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钱锺书是最大的学术冒牌货

转载：钱锺书是最大的学术冒牌货

作者：张镔

我对钱锺书的学识和作品的看法是：

跟民国那批庚子赔款去留洋读书的其他人比，钱锺书的成绩很差；
钱锺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师级比较而言）；
钱锺书《管锥编》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钱锺书《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就是琼瑶一类水平；
钱锺书散文等文章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

钱锺书的《管锥编》是半成品，你都不知道谁适合读它，或许中西文化比较的可以读读，但是意义也不大。《管锥编》其模仿对象可以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勃登的《忧郁分析》和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以看做是《管锥编》的一个章节，但是，就认识水平来说，《人间词话》远胜《管锥编》。如果按照普鲁塔克的《对传》的标准，钱锺书全部著作风格，比较适合作为对传的是伏尔泰，可惜，钱锺书的实际水平，远远达不到伏尔泰的标准。《管锥编》的最好学习对象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如果钱锺书的《管锥编》达到《哲学词典》的一半成绩，就可以算是大师级作品了。可惜，钱锺书完全没有这个水平。

有个常识要先说一下。西方语言的源头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是他们语言的共同祖先。欧洲人很容易做到“精通多国语言”，像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几乎只能算一门语言。换句话说，所谓的精通西方多国语言，很多只能算作精通一门。另外不懂古希腊文拉丁文，就没资格称的上精通西方语言的大师。

关于“精通”一词，必须至少是翻译级的，就是能把一门语言用书面语翻译成另一门语言。即使满口牛津腔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你把小孩子从小送到英国，不用教就是牛津腔。大师级的外语水平就是用该门语言写作，比如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就这一级上，钱锺书只做到翻译级，而没有大师级。

中国人能达到这一级的，就是达到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水平的、真正大师级的外语水平是辜鸿铭。因为其父亲懂英语，义父布朗是神父，西方的神父一般都是学养极高的知识分子，辜鸿铭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 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 40 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很多西方大学的图书馆馆员都会知道辜鸿铭这个名字，但是，没有馆员知道钱锺书这个名字。

我认为，中国人学外语的，前后百年内超过辜鸿铭的可能性接近零。

另外一个就是陈季同。但是陈季同的著作有个公案，曾经是陈季同的老师和朋友的蒙弟翁说陈季同的作品是他的，所以陈季同的法语算非常好，但是估计没有昆德拉的那种水平。

一个学外语的想达到大师级水平，除了天赋之外，名家的指导，名校的学习非常关键。

张爱玲林语堂他们也能用英文写作，但张爱玲读的上海圣玛丽女校，林语堂读的上海圣约翰，是中国的韦尔斯利女校和哈佛，从中学起就是学养深厚的全外教授课，所以英文好就没有什么稀奇。不像现在的外教，似乎是英美人（很多是国内领失业救济金的）都有资格教英语，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这一级上，钱锺书只做到翻译级，而没有大师级。绝对不如刘小枫。也估计不如林语堂张爱玲。

钱锺书的外语水平一般，大约是北外上外这些学校优秀学生可以达到的水平。钱锺书估计就是方鸿渐，没有名师的指导，虽然读了牛津大学，但是为什么在牛津才读两年？两年我想也读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另外明明是文学学士要称为副博士，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了。

中国有些传统思维非常弱智，违反科学和理性的，比如崇尚在不利条件下做非常了不起的事，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对以少胜多的战役的莫名崇拜，对武器的盲目认识，比如伊拉克战争时张召忠闹的笑话。

学习外语也是，对自学成才的有莫名的崇拜。比如对李阳，对钱锺书。钱锺书的数学是太差了，开始说是零分，后来是十五分，我觉得数理逻辑太差的人，是不可能做好学问的。

钱锺书聪明，有天赋，这一点毫不怀疑。其学术成就不高，我觉得赵汀阳先生的意见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智力再高、学习再好，如没有创造性，尤其如果没有高尚的人性，终究一事无成。关于高尚人性的重要性是维特根斯坦讲的，他发现许多极端聪明的人没有成就，就是因为没有高尚的人性，所以就想不到那些伟大的问题。”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自由” 赵汀阳访谈录《中国教师》2004.vol2


另外再次强调，语言学习的早期，好的老师的指导非常关键。后面贴的是本人在其他论坛有看见或参与的讨论贴，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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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锺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锺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锺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锺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李泽厚：哲学家只提供视角》，载《新民周刊》2005年10月07日。




再转一篇，供参考：

两个假博士：胡适与钱锺书的人生遗憾与人格缺憾

胡适留美，钱钟书留英，回到中国后都成为大师；尽管由于时代、环境和个性的不同使得钱钟书没有达到胡适那种全国第一人的地位和影响力。

胡适其实从来不曾说过自己是博士，但从他回国起就一直被称为胡博士，而他也从来不曾否认过。

钱钟书的学位问题则更是有意思，是他夫人杨绛在她那篇《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头写道： “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从此以后所有的钱锺书的传记、文章、材料里就都说他是副博士。这也难怪，他老婆说的话，难道会有假？而且，跟胡适一样，钱钟书即使自己从来不曾说他是副博士，但也从来不曾说自己不是副博士。

