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另类读《水浒》谁是英雄

另类读《水浒》谁是英雄

是一个朋友的读书笔记，帮忙发的。
　　谁是英雄
　　
　　——另眼看《水浒》
　　
　　《水浒》有什么看头
　　
　　《水浒》到底写了些什么，或者说看《水浒》到底看什么，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水浒》讲述的是一群低级官吏、失意文人、乡村地主以及一群社会闲散人员所从事的造反经历。他们从强硬的国家机器失去了话语优势开始，经过被挤压、逼迫只得愤然离家出走，再向流氓造反者挺身一跃，在将近触摸到了黑暗王国的顶峰的时候，求得了国家的宽恕、谅解和恩典，再度返回到后者的宽容大度的怀抱。他们狂暴而血腥的打斗，最终不过是向家长的一次赌气、撒泼，是请求主流话语的内在威慑力的降临。这群人抗争的所有正义性，全部落实到了国家肌体的腐败层面上，社会已经没有了任何用于衡量道义的规则，他们就是在完全没有衡量标准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在自设的道义体系框架内的任性妄为，度过了狂欢般的引人注目的折腾之后，就开始了和国家结亲的蜜月时期，尽管蜜月往往都是短暂的，蜜月之后就看谁能降住谁了。当然，最终被收拾的只能是离家出走的那些人，家长弥留之际躺在床上都是有权威的。
　　
　　《水浒》讲的就是在一个颠倒的社会中，一群末路英雄造反的故事。
　　
　　一：这是一个造反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就属造反的故事热闹。不过，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提供的造反史实大致就有两种：一种是农民造反，农民往往是在王朝末年实在活不下去了，没有了土地，没有了粮食，没有了衣服，只得揭竿而起，他们窘困到连旗子都打不出来的地步。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一种是军人造反，军队高级将领驻守一方，拥兵自重，实力坐大，要夺权了，开始造反。无论哪一种造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直接向朝廷叫板。《水浒》虽然讲的是一个造反的故事，但却和这两种造反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首先，两宋王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富得流油，在蛋糕整体肥大的情况下，即使分配不公，掉下的渣子也足够养活相当一部分人的了。《水浒》关于这方面最激烈的反映也就是“公子王孙把扇摇”的不平而已，还不至于引发农民造反。创建了“清明上河图”那般富足生活的王朝，没有出现历代王朝的末世光景。宋王朝绝对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自太祖朝宰相赵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针以来，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大宋王朝以徽宗同志关于“若干代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历代祖师爷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并带领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深化改革，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终于使中国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球首位，成为当时头号发达国家，世界各族人民无不心向往之。两宋王朝另一个特点是军人没有拥兵自重，实力坐大的条件和可能，因为军权始终掌握在朝廷手里。况且，《水浒》的那些造反派们从来就没有向朝廷叫过板，他们共同认可的造反口号是“替天行道”。或者是为生活所迫，因为不反是死，反了也是死，那还不如反了算了；或者是为夺取政权，因为有了做皇帝的实力却没有掌握皇帝的实权，憋得难受，干脆反了。梁山英雄则一不是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了，二不是阴谋篡权，直接向朝廷叫板，他们中间有一个懵懂之人，用痴人说梦的方式表明过革命的最高理想就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还有一个人在革命前有过杀到东京的想法，其他人从来没有过此类念头。那么，他们凭什么要造反，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或者是什么目标招引他们非反了不可呢，这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答案只能在《水浒》上去寻找。
　　
　　由此，我们首先认定这不是农民造反的故事，整个造反的过程中，没农民什么事。那么，是谁在造反呢，或者说是哪些人上了梁山？这群人中，数量最大的是一批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在社会组织相当严密，社会秩序没有任何松动迹象的时候，只能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勉强存活，一旦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这些平日里走投无路、生活无着的小人物，就开始渗入社会的中间地带发挥作用了。他们原先的生活状况是想过殷实、安逸的日子而不可得，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他们虽然没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却有着足够的甚至超常的生活经验。“无助感”和“不安定感”结合着他们丰富的经验，告诫他们一个简单事实，必须有一个互助合作组织来保护他们，在没办法独自存活的情况下，他们加入了梁山这个命运共同体。第二类人是在地方上杀了几个鸟人，或者犯下大案，有些甚至是公安部A级通缉令上叫得出字号的，遭官府缉拿，东躲西藏不是个办法，于是，上得梁山，如鱼得水。第三类人是很想为国家为朝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可偏偏国家朝廷不吃这套，惹翻了他们的性子，一跺脚，他娘的，老子不干了，一拍屁股，上了梁山。第四类人是本想做个良民的，没招谁惹谁，仅仅是因为小有名气或者身怀一技之长，梁山领导认为是有用之才所以不择手段搞上山的。还有一类本来就是围剿梁山的军官，结果不打不相识，像阿Q梦中情景一般“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成为了同一营垒里的战友。这群人中，没有哪一个是靠“勒紧裤腰带”或者“扎紧脖子”过日子的。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造反呢？也就是说，在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北宋第八代领导核心的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逼迫他们造了反。这就是我们看《水浒》要看的地方。


　　二：这是一个英雄的系列
　　
　　什么人是英雄，什么行为是英雄行为，这是个问题。中国人本质上来说是懦弱的，而中国又是一个暴力指数相当高的国家。自陈胜、吴广起义，开了一个以暴力推翻前政权的先例后，后世基本照此办理，其间有一个通过和平手段得了政权的，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结果却是遭千古骂名，因为这在中国人眼里不地道。农业社会在中国表现得十分典型，其特色之一是君王或草头王的暴力轮番统治。战争和动乱时，动辄“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惨状非常。对百姓而言，这是一个“要命为第一要务”的时代。但是，身处暴力指数相当高的社会中，懦弱的民族心理并不妨碍中国人对暴力和血腥的欣赏。鲁迅作品中的两个场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阿Q 正传》阿Q 演绎城里杀革命党的那段：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 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阿Q在城里看杀头，回来讲杀头，听众听杀头个个都是那么津津有味，而且因此对阿Q肃然起敬，阿Q的唾沫都可以直飞到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但是当他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时，我们看王胡和其他人是如何表现的呢：他们全都吓坏了。注意，阿Q仅仅是用了一个虚拟的杀头动作，就把在场的所有的人全部震住，怕杀头怕到这种程度，如此怯懦的性格却并不妨碍他们如此兴致勃勃地去看杀头、讲杀头、听杀头。
　　
　　小说《药》中刑场上的一段砍头观赏大会的盛况：
　　
　　“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这些人在干什么呢？看杀头。杀头程序分四 步，正好与上述情节一一对应。第 一步，把犯人绑缚刑场，这一节对应“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第二步，犯人跪下，助手揪住犯人的辫子向前拽，使犯人的脖子尽量伸长，这一节对应“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第三步，砍头，刽子手手起刀落，犯人身首异处，这一节对应“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第四步，助手揪住辫子，把被砍下的头颅甩几圈，使鲜血四溅，这一节对应“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看杀头有如此的兴趣真是举世无双，杀头的那一刻，竟然能够屏住呼吸，全神贯注，也绝对是独步世界，但是，对鲜血溅到身上的恐惧，又使他们能够迅速作鸟兽散。喜欢的正是自己不愿意的，爱好的正是实际要躲避的，病态般嗜血的爱好和骨子里就具有的对鲜血的恐惧，就这样完美结合，天衣无缝。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因为懦弱的民族心理反而导致了对暴力和血腥的观赏心理。那么，在中国人心目中何为英雄呢，很显然，一定是能打敢杀的主。这就使人们对暴力资源强盛者特别是那些暴力资源过剩者，有一种天然的观赏和仰视态度，而自己又是绝对不干的，于是只有寄希望于夺了那鸟位的，有着万丈豪情的英雄们去一刀一枪的拼杀，津津有味地且看他们去作那不要命的一搏，而《水浒》恰恰就提供了这些英雄。国人看《水浒》，看到李逵切瓜也似一路砍杀下去，广大人民群众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被迫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砍杀之中时，大都记住了砍杀，少有为百姓一撒同情之泪的。
　　
