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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己无张居正——读《万历十五年》
近来在看一本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作者是美籍华人黄仁宇，一位貌似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前在卓越网上购得他的一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题目很大，内容却切近细微要害。作者以东西方思维所交汇出的独特眼界去看待中国历史，对很多尘封事件的犀利解析，着实令我额手称赏。
很佩服作者对历史的精熟，但却不欣赏他的文笔，用我的观点来概括就是“才学过重，拘泥才情”，作者在书中过多的扮演了哲学家的角色，动辄便来几句意味深长的说教。更为可笑的是，《赫》书的编者还把作者的重要见解印为黑体字，大有语录的感觉。总之，黄仁宇谈的历史，一点儿也不趣味，却总让人乏味。
虽然如此，仍是买了这本《万历十五年》，因为这是他的扛鼎之作，可以说作者毕生名望，都缘自这本书。及至书邮寄到手，草草翻过，发觉那分历史的生硬感仍旧没有消除。当然，我也不苛求一个历史学家能有雅致文人的笔触。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整个明朝御宇时间最久的帝王。他执政期间，皇朝上下活跃着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一大批赫赫名臣。作者虽然托名“万历十五年”，其实文章的笔墨并未仅仅纠葛在这一年上，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几十年弊端的积重难返，他都一一有所回顾。说来说去，还是在为万历皇帝及他的臣工们立一部史。
《万历十五年》是作者五十八岁时初稿用英文写就的，其名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如此命名，实是作者于大历史观中另辟蹊径，把目光特定在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历史时期，他认为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强大帝国日后衰落的根由所在。正所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细微平淡的一年，却蕴酿出燎原大火的一个小火星。
“世间己无张居正”是本书中的一个章节。
在整部书中，张居正的名字被提及最多，涉及他的事件也为丰富，你甚至会感觉到张居正已然喧宾夺主成了全书的主角。在第一章描写万历皇帝的篇幅里，张居正的笔墨甚至要多过皇帝本人。这些都是作者有意突出张居正在万历朝的重要位置，毕竟，万历登基大宝时候才不过九岁，朝中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张居正这个首辅来处理。这位位极人臣的当朝首辅，帝师，内阁大学士，生前死后的殊遇，更是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品咂的佐料。
令人意外的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一章里，作者涉及张居正的笔墨反而少了些，不知是刻意的安排，还是行文欠缺缜密。作者更多的讲述了张居正死后的朝政得失，大概是想以此来肯定张居正当朝时期对国家政治稳定的功绩。
昨天还在粉墨登场，今日便去参谒冥王。张居正的死太突然了，就在他刚被加封为太师衔的不久(本朝还没有人在生前获此殊荣，张居正是第一人)，事业如日中天的五十七岁当朝太师，突然暴病不治。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假如使其不死，日后怕是封候拜相也未可知。
但这样的设想显然只能停留在虚构中了。张居正这棵大树倒的太快了，他还没来得及步局朝班，属下的那些谄客还没来得及形成嫡系便大势将去作猢狲散。接下来便是“倒张”一派的气焰嚣天，在他们的百般般弄之下，万历皇帝终于开始下决心彻底清查张居正了，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前文已经说过，万历登基时年龄尚幼，朝政完全掌控在张居正手中。但是，张居正的人品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并没有谋朝篡位的野心，他最多不过是想做个伊吕管晏，有些玩弄权术的伎俩。他死后家产被籍没，抄出的钱财虽多，但却没有迹象表明张居正有任何的图谋不轨。
封建王朝的皇帝，可以漠视臣子的贪赃枉法，但绝不会容忍臣子的飞扬跋扈。一代名臣张居正，亦可谓是“功高盖主”，历来辅佐幼主的宰辅，大多会被历史褒贬不一，比如汉代的霍光。当然诸葛亮是个特例，张居正没有诸葛亮那样的功绩，所以他的身后名也是几经褒贬。和诸葛亮、文天祥一样，张居正也是为后人称颂的一代名臣，同样他们又都英年早逝。但不同的是，诸葛亮死于“出师未捷”的大义上，文天祥虽然豪奢骄纵，但却死于不屈的名节之上，唯独张居正死于安乐，这一点显然就给了那些准备陷害他的人一个可乘之机。
从生前的万人敬仰到身后的千夫所指，张居正的死给了太多人反戈他的机会。在他去世仅仅半年的时间，他的一生已经被盖棺定论为“欺君毒民，卖官鬻爵、任用私人”等等一系列的丑恶。当然也不乏有人构陷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云云。直到明熹宗天启年间，张居正的名誉才被正式恢复，后世也有了对他“宰相之杰”的赞誉。
其实，这些对于死去的张居正来说，已经没有了了任何的意义，不管是身后哀荣还是毁棺戳尸，都不再重要，因为，这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读罢
作者：丁巴达吉
1闲话
听闻这本书其实很早。95年我上大学，有一天一位穿着时髦爱听四大天王的女同学跟我聊天，提到了这本书。发现我居然还不知道这本书，她和我几乎同时大吃一惊。她大吃一惊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而我的大吃一惊则完全是她表现出来的惊奇。她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的跟我说：还不快去书店抢书，愣在这里干什么。
那一天我没有去书店，但是那一天，我却记住了这本书的名字，《万历十五年》，以及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我所以逆潮流而行，也是我个人的原因。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人云亦云。有时候可能会把自己这一点特点发挥的过了，便变成有意在事情的判断上，故意站在多数人的相反方，以表示与众不同。那一次，我也没有例外。我假装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本书，所以也没有有意的去寻找过这本书，一直到了现在。甚至这本书已经渐渐的在我脑海之中淡却了。
