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魏晋的狂想：对《世说新语》的另类品读

转帖：魏晋的狂想：对《世说新语》的另类品读

作者：魏风华

　　刚写完20万字的《一个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人和南京大屠杀》1937-2007，贴了一半；现在再写一本有关历史的东西。汉唐宋明被写烂了，那就写我最喜欢的魏晋时代。
　　
　　在此之前曾用“天津魏晋”和“魏国人民”的ID写过一些魏晋往事。现在，我准备用另一种写法讲述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另类、最具魅力的时代：以《世说新语》为切入点，横向展现魏晋时代的画卷。原因如下：
　　
　　一、《世说新语》分36门记载了1000多则魏晋往事，是了解魏晋风云的最重要的典籍。唐时编纂《晋书》，里面的人物事迹，多取材于这本书。《世说新语》所叙都是真实的，并无虚构与夸张；二、当前出版的各类历史图书多以正史为蓝本，以帝王年代为顺序，纵向讲述历史，很多甚至是对史籍的白话翻译，文笔又差，读起来实在没意思；三、魏晋时代的魅力与汉唐宋明不同，他的最出奇之处在于士人们生活和精神上的奇异。当然，政治斗争也肯定要写到，一部《世说新言》几乎已囊括了魏晋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一言以蔽之，品读《世说新语》，不但可以窥出整个魏晋时代的独具个性的人文生活，还能了解到它的政治争斗史。
　　
　　我写的正是这样一个民间历史读本。计划每天品读《世说新语》里的一则或几则小故事，写30万字左右。顺便说一句，魏晋时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时代，因为喜欢这个时代的，喜欢死了；厌恶这个时代的，厌恶死了。所以欢迎各类砖头，一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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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以前写过的一篇短文为自序：
　　
　　《在我们的历史上，曾有那样一个时代》
　　
　　一个外国人——日本人大沼枕山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提及魏晋时代，我们随即想到的关键词是“魏晋风度”，或称之为“魏晋精神”、“魏晋气质”、“魏晋情怀”。与汉朝的敦实厚重、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内向的特点完全不同，魏晋时代以洒脱放旷、冷峻玄远著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在这种背景下，魏晋时代终成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最为另类最为奇异的一个时代，也成为最受到争议的一个时代。
　　魏晋风度主要是指晋人风度。最初的几个大明星如阮籍和嵇康，虽生活在曹魏时代，但他们的传记却被收入了《晋书》。也许在编撰者看来当时的皇帝虽然姓曹，但政权早被司马家族掌控（以诞生绝顶聪明的人和绝顶傻瓜而著称），于是就懒得再把阮籍和嵇康这些人编进曹魏的历史啦。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铺垫，到了司马炎那里，晋王朝终于统一了魏蜀吴三国。不过，这个王朝却没有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反而招致很多的愤怒：从政治上看，西晋的统一非常短，国家很快就又陷入了更大的分裂，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三百年的大分裂，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最漫长的一次；从社会上看，王、谢等世家大族把持权柄，门第观念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严重的；从思想上看，玄学的出现导致儒学的衰退，喜欢打铁的著名愤青嵇康更是喊出了这样口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口号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统治地位崩溃了；从生活上看，士人们的行为洒脱旷达，追求率性与自由，不拘泥于礼。这所有的一切，导致传统的历史学家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认为魏晋时代，礼崩乐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放荡不羁，热衷于玄学清谈和栖逸山水，以至误国。具体来说，就是那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整天不务正业，天天围绕着《庄子》和《老子》聊啊聊；要么就是干一些不靠谱的事，比如阮籍驾驶着自己的车子，没有目的地狂奔，看到前面没路了，就坐在地上大哭一场。再比如，王徽之雪夜驾着小船去看朋友，天亮时终于赶到了朋友家，但门都没进转身返回。如此等等。可以这样说，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整个王朝都弥漫着对快意人生的追求。所以，后人一看到“魏晋”二字就感到头疼。在当时，有人也开始上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书法家市长王羲之（其实在永和九年他刚组织过一次有42人参与的兰亭聚会）。王是会稽内史，当时的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是整个东晋最大的明星聚居地，有着呼风唤雨的号召力，类似于今天的北京。有一天，王市长约了他的好朋友——另一位大明星、未来的丞相谢安，携手登上城楼，指点着远处苍茫的江山，说：“小谢啊，我觉得，像夏朝的大禹和周朝的文王那样，才是干正事啊！我们晋朝的人们，就知道聚会聊天啊，喜欢游山玩水啊，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怎么得了啊！”谢安听后，嘿嘿一笑：“我只知道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聊天聊坏的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
　　
　　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个时代，喜欢的人喜欢死了，恨的人恨死了。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老家在浙江绍兴（会稽）的鲁迅在广州做了那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先生看来，魏晋的明星们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内心世界都是很郁闷的，所以寄情山水。鲁迅的感慨引发了人们来对魏晋时代的再次关注、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和宗白华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如果说汤用彤的落笔点是在玄学和清谈，学术味道浓厚；那么宗先生的落笔点就更为平易和直接，他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在我看来，魏晋风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曹魏正始年间何宴、王弼和夏侯玄首开玄学之风，经过竹林时代嵇康、阮籍等七贤的傲然使性，再到西晋金谷时代的优游，再至东晋兰亭时代的寄情山水、自然而为，最终蔚然而成魏晋精神。这种精神或风度，说它虚妄也罢，说它无聊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捣毁了儒家的束缚（仅这一点就使得魏晋时代卓尔不群了），向内发现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发现山川自然之美的时代，思想解放、心灵觉醒，那个时代里对人性的自由的向往与实践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时光的演进总是令人伤感。东晋末年孙恩的暴乱把百年魏晋精神涤荡殆尽。在镇压这次暴乱中脱颖而出的刘裕，在420年夺取了司马氏的政权。庶民出身的刘寄奴在极端的不自信下，开始对精神放荡的士族阶层以全面打击，以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公元433年，随着诗人谢灵运的被杀，魏晋的精神与气质彻底终结。尽管此后有隋唐的开放盛大，有宋明的商业和文艺的高度发达，但背后都有一根儒家的绳索束缚着那个文明，而魏晋时代心灵彻底解放的局面，再也没有了。
　　
　　还好，古人把一本志人笔记《世说新语》留给了我们。魏晋明星们的故事，一代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追求，依赖此书被记录和流传下来。该书成于南北朝时期，编者是刘义庆(403—444)。刘是南北朝时宋之宗室，袭封临川王，史书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以想像，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但正是这个文学青年，编辑而成了这部中国古代最优秀的记述人物轶闻遗事的笔记。《世说新语》的文字简约、隽永，口语化，后人历来称颂有加。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现代的鲁迅的评价是：“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宗白华的评价是：“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王子猷（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
　　
　　下面要品读的，正是这样一本书。


　　德行第一
　　
　　
　　
　　陈蕃背后的东汉残阳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陈仲举（？—168）名蕃，河南汝南人，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说过一句特厉害的话：“大丈夫要扫清天下，干嘛要扫房间里的卫生呢！”它和陈汤的那句名言一起，成为东汉时最有名的两句话。陈汤的那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陈汤的话道出的是一个王朝的气魄，自信嘛！而陈蕃的话则说出一个少年的远大志向。那一年他大约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吧。当时，他老爸的一个朋友去串门,看到他的屋子很乱，就责怪陈蕃懒惰：“乖，为什么不打扫干净迎接宾客呢？”于是正在读书的陈蕃说出那句话。朋友反问：“房间都扫不了，又怎么扫清天下呢？”陈蕃觉得很有道理，性格刚直的他二话不说,拉着老爸的朋友一起打扫起卫生来。
　　后来，陈蕃同学真的有出息了，官做到尚书、太傅，与李膺齐名，成了东汉后期著名的工作狂，所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自然也是天下的榜样。如果逢着开明的时代，陈蕃定会做个魏征那样的人物；但是，在当时风云诡谲的政治风云中，刚直方正的他，只能注定自己的悲剧人生。东汉首开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政治的时代。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的一点是：东汉的皇帝在继位时往往年龄很小，这时候只能是母后临朝，利用外戚掌权。而皇帝长大了，又要从外戚的手中夺回权力，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所以，从汉和帝（10岁登基）开始，朝廷上也就掀起两股旋涡：一边是外戚，另一边宦官。永元四年，即公元92年，成年后的汉和帝利用宦官郑重诛杀掌权的外戚窦氏家族，一举成功。随后在汉安帝时期又有两次大规模的宦官和外戚冲突。到了汉桓帝延熹二年，即公元159年，宦官单超诛杀了权倾朝野的梁氏外戚，至此宦官的势力达到最高潮。宦官的胜利带来的直接恶果是掌控皇帝，凌驾于大臣之上，肆意干涉朝政。陈蕃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朝廷中展开工作的。
　　东汉后期，自李膺获罪后，多年来，陈蕃一人独撑危局。乘车之时，他总是拽着缰绳，举目远望，想一扫朝廷的乌烟瘴气。汉灵帝即位后，陈蕃被窦太后任命为辅政大臣。说起来，宦官和外戚这两股势力都让他讨厌，但相对来说他更痛恨宦官，多年来的专权，宦官们已养成了对大臣的无以复加的傲慢态度，这尤其让陈蕃不能容忍。此时，威胁朝廷的宦官势力以曹节、王甫为首。汉灵帝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秋九月初七，陈蕃与外戚窦武秘密策划，意欲诛杀曹、王，却不料走漏风声，后者抢先发难，率诸宦官关闭洛阳的宫门，劫持了汉灵帝，软禁了窦太后，并迅速矫旨发兵袭杀窦武。
　　风云突变!
　　此时的陈蕃,已年过古稀，想起小时候的誓言，他不禁百感交集,老泪横流。须发皆白的他拎了一把长剑，带领自己府内侍从以及学生近百人冲击洛阳承明门，想冒死一拼，捕捉曹节、王甫等人。结果自然是一个悲剧。按《世说新语》注中的引书记载，老爷子被捉后，暴怒的宦官以打他的耳光羞辱他。最后，被宦官折磨而死。回想起来，在东汉历史上最著名的五次大的宦官与外戚的冲突中，竟都是以宦官的胜利和外戚和大臣的失败而告终。这不得不让人扼腕。公元189年，汉灵帝死了，少帝即位，宦官与外戚再次发生冲突，远在凉州的董卓趁机拥兵入洛阳，伟大的三国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在生前，陈蕃以刚直方正著称。汉顺帝时，陈蕃做到了尚书，但因耿直的性格触及权贵（有可能是外戚梁冀），被贬做豫章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当时，豫章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叫徐孺子，陈蕃早就知道此人的名声，所以到豫章后衙门还没进，就直接去徐孺子那儿。手下阻拦说：“大家希望您先去官署哦！”陈蕃回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去拜访高人，就不明白了，有嘛不行的呢？”后来，陈蕃和徐孺子成了哥们儿，经常关在屋子里一起谈论天下的事儿。陈蕃希望徐孺子出来为朝廷效命。每到这时候，徐孺子总是笑而不语。在做豫章太守的那段日子，陈蕃专门在自己的寝室里为徐孺子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徐孺子留下过夜。
　　徐孺子最终还是没有出山。徐是个明白人，知道东汉的政局已经完蛋了，虽有陈蕃这样的工作狂意欲挽狂澜于既倒。在东汉的古道旁——那是个黄昏吧，徐孺子微笑着摇摇头。陈蕃长叹一声。他身不由己。这是由个性造就的命运与选择，性格决定命运自古使然！那个时代的剪影大约如此：望着徐孺子的身影渐渐融入暮色中的山林后，陈蕃怅然若失。许久，他转过身来上了瘦马，这时候有清冷的风吹来，在夕阳下拖着疲惫的背影踏上返回洛阳的险恶的路途。