　　《水浒》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系列英雄，而且它提供的是一系列末路英雄。《水浒》分明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但却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且不说英雄们最后七零八落的凄凉结局，远不如前期的轰轰烈烈，且不说英雄们出场与归宿的强烈对比，即使是他们最辉煌时期，就名望和影响而言，这些敢于为自己为别人搏命、拼命、过命、舍命的大英雄，也远远比不上那些看起来实在不是个英雄的人。《水浒》中有两个举世皆知的大明星，一个是柴进，一个是宋江。柴进不用说，是凭借祖上的功德，宋江凭什么，一凭舍得撒钱，二凭他有一个回归体制的预案。舍命的英雄比不过撒钱的汉子，这已经是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宋江看准了英雄们的唯一归宿就是回归体制，而回归体制只能是或者打磨掉英雄本色，或者死路一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体制，而体制又根本不需要他们。无论是杀出一条血路以求生，还是最终回归的命运安排，都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选择，性格正剧演变成命运悲剧，创造英雄的时代却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这已经具备了古希腊悲剧的崇高、震撼的悲剧意味了，这种悲剧意味远非“直落得两泪涟涟”式的悲剧可比。父母把孩子从小送到乡下，十几年后又接回来，结果双方都无法接受，无法容忍，因此酿成悲剧，这该怨谁呢？
　　
　　看《水浒》看英雄们嗜血的壮举，当然不失为一种安全可靠的精神享受，然而对《水浒》更深一层的解读是领悟英雄们嗜血壮举的背后，那难以化解的悲剧意味，品味作者的悲愤情怀。
　　
　　三：这是一个颠倒的社会
　　
　　我们看《水浒》是需要用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作为参照系的，《水浒》所提供的都是些颠倒了的东西。作者为了彰显这个颠倒了的社会，在结构故事时，结构程序也是颠倒的。《水浒》提供的是一个供英雄们展示拳脚的平台，这样的故事通常有两种结构方式，一是按照先是小号英雄出现，渐次引出中号、大号的，最后推出一些顶极英雄人物；二是那些顶极英雄人物一开始就横空出世，其他的英雄围绕着他们。《水浒》却颠倒了这种结构程序，不用通常的顺向或者逆向方式，明明是英雄传记，偏偏用高俅作为出场人物和贯穿人物。高俅是何等样人？且看作者介绍：
　　
　　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
　　
　　是踢得好脚气球。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球。 后来发迹，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在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送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再看时人的评价：
　　
　　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破落户，没信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
　　
　　这小子从根上就不是个好鸟，而且是越学越坏，连他自己的父亲都容不得他，整个开封府当然更没有一个人看好他。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人挪移到一个正常社会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混小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二是下大狱，不判无期就判死刑。然而他却生活在一个颠倒的社会，他是越变越坏，地位却是越爬越高。他是怎么爬上去的呢？且看他的狗屎运。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
　　
　　从这一刻起，高俅时来运转，平步青云。最后官拜国防部长，授上将军衔。宋徽宗提拔高俅，实际上他是在从事一项事业。这是一项历代王朝都十分谨慎重视的事业，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前途、社稷命运的大事业。他从事的是为国家社稷选拔高级管理人员的头等大事，可他却是在游戏玩耍中开始了这项大事业。头等大事，等闲视之，朝堂上结为股肱，等同于游戏中找寻搭档，这个社会想不颠倒都难。
　　
　　这一颠倒不打紧，便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两个伏笔。一是坏人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好人的日子自然就一天天坏下去，那些本该有点好命运的平常人、老实人的日子日见艰难，那些太老实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比如武大郎，倒是那些敢于并且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反而有了活路，比如武二郎。一是高俅事件，变自上起，终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乱自下生。社会一乱了套，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并且人们都尽力展现自己比较邪恶的一面。李逵，一个始终保持着儿童天性的人，他所尽情展现的却是儿童天性中邪恶的那一面。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社会不乱套，他也绝不敢如此胡作非为。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对社会政治层面不敏感，比如他曾幻想宋大哥作皇帝，他作将军，他不明白作了皇帝的宋大哥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他，掌天下的人最忌讳的就是他这种不安定因素。但是，他们对社会变动特别敏感。李逵在协助柴进处理纠纷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也就是说，有条例可依，他们这种不安定因素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如此，天下自然就不乱了。
　　
　　 在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北宋第八代领导核心的治下，整个社会颠三倒四，终于激起了一群血性汉子凭借一身好功夫冲杀出去。我们将通过一个故事，五个人物，来看《水浒》中那血腥而又有趣的事情。
　　
　　一个故事是“智取生辰纲”，这是全书的关节点。五个人物分别是：林冲，一个最不可能造反的人；杨志，一个最不应该造反的人；宋江，一个最不愿意造反的人；武松，一个一旦逼反就会喷发巨大能量的人；鲁智深，一个只要社会稍有松动有条件要造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反的人。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
　　
　　说“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是关节点，一是因为这次行动是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此前也有的好汉有些动作，但也仅仅是为了自救，动静也不大，更多的好汉只有革命宣言没有革命行动；二是因为这次行动实际上是以后所有行动的一次预演，以后所有的行动不过是这次行动不同规模的重复；三是因为这次行动是“变自上起”而触动了“乱自下生”的总开关，自次以后，整个社会不得安宁。
　　
　　首先，我们先给这一事件定性，看它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当事人宋江对此有一个评价：
　　
　　“晁盖是我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宋江是郓城县政法干事，专一处理司法、刑事方面事件的，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多少年来，我们从来不把这件事当作犯罪事件，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本还把《水浒》的这一段当作保留篇目。这次事件毫无疑问是犯罪事件，问题在于是不是很了不得的大罪，是不是迷天大罪。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给它定性。
　　
　　第一：犯罪和犯罪不一样，盗窃与抢劫比，抢劫的罪要大，他们是抢劫；第二：抢劫和抢劫也有一比，借着夜幕的掩护抢劫和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下抢劫，后者罪过要的大些，他们是光天化日下抢劫；第三：即使是光天化日下抢劫，还有一个判罪考量，单枪匹马抢劫和结为团伙抢劫不一样，团伙抢劫的罪重一些，他们是团伙抢劫；第四：团伙抢劫按造成的社会影响看，仍然有区别，抢普通百姓的财物与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财货比，当然是后者严重得多，他们抢劫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财货；第五：尽管抢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财货，抢劫者还有一比，草民百姓和江洋大盗不同，江洋大盗的抢劫于法理难容，于情理却可恕，因为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抢劫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草民百姓靠什么吃饭，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下，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在一个颠倒了的社会，这个问题就模糊了，他们居然也来干这勾当，这下，问题就大了。五个方面放在一起看，很显然，他们是一群草民百姓纠合成一个团伙，在光天化日下有组织、有预谋地抢劫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财货，这当然是“迷天大罪”了。政法干事宋江同志的看法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章节时，第一反应不是什么迷天大罪，而是端的痛快，煞是解气，真真是快活得紧呀！我们和宋江认识上的差别在哪里呢？没有差别，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宋干事是从晁盖即将被缉拿，“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的角度为晁盖着想，罪太大了不好脱身而已。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宋干事和我们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大家为什么觉得抢得好、抢得妙呢？因为该抢，为什么该抢呢？因为抢的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就该抢，有这个道理吗？当然有，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你不仁。我不义”是天经地义的，你行不仁之事，我为不义之人，没有什么不对的。这只是明面上的话，这句话还顺理成章的认同了一件不能说但却能做的事，那就是“你不义，我不法”，你为不义之人，我当然可以做不法之事了。迷天大罪就这样变成了胆识与智慧相结合的英雄壮举。
