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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那个）江南稻花儿香。同志们哪，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每当哼起这首歌，仍感到泪水盈眶，思绪带我一次次飞回那个地方，那个人称“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南疆线上的阿拉沟，仿佛又遇见40年前的老领导、这首歌的曲作者、我们尊敬的郑志洁处长。 （一） 70年代末的一个春天，新兵训练三个月结束，我和小桑一起被分配到铁道兵第二指挥部政治部任放映员。文化处成立伊始，只有郑处长带着三个兵：教我们放电影的王老兵、“新兵蛋子”小桑和我。 郑处长略带诙谐的口气给我们介绍工作性质：“文化工作么也不复杂，电影广播、墙报唱歌，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年终总结，大哭一场。”为什么大哭一场？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琐碎的、不见功的的服务工作，年终不会象前线战士一样立功受奖戴红花。 郑处长，不苟言笑，不怒而威，初见面有些让人望而生畏。个子不算太高，挺着个将军肚，但腰板直直的。那气质、那走势，一看就知道是个训练有素、雷厉风行的老军人。 处长对我们要求极其严格。 记得最清的一件事是，我和小桑第一次放电影。那时机关还没大礼堂。操场上，放映机前后左右都是人，有首长有战士。我是新兵本来就有些紧张。放映前打幻灯，处长临时决定让我念幻灯词。我说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这不是丢人现眼么？处长严肃地说：“我现在不看你的效果，只要你的勇气。上！” 在处长凌厉的眼神催促下，我知道没有退缩的可能，前面就是子弹横飞的战场也得硬着头皮上。第一张幻灯片内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从扩音器里反馈回来，吓了一大跳。战战兢兢，南腔北调的念完，处长则露出欣慰的神情：“怕丢人吗？那就给我好好练！” （二） 另一件让处长大动肝火的事也难忘。 部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整体，机关兵相对自由些。三个月军训，锻炼了我们的意志；三个月放映培训，提高了我们的技术。一切走向正规：白天放广播，晚上放电影，有时下连队，也没觉得苦。只是当了半年多铁道兵，连个铁路影子都没看到。问过一些人，有的神神秘秘地：这是军事机密。有的含糊其辞：大概在山那边吧！ 一天晚饭后，没接到放电影的通知，我和小 桑散步时做了个重要决定：走，爬山去！瞅准营地后面那座最高的山峰，从山的正面开始了攀登。 山不算陡，但结构松散，脚下的碎石头骨碌碌地往山下滚，甚至一些大石块也是活络的。为了安全，我俩左右拉开距离，手脚并用往上爬。想象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奇观。在难以抑制的好奇心的驱动下，一鼓作气爬到山顶，累成了一滩泥。 回头俯瞰驻地，一座座营房象小孩儿手里的积木块，滑稽地摆在那里，操场上人来人往，象童话里的小矮人儿。再仔细一看，糟糕！影影绰绰看见有人往操场上搬放映机。我俩立刻紧张起来，意识到闯祸了，他们肯定找我俩找翻天了。正当我们寻路下山时，山下那些小矮人儿也发现了我们，有人拿着小旗向我们挥舞，有人高举双臂向我们喊什么。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好在我俩还算冷静。经过观察发现，照原路下山很危险，只有顺着山梁下绕个远路才安全些。 下山后，我和小桑立刻投入了放映的准备。从处长和老兵出奇的平静中，我们已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加倍的小心、谨慎，那天的电影放得效果特别好。 惴惴不安地度过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俩就主动见处长请罪。处长态度还算和蔼，桌子上猛击一掌，怒吼：是谁给了你们那么大自由？胆大妄为！那是有生命危险的！你们的家长把你们送到部队，出了事怎么向他们交代？ 等处长喊累了，我小声争辩，我们只是想看看山那边是什么。 处长态度缓和下来，突然眼中放光：“看到了什么？山那边是什么？” 处长比我们还好奇。 山那边还是山，更高的山峰在远方。 （三） 处长的大字写得很棒，笔力遒劲，字体刚健。而且写的极快，飞沙走石，笔到字成。每次写标语或横幅，我和小桑都要帮忙铺纸、倒墨。我知道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无数书法家，但处长说那时他是挨批斗的，没机会写。他的大字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敌机空中飞，子弹耳边响，在阵地的桥墩上练就的。 