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 张昌华 著

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 张昌华 著

作者：anwenwa
　　那些卓而不群的背影，在时光的流逝中，渐行渐远。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本书所写的人物，自成一格，自辜鸿铭以下，既有作者结识的文坛前辈，也有被世人淡忘的名人雅士，蒋梦麟、顾维钧、梅贻琦、刘文典、陈寅恪、王世杰、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傅斯年、徐志摩、罗家伦、苏雪林、台静农、叶公超、凌叔华、施哲存、邵洵美、王映霞、柯灵、张中行、钱锺书、萧乾、吴祖光、无名氏、陈从周、林海音，以及赵元任与杨步伟、梅志与胡风、周有光与张允和、吴作人与萧淑芳、袁家骝与吴健雄等五对伉俪……
　　
　　
顾颉刚：与门生，一言难尽
　　
　　学术是讲究薪火传承的。
　　
　　顾颉刚是胡适的正宗门人。他除了继承先师的学品外，在识拔、奖掖、提携末学上同样蜚声士林。40年代顾的麾下一时英才荟萃，胜友如云。他的门生遍布各个学术领域，又以古史、历史地理领域为最。即在今日，他的传人们也活跃于当今的史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顾颉刚发迹于北大，结怨于北大；获誉于爱才，遭诽也于爱才。
　　
　　顾颉刚在日记中屡发“才难”的感慨。他说：“我的性情过于爱才，只要一个人有些长处，我总希望他肯竭尽其才，做出些有价值的工作。”为了培植后学，他恨不得“砍了当柴烧”。也正因为此，“于是激起一班同事的忌妒心，说我利用青年结合党徒”。顾的一生招来的非议，引起的祸端，十九都是为门徒所累。现择要列于后：
　　
　　顾颉刚真正执教鞭是1927年在中山大学。何定生是他最早的学生。何氏天赋高，十六岁入中大。他是在顾颉刚循循善诱下，一步步登入学术殿堂的。他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发表后，受到顾颉刚的激赏，曾说：“你，在天资方面，在外国文方面，在文学方面，都比我强得多”，“你若致力，我深信自己要退避三舍”。为鼓励何定生孜孜于学术研究，顾颉刚代其向校方申请奖学金。因学校人际关系复杂，有人作梗。顾颉刚与对方大吵，以拂袖示威。何定生深感师恩浩荡，表示“一定显其好身手”以不负恩师厚爱。在顾的力荐下，学校最终发给了何定生奖学金。正因为这场风波，“一时忌者蜂起，谣诼纷来，致使何定生难安于位”。
　　
　　1929年2月，顾颉刚离开中大。何定生感于顾的知遇之恩，毅然退学，追随恩师到北平，食宿全仗顾颉刚。
　　
　　令顾颉刚失望并引起莫大的不快的是，何定生在顾离开北平时，背着他以朴社的名义，将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相关讨论文章汇集后，略加修改，冠名《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出版，序文以《又来〈骂〉胡适之先生》为题，十分惹眼。书出版后，北平、上海学界一片哗然。因胡适在“材料”一文中曾批评“古史辨”派工作。更令人生疑的是“关于”一书是由顾颉刚任总干事的朴社出版，作者何定生又与顾颉刚有特定的师生关系，确有扬顾抑胡之嫌。傅斯年对顾颉刚说：“想不到颉刚会出这样的书！”顾颉刚回苏州为父做完寿，回北平风闻此事如遭棒击。即令他浑身长嘴，也难辩清。
　　
　　顾不胜惶恐忙给胡适写信：“（何定生）趁予在苏州时印成。此次予来，见之大骇。恐小人借此挑拨，或造谣言，即请朴社停止发行，且函告适之先生，请其勿疑及我。”一面又严责何定生。尽管何定生天真地想“出了什么事由他自己承担”，但他岂能担当得了？这期间何定生在杭州邂逅一漂亮女子，不能自拔，几欲萌自杀念头，日益颓废，口碑甚坏。顾颉刚哀叹：“你已经亲手把我一颗爱你的心打碎了。”顾颉刚说，既已失去“傅孟真先生这个良友”，不能再失去适之先生“这一个良师”。顾颉刚毅然向何定生下了逐客令。顾颉刚心酸至极：“我一生所受的累，不是自己的好名好利，而是爱别人的才……不料因此一癖，来了许多麻烦。”
　　
　　
　　
顾维钧：黄昏的纯情之旅
　　
　　爱情犹如出麻疹，年纪愈大出得愈重。
　　