十天前，在先锋书店瞎逛，无意之中，看见了这本书。随手拿起来翻倒信息页，一看定价是12块8毛钱，就当机立断把它买下了。回到家一打开，看了序言，就没舍得在放下，可是又不舍得一口气读完。说实话，自从上了班之后，我已经没好几年没逐字逐句的看过一本书了。这一次好不容易碰倒这本书，如果很快就翻完了，岂不是很可惜。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扎扎实实的，连续看了三个晚上，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了之后，真的有拨云见日之感。我不能不说这是一本好书，我不能不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这本书我实在应该早看的。
不过今天看到这本书，我觉得还好。总比一辈子不看这本书好些。顺便说一句，我看完这本书之后，随即就到书店买了一本黄仁宇的自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现在坐下来，花些时间，写这个东西，算是向这位老人家致敬。
2狐狸
看完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是：黄仁宇是个老狐狸。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中的六个人物，在黄仁宇的笔下，居然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被理解。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能被人理解最让人感到欣慰，而能够理解别人，又要求一个人必须要对人生事故，有非比寻常的认识和体悟。黄仁宇在书的后记里说到：...步入中年以后，学历史已有探寻人生意义的趋向。老狐狸这个词语用到这里，我并没有恶意，实在是我无法寻找到另一个贴切的词语，来形容黄仁宇深刻的理解力。如果非得用其他的词句来形容看完这本书后，黄仁宇给我种下的印象，那么就是两句老话：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想他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也是得自于两方面的教益：一为自己人生的切身磨砺，二为学问研究中的如切如磋。而我个人的观点，则是这前一种带给这本书的影响，恐怕更是主要的。如此一说，也难免不提起学问和个人性格的问题。我一直相信个人的性格和感情特点，对于他自己所研究的学问，有无法去除的塑造力。即使是一门看起来多么客观，似乎和个人的生存问题并不搭边的学问，也真的无法避免被烙上做学问的人的人格印记。那么我的意思不如这样说明：先有如此老狐狸似的黄仁宇出现，才会有如此风格的《万历十五年》。假设让另一个性情和黄仁宇完全不同的人去写这本书，也采用传记叙述的方式，恐怕也得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本《万历十五年》。举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可能会对这一点认识的更加清楚：假如有可能让鲁迅去写这本书，采取大致相同的结构，估计我们会看到一个天差地别的万历年代。我冒昧的猜测一下，很可能鲁迅的万历年中，只会把理解给予海瑞戚继光一类的人，而不会把同样的待遇放在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以及张居正的头上。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虽然同样是搞历史的人，在有限而模糊的文献和资料之中，探究历史人物的眼光，自然要以自己现行的行为方式和经验，以及性情，得到一个具体化的度量，从而考证他们当时的行为动机，和整个人的面目。在某些性情不同的历史学家的笔下，这本书提到的六个人物，会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一件多么新鲜的事情。
说到这里，其实更加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了。有什么可以值得更加详细阐述的必要。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放置进去自己的人格性情，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时光不可倒流，就是让历史成为一门有趣的学问的关键。历史人物已经永远逝去，并且再也无法回转。于是我们各种人无一例外的，以各种自己的方式去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在尽情的展现自己的故事，并且宣布自己所领悟到的人生真理。关于一些年代久远的人物，我们知之甚少，加上年代的久远，时空的作用，得出一个真切可靠的面貌，是更加的困难了。比如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我们所知道的，也无非是司马迁史记上的叙述，可是我就总是在怀疑：是不是这是一个司马迁颇具用心险恶的歪曲呢。既然真相已经无法得知，我们不妨可以做另外一种想象，这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怀疑：项羽怎么就一定是一个英雄呢。难道他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好大喜功性情粗鄙的糊涂蛋吗。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尽情的想象：想象一个学文学武学指挥家都不成功的鲁莽之人，只是凭借着自己天生的神力和混球的性格，再加上家族先前的一些威望，在乱世之中依靠不怕死的冒险，取得一次一次的胜利，而最终成为西楚霸王，而最终在乌江边凭借一时的意气，稀里糊涂的自刎身亡，并且在宝剑割断喉咙的时候，还生出了一丝悔意，或者生出阿Q似的一付豪情。难道这种情形是不也是一种可能性吗？当然如今说这些事情，再也没有丝毫考据的意思，只是在另一方面说明历史在被后人叙述的过程中，很可能是经过了书写者本人的经历和性情所调制。
那么历史从精确的意义上讲，也是不可精确恢复。一旦恢复，恢复出的已经不是当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历史已经随着岁月，被彻底封存在了地下，早就超脱了人世。恢复历史的意义在于澄清现在的问题，看见当下的真实，另外我所看重的一点是：表达出作者自己持有的观点和人生态度。所以我在这里写这一章节，无非是表明这一态度：历史给予我们最多的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现在的情况，我们从中得到深切了解的，也不是历史中的人物，而是这个写历史的人以及他所处于的社会背景。开始的时候，我之所以说黄仁宇使一个老狐狸，就是出于这个意思。
