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的响箭——白莽记

林中的响箭——白莽记

　　１，不可思议的选择
　　
　　向上的革命和向下的堕落有时来自于同一个原因，比如家庭的宠溺和约束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最终形成决裂与背叛。向上和向下方向的不同，则取决于内在的信仰。白莽就是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中，受到新时代影响，选择了革命而不是堕落。
　　那时，旧的制度、旧的文化刚刚被新的潮流摧枯拉朽。但在新的潮流中，同样隐藏着旧的惊涛骇浪。无数矛盾、问题、冲突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杂夹着、纠缠着、扞格着、互相制约着。于是，置身其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向度和价值观就会增添更多的可能性，有的犹疑观望，有的义无反顾；有的犹疑观望之后再义无反顾，有的义无反顾之后又回到犹疑观望之中；还有的在向一个方向义无反顾之后忽而转头向另一个方向义无反顾……
　　白莽的老家在浙江象山县怀珠乡大徐村。他于１９０９年端午节那天出生，是否昭示着他身上禀承了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血气呢？
　　白莽本姓徐，家谱上的名字叫徐孝杰，小时候家里人叫他徐柏庭，读书时用的学名是徐祖华。１９２７年９月，他借到上虞人徐文雄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取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遂易名为徐文雄，号之白，别名徐白，笔名白莽即由此演化而来。白莽还一个较有名的笔名是殷夫。他还有其他笔名，如任夫、殷孚、沙菲、沙洛及Lven等。
　　为什么不厌其烦把这么多名字都罗列出来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不断地换名，其实是不停地改头换面，在社会夹缝中腾挪躲闪，以保全性命，安顿身心。“苟全性命于乱世”，两千年前诸葛亮的低徊之语，在２０世纪初，更加贴切地充满着沉痛与悲凉。
　　白莽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勤于学习，好医术，靠自己琢磨出道，治病疗伤，在当地赢得令名。母亲则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把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等白莽出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家境。
　　白莽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徐培根曾留学德国，当过蒋介石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和国民政府航空署长，二哥、三哥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白莽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又极聪明伶俐，九岁博览群书，十五六岁即诗名远播，因此备享父母兄姐的宠爱。
　　按常理，他可以吆五喝六，纸醉金迷，做他的纨绔子弟去；也可以利用兄长的“优质”资源，到国民党那里捞个职务，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在厅级干部位子上退休；硬是要弄文学，就呆在家里，让你拥书万卷，写出来找个出版社自费出版，哥哥属下的文学爱好者们人手一册，不也名利双收啦……
　　但白莽偏偏选择了一条最不可思议的道路——革命。
　　
　　２，戴着诗意的花圈
　　
　　白莽受到的宠爱有加，让他并不自在。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未成型的瓷器，父母呵在掌心，生怕掉下来打碎了；而三位兄长，尤其是大哥徐培根，一心只想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三个弟弟，前两个均塑造成功，三弟如此人才，他更是雄心勃勃，要让他出人头地。
　　大哥的这种强势让白莽非常反感，他先是不自觉地朝与大哥给他安排的相反的道路上走。“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这个生性热爱诗歌的少年，发现从小就没有诗意，到处都是势利的嚣张和被压迫者的呻吟，“我有一个希望，戴着诗意的花圈，美丽又庄朴，在灵府的首座”，他似乎早早地预感到，他诗歌的使命将是不同寻常的，就像他在《孩儿塔》中所写的：
　　　　　　　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的人生的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的憧憬。
　　
　　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
