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三更月是知己
在这个快餐、速食、复制盛行的时代，仍有人坚守茫茫大海，于波诡云谲的浪潮中，顽强而固执地，一意孤行地，打捞散乱于大海深处的历史碎片，再以如椽大笔，青灯墨影中，雕塑沉湮尘土下的血性人物，唤醒沉睡的人文精神。走笔恣肆，满纸风云，其郁勃凛冽之气，令人为之低回。飒飒文字，铮铮铁言，汇成这本《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作者伍立杨。
这是一本让人肃然起敬的书，差不多一百年前，辛亥人文志士，为了“老中国疲弱颓丧变为明日东升之旭日”，为了民族生存的大义，为了自由世界的光明，明知头断血流，却义无返顾，掷笔从戎，走上不归路。他们搏击风霜，撕破黑暗，锄暴钳恶，抑凶驱魔，其种种慷慨义举，可歌可泣。当那一个个侠义文士，拨开历史迷雾向我们走来，当我们隔着时光烟尘，窥见他们诀别私己，祭身时代圣坛，不能不寸心欲断，为之动容。“凭谁说，儒雅书生，只合青衫泪沾襟？”只有备受民族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才如此凛然决然。
伍立杨说，“英雄的气息，随烟云散尽，终于还有些许残凝在牙黄的卷轴零帙中，待有心人去激活。”作者便是这样的有心人，岂止有心，翻看那些悲惋深切、叩缶凿凿的文字，竟有呕心沥血、椎骨讴歌之感。这是讲述历史的书，但又不是纯粹的历史书。许多历史书籍，通常带有严重程式化，理性而却失关怀。伍立杨的文字，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导引，字里行间，浮现丝丝缕缕个人情绪趋向，光看标题，如“白刃可蹈，自由不可戕”、“伤逝与悲怀”、“喋血以争的革命精神”、“哀感顽艳的革命者情史”等，扑面而来是金石风骨，浩然剑气。此非文学性雕饰，实在是作者心底翻腾的自然流露。
如今历史书泛滥，若干作者甚至籍历史之名，行自由改编之乐，历史，真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姑娘，浓妆艳抹无怨言。然而，相对于于丹娱乐性解读的轻松，易中天故事会式的趣味凡俗，伍立杨新书有如一枚坚果，有坚朗笃实的外观，更有丰沛溶溶的内核，历史烟尘风干的是目迷五色的紊淆，作者笔墨如火煎销的是时代斑驳的喧杂，披沙沥金，追雷索月，沉心打捞，将一个个立体的多维的形象，拱奉于前。对于这本书，事实上有许多前尘歌哭，都无法以一己之微薄，承载磅礴的情感贲发，幸好，立杨先生的文字颇有中国画留白意味，每至深切处，给人留下足够思考空间，于史料的实描淡写间，催发心海悲悯宛转的波浪，渐渐还原真实、真切、真诚。越咀嚼，越有情味，越有警醒，越启人心扉。
“唯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专为春。”这是国画大师吴昌硕在一帧梅花上的题词，立杨先生以此梅花禀性，喻仁人志士的冷艳烂漫精神，其实，知己又何止三更月，伍立杨是，还有作为读者的我们。而今，对上世纪初辛亥革命诸种情势，很多人知之寥寥，在革命中献身的人，更埋没在深重尘埃中。不敢说，人人都该读一读这本书，但不了解过去的人，“命定要重蹈覆辙”，要承受更多的苦难，也许身体，也许心灵。前辈们遗落世间的精诚傲岸，是后人的福祉，我们应该或者必须接受这种福佑，并以庇护今后。《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文字与装帧俱佳，全书格调沉郁苍厚，色彩上灰黑为主，橙红调和，古雅中颇有雄健，凝重中别具清朗，一册在手，胸有风雷，心绪邈远。
《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海南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出版消息
中年学者伍立杨的《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已于2007年10月，由海南出版社作为重点社科图书推出面世。
作者以厚重别致之笔墨叙写读史心得，聚焦人生的真谛，打捞历史的碎片，并以独到的打侧翼的方法来落实追寻的过程。
他对史事的参证，角度新颖，讲究幅度与层次，以期更深度地把握历史真相，体现一种枝繁叶茂的宏观、微观随机融汇的史观。
他敏感地去发现，或者一叶知秋，即小见大；或者运筹帷幄，纵观全貌。时而长风振林，时而微雨湿花。
本书第一卷本《铁血黄花》由作者积十年之工夫写成。对1911年前后，那个动荡纷纭的年代，以独到的历史视角，深沉入骨的笔调，叙写这段悲凄的历史，激活英雄的气息，以及烈士生命的大悲悯意识；论证美与自由的文化血脉，再现这段历史与中国赓续的关系。有史家的真知灼见，为湮灭的历史理出全新的脉络。就历史研究而言，他是首位系统地研究这一领域的作者；就文学而言，他是少见的将政论、史论、文论佳妙结合之的作家。得到史学界柱石如陈铁健、王春瑜等先生的推扬。在学界读书界影响良好。