　　黄宪没了怎么办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周子居名乘，也是河南汝南人，所生活的时代与陈蕃相同。周乘一度在泰山为官，施政时以民为本，特受人们的喜欢。陈蕃觉得周乘是个厉害角色，总是夸他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就周乘本人来说，天分确实很高，但也很刺儿头，按照《汝南先贤传》里的说法，在生活中，他仰慕陈蕃和黄宪这样的人物，此外的俗人一律瞧不起。至于陈蕃，我在前面说过了，那么黄叔度又是谁呢？
　　黄叔度名宪，生卒年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的老爸是个兽医。但正是这个兽医的儿子，最后成为继东汉初年严光之后的又一位巨星级别的隐士。在一定程度上，黄宪成为随后魏晋时代隐逸狂潮的滥觞。在当时，黄宪被认为是个心清怀澄的人物，更有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大门徒颜回再生。颜回虽家境清贫，却潜心好学，后以德行高深和心怀高洁而著称。而时人正是这样评价黄宪的。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已经悄然形成了。在后来，一个人要想走上仕途，或者成为名人，首先要过人之口。无论如何，黄宪是一个以高洁著称的明星。而“高洁”在当时的隐士品质中，是排在第一位的（随后，就被魏晋时代的“慢世”所取代，所谓井丹高洁，未若长卿慢世——王徽之语）。所以，才有了周乘的话：“俺一个月要是见不到黄宪，粗俗的念头就会冒出来！”
　　欲念无时不在，与朝代无干。以人为镜当然可以进行自我过滤。但如果黄宪这样的人物没了呢？事实也恰恰如此。从某种意义上，周乘道出了一个绝大的话题：克己与慎独。它是随时随地遇到的困难，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毕竟是在跟自己干架。
　　
　　
　　
　　袁先生的忧伤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这一条仍是夸奖黄宪的，而且夸奖黄宪的人是比周乘更火的一位东汉人物：郭林宗。郭林宗名泰，也生活于桓灵时代。他是山西介休人，天赋聪慧，勤于学习，曾拜名师，满腹经纶，最显著的一点是目光敏锐，对时政看得很透，往往一针见血，加之身材高大，是个美男，到首都洛阳游学后不久，便成了太学生当中的偶像。后来，又得到以对人才苛刻著称的士人领袖李膺的推崇。李膺虽为人严峻，但眼睛很毒，一看这郭泰就是个非同一般的家伙：“俺见过的才俊多，但你这样的却还是第一次见到。”由于受到李老师的肯定，郭泰在洛阳的名声更大啦，很快当上了学联主席一类的职务。
　　这时候，正处于桓帝时期，宦官当权，一些脊柱不太硬的大臣，便依附于左右，朝野上下那是相当地污浊。在这种背景下，李膺和郭泰达成了合作协议，联手起来对付这种局面。他们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是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因为，到了东汉后期，用语言品评人物，已形成风气；而且还是一种利器。一个人获得怎样的评介，甚至直接关系到他的仕途和人生走向，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钞票。在李膺和郭泰的策动下，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学，成为清议时局和人物的两个中心。宦官们不干了，心想这哪儿成！这不是找我们的麻烦吗！于是，他们在桓帝那告状，和灵帝比起来，这个桓帝总的来说还不算太糊涂，但却受不了有人在朝廷下唧唧喳喳，于是怒了，把李膺等人关了起来，这件事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是为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和李膺比起来，郭泰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是太学的首脑，但却没被冲击，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仔细查之，可能是因为他的言论显得委婉些，没达到李膺的那种危言骇论的地步。虽然最后没被牵连，但郭泰已经洞察到了时局的险恶，这所有的一切，已经形成顽疾，仅仅靠朝中大臣和学生们的努力是无法扭转的。东汉王朝，需要的是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冲击。他带着自己的遗憾，出了洛阳，踏上了回乡讲学之路。
　　过汝南时，郭泰拜访袁奉高，但来去匆匆，只呆了一小会儿；到了黄宪那儿，却住了一两天。有人问其中缘由，郭回答：“哎呀，黄先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仿佛碧波荡漾的大海，沉淀后不改清澈，搅动后不会浑浊，他的德才的深度和广度实在是难以测量啊！”在这儿，我觉得郭泰做的有点过了，倒不是说他夸奖黄宪夸得稍微有点肉麻，而是说也忒不给袁奉高面子了。既然去拜访人家了，连个热乎气都没留下就又走了，再说了，袁奉高也是有来历的！他是黄宪的玩伴，是推举陈蕃出山的人物。当然，郭泰有他的理由：袁虽有名声和高洁之心，但毕竟是小德小才，甚至在他看来，袁的德才用一个勺子就可以舀起来。也就是说，他在袁黄两家停留的时间，与主人的德才的高深程度成是正比的。
　　这样说起来就没办法了，袁奉高只有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份儿了。而且，他悲惨的遭遇，告诉人们一个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只有强者才会受到尊重；弱者所得到的最多是同情和怜悯。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境遇搞得更好，你只有成为更强的那一个人。除此之外，我看是没嘛法子啦！


　　夜宴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着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陈太丘即陈寔。陈寔字仲弓，河南颍川人。真是服了，东汉时代的汝南\颍川，真可谓是人杰地灵啊！陈太丘生活在桓灵时代，小时候就特爱学习，最后被县里推荐到首都洛阳的太学读书，相当于今天被保送上北大吧。学成后，陈太丘回家乡当了亭长，一个小干部，但干得特别棒，所以不久后就被提拔到山西闻喜做官了，干了一段后就又调回河南，任太丘这个地方的一把。时间比较长，人敬称为陈太丘。为官期间，以德服人，行为方正，廉洁清明，深受百姓爱戴。好官哪个百姓不待见？所以，在那时代老陈被推为一代楷模。汉桓帝延熹九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开始，朝野上下士人多被株连，陈太丘也未能幸免，回乡闲居，党禁解除后屡诏不起。灵帝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病逝于家，参加祭奠者超过3万人！当时，有人问任太丘的二儿子季方：“真搞不懂，你爸有嘛功德，在满天下竟有这样的名声？”季方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你知道生长在山间的桂树吧？上面老么高，下面老么深；上面被甘露淋浇，下面被甘泉滋润。这时候，桂树怎么知道这山有多高，甘泉有多深呢？你说俺父亲是有功德呢，还是没功德呢？”
　　荀朗陵呢？就是上面说的到的荀淑，也是颍川人（有可能是荀子的后代），曾在朗陵做过事，人称荀朗陵，也以德行著称于世，毕竟是被李膺看好的人。他有八个孩子，因教子有方，个个都很有出息，人称“八龙”。
　　荀朗陵辞职后，曾多次率领全家祖孙三代去陈太丘家做客，而这次则是陈太丘带着子孙去回访：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在这一天傍晚，聪明的元方赶着马车，敦厚的季方拿着父亲的拐杖跟在车后，车上坐着陈老爷子和他的孙子长文，溜溜达达地去赴荀朗陵那儿饭局。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感动，在东汉末年的一个小小的黄昏。
　　荀朗陵的一个儿子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啦。陈太丘下车后，荀家儿子急忙上前搀扶：“您老快请进吧，我爸在里面候着您哪！”陈家祖孙三代进得庭院，荀朗陵迎上前，两位老爷子热情拥抱，携手进了屋子。饭菜都准备后，标准的东汉风味。席间，荀家的一个儿子斟酒，另外六个儿子依次上菜，孙子还小，坐在爷爷膝前不停地捣乱。但这个孙子后来可不得了，成了曹操的第一谋士！谁？荀彧荀文若嘛！当然，陈太丘的孙子也不含糊，就是来的时候和他爷爷一起坐在车上的那位陈长文，也就是陈群，虽在曹操孟德时代比不上荀彧出色，但到了曹丕时代就厉害了，被任命为领中护军，录尚书事，成为类似内阁首相那样的角色。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次平凡而又亲切的饭局。我不太清楚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断定，那就是：两家人其乐融融，特别和谐。在古代，和平年代的幸福不过如此吧。我们知道慢慢地风云就变了。那是后话。当时，陈荀两家在颍川乃至中原一带的名望可谓无人不知，又受到首都洛阳的李膺和陈蕃的推崇，所以这天晚上两家人的这一聚，便去了一半中原的贤人。当天晚上，在洛阳，有值班的太史官夜观天象。当然，现在的夜空被污染得嘛都看不到了，东汉时候的晚上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天上星河灿烂，熠熠生辉，牛朗织女的爱情大约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吧。负责观察天象的太史官看到一大堆星星，后来看着看着他就躺在白玉栏杆下睡着了。尽管如此，后来在写史时还是加进这样一句话：“有德的星星们往东边聚集去啦！”说的就是陈荀两家的夜宴吧。
　　