　　　　这时，他已执意要唱出自己“生的歌颂”，追求“未来的花的憧憬”，来对抗“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１９２０年秋，１１岁的白莽就读于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当时，五四之风已吹遍校园，师生们经常聚会，宣传打倒列强，反对军阀，让白莽眼睛越来越明亮，思考越来越成熟。三年后，大哥徐培根把他接到上海，考入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一年级。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白莽所在的民立中学群情激愤，“三罢”斗争如火如荼，白莽积极参与其中。暑假，他回到家乡，和进步文艺团体新蚶社的旅甬、旅沪青年们打成一片，成立五卅运动外交后援会。同时，他开始以新诗为武器，在《新蚶》报上抨击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的暴行。“南京路的枪声，把血的影迹传闻，把几千的塔门打开，久睡的眼儿自外窥探，在群众中羞怯露面，抛露出仇恨、隘狭语箭！”（《意识的旋律》）。
　　结识共产党人贺威圣、杨白是这个期间的大事，它让白莽奔涌的热血找到了正确的航道。１９２６年７月，白莽用徐白的名字，跳级插班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三年级。浦东是上海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他在这里深切地了解到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莽因一个“獐头小人”告密而被捕，囚禁了三个月，险被枪决。后在大哥徐培根保释下出狱。
　　这是他第一次入狱。但这次入狱更加坚定了他的斗争信念，一出来他的诗风大变，不要意象，不要隐喻，甚至连韵律都一脚踢掉。他用最直接、最简要、最有力的方式写出诗歌，这时，诗歌已远远超出文学作品的范畴，而变成挥舞拼杀的利器。
　　“朋友，有什么呢？／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同志们，快起来奋争！／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你们要努力地参加这次战争！”（《在死神未到之前》）
　　我以为，这是白莽的第一次牺牲——他首先牺牲了自己的文学生命。一个热爱诗歌、也能写出很好诗歌的青年，毅然抛弃诗歌的基本要素，抛弃让自己作品传之久远的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这是令人钦佩的。
　　
　　３，别了，哥哥
　　
　　出狱后，白莽听说母亲为他思念成疾，就利用养伤的机会，回家探望。母亲才知道了他所从事的活动十分危险，但母亲没有阻拦他，只是一个劲叮嘱：“柏庭，你要小心呢！”
　　１９２７年９月，白莽考入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和同学中的共产党员王顺芳、陈元达结成好友。不久他转为中共党员，当上了学生代表、学生会干部，主办油印文艺刊物《漠花》。１９２８年初，白莽加入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组织关系隶属于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书记潘汉年，支委阳翰笙。这段时间，他的创作也进入一个高潮，《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等，都是掷地有声的檄文。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世界大同的火已被我们煸起，”煸起，／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旎！”
　　同年秋，白莽再次被捕。大嫂张芝荣托徐培根在上海找熟人保释。获释后，他回到同济大学。党组织考虑到他和王顺芳、陈元达的安全，安排他们暂时转移到象山。１０月，白莽在二姐徐素韵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当教师。他以小学教员作掩护，深入白墩、爵溪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编写革命诗章，发动学生排演话剧，到乡下村镇演出。观者如堵。
　　１９２９年２月，白莽在二姐资助下，重返上海，在找到地下党组织后，他决定离开学校，专门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至此，白莽完全实现了从叛逆青年向职业革命家的转变。
　　他的一意孤行大大触怒了以徐培根为首的家长。他不仅没有按照兄长所期待的去做，反而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弟弟，使得哥哥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牵连和怀疑，影响到升迁和发展。