最后要说，研究历史是重要的。即便如前面所说，研究历史的人，从不能非常可靠的文献中，恢复出一个过去时代的故事，总不能是完全可信的。但是就在这众多不同的书写历史的人互相比较下，互相纠正甚至互相攻击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历史全面的图像。这些方法和思路，在现行的社会现实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历史真相的公开，在某一种意义上，是社会开明和进步的象征，是思想进步的标示。大多数的情况下，一个历史案例的重新解释，往往对应着社会中一次意义巨大的改革，当然有时候也不乏腥风血雨。
不过历史的悲哀和魅力，也同时在于历史的不可能完全恢复。黄仁宇的观点是，历史必须是与现今相隔较远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观点。可是这种方法带来的问题却在于：一旦年代久远，资料难免缺失和损耗，在经过一代又一代书写者接力式的阐释，真实的图像已经得到极大的损伤。用现代的通信理论来看，如果把时间比喻成一个信道，而把历史事件比喻成需要传输的信号，那么这中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由于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从真实的事件之中取样，一直到300年之后，这个取样已经超出了我们可能恢复出最初图像的最大能力。历史学家的能力的高下，也就是要看他们个人这个恢复出原信号的本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说黄仁宇恢复出的是一个最接近当时真实的历史图像，或者他的历史结论是多么的高明，问题是我喜欢他的书写风格，以及他本人所持有的人生见解。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屡次的在想：如果黄仁宇有机会去做一个高官，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至少也是位极人臣。可惜这也是一个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的一个遐想。黄仁宇自己的人生，经过各种各样的事件，最终得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身份而离开人世，也是令人安慰的。思想永久，但是政治短暂，黄仁宇的道路，恐怕还是一条幸运的道路。
至于年代新鲜的已经发生之事，究竟我们又要采用一个怎样的名称去称呼它们，这是历史的一个定义性的难题。按理说，这是资料与事实最完备而可靠的一段故事。可是我们同样发现研究它，非常的为难。先不要说政府究竟是否允许当代人肆无忌惮的去阐释，研究的人首先面对的就是以怎样的一种姿态去研究。是要书写当权者的历史，还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是要站在哪一种利益，哪一种角度，哪一种道德和经济判断上，这都是一些具体到研究者本人的问题。于是我们又一次的看出，历史真相得以澄清的难度。我先前喜欢一句如此的论调：宗教是私人问题，信仰是私人问题。看来今天我又一次要使用这个句式：历史也是一个私人问题。
3阴阳
任何关于人间的学问，都离不开人本身的问题。而人本身的问题，又离不开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黄仁宇也有自己对于人性的看法：他认为人均有阴阳两面。阴指的是欲望，而阳指的是道德或者理想。在这本书中，黄仁宇在很多事情和人物的判断上，不露声色的应用了自己这一套理论认识。他无意在这个假设上做很多的说明，他只是把自己的阴阳之论拿来就用。在他看来，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深谙阴阳之道的人，而很明显的是，黄仁宇也是默认了阴阳之道的正确性。于是他才可以如此把最大的理解，同时给予了张居正申时行。恐怕这两个当年的官僚，泉下得知自己在300年后，居然被一个人如此的通透了解，都要开心的笑出来了吧。前面我说，如果黄仁宇有机会做官，也是很有前途的，就是这个意思。姑且不论更加先进的关于人性的看法是否存在，也不谈论这个阴阳之论是否目前还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我看到的事实是，在现今中国的大地上，这个阴阳之论还没有过时。
我得说我们的国家如今真的是局面一片大好，可是正如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局面，中国也存在不少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恐怕向着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是指日可待了。
话从哪里说起，不如从民间的议论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些话从来没有得到严格的考证和调查上的证实，可是如果我真的要为了写一篇小文，而去做时力浩大的研究，也是不具备可实施性。于是只是道听途说，信口说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人说，如今的一个政府官员，收养一两个情妇，凭借着自己在职位的方便，每个月出席十几个剪彩场面，或者莅临几个下属单位检查，得到许多的官位外收入，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只要他再不收取之外大额的贿赂，我们就应该称之为清官了。我听到这话，就大为惊奇，也同时给予了激烈的驳斥。怎么可以这样呢，官员就是人民公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可以在自己的收入之外，再索取额外的报酬呢。可是当我读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终于知道了，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黄仁宇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人，用道德代替法律治理国家，是不得长久的。可是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还由于国情的原因，我们的法制还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实施。人间处处有人治，天下处处法不行。我们太相信阳的力量了，以至于我们缺少必要的约束阴的措施，即便有措施，也由于某些原因无法真正有效的贯彻下去。对于中国的现实看得越明白，你就愈加的清楚一点，就算你在官位上，也会照样行事。因为你如果不如此，就要一筹莫展，不仅不能尽最大的可能作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且还有可能屁股都没有坐稳，就要一事无成的滚蛋了。正如黄仁宇说的，无论皇帝，还是官员，在某种现行的社会体制中，是整个机构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就个体而言，你可能有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情操，可是作为一个机构的代表，你无法脱离了别人而改变现状。这就是最大的症结所在。