　　华歆与管宁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也是“割席断交”的由来。故事的主人公是管宁和华歆。显然，在这里，管宁是被歌颂的对象，因为刨出金子来看也不看；而华歆的行为就显得有些俗气了，被塑造成一个财迷。在我看来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呢？
　　先说华歆吧。华歆字子鱼，老家在河北，但出生在山东高唐。他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要人物，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死后，出任尚书令。曹操又死，他成为曹丕眼前的红人，任御史大夫。在曹丕当皇帝前，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华歆曾带人逼宫，把汉献帝从座位上提溜下来，并警告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傀儡将应顺应天下大势，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汉献帝知道，这华歆虽然岁数很大了，但却是个厉害的角色，当年曾带兵冲进后宫，把躲进夹壁墙的伏皇后扯着脖领子揪出来。
　　终于，在华歆、王朗、贾诩三人的协助下，曹丕成为自尧舜禹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禅让的方式得到帝位的人。禅让大礼举行的当天，首都南郊人山人海。此时，华歆不仅是禅让大礼的现场总指挥，还是主持人。在华歆拟订的程序中，曹诗人不好意思地一步步地登上禅让高台，刘傀儡则沮丧地溜达了下来，被封为山阳公。曹丕登基后，拜华歆为相国，封安乐乡侯，后任司徒。从华歆的故事中，可以看得出来，此人实在不是个善茬儿。
　　再往远处回溯，我们可以发现，华歆在三国这个英雄狂奔的年代，属于“识时务”那一类俊杰。早年董卓暴乱，华歆曾游说袁术讨董，袁二迷糊不从，他便跑到一个地方做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后从孙策，再归曹操。虽有这样的经历，我并不能认为华歆反复无常，倒认为他是个果敢的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实现着人生的抱负。他没什么可以被指责的。他只是在寻找着能发挥他最大能量的地方。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对的。在上面，我们看到了华歆冷酷的一面，但这并不是他的性格的全部。做官几十年，华歆特清廉，做地方官时办事就很有效率，到了中央后更是具有雷厉风行的风格。而且，在教育孩子上，华歆也很严格，华家子弟即使在家里也跟在朝廷上一样讲求仪表动作的庄严。虽刻板有余，但多少也能从侧面知晓华家的家风。
　　可是，由于眼神不好的管宁的出现，再加上有逼宫的前科，让华歆的形象几乎完全毁了。管宁是谁呢？他是山东北海人，据说是大人物管仲的后代。当初，二人在菜园子里锄地，地上有片金子，管宁理也不理，继续玩命地挥锄；华歆则把那金子那起来端详了一下才扔掉。说到这儿，便不得不让人想到：这个管宁，眼神是不是有问题呀？管宁是出了名的读书狂，熬夜是难免的，眼睛近视也没嘛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时他继续挥锄如故，没准是因为没看到那片金子哪！随后，华歆看到了，拿起来又扔了，有两种可能了：第一，华歆怕受到管宁的耻笑，所以把金子扔了；第二，华歆本来就不爱财，在确认那是金子后，依然把它扔掉了。到底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我以后是后一种。因为，后来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华歆确实不是个财迷。当年，他从江东北上许昌，人们问讯后都送上赠别的礼物，足有上千人之多。但华歆把这些礼物都做了记号，等到送别的那天，一一退还诸人。官位显赫后，魏国的皇帝经常赐给他珍宝，他就把那些珍宝分给自己的亲朋或贫穷的故人。《三国志》作者陈寿老师曾这样评价华歆：华子鱼清纯德素。我想，这是非常得贴切的。包括他逼宫汉献帝禅让帝位给曹丕，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还能如何呢？莫非还要让汉家献帝再做上几十年的傀儡？有意思吗？
　　当然，管宁和华歆之间还有一个故事。他俩曾经同席读书，门外有人乘着轿子喧闹而过，这时候管宁依旧埋头读书；华歆把书合上，到外面转悠了一圈儿。再进门，没想到管宁就把席子割成两半了，很严肃地说：“老华，你不是我的朋友哦!”其实，在我看来，这实在算不上一件大事。读书读累了，华歆出去调节一下，也没嘛不好的。不过，当时人们还是决定把荣誉给了管宁，导致后来管宁骑虎难下，再无意做官：黄初四（公元223年）和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华歆两次推荐管宁效力国家，皇帝曹丕亲自征他入朝，管宁都拒绝啦。
　　当然，华歆也不是处处倒霉。幸亏还有一个王朗，就是传说中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位。据说，当时王朗处处学华歆，但被人认为只是学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所以离华歆越来越远。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华歆和王朗二人在小船上避难，这时又来了一个人想一起避难，华歆迟疑，王朗则说，带上他就带上吧，船上还有地儿。后来，敌人追来了，王朗惊恐中想把一起避难的那个人扔掉，被华歆制止：“我当时考虑的正是现在出现的情况啊！既然已经让人家上船了，又怎么能因为情况危急而抛弃呢？”
　　管宁和华歆的故事，在本质上，并不是高洁的人与庸俗的人的故事。而且事实也不是那样。他们俩的故事，只是人生趣味的不同，这里面实在不涉及大道理，更不能上升到人的优劣。做不成朋友也没什么可惜的。管宁优秀吗？因为怎么叫都不出去做官？华歆恶劣吗？因为他把傀儡了几十年的汉献帝拉下帝位？还有一个问题，在三国那个伟大的时代里,是选择野居避祸，还是迎风而上实现抱负？哪一个相对来说更靠谱?
　　顺便说一句，在黄初四年的时候，华歆曾给愤怒军师诸葛亮先生写了封信，从天时与人和的角度劝说他，叫他别北伐中原了，还是歇菜吧。当然，正在气头上的诸葛军师没搭理他。



　　魏晋第一豪族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牀眠，母自往暗斲之。值祥私起，空斲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南北朝时，政治家兼文学大佬沈约曾这样感叹道：“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哪一个家族在爵位蝉联和人才辈出方面，像山东琅邪临沂的王家这样厉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王氏不是一般的厉害，那是相当的厉害。
　　西晋时，王氏已经显贵，从王祥、王览兄弟开始，到王戎、王衍，家族子弟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经历了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王敦、王导兄弟在南京重建晋室有功，使王家更是名重江东，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随后，又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这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物，使得王家不仅在政治上无人能敌，而且在文艺上更是奇葩一朵。
　　魏晋时代于政治上的第一特点，即讲究出身，仅仅是“士族”是不够的，还得是“世族”，也就是说，家族的荣耀需要连绵不断地传承下来，这样才会赢得社会和皇帝的敬畏。而山东琅邪临沂王氏就是这样的世族。
　　在整个魏晋时代，有六个家族值得关注（不包括原来江东的贺、朱、陆、张等大姓），那就是：山东琅邪王氏、河南陈郡谢氏、河南陈郡袁氏、河南颍川庾氏、山西太原王氏、安徽谯国桓氏。其中山东琅邪王氏、河南颍川庾氏、安徽谯国桓氏和河南陈郡谢氏四大家族，相继执掌东晋的权柄，尤其显赫。而这四大家族中，排第一位的，自然是山东琅邪王氏。据统计，在整个六朝时代，山东琅邪王氏家族，为官做到五品以上的，有161人。其中，做到一品官的，达15人（在整个中国古代，能与山东琅邪王氏相媲美的，唯有山西闻喜裴氏家族，曾出过宰相59人、将军59人）。六朝以后，世间多以“王谢”并称，该称呼成为中国古代世家大族的代名词，但与王氏比起来，谢氏还是有差距地~。排在第二位的河南陈郡谢氏，一品官员仅出了4人。王氏在魏晋时代的优势，可见一斑，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第一豪门。这一豪门历经了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300多年不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尤其是东晋的历史，就是王家的历史。
　　王家在魏晋南北朝的兴旺，开始于何人？就是本故事中的王祥。王祥这个人，大家其实是比较熟悉的。他被认为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的第一孝子，他的故事被收入“二十四孝”。王祥事母所谓“卧冰求鱼”的故事，被认为是“中国式孝顺”的极致。干宝在《搜神记》中曾记载，王祥的继母朱夫人生病后，想吃鲜鱼，跟王祥说，这鱼要是吃不了我算是没法活了，然后用眼睛瞄着王祥。当时正是大冬天的，河都冻住了，去哪打鱼去啊？这不是故意刁难我们王祥吗！王祥心急如焚，最后实在没办法，就脱光了衣服，趴在河上，想让体温把河面融化，哥们儿真是够实在的。要知道，一千多年前，全球气温还没升高，那时候的冬天可真叫冬天，估计就是穿上两套“波司登”也不挡戗。但就在王祥刚趴下后，就真的有两鱼从缓缓融化的河中跳出来，一下子砸到他脑袋上。上面的故事充满志怪的色彩。不过，王祥这孩子非常孝顺这一点是不假的，正史均有记载。而且，他所侍奉的母亲朱夫人，还是个继母。这就更难得了。说到这个姓朱的继母，也真是够唧唧歪歪的，不仅总在自己的老伴面前说王祥的坏话，更是对王祥百般刁难，甚至惦记着加害他。王祥呢，特别的老实，是个厚道人，不管继母怎么出夭蛾子，呵呵，就是不生气。
　　一天，继母又想起一个办法，她告诉王祥，说她想吃天上的黄雀肉了，你看着办吧。王祥想也没想，闷头就出去逮，当然没办法弄到，就在继母要责难王祥的时候，突然有一群黄雀撞进了屋子。如果说这个故事比较夸张，那么下面的这就比较有可信度了。王家院子里有一个李树。这个继母特别爱吃李子，就命令王祥一天到晚守在树下，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王祥就抱着李子树大哭，生怕李子被风吹落被雨砸坏，辜负了母亲。继母还有更狠的，在生了一个叫王览的小儿子后，继母更是难容王祥。一天晚上，王祥正在睡觉，继母悄悄摸过来，照着床上就是一刀。傻人有傻福，当时正赶上王祥去厕所了，这一刀也就砍空了。王祥看到继母这样容不得自己，便知道跪倒在她面前，说：“你还是弄死我吧！我不活了！呜……”直到这时候，继母才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慢慢地改变了对忘祥的态度，开始当他为亲生儿子。
　　孝到这份儿上，这王祥也够窝囊的。但是，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王祥觉得很快乐。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没有科举制度，除了世袭外，做官往往通过别人“举孝廉”，向朝廷推荐。无论是汉朝，还是魏晋都标明“以孝治天下”。所以，作为大孝子的王祥，是不愁没官做的。但对于做官，王祥并不是很着急。当时山东大乱，他带着继母和弟弟王览举家迁居庐江隐居。越隐名声越大，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徐州刺史吕虔邀请王祥出山。自此，王氏家族开始了三百年传奇的政治经历。因德才兼备，王祥后来做到了魏国的大司农、司空、太尉。在魏国晚期，据说他是唯一一个见了司马昭不下拜的人。有时候，强者更需要另外一种强者的合作，对于王祥的态度，司马昭当时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对其毕恭毕敬。这样一来，王祥更具有威望。司马炎建立晋朝后，王祥官至太保，授予公爵。王祥是山东琅邪临沂王家在魏晋时代第一个显赫的人物，唐朝时编撰《晋书》，在传记顺序上，把王祥摆在晋代大臣第一的位置。
　　顺便说一句，但王祥的后代差了点，比较羸弱，没什么出息，估计是当年趴冰面冻的，影响了下一代。倒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一枝血脉旺盛。当时，在哥哥的影响下，王览也出山了，做到了光禄大夫。可以这样说，王氏家族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荣耀，完全是靠王览这一枝延续下来的，随后的王导、王敦、王羲之等人，都是王览的后代。