　　劝的劝，哄的哄，逼的逼，都不能让白莽回头。徐培根失望至极，在白莽第二次遭捕后，他已无心营救，如果不是大嫂张芝荣出面，白莽恐怕凶多吉少。不久，白莽收到徐培根一封痛斥他的信。这封信促成他写下了与兄长的决裂诗《别了，哥哥》：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在你的一方，哟，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只要我，答应一声说，／“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从名号直至纸帽。／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建功，／只望向真理的王国敬礼。／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真理和忿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这是白莽极为重要的一首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骨肉亲情。白莽并不是冷酷无情，相反，他对兄长充满着手足之情。第二，对社会、人生，以及自我前途的洞察，说明他的所有行动都不是情绪化，不是冲动，而是良知和真理指令下的奋然前行。第三，抱着必死的决心，对此一战斗的凶险性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宣言。
　　我以为，这是白莽的第二次牺牲——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和亲情。断然放弃那么优越的条件，放弃一切可以让个人舒服、美满、幸福的因素，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这是令人敬仰的。
　　
　　４，若为自由故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首流传甚广的诗篇《自由与爱情》就是不到２０岁的白莽翻译的。当然，白莽不是它的首译者，第一个翻译这首诗的中国作家是大名鼎鼎的茅盾。但由于茅盾不写诗，他的译笔太散，不精致，因此没有流传下来。裴多菲被鲁迅誉为“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将他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相提并论。裴多菲只活到２６岁，１８４９年，当奥俄联军入侵匈牙利，企图颠覆尚在襁褓中的共和国时，裴多菲投笔从戎，策马驱驰，战死疆场，留下美丽而独立的祖国，留下可爱而寂寞的妻子尤丽亚，留下“我愿意是激流”的不朽回响。
　　裴多菲就是白莽的榜样、典范和先驱者。他非常喜欢裴多菲这首《自由与爱情》，译成中文后，他曾请求姐姐把它绣在他的枕头上。
　　白莽也有他热恋的情人——盛淑真。她是白莽的二姐徐素韵在杭州蚕桑讲习所时的同窗好友，她外柔内刚，颇有主见。１９２６年暑假，白莽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到杭州游玩，住在广福路徐培根的家里。有一天，徐素韵带了好朋友盛淑真过来吃中饭。
　　白莽在女孩子面前很害羞，他没有和这个看一眼就喜欢上了的女孩说一句话。盛淑真笑吟吟地走了，少年白莽却满怀心事，此情无计可消除。二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要白莽给她的好朋友写信。这一写便不可收了。一张好大好大的情网罩住了两颗年轻的心灵。
　　“殷夫”这个笔名正是在鱼雁往返的游戏里取的。那个叫徐白的少年渴望自己是一个大丈夫，敢于爱，敢于担当，种种殷切，种种殷勤，全在不言中。白莽喜欢在每封信落款时把“殷夫”两个字写得大大的，仿佛他已经顶天立地了。而殷者，红也，不经意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红色连系在一起。他真的成了一名杰出的红色诗人。
　　转眼两年多过去，已由清秀小生变为坚毅革命者的白莽，在组织安排下，回到象山县二姐所在的学校代课，担任自然课程讲授。碰巧徐素韵邀了盛淑真来学校帮她。故乡逢知己，本应是激情四射，本应有无尽倾诉，可白莽在公开场合见了盛淑真，像不认识似的。他们一起教课，同桌吃饭，白莽旁若无人，外人打死也不会相信这是一对恋人。
　　只是每到晚上，面对白白的纸笺，白莽立马恢复了轻松与自信，他把白天想说的话一个劲地涂抹到纸上，他三个月写了２０多首诗，左一个“我的心”，另一个“玫瑰花”，这时刻爱情成了白莽的户主，革命带来的危险和刚硬暂时放在偏房里歇着。
　　但白莽没有忘乎所以。爱情的甜美溢遍全身，却软化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他深知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作为一名诗人战士，他无时不敏感到死神的窥探。他是决意去死的，可现在他决意爱着，享受这人生短暂的甘醪。爱与死的矛盾让他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对爱人的负罪——他多么想爱一个人，然而，他的爱只会给她带来死亡的气息。
　　“死以冷的气息，吹遍你的柔身”
　　“我蹂躏你，我侮辱你，我用了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
　　白莽白天面对盛淑真时的冷漠，正是这种负罪感的集中体现。他不敢执子之手，因为他们不可能“与汝偕老”。而他那些如痴如醉、如泣如诉的诗稿竟一直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去看。
　　盛淑真爱上了才华横溢的白莽，她的“殷夫”。她甚至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盛孰真”，准备和他一起干革命。１９２７年９月，白莽考入同济大学时用的徐文雄的高中毕业文凭，就是盛淑真帮他借的。她等着心上人手捧炽热的诗稿，敲开她的房门，送给她一个定情的亲吻。