　　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备尝酸甜苦辣，在已入老境之年的七十二岁时与小他二十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老伴，伴老也。他们携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相濡以沫，更多的是严幼韵照顾顾维钧，她是他黄昏的拐杖。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启航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复旦大学毕业，是位时尚的新女性。她有一绰号叫“爱的花”，缘逢汽车牌号。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 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早在30年代，因前夫杨冠笙的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便有交往，相互心仪。其时顾维钧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的过从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几乎同时与黄蕙兰离异。他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了。后突然受命（台湾当局），要他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复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顾维钧与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海牙。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一百五十五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十万美元，以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
　　
　　男人最珍贵的财产是有一位温情的善解人意的妻子。
　　
　　
赵元任和杨步伟
　　
　　1919年杨步伟从日本学医归来，在北京西绒线胡同创办了“森仁医院”，成为旧中国第一位医院女院长。
　　
　　在一次宴请友朋的餐席上，杨步伟与李贯中共同结识了赵元任。赵元任那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执教。赵元任日后几乎三天两头跑到医院里来玩，连着来了一个礼拜。一日忽然对赵、李两位说，以后他不能常来了，不要怪他。杨步伟觉得好笑，你不来就不来罢，干吗要怪。她本以为他真的不来了，没料到第二天他又冲了来，一脚还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花盆也给砸了(为此，赵元任每年要赔杨步伟一盆菊花)。
　　
　　赵元任一来，李贯中显得特别兴奋。她总爱找个理由脱开医务上的事，陪赵元任聊天。杨步伟渐渐注意到这一点。当赵元任一到，杨步伟与他打个招呼，寒暄两句，找个借口回避。她一心想成全他们，而赵元任总爱和她俩一块聊天。
　　
　　一日，赵元任对她俩说，罗素来华讲学，请他当翻译。他要到南方去接罗素。恰巧，李贯中也说要到南京去办事。杨步伟建议李贯中与赵元任结伴同行。赵元任没有那个意思，独自走了。
　　
　　李贯中要到南京办事，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同到车站为她送行。李贯中上车之际，赵元任还为她拍了张小照。由车站回来的时候，赵元任突然向杨步伟提议让各自的车夫回去，他俩步行回医院。
　　
　　回到医院，一聊聊到12点，赵元任不好意思再坐，临走时对杨步伟说了一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步伟窃笑:这家伙真会捧人。她以为李贯中不在场，他是应酬自己一下而已。谁知翌日，赵元任又找了个借口，到医院转一圈。随后赵元任搬进城与罗素同住，自己的房间一装上电话，第一个就打给杨步伟。一日数次。有时赵元任把话筒放在钢琴边，请杨步伟通过电话听他的演奏。一次赵元任鼓足勇气约杨步伟在中山公园见一面。在公园“公理战胜”牌楼下，杨步伟建议:“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们吧。”说完便走开。走不到十步，赵元任深情地喊了一声:“韵卿。”杨步伟一愣，站住了。赵元任追问:“咱们就这么样算了吗？”杨步伟从未向他承诺过什么，感到很意外。要是平时，杨步伟准会反问:怎么叫“咱们”？可是今天杨步伟没有任何表示。赵元任进一步坚决地说:“韵卿，我不能！”杨步伟默默无语，与赵元任并行，走过“来今雨轩”，穿过松林，走过“格言亭”、“社稷坛”……杨步伟这才大悟，她这位“第三者”本为他人牵线，却把自己缠了进去，一进去便再也出不来了。
　　
　　 就这样，速战速决，“他们”变成了“咱们”。赵元任此次回国原想办理退婚手续，再回美国。他没料到，居然红袖添香，找到了心上人。
　　