　　
　　现在，我们分五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1：谁抢劫了生辰纲。抢劫生辰纲的犯罪团伙开始有七个人，叫做“七星聚义”，后来又找来一个帮手，一共八个人，为首的是晁盖。那晁盖可是有来历的：“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晁盖凭借祖上的阴德，成为了东溪村的民营企业家，又因为是当地著名民营企业家，就担任了东溪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晁盖特别重情重义，尤其喜欢结交朋友，只要是朋友，“不论好歹”，只要来，照单全收，人称“托塔天王”。到了晁书记家，有吃有喝不说，走了还发放路费，这等好事，难免就会招引各地的不法分子，与不法分子过从甚密，难免会有不法的念头。党支部书记是社会大厦整个基础的一个支点，支点如果出了问题，大厦早晚是要塌的。这个支点果然就出问题了。这天，来了一个不法分子，此人自我介绍：“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这搭朱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这是个贩马的个体转运户，马在那个时代是战略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私人贩运就是走私犯。走私犯刘唐在东京贩马时听说了梁中书市长今年送寿礼（生辰纲）给蔡京做寿，顿时萌生了绘制原始共产主义宏伟蓝图的庞大计划，但一来蓝图过于宏伟，单干显得势单力薄，二来自己独吞，以后在江湖上就无法混下去了，想到保正哥哥广揽天下英才，此其志不在小，所以“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晁书记也不含糊，大喊一声，气壮山河：“壮哉”，翻译过来就是：太他娘的棒了，老子早想干他一票了，就是还没找到下口狠咬一家伙的地方。好了，有事情干了，缺的只是人手，说书的真会安排，缺人就有人送上门来。“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吴用，高考落榜者，乡村小学民办教师，自视颇高，以为智慧还在诸葛亮之上，因此道号“加亮先生”。他的出现，就引出了另外三个人。“这三人是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日尝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唤做活罗阮小七。这三个是亲兄弟。”这三兄弟曾经做过不法的勾当，这便是入伙干不法之事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最近梁山泊被一伙强人强行搞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旁人无法染指，弄得三兄弟丢了饭碗，他们又没有任何办法，对这伙人就只剩下羡慕的份了，这就有了干不法之事的动力。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的犯罪激情，又被吴用拍出一两银子请客，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现在犯罪基础、犯罪动力、犯罪激情都具备了，就差犯罪动机了。接下来，吴用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有一桩十万资产的大富贵，这时，谁不让三兄弟参加犯罪团伙，他们和谁玩命。七星的最后一星“覆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的便是，这个云游道士是专程为那十万资财而来，道士闻腥，也凑了过来，这个社会，除了老实人，谁人不能干他一两件违法的事？好了 ，“七星聚义”完成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按说应该是做策划书去实现那个宏伟蓝图，可是咱中国人只要组成团体，第一要务是分大小，排座次，于是他们都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排出了从一到七的名次。名次排完，他们又找到黄泥冈第一等闲汉白胜，最终，村党支部书记和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组成了打劫别动队，他们摩拳擦掌，作好了最充分的准备，个个都盼望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的到来。


　　2：抢劫了谁的生辰纲。一个村支书要组成团伙搞抢劫，第一次出击，他要抢劫的对象最大能大到哪一级？这需要小心从事，搞不好动静太大，逃命都来不及。那么，他们会小心从事吗？这次他们是既不谦虚客气也不谨慎小心，因为这个社会早就向他们这类人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所以，他们第一次出击对象，就选择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蔡京总书记。这似乎有些不对了，按说宋徽宗才是总书记，怎么也轮不到蔡京呀。不错，原来确实是赵总书记，可是老赵有两手绝活，一是绘画，二是书法。这两手绝活被他玩得炉火纯青，那真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独步一时，时人无出其右者。因此，他每天忙自己的专业忙了个四脚朝天，况且他后来还勾搭上了个开封府演艺界头号种子选手李师师，绘画、书法、嫖妓，三大任务一个都不能少，国家大事作为副业，他老人家哪有那闲功夫顾及，于是，他自己任命自己为不管闲事的国家主席，一切军国杂务全部交由蔡京负责。那蔡京果然不负所望，把个大宋王朝打理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一天比一天糟，赵主席一怒之下，心生一计，又给他提升一级，让他坐上了天下第一的总书记的位置。蔡总书记普天之下广有党羽，且门生更是遍布天下，一句话，天下是他的，他老人家过个生日，自然有人孝敬，老实讲，能孝敬上还是天大的面子呢，于是，就有了生辰纲这码子事。现在，村党支部书记就要抢总书记的生辰纲了，这下，天下可真是热闹得紧呀。
　　
　　3：谁送的生辰纲。说起此人，是大有来头，“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势。那留守唤作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北宋共有四个直辖市，东南西北各一个，北京大名府位居第二，为北方第一重镇。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外部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因此，按照常规，驻守北方的长官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有大本事的人。“留守司”在宋代官阶、品级都极高，委任如此高官最是马虎不得的。梁世杰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凭的是什么呢，说起他的业绩那可太过硬了，他是蔡总书记的女婿！仅此一条，压倒多少英杰才俊。老丈人送给女婿高官作，女婿送给老丈人生日礼物当然无可厚非，官场从来如此，不新鲜。可那礼物的数目也太大了，好家伙，十万贯！十万贯值现在的多少钱呢，北宋的经济建设搞得令全世界眼红，“挤的屁”起码占全球的80%以上，一贯铜钱至少值一两银子，一两银子按照当时的米价计算，应该是相当于现在的600—1200元人民币，算术没学好的人还真算不清这笔账。这么大的一笔财产，去年还搞丢过一次，今年总该小心谨慎了吧？没有，照样大张旗鼓地动作起来，不然，怎么连那个贩马贼都知道了呢。况且，他梁司令员未必不知道这一路之上，各地的各级车匪路霸人人都打这票生意的主意，他这边还没动，人家那边战前会议不知开过多少次了，你这里还没上路，人家那里早在路上等着了。其实，他太清楚这一点了，那他为什么不秘密从事呢？据我的推测，他的小心谨慎还是有的，只不过他太迷信有关创建安定和谐社会的宣传了，在上级领导个个都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大好政治局面而全无危机感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让梁司令员一个人加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革命意识，这也太强人所难了。所以，他坚信“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使个军健跟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况且，梁司令员手里还掌握着一张王牌杨志，临行前，他亲切接见了杨志，并和后者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谈话结束时，他还对杨志做出许诺：“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道诰命回来。”此时如丧家之犬的杨志，突然就莫名其妙的有了大好前程，砸错了都砸不到自己头上的馅饼，就这么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杨志决心一定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既有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又有决心完成任务的各级指战员，梁司令员要办好这件事，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四：谁把事情办砸了。杨志接受了领导交给的光荣而值得骄傲的政治任务，那么，他能胜利完成吗？按说应该能。杨志的出场是灰头灰脸的，他是刚被赦免的罪犯，孤魂野鬼般的流亡生涯刚刚结束，为了生计，他老着脸皮四处讨要，拼凑了一担财礼，要到举目无亲的东京去拉关系、走后门。但他的人生起点却是非常高的，据他自我介绍中所透露的个人简历来看，此人十分了得：“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履历表，那真是根正苗红，硬是了得。“三代将门之后”，军队高级干部子弟，而且是已经达到贵族水准的高干子弟；“杨令公之孙”，这可是本朝国家级著名革命烈士后代，是梁山好汉中唯一的一个；“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国防大学本科毕业生了，正规本科生，又是个唯一；“做到殿司制使官”，一毕业就担任了营团级干部（宋代的制使官官阶不低，相当于正营以上，正团以下），照这样混下去，什么都不干，三四十岁，也能混上个军分区司令员。这类人的出身，先天就决定了他们占有比别人更多的、并且能够直接享用的社会资源，属于既得利益者，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政权的天然拥护者，是社会现状的天然维护者，他们应该不会对现有社会、对现有政权心存丝毫反意。