　　她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其实答案白莽早已写出，就在他抽屉的诗稿中——“明晨是我丧钟狂鸣，青春散陨，／潦倒的半生殁入永终逍遥。／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誓》）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只有硬着心肠给姑娘以冷漠，他既无法说出违心的“我不爱你”，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我爱你”。写在纸上的诗句像一颗颗钉子钉在他心上，但他没有别的答案。
　　为了更多人的自由！
　　１９２８年底，在杭州警察局任职的盛淑真父亲，发来电报，说跟她在省建设厅谋得一个广播员职位，要她尽快回去。盛淑真一边哭一边收拾行装，她把一件件衣服抖开，折好；再抖开，又折……她在不断地耗费时间，她在耐心地等着，等着那一声敲门……
　　那一夜比一个世纪还长，比一生还长。那是一个寒冷而寂静的夜。
　　天蒙蒙亮，盛淑真的房间就空了。房门洞开着，像一个永远空着的等待。
　　我以为，这是白莽的第三次牺牲——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实实在在地在抛弃生命之前，将一切可以抛弃的都抛弃了。在自由和真理面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士。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５，鲁迅的器重
　　
　　白莽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应是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３日。他先投了一个稿子给在《奔流》做编辑的鲁迅，这个稿子是译自德文的《裴多菲传》。鲁迅觉得译文不错，写了一封信去讨要原文。可那篇原文不是单独成篇，而是放在诗集的前面，邮寄不方便，白莽在柔石的引荐下，带着斐多菲诗集亲自登门拜访他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这本诗集的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的名字，鲁迅看了以为是白莽的本名。
　　见到鲁迅，白莽大失所望。鲁迅不大说话，给人以冷傲威压的感觉，这使自幼受到家庭宠爱的白莽很不习惯，他的表情渐渐生硬起来。与初次见面的人交谈不多，这又正是鲁迅的习惯。尤其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鲁迅总是倾听的时候多，一来，找他的年轻人，大都是满肚子话要说；二来，鲁迅藉此观察和了解对方，探探他们的底细和来访的动机。他对白莽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细心的鲁迅发现了白莽的尴尬，他故意幽了一默：“现在时兴攀老乡，我们是宁绍大同乡呵。”
　　白莽却一点也幽默不起来。他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表示很后悔这次见面。不满之意跃然字里行间。鲁迅对青年的包容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立即回信，向白莽解释：“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告诉他，翻译不能由着自己的爱憎去改变原文，他嘱咐白莽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还特意送了自己珍藏的两本裴多菲著作供他参考。
　　信和书是鲁迅托柔石送过去的。白莽收到信后，很高兴，立即译了几首诗，再送给鲁迅。这次谈话便多起来了。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传和诗，一起刊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
　　鲁迅第三次见到白莽，到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４号。那次见面的详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说得很清楚，也很生动：
　　“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白莽还告诉鲁迅：“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这下鲁迅才知道，那个“徐培根”是白莽的大哥。
　　这次见面，白莽给鲁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如此一名年轻有才的文学青年，却又是如此一位不顾一切的革命者。这正是鲁迅最期待、最赏识也最疼爱的。鲁迅是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决绝者，他瞧不起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犹疑拖慢、首鼠两端的人，他把刘半农、废名等都归于此列，因而由青眼转为冷对。
　　他赶紧以付稿费的形式送给白莽２０元钱，要他去买一件长衫。至于落在捕房手上那两本“明珠投暗”的好书，就只有痛惜的份了。从此，鲁迅与殷夫虽不常见面，联系却十分密切。自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６日至１９３１年１月，也就是白莽最后一次被捕前，白莽（殷夫）在鲁迅日记中至少出现１８次之多。