作者于民国史深有研究，且思路开阔，识见独特，读之发人深省。其行文也汪洋恣肆，不拘常格。他沉浸民国史很深，但于古代史，乃至世界史也多有涉猎。特别是有些从旧时文本、人事、典籍出发的文章，见解颇为新奇独到。他的开拓，充溢思想启蒙与自由的人文关怀，尺度拿捏之处尤见其独辟蹊径的读史者的眼光。
作者在读书界、文化界葆有一定的文化影响，此书穿插不少精美图片，用轻型纸印刷，甫一出版，即获得较佳的市场反响。
小掌故与大历史
——读伍立杨《读史的侧翼》
刘复生
初读之下，读者或许会被这本书的精彩掌故，古雅文字所吸引，书中充满令人兴味盎然的野史逸闻。伍立杨旁涉中外古今，随意点染，显示了令人赞叹的博学，而他平易古朴的文字也隐约透露出一位 “古文家”的家底，在这个时代能见到这样醇厚的文字，颇让人惊异。
但是，如果你慢慢读下去，就会收起这份闲适的欣赏态度，不禁肃衣敛容，随着他的文字心潮涌动，不由时而血脉贲张，时而扼腕感叹。
小掌故背后有着大历史！
在阅读中，我们会不由生出深深敬意，对历史，更对于一个个在文字中站立起来的人物，他们既有传统的担当，又具有真正的现代精神，二者的融合造就了民族的脊梁。
这部书谈辛亥至民国旧事，伍立杨最集中描述的，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几类人物，主要是辛亥前后的革命家，抗战时期的军人与具备深沉文化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的文化人，这其中既有人人尽知的大人物，也有鲜为人知的仁人志士与下层军官。这几类人物在基本品质上是共通的，都是既流淌着高贵的传统血液，又兼具现代民主自由之魂魄，以天下苍生为念，充满血性的好男儿形象。这种大慧大勇或许在那些文人而又刺客的革命党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但伍立杨赞美的绝非单纯的“清洁的精神”和血气之勇，而是在大时代的转折处清醒地担承历史命运的宏远追求，不惜以最后的暴力甚至以自我牺牲，试图去终结千年专制的暴力历史，以一己腔血灌溉真正的“民国”。在这些人物的人格光辉烛照下，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清晰地获得了精神、人格的品级和历史位置，这部书中，这些脊梁式人物，不管有名无名，构成了绝对的历史的与人的尺度。
伍立杨臧否人物，情感分明，同时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尺度也是清晰的，正因如此，他对顾念大局，毫无一己之私，为推进共和与民主，思虑宏远的孙中山敬服之至，也对汲汲私权，心智低贱的袁世凯辈不屑一顾。另外，他也不赞同那些以种种乌托邦方案为目标，其实导致人间灾难的激进追求，在他眼里，民初革命党人的暴力、暗杀与牺牲和这种乌托邦情结无关。他在书中刻意强调了革命党人的理想主义与“激进”行动的历史、思想背景与特殊历史性质，
作为潜在的对比，他激烈批判了日本的赤军，波尔布特等现象。不难看出，伍立杨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辛亥前后这一段历史是有特殊用意的，他事实上通过这种方式把此前此后的历史全纳进来了，不是吗？
《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和僵硬的史书不同，它在形式上由真实而精彩的历史掌故和小故事构成，读来面目亲切。即云打捞历史碎片，就暗含了小处着眼的意思，但更重要的，伍立杨是要借小故事重述大历史。所谓历史的碎片，反讽式的质疑、批判了种种体系化的堂皇论述，“碎片”既是对这种虚假历史的破碎与瓦解，也是以自己的所谓碎片去重新整合全新的历史图景。其实，这些碎片正是意识形态和种种乡愿的历史论述所刻意剔除和抹去的。让这些没有机会说话的碎片重新发言，自然会带出另一种真实。
所以，他刻意钩沉、打捞的是何种历史碎片其实大可玩味。他打捞的热情决非出于闲逸的情怀，而是要绕过经院式的繁琐而实乡愿的历史见解，直达历史的核心。这里面隐含着伍立杨的不凡史识，也潜藏着他恃才傲物的自信。正因这一点，我们才可以体会书中他对唐德刚的赞叹，其中似乎隐约带有英雄相惜的意味。“在唐先生手上，可谓变掌故学为历史学。……荆棘野卉乱花迷眼，倘无系统的眼光、博大的史识加以去芜存精、升华利用，则颇多掌故也唯有‘不才明主弃’，流于自生自灭一途，而唐先生的史论运用掌故其精妙实属罕见。热门掌故赋予新意，冷落者他也细加推求，至位置经营找到落点，令人顿生非它莫属之感。”这不也正是伍立杨本人的追求吗？
但在掌故的选择与组织之外，我更看重伍立杨对掌故的解释，这其实是最能体现伍立杨才华的地方。