周有光和张允和
　　
　　周有光、张允和伉俪合出了本散文集《多情人不老》。其书名取自张允和赠俞平伯夫人的诗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书名很值得玩味，既可读成“多情人，不老”，也可念为“多情，人不老’。反正一“情”定性，以情为本。
　　
　　周有光早年学经济，跑过纽约、伦敦大码头，后因他对语言文字造诣深，“副业”比主业还令人刮目，遂奉命改行，专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有大著《汉字改革概论》等二十余部。他大脑袋，前额广袤、光亮，一片不毛之地。耳朵不灵，助听器随身带。其太太张允和，名门之后，淮军名将张树声之后，著名昆曲研究家，继俞平伯后任昆曲研习社社长。她自“三反”、“五反”吃了莫须有的亏，由出版社返回灶台任“家庭妇女”(自称)，一任近半个世纪。她是沈从文的红娘。当年沈从文追其三妹兆和时，她充任“地下交通”，到邮局发了份有名的“半个字的电报”，录入文坛趣事“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故事中。
　　
　　周有光喜欢逗夫人取乐，常抖出了一个甲子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调侃老太太。譬如，当年初恋时，在大上海花四元银洋，请张家二小姐听名流云集的西洋音乐会，二小姐竟然酣然人梦，窘得他手足无措。张允和少不了反戈一击，说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一种考验。
　　
　　周有光博学，谈锋甚健，且语出必谐。某年，全国政协请委员们看戏，他带了只象牙望远镜，不时地拉近与舞台上的大红大绿男男女女的距离，逗得邻座眼馋，三番五次借观。中场休息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的邻座，看把戏似的。事后他问朋友，那邻座是谁，朋友说是溥仪。周有光听了，不露声色地说了一句:“早知道他是皇上，我就进贡给他了。”他们家访客奇多，每每有客造访，他与夫人都喜欢争着说话。
　　
　　周有光眼明耳不聪，俗言“聋者好打岔”，他曾“岔”出一个让人笑掉下巴的故事。一次，他的新认领的“编外”孙女曾蔷小姐(三联编辑)到周府向二老请安。大家以说笑话取乐。这天，张允和说了一个曹禺当年亲自向他俩说的故事:曹禺夫人郑秀有洁癖，曹禺有书癖。某年夏日，郑秀照例倒好洗澡水，叫曹禺洗澡。曹禺读书正在兴头上，“嗯嗯”应诺，动嘴不动手。郑秀再次发号。有点惧内的曹禺挟着书到洗澡间。隔壁的郑秀见半天没动静，又厉声施令。曹禺急中生智，一手捧书，一手把澡盆里的水划得泼啦啦响……得演员之工的张允和边说边用手掌作划水状，惟肖惟妙，引得曾小姐咯咯咯乐个不停。
　　
　　在一侧的周有光见老伴逗乐了小孙女，有点不服气。他戴上助听器，把小板凳挪到曾小姐旁边，说:“听我说一个比她更好玩的吧。”曾蔷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周有光刚说了两句，曾蔷和张允和便哈哈大笑不止——原来他说的正是张允和刚才说的那个！
　　
　　

袁家骝和吴健雄
　　
　　 大概是物理女皇吴健雄王冠上的宝石太璀璨夺目，以致她的先生袁家骝(1912——2002)显得些微黯淡了，其实袁家骝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在高能物理、高能加速器和粒子探测系统研究上卓有成就。他们是本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人称神仙眷侣。
　　
　　他们的相识，缘于一位在美长大的华裔Victor杨。1936年8月，吴健雄到柏克莱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杨。杨告诉她，两个礼拜前中国刚来一个留学生也是学物理的，叫袁家骝，并介绍他们相识。吴健雄想参观学校的物理系，袁家骝即充当向导。学校原子实验设备的完善和精良吸引了吴健雄，她毅然改变东去的计划，决定留在柏克莱，遂与袁家骝成了同窗。
　　
　　 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她与袁家骝结婚了。婚礼是在袁家骝的指导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密立肯家中进行的，隆重而又简朴。密立肯教授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两人在美国的许多同学好友都前来庆贺，钱学森也在座。婚后他们到洛杉矶的一个海滩上度了“蜜周”后(只一个礼拜)，便投身于各自的教学、研究工作中。婚后，他们相亲相爱。袁家骝恪尽丈夫的职守，还延揽太太的活儿，勇当家庭“妇男”，练就十八般武艺:洗衣、吸尘、带孩子以至下厨。袁家骝烹饪的代表作是红烧狮子头。他尽可能地让吴健雄全身心地从事研究。袁家骝在金婚岁月谈感受时，一派绅士风度地说:“夫妻也如同一个‘机关’，需要合作，婚前要有承诺，婚后要协调。”
　　
　　