　　
　　６，为了忘却的纪念
　　
　　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以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周围的作家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的精英们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的三人主席团为鲁迅、夏衍、阿英。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白莽在左联中非常活跃，他与柔石交情最好，都是左联缔造和培养出来的“新战士”的代表。柔石比白莽大将近８岁，浙江宁海县人，原名赵平复。他曾跟鲁迅谈过，在老家时，一位乡绅看中了他的名字，一定要让给他儿子用。鲁迅据此推断他最初的名字应该是“平福”，拗不过乡绅才改为“平复”的。鲁迅很喜欢柔石，他硬气，加上有点迂，“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取“柔石”这个笔名确乎有名如其人之感。
　　柔石与白莽在性情上有些不同。白莽聪明过人，性情果毅，该狠的时候狠得下来。柔石则略显憨厚，容易相信别人，热情得有些盲目。比如，同是危险，白莽和柔石都会冲过去，但白莽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惧怕，柔石却是压根儿不知道那里有危险。
　　在创作上，柔石的成就更高，他的《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特别是长篇小说《二月》，主人公肖涧秋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他的命运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鲁迅在《小引》中写道：
　　　　“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柔石谈了一个女朋友，叫冯铿。冯铿是广东潮州人，她不喜修饰，爱好辩论，敢作敢为，她的名言是“我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她父母欲将她许配给有钱人家，她却看上了父亲的学生许美勋。１９２９年元宵节，她和男友许美勋私奔至上海，在一所民办的持志大学英语系读书。这年５月，革命者杜库庠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分配到左联工农工作部。
　　柔石带冯铿去见过一次鲁迅。鲁迅一眼看出她是他的女朋友。他对冯铿的印象不怎么好，“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鲁迅看待女性当然也是男性视角，他不喜欢浓眉巨眼、风风火火的男子型女子，他喜欢像许广平那样调皮主动又常常撒些娇的女子，也喜欢性格坚忍却“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那样的女子。
　　体质弱也并不美丽的冯铿却有着火一般的激情，几乎融化了柔石；而柔石非凡的才气早已打动冯铿。“自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每一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好像完全转换了一个人！这就是恋爱么？”他们两人一拍即合。可是，柔石家有发妻，冯铿屋子里有男朋友，怎么办？
　　冯铿好办，她想做的事没什么能拦住她。柔石呢，家里的妻子吴素瑛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而且吴素瑛是一个旧式女子，据说晚上连接吻都不愿意，柔石对此很不满意。柔石跟冯铿罗曼蒂克地谈文学，跟妻子只能聊些家里老母鸡生蛋三哥家的小儿子得麻疹死了之类的事情。何况妻子不在身边，与冯铿同居没有任何障碍。对于冯铿带来的男朋友许美勋，柔石想出了一个书生办法——写信，希望能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许美勋收到柔石的信后是何种反应不得而知，但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柔石与冯铿很快住在一起了，他们还发誓为了革命，不生孩子。
　　遗憾的是，这种幸福的日子太过短暂，估计不到三个月。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他们两位和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参加一次党的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一起被营英帝巡捕房逮捕。前一天晚上，柔石还到了鲁迅家里，明日书店想印鲁迅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如何付。鲁迅便将他与北新书局签的合同抄了一份给他。柔石被捕时这份合同仍在他口袋里，这给鲁迅带来了麻烦。鲁迅连夜烧掉朋友们的旧札，和许广平带着孩子住进了一个客栈。这时，外面风言风语，说鲁迅已被捕，甚至被杀。鲁迅的母亲都急得生病了。
