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自由的火种——抗战时期的文化人生活侧面

文化与自由的火种
　　——抗战时期的文化人生活侧面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日本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轰炸的程度，时强时弱。这和中美空军反击的强弱有关。轰炸是在抗战后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折断。这就是日本人优为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 年春，他拒绝日本人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他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刘文典性格鲠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也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在这一点上，他很象吴稚晖。他醉心潜心学术，不善治家，也无积财，在昆明时，往往弄到无米下锅，才知囊中羞涩。
　　
　　刘文典国学基础雄厚，自然大有本钱。然性格狷狂，大有深趣。他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有一次飞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此事安徽大学、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刘文典全集》附录，收入了关于此事的两三个不同的版本。又说，他看见沈亦跟在他身后跑躲飞机，乃喝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跑什么啊。
　　
　　教授们躲避空袭藏身山坡防空洞。在洞内，他以讽刺沈从文取乐。如遇沈反驳，他也不生气，便不再讲话，只是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对他们玩笑也不反感。他的全集的附录，确有此记述。当时他讲《红楼梦》，有一青春绰约的女生在桌边专门为他斟茶水。他则从容饮茶，然后象道情一样，一板一眼开讲起来。大知识分子幕燕釜鱼的情形中，尚有开玩笑的心态，是一种放松的精神状态，是心灵的优胜，其间，也常常包含着文化之评议。
　　
　　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疯狂呢？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有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些事情在表面上看是一个玩笑，或欺侮调笑，实则在内里，它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心中充实而有光，这不是酸腐，更不是头巾气。
　　
　　刘文典所极推崇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日机常来实施疲劳轰炸，空袭警报兀然而起。昆明同重庆、成都等地一样，城里终日人心惶惶。陈寅恪处之坦然，曾用两个常用成语拈成妙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机者飞机，入土者，躲避在防空洞里面也。陈寅恪先生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 陈寅恪的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重镇，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他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融会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即史魂。没有南下留守北平的文人，大多也独善其身，宁愿衣食无着，也不对敌伪有所谋求依顺。北平沦陷后，齐白石老人闭门不出，在门口贴出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其画多有讽刺。
　　
　　钱穆先生随清华大学迁移到湖南衡阳，时在1937年秋。路过广州时，正值日本飞机轰炸，一市民家正举行婚礼，受祸极惨，肢体炸到树上挂着，以至吃饭时无法下咽。到了云南蒙自时，为避空袭，一群老教授，乃推吴宓“为总指挥，雨生挨门叫唤，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钱穆《师友杂忆》
　　
　　即便如此，老先生们对国学仍然一往情深，他们的感情是基本的，是下意识的，是原始的，是因父母之邦眷念延续而生发的对先人的感情，是对脚下那古老而永恒的土地的感情，是对先人数千年劳作的尊敬。
　　
　　以中日两国国力、战力之悬殊，而抗战得以惨胜，因素多多，而文化人的坚忍努力，有如水泥中的钢筋，星空中的明月，作用在支撑和照明。一个专制的日本，是东亚乃至世界不稳定的根源，是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幸福。
　　
　　抗战时期大批教授南下逃难，既是生命的宝贵，亦是对文化的保存和珍惜。流亡中，人生苦况也达于极点。逃难挤火车，往往被挤得东倒西歪，挤上行李，又挤不上身体，悬在火车顶上逃命的时候，也所在多有。遇到日机跟踪轰炸，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颠沛流离，人命颠危。老舍、梁实秋……都是如此。 越到抗战后期，经济的窘迫也日胜一日。1944年闻一多写给友人的信中略窥一二：“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他出卖过衣服、被褥。为买粮食，到处兼课，晚间诸事毕，方奏刀刻章卖钱。2005年6月始发现的闻一多书信，乃刻在一印章的边款。系抗战中他致史学家孙毓棠的临别赠言。其中，闻、孙两人曾经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原因是“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初出版的《闻一多传》，记1943年秋季，闻先生在昆明，与友人小聚，漫谈抗战形势。其间一人发言，以为蒋先生称得上民族英雄，统帅国人打如此规模的大仗。闻一多当即反驳道：“什么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最大的刽子手卖国贼！他从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杀了多少人，谁能给他算得清。就现在来说吧，大后方这批瘦丁病丁要死多少？大多数都是贫苦人家的儿子，不能为国去牺牲，而是在大后方白白地饿死病死，在是蒋介石在作孽。抗战？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蒋介石抗战么？他只热心内战，制造摩擦”。