　　阮籍出场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阮籍字嗣宗(210—263)，河南开封陈留人（又是一个河南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世间一生有三个特长：喝酒、嚎叫、写诗。哥们儿做过魏国的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和步兵校尉，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在政治上，他一度有很高的心气，曾登广武古战场，发出了千年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按照《晋书》里的说法：“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魏晋易代的那个时期，政治环境危险，掌握魏国政权的司马家族实施高压政治，不合作者少能安然。嵇康之死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种背景下，阮籍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应对措施，我称之为步兵主义：在生活上，他是倾慕老庄的，放浪形骸，任性不羁，纵酒狂歌，蔑视儒家礼法；在政治上，走了一条看上去比较中立的路线。所以，司马昭有这样的印象，说阮籍特谨慎，每次与他聊天，说的都是玄远虚无的话，从不评论当朝人物的好坏。正因如此，即使阮籍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最终也能为司马昭所容忍。
　　当时的政治环境的险恶，主要表现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对曹魏政权的连续打击上。第一次打击是司马懿发起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河南温县人，老爷子以能算计著称，曹操时代崭露头角，曹丕时代已受重用，明帝曹叡时代率军对抗蜀汉诸葛军师的骚扰。此时司马懿虽军功显赫，但朝廷上的羽翼尚未丰满，不敢造次,所以表现得比较乖。但曹叡一死，事情就慢慢地发生变化了。按照曹叡的遗诏，即位的曹芳由曹氏亲王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一起辅佐。此时，司马懿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将军曹爽在等名士和朝臣的策划下，夺司马氏之权，转授没有实权的太傅给他。权力之争由此拉开序幕。司马懿老谋深算，以静制动，被削权后称病修养，实则于不动声色中寻找发动政变的机会。正始十年(249年)，在司马懿70岁这一年，一举发动高平陵之变，剪除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宴、夏侯玄、邓飏、丁谧等人。从此开始，曹魏的朝野上下的权力完全转移到司马家族这边。
　　司马懿死于公元251年。随后，他的大儿子抚军大将军司马师接管了魏国的权力。如果说司马懿发动政变成功后，并未得意忘形，而仍注意在朝堂上的礼数，那么到了司马师这里就开始锋芒毕露了，在魏帝曹芳面前傲慢异常，后者成了汉献帝那样的傀儡。正元元年（254年），曹芳与亲近大臣密谋剪除司马师，未成功，某主中书令李丰等人死难。以此为契机，司马师对魏国朝野上下展开了大清洗，并废掉了魏帝曹芳为齐王，立曹髦为帝。这是对曹魏势力的第二次打击。
　　司马师死于公元255年，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他的权力，掌控魏国。这是一个比司马懿和司马师更厉害的角色，独揽魏国朝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开始了阴谋取代魏国建立新王朝的步伐。此时，魏国的皇帝是年轻气盛的曹髦，他经常满怀愤怒地对身边的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甘露五年（公元260年）6月2日，一个闷热的早晨，忍无可忍的曹髦挥剑登辇，指挥手下仅有的几百名亲军内侍，讨伐司马昭。司马昭听到消息后，笑了笑，派他的第一心腹贾充带人去收拾局面。在洛阳的大街上，贾充的人马和曹髦的亲军相遇了。结果是很悲惨的。当时，贾充对身边的部将成济说了一句话：“大将军养你是为了嘛？”成济哈哈一笑，催马上前，举枪将年仅20岁的魏帝曹髦刺死于辇上。成济这如同儿戏的一枪，创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纪录。
　　这司马昭，够狠的！
　　曹髦之死,让我想到曹操。曹孟德，三国时代多么牛逼的人物，纵横四方，又惧过谁？可他的后代的命运却如此悲惨！也许这就是命,所有的强力因素都被聚集在曹操一人身上了，导致他的后代如此羸弱；就好比司马家族的所有的聪明基因都聚集在司马懿父子三人身上了，致使他们的后代白痴众多！
　　曹髦被弑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他派钟会、邓艾率军攻蜀，当年冬天成都陷落。在洛阳，司马昭被加封为晋王。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一代权臣还没来得及当皇帝便死掉了。十二月，他的儿子司马炎也通过禅让的方式，从魏帝那里夺取皇位，建立晋朝。
　　阮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阮籍是放旷不羁的，但更是苦闷的。这种苦闷从他独自驾车遇穷途而哭和他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82首《咏怀诗》中可以看出来。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我以为阮籍远远超过了嵇康。他在艰难危险时代的人生态度以及他的咏怀诗歌，对后来的苦闷文人的影响甚深，成为一个宗主和源头。



　　王戎：我走我的路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嵇康（223年—263年），安徽宿县人，更多的时候，人们习惯性地把他列竹林七贤之首，与阮籍并称“嵇阮”。不过，在我看来，以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他只是“竹林七贤”第二号人物，应该是排在阮籍之后的。但这并不影响嵇康是七贤里最可爱的人物。作为三国晚期著名的玄学家、流行音乐家，小康不但善弹琴，而且还好打铁，这正道出他的独特气质：远处看，大线条很粗；近处观，小线条又很细。
　　风吹竹林有炊烟起，天上归鸿远去，身边溪水长流。嵇康抚琴而坐，眺望暮色苍茫，渐渐与魏国的大地融为一体。镜头猛地拉远，嵇康巍然不动。他是淡定而从容的。同时，又是非常傲慢的。他曾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口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喜欢庄子，鄙视儒家礼法，狂放不羁，清高独立，人长得又帅，姑娘们喜欢死了。曹操的曾孙女抢得先手，很甜蜜地做了嵇康的老婆。有意无意地，嵇康的背景中被打上曹魏的烙印，他本人也做到了魏国的中散大夫。
　　嵇康生活的年代，倒霉的司马家族已经完全控制了曹魏的政权。对于司马昭的所为，嵇康是鄙夷的，江山可以夺得，但不应该是这个夺法！所以，对司马家，他采取的是彻底的不搭理的态度：爱咋地咋地，你看行么？
　　嵇康算是没活路了。
　　据说，司马昭后来特后悔。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桀骜不驯的嵇康确实是死了，而且死得那么生动：临刑索琴而弹。三千太学生上书为其求情，愿以其为师，不许。你说怎么样？我说那一刻真的会让人热泪盈眶。去吧去吧，以君一死，为我们留下千古绝响。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只是晚霞依旧灿烂，疾风吹尽草，刀落了，升起的却是光辉，于是照亮了千年历史和后世文人的情怀。嵇康这样的人物没了，那首《广陵散》也就从世上绝去啦。
　　如果说阮籍的狂放带着几许忧伤与无奈，那么嵇康的狂放便带有几分激烈与刚直，所谓“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所以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然，与山涛并不是真的绝交，只是借此形式诉说情怀。刚直激烈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来自“竹林七贤”的王戎：“与嵇康交往20年，居然没见过他欢喜或悲伤过呢。”一个是火气旺盛，一个是喜怒不形于色，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嵇康呢？
　　在我看来，以上的两种描述并不矛盾。嵇康对外的态度，向来是因人而异的。在本质上，他属于前一种人，即刚直倔强。但为什么在王戎的眼里，二十年喜怒不形于色呢？也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虽然王戎位于竹林七贤之内，但实际上嵇康（包括阮籍）是瞧不上他的。正如上面所说，嵇康有非常傲慢的一面。换句话说，对于王戎，那时懒得搭理的，所以后者产生了以上的错觉。
　　王戎的这句话是评论嵇康的。实际上，也牵扯出了王戎在七贤中的地位问题。在七贤中，嵇康是脾气最大的，是对司马家族最有意见。王戎（234—305）则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比年龄最大的山涛小29岁，但当不住他也是庸俗的一主儿，至少在嵇康看来是这样的。他很抠门，在这方面有可能是魏晋第一人。他喜欢跟老婆在灯下数钱玩儿；家里有好李子树，怕别人得到，于是将种子钻空，亏哥们儿想得出来。这样的王戎，虽身在七贤之列，但断然是被嵇康所轻视的。有这方面的例证：有一次，王戎抱着一坛子酒，一边擦汗，一边颠颠地跑来了，那六位早就在林下喝高了，见到王戎后，阮籍冲着嵇康说：“靠，这个俗气的家伙又来败我们的兴致啦。”嵇康和其他五人嘿嘿大笑，弄了王戎一个大红脸。我觉得多少有点过分啦！回过来看这王戎，也确实够可怜的。从那以后，王戎就有意识地远离那老几位了，很显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阮籍和嵇康的伤害。
　　王戎走了。
　　你们瞧不起我，我躲远点成么？自此，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锐意进取，投身仕途，在晋武帝时，当上了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因参与平定东吴的战争，进爵安丰县侯。晋惠帝时，他又当上了司徒，过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嵇康、王戎，各得其所。我觉得这很好啊！顺便说一句，王戎也是山东琅邪临沂人，是王祥的同族。
　　