伍立杨虽把浓墨重彩给了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党和死于国难的军人，却有意地突显了他们身上的文化人的一面，这使他们的壮烈别具一种悲剧性崇高的意味在。他要强调的更侧重于文化人格的传承一面。“可惊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民党，以标准的文人（知识分子、各门专家、读书人）慨然舍身为社会用，投身暴动狙击，而在学术，著述同时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杀身成仁，感动民气，起炎黄之血祀，振汉唐之声威。古之工文词者未必皆英雄，而古之英雄未有不工文词者。”“ 民党革命家，要皆为知识分子，而且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这层意思在他对那些不与专制力量妥协，保持内心操守与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的描述中，体现得更为分明。而在这种书写中，我们不难体会伍立杨对当下士林的绝望和厌弃。在他看来，文化传承的危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危机。“任何现代类型的民主与法治，任何将欲刷新政治的表现，任何改革的大手笔，若失却了本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去滋养发荣，必将以缺乏精神养料和成长基础而归于夭折。文化香火一旦彻底断灭，进而沦于无道德无信仰无文化的惨境，转以拍胸捋袖以大老粗相炫示威，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就必为期不远。”
这是对这个时代和所谓知识分子的有力警醒。
（《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的碎片》，海南出版社，2007年10月）
《读史的侧翼》节选
一、缘起
社会转型以来，言论渐趋发达，而知识分子问题的涵义，各家起而论之，众口呶呶，其说至繁，有如操戈。若就焦点观之，多就人格依附、颠倒扭曲而审视集矢。读之气馁。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政治文化阶层，几十年颇与独立自由相疏离，自有其历史之一贯性。即令战国时期诸子疾呼、处士横议之时代，也被视作“争得一个好差使”。更有一种“工具论”将其一概抹杀，相当长的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形象更是弄得灰头土脑，日趋下矣。
其实就算用最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规范，也不能掩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古今一贯的民权元素和抗暴精神，只不过在历史上它是曲折隐约，其光辉时强时弱，与历史进程相始终的。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一独在的阶层，而领历史潮流的先锋，巍然为国族精神之祭酒的，我以为就要数辛亥时期（前后各推十年）的知识分子了。无论是老式学究，抑或新派书生，俱有操纵言论之资格，立言纪事，令国人尤瞩耳目。其人各各下笔又俱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真本领，或怒目金刚，或缠绵悱恻，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其人忧愤国事，为民请命，在在牵动国人神经中枢，即枭雄独夫，隐然有未敢与公论抗与公理战者。更以践行理想，备尝艰危困苦，携笔从戎，一腔赤心血忱望前做出，真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的文章功业，襟袍节概，葆有刚建笃实之美。这个知识分子集团的浩气英风，不但包含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家的时代灵魂，也包含了对学术认识的深切。他们受良心的驱动，将人类进步合理的核心精神合而为一。既有先民遗留的文化结晶，又取法欧美先进的民主理念，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凝成精光不灭的历史灯塔，雷霆走精锐，拓开万古之心胸。
对一套数十册清末民初近代“学术经典”的人物选择的偏漏，李慎之先生说“最不可理解的是，这一部几千万言的大书也不知为什么竟不收中国学术（哪怕只是文史哲）转型期间，旋转乾坤，承先启后的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这几位顶天立地的人物”。这一问，实在也大可纠正世间对知识分子内涵认识的单调偏颇。（图1，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辛亥知识分子集体，容有变易流失，但总体来看，他们虽已是“前人”，但其功力素养、精神状态实在远远高出于并世的知识分子以上。这样的历史积累的闪光，岂但空前，恐怕也势将绝后。