于是你看到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面前，即清醒又糊涂，这是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是必然的选择。在很多事情都需要得到合适而及时的处理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优先级。我们既要照管好这么多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又要应对国外势力对我们的压迫和排挤，又得维持住一个安定团结发展经济的大好局面，在这一切当中，对于腐败的整治，必然不能放到一切事务的最前台。尤其当腐败的问题在很大的层面上铺开，并且勾连错尊，环环相扣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雷厉风行的整治开始，必然要波及到国家的稳定，经济的滞后，最后恐怕是不可收拾。有人用的一个比喻非常好：所有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恐怕就像地下所埋着的地火，我们目前只能慢慢的释放，慢慢的解决，一旦彻底的放开，企图很快的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很可能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引火烧身，不仅会烧掉所有社会的暗疮，还会烧掉一切本来怀有美好愿望的人民。鲁迅说过一句话：我愿这地火从地下涌处，烧掉这地面上的一切，连同我热爱的野草。从黄仁宇的观点来看，恐怕是有些悲观并且出离愤怒了。野草是无辜的，人民也是无辜的。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幸福和谐的生活，而不是流血和杀戮，不是不顾一切代价的追求理想社会。
可是问题总会在不可解决的时候，发生一些激烈的方式。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经历的场面。毕竟人生一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黄仁宇的阴阳之论，找出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却似乎有言之未尽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良好的法制体系，能够恰当的制衡这种阴阳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当每个人去追求阴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为之付出的后果，然后才是得到的享受。孔子说：小人怀土，君子怀刑。这种说法天然的把人就分成了小人和君子。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小人也没有君子，只有阴阳并存的人。于是一个社会体制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就是让每个人必须先怀刑，然后再怀土。如此，美好的社会就离我们接近了一步。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法制。说起法制，我们国家的法律，足以让每一个贪官污吏胆战心惊，5000块以上的数目就要立案。所以我们的一个问题，还是逐渐加强实施。
4正直
贩卖正直是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的一句惊人之语。正直一向在我们心中，就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岂能和商品同日而语。但是黄仁宇似乎在这点上，具备了心理学的某些知识。他毫不客气但是貌似平和的指出，对于有些人，正直就是用来当作一种旗帜，一种噱头，一种引人注意与世为敌因此达到千古不朽的工具。黄仁宇的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话，估计要引起一些麻烦。至少很多正直的人是要站出来反对的。但是黄仁宇丝毫没有在这个细节上，浪费自己多余的一点力气。在这本书中，贩卖或者炫耀正直的判断，在书中一闪而过，如果你不是很仔细的阅读，都不会注意到如此的句子存在。甚至就算这样的句子从你的眼前掠过，你也可能不会太计较，以为只是黄仁宇的无意之笔了。但是这是个假象，这是黄仁宇非常成熟的判断。从他宣讲阴阳之论的时候，就显露出了这个端倪。
在黄仁宇的眼中，万历十五年之中牵涉到的6个人，没有一个是功德圆满者，每一个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却格外的注意到，似乎在张居正和申时行的身上，黄仁宇投入了更多的青睐。尽管黄仁宇的笔调散漫而冷静，但是字里行间，对于能够调和阴阳，在不可为的情况下，仍然能选择有所作为的人，更多的倾注了赞美的心态和口气。张居正和申时行是能够妥协并且谙熟阴阳之道的人，他们在环境所限制的情况下，还是不断的发挥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句话，他们愿意活着并且实践自己的理想，他们知道丑恶却能视而不见或者表示理解，他们的第一位特征是能够和现实达成一致。于是另外一类人难怪要在黄仁宇的笔下，悄悄的携带了一些悲剧成分的东西。尤其是当某些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忠烈执拗人物，便在黄仁宇的手中，成了贩卖正直的嫌疑犯。在这一点上，我看黄仁宇是不宽容的。
黄仁宇的不宽容，就在于他把这些敢于和现实决裂的人的价值，给轻轻的用一句贩卖正直给否定了。西方人说：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意思就是对于一个个体的人，他拥有自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并且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可靠的价值判断可以存在，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改造社会，影响他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历史学家仍旧是脱离不了自己的判断书写历史的，于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对于两种人的态度上，黄仁宇表现出了和自己的人生价值所相关的喜好判断。尽管他把这一点，隐藏的非常之深。