　　
　　这些话，情绪激昂，不过我想，若是张自忠、王铭章、戴安澜、邱清泉、孙立人、余程万、廖耀湘、王耀武、杜聿明、关麟征……他们听到将作何感想？恐怕他们将有辩白的兴趣和冲动罢。
　　
　　新闻从业者，相当辛苦。1938年的《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欲拔擢的一年轻人，受不了夜班的辛苦，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生气了：“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接踵而至。知识分子的书籍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殆尽。到重庆、昆明等后方城市后，又积极搜寻，有的还是土纸印刷的“古本”，或罕见野史，毛边本。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凄迷烟雨，隐现的黄桷树，确实五味杂陈。 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关山难越，谁悲流放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国之客”的感慨与悲凉。
　　
　　詹锳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回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 那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他曾经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我到遵义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全院一个人也没有，惟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象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回忆录》）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工价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 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象小孩。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然而，还是有相当多文人苦中作乐，苦况中寻觅苦趣，精神独立于乱世之外，并坚持著述立说。钱钟书，1939年，二十九岁时，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为时约两年。期间完成《谈艺录》初稿的一半，以及《围城》 的布局、构思。1941年暑假辗转赴上海，时值珍珠港事件，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1944—1946年，写《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有重要影响。他在湖南偏僻小城期间，常得以鸡蛋烧食之，而以为美味。
　　
　　老舍在重庆的住所多老鼠，老舍遂命曰“多鼠斋”，在这里，他写下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一、二部和话剧《桃李春风》、《张自忠》、《王老虎》大量作品。与抗战有直接关系。而1938年初，张恨水展转到了重庆，为《新民报》主笔，主编副刊《最后关头》。抗战胜利后，他 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其间，他写了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形式很“先锋”。和他的大量时评一样，深沉而犀利，不免触及权贵，甚至引来军统过问。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南岳之际，正是兵荒马乱的时节，冯友兰就吴宓的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开玩笑，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有谓“吟诗马二评红袖”云云。这些生活细节，包括民众的更多生活滋味，在重庆新民报的副刊圣手笔下，表现得出神入化。这是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民国时期，军队在向现代军人转进，谋臣如雨名将联翩，而报界的副刊名家，也是奇人辈出才情四射。
　　
　　程大千先生的名作是《重庆客》，他的小说语言，很奇怪地，和当时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分。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象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更是两路，和左翼青年的恶俗欧化更是颇不相类。程先生的行文，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有节制的，好象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度的叙述上，甚至加入了政论时评的诘问与点染，故其整体效应，象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因此，篇幅有限，而容量奇大。
　　