根正苗红，武艺高强，现做着官，又是个地道的官迷，一帆风顺的前程摆在面前，杨志却无福消受。他脸上的那块青痣，注定了他总是走背运。东京赵主席要完成一项重大的形象工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若干代表的光辉榜样，决定修建国家“公园”，需要押运太湖石进京。他与另九个制使组成了十个小分队，去太湖边押运“花石纲”赴京交纳。在黄河河道运行时，一阵风吹浪打，别人都没什么事，偏他翻了船。要说咱大宋王朝硬是要得，此事一出，不管你什么来头，不管你什么背景，严格按照领导干部问责制办理，毫不走样，并且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这一追一查不打紧，直追得杨志如丧家之犬，直查得他惶惶不可终日，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后来，遇到大赦，他得到了解放，但是他所有资源已经丧失殆尽，沦落到了底层。他拼凑了一担财礼风尘仆仆的来到首都，和广大民工刚到首都时一样，不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可是在求职的路上，他却发现，杨家最著名的“回马枪”居然没有任何用处，这里唯一需要的就是关系。而搞关系是需要天赋的，他个死脑筋显然派不上用场。他削尖了脑袋，好不容易补了一张殿司府制使申请表，结果，晋见部门主官高俅时，一身正气的高俅把杨志档案材料一看，“大怒道：‘既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把文书一笔都批了，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来”。可以想见，杨志脸上的那块青痣肯定是看不见了，因为他的脸色已经全绿了。无奈之下，回到下处，带的礼品送完了，盘缠也花尽了，不要说找进身阶梯了，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于是，懂得“爱拼才会赢”的道理，准备到边关凭一刀一枪搏得个封妻荫子的杨志，拿着他用于拼搏的工具，到开封府热闹非凡的大街上去换碗饭吃。谁想在一国之都、首善之区，居然还有泼皮牛二这等货色，高干子弟与都市太保之间发生了火拼，祖传的宝刀沾染的却是地痞的污血。事后，他没有如鲁智深那样跑掉，而是径投开封府自首。开封府的审判结果是：二十脊杖，刺金印，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在大名府的那段日子，是离他实现人生理想只差一步之遥的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步他却迈上了梁山。按说一个国防大学本科生，浑身的武艺，，既与现行体制有着天然亲和力，又一门心思建功立业，在走投无路之际，经上级领导大力提携，立刻把建功立业的理念转化为效忠上级领导的实际行动，况且，他一出道就经受过了严酷的挫折教育，这样，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的各项条件完全具备，由杨志押解生辰纲只能用四个字概括：万无一失。


　　后来怎么就失了呢？问题出在老梁身上，原本把任务交给杨志他尽可以放心，对于杨志能够胜利并顺利完成上级赋予的光荣使命也是信心十足的。然而，由“疏不间亲”的生活经验积淀而成的灰色文化心理暗示，提醒他注意到了一个事实：他杨志本事再大，也毕竟是一个外人。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他足够的警觉，在最后一刻，文化发挥了它巨大的潜能，他决定委派自己的亲信做监军。如此临机决断，充分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独具中国特色的领导风格和做派。这样，谢老都管就做了运输大队的政委，而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这位谢老都管来头极大，是东京蔡夫人的陪房的丈夫。有这一层关系，运输大队实际上实行的双层领导，即担责任的是杨志，说了算数的是老谢。早已安享晚年，过着舒适退休生活的老谢，对如今的世道行情一无所知，而那帮车匪路霸却是精心策划预算过的，他们还没出发，胜负已经决定了。杨志信心十足地踏上了不归路。在押送生辰纲的路上，杨志自以为做了梁中书的宠物，一想起梁书记临行前说的那些肺腑之言，就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为了梁书记而暴打老梁的亲兵，不仅如此，他连老谢的两个跟班都开骂，老谢心想，什么防强盗，你他妈的整个就是个强盗，于是挺身而出，开了个现场批判会，老谢的大批判稿件极有保存价值，说理真个是深入透彻、痛快淋漓：“杨提辖！且住！你听我说。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喏喏连声。不是我口浅，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直得地逞能！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庄一个老的，也合依我劝一劝！只顾把他们打，是何看待！”翻译过来，大意是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公，你是个遭死的军人，这支队伍谁当家还用得着我老人家提醒吗。门下军官我见了无千无万，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你从来没有入我老人家的法眼。关键还是最后四个字“是何看待”，打狗欺主，你小子这是在向梁司令员叫板。批判会后，杨志威风扫地，再加上老谢精辟的形势分析，以为现如今是天下太平，你说不太平，就是污蔑大好形势，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掷地有声呀！杨志只有低头认罪，和政委老谢互相配合，与一伙强盗里应外合，终于扭转了局面，给总书记的寿礼就这样变成了给村支书的见面礼。
　　
　　这下可真是无路了，无家可归的杨志只有先上了二龙山后又上了梁山。可他上梁山实在是太尴尬了，人家或者是杀了几个鸟人，或者是为奸人所害，或者被梁山笼络、裹胁，或者战败投降，都有个说道，只有他，是背运走到了头，为梁山所收留，而且在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做了梁山创业史的反面教员，是他的失职送给了梁山创业的第一桶金。尽管他在梁山依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的背运毕竟是走到了头，杨志的身世和遭遇最深刻最惨痛的意义就在于那个时代，那样的政权根本就不配让杨志这样的人为之效力，那个唯一使用过他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把一件万无一失的事办得一败涂地。
　　
　　
　　五：事后怎样？兹事体大，公安部立即下发A级通缉令，“府干亲自赍了，星夜望济州来，着落府尹，立等捉拿这伙贼人，便要回报”。济州省委书记责令省检察院副司级巡视员何涛办理此案，何观察的弟弟何清正好在地面上混，提供了破案线索，抓了白胜。白胜如果深藏不露或者坚贞不屈，这便成了无头案，可是这小混混平生第一次手里有了一大笔钱，不知如何开销，竟然胡乱地塞在床下的一个浅坑里，被人家一下抓了个正着，上得堂来，先还像样，后来就不行了，吃不得皮肉之苦，熬刑不过，全招了。于是，何观察亲自带队，拿着公安部一级通缉令赶往郓城县缉拿罪犯。“却值知县退了早衙”。来的不是时候，只得耐心等候，等候时，恰巧遇到郓城县政法干事宋江，两个政工干部遇到一起，如鱼得水，办个案子更应该手到擒来。如宋江所言：“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手到拿来。”谁知道这竟然是他的拖刀计，稳住了何观察，宋江骑了匹快马扬尘而去。他去了哪里了？政法干事宋江理应协助政府缉拿罪犯，还能去哪里呢，在一个颠倒的社会，邪门的事出现了，他向罪犯通风报信去也。
　　
　　一个正当的社会组织形态比如各级政府，如果出现了反常，那么，非正当的社会组织形态就会立即出现来填补空挡，尽管它也未必正常。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在正常情况下，是只能游离于主体形态之外的，他们无法参与组织内的任何事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发言权。但是当原有的乡村组织形态出现了反常，高度组织化被彻底打乱后，他们便有了极大的能量，而他们又是最容易被鼓动起来的，你只要和他说：把那家伙的东西抢过来，东西就是你的了，他的东西是不义之材，抢他的东西是正义的、合理的。他就会和你去，而且肯定干得特起劲。这种改变生活质量的就地闹革命，由于是在一个熟人圈子里策划、发动的，所以，一旦事发，按道路说，谁也跑不了，可是那个时候又是个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主犯人等硬是居然都跑掉了。社会组织形态发生变异，就要出事，一旦出事，读书人就要站出来说话了。在中国，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有当把持朝政的政治家不成器的时候，读书人才有可能从书斋里跑出来指手划脚，政治家一经成了气候，读书人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呆在书斋里研究你的学问，政治家如果成为了强势集团，那么，读书人想在书斋里安静呆着都不可能。57年“反右”时，许多读书人包括专门研究历史的读书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政治家已经组成了无坚不摧的强势集团时，站出来指手划脚，挨了打，还自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呢。此时却不同了，读书人可以，也有条件、有资格站出来了，他们不仅可以指手划脚了，而且可以指点江山了。由于他们的参与，事情就更加糟糕了。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北宋第八代领导核心的治下，整个社会是上面烂了，下面乱了，中间的也都不干了，这个社会真的快完蛋了。