　　但关在监狱里的五位左联干将，没想到事情会有如何严重，虽然“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虽然知道“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他们对再一次赶跑死神似乎比较乐观。柔石趁关在监狱的机会，跟白莽学起了德文。２０天之后，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毙近３０名政治犯，其中包括白莽、柔石、冯铿等五人。
　　这次事件震惊全国。鲁迅更是被这样的暴行激怒了！他迅即出手，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声讨国民党的罪行。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在五烈士遇难两周年纪念日，心绪未平的鲁迅再次提笔，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苟延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作为文坛旗手，他眼看着失去了几位年轻而又优秀的作家；作为革命斗士，他眼看着失去了最有信仰和活力的战友；作为洞悉中国历史和前途的智者，他眼看着失去了一群单纯、高尚、富有使命感的热血青年。
　　他的悲愤与痛心，可想而知……
　　
　　７，孩儿塔
　　
　　孩儿塔在浙江嘉兴市建国路中段塔弄内，始建于宋代，清初重建，前些年因建国路拓宽而被拆除。它来源于一则传说：若干年前，有一县官路经塔弄，听到一个小孩在大声辱骂他的老祖母，便喝令将小孩拘到轿前审讯。这时，老祖母跑过来，说孩子年幼无知，不明事理，请老爷饶恕。县官于是命令衙役去塔弄口酱园端来一碗白糖一碗盐，放在孩子面前由他取食。孩子不假思索弃盐而取糖。县官斥道，小小年纪已识咸甜，难道还能说不明事理！一怒之下，判就地问斩。从此，小孩的一缕冤魂化为妖魅，常于阴雨天戴一红肚兜，出没在塔弄里，来看望孤居的祖母。
　　１９３０年，白莽将他从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间创作的６５首诗歌，编成一册，取名为《孩儿塔》。诗集中《孩儿塔》一首亦是白莽诗歌中最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我想应该也是白莽自己最为欣赏的，方才以此作为整本诗集的命名。
　　透过白莽短暂的一生，这首诗蕴含了太多的东西。白莽早已预感到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他是把头颅别在裤腰带上来参加革命的。他不怕死，不怕以这种方式死去，因为死得其所。但他担心两点：
　　一是家里人，尤其宠爱他的父母，会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你们的小手空空，／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
　　二是担心人们看不到他死的价值，或者说，他的死唤不醒同胞的觉悟。他就像孩儿塔传说中的那个“孩儿”，因为一次叛逆而被处死，而这样的处死只不过是一次暴行的展览，愉悦众多看客的茶余饭后而已。他的缕缕冤魂还得时时回来，寻觅过去的峥嵘岁月。
　　　　　……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蓦然飞开。
　　
　　　　　　　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住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白莽把诗集编好后，又写了一篇《上剥蚀的题记》，鼓励自己“埋葬病骨”，以“更向前，更健全”的姿态投入到“时代需要”中去。白莽特意制作了一些插图，然后一并送给鲁迅，请他指正。可惜一切都没来得及，白莽就英勇就义了。
　　五年后。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０日，鲁迅收到一封来自汉口的信，一个叫史济行的人自称是白莽同济大学的同学，他手头收藏有白莽的遗稿，正在筹划出版。但出版社有一个要求，必须由鲁迅作序。
　　鲁迅这里有白莽自编的诗集，但他想，别人那里还有也是正常的。加上这些年来，鲁迅一直在为白莽遗稿出版的事操心，现在能有朋友帮忙，便感动于史济行“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的义行，不惜“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言。后来，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这个史济行是专门“诈稿”的骗子。所以，序写了，诗集却仍然未能问世。
　　史济行的骗术固然不可取，但他这一骗，“骗”出了鲁迅先生一篇名文。半年后，鲁迅病逝，如果不劳史君的劣招，《白莽作序》很可能不复存在。坏事与好事、功与过的界限往往是这么模糊的。
　　鲁迅序言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指出《孩儿塔》不是一部普通诗集，它出世并非要和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它是具有别一种意义的。它具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炼，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