传统当然并不全是优良的，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乃是极权者承袭了历史上最恶劣最反动的传统，更变本加厉的将恶性毒性因素扩大蔓延开来，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空前黑暗野蛮的一叶。而知识分子的良性传统，精神为之荡然无存；人权民主，一齐扫地。可以说，知识分子之独立自由精神，与专制极权的对立，也即是民主人权与黑暗野蛮的对立。二者的盛衰消长，决定影响了文明进程的前驱与退化。在专制的全面肆虐之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庄稼之遇蝗灾，且在缺乏阳光空气的情形下，萌芽更加不可能，知识分子的状态也必同大众一样，出现叩头者、媚求者、钻营者……甚至将其灵魂完全出卖给反人道的魔鬼，面目可憎，龌龊不堪……精神之可怖一至于此，流患及于今，知识分子问题之内涵，也就矛盾丛生，疑窦重重。
知识分子精神形象的修复重建，不独知识本身的浇灌须多维加强，即肝胆良知的培育丰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不但需要向“前”看——把握今后长远之未来；也更要向“前”看，——向从前的历史重温求取，尤其是去今未远的辛亥知识分子的精诚傲岸，血化时代的人类心史。饮水思源，盖遗泽在人也。
这一切，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但民主制度恰恰需要知识分子以民胞物与为立心立命之所，潜移默运，孜孜奋斗以求，而非怨嗟悲叹守株待兔可以得来。民国肇建之后，关于民权的规定，已大略接近最先进的欧美国家，袁世凯与同盟会的冲突在于后者将国会的权力，尽量提高，对总统的权力多方限制，此诚中国前所未有之事。
我的朋友鄢烈山先生，一位忧患漠漠的罕见书生，在《谁是英雄》一文中，尝对辛亥人物大生景仰。他说：“参谒黄花岗烈士陵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自由女神像，二是刻有崇拜英雄题词的纪念碑。前者位于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的上方，显然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翻版，她的现身揭示了七十二烈士爱国壮举的精神渊源。崇拜英雄四个字是那样地使我感动，有一种大雅久不作之后忽闻金声玉振的感觉。”
这样粹然无滓的心情愿景，久违了！那一代智识者，经营革命几十年，掷无量头颅，流无量颈血，博取共和，虽苛求之结果难谓完满，毕竟开两千年未有之局，平民政治理念与模式起码造成胚胎雏形；专制者欲复活独裁，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顾忌。至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总体人格特征，则大多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其高出寻常万万之胸襟气度，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其人也，大抵壮怀激烈为心情底蕴，但也有“英雄无事且种菜 ，豪杰多情总爱花”的伤怀和扼腕之痛。更有“万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均出《民权素》辛亥无名氏作）的深长感喟。这是一种为整个人类叹惋的强烈生命意识。在辛亥人物的文字里，几乎俯拾即是，那种对人本命运的深思，衍成生命的苦闷和疑问，梦醒失路的心灵创痛，从而造成其性格精神的立体多维，也即精神形象的丰富性。悬想百年前的血性男儿，刚胆柔肠，似犹历历在目间也。据后人统计，当时自孙中山先生以下，各地发动革命、运笔启蒙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约三万之众。他们一息尚存，未尝稍懈，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正是他们良工心苦的运作，令近代中国的根本转型，得以缓慢而艰苦的启动萌生。起码走过了如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转型期漫长的瓶颈）的一小半，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隐约在望；而理想中庄严璀璨的中国，也因而葆有了一线之希望。所以，鄢公烈山的英雄崇拜情结，由衷而深厚，饱含对世界文明大势的高度认知，眼光敏锐，视界高阔，似源头活水，在精神链接上，传承共生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气质以及高贵的行为方式。
《读史的侧翼》节选
三十一、哀感顽艳的革命者情史
——光明猛进的性格——艺术及感情生活——多情的英雄——心地坦荡，垂范千秋
陈独秀当弱冠之年即与安徽老乡青年学者吴樾争相刺杀清廷五大臣，其时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遂作易水之盟，烈士北上赴义，时年二十六岁。此前他们尝共同埋头研究《枪法答问》等书，并在芜湖与赵声于该市的科学图书社楼上进一步秘密策划。
