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往事并不如烟

清代往事并不如烟

作者：谢祥林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二卷，第37页（齐鲁书社1986年3月第一版），记载一则故事：
　　
　　文南言此时，因言薄宦远游，踪迹孤危，事有不可问者。国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内。窃谓一命之员，从事万里，亦殊可怜，何不为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嘉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达，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过，未可重訾之也。
　　
　　其间有许多问题值得今人深思。俞樾于六十岁后作《右台仙馆笔记》，以其生年计，至今已在百年之外。以故事提到的乾嘉年间记，那就更远了。时过两三百年了，今日社会进步是可肯定的，但要说翻天覆地，恐怕就有大话之嫌吧。这里只取文中所谈的管制、县官笞妓、妇女受辱三件事情来说一说。
　　清时管制，文中讲到有“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内”的规定。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异地做官，以免为官之人在本土本乡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为非作歹。这种做法在今日官场也盛行，似乎成了一律条。究竟有没有作用呢？完全否认它的积极意义，显然有失公道和客观，但就实际情形看，它所起的作用实在有限，甚至可以说忽略不计。为官，手中有权。这权力只要不受监督，不受限制，为官者必然腐败。像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数不胜数。怎么办呢？明摆着的，也为世人公认的办法，那就是实行民主与法制。在民主与法制社会，弄权之人是不敢为所欲为的，就是在家门外做官，他也不敢造次，他一乱来，就可能被弹劾、被绳之以法。在民主与法制社会，异地做官的律条就不要也罢。
　　再来说县官笞妓的事。故事中那位“少年佻达”的县官，其所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典型的妇女虐待狂。妓者，有伤风化，这是我们的道统带来的旧观念，今天的人也多持此看法。就妇女为妓的社会现象来说，真就只是妇女自身的过错吗？恐怕不那么简单吧。现代的社会学家们，甚至认为妇女有自我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而且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还有，妇女为妓，她们的步入灰色地带，其实是社会的多种悲剧性力量作用于个体造成的，包括家庭的、社会的冰冷与残酷，等等，而不仅是她们的自甘堕落、贪图享乐就滑进去了的。故事中的县官笞妓，在他所处的时代，连那位官媒婆子也对他的所为不以为然，称其是在“慕道学名”。那么，就去年11月底深圳警方将100名妓女、嫖客押到大街上示众，公开读出他们的姓名及籍贯的事，又当如何看待呢？此事，各方面的正义之士，包括一些法律专家已经作过批评了。我在这里，只想温和地把百年前那位婆子说的“慕道学名”帽子，送给在这一事件中出此馊主意的某些人，与那些骨子里尚有封建道学气的男男女女。
　　最后，讲一讲妇女受辱的事。故事里提到的那些妇女是一受辱群体，代妓女去挨打的那位县尉之妻也是受辱人。她们的人生都是悲惨的，值得同情的。限于我要进一步讲的主题，这里只说那位县尉之妻。她随夫到滇南，离家万里，夫死弟亡，无所依靠，寄居民舍。这“寄居”之便，想来是滇南某人献的爱心，这说明人世间不论哪个年代，还是多少有一丝温情的。但一个社会，特别到了今天，对待弱势群体还想只依靠于民众献爱心来解决诸多问题，作为政府一方就失职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托，贫困得到救助。一个和谐的社会，民众的献爱心只能是点缀，是锦上添花的事，而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