　　忍到何时是尽头——林冲在“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街区的边缘，走着办理了正当手续的一对合法夫妻，男的是首都卫戍区训练部射击教研室主任级教官林冲，女的是林冲美貌的妻子，他们是到岳庙还愿去的。恰巧，大相国寺蔬菜培育基地负责人鲁智深正在进行武术表演，对本职工作尽心尽责的林冲于武术一道近于痴迷，竟然为了看武术表演，让妻子独自一人去见真佛。结果，没见到真佛，倒见着了恶鬼。国防部长高俅的干儿子准高干子弟高衙内，带着家丁上街搜寻良家妇女，他一眼就看上了林娘子，大街之上，公然就要泡林教官的老婆。林冲哪里会想到世上居然还有这等事，而且还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况且浑身上下都是欺负人的本事，高衙内挨顿臭揍是没有问题的了。“当时林冲扳将过来”，那厮的一张臭脸亮了相，各位看官单等林教官出拳了，然而，接下来的情节打死你你都不会相信：“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软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不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加以破坏，林教官懂得这个道理，“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老婆被人当街调戏，他自己的颜面都丢尽了，但为了前程却要去顾及上司的面子。这可怜的守法公民忍下了这口气，可他根本不知道，高衙内却并不领情，既然我看中的人就已经是老子的人了，衙内软硬兼施，收买了林冲的从小的好朋友陆谦，一次又一次向林娘子发动了猖狂进攻，无奈，由于林冲看得紧，衙内始终没能得逞。高衙内的老子高俅知道了这件事，按说儿子胆敢撬自己部下的老婆，这样的儿子不打死也要打残他才对，总之，留下就是个祸害。可是不，高部长伙同儿子采纳了陆谦设的一条毒计，诱骗林冲带刀进入国防部作战室，然后，以携带武器擅自闯入国家核心机关，图谋刺杀军队高级将领、阴谋实现反革命罪恶目的等罪名逮捕了林冲，经当事人高俅设立临时高等法院审理、核查，判处林冲无期徒刑，押送至河北沧洲监狱劳动改造。即使是林冲已经坐牢充军，流放他乡，但是为了宝贝儿子，高俅并不罢休。由陆谦亲自出马，买通押送林冲的两个狱卒.，要在去沧洲路上的一个叫野猪林的地方，结果林冲的性命。行刑前，林冲有一段临终遗言：林冲见说，泪如雨下，便道：“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 董超道：“说甚么闲话！救你不得！”眼看即将阴阳两隔，林冲开始求饶，而且是泪如雨下，大英雄被逼到这份上，他居然还心存幻想，企图以情感人，可是你看人家，面对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即将乌呼哀哉，一条人命一句话，董超竟然认为是“闲话”。林冲在野猪林没有被打死，鲁达的拳头改判了死刑判决，救了林冲的性命。到了沧洲监狱，因为林冲揣着柴大官人的介绍信，不免有些托大，初见管教干部时既没有下拜，也没将银钱拿出来，那监狱基层干部哪里见过这么不知趣的人，不禁便来了气： 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便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刺刺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抬头应答。好一个“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到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任我盘剥，任我打杀。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着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言轻微。”差拨看了，道：“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林冲道：“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看守所的基层管教干部和监狱长都得了银子，那差拨的口气立刻改头换面了，两下对照，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是同一个人说的：差拨见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从此，监狱上下对林冲另眼看待，不但没打杀威棒，而且还把林冲树立为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先进人物，由劳改变成劳教，允许他可以自由走动。然而，不久，更大一笔数量的银子送来了，而且还特意送来了高部长的一封亲笔信，看守所的管教干部们开始策划结束林冲性命的行动。这个信息被一个店小二——过去林冲曾经救助过的人——听到了，店小二向林冲做了全面而准确的情况通报，这激起了林冲一时的激愤，但寻找了几天，人家反侦查能力远比他的侦查能力强多了，没见动静，就逐渐放松了警惕，他实在无法想象他的上司卑劣、阴损到何种地步。人家铲除异己的策划方案既歹毒又周密，这套行动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行动是把林冲分派到草料场去。林冲到了草料场，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为草料场的远景做了周密的规划，这位仁兄不愧为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有抱负的四有新人，还想着日后为值班室搞装修。第二步是点燃草料场，置林冲于死地。幸亏天降大雪，林冲扛杆大枪，迤逦在漫天大雪之中，一幅英雄末路的画面。夜半时分，草料场一把火起，这一把大火点燃了草料场，也终于点燃了林冲心头的怒火，你什么都可以拿去，性命不能拿，我什么都可以忍，但是要命却不行。林冲拼死一搏仅仅是为了活命，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把人逼上了搏命的绝路。杀了仇人之后，林冲性情大变，那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不见了。看到有人在救火，林冲道：“你们快去救应！我去报官了来！”把人骗走之后，他提着枪只顾走。走得又冷又饿，到一处夜里轮流看米囤的茅草屋，蛮横地把一群良善百姓赶走，自豪地说“都走了！老爷快活吃酒！”这哪里还是林冲，分明是李逵的风格，武松的做派。


　　千军万马杀得入去 ——鲁智深鲁达是驻守渭州地界的边防军司令小种经略相公手下的红人，授边防军少校军衔，任提辖职，属于平时都要求穿军装的正规军。李忠第一次和他见面，第一印象是：“好急性的人！” 这一天，鲁提辖、李忠、史进三个人转弯抹角，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三人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热烈，“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顾不得什么军民关系，焦躁起来，“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唤来伤心人，原来却是金老儿父女。据金老儿的女儿翠莲控诉，是本地的郑大官人花三千贯包她做二奶，无奈大娘不容，赶了出来，郑大官人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问题在于，“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谁人如此胆大妄为，一打听，却原来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鲁达一听，愤怒了。太可气了，我堂堂边防军少校营长经常在关西走动，尚且没有妄称镇关西，你个杀猪的货色居然敢称镇关西，鲁营长当场发表讨伐檄文：“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军队干部插手地方事务，并且在事实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要立即付诸行动：“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经众人劝阻，事件暂时平息。在安置金家父女时，又出问题了，李忠只勉强掏了二两银子，鲁达鉴定此人“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的愤怒，除了郑屠欺人以外，尤其是郑屠欺心，妄称镇关西，鲁达是不会让郑屠活过明天的。第二天，身穿军装的现役军人鲁提辖，就把渭州市关西镇肉类联合加工公司经理郑屠在当街给收拾了。不仅如此，在打了郑屠两拳以后，郑屠告饶，鲁达不满意了：“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饶你了！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打得兴起，你小子却来扫兴，当然饶你不得，只一拳，把郑经理的脸给打烂了。以性急、率真、豪爽、豁达著称的大英雄，就这样自己找了个买卖，做出了以后一系列的大举动。和《水浒》中所有英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家的买卖都是找上门、送上门甚至追上门的，鲁达所有的买卖都是自己招揽的。他之所以敢于并且乐于这样做，是因为所有的规则、秩序在他眼里都只是三个字：算甚鸟！背着人命案，鲁达逃到了山西，公安部捉拿鲁达的通辑令也跟着到了山西，大街之上显著的位置到处悬挂。鲁达吃了没文化的亏，在一群人中间津津有味地听人高声朗读通缉令。好在那个被鲁达帮助过金氏父女没回原籍，一路卖唱到了山西。金翠莲被离退休干部赵员外看中，给赵员外做了填房。金老汉在街上遇到了鲁达，将他带到了赵员外家，好酒好肉招待。鲁达总算找了个吃饭的地方。鲁达是个罪犯，赵员外实在是怕惹上官司，只得打发鲁达去五台山著名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直属机关——寺庙。由于赵员外带了一份厚礼，鲁达到了那里就当上了副研究员，并且和智真长老的法号同一级别，叫做智深。进寺庙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剃度、赐名、赋予度牒、赐法衣，最后摩顶受记，要求牢记并遵守“三皈”“五戒”，老实讲，这些玩意一时半时听清都很难，鲁智深却道：“洒家记得。”从他“记得”的这一天开始，他一不打坐，二不参禅，夜来鼾声如雷，白日四处游荡。他解决内急问题尤富创意。有个故事，说是一个士兵调到孤岛值勤，头一天，他指着远处的茅草屋问班长：那里是厕所吗，班长回答说：除了那里是厨房以外，这里到处都是厕所。鲁智深颇具“孤岛风范”，除了厨房以外，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排泄物。有幅对子单道此事：庙堂共厕所一色，香火与尿骚齐飞。好在有员外的厚礼垫底，长老时时维护。即使如此，也终究没能阻止鲁研究员发挥他不事佛事，专一惹事的本事。有一段时间，由于他曾经对老员外有过承诺，所以，凭借严格的自律，他还能够勉强遵守寺庙的清规戒律。可是当他许久没有喝酒吃肉“口中淡出鸟来！”的时候，什么清规戒律，什么严格自律，全当狗屁，全都靠不住，他开始闹事了。鲁智深的喝酒吃肉极具代表性，水浒英雄似乎个个胃酸奇多，胃口极好，那副下水就好象除了胃以外，大小肠都省略了。这种情况放在别人身上，就是个酒囊饭袋，放他们身上，就是能量的积蓄，他们的吃喝就是为施展暴力做准备。另外，水浒英雄的吃喝还寄托了农业社会低层民众，对于能够有朝一日尽享口腹之欲的梦想，看英雄们的大吃大喝的过程，就是进行着一场民族集体精神聚餐的盛会。我们看鲁智深的喝酒吃肉。第一次喝酒，“开了桶盖，只顾舀冷酒吃。无移时，两桶酒吃了一桶。” 喝醉了回来就闹事，寺里的和尚二三十人仗着人多，和他打群架，老鲁一人指东打西，许多的和尚不够他打的，直到长老出面求情，他才发表停战声明“俺不看长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几个秃驴！”后经长老的批评教育，他写了保证书，表示下不为例。忽一日，又“口中淡出鸟来！”下山来寻找酒店，无奈所有的酒店都不敢卖酒给五台山的和尚。他到一家酒店，根据此前的教训，骗人家说绝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于是骗得二十多碗酒喝，外加半边狗肉，“吃得口滑，那里肯住”，又要了一桶酒。喝完之后，店伙计眼睁睁地看着他直奔五台山而去。这次回来，事情闹得更大了，一进山门，先打坏了金刚，回到禅房，同学们都在上晚自习，他又饿了，掏出剩下的狗腿，自己吃不算，还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往同班同学的嘴里塞，旁边的几个同学上来劝阻，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头，去那光脑袋上剥剥只顾凿。”