党会里面革命青年不畏死、不惮烦的一贯坚毅卓绝的精神，在其感情生活中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设喻革命事业为釜为薪，则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伟大，是因为他有着光明猛进的性格。曾缔造过与众不同的伟业。异代萧代，时光简化历史，如今表明他们曾经活着的只有白杨萧萧的坟茔，抑或发黄零落的书卷。我们后人清理前贤惊天的举动，自然要履出他们的缺点，使人永久警惕；更当标举他们垂范千秋的德行传诸后世，这才是前贤事业与精神的最基本所在。（图46，方声洞，福建福州人）
然而我们只看取他们政治的一面，并不完全，我们应该进一步细察其艺术及感情生活的一面。会党青年中多的是热情丰富的性格。早期革命时代，智识奋斗者的文化活动组织，就是“南社”。其实清末民初的一代革命青年，悉为一代文人。杨度等人，对清政府或袁政府或怨艾或依附，终期为朝廷所“用”，而革命青年则以坚定思想抗力，空诸依傍，不屑为其所羁绊。可见文化与政治保有一统关系。杜威说，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高度完善，这话笔者当初不甚理解，其后逐渐明白，“高度完善”有一个发展过程，更有其发展条件。发展过程最好是自幼栽培，将艺术审美和品味习惯化，凝固化；而发展条件，则属于外在环境，需要具备有利艺术的社会氛围。他们的诗文，大多活泼淋漓，兼之以深长感喟，是富于革命性的少壮文艺。因此，他们对政治事业之外的感情生活，亦视作一体，而寄与清洁、坦诚、热烈与慷慨的灵魂。
生于1886年的福建志士方声洞，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代表，经常以请事假方式联系党人，秘密往来运送军火，以图大举。1911年3月，将军火运回广州，4月牺牲，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哀艳情史，从中极可窥见真能为祖国死的血性男儿的情感怀抱。民国名作家周瘦鹃先生在1923年出版的《紫兰花片》第六集上有一篇《黄花岗下一烈士之情史》将其中消息透露得十分真切——
方声洞先生慷慨任侠，又是一个跌宕风流的人物，庚戌辛亥之间，同盟会员都聚合在香港，设了秘密机关，打算在广东起事。声洞日间擘画党事，到了晚上，常和几个同志在石塘嘴畔选色征歌，陶情作乐。那时便相与了一个歌妓丽文。丽文粗通文墨，见声洞那么英姿飒爽，议论纵横，早就目成心许，声洞本是多情的英雄，自然推襟送抱，分外的相爱，丽文妆阁中，几乎天天报到，酒酣耳热，便慷慨论天下事，丽文已知道他是非常人了。到得党人将近举义时，声洞一见丽文，总是长吁短叹，郁郁不乐。丽文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总不肯说出口来。一夜，丽文特地做了好菜，备了美酒，请声洞吃喝，声洞怎当得翠袖殷勤捧玉钟，竟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回去。解衣的当儿，便掉下一个党章来。丽文到此，才确知他是革命党人。等他酒醒了，便带笑说道：“我已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何必如此相瞒。”说时，探怀取出那党章来，声洞大吃一惊，生怕伊不利于己。丽文却正色道：“大丈夫磊磊落落，怎的作出儿女态来，我虽操贱业，也略知大义，岂有爱上了你反而害你的道理。”声洞便不相瞒，把举义的事也和伊说了。丽文忙道：“这是志士应当做的事，你此去倘得胜利而归，果然可喜。万一失败而亡，可也是完成了英雄事业，我劝你不必恋恋于此了。”声洞肃然起敬，掷碎了桌上酒杯，沥诚说道：“我得胜回来，敢不和你偕老者，有如此杯。”过了一天，他们俩便草草分别了。
辛亥三月二十九的那天，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毕竟因了寡不敌众，遭了失败，葬送却许多有用的青年。可怜声洞也为国捐躯了。这恶消息传到香港，丽文自然悲痛万分，从此便谢却铅华，不再向歌场卖笑，每逢黄花岗纪念日，伊总要前去凭吊一番呢。
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其心坦荡如见肝肺，方声洞有之；古人谓自是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声洞女友丽文有之。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美人离骚之感，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党人追求良美政治，才是鹄的。虽然跌宕风流，却与花天酒地并无实质关系。浪漫的人生艺术气息，是充溢在这一班革命青年身上，但是不免革命的情绪浓烈而生活技术稍逊。“汪精卫、胡汉民在同盟会、在南社都是第一等角色，他们的政治手腕却处处不及杨永泰，这便是以诗的看待政治，不以散文看待政治的过错”（曹聚仁《南社》）。在那特殊的时代，风月场常常是行动的策划地，若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于此情形描绘极为详尽，辛亥时期为陆军中校的钱基博先生自传中也曾揭示党人在风月场中筹划的情形。