不过黄仁宇说的贩卖正直，似乎也并非子虚乌有。在我们肯定了正直，肯定了的确有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来源于道德和理想的清醒的正直之后，我们还要说说那些可能虚假的正直，也即黄仁宇所言之中有可能涵盖的一种，沽名钓誉的正直。电影《勇敢的心》上，有一句台词：勇猛刚正的人，必然要受到大众的喜欢。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狗也很勇猛忠诚。这句话说的很准确。自古以来，硬骨头总是被老百姓所爱的，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意识，已经在人们的身体之中生了根。只要是和强者为敌，对错往往不会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最先想到的先是无关的正气或者别的什么。人们血液中某些危险暧昧原始的冲动，很容易在正直的旗帜下得到唤醒，然后哪怕被利用起来去从事不那么正直的事情。反倒在小事情，在具体可以被当事人所把握的事件中，人们很快就丧失了正直之心，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虚无的言辞。这个现象最容易在偏执的人身上发生，成为诱惑和鼓动大众的由头。但是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又不敢说出对于大众的怀疑，我们深知和大众作对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我们一直被教育要相信群众，于是在大众被彻底给予自由的时刻，脱离出大众的清醒者，是最倒霉的。他此时的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难得糊涂，要么投河，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贩卖正直。
黄仁宇的阴阳之论，看重的是一种中国人所推崇的外圆内方的学说。把刚正深埋在心底，而把圆滑显露在外表，做到内心有理想有道德有正直感，但在行为方法上却有妥协有圆滑的技巧。在黄仁宇看来，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世上真正的作些实在的事情。除非如此，一个人恐怕在推行自己的理想之时，不是一事无成，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或者是一辈子生活在郁闷之中，碌碌无为。到此我们看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黄仁宇说出贩卖正直这样的话语，表达自己对于一种哪怕善意的行为方法的不赞成，也是在情理之中。完全符合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的基本论调。
5操作
在文体上，黄仁宇说是为了研究历史的大众化，故而把这本书写成人物传记的铺述。我们现在来看，黄仁宇的效果达到了。这一本本来属于学术范围的书，不仅为他赢得了莫大的声名，而且还广泛的为市井百姓所阅读。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格局非常的类似于一本小说。作者试图给我们讲述一个年代的故事，但是却分别的讲述了六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在各自的故事之中，让这几个人物互相的渗透，并且发生各种关系。黄仁宇的操作是成功的。
操作这个词语被我们忽视已久。我们注重完美的理论和理想，却没有把同样的重视给予可实施性，也即操作性，是大多数理想最终破灭的原因之一。操作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已经太久。人们知道的是：铁杵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就是胜利，等等，可是人们就是不愿意谈论操作层面上的事情，似乎还刻意的避免谈论它，因为它是如此具体而琐碎的枝节。可是人们忘记了，任何美妙的理论，一旦离开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纸空文，一夜美梦，等着梦醒了，现实依旧，但理想早就空落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注重操作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愿望，挣很多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一本很厚的书，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很少人愿意去从一毛钱挣起，从邻近的城市走起，从今天的一千字开始写起，从刚才擦肩而过的这个女孩子开始谈起，这就是我们最终没有美梦成真的原因。我这里还不是宣扬行动的重要性，我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因为在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计划产生之前，行动是很难开始的。如果我们愿意写书，从今天开始，从一篇怀念故去的奶奶的散文开始，先不要从一个试图描述整个20世纪面貌的小说开始，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计划。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得知一些最基本的文字的技巧，并且领略创作的困难喜悦，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向更为宏大的计划和历程上去，最终有望达成自己最初的心愿。可是除非如此，我们只能是永远在虚幻的计划之中，垂垂老去。
操作性是方法，但是又在方法之前。操作性是一种对于现实深刻而精确的认识。黄仁宇书中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戚继光，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的理想尽管没有得以实现，但是那是时代的错误，体制的错误，并不是他们个人的错误。因为就个人而言，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把自己的每一点想法，通过可操作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可是与此相反，海瑞就是缺乏对于操作性认识的典范。他的一切行为都因为他对于现实体察的不够深入，单凭着一腔报国爱民的热忱，单凭着正义凛然，注定了要失败，并且失败的比张居正他们还要可怜。那么李贽呢，他总算还是找到了适当的可操作性，总算一边离经叛道，一边著书立说，还留下了些传与后人的文字。尽管那些文字，最后也成了后人可怜他的证据。
6假如
