟帖： 

•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雨打梧桐- ♀ (20 bytes) () 03/06/2009 postreply 00: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