周瘦鹃此文，把志士的情怀描绘得如闻如见，大有“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的温软柔情，更有“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周邦彦词）的旖旎深挚。此固有当时社会风尚的情状在起作用，也以党人襟怀坦荡重义的大节在里头。珍珠黯淡失色，置之蜂蜜中养育，则可恢复鲜丽光彩。世界晦暗无光，则以绮靡柔情徐徐浸润，也能复原晔晔光华。50年后，声洞夫人王颖已垂垂老矣，她撰文回忆声洞的为人、学识是“肝胆照人，处世接物极富热情。对病理学钻研尤精，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又说“声洞待我真是体贴入微，即生活琐事，也照料极为周到。当我们的儿子贤旭出世的时候，他守在我的身边三天三夜，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份分娩的痛苦似的。”（《忆声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1961年版，中华书局）（图47，蔡元培先生与家人）
在王颖这边，也是缠绵悱恻，不舍声洞离日赴穗、港，那时他们住在日本千叶。但格于革命大义，也不便阻拦，声洞行前，预先起草家书十数封托妻子陆续填上日期寄给国内家长，其心细周至如此。广州起义失败，声洞为七十二烈士之一，事在三月底，王颖内心焦虑，却接到声洞署名的4月1号来信，口吻声调与字迹行文宛然如前，如此更增疑惑。一直到8月间武昌起义前，王颖一再向亲友追问，表示如声洞已遇难，将不畏艰难困苦，把子女抚养成人。她话音甫落，“满屋子的两家男女老少都一齐放声痛哭 ，我亦顿时昏了过去。”王颖女士原是出身贵胄的娇小姐，不知国事艰危，在声洞朝夕熏陶之下，不特改掉娇生惯养的闺阁习气，更兼明了诸多革命道理，后自建医院，仁心仁求，救人无数。
【方声洞】
(1886～1911) 黄花岗烈士。福州市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度赴日留学，先后在成城
军校和千叶医科学校就读。翌年在东京参加“拒俄义勇队”。三十一年(1905)八月，与兄方声
涛，姐方君瑛，嫂曾醒、郑萌，妻王颖先后加入同盟会，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同乡会议事部
长。辛亥广州起义前夕，写《禀父书》：“夫男儿在世，当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
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在给妻信中说：“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家之责任，则
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无憾矣。”起义爆发，随黄兴攻人督署，寻张鸣岐不遇，遂驰
攻督练公所，杀死哨弁兵勇20余人，终因背部负伤、胸前中弹而死。
方声洞与妻儿(临别前摄)
杀，还是不杀
——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余杰
这是一段被湮没的历史。这是一段惊风雨、泣鬼神的历史。世纪之初的一代有志青年，面对暴虐的专制主义，选择了迅速而有效的斗争手段：暗杀。诗人裴多菲尝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死气沉沉的千年帝国第一次有了愿意为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青年。伍立杨先生的新著《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则第一次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书写。
翻开这本小书，当年那些生气勃勃的面容顿时晃荡在我的眼前。还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他们就殒身不恤了。他们牺牲的时候都还是那样的年轻——陈天华30岁、吴樾26岁、陆皓东27岁、秋瑾30岁、熊成基23岁、邹容20岁、彭家珍24岁、史坚如21岁……今天他们的同龄人或者在卡拉厅里唱歌，或者猛背英语单词考托福，或者在单位里倾轧，或者唯钱是爱，谁还有前人的热血澎湃、慷慨激昂呢?从世纪之初走到世纪之末，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竟然蜕化到了如此地步?