看完这本书，难免想到个人在历史当中的悲哀。当然具体到个人，可能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悲哀的人，或许就在他生活的一生一世当中，却快活的不得了，而且自我的感觉是完满的。当然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所以我这里说的悲哀，意思是说把个人放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悲哀。或因为壮志未酬，或因为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或因为困于时代的牢笼，用力用心不得其道，或因为一生的努力在后世看来，终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故而最后以悲剧英雄的面目和后人相遇。我们总是在钦佩和呼唤与时俱进的英雄，能够看清历史的走向，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大有作为者。可是千万人之中，这样的人又有几个。何况在一百年里看来了不得的人物，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被历史的评价所唾骂和摒弃。一个人能够把握的是何其至少，可是不能把握的又是何其之多，从此说来，历史上的英雄和现实社会中的英雄，也往往不是同一个概念，甚至背道而驰。一个人，究竟可以在一生之中，把握住什么。
黄仁宇显然是把这本书中提到的一切人给否定了，无一例外的给他们下了一个失败者的定义，可是我们却不甘心，我们马上就要询问的是：究竟对于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他是要为自己当下的价值体系而生活，还是不断地在历史中寻求一个更为终极的价值观念。如果对于一个人，提出如此的要求，那就未免太过于苛刻。实际上处在一个时代中的人，没有理清现存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他不可能站到一个非常高的历史高度，去俯瞰他自己的生活，他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去寻求这个社会允许提供给他的生活方式。是否有一种终极不变的价值，或者立足点，可以让现实中的人，去放心而大胆的去依靠。如果有，那么是什么。
于是这样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你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李贽，海瑞这些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并且假设你有了黄仁宇现在已经拥有的认识，姑且认为黄仁宇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你将会在那个地位上，做些什么。可是黄仁宇给予我们的结论好像就是，即使如此，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依然无可作为，并且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举动。我们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为反倒是及时行乐。因为改变整体情形的可能既然不存在，即使有良好的设想也无法在那个体制和社会背景下实施，那么不如消极无为。甚至我们还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出令后人感到发指的可怕行为，去促使那个王朝的毁灭。既然拯救已经成为不可能，那么用自己变本加厉的荒唐行为，促进他的瓦解，又何乐而不为。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黄仁宇的历史中，人在历史环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体制中间，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任何个体的行动毫无用处。并且更加可悲的是，在这个体制演变到一定程度之前，似乎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向前发展，就算明明知道了它要灭亡，也不能加速，也不能挽救。就象一个演员，我们在幕布拉开之后，就只能按照导演的意图，把这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戏剧坚持演下去，直到幕布再度合起。
7有为
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悲观消极的观念，总是被我很小心而坚决的抵制。所以我相信一个朴素的观点：有所作为是好的，事情总会在有所作为之中，得到前进和改观。黄仁宇无论在书内书外，似乎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孔子老早就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往往不是对于问题的认识，而是把已经拥有的认识，如何真正的贯彻到具体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不断的被灌输，需要自己的体悟，需要真理以各种新鲜的方式不断的被述说，才有可能使一种理念，彻底的流进我们的血液当中，成为指导我们生活的法则，成为我们自己的意识力。可是更加珍贵的是，我们更需要一种正确的观念，流淌进整个社会人群的潜意识之中，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共识，也只有这样，孤独的英雄才不会显得珍贵，而大众的幸福却会更加容易实现。
举一个例子。黄仁宇在后记之中含蓄的说道：“...基督教传统里有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称为原罪...。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这中外共同之点，我觉得今日可以作为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从此引言之中不难看出，黄仁宇的目的，也无非是希望把这种“预先就摆设出一个好的假设”的做法或者思想观念，给有效的摒除，并且以西方的原罪之说，或者他自己提出的阴阳之论作为看待一切问题的基本支点。就黄仁宇没有丝毫的就此阴阳之论或原罪之说，给出更进一步的做法来看，一个原因是在这本书中，这种立论的基调，无非是作为一个工具或者方法引入，没有具体论证的必要。而另外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至少他如此理直气壮的援引原罪之学说著述，就足以说明西方的原罪观点，已经深刻的进入了黄仁宇的血液，在他的一切行为当中，成了一把尺度和行为的动力。
如此看来，那就是更加说明了一点：有所作为的前提必然是先去相信一点什么，而不是怀疑。从真实的情况看，一切有为而积极的人士，必然首先顽固的相信什么，才可以一往直前的有所作为了。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算是真正思想的解放，真正思想的解放，应该是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理念的时候，就摸索着前进，在行动之中，去让怀疑和相信互相斗争，互相较量，哪怕最终在死亡的片刻，似乎还在怀疑当中，却已经用切实的行动后果，证明了他自己曾经还是坚决的相信过什么。