梅志与胡风

通览当代中国文坛冤案种种，案发最早、蒙冤最深、涉众最广、历时最长、吃苦最多、平反最晚者，大概要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了。胡风（1902-1985）是该案的一号人物，其夫人梅志亦随而连坐。她与胡风共度五十一个春秋，却有二十五年是在监禁、流放、伴囚中度过。其鹣鲽之情，感天泣地。

梅志，本名屠玘华（1914-2004），常州人。1932年加入“左联”。她是学师范出身的，早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梅志是她的笔名。梅志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上海给人家当家庭教师谋生。由于接济“左联”被捕的同志，暴露了身份，被主人辞退了。

1933年夏的一天，梅志去“左联”盟员韩起家联系工作，邂逅了刚从日本回国的谷非（胡风）。胡风也不姓胡，他是从母亲姓的。他本名叫张光人，湖北蕲春人。这以前他在日本留学，为宣传抗日，创办了油印刊物《新兴文化》而被日本人逮捕，驱逐回国的。胡风回到上海，在周扬主持下的“左联”负责宣传工作，梅志又属胡风领导。胡风与梅志志同道合，又朝夕相处，便日久生情。梅志欣然接受了胡风的爱。两人都属虎，胡风整整大梅志一属。

婚后翌年，大儿子晓谷出生。其时，胡风的公开身份是《时事类编》的日文译员，自“八·一三”战事爆发，他们不断流浪，上海、武汉、重庆、桂林、广州乃至香港。处处无家处处家。1939年1月，他们颠沛到重庆，蜗居在小旅馆中，在敌机的轰炸声中生下了女儿晓风。接生的医生连手都来不及洗，就匆匆地跑了。

1955年5月17日，梅志与胡风同时被捕。梅志的罪名是胡风的“同谋”，抄写了《三十万言书》。她被监禁了五年零十个月，直至1961年其母去世，停在太平间，她才被释放。公安部门给的结论是一纸“不予起诉书”，还令梅志缴了一千四百元伙食费。

梅志出狱后尚不知胡风是死是活。托亲友四处打听，始知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

1965年3月，梅志第一次探监，在狱警的监督下，胡风、梅志隔桌相对谈了半个小时。胡风的衣衫破烂，面容苍老，神情冷漠得有点麻木。梅志欲哭无泪。梅志告诉胡风，女儿没考上大学，到农场当工人了。胡风说：“好，这样好。让晓山也去当工人。”梅志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胡风反问：“噢，你说我怎样好好改造？就关在这里？”梅志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文艺思想，胡风脸一沉：“关于这方面问题，你最好别问！”梅志怕胡风一火，会说出什么话来又闯祸，赶快改变话题了。胡风说他在狱中没有纸笔，但他默写了一些诗，有写给梅志和子女的，并背诵写给梅志的《长情赞》给她听。梅志一听就流泪了。第一首刚背完，就被狱警打断：“别背了，快说吧！”胡风自觉是受了侮辱，受了委屈又不能发火，向梅志摆摆手，立身要走。梅志忙把带来的食品给他，又拿了张《简易太极拳图》，要他练拳保养身体。胡风的兴趣不在此，向狱警要了纸笔，开了一长串书单子。