　　《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朦朦胧胧，影影绰绰，有点神秘，又有些清晰，象模糊的铜镜。《十二磅热水瓶》就一个疯汉在路边小店点菜的可笑图景，带出滇缅路这条战时大动脉上的辛酸与悲情。《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俪写来，当中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战都酒徒》则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大时代小故事。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其《日本必败论》，后收入《拾遗集》。文长近二万字。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7月。此文注意到的人不多。
　　
　　实则此文有它相当的重要性。文分七部分。一则总论。先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谈日本的劣势，着眼在战期的长与短，为胜负之关键。又断言，此战争为两败俱伤，中国若胜，日本固然是失败。即中国不胜，日本亦败；二则论军事。分析日军初期侵略中国的重要交通线，算出总长，算出部署，再得出军力、及战斗之消耗，比较双方武器及军火接济；三则论政治。分析日本的暴虐，必定导致其政治的失败，认为南京大屠杀为近代史第一大屠杀，国际知闻。日本轰炸中国平民，为国际上所痛恶。华北及其他地方的政治建设，为抗敌要具，期间也谈到八路军的民众组织的成功；四则论经济，为中国持久抵抗能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互相消耗，力先竭者先输。此节相当详尽，细数日本之军工和商用原料，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公债，准备金，……他依据美国报纸及他种媒体的数字，列出日本当时几年中的财政预算，有几十组数字支持他的论点；五则论外交，在波澜交错的各国时局中，分析俄、美、英等国的反应，他称英国外交为事实主义，美国为感情主义，说美国的舆论最为重要，国会受舆论牵制而制定政策，美国民意已知日本若征服中国则为美国劲敌，所以必然来加干涉。最后还有《撮要》等节，要之，眼光远大，论事则高屋建瓴，观察则气势夺人，观点则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
　　
　　林语堂论，有警句：“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知彼辈为傀儡，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亦明矣。
　　周作人那样的情况似乎还情有可原，毕竟保护了大量的图书及文化设备，与血债不沾边。另一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百计逸出包围圈，去给敌人磕头。完全污染自己的羽毛，都在所不惜。
　　
　　抗战时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多为文人，也真是怪了。汪伪特工总部的两个头头李士群、丁默村，抢着要去管理情报，控制情报系统的也是周佛海，都是诗人、画家、记者、文人，甚至还是大文人，这些是下了水的。他们的总头目汪兆铭，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乃《民报》主笔，一时政论文之雄杰，有文豪之喻。依附者多为政论专才、报纸主笔、大学教授，如林柏生、胡兰成……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这一批人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成为无足轻重的泡沫。
　　
　　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自身也意识到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绝路。政治在飘摇板荡的境况当中，则政治的操作情态极易使人失望，患得患失、夤缘攀附奔竞倾轧既成事实。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今日膏盲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专制政治数千年一贯，而不获转型，致令知识分子在外患突击之际，选择至为混乱。相当一部分智识者中的软脚虾，不思根本改良、卧薪尝胆，乃转投于侵略者的卵翼之下，苟且偷安，既是专制政治之病，也和他们的性格的严重缺陷有所关联。
　　
　　另一面搞情报的，也是一批知识分子。潘汉年，创造社的小伙计，谍海翻滚半辈子。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隐蔽战线的斗争，并做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华东地下交通线。关露，左联女作家，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几是她作的词。她肩负秘密使命，在所谓敌伪心脏里，与敌寇周旋，情报、宣传，颇有斩获。她们在敌占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利用《女声》这样的刊物，巧妙宣传抗日。她也做李士群的工作，李因顾虑多多，在她挑明关系后，也不敢对她不利。
　　
　　与虎狼狐鬼相周旋，世情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要在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环境中摸爬滚打，极易引发误解，甚至身败名裂。所以，潘汉年、关露等的结局都很惨烈。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交通要道。头几年中，市面很见繁荣，文化活动多多，气氛也很热络。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都时常在此。到抗战中后期，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多达二十余家；新闻机构亦多，出版社、书店更多，近二百家。杂志、纯文学期刊、综合性文艺期刊不可胜数。大批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麇集于此。抗日文化运动声势颇壮。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街头宣传等都很活跃。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奔赴战地，慰问、采访。