万般无奈，一二百和尚组成敢死队围剿，他越战越勇，直打到长老面前，战斗到此时，那些酒肉还没消化完，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打够。智长老见他实在是不可教化，留下来终究是个祸害，又不好驳了员外的面子，想了个现代人才想得出的办法，搞了个异地调动，让他害别人去。于是，智长老写了封介绍信，推荐他去能够充分发挥他才能的地方。拿上介绍信，他便直奔花花世界东京城大相国寺而去。鲁智深离了五台山，奔向东京的一路上也没闲着。刘太公庄上主持公道，用拳头说因缘，把个“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个娇客”的周通打了个三级伤残、欲念全无；桃花山偷东西，把土匪窝里的金银器皿砸瘪了席卷一空；瓦官寺与做了强盗的史进一起斗杀一僧一道，战斗结束，自己动手，做了一桌好酒菜，吃了个痛快。到了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安排他做了蔬菜培育基地的负责人，智深满腹牢骚，以为这种安排完全不符合他的工作能力，后来经长老一番解释，知道这庙里也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升官发财时，他才没有意见。鲁智深走马上任了，一上任，就面临着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附近有一帮子和现在的“铁道游击队”靠铁路养家活口同一性质的民间组织，他们靠偷菜养家。他们长期做这买卖，必定是因为干这事极易得手，可当他们看到菜园子换了领导时，他们感到了日后的艰难和当下的失望。于是，他们采取了行动，联合起来要给智深一个下马威。鲁智深就像平常走路一样，先抬右脚，后抬左脚，两个“游击队”的头目就栽进了粪坑。接下来，便上演了一幕水浒世界最经典的活剧，全体游击队员们在强大暴力震慑下，一齐拜倒在鲁智深的脚下。鲁智深气力还远没有用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又表演了一个倒拔垂杨柳的独幕剧，再一次显示了庞大身躯的无与伦比的威力。游击队员们心悦诚服、诚惶诚恐接受老大的领导。从此，菜园子地区进入了和谐时代。
　　
　　鲁智深的一腔热血，毫无顾忌地投放到无序的混乱世界中，一通乱拳，一片血腥，在远离皇家规范的边远地段，以暴力手段打下了一片清平世界。侠肝义胆在鲁智深的精神世界里发育得最完全，在他的实际操作中发挥得最充分。


　　嗜杀是如何爆发的——武松
　　武松的出场别具一格，不同凡响。这个站起来如半截黑塔般的汉子，出场时却是正发疟疾。在柴进的庄园里，宋江为了逃席出来净手，无意中碰到了武松向火的火锨，正发疟疾的武松会做何反应？我曾亲眼见过扛两百斤麻包走“过山跳”（搭向高处或者远处的扳子）如履平地的壮汉，发疟疾一冷一热一个回合，瘫在床上动弹不得。武松的反应却是四个字：“跳将起来”，已经打了一天的摆子，仅仅因为“焦躁”，就能跳将起来，这股狠劲，这种能量的爆发力，为水浒英雄之首，在任何社会，武松这种人，他的能量喷发的阀门，是绝对不能够打开的，一旦不幸打开了，势必造成极大的破坏力。武松为“天人”，天意可亲，天威可敬，天怒可嘉，天魔可怕。他本是一个可堪大用之才，可惜生生被那个时代给铸就成了铁杆造反派。
　　
　　武松，山东大汉，生就猛男形象，威风神勇，为当时女子心目中的偶像。尊为天人，不在外形，全在行事。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无不是正义审判者的化身。他的人生轨迹，起步是十分光彩而且坦荡的，就这么走下去，便没有了后面的打打杀杀，轰轰烈烈了。
　　
　　他回清和县寻找哥哥，路过阳谷县，要翻过景阳冈，店家告诉他有大虫，他不信，喝了十八碗酒，向景阳冈挺进。当他看到县政府的榜文才知道端的有虎，转身要下山，又怕吃人取笑了去，英雄的傲气陡然升腾。这事若换做李逵，李逵会大吼一声：大虫算个鸟！冲上山去，这是不知利害的莽撞；换做鲁智深，鲁智深会深入分析：若不是洒家喝得酒醉，景阳冈嘛，倒也去得。然后转身下山，这是深明事理的策略选择。武松全不一样，傲气升起，回转身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那头令县政府没办法，猎户组织的互助合作社没办法，各路英雄好汉没办法，所有人都服软了的猛虎，硬是被武松三拳两脚收拾了。人民群众为此无不欢欣鼓舞，“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去开庆功宴会，县政府委派专员接他到县衙门。经县人大常委会提名，县党委批准，授予武松“打虎英雄”的光荣称号，县党委书记亲自为武松安排工作，武松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卫战士，做了阳谷县政法委治安科科长。他很快就走马上任了，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可以过安分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到年底，他一定会成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首，因为《水浒》中没有提供这一年里还有什么先进模范人物的材料。整个事情的转折点就在他遇到了亲哥哥武大。《水浒》中不乏亲兄弟的故事，但人家亲兄弟之间，形貌相近，性情相合，禀赋相当，命运相同，形影不离，这一对兄弟却截然不同。一个是最懦弱、最可怜、最无能，时人的精确评价是“三寸丁谷树皮”，三寸，个子矮小，丁谷，地位卑贱，树皮，粗而且黑；一个是所有大英雄中的第一猛男，这一对天差地别的兄弟，却是情深意长，武松为了他的哥哥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做的。在刀光血影的嗜杀场景中，这种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纯天然的人伦亲情，是最能感人肺腑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份独特的手足情深，武大实际上就是武松暴力喷口的阀门，可惜，这个阀门硬是被毁掉了。武松随哥哥到了哥嫂的住处，见到了后来那个引爆整个事件的定时炸弹：武大的媳妇，武二的嫂子。嫂子潘金莲一见武松，就有了一系列的活思想，“生得这般长大”，神勇威武，比武大耐看多了；“大虫也吃他打倒了”力气想来是不错的；“说他又未曾婚娶”这就有机可趁。于是，潘女士立时产生了强烈的追星情结。她调动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优势，外在形象是涂脂抹粉，金装玉裹，心理攻坚是莺声燕语，千娇百媚，对武松展开了色、香、味一应具全，唱、念、作整套把势的全方位的进攻，面对这样一个只需要取守势就能使男人一见便酥掉半边身子的女人，武松根本无须抵御，全然不为所动。吃饭时，武大安排座位，“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注意，这种安排是完全不合规矩的，按规矩应该是武大坐主位，武松对席，潘女士或者在下伺候，或者打横，但是潘女士却金刀大马地坐了主位。也就是说，潘女士的种种作为都时刻在引导武松发作，只是因为那个不争气的武大在，武松时刻隐忍。直到潘金莲公然挑逗，武松警告：
　　
　　“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再来，休要恁地！”然而，这个警告没有起作用。武松要出差了，临行前嘱咐武大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忍着，回来一总算帐；警告潘金莲扎紧篱笆，不要放野狗进来。潘金莲虚火攻心，大喊大叫，武松笑道：“若得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武松的这一笑其实是很可怕的，然而潘女士却不怕。武松走后，潘女士遇到了阳谷县药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西门大官人，这事恰好被间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王婆主营茶局子，也并非兼职拉皮条，拉皮条只是她偶一为之的副业，但是即便如此，她操作起来却是那么精熟，那么炉火纯青。她策划的“调情预案”硬是达到了专家级水平，真个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只要设局，没有不落套的。“十光计”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暗含着“给色狼一个不色的理由”的设定，就看潘女士是否需要这个理由。爆破专家王婆就这样策划了他们的苟合，把定时炸弹和引信安装在一起，就差拔掉保险这最后一步了。事情被卖梨的郓哥发现，郓哥又把这一重大发现告诉了武大。武大处理此事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求邻里帮忙，中策找居委会主任（里正）解决，上策按武松的办法，忍耐。但是武大为了个人的尊严和凭着对潘金莲的一腔真情，十分冲动地选择了下下策，他和郓哥两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一老一少组成了临时捉奸小组，这就先失了一着。捉奸本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的事，他却“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这又失一着。当他歪打正着一嗓子把心虚的西门大官人吓得躲到床下时，本应乘胜追击，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堵在门口，让邻里共同见证这对狗男女，他却向屋里冲，这再失一着。西门大官人在潘女士的激励下，“早飞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窝里，扑地望后便倒了”，武大当时就口吐鲜血，红血球骤降，脸色蜡黄。在养病的十天里，武大再一次犯下大错，居然心存幻想，希图潘的回心转意，好心提醒潘女士注意一个重要事实：我还有个兄弟呢。这一次就要了他的命，一个老实人的冤案必须要由一个不老实的人来血恨。保险已经拔下来了，就等爆炸了。武松回来了，他知道事有蹊跷，找到办理丧事的治保主任何九叔。何九叔明知武大的冤情，但他更知道不顺从西门庆是什么结果，当然也知道顺从了是什么结果，他在瞬间做出反应，暗拾了两块骨头，包在家里放着。能对生活做出如此迅捷的反应，可见生活的风险有多大。现在，武松找来了。武松对付何九叔这样的人太有办法了，“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的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何九叔一看这架势，全招了。武松带上全套的证据上堂告状，王县长看到这个打死大虫的超级大虫头都大了，但是在没有任何监控系统起作用的情况下，他只能在实情和前程、法制和贿赂之间做出选择，他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武松的诉讼。好了，事情终于引爆了，武松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人，竟然能够临大事只当没事，设下宴席，招待邻里，杀了仇人，又赶到狮子楼斗杀了西门庆。武松被判误杀，刺配孟州。临行前“将了十二三两银子与了郓哥的老爹”，实现了他对一个孩子的承诺。押解的路上，过十字坡，进了张青、孙二娘夫妻开的人肉包子铺。这两口子端的了得，专干杀人的勾当，而且还能区别对待，物尽其用，肥的作黄牛，瘦的作水牛，拉开差价，生意着实做得有声有色，奇怪的是当地官府居然没有给予取缔，他们才有了机会遇到武松这个壮大的好买卖。