　　残酷人道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梁王即司马彤，官至太宰；赵王即司马伦，参与“八王之乱”，废晋惠帝，杀贾后。他们都是司马懿的儿子。裴令公即裴楷，山西闻喜人（以出裴氏宰相著称），是西晋时期的重要大臣和玄学名士。
　　裴楷小时候就很有悟性，尤其喜欢品读《老子》，类似于今天的易老师品三国吧。在当时，品读《庄子》、《老子》成为一件特别时髦的事。司马家族虽然标明以儒家之孝治天下，但他手下的重要幕僚却都是喜爱老庄的玄学家。所以，在魏国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裴楷经钟会推荐，进入了司马昭的幕府。司马炎建立晋朝后，他官至侍中，成为皇帝的亲信，晋朝的法律基本上也都是由裴楷起草的。
　　在未取得功名时，裴楷以玄学名士自居，潇洒旷达；进入朝廷后，这位老兄能够做到适当的改变，不因个人爱好而虚废政治，这就比较难得了。当时，他作为一股中立的清流，还起到了制约第一权臣贾充集团的作用，为西晋初年的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司马炎身边的近臣，皇帝是很喜欢他的。他一度做了傻太子的老师。
　　当时，鉴于魏国皇帝曹丕不信任宗族，导致司马家族乘虚而入的教训，司马炎在建立晋朝后马上大封同姓宗族。这些宗族的权力很大，不但掌握着自己的军队，还控制着领地内的经济。当时，梁王和赵王的领地就特别富有。在这种情况下，裴楷就上奏司马炎，要求梁王和赵王拿出自己银子，以救济周围的贫困者。对于裴楷的行为，不少人感到费解：“裴先生，干嘛用乞讨来的东东作为恩惠再去施舍给别人呢？”裴转述了《老子》里的那句名震千古的话：“从富余的那里劈出来一部分，给需要它的人，这是天道啊！”当然，比这句话更著名的是后头那句，只不过当时裴楷没说：“人间的现实是，通过公开的、隐形的，曲里拐弯的手段，压榨那些本来就很穷困的人，去给早已暴富的人！”所谓取不足以奉有余！这是现实中的残酷人间之道。千年以前，千年以后，及至现在，毫无变化！
　　接着说裴楷。司马炎死后，外戚杨骏与司马懿之子汝南王司马亮争权，随后司马炎之子楚王司马玮又与贾后合作剿灭司马亮，裴楷身处变乱中而能得以自全，关键在于能审时度势，看清局势，尽量让自己不处于争斗的旋涡中。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混乱的争斗中，没有哪一方是正义者，盲目加入一方，是比晋惠帝还要白痴的傻子行为。等争斗平息下来，再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许效果更好。后来，傻子皇帝的老婆、贾充的丑闺女贾南风成为胜利者，控制了朝政。这个性欲旺盛的闺女，由于能任用张华、裴楷这些刚正的大臣，倒使得西晋朝廷度过了10年的平静岁月。



　　乐广的忧伤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王澄字平子，出身山东琅邪王氏，是西晋第一名士王衍的弟弟，官至荆州刺史。这个人是比较傲慢的，可能嵇康之后就数他了，能让他看上眼的不多，似乎只有以敏感、忧伤和俊美著称的卫玠例外。胡毋辅之，字彦国，山东泰安人，据说在那个时代，酒量仅次于刘伶和阮籍，人也比较能侃，王澄打了个比喻，说他清谈时，嘴里的妙语如同锯木屑，连绵不断。这个比喻倒是不落俗套。王澄呢，也喜欢整两口，但最擅长的还是爬树捉鸟。最著名的一次爬树事件发生在他做荆州刺史的时候。当时，洛阳的朋友们为他饯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王澄拱手而别，一抬头却看到旁边的树上有个鸟窝，哥们儿心血来潮，三下两下爬到树上，将鸟窝端了下来，把玩不已。说起来，里面还有小鸟哪，这王澄也真是够缺德的。因为喜欢搞怪，王澄很有名声，不过还是不及卫玠。当时，有人说：“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王家三子，除了王澄外，还包括王济和王玄。话说到这份上，也让王澄够伤心的，这树算是白爬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谁叫卫玠冰清玉洁，是比潘岳还俊秀的美男呢！
　　扯远了。当时，王澄和胡毋辅特别崇拜老前辈竹林七贤，于是一起也搞了一个小团体，除了王、胡二人之外，还有谢鲲、阮修、桓彝、光逸、毕卓、阮放、羊曼。学习“七贤”好榜样，他们给自己定名为“八达”，实际上参与者却是九个人。“达”是嘛意思呢？所谓“达”,在我看来，指的是在精神上摸到庄子的境界，万事不惊，超然世外，放旷形骸，做到“无我之境”。
　　“八达”视竹林七贤为偶像，经常披头散发，有时也学着阮籍的样子嚎叫两声，当然声音是比较难听了。这都不算，他们最大的爱好是裸体聚会，八九个人差不多脱光了身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不入竹林而多在室内，幸好参与者未有潘岳、卫玠这样的人物，否则实在让人担忧。
　　对此，乐广实在看不过眼了。老乐是南阳人，小时候家里特穷，侥幸被竹林七贤里最不受重视的那位发现而进入仕途。因出身不好，加上经历比较坎坷，所以后来老乐很珍惜自己的事业，行为方正，工作勤勉，不虚事废务。到洛阳后，经裴楷推荐，给当时的大拿贾充当幕僚，最后转做太子舍人。在洛阳优游的岁月，各种聚会多了，受环境的影响，老乐渐渐有些变化，并不经意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原来自己也很能聊呀，聊着聊着，就与当时的名士裴楷齐名啦，而且还受到了卫玠的赞叹：“此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见青天。”听完这夸奖后，老乐一激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卫玠。看似偶然，其实老乐是顺水推舟，早就想好了，要知道卫玠可是当时天下第一美男，不在潘岳之下。
　　再后来，老乐做到侍中、河南尹。晚年时，老乐回顾自己的一生，开始进行反思：老庄放诞，自然洒脱；但是，若天下人人如此，置国家于何地？于治国教民上，还是儒家的思想有益哦！况且，自是有乐趣在其中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国家都陷入虚妄的清谈中。
　　有一天，老乐去胡毋辅之家串门，又看到王澄、胡毋辅之等人在裸体聚会，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身材后，笑道：“儒家礼法丝丝相扣，仿佛一个框子，但若置身其中，仔细品味，那伦理中也自有欢乐之处。而且，有时候，正是因为有所约束，那欢乐来得才更为珍贵和动人。而你们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干嘛非天天这样呢？”王澄、胡毋辅之等人当时都喝多了，没听清乐广在说什么。有人拉他坐下来喝酒，被他挣脱开了。乐广没有落座，心情突有不爽，转身出了胡毋辅之的家。
　　那一天正是酷夏的午后，长袍在身的乐广汗流浃背。由于正是午睡时间，洛阳的大街上没什么人。置身洛阳的街头，乐广感到一种莫名的茫然。这是当时这个国家最牛的城市，以清谈优游为核心的“洛阳精神”被士人们所迷恋和追求。乐广也曾一度陷落其中。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沿着铜驼街一直走下去，不知不觉中出了宣阳门，来到洛水旁。
　　青山依旧在，夕阳尚未红。乐广望着天边的云影，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三国往事和那个时代的人物。而现在风清云淡，一切都已经远去了。乐广感慨不已。他在水边坐下，西晋的午后一片寂静，阳光像金谷园里的珍宝一样金灿灿地洒在河面上。柳枝轻拂，乐广望着这万古奔流的河水，渐渐地，心中升起一种难以说明的忧伤。




　　顾荣的种子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顾荣是江苏苏州人，吴国旧臣，他的祖父是三国时东吴丞相顾雍，为江南世家大族。顾荣人很聪明，年纪轻轻就入朝为官了。西晋灭吴，全国一统后，很多东吴旧臣都北上洛阳为官，其中包括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荣。三人一入洛阳，就把西晋群臣震了，时人称二陆一顾为“三俊”。顾荣被拜为郎中，后来又陆续做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
　　顾荣喜欢喝酒，与张翰是好友，经常一起到洛水边春游。他曾说：“人生在世多不易，只有酒能使人忘记忧愁！”望着洛水，小顾这是人生的感慨，还是想到故国的沦亡？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洛阳的风云下，他是越来越伤感啦！
　　八王之乱开始后，时局动荡，多有名士祸及自身，顾荣比较聪明，胆子也比较小，变乱之中，他不问政事，终日酣饮。一次，他与几个朋友一边吃烧烤，一边喝酒，吃着吃着，看到正在烤羊肉串的小伙子流下了口水，顾荣站起来，走过去，把手里的羊肉串塞给小伙子。朋友甲讥笑顾荣：“他只是负责烤肉的，有嘛资格去吃呢？你充什么大尾巴鹰呀？”顾荣自言自语道：“哪有成天在那烤肉，去不知道肉的滋味的道理呢？”朋友乙附和道：“说的好啊！”顾荣望着那个满面感激之色的小伙子，而后者此时心里嘀咕：“你以前咋没想到呢！”
　　此时，赵王司马伦当政，顾荣被迫出任长史。没过多长时间，司马伦就倒台了。齐王司马冏上台，顾荣又被迫出任大司马主簿。顾荣依旧狂饮如初，整天整天地昏醉，连工作都耽误了。有人向齐王告状，主簿这个职位很重要，顾荣这小子整天喝酒不办公，您说怎么办吧。于是，齐王转任顾荣为中书侍郎。上任之初，顾荣工作了几天。有人问：“哥们儿，你以前天天酗酒，怎么这回清醒了？”一听这个，顾荣马上又马上酗起酒来。后来，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陆续执政，顾荣展转于他们的帐下，那是一个提心吊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到牵连。在这样的日子下，顾荣的精神快崩溃了。齐王当政时，他曾给好友杨彦明写信，信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呵呵，看来顾荣真的是很痛苦。
　　思来想想，顾荣算是明白了，要想脱得清净，必须离开洛阳，离开北方！这时候，朝廷的旨意又下来了，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这一次，顾荣说嘛也没接受任命，连夜踏上返回东吴的路途。当时北方已乱，四海南奔，回东吴的这一路上也是险象环生，散兵呀，强盗呀，骗子呀，一个也不能少。不过，每到危难之际，总有一个人出来保护顾荣。正想我们猜测的那样，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吃上羊肉串的小伙子。这听上去有点像后来的侠义小说。但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顾荣的传奇明确了一个确实存在的人间定律：在漫长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会心不在焉地埋下一些种子，而在另一些时候，那种子却就真的结出了果实，给我们惊讶与感动，甚至改变我们糟糕的境遇。
　　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初镇东吴，没什么人气，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作为当地世家大族的顾荣拉出来。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向其咨询。顾荣这一次没有消极地面对，积极地为司马睿出谋划策，并推荐了一大批东吴高人。正是在北渡的王导和当地的顾荣的支持下，司马睿最终才成为晋元帝，于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