　　
　　这些活跃的文化生活，仅仅在声势上支持了抗日战争，到后来，间接的抗日活动变成直接进入战斗序列，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的一个过程。知识青年从军，到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最多。抗战后期，极峰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也是实情写照，有的大学报名人数竟达三分之一。抗战后期，学生参军形成热潮，仅四川三台县，大中学生613人报名，录取213人。寓居三台的史学家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发电报促其在成都的长子萧树勋（北大毕业生）回三台报名从军。陈布雷，平江不肖生，田汉……也都送子参军。仅四川就征集从军知识青年近二万余人，居全国各省之冠。
　　
　　青年从军，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远征军的配备及训练都是美国化的，包括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多安排在王牌部队及宪兵、教导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学生军作用极巨。
　　
　　学生参加远征军，时在抗战后期，为什么呢？因为远征军分两期，1942年1月下旬，日军猛攻缅甸，驻缅英军不支，损失惨重。英方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中方请求援助。1942年2月下旬，远征军入缅作战，此为第一期，杜聿明任实际总指挥；第二期，是在杜败退以后，一部回国驻云南，一部退入印度。再在印度整军，在兰姆珈尔成立训练基地，也叫驻印军，接受美军训练及装备。驻印军就是第二期远征军，郑洞国任实际总指挥。
　　
　　青年学生在军中多做记者，翻译，政工人员，情报员，文化教员，也有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穆旦(查良铮)乃其中代表之一。先前，他从长沙长途步行来昆明入西南联大。其间，他每天从英汉词典撕下数页，边走边记，背熟之后就把这部分丢掉。到达昆明时，那本字典已经所剩无几。参加远征军后，任军部随军翻译，战败突围路过缅北密支那野人山，陷入了濒死边缘。蚂蟥、蚊子、热带丛林的瘴疠，毒蛇毒虫的侵袭，绿得发黑的丛林中，到处是腐烂的尸体。“……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这是穆旦的名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乃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代表作。
　　
　　青年军的形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从文化的抗战，直接进入了武器的抗战阶段。抗战后期，兵员严重匮乏。“有的一个师在一次战役后只能编四个连，而一个连只有三十几个人。”（见《张治中回忆录》）可因为青年军逐渐壮大，原定编为八个师，后竟编成足数十二个师。文化的传存，仿佛民族的精神细胞，只要活的细胞永远存在，中国总是有办法的。
　　
　　曹聚仁在抗战时为中央社战地特派员，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他曾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苦战的全过程，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一剂强心针。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写道：“二十七年（1938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要敌情，包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供。” 后来，他随战线变动，也渐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 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1939年他到了顾祝同的防区，落脚赣州，应蒋经国之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兼作蒋经国的高参。
　　
　　曹聚仁做战地记者的时候，曾往江西临川作客（第三战区防地），在某军驻地讲演。曹先生主讲哲学，又以为面对军人，“谈哲学总不会出毛病的”。乃就地取材，谈当地人王荆公、陆九渊、汤若士的情理观。次日，该军汪参谋长，就和他大谈张载“东铭”的话题。“张子的《西铭》人所熟知，他偏谈《东铭》岂不是有意要估量我的见识么？”而“东铭”的内容，曹先生恰恰不大记得了，乃硬着头皮，凭印象谈张载的哲学路线，捏着一把汗。后来找到《近思录》重看《东铭》，觉所谈并不太出格，才略略放心。（事见《书似青山常乱叠》）。
　　
　　曹先生差点被军人考住，这有趣的一幕并非偶然现象，也并不是当时军人喜欢附庸风雅，原因有二：一是辛亥以来，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际运作，军人书生往往一物两面，初未可分；一是抗战的形势需求，社会各界当然包括知识、青年界，从军者甚多，导致军队高层中层，相当程度的“学术化”。钱穆先生在成都中央军校演讲时，也对学员的水平有所肯定。
　　
　　黄仁宇最为典型，他出身于同盟会员家庭，后入成都中央军校（黄埔陆军官校）为十六期生，毕业后赴抗日前线，为基层军官。1943年加入远征军，在印、缅与日军作战，在密支那负伤，受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保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为国防部参谋及战胜国（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随即再度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学位。七八十年代，他在海外史学界影响甚巨，九十年代以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内地以《万历十五年》为嚆矢，几乎无人不知，近年则其《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在学界影响很大，已成学术畅销书。其治史以历史之“当时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有关”为贯穿，而树立一种追溯“体制”前因后果的长远视界。其军旅生涯，则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叙述甚详，尤其是远征军的抗日态势作战经过，高明之处，不下于雷马克之《西线无战事》。