不过，后来消除了误会，武松在夫妻二人的亲切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摆满人肉的工作间，酒席上，和张青“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宋代的小警察什么血腥的事没见过，听他们讲杀人的事，，能惊得呆了。才到孟州，武松就被卷入了一场黑帮之间的争斗。按照宋朝监狱的潜规则，“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武松偏不吃这套：“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上得堂来，发豪言壮语：“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拖！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从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为事的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劳改大队队长的儿子施恩需要武松为他干件事。施恩靠罩着快活林吃保护费，不想孟州军分区教导团张团长请来打手蒋门神，把施恩暴打一顿，夺走了快活林。于是，施恩想把武松将养得更加壮大些，不仅免了杀威棒，对武松还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问题来了，一是武松是否愿意给人当枪使？当然愿意，受人恩惠他是一定要报答的“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二是武松这杆枪有足够的火力吗？当然有，施恩给武松搞了个体能测试，三五百斤的大石墩摆在面前，武松“把那个石墩只一抱，轻轻地抱将起来；双手把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众囚徒见了，尽皆骇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只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只一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回过身来，看着施恩并众囚徒，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此等天生神力，欺负蒋门神没有一点问题，问题是张团长背后还有一个靠山，孟州军分区政委张都监。军分区和劳改大队是两个不相隶属的单位，武松远在他们的射程之外，于是，张都监把武松调到军分区，依然是吃好喝伺候着，在武松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给武松栽赃，把个没影的事做成了铁案。军分区首长用如此下三烂的手段来对付一介平民，没有些功夫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水浒》的作者非常会造势，读者到此已经希望武松杀人了，不杀实在难以平民愤，而武松果然就开了杀戒，并且是一条路走到黑，绝无回头的可能，“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武松被刺配恩州，路上，两个公安干警和两个杀手被他宰杀，翻转身来，找到张政委家，先对仇人全部实施斩首行动，并且在墙上题词：：“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梁山好汉个个都不说“之乎者也”，武松也不说，只是杀人后兴奋了，随意就冒出了“者也”，杀人的事，于他是何等浪漫的事呀。时世就这样把打虎英雄与杀人暴徒硬性地合为一体了。杀了仇人后，不解气，又无分良善一律杀个干净。一天之内，连杀十九人，他杀人的心得体会竟然是：“我方才心满意足”。武松夜走蜈蚣岭一段，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武松杀了一个道童和一个道士之后，救出刘太公的女儿。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息，地上倒卧着两具无头尸体，一个弱女子竟然能够态度如此从容，语调如此休闲地问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师父，你要酒肉吃麽？”除非是看杀人看得麻木了，不然，一个弱女子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去关心别人是否要吃饭的问题。
　　
　　就是这么个逼人造反，逼人杀人的社会，最终引发了武松的嗜杀行为。
　　
　　
　　毕竟读书人更厉害
　　 ——宋江
　　 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上阵，按现在的话说，叫做什么也不是。就这么个东西，梁山英雄集体拜倒在他的脚下，供奉他为天下第一大英雄，追捧他为天下第一大明星，他的粉丝遍布祖国各地，甚至他的名字都能够成为化解英雄争斗的灵丹妙药。那么，他凭什么？
　　
　　 宋江是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人，他的几个绰号中，有一个叫“孝义黑三郎”。孝，是维护，是拥戴，是服从，从家庭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就是忠。义，是放任，是随性，是自主，从个人层面扩展到群体层面，就是侠。忠孝与侠义之间在平稳社会时期处于互补关系，在动乱社会时期就是对立关系。在一个颠倒了的社会中，这两者之间是根本无法协调的，行走于庙堂之上的忠孝精神和行走于江湖之上的侠义精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连相撞的机会都没有，二者各行其是。问题就在于当宋江注定了哪条道都走不通的时候，他居然能够一身横跨两道，而保证他能够找到两条道路的接合点的，是第三个字“黑”。黑，不仅是说他人长得黑，也揭示了他的心黑，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妇人之仁，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为达目的，他是什么手段都敢施展的。
　　
　　 庙堂之路他走不通。 我国的文官制度经历过这样的变化，唐以前，官员可以自己组织个人办事机构，办事办文的吏员随官走，也可以随官升，由吏而官是仕途的正途。唐代，官、吏分野，但是吏转官的机会没有被完全堵塞。到了宋代，吏转官的机会完全没有了。而宋代社会的一个更为残酷现实是，冗官积压，严重超编，不用说一个卑微小吏“押司”，就是那些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也绝少升迁的机会。一旦把自己当作螺丝钉一样钉在了小吏的位置上，就注定了终身没有翻盘的机会。宋江没有柴进贵族人生的起点，小吏的身份也就因此像现在的处分决定放入档案一样追随终身，如同所有自卑感极强的人，往往自尊感更强一样，他与一般混钟点的小吏不同，“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他从小所受儒家经史教化，使他有非比寻常的怀抱，他隐忍不发，是为将来一飞冲天做准备， 然而，平步青云的大门对他已经死死地关闭了，他要为将来寻找一条新的生路。
　　
　　 江湖之路他也走不远。宋江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寻找另外的人生定位。既然在庙堂之路根本就找不到进身阶梯，那么作江湖强人领袖之梦就成为所有人生选择的最佳选择了。他从来就没有安心过本职工作，他利用手中的金钱，广泛播撒，游走于黑白两道，沉浮于朝野双方，为今后退身江湖从而进身官场打底。但是，江湖毕竟是退路，退无止境，了无结局，而所有的英雄最终都要有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最后回到主流社会的怀抱。所以，宋江的退身江湖只不过是进身官场的前奏，他的人生设计蓝图上，分明标注着这样的前行方向：“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当正途堵死了，他剑走偏锋，曲线救国，走异路，寻偏门，当走到了头，此路不通时，他就转身了。
　　
　　 这样，就有了宋江与其他英雄们完全不同的举动。替官府办事时，为了义，他有不忠的行为；作黑帮老大时，为了忠，他常怀不义之心。身为政法干事的宋江，处处为以后“处江湖之远”造势；身为梁山领袖的宋江，又时时为将来“居庙堂之高”张本。走忠孝之路的宋江却行侠义之事，因为他的经历让他看到了那条路是走不通的。身处江湖的宋江又常“心怀魏阙”，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这条路他注定了是走不远的。
　　
　　江湖之路身为小吏的宋江在为县政府效力的时候，就开始了江湖名望投资。短短几年之间，他就完成了“及时雨”的品牌包装，“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但奇怪的是，书中交代，宋押司自幼丧母，只有一个父亲和兄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那么，他挥撒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不用大宋公安部门立案刑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老宋肯定有“灰色收入”，而且所获不会少，犯的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阎婆惜就曾揭发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蚊子见血’”。“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 阎女士是根据当时一般作官法则推断的，想来是不会错的。这种立足本职工作又放眼天下的撒钱工程，为宋江积累了名满天下的巨额资本，从而也为自己、为梁山准备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如果不是民间歌手兼性工作者阎婆惜的出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宋江一定会把“及时雨”这个品牌长期经营下去，等待名声大得吓人了的时候，走“终南捷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最终是这个超女的恶意要挟打乱了宋江的全盘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发动了。杀惜之后，他开始亡命江湖，但是此时的宋江仅仅是擦着江湖的边沿亡命而不是投奔。虽然对梁山的一把手有救命之恩，但他并没有急着去投奔。“吏道纯熟”的他知道，在拉起一支真正隶属于并且效忠于自己的队伍之前，即使上了梁山，也不过是个小喽啰的角色。于是，他先逃到了柴家庄。柴进设宴款待，屋里觥酬交错，热火朝天，屋外寒风中却有一个人正在打摆子冒寒气，咫尺之间，天壤之别。柴大官人财大气粗，可是面对那个水浒英雄群体中的第一好汉，却如此漫不经心，难怪他没有资格做老大。面对同一个人，宋江的眼睛就比柴进可毒了许多，他立马明白面前这个人绝对是江湖珍品，他也十分清楚一个遭受冷遇、委屈的人此时最需要什么。他利用柴进的钱财为武松搞了一系列送温暖活动，离别时又是十里长亭相送，直感动得武松死心塌地的喊了声“哥哥”。只要看一下武松怎样对武大的，就知道这一声“哥哥”的分量。这就是宋江与其他英雄完全不同、别具一格的优秀品质。后经孔家庄，再跑到清风寨，为了留后路，救下清风寨武警大队政委刘高的婆娘。