就这么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入伍，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军人，在和平时期，仍然不骄不躁，埋头工作在最艰苦的地方。 我和小桑在处长身边工作了五个春秋。曾经问过处长：“你的名字谁给你取的？”“我自己啊。”“是志当存高洁的意思吗？”处长笑笑，点头默认。 常听机关一些人跟我们说起，你们处长可不是寻常人物，60年代就是享誉军内外的作曲家了！他潇洒不羁，光明坦荡，不屑于任何营营苟苟。是整个机关处级干部中资格最老的。 相处久了发现，原来处长是很平易近人的。闲暇时常到广播室跟我们聊天，讲他最得意、最引以为自豪的往事。如：排练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时，周总理是总导演，郑处长是第五场的艺术总监，见总理是经常的。有时总理来到排练现场，他们在吃饭，总理就在他们身边坐下，让他们继续吃，总理就某些问题提他的意见跟他们切磋。临别时还风趣的交代：有什么事随时找他，“我叫恩来，你一叫我就来。” 我们问他《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曲子是怎么诞生的，这个话题是处长最愿意聊的：那是从北京去某地采风，火车上看了一路大好河山，想到我们铁道兵转战四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战斗在条件最艰苦、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不禁感慨万千，突然灵感出现，音乐的旋律在心中激荡，可是身边连个纸片都没有，于是拿起笔来把优美的旋律写在了胳膊上。 处长还说，这首歌，不仅要唱出劈山填海的豪迈，还要唱出小桥流水的轻松，唱出革命的乐观主义，像“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边说边用手指敲着桌子唱给我们听。 （四） 在处长身上，既有一个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又不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儿女情肠。 处长的爱人孙阿姨年轻时曾经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长得十分清秀，眼角眉梢都带笑。我们见到她时，她大约50来岁，窈窕轻盈，风采依旧。和处长一生恩恩爱爱，生养了四个儿子，名字分别为：江、海、洋、涛。比江宽阔的是海，比海宽阔的是洋，比海洋更宽阔的该是处长的心胸吧？所以能创作出气势磅礴又乐观轻松的《铁道兵志在四方》。 处长也有他的烦恼与担忧。他们家老三是个聋哑孩子，怎么才能让其学会自理，长大后不给社会增加负担，他们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最后把他送进了聋哑学校。当处长接到老三第一封来信，内心是何等的惊喜，我记忆犹新：我家老三来信了！不过他还没弄清第一和第二人称是怎么回事，开篇便是：爸爸，我好！为了与儿子交流，处长也在学哑语，还表演给我们看：像左手握拳，右手抱左拳转动，就是全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处长是在回地方三年后的一个夏天。辗转打听到处长离休后定居石家庄，于是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拜访了处长夫妇。不速之客的不期而至给了处长一个意外的惊喜。给处长汇报了我三年来的奋斗和成果，看到他们夫妇身体、精神都不错就要告辞回旅社，可处长夫妇说：都到家了怎么能住旅社？处长叫了车去旅社帮我取回了行李。他们的儿子们连最小的都已自立，家里只有处长夫妇和处长的岳母。两天时间里，陪处长夫妇散步、聊天、忆往事，回家帮孙阿姨做好吃的，过得轻松愉快。走的那天处长又叫了车，夫妇二人坚持送我到火车站，一直送到站台上，还千叮万嘱要我注意安全。邻座的旅客给处长夫妇打招呼：送闺女呀？孙阿姨说：有这么个闺女就好了！ 火车徐徐开动，我泪眼朦胧跟他们说再见。郑处长和孙阿姨久久地站在空旷的站台上，不断挥手。再见，我还会来看你们！ 说再见，难再见，匆匆三十年。后来忙于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出国等人生俗事，再也没去探望处长。 从网上看到处长几年前已经与世长辞的消息很难过，又翻出歌曲视频《铁道兵志在四方》，一遍一遍看，一遍一遍听，坐在电脑前，泪水默默淌。 透过泪眼我仿佛又看到：操场上，处长挥动双臂教新歌；礼堂里，处长弯腰弓背写大字；风风火火为不能回家过春节的战士们筹备游艺活动…… 站台上处长那挥手告别的身影，已定格，成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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