　　永嘉之乱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牀头，心丧终三年。
　　
　　
　　
　　郗公即郗鉴(269年—339年)，山东高平人。我认为，郗鉴是东晋初期最关键的军事将领，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闻鸡起舞的那位和另外的一些人。原因有二：首先，郗鉴是东晋最重要的军事团体“北府兵”的创建者；第二，东晋初年的一系列内部叛乱的平定，郗鉴都参加了，而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说郗鉴之前，必须说一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变乱也是本条中的关键词：永嘉之乱。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在永嘉之乱前，发生过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严重地消耗了建立没多长时间的西晋王朝。经过一系列PK，最后东海王司马越胜出，掌握了朝廷的权力。此时，洛阳的格局是：龙椅上坐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傻瓜晋惠帝，下面是掌权的太傅司马越，而越又以太尉王衍为合作伙伴。之所以选择王衍，因为王是当时第一名士，在士族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西晋王朝建立后，民族之间出现了大流动趋向，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以各种方式进入内地，其中以匈奴、羯、羌、氐和鲜卑族为众。民族的大量迁徙，导致民族矛盾一点点激化。而“八王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矛盾。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人刘渊率先在山西发动暴乱，建国号为汉。这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开始。两年后，晋惠帝离奇地死了，有人说是被司马越毒死的，有人说是傻死的，无论如何，这个影子皇帝在大乱前幸运地消失了。说他幸运，是因为他没有遭遇到后面两个皇帝那样的耻辱。他的弟弟司马炽继承了皇位，改转年为永嘉元年（307年）。此至，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开始了。
　　从永嘉三年开始，刘渊连续对洛阳发动了两次袭击，但都没有成功。永嘉四年，刘渊死了，刘聪经过内部斗争后取得皇位，这是一个既花天酒地又野心勃勃的人。他派出手下的四员大将：石勒、刘曜﹑王弥和呼延晏四处征战，打击已虚弱不堪的西晋王朝。尤其是石勒的羯族骑兵，在当时几乎是所向无敌，一直从山西攻击到湖北，洛阳以东、江淮以北的地区几乎全部沦陷。这时候，西晋朝廷商议迁都，有人建议到长安去，有人建议到豫章即南昌去，有人建议到建康即南京去，但均遭到最高军事长官太尉王衍的反对。在此之前，王衍向朝廷推荐他的弟弟王澄和从弟王敦分别出镇荆州和青州，并跟他们说：“时局危险，是为三窿。”但狡兔王衍为什么不走呢？确切原因已不得而知。也许，他太留恋洛阳的这一切了，洛水只畔，伊水之滨，春日迟迟，清谈玄虚，这种生活他已经习惯了。总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王衍真的急了，大声嚷嚷着：“你们谁愿意走谁走，我反正是不走！死也不离开洛阳！”当然，在他没死的时候，还是离开的洛阳。这一年岁尾的时候，石勒的骑兵已再次向洛阳逼近。这时候，太傅司马越虽控制了政权，但也必须吞下了16年来“八王之乱”酿下的一切苦酒：他不但需要收拾残破的江山（已不可能），还需抵抗匈奴人和羯族人的进攻（更不可能）。思前想后，我想这司马越是有些后悔的：攫取了最高权力，又有什么用？更走脑子啊！知道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东海之滨呆着！但若一走了之，自是会受到天下人耻笑。这时候，他的参谋甲给他出了个主意：“明公，以征讨石勒为名离开洛阳吧！然后见机行事，你说好不好？”司马越觉得这个计策很靠谱，便向晋怀帝请命，要求率军迎击石勒。离开洛阳时，司马越拽走了嘟嘟囔囔的王衍。应该说，在最初的时候司马越还是想打一仗的。所以，一路上他传檄各州府，不过加入征讨大军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进军到项城时，这支人马仍达到了10万人。一天晚上，司马越意外地得到报告：洛阳的皇帝可能发布诏旨，宣布他一段时间来的专权之罪，并对他进行征讨。司马越陷入了一种无法说明的茫然中。八王之乱，互相攻击，崩离动荡，最后他得到了朝廷的权力，但天下已乱，山河残破，难以收拾。胡人在前，内乱又起，他本想埋怨洛阳的人们，这个时候就别再捣乱了，但觉得又没理由，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添乱的吗？一时间，他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此时又有军报称，石勒的骑兵正在运动。紧张加忧伤，永嘉五年（311年）3月，司马越最终死于心脏病。战斗还没开始，晋军的统帅就完蛋了，我想这仗是没法打了。此时，军中最高统帅是太尉王衍，王太尉虽善于清谈玄虚，但脑子并不糊涂，也看过很多史书，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发丧，于是他封锁消息，企图把司马越的灵柩送回东海藩国。但已经走不了了：消息最终走漏。作为那个时代的第一悍将，石勒亲率领骑兵追赶。4月间，在河南苦县宁平城，羯族和匈奴族的士兵，终于把王衍带领的10万人追上了。场面是相当地悲惨的。西晋的士兵多是步兵，而且军中又有不少司马越和他的幕僚的家属，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王太尉又不懂军事，你说这仗怎么打？石勒先是下令万箭齐发，随后又率骑兵冲杀，10万晋人几乎被全歼。包括王衍在内的一大批王公大臣被俘，随后一同死难了。其中，王衍这位西晋第一名士死得很惨：他被石勒，以倾墙之土活埋了。
　　永嘉五年（311年）6月，以刘曜的军队为主力，石勒、王弥的军队为策应，三军齐攻西晋首都洛阳。西晋军队的主力已在几个月前被石勒歼灭殆尽，洛阳城中蚁集的王公贵族，只是善于清谈聊天，哪见得胡人的快马弯刀？当时洛阳城内的恐惧气氛可想而知，士族们聚集在贯穿洛阳南北的铜驼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城外胡人攻城甚急。此前，晋怀帝想乘船奔长安，终不得出。对于西晋朝廷来说，可谓到了最后的关头。在皇帝、王公、贵族、士人和居民茫然无策时，洛阳陷落了。率先攻入城的是王弥的部队，随后刘曜的主力也涌了进来。屠杀开始了。王弥比较聪明，进城后率军直扑皇宫，掠夺珍宝，捕捉皇帝；刘曜的军队则大杀居民，并于繁华的坊市街区纵火。在311年的洛阳大屠杀中，有包括王公贵族杀在内的3多万死难，整个洛阳一片废墟。在大战开始前，很多人已逃出了洛阳，所以这3万多人几乎已是全城的总人数了。晋怀帝被俘了。自秦以来，汉族皇帝第一次被异族俘虏。随后，他被送往山西平阳刘聪处。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一次宴会上，刘聪这个混蛋让晋怀帝穿上女人的衣服，给他倒酒，有西晋旧臣放声大哭，随后君臣一起遇害。
　　洛阳陷落，怀帝被俘，消息传到长安，在那里镇守的司马邺被幕僚立为监国太子。两年后的313年，怀帝死难平阳的消息传来，他继承帝位，改年号为建兴，是为晋愍帝。这时候，中国北方已经大乱，长安处于变乱腹地，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世家大族选择的不是西北奔长安，而是渡长江南下，到建康去支持司马睿。316年8月，刘聪又派刘曜攻长安。长安之战比之于洛阳之战，更为残酷。晋军坚守了3个月，到11月时，城内终于断粮，人开始吃人。在这种背景下，晋愍帝决定接受了匈奴人的条件：赤露上身，口叼玉壁，乘坐着羊车，打开了长安城门。随后，他也被押往了山西平阳。那里的主人刘聪刚刚戏弄完一个汉族皇帝，看到又俘虏了一个，恶意更甚。在打猎时，刘聪让晋愍帝穿上小兵的衣服，手拿长矛做向导；在宴会间，刘聪上厕所，叫来晋愍帝，让他为自己打开马桶盖，弄完了还不许走，让他站在一旁伺候。在一番侮辱后，刘聪把晋愍帝也弄死了。很多时候，我们忙着看五胡十六国的互相征服，忙着看晋人的潇洒风神，却忽略了那个年代的悲剧的性质！
　　这就是郗鉴这则故事的背景。永嘉之乱爆发后，庶民流离，士族南奔，官拜中书侍郎的郗鉴潜回到山东老家。当时，饥荒遍野，郗鉴的吃饭成了问题。不过，郗老爷子平日里行为方正，以道德高尚著称，所以很受乡亲们的敬仰。于是，富裕些的村民便轮流供养他，给他提供饭食。郗鉴也没客气。当时，他带着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外甥一起住，所以吃饭时总带上两个孩子。一段时间过后，有乡亲坚持不住了：“郗老，这年头大家都很贫困，因为您贤德，所以我们才救济您。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啊，所以您以后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带着孩子啦！” 郗鉴“哦”了一声，心里还是很难受的。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日子真是过得没滋没味。但饭还是要吃的，总不能把两个孩子饿死吧？在后来的日子里，按照人家要求的那样，郗鉴自己来吃，但吃到最后时，他往往来个猛的，吞下一大口，把饭含在嘴里，等回家后再吐出来，给两个孩子吃。虽然怎么卫生，但两个孩子却因此而活了下来。后来，郗鉴带领1000多名乡亲，开始了向南迁徙。
　　过江后的郗鉴，成了个厉害的人物。他于扬州、京口一带收编从北方和江淮逃难而来的流民，加以训练，组成军团。当时，京口称北府，是首都健康的门户，不过在东晋初年，建康的人们还远未发现京口的重要性。郗鉴则独具慧眼，认为京口是与荆州战略位置同等重要的城市。在西晋时，郗鉴已是中书侍郎，过江后由于收编流民组建新军颇有成效，晋元帝任命他兖州刺史。在任期内，他进一步训练北府兵，正是依靠这支力量，后来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前秦；也是靠这支力量，东晋的权臣不敢造次，即使有造次者，最后也被消灭，其中包括钱凤、王含、王敦、祖约、苏峻、刘征的叛乱，郗鉴因功被封为辅国将军，晋高平侯，又迁车骑大将军，成为徐州、兖州、青州的联合军事统帅，最后做到南昌县公、太尉，成为与王导、庾亮平起平坐的人物。当然，郗鉴创建的北府兵也为日后东晋的死亡埋下伏笔：桓温时代，北府兵一度被废，淝水大战前夕，谢安命谢玄重建，在随后的漫长时间里，谢家通过悍将刘牢之掌握北府，随着时间的流逝，司马家族的掘墓人北府小兵刘裕脱颖而出了。
　　无论如何，郗鉴的北府兵成为东晋这个不以军事为荣耀的王朝的最抢眼的军事团体，郗鉴因此而在东晋的历史上留下奇特的一笔。郗鉴活到了70岁。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寿星了。郗家一直以来都信封道教，郗鉴在晚年的时候特爱吃丹药，最后有可能倒霉就倒霉这上头了。他死后，正在剡县做官的外甥周翼辞职了，为的是回来给郗鉴守孝，这一守就是三年。显然，如果没有当年郗老爷子的含饭养喂，他活不到现在。