梅志第二次去探监时，给他带了一大捆他指定要的日文版马恩全集，并捎去一封女儿写的信。晓风在信中劝他好好改造，向溥仪学习，争取“特赦”。胡风看到这一句，恼火了，大发脾气：“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要我向这个专靠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我能像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梅志不忍心向他解释、申辩。

第三次是在公安部一女干事的建议下，由梅志陪同做胡风的思想工作。在去监狱的汽车上，那位干事对梅志说：“我们已经等很长时间了，他应该觉悟了。不认罪是不行的。”又说，“如果他认罪，可以宽大，不认就只有公之于法了。”见到胡风后，梅志就劝他：“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唔？”没想到胡风听了把眼睛瞪圆了，狠狠地逼视梅志。梅志几乎是跪下来恳求他：“你也该为我们一家想想，就认罪吧！”梅志还没敢说晓风两次考大学未取，都是政审过不了关，怕刺激他。胡风却朝梅志冷冷一笑：“你以为我没认罪吗？只要我能承认的，我都承认了。”梅志劝他要提高到原则高度来检查。胡风不接话，忽然温和起来，安慰梅志：“你不要怕，没你的事，是我连累了你。你是一个听话的妻子，我对你是有罪的……”一番话，把梅志说哭了。胡风又劝梅志别难过，说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得了。胡风说可能要公审。监狱方面要他找辩护人，他拒绝了。劝降不成，败兴而回。

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决书下达后，监狱当局要他写“感想”。胡风写了很多。最后概括为“心安理不得”。文末还引了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表心迹。这一年年底，胡风被“宽大”监外执行，回到家中。出狱后，有关方面安排他在北京参观。在参观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他又写了许多感言，一片赤诚，向革命烈士忏悔。在过了与家离别十年后的第一个春节后，胡风又奉命到四川。为了照顾胡风的生活，梅志决定伴囚，与他同去四川。

夫妻本是同林鸟。梅志与胡风结婚后，家中的大小事都由梅志包揽。

1961年，梅志因老母去世，得以出狱。当时家中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最小的才八岁。靠过去的积蓄生活。梅志不得不像街道妇女一样，向居委会领一些镶花边的活来做，一个月能挣十五元钱贴补家用，由于心神不定，手常被针刺破、流血。平时省吃俭用，探监时总要买些好吃的、补品带给胡风。后来在四川的监中，为了省点钱，梅志自己买了推剪，给胡风理发。四川大山中，夏天的蚊子特别多，蚊帐又破，蚊子老钻到帐子里搅得胡风无法安睡。梅志就坐在帐子里，亮电筒捉蚊子。刚到四川，水土不服，梅志常闹肚子，呕心，手一下水就烂。而她那时被分配在苗溪劳改茶场医院，专干洗血绷带这类的活，双手成了烂桃，仍坚持做针线活。

有段时间，胡风夫妇被圈住在山上一个七平米的小棚子里，棚子前有块荒地，他们夫妇就自己开荒种地。梅志拿镢头刨地，让胡风在后面捡捡石子什么的。场部每月供应他们二十斤粮票，一张肉票。梅志养了几只鸡，凡是荤菜，梅志都尽胡风吃。胡风那时身体很差，患严重的贫血和痔疮。大便解不出来就吃泻药，一天要跑七八趟厕所，经常拉在裤子里。身体虚到走路都打晃晃。在大监时梅志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还不忘时时开导他，怕他再寻短见。

关押期间，胡风被提审几百次。他先拒不认罪，一会儿又认了。瞎编乱说一气，又推翻。过些时候又深度“自责”，自认是“囚犯”、“罪人”、“该死”。梅志劝他说：“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不把你当犯人，你别怕。”梅志怎么劝也不行。胡风一天到晚生活在极度恐惧中。一会儿哗哗地写几张纸条，急急地埋在土里，一会儿又刨出来，说：“来了，来了！”有时突然大叫：“关门！”而门明明是关好的。梅志煮荷包蛋给他吃，加了点蜂蜜。胡风不肯吃，说别人知道要开斗争会的，要加刑的。一个夏天的夜里，胡风推醒梦中的梅志，神秘地说：“你不要怕，空中有人在和我说话，他说他是中央派来的专案组。”梅志说他这是幻觉，什么都没有。胡风火了，猛推梅志一把说：“你干扰了我们的谈话，去你的！”梅志见胡风的身心被摧残到这种地步哭了。胡风也哭了。胡风直说“我不行了”，梅志也心如死灰，真想一了百了。

