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他走那一天
一九七六年，我在贵州一个贫瘠的县城的一个区级医院当医生。那医院座落在山顶上的一块平地上。这块平地实在难得，走遍全区找不到第二处。所以非但医院，所有区机关的办事处都挤在这块弹丸之地上。这儿有食品店，有杂货店，有书店。但所有店铺都是一个门面，一个柜台，一个营业员。因为平常店里没有顾客，店前那唯一的一条街上，也难得有一个人影。有的祗是狗，拖着尾巴，颠颠地嗅过来嗅过去。只有星期天赶场，四乡的农民聚在一起，熙熙攘攘，才使这条街如冬眠后复苏的蛇一样，显出一丝生气。日子，自然是极端的乏味无聊。
然而那年九月九日，却是苍白的生活中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中午，医院院长突然来找我，说下午要借用一下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因为刚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广播, 要组织集体收听。这个区当时还没有电，也没有广播。全医院就我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要听什么重要新闻广播，就来找我。 像这种突然要大家集体收听的重要广播, 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可谓司空见惯。其内容往往都是伟大领袖的一条《最新指示》。 别看这指示只有一两句话，但一句顶一万句，要全国七亿人民在同一时间洗耳恭听。这“话”一播出, 全国就要欢呼, 要游行, 要到市委县委区委去报喜。我当年心中就纳闷: 为什么要我们去向领导报喜, 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吗?
这种重要的指示，一般都是早上新闻节目，或晚上新闻联播时播出。九月九日那天的重要新闻, 却是在下午播出, 实属异常。我听到通知后，突然产生一种预感: 莫非他去世了? 他的病态和呆滞, 通过电视和报纸, 传遍全国, 是有目共睹的。周恩来走了，朱德也走了。口中喊万岁是一回事, 心中真正知道迟早要来的, 不就是这一代天骄,溘然长逝的日子吗?
一听广播，果然，他走了，真的走了， 终于走了。
广播听完后, 大家我看你，你看我，都不敢说话，好像怕说错了说出祸事来。以前听了最新指示, 照例要报喜, 但那天听了这头号新闻, 倒也没人想起该游行到区委，去向领导报丧。大概上面还没布置，院长也没组织大家讨论，大家只是默默地散开, 仍旧各做各的事。但有一点是无疑的, 那就是在我周围, 医生，护士，工务员，谁也没有哭, 一个也没有。
虽然没有人哭, 却很快就听到公路对面区委门前，有人在叫喊。那是区武装部的部长，一位年轻的复员军人。他一定得到什么命令，很快就把区所在地的“地富反坏右”都勒令过来, 听他声色俱厉地训话。声音那么洪亮，我们在医院都听得见。他要他们规规矩矩, 不得乱说乱动。这批人平日挨训惯了, 一个个低头垂手。有个人好像哭了起来, 武装部长大声骂道:“不许你哭! 你不配!” 然而配哭的他却没有哭。
傍晚时接到区委通知, 说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晚上全区要通宵轮流值班。我被安排在夜里二点到四点。和我一起值班的是一位派出所的警察, 和一位工商所的干部。我们三人在一个废用的小仓库里，烧了一盆炭火。我们一边围着烤火，一边不断地喝茶提神。贵州高寒，九月的夜里，已寒气逼人。在漫长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三人面对面，尽转弯抹角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打发黑夜。仍然谁也没提起，今天我们干嘛来值班，中国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每隔半小时, 我们就沿着区委门前的大街巡逻一遭。警察提着枪，走在前面。天下着毛毛细雨, 路上人也没有, 鬼也没有, 祗偶尔几声犬吠, 增添着夜的凄凉。
值班结束时，雨停了，我向家中走去。天仍黑，但东方已隐隐透出一片白光。我突然张开了手臂，深长地吸了一口凌晨的寒气，从头脑到身心，感到一种奇怪的轻松。我知道，他走了, 中国要变了。 中国这十几年荒唐的历史，等待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中国，望你变好，你可不要亏待了为你受苦受难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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