　　
　　国军将领的学术气，实在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所来有自。最要一点，乃辛亥老辈形成的学术风气及知识结构的无形框架。老一辈融军人、书生、学者、文人、革命家、狙击专家于一体，自孙中山、黄兴以起，蔡元培、叶楚伧、马君武、胡汉民、吴稚辉、蒋百里、章太炎、戴季陶、廖仲恺、冯自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俱允文允武之士。陶成章湛通经史，文章朴茂有奇气，蒋百里为现代军事家第一人，却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为开山之作，孙中山先生则是唐德刚教授所称的“洋翰林”，后于国学用功甚勤，所获极丰，知识结构合理全面。蔡元培、吴稚晖、黄兴则分别是晚清实授之进士、举人、秀才……
　　
　　黄埔军校的学生构成，也不可小觑，他们，或为耕读人家子弟，或为中等人家出身，或于投考前，已是大学在校学生；若廖耀湘自幼家学渊源，他所写回忆录文辞朴茂；若邱清泉入黄埔以前，是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社会大学生。所以国民党军队第二代将领中，也多文武全材，胡琏研究宋史极有心得，刘峙是旧尺牍专家，邱清泉、黄杰的旧体诗，俱深可称道；唐纵日记不特文辞雅健，即于国政之改革，也有痛心而良好可行的建议，罗列日记也是一种“流水草自春”的文学作品。蔡省三则是政论专材。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十万青年十万军，如陈布雷、乔大壮、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俱送子参军，此即垫定了军队人员素质的构成，故也尝有出人意料之修养。而大作家、记者加盟军队，一则有知识之亲和关系，一则也有军人、文人两种不分的渊源，若曹聚仁、张恨水、郁达夫、黄裳、冯英子、张文伯，以后又有司马中原、王鼎均……遂造成军人文化人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情势。郁达夫后来亡命海外，却心系万里家国，深怀信心抵御外族的同时，却又伴随国政转型不上轨道的深沉痛苦，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和现实相交替，有时无法排遣，竟以抄古书来发泄。
　　南怀瑾先生序青年军系统的阎修篆《易经的图与卦》一书，即谓：“故论军中学术之盛，人才辈出者，较之往史，尚莫过于国民革命之后期，如此时此地之辉煌灿烂也。正义存乎天壤之间。
　　
　　法国当代法学巨匠，曾任司法部长、宪法委员会主席的罗贝尔•巴开特尔所著《孔多塞传》题词尝谓：“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思想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捍卫相交织。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自由之精神价值之所以值得捍卫，乃因其已成为知识界的灵魂，为大智者视为当然。其实，这正是衰疲老大的中国不可征服的深层原因。当其时学校师生所受冲击很大，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十分认真，学生学习特别刻苦，以此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孙中山、蔡元培先生那一代辛亥智识者，留下了新理想光焰万丈的榜样。他们所引起的同情和景慕，融化为精神价值的成分。当时的大文人之间，有不少是相见而悦，莫逆于心。砥砺志业，相辅相成。南明抗清的名将夏完淳牺牲时只有十七岁（虚岁），但其《夏完淳集》却是集部里头的珠玉。清末的革命党自孙中山以下，牺牲的青少年如史坚如、吴樾既能深刻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又能葆有极佳之中国学问。于中国古书，尤三致意，故每一诗文出，必理精辞粹，彬彬可诵；思想上更能以今魂脱略古胎。吴宓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1952，7.8）的文章，言以为中华民族即使亡于异族，一定时期以后，最终也必能驱除侵略，恢复独立；但是“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老先生真是忧患漠漠，包含一种高迈深远的卓识在里头。任何现代类型的民主与法治，任何将欲刷新政治的表现，任何改革的大手笔，若失却了本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去滋养发荣，必将以缺乏精神养料和成长基础而归于夭折。文化香火一旦彻底断灭，进而沦于无道德无信仰无文化的惨境，转以拍胸捋袖以大老粗相炫示威，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就必为期不远。
　　
　　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锢蔽积压，人民忍受已达极限，此时又受外力的全面侵迫，改革的呼声可谓贯彻于上智与下愚。在反抗的过程中，对于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冀望高于一切，仿佛天鹅肉般的诱惑。此时有需做局部的牺牲，也竟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茅茨土阶，粗衣粝食，而能安之如怡。知识分子的表现，其情形令人快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世道巨变之际，知识分子更用他们的智慧、心血、坚忍甚至生命，为动荡时期的中国文化，写下了新的一页。
　　战后，有的大知识分子厌倦与日俱增，乃是在付出绝大牺牲后，对政治不上轨道的严重失望，竟至结束性命，如戴季陶、陈布雷先生，实在是久闷不舒变本加厉的巨哀大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