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是一位享誉中外文坛的现代作家，从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他的作品不仅有大的艺术价值，甚至对我们的生活也很有指导价值。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中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曾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
老舍在伦敦
让人料不到的是，这样一名伟大的作家却是被“逼”出来，而且是在异国他乡的伦敦被逼成了作家的，从一名与文学不沾边的青年，变成大作家，老舍有着怎样的人生旅程？
老舍是1924年经Evans牧师推荐到英国伦敦的东方学院担任教师，一直在伦敦旅居了五年。那段岁月可以说是相当的困苦，孤独寂寞，也很贫困。据宁恩承回忆，当时的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
在东方学院，老舍的年薪仅250英镑，每个月不过20英镑而已，而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的生活费每年都有近300英镑。有人说老舍当年在英国当白领，这样的薪水不管在国内国外都是高薪，还据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章老舍穷而后工吗?》引的当时英国的社会统计，说1929年英国男性白领工人平均年薪200镑。领薪者年薪在250镑之上，与年薪在250镑之下的比例是1∶9。得出结论便是老舍的薪水在当时的欧洲，是全英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小康以上水平。
对此结论我是不太相信的，不然不会一年四季，无论寒暑，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长年不替；如果是这样的话，1926年夏，老舍给东方学院院长写信要求提薪便是不知足了，如果是不知足，措词也便不是这般，老舍先生当时在信中写道：“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字里行间，是可以窥见老舍生活的窘迫的。
爱看书的老舍，为了买书，缩衣节食买了包括莎士比亚原版全集在内的不少书，以致长期挨饿，得了胃下垂。在众多作家中，当时的老舍渐渐迷上了两个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他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如果真是高薪，谁会如此节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开玩笑？
贫穷也罢了，经济上窘迫之极的老舍在伦敦还是相当的孤独的，他在《英国人》一文中曾经写道：“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不知道这是不是促使他细细地读英文小说的原因之一。
老舍在伦敦的朋友，有一些中国学生，其中许地山是他的朋友之一。当时的许地山已小有名气，已成为一名作家。而那时的老舍连一个“文学青年”也算不上。也许是孤独中看书看多了，有感而发，到伦敦的第二年，老舍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老舍的处女作发表了。
再一年，老舍又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写作也许就这样填补了老舍在异乡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