第二天一早，胡风一早起来，又急呼呼地整理手提包。梅志莫名其妙，问他做什么去。胡风说中央派直升飞机来接他了。梅志问他怎么晓得的，胡风又说是空中传话告诉他的……隔些时候，胡风不吃饭了，却到厨房拿了一只碗，用它接自己的尿。说空中传话告诉他，他的尿能治百病。胡风自己当场喝了一半，留下一半强迫梅志喝。梅志不肯，他大骂梅志不知好歹，把剩尿倒在热水瓶里，说带到北京去送朋友。梅志没办法，只好找狱警，干事训了胡风一顿，他才乖乖地把尿倒了。

唐山大地震，他在报上看到了，病情加重。半夜里，举着菜刀喝问梅志：“你把我的诗放到哪里去了，里面有老农采的药方，赶快送到北京去救毛主席。”梅志忙把椅子上的诗稿给胡风，怕出意外，想按警铃向狱警报告。胡风一见，怕了，跪下来向梅志求情。胡风的精神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与常人一样。

一年冬天，梅志病倒了，咳喘不止，吃药也不见效。胡风一早便起床生炉子，把屋子烘暖了才准梅志起床。梅志很感动，说了些谢谢他的话，万金难买一笑的胡风也笑了：“让我也为你做点事嘛。”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梅志那时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墙里的生活没有底，梅志想想感到很烦闷，就在纸上写山字。山山山山，一个字比一个字大，再倒过来，山山山山，一个字比一个字小。忽然诗兴大发：“山山山山/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在你的肩上/你躲着/双腿还在颤动/别屈膝/别倒下……”胡风看了，评说梅志这类诗写得不好，说她只能写儿童诗。样子又全像正常人。

周总理去世，胡风写了篇《向总理伏罪》，稿纸上还有泪痕，交给狱方领导。1977年底，胡风写了四百四十四页稿纸、长达二十万字的劳改心得《收获》，他说：“这是写给党的，我就得坦白地交代。”监狱政委嫌长，没时间看，胡风又花十天时间缩写成两万字。

1979年1月，胡风、梅志走出高墙获得了自由。是年初冬，胡风因小便闭塞、尿血，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摘除前列腺时，终因失血过多，导致脑神经混乱病复发，医生断为心因性精神病。

1980年3月，胡风、梅志回到了北京。医疗、生活都改善了。晓山添了个儿子，让胡风起名字。胡风说，叫张本吧，意思是做人要本本分分。

1980年9月，党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因此案而受牵连的人都得到改正。接着胡风被任命为文化部艺术研究所顾问、政协全国常委，梅志被安排在中国作协当驻会作家。1985年6月8日，胡风逝世。没有遗言。最后在悼词中，他终于得到了他生前不敢想而本应属于他的公正评价。1986年1月5日开的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参加者有七八百人。胡风的骨灰盒上刻有屈原《离骚》中一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胡风死了，梅志成了孤叶一片，不免黯然。“怀君怀信仰，永惜不枯心。”这是胡风在狱中默写赠梅志《长情赞》一诗中的两句。梅志回报的是毕生的心血。在胡风去世的十年里，七十高龄的梅志抱病撰写《胡风传》、《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凡一百余万字。梅志绝不止是怀念，而是帮胡风说清楚了“一辈子也说不清楚”的问题，还胡风以清白。

有人喻“家庭是一棵树”，那么夫妇俩当是这株树上比邻萌发的两片叶子，相互映衬、辉照。李辉先生曾写《文坛悲歌》，喻胡风是“风雨中的雕像”，那么梅志当之无愧的是这雕像基座上的一坨泥。