高干夫人被人在贼窝里看到，这是何等的羞辱，如同江青迫害过去在上海滩帮助过她的人一样，老刘家的恩将仇报，险些置宋江于死地。他决定上梁山了，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老父亡故的虚假信息使他不能不回家奔丧，结果被县政府缉拿，刺配江州牢城。拿着吴用的介绍信的宋江与江州监狱的典狱长戴宗见面了，这一见面便有了精彩的一幕。戴宗先打了个招呼：“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两边看的人听了，倒捏两把汗。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棒，便奔来打宋江。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便寻我失，也不到得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吴用的介绍信是黑道的通行证，在大宋监狱照样管用，再加上金钱开道和“宋江”这两个字，服刑期间的宋公明，一方面等待皇帝大赦天下；一方面上下使钱，买通了包括江州监狱局管教干部戴宗以及司法局的聘用警察李逵等一大批黑白两道的人物。在押解江州的一路上和服刑期间，宋江所见全是各路英雄无不拜倒在他的脚下，使他对自己的品牌有了充分的确认和十足的信心，这反倒令他更加郁闷，终于酒后失态，忠孝无路，侠义有门，一腔怨怒，喷涌而出，在浔阳楼上题了反诗。他的反诗充满了怨毒和仇恨，他要复仇了，他要对那个注定了的命运做最强烈的报复。不幸，大宋双规干部黄文炳发现反诗并告发了宋江。所有的招数都使尽了，无奈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蒙混过关，宋江被判了死刑，而且是就地处决。郓城小吏固然是没得做了，妈妈的，连江州囚徒都做不安稳了，活路被完全堵死，不反都不行了，不得已，宋江潜藏在灵魂深处的地狱之门终于打开了，他下定决心要投降革命党了。
　　庙堂之门上得梁山，一把手是晁盖，宋江是不会给别人作副手的，公然夺权自然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平演变，玩这套他是得心应手。一上山，他就为报私仇，发号施令，冒险攻打无为军，结果侥幸成功，为今后彻底贯彻个人意志打下基础。接着，他又自作主张，擅排座次，使自己嫡系部队的27人与晁家军的9人形成鲜明对照，同时，把梁山的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接着，在接风宴席上，他又用各路英雄好汉们现有的文化水准根本就无法想象的命定学说，证明了自己先天注定了就是造反的首领。这样，宋江刚一上山，就为以后取而代之作好了人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各项准备。



　　晁盖保守的政治路线显然不符合宋江的愿望，宋江已经制定了将来按功劳排座次的组织路线，他时刻待机而动。机会来了，偷鸡贼时迁在祝家庄犯了事，晁盖自我检讨，不愿惹事。宋江却无事生非，编造谎言，以为“祝家庄那要和俺山寨对敌了”，况且“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打，肯定是要打了，“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 宋江抓住了第一次露脸的机会。三战后，获全胜，不仅解决了梁山几年的后勤供应，又网罗了一批人，而且宋江作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声名鹊起。后来，又经过了几次大战，晁盖只能留守后方，渐次架空，毫无办法。每次大战，被俘军官都是由宋江做招抚工作，战胜者俯下身躯，去抚慰战败者的灵魂，抬举战败者的自尊。这一套被宋江玩成了精，笼络朝廷军官，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基本队伍，更重要的是，也为今后受招安储备人员。晁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事情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盗马贼段景住盗得一匹好马，前来把宝马献给梁山头领，梁山有两个头领，献给谁呢？且听他的表白：“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不曾想打曾头市过，宝马被那‘曾家五虎’夺去了。这个仇是要报的，宋江又准备出征了。可这次晁盖不干了，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长时期的怨恨、无奈，总算促成了晁天王的出行。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冒险出击，来搏回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声望。不幸，他中毒箭身亡。弥留之际，他的临终遗言真是妙得紧：“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他知道凭宋江那两下子，恐怕没资格做老大。但是他千算万算，算不过宋江。宋江最后终于耍手腕顺利坐上老大的位置，要说那手腕耍得可真是绝了。他十分清楚，除了他以外，梁山上的任何一个高手完成晁盖的遗愿的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一定不能让这些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必须找一个外来户，他既能完成晁盖的遗愿，又因为是外来户，自己不好意思别人也不答应去坐那第一把交椅。于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就被设计拐上了山，帮助他顺利完成权力更替。
　　
　　 宋江从来都不是一个彻底的造反派，“自幼曾攻经史”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内心中的没着没落的感觉时时干扰他，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压倒了脱离体制时所获得一时的自由的快感体验。晁盖一死，宋江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又在显要位置竖起一面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替天行道”，这显然是对朝廷的政治表态。做了梁山领袖后，对他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接受招安。 中国古人要成就大事业，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身份，二是名望，三是形象。宋江作为一个面黑身矮、武艺平平的小吏，要什么没什么，好不容易打造出了个品牌，有了些明星效应，形象工程又被那个超女给打断了。“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他唯一的资本就是扯旗造反了，但是造反以后呢，“凌云志”毕竟是要实现的，在那么个社会环境下，他实在想像不出，一个人除了能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谋求立足、升迁外，这个社会还提供了什么空间容许一个人尽情发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凌云志”，如果没有国家发放许可证，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家统一发放的上岗证，一个人的所有业绩、成果，如果没有国家发放的毕业证，那他就狗屁都不是。这就是宋江所面对着的并且永远也绕不过去的现实。当他一个人折腾的时候，他会轻而易举的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可一旦走上梁山的领导岗位，英雄们的归宿就成为领导必须考虑的问题，“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招安大计的早日实现，宋江动用了所能动用的所有智力、财力资源，动用了包括御用“二奶”李师师在内的一切人力资源，为了招安，如此不择手段，甚至引起了他的忠实“粉丝”李逵的强烈不满。为了将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股份公司高价出售，宋江以梁山所有的人马作抵押，开始了和占垄断地位的大财团赵宋王朝的艰难谈判 。在这一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所有的营销业务都得服务于大财团高价收购的整体目标。其余的都不过是一时的促销手段，为了整体目标，连贪官也可以不反了。放高俅就是为了战略目标而犯的策略错误，高俅与梁山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赵宋王朝内部要统一认识，最大的障碍就是高俅，除掉他是当务之急，和高俅搞统战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么，宋江为什么会犯这么个低级错误？关键在于宋江要回归体制，在体制之外，宋江不可能长期安稳存活的，对于能够给碗饭吃的体制，他是丝毫不敢触碰的，宁可失策，也不敢得罪。在受招安的过程中，从一开始，谈判的双方就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对于宋江而言，他企求于国家的不是表彰，而是谅解，不是合并，而是回收，不是明媒正娶，而是投怀入抱，所以，他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开罪于任何体制内的人，特别是决策者。
　　
　　 宋江一上台，就把“招安”作为一项基本大政方针来抓。“自幼曾攻经史”，因此而有了“凌云志”的宋江，根本不可能如晁盖一样，只做占山为王，逍遥半世，快活一生的打算，。他只能拿出全部资本作为赌注，去敲击庙堂之门，只不过他不幸遭遇了高段位的操盘手而已。他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体制既然容不下造反前的宋江，当然更容不下造反后的宋江。于是，他不遗余力地做好了各个方面的工作，先是平复了李逵等一开始就抱定了跟着大哥快活一生宗旨的心腹干将的谋反之心，又拉拢了一批像呼延灼、徐宁、卢俊义、关胜这样的中上流人士入伙梁山，解除了妨碍招安的阻力，加强了接受招安的动力，“招安”成了集团的内在要求。这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集团主义倾向，往往需要一个代表性人物来具体执掌、操作，代表了集团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可以为了目的的崇高性提升手段的崇高性，宋江以忽略个体生命价值的卑劣的手段把梁山英雄群体纳入了大宋王朝平定反叛的计划之中，把英雄们的命运交给了高超的股市操盘手的手中，而这些大英雄们在集团主义倾向的笼罩下，大多数是毫无怨言地跟着牧师走向地狱的。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读书人，精神归依只能在一个规定了的格局中循环操作，或者显身于庙堂，或者隐逸于山林，显隐之间，互为因果，别无选择。有着“凌云志”的宋江无法升上庙堂，却又不甘心隐逸，只得沉入江湖，在这一升一沉的游走中，他最终也没有或者根本就找不到不动的根基。更可悲的是他的悲剧结局，代表了并且最终成为了所有英雄们的必然的结局，多少叱诧风云的大英雄，竟然由一个读书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