黄仁宇的阴阳之论，以及西方的原罪之说，再加上中国人对于人性更为乐观的性善之论调，其实也无法在历史的任何时刻，就是有一个绝对的胜利者。顶多就是各领风骚几百年。再长远的看，恐怕更为贴切和有效的看法，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得以出现。所以我不妨就此摊出自己的底牌，我的终极信念，那就是总是要选择有所作为。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只要有受力，变化和发展就必然发生。可是一旦脱离了行动，一切的事物，就要无所改变的，悲哀的，如同诞生之初，了无生趣的存在下去了。那才是真的悲剧。所以也是这个原因，黄仁宇认为的历史中的悲剧人物，有可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8历史
历史最大的功效，在我看来，还不是做一面现实的镜子。以史为鉴而解决或者辅助今天的道路，也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严格意义上讲，借鉴是不可能的，因为条件已经发生了转变。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理论，怎么可以用来预测和治疗今日的伤痛。对于纠正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通过对于未来的预测。对于过去的反省，其实也只有在预测到有可能发生的未来的场面时，才能对今天有所帮助。人们天天在喊不要忘记历史，人们甚至如此的沉迷于对于历史的反省，而忽略了对于未来的高瞻远瞩。这样得到的现实结果是残酷的，为了反省历史而反省历史，不去研究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无用而危险的。实际上我们悲哀的发现，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新鲜的悲剧发生过，只是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和客观环境下。我们每次都在事后大肆的反省，可是在事实发生之前，从来没有很明智的用先前的历史打倒过悲剧的重演。历史似乎在这里陷入了一个可笑的境地，那就是发生之后，才会给出一个解释，而在发生之前，甚至无能为力。尤其历史学家都是活在当下的人，对于当今的问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往往给予了最轻微的注意力，或者就是在当权者的影响下，不得说出自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
不过历史对于个人，却有如一面明镜，或者看向时间深处的望远镜。对于未来，无人能够知晓，但是对于过去，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眼睛。历史很轻而易举的把一个人的渺小和局限给展现的淋漓尽致。在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见人生的大致过程，并且还可以模糊的领略到未来的颜色，实在是人类的一大美事。对于一个人而言，历史最大的作用不是促使我们去成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促使我们成为一个现实中的英雄。这才是历史的个人功效所在。
9二十万
二十万字是一个非常好的数目。在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又一次感叹20万字的优美。写书的人，总是有野心，希望能够把自己对于人生的认识，尽可能在一本书中，成体系的叙述完备。可是这里面也有问题，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多次的提到一个词语，那就是技术。黄仁宇所指的技术，恐怕更大的意义上，是所谓的可实施性，也即一种手段。写书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书能够被别人所阅读，可是就我的经验看来，这其中也许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需要解决。除去了文字和情节以及逻辑方面的优美，恐怕在当今的年代，字数或者一本书的厚薄，也已经成为一本书能否被人所接受的一个技术问题。
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读过许多的大块头书。比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卓夫兄弟》，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试图阅读《存在于虚无》和《作为表象的世界》，前两本我之所以耐着性子读下去，原因在于我当时还年轻气盛，虚荣心极强，后两本没有继续下去，也在于我的性子或者虚荣心，也不足以和那么厚而枯燥的书本对抗。至此得出一个操作方面的经验，太厚的书，总是对于一个人有压迫感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心理学上找到适当的依据，可是我总隐约的感觉到：在一本过于冗长的叙述中，作者既要维护自己一种连冠的叙述口气，又要详尽的发展情节或者逻辑，总会让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丧失兴趣与新鲜感。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一个人的文笔再优美，一个故事的趣味性再强烈，人总是有一个有限度的耐性，不会长时间的关注一样不再变化的事物。《百年孤独》算是一本惊世之作了吧，可是试想一下，假如这本书不是现在那么厚，而是象《追忆似水年华》那般有厚厚的三卷本，不知道它的普及程度，会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我看着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其实我明确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本书的成功，和这本书的厚度（字数），有着很大的关系。假如这本书的不是目前的20万字，而是40万字，我都要怀疑这本书是否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按照黄仁宇的深厚学问功底，再从万历年间找出三五个人，给予类似的传记体描述，完全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可能最后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反倒会大打折扣。就我而言，我忘记述说一点关于我购买这本书的小细节：我首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了它的定价不贵，其次我意识到了这本书的厚度恰到好处，我有相当的信心可以把它读完，在我的兴趣完全丧失之前。如果不是如此，我想我可能不会买下这本书，即便买下了，也很有可能不会读完。
