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纪念什么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在巴黎游历期间写下一篇以《罗曼罗兰》为题的文章。中间写到：
“十五年前一个下午，在巴黎的大街上，有一个穿马路的叫汽车给碰了，差一点没有死。他就是罗曼罗兰。那天他要是死了，巴黎也不会怎样的注意，至多报纸上本地新闻栏里登一条小字：“汽车肇祸，撞死一个走路的，叫罗曼罗兰，年四十五岁，在大学里当过音乐吏教授，曾经办过一种不出名的杂志叫Cahiers de la Quinzaine的。”
但罗兰不死，他不能死；他还得完成他分定的使命。在欧战爆裂的那一年，罗兰的天才，五十年来在无名的黑暗里埋着的，忽然取得了普遍的认识。从此他不仅是全欧心智与精神的领袖，他也是全世界一个灵感的泉源。他的声音仿佛是最高峰上的崩雪，回响在远近的万壑间。五年的大战毁了无数的生命与文化的成绩，但毁不了的是人类几个基本的信念与理想，在这无形的精神价值的战场上，罗兰永远是一个不仆的英雄。”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邮政飞机上，因大雾，误撞了济南开山，失事身亡，年仅三十四岁。
命运之神，或许就是要嘲笑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 的贴子，特地随机地选择，哪一个英雄可以劫后余生，哪一个英才只能抱憾离世。
如果我们读完这篇《罗曼罗兰》，如果我们读徐志摩，读罗曼罗兰，我们不会找不到他们之间的共鸣。如果命运之神，也给了这个怀抱着一样的热情和不屈的力量的青年，一个幸存的机会，让他捧着心中燃烧着的烈火，去完成本是他自己“分定的使命”，相信有一天，有另一个同样惜敬英雄的青年，会拿起笔来写下这个融汇东西信念与理想的新的“不仆的英雄”。
对他的不幸的悼念，不可谓不隆重；林徽因两次写的《悼志摩》，不可谓不痛切。但是，这一切，都无力抵抗那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一个时代让人向往，缅怀，全是因为闪耀其中的人物。一个人物让人倾慕，扼腕，全在乎他挚诚的灵魂。今天，就再读他的文字，对话他的灵魂，感受那曾经无畏燃烧的火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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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徐志摩《从小说讲到大事》节选：
“。。。我们是儒教国，这是逃不了的事实。儒教给我们的品性里，有永远可珍贵的两点：一是知耻，一是有节，两样是连着来的，极端是往往碰头的，因此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诞生出一个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几位先贤，不比当代我们还看得见的那一群遗老与新少，忠君爱国一类的概念脱卸了肤浅的字面的意义，却取得了一种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拼死保守的不是几套烂墨卷，不是几句口头禅，他们是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在这块古旧的碑上刻着历代义烈的名字，渍着他们的血，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