暗杀不是最好的手段。然而，在那个专制严酷的时代，暗杀又是不得已的选择。当后世的庸人们打着“价值中立”的招牌，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烈士们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往往会得出“暗杀无补于事”的结论：我直想往这些家伙的脸上吐一口唾沫——这是奴隶的逻辑，而英雄的价值焉能让奴隶来厘定?暗杀在当时所起的实际功效不亚于革命。首先，暗杀让专制者心惊胆战，以致于武昌起义，各地官僚纷纷依附革命。守旧官僚们当然不是出于真心拥护革命，而是出于对暗杀的恐惧：如果再与革命为敌，很可能就血肉横飞、命丧黄泉。其次，暗杀的行为唤起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反抗专制政府的勇气。尽管有许多民众依然蘸着烈士的人血馒头吃，但是总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慢慢清醒过来。而更让人千秋万载仰视的是暗杀行为背后蕴含的精神力量。正如俄罗斯民粹党人在斗争纲领中所说：“生机勃勃的运动是扑不灭的。当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为实现理想进行和平斗争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采取政府所指出的斗争形式即恐怖手段。”这一代最优秀的中国青年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那条路上有的是荣华富贵、金钱美女，有的是良田美宅、诗情画意。然而，他们选择了另一条不归路——“学而优则杀”。这是完完全全的舍身求仁，他们不为获得任何世俗意义的名利，仅仅是为了捍卫人格的尊严和生命的自由。杀少数人的目的是为救多数人，舍己之身的目的是为解放更多的生命。
参与暗杀的许多人并非凶神恶煞似的人物。苏曼殊、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是以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而积极参与暗杀的。1905年，蔡元培先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研制炸药。在其《自写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我等仍继续筹制炸弹，炸药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访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弹壳者。黄君克强及蒯君若木自东京来，均携有弹壳若干，装药后，由孙君少侯密送南京……”我想象着老校长长袍马褂制作炸弹的情形，为之而神往。我想，荣元培先生制造炸弹的行为与他革新北大的行为是互为表里的。在实际价值上，办北大当然比制炸弹重要得多，但是在精神价值上，两者同样重要。蔡元培到北大就任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暗杀行为背后的精神支撑，同样是这一理念。杀死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启蒙千千万万青年的心灵，实质上是同一件事情。而杀死一个具体的人易，杀死千万人头脑中麻木、落后的因子难。蔡元培先生一生兼两者而有之，更难。同年，陈独秀与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其时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答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吴樾立即北上赴义，时年25岁；而陈独秀一生奋斗不止，求索不止，没有辜负亡友的嘱托。
无论如何，杀人都应该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杀人是最后解决的办法。热血青年们的杀人是有原则的。1911年广州起义败北，革命党人谋刺满吏张鸣岐、李准，年仪29岁的林冠慈自请为执行员。6月中旬，林冠慈在大路上向李准的卫队投掷炸弹，李仆地，随从死伤十余人。卫队枪弹如雨，烈士当场就义。就在跟踪的途中，林冠慈还生怕误伤街上的群众，反复选择角度。他放弃了逃走可能性较大的地点，因为人群密集，会误伤很多人。对此，伍立杨先生在书中将清末民初中国志士们的暗杀与俄罗斯的民意党人的暗杀作了对比：“1881年3月1日，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二世，连发两枚炸弹，第一枚从沙皇车队反弹到路边卖肉男孩身上，炸死了他。此前，党人在冬宫内策划暗杀，以烈性炸药埋在餐厅底层，当沙皇全家进餐之际，爆破手按好电键即迅速出逃，但剧烈爆炸并未伤及沙皇，反而使餐厅底下雇佣值班的芬兰警卫团50名士兵命丧黄泉。”清末民初的暗杀者们，既有侠客的勇决，又有儒家的仁义；既有佛家的悲悯，又有墨家的坚韧。在“杀”与“不杀”之间选择“杀”，能说不是悲壮的吗?而这悲壮的命运，必须由他们来承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而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还是叙及革命者情史的篇章。立杨先生与前辈先烈们犹如伯牙与子期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晚清的革命者们大多是文人，是有情有义、情深意切的文人。林觉民烈士那封感人肺腑的《与妻书》，缠绵悱恻而英气冲天。“为千千万万人谋幸福”犹如峰回路转之后的最强音，让人肃然起敬。书中写到与林觉民同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方声洞烈士，同样有一段柔情万丈的情史。方声洞的妻子王颍，在50多年以后撰文回忆丈夫时说：“声洞待我真是体贴入微，即生活琐事，也照料极为周到。当我们的儿子贤旭出世的时候，他守在我的身边三天三夜，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一份分娩的痛苦似的。”方声洞瞒着深爱的妻子参加了起义并且以身殉国，王颍一改贵胄小姐的闺阁习气，不畏艰难困苦，将子女抚养成人。后来还修建了医院，仁心仁术，救人无数。侠骨还需柔情作为底子，没有柔情的侠骨是不存在的。那份人间关爱，许多年以后依然温润人心。
《鬼神泣壮烈》一书，既有曲折的个案描绘，也有深入的思潮分析；既有中国传统的纵向梳理，也有西方文化的横向比较，所泣者何止是鬼神?我相信，每一位有良心、有感情、有血性的读者都会为先烈们前仆后继的丰功伟业而泣下。