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是细节，却关乎到了这本书的最后成败。其实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20万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目限制。写作者和读者的耐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顶多是写作者有功利之心而读者没有罢了。20万刚好可以达成一个关于任何话题的完整叙述，又防止了作者的滥情和画蛇添足的发挥。正如黄仁宇所做的，这本书中无论对于各个层面的代表人物，已经照顾到了。如果还要多加几个人物，势必造成文字叙述风格的呆板，理论支持的重复，以及面面俱到的圆滑，反倒可能会了无生趣，流于形式和作者本人的自我完满感。在如今这个时代，说起写作的技术，字数的控制显得更加的重要，还由于如今的时代特点，再没有人会傻乎乎的抱着一本厚厚的书不放了。可供选择的太多，外界给人的干扰太多，希望尽快从一本书中获取知识的野心太大，那个以厚成为经典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10文字
从文字上看来，黄仁宇的这本书，还是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风范：朴素，大放，言简意赅却留有回味的余地。这是依靠知识写作的重要特点。文学的写作，大体上依靠两样东西：要么是美丽的文字，要么是美丽的情节。可是这本书作为历史教科书的性质出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却足以给文学提供一种很好的视角：文字在平实的叙述事实的时候，最打动人心。我们往往以为打动人心的是文字，其实这是错误的见解。打动人心的东西其实是事实。这个事实凭借着读者个人的经验，被重现在读者心中的时候，打动读者的其实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件，触发了他可贵的眼泪。
就如前面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也不能完全的摒弃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把一个毫无感情色彩主观营造的真相展现在我们面前。可是相比较而言，黄仁宇做到了尽量的平和和冷静。从这本书的整个叙述口气来看，黄仁宇几乎是以一个上帝的角色在书中出现。他了解其中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动机以及所处环境的制约。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仁宇比书中的人物更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前面我提到假如书中的人物活过来，会大大的感激黄仁宇的知遇之恩，可是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他们还会在感激知遇之恩之外，对黄仁宇大加膜拜。因为对他们而言，黄仁宇本身就是穿过时间隧道，来自于未来的神人，把他们的悲哀和喜悦，统统收入了眼底。
关于文字，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有时候当我看到某些诡异而美丽的文字之时，我的心情是暧昧的。一方面我感叹于他们对于文字的天才感悟力和使用技巧，另一方面我遗憾他们加重了对于事实的扭曲。过于美丽和过于悲伤的文字都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它与事实不相符合。文字本来就是在同时作两件事，一是反映事实，二是掩盖和重造事实。谁能够猜想一个在文字上痛哭流涕的人，会在现实中心坚似铁，谁又可以知道一个用文字引吭高歌的人，会在现实中流泪满面，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是文字的伪装之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心的使用文字是很必要的。古人说辞达而已，又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文字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我们使用文字的人，就是要在朴素和优美中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才可以让文字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黄仁宇的文字，就是达到了这种优美而朴素的境界。难怪厄普代克都在读过他的自传后，称赞他的文字功力了。（《万历十五年》一书为黄仁宇本人翻译）。所以在我看来，真正可以得到流传长久的书，单说文学著作，文字上恐怕要考虑到所表达的事物本身，一定要超过文字本身怎么表达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怎样表达，那是风格的不同，但是要表达的事物本身，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问题。
2005.11.15草
第一次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写历史 读万历十五年
最近看了本书，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一次看到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写历史，大异于国内的历史书。
以前看的历史书，论说朝代兴衰，大多是道德、政治、哲学的文字居多。
《万历十五年》说明朝的政治起伏，则更多是基于经济的立场，当朝的财政制度如何影响帝王的行政措施，以及大臣的从政态度、升迁贬谪，及至于社会的边边角角。
呵呵，很是新颖。这大抵和作者的经历有关巴。黄先生是美籍华人，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影响了他的思维角度。
《万历十五年》，很感慨那些大臣，明代的大臣命真差，无论忠奸，没一个好下场的。明又是最强调道德的。呵呵，有意思。
附：关于黄仁宇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民党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地北天南敘古今》《近代中國的出路》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凓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