其实稍微有点英文素养的人都应该知道，这“B.Litt.”就是Bachelor of Literature的缩写，意思是“文学士”学位。而“副博士”这学位是苏联创用的，英国根本没有这种学位。

于是就有人开始质疑此事，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洪岩和大连市图书馆的范旭仑合写了《为钱锺书声辩》，其实是澄清。他们提出的理由中有如下几个证据：第一，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家谱中说儿子获得的是“文学士学位”。

第二，美国学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也说钱锺书拿的是文学士(B.Litt.)学位。
第三，钱锺书于1938年11月与华罗庚一起被聘为清华教授，当时两人都没有博士头衔。

按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居然需要花费这么大力气来考证、来写专书论证，这已经很可笑了，而更可笑的是上述文章发表后，居然引来猛烈的炮火，对那两位作者展开人身攻击，说他们动机可疑，心态可议，只会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想想钱老的学问地位声望。还有的则说他们是跟杨绛有私人恩怨，藉此打击报复。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人身攻击都只是人身攻击，对于那些“证据”不曾提出辩驳。

这让我想起前年那场轰动网上的北大名教授把翻译英国学者的教科书写成是自己“著作”的事件。那时也是有许多北大教授和研究生站出来替那位剽窃教授说话，但都只是怀疑揭发者的心态动机，而完全不探讨北大名教授居然做出学术剽窃一事的严重道德犯罪性质。

钱钟书的学位问题，由于他自己一直不公开澄清，所以这件事官方就不知该怎么办。到了钱老去逝后，新华社于1998年12月20日发的电讯里只说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B.Litt.(Oxon)学位”，而没有中文的翻译。

当官方都已经这么说以后，杨绛就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了，于是在2001年9月7日，杨绛向清华大学捐献自己和钱锺书的稿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的仪式上，主持人介绍钱锺书的生平时说他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杨绛当场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




顺便看看不学无术的人互相吹捧的丑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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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座谈会上讲话，全是用英语讲的，钱氏讲得一口流利而典雅的英语，据在哥大教中国史的洋教授大卫•詹森（David Johnson，哈佛毕业，在柏克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事后对人说，生平从未听过讲得像钱锺书那样漂亮的英语。他回忆说，也许他在哈佛做学生时，有一位教授的英语或差堪与钱氏可比。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也精通法、德、意及拉丁文。在座谈会中讲到法国文豪莫泊桑时，他引用一句法文原文，在座有懂法文的美国人听了就哄而大笑。其他在谈话中引录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他对古今中外文学道来如数家珍，且时有极精辟的见解。其积学之深，叹为观止。

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p.336

汤晏：台大历史系毕业，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Ph.D. in History, NYU）。现退休。

二
七十年代自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来的访客最早的也许始于一九七八年。是年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十八日，美国有一批大学教授组汉代研究代表团（The Han Studies Delegation）访问大陆，在他们游完西北及云南四川回北京后的第二天，团员中有付汉思（Hans Frankel）、芮效卫（David Roy）及余英时，还有一位国务院任职的史普曼（Doug Spelmas）访问钱锺书，正确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地点是在北京三里河俞平伯寓所。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芮效卫教授自北京返美后，整理出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旅游日记，题为Journal of a trip to China, October-November, 1978,供芝大同事间传阅。在这篇长达五十八页的笔记中，自页４６－５１记述他与钱锺书谈话所得印象。他说钱锺书“除了天才之外没有更恰当的名称（who(指钱锺书)can not conveniently be subsumed under any label but that of genius.“(P.46)。并说：“钱锺书是一位绝对令人惊奇的人物，从我们抵达俞府至告别止，他滔滔不绝，言谈中处处闪烁着睿智，是我平生所仅见。“（P.47）“但是他也并不全在一个人讲，他也参加我们谈话，很礼貌地听我们讲话，或提出问题，然后发表他的宏论，虽然大部分谈话用中文讲，但其间穿插着大量拉
丁、法、德、英及中文引文妙语，而且都很恰到好处。“（同上）芮教授又说，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英文里用photographic memory），对中西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有全盘的认识，对近代思潮亦了如指掌（同上）。…
事隔二十年后芮教授于二００一年九月十八日致书作者说：“He was undoubtedly a figure of towering genius.“(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鹤立鸡群的大才子)。

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p.382

三
钱同我谈话，有时中文，有时英文，不时夹一些法文成语诗句，法文咬音之准，味道之足，实在令我惊异。中国人学习法文，读普通法文书不难，法文要讲得流利漂亮实在不易。

《重会钱锺书纪实》原刊台北《联合早报》１９７９年６月5日。
作者：夏自清，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

四
那天本校其他语言文学系都有教授参加，对钱氏的印象，约而言之是 witty（措辞巧妙，诙谐而有机智）和impressive（一见难忘）。德文系的一位教授对钱氏更是恭维得五体投地，连说he is the most well intellectual that I have ever seen（他是我平生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那天钱氏自始至终都是用流畅的高级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对西方文学功力之厚，令在座洋人咋舌。
《钱锺书印象》原刊台北《联合早报》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６日。
作者：庄因，时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