梅志，以梅为志，“暗香浮动”是梅的品格。



刘文典：“只吃鲜桃一口”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十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旁征博引，信而有征。他授课的方式独特，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以启发式循循诱导，例如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便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也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顿时抬头向坐在后排的吴宓张望，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同学们不免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也很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以为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予苟同，就唱“对台戏”。听者众，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秉烛讲授。刘文典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刘文典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解放后，他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不排他的课。他坚持要上课，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梅贻琦：君子忧道不忧贫
　　
　　西南联大岁月，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两把硬椅子放在阶台上算是客厅。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那时，他是知名大学校长，官场应酬多，对某些奢华的宴请之感慨，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尔。”（1941年6月11日）“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年10月13日）。
　　
　　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由他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明令“没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时，蒋梦麟、张伯苓另有兼职）。“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都不让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的生活极为艰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后来与潘光旦、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一种上海点心，取名“定胜糕”（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夫人又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夫人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夫人就上街摆个小地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10……校长夫人摆地摊被世人认了出来，一时成为美谈。
　　
　　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每月三百元。后台湾当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为一千五百元。梅贻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原住一通常公寓，为了给公家省钱“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六十二岁一直干到六十六岁。生活拮据，有时靠在洛杉矶的大女儿梅祖彬，业余帮研究生打论文稿赚五块十块贴补家用。某年，梅贻琦回台北参加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给他一笔津贴，他却将钱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买了一大批书。真是君子忧道不忧贫。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掌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风雅:名士们的非常道和平常道
　　
　　风雅是他们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的人生底色。
　　
　　蒋梦麟、顾维钧、梅贻琦、刘文典、陈寅恪、王世杰、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傅斯年、罗家伦、叶公超等人，出生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正像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描写的那样，西风浩荡，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思想热潮进入中国，他们生于忧患，为苦难和动荡的中国寻求强国的道路，终其一生，上下求索。那一代人，或从政，或学术，都有文化人或儒雅或狂狷的本色。
　　
　　一个时代的精神总归在一代人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展现，读《曾经风雅》，会让人惊诧地发现，书中蕴藏的丰富细节，可以检索出名人雅士的非常道和平常道。
　　
　　我想，《曾经风雅》最让今人感怀的是风骨。日本军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中心，多次拉拢、威胁、恐吓蒋梦麟无效，最后请他到日军司令部“谈话”，蒋梦麟“有种”，单枪匹马闯日军司令部。刘文典拍案怒对蒋介石，大呼：“宁以义死，不苟幸生！”陈寅恪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提出众所周知的两个条件，条件不予满足，拒绝北上。梁漱溟拒绝批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风骨是泰山压顶，宁折不弯；这风骨是民族大义，藐视权贵。
　　
　　如果说名人雅士的风骨体现在这些独行特立的非常道中，他们的风度则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
　　
　　抗战时期，王世杰在重庆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见米好吃多了，问怎么回事。夫人萧徳华说她把米加工了一次。他一脸严肃：“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糙米也来得不容易，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
　　
　　1946年陈寅恪身体不好，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再上课。他不肯：“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
　　
　　他们这一代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儒雅谦和，彬彬有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修身齐家开始，诚可谓有君子风度。
　　
　　《曾经风雅》写到的人物，除了学者，还有文人、科学家，其中有几对伉俪，像赵元任与杨步伟、周有光与张允和、袁家骝与吴健雄。他们风雨相携、相濡以沫走过了人生岁月，家事中折射出国事。张昌华先生从事出版工作，和学者文人(后代)交游，收集到很多独家的史料，以温润之文笔，将他们的风流余韵，娓娓道来，冷静之中难掩岁月沧桑。
　　
　　风骨、风度、风流。应是“曾经风雅”的“风雅”应有之义。风雅“颂”，是风骨风度风流的交响。书中写到的人物，留给我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曾经的风雅，已经被蒙上一层岁月的风霜，张昌华先生所做的是，将我们今天稀缺的、曾经有过的“风雅”擦亮，但愿世间永远流传。
　　
　　
　　 ----柳已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