辛亥英豪 万古留芳——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
方贤旭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外交学院副教授)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我收到美籍画家、姑母方君璧寄来的“黄花岗公祭”国画。
１９８０年，８２岁高龄的君璧姑母远涉重洋，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在家乡福建举行个人画展，并将她珍藏多年的１万多册中外图书、画册捐献给国家。今春农历三月二十九应广州有关方面约请，我陪姑母去广州参加黄花岗７２烈士殉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她曾表示，为了纪念７２烈士之一、胞兄方声洞及其他为拯救中华而英勇赴死的烈士画一幅画。这次姑母来信嘱我，将“黄花岗公祭”献给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书画展览，聊表寸心。
面对画卷，我心潮起伏，更加怀念和敬仰父辈和他们名垂千古的业绩。
先父方声洞１８８６年６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父方址亭经营转运公司，时常往来京广各地，思想比较开明。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供子女、儿媳念“洋学堂”，并陆续把他们送往日本留学。先父声洞考入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那时在日本求学的许多中国青年，耳闻目睹祖国被列强瓜分掠夺，清王朝腐败无能，劳苦民众处在灾难深重之中，热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先父声洞、六伯父声涛、七姑君瑛、四伯母曾醒同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
先父一面在千叶学医，一面为革命而奔走，他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同盟会福建支部长及归国代表等职务，经常秘密回国联络党人，运送军火。
１９０８年，先父回国同我母亲王颖在汉口完婚。１０天以后，两人一同去日本，父亲继续医学学业，母亲不久也进入千叶学校读妇产科。母亲及六伯母郑荫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
１９１１年１月，革命党领导人之一黄兴，去香港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募集武装起义的资金，当时许多在日本的同盟会员也都从日本去香港待命，同盟会组织决定留父亲在日本继续读书，坚持工作。但事过不久，香港急电，命我父亲火速回国运送军火。父亲走的那天，我刚满周岁，我们全家拍了一张临别纪念照片，不料父亲这一去竟成永诀。
广州起义前，声洞、君瑛、曾醒，都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们和许多青年把弹药绑在身上运进广州，先父和姑母等人利用空隙时间合影留念，并给家人分别写了诀别信。
１９１１年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的枪声震撼全城，我父声洞同黄兴率领的一部分革命志士直攻总督府，攻入后堂，发觉总督张鸣岐早已逃之夭夭，这时敌军蜂拥而至，我父亲同革命党人勇敢迎战，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父亲中弹牺牲，为拯救中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义时，年方２５岁。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只收遗体７２具，安葬于黄花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被扑灭。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先父牺牲以后，母亲辛辛苦苦扶养我长大。为了完成父亲的“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的嘱托。母亲在我１１岁那年，送我到法国读书，由七姑君瑛和十一姑君璧照料我。我在那里读了小学、中学，又念了一年医科。１９３１年秋天，我从巴黎途经莫斯科、贝加尔湖，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探望母亲。两年以后，我再度去法国完成土木工程四年的学业，毕业时，有人劝我官费上美国，我拒绝了。旅居生活结束后，我回国住在上海。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入市内，他们纪律严明，宁肯睡在人行道上，也不愿扰民。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旧上海迅速被改造，新生活蒸蒸日上。１９５６年我到了北京，任外交学院的法语教师。党和政府十分关怀烈士家属，每月补助母亲生活用费１００多元，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母亲去世为止。
林彪搞所谓战备疏散时，让我年迈的老母去平谷县郊区，我则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周总理知道此事，让工作人员捎话说，老人年纪大了，不要去农村了。老母在京，我在干校。两年后，母亲写信给周总理，说她八十三岁了，只有这一个儿子，希望分配工作时能留在她身边。周总理马上让外交部把我调回北京。我与刘淑芳结婚后，总理虽在病中，也还请秘书给我母亲写祝贺信，令我及淑芳感动至极。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炎黄子孙，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要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团结、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原载于1981.10.12《人民日报》）
（注：1999年3月方贤旭去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