　　凉席与动乱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既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王恭出自山西太原王氏家族，是东晋后期的重要人物，在动荡的局势中先后两次向首都进军，并死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的第二次进军中。
　　王恭与王忱齐名，后者是王坦之（当年与谢安一起制约权臣桓温）的儿子，也出自山西太原王氏家族。王忱小名叫王佛大，就是这里的王大，也是成语“后起之秀”的主人公，在东晋后期以重新发扬竹林精神而著称。王忱是范宁的外甥，在魏晋时代，范宁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被认为是几百年间唯一一个以恢复儒家传统而努力的人物，为官期间大办孔子学院，提倡儒学。关于王忱，当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叫张玄的名士来范宁家访问，年少的王忱在接待来客时，紧闭着嘴，一言不发，张名士又愿放下架子，最后只得悻悻告辞。事情发生后，范宁责怪自己的外甥：“阿大，你怎么不跟人家说话？”王忱回答：“这个张玄太不像话了，他要是诚心拜访，就应该先跟我打招呼，又为什么被年龄的大小所羁绊呢？”范宁听后大喜，说：“我的外甥啊，你真是后起之秀！”王忱哈哈一笑，也恭维了舅舅一句：“没你这样的舅舅，哪来我这样的外甥？”听上去确实有点肉麻，而且也有点言不由衷的意思，因为当舅舅的是儒学大佬，而做外甥的却以竹林七贤为榜样，人生志趣各不相同。不过还好，是关起门来说的。但后来，这段对话还是被八卦士人们传了出去，导致王忱一举成名。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王忱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新闻。
　　二王在当时虽然齐名，但具体到性格、追求，还是多有不同：王恭为人方直、严肃而简要，在局势渐渐趋向于动荡的东晋后期，想有一番作为，但多少又有些志大才疏的意思；王忱呢，则放诞一些，于事业上没什么想法，只是以恢复竹林精神为己任，想成为阮籍那样的人物。
　　在他们年轻时，关系很不错。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王恭从会稽回到建康。王忱听到消息后，便去探望他的这位朋友。王忱问了问会稽的情况。当时，会稽的光环已经渐渐淡去，永和时代明星云集的情况已不复出现。王恭问：“怎么着，你想去会稽隐居？”王忱学着当年王徽之的一样，矜持不语，只不过，他没有呆呆地望着天空，而是看着王恭屁股下的那块新竹席：“真是不错，你从会稽归来，那个地方正是盛产这种东西，不如送我一件。”王恭听后沉默无言。王忱走后，王恭便叫人将这领竹席送了过去。从那以后，没了竹席的王恭只能做草垫子啦！后来，王忱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一日，跑到王恭家：“我以为你有富余的，所以才找你要啊！”这回轮到王恭矜持了，他捋着胡须，望着空中浮云：“老兄，虽然我们齐名，外界提到我时，肯定会说到你；说到你时，也肯定会提到我，但你还是不了解我呀！” 王忱脸一红：“怎么呢？”王恭说：“我为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身边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
　　身无长物与节俭无关，而是一种原则与境界：我所拥有的，定是我所必需的。这种生命与精神的简约与自足，让一个人的内心不为欲望所牵绊，说起来这实在引人称道。我的意思是说，于隐士或时代的无为者而言，能够拥有这种洒脱的境界，我们会说，你牛逼。然后，我们说，你继续在山里呆着吧！但是，你王恭是这样的人吗？
　　王恭生活的时代，在首都建康，丞相司马道子和眼前的红人王国宝弄权，国宝是王忱的哥哥，王恭与其颇有矛盾。事情回溯到多年前：淝水之战后，山西太原王氏渐渐取代了山东琅邪王氏和河南陈郡谢氏，成为执掌朝廷权力的家族。王国宝的表妹嫁给了司马道子；孝武帝的老婆则是王恭的妹妹。这样一来，太原王氏的两股力量以联姻的形式分别与皇帝和丞相挂上了钩。此时，司马道子专权，让孝武帝比较郁闷。皇帝和丞相的矛盾，渐渐在王恭与王国宝身上体现出来，二人争斗不已。太元十四年以后，在司马道子的支持下，王国宝的弟弟王忱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在孝武帝的支持下，王恭被任命为青、兖二州刺史，驻扎军事重镇京口，掌握北府兵。就这样，昔日的朋友从政以后分别有了自己的阵营。也许是念于旧情，王恭与王忱之间的对抗直到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时，一直没有彻底公开。但几年后，孝武帝因戏言意外被后宫所害，继位的安帝是一个傻瓜，建康的权力完全落到丞相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手里，矛盾公开了：国宝企图伪造孝武帝的遗照，干掉王恭。
　　王恭，断是没有做到生命中的彻底的身无长物。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以剪除王国宝为名向首都进军。军事重镇京口与首都建康在咫尺之间，王恭所遣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勇冠三军，司马道子无奈，只好杀王国宝以求得王恭的罢兵。王恭重合同、守信誉，见国宝死了，便也退兵了。但事情还没完。国宝被诛后，司马道子又企图倚重国宝的哥哥王愉，以其出镇另一要地江州，制约京口和荆州的势力。在这种背景下，王恭再次起兵。在进军过程中，他所依赖的依旧是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王的世家大族思想严重，虽依靠刘牢之，但在骨子里确是看不起他的。司马道子之子元显虽年轻，但颇具手腕，在洞悉了情况后，派人轻易地策反了刘牢之，不习军事的王恭算是没活路了。
　　王恭之死带来一个大变化：刘牢之因诛王恭有功，正式成为北府兵统帅，这也给了他帐下的小兵刘裕出头的机会。“身无长物”的王恭死了，东晋为时二十多年的大动乱正式开始了……





　　已无周胡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周镇是东晋时的一个公务员，一度在临川做太守，为官清廉而耿直，也许办起事来太过冷面了，因事罢官，一个人背上行李卷归还首都建康。周镇是坐船回来的，没来得及上岸，船还停靠在青溪边，丞相王导就得到消息了，于是连夜前来看他。当时，正是夏天，雨挺大的，连日不停，周镇雇的这小船儿，舱特别小，人进去后，连挪动一下都困难；蓬顶还漏了，雨水顺着周镇的脸淌下来。面对此情景，王丞相感叹道：“不是都说胡威清廉吗？不是都说胡威清廉吗？他也未必能做到这一步啊！”到底是丞相，手里攥着一把乌纱帽；到底是个不错的丞相，在激动之下，能把新的地盘交给周镇。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条里的关键人物不是周镇，而是胡威。
　　胡威是魏末晋初时的人，父亲胡质做荆州刺史，即以清廉著称。子得父传，也很俭朴，有一天，小胡想老爸了，便一个人骑着小毛驴，从首都洛阳独自南下荆州，去探望父亲。到荆州后，小胡玩耍了几天，又跟老爸聊了几晚上，看够了楚国的风景，便打算返回洛阳啦。临走时，老胡给了小胡一匹绢。小胡当时就不高兴了：“老爸，您以清廉著称，为嘛自己还存着这玩意儿？解释一下吧！”老胡听了嘿嘿一笑：“儿子呀，这可不是贪污受贿来的，这是我工资的结余，给你带上，在路上换点干粮吃吧！”小胡一听，才把心放到肚子里。
　　在小胡走之前，老胡手下有个员工，正好请假回家，也往北方走，他听说小胡也快动身了，便置办了很多路上用的东西，提前起程，在百里之外的驿站等着小胡。等啊等，终于等到小胡了，这位员工一阵子套瓷后，得以和小胡作伴同行，一路上对小胡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胡非常感激，离洛阳不远了，在一个岔路口，这位员工与小胡分别，正想说出自己的身份，以求小胡在老爸前为他美言几句，还没等他开口，小胡先问了：“你到底是谁呀，怎么这一路上这样照顾我啊？”没错，小胡起了疑心。于是，那位员工红着脸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小胡“哦”了一声，心里多少有点别扭。分手时，小胡把那匹绢塞给了那位员工。
　　到了洛阳后，过了一段时间，小胡往荆州写信，把这件事告诉老胡。老胡一听就怒了，把那名刚回来的员工叫来，痛打了一百棍子，最后给人家开除了。你说这事闹的，无论如何，我觉得有点过分啦。不过，这也确实道出这一根筋的胡家父子的清廉的程度。小胡后来也做官员了，还做到了青州刺史。一天，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召见。司马炎这个人，据说双手过膝，挺聪明的，不过到底比不上他爷爷司马懿，人家老爷子那是大聪明，到70岁时还能玩政变，废掉对手。这司马炎是小聪明，但又喜欢卖弄，人也比较无聊，总喜欢给手下的大臣出难题，这次他刁难的对象是小胡：“大家都说你们爷俩儿倍儿清廉，到底有没有这事呀？”
　　小胡满脸严肃：“当然！这事能是八卦吗？”
　　司马炎等的就是这句话：“那你跟你爸谁更清廉呀？”
　　小胡一愣：“当然是我爸啦！”
　　司马炎：“这是为嘛？”
　　小胡：“我爸清廉，害怕别人知道；我也清廉，但害怕别人不知道。差着一个层次呢！”
　　确实，无论是老胡，还是小胡，为官都很清廉。据记载，他们卸任后，家无余财。这在风尚多奢华的魏晋时代，确是少见。现在，做船归来的周镇，在丞相王导看来，比胡家爷俩儿还清廉。只是人世风云令人感慨，魏晋时的这样的人物，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
　　




　　范宣笑了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
　　
　　
　　
　　范宣，河南陈留人，生活在东晋中期的豫章即今天的江西南昌一带，与名士韩伯同时而又年长于韩；还是著名艺术家戴逵年轻时代的文化课老师。
　　范宣少时，即以高洁清俭、恪守孝道而闻名，于父母的墓前搭屋而居，耕田种地。太尉郗鉴曾有意邀请他出山为官，终被拒绝。后朝廷屡征不就。
　　在放诞飘逸、玄思清谈并第一次发现了自然山水之美的东晋时代，一个文人大致有以下三种人生选择：
　　A．入仕途为官。条件：一、有世家大族的护照；二、擅长清谈与玄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殷浩；
　　B．入山林隐逸，而且是永久地隐逸。条件：心无旁骛，精神高洁，行为慢世，以追求人生的宁静与自然为理想；同时，又具有特别的才华，比如会写诗，擅绘画，长音乐，通书法，精清谈，并能交游上在首都为官的世家大族。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许询、戴逵。
　　C．先隐逸，后为官。条件：当然也必须具有突出的才华，在隐逸一族中享有大名，以退为进，在山林中养足了宫阙之下的名声，不出山是不出山，一出山就把朝廷的人全毙了。代表人物：谢安。
　　在东晋时代，一个人要想出名，大致也只有以上三种办法。范宣选的哪个呢？说起来有点特别。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他是一位隐居的高士，但又不同于当时的这一类人物。因为，在当时，凡隐居山林者，在思想上多偏于玄学与道家。范宣呢，显然不是这样，他是那个时代硕果仅存的几个喜欢儒学的人。
　　自幼就很文雅的范宣，逆潮流而动，喜欢读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无心官场，只是在父母墓前种田隐居，过成清淡的生活。当时，豫章太守是一个叫殷羡的人，有一天，殷太守视察民情，一不小心溜达到一片坟地，此时天色将晚，殷太守有点心惊肉跳，再看那边上，一处茅屋内有隐隐光亮，太守便问手下这是谁的住所。手下道：“这您都不知，是高人范宣的宅子啊！现在一定又在苦读。”殷羡听后大惊，虽然他在一些场合见过这位范高士，但却实在没想到他的宅子竟如此寒酸破败。殷太守心里盘算：豫章境内有此贤人，却住这样的地方，传说出去还以为俺不爱惜贤士呢！转天，他即派人到范宣那儿，告知政府要给他建新宅子。范宣听后呵呵一笑，说你们请回吧，如果我想住豪华的宅子，早就去首都建康做官啦！差人回去，把话重复了一遍。殷羡太守一听，觉得也是这个理儿。怎么办呢？那就先让他住着破茅草屋吧：“看了没有，看了没有，人家范宣这才叫真正的隐逸啊！”在此之前，殷太守听说在会稽隐居的高士们早就住上精美的小别墅啦！
　　我们说到，那天晚上，殷羡太守看到范宣的茅屋里闪烁着隐约的灯火，不错，范宣正在夜读诗书。魏晋时代，儒教崩溃，玄学盛行，那是别人，在范宣这儿可不是这样，他早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读书，不看《老子》、《庄子》；谈话，不说《老子》、《庄子》，我就这样，你们看行么？所以，面对四乡八镇前来求学的后生，范宣所传授和品评的，都是儒学经典，尤其注重对儒家礼数的讲解，志在恢复。在这些学生中，居然还包括远道而来的后来的著名艺术家戴逵。如果放在当下，上了CCTV，却也红了，可惜那时候儒家学说不吃香，玄学名士们认为那是傻子才看的书，但我们的范宣愿意做这样的傻子。
　　只是傻子也忧伤。那是在范宣小的时候，一天午后，他拿着小铲子，在家中后园挖菜，不小心弄破了手指，流出血来，大哭不止。这时候有邻居大哥跑来：“啊！流血了，疼吗？”真是废话。范宣说：“能不疼吗！”邻居大哥说：“哦，看你眼里都是泪花呢！”范宣说：“你又搞错了，我哭泣不是因为手指疼，而是因为包括手指在内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我哪敢随便毁坏！所以才哭泣。”
　　在豫章，范宣过着清贫的生活，以传授儒家礼数为己任，这期间还完成了两本书的写作：《周易说》、《礼记音》，并专门对“丧礼”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在著书与讲学中，东晋的时光流逝着。后来，韩伯来到豫章做了太守，这韩伯是名士殷浩的外甥。他早就知道豫章境内有个范宣，高洁独立，卓尔不群，在南方一带传播儒学，而且舅舅殷浩还曾专门就礼数问题请教过范老师，所以上任伊始他就打听范宣的情况。有手下说，范宣最近日子过得可不咋地，物质生活很艰难，甚至有人传说范宣的老婆都快穿不起衣服了。韩伯听后，马上叫人拉了一百匹绸绢到范家，自然被范宣拒绝。韩伯知道会有此事，随即叫人把这批绸绢减到五十匹，心想：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还减！范宣再次拒绝。于是韩伯又把这批绸绢减了一半，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减到只剩下一匹。结果如何？范宣还是不要。韩伯幸亏有心理准备，没被气晕。不过，也实在够让韩伯皱眉头的。在韩看来，清廉自是一种美德，但死抱清贫就未必了，若以其作为一种姿态那便更是过分了。过物质充裕的日子，与著书授道并不矛盾。只是范宣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有意绷着劲儿哪。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韩伯就一直在找机会，想把这道理告诉他眼里的书呆子。
　　终于，在一个晚春的日子，机会来了。这一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豫章大地绿草繁花，韩伯邀范宣一起乘车郊游，渐渐走出很远。此时天空寥廓，远处山峦莽然，江水奔流，二人顿感心胸开阔，感觉颇爽。
　　韩伯赞叹道：“山河壮丽，莫过于此了！”
　　范宣说：“是啊！这眼中的一切，本应该就是大丈夫所看到的！”
　　韩伯赞说：“说的好！只是，大丈夫不应该让自己的老婆没有衣服穿。”说罢，顺手把车里的两丈绸绢塞给范宣。
　　我们可以想像的出，在广阔山川的背景中，范宣不好意思地笑了。
　　






　　贫者士之常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殷仲堪（？—399年），河南陈郡人，出身没落士族，年轻时曾任职于北府兵，做谢玄的参军。因父亲久病于床，他日夜流泪熬药，一只眼睛失明。他喜欢玄学，长于清谈，在当时与韩伯齐名。殷仲堪为人沉静、清俭、谨慎，孝武帝非常喜欢他。太元十七年，即392年，王忱死，孝武帝力排众议，拒绝以王国宝继任，而派独眼的玄学将军殷仲堪领荆州刺史，镇江陵。
　　 殷仲堪虽然很早就跟随谢玄，见过一些场面，但骨子终究是个文人，没有作为政治强人的气势。所以在东晋后期动乱的时局中，面对桓温之子桓玄的压迫，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当然，这样说也许有些苛刻。我的意思是，虽在整体态势上被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殷仲堪应对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他谨小慎微，搭设关系，利用矛盾，周旋于野心勃勃又颇具手段的桓玄和地方强人江州刺史杨佺期之间。但四世纪的最后一年，晋安帝隆安三年，即399年，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年，桓玄兵贵神速，率先出奇兵攻灭了杨佺期，斩断殷仲堪一翼，并偷袭了殷仲堪在巴陵的粮草基地，然后挥兵江陵。当时正值水灾，殷仲堪于慌乱中抵抗，终于形势不济，溃败而退，于途中被迫自杀。在早些时候，殷仲堪对日益强大的桓玄集团已有防范，为此与江州刺史杨佺期借婚姻而结盟。在归途中，有一个故事诞生。当时，这位一只眼的玄学将军勒马停于庐山东林寺，拜会了一代名僧慧远。在山间，于松柏之下，名士与高僧盘坐青石上，论辩周易。大约是棋逢对手，二人相谈甚欢。在东晋末年的那个伤感的黄昏，不觉间暮色已染红了寂静的山林。两个人的对话很有趣——
　　殷仲堪问：“《易》以什么为体呢？”
　　慧远答：“应该以感应为体吧。”
　　殷道：“铜钟出于山，远山崩而近钟鸣，这就是《易》吗？”
　　慧远站起身来，抚掌大笑，惊起一片归鸟。
　　无论如何，那个傍晚是有趣的，大师慧远以佛理中的“感应”来解释作为三玄之一的周易，让一代玄学名士殷仲堪所折服，而前者对殷也大为激赏。那时候，正有山泉潺潺流淌，慧远说：“将军才思敏捷、聪明澄澈，犹如此泉涌！”慧远又道：“只是，当下时局动荡，适合跃马纵横者，而以将军的情怀，恐难应付长久。”殷仲堪望向远山的落日，陷入巨大的沉默中。
　　在勒马转身告别慧远的时候，殷仲堪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就此归隐，老死山林，远离那争斗的旋涡。但他终于没有回马奔向轻轻微笑的禅师。
　　在庐山留下聪明泉的殷仲堪最后还是死了，让人留下叹息一声。或许这是命运的错误安排吧，他原本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一个文人，一个玄思爱好者，如果生活在东晋中期的永和时代，他自是会成为兰亭座上客。而在东晋末期诡谲动荡的年代里，他错上枝条，或者说身不由己。于是，那历史上很多人物的悲剧，便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在桓玄来攻前，江陵一带逢水灾，收成锐减。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殷仲堪是甚为节俭的，吃饭时，米粒掉了，也不忘记捡起来放到嘴里。在饥荒的年份，他这样做固然是想为他人做出表率，但终究是性格使然。很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孩子们说：“不要以为我现在官做大了，就可以抛弃以前的生活习惯了。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要说的仅仅是：贫者，士之常！做人要厚道，怎么能够攀登上高枝后便忘了本呢？”
　　殷仲堪死了，但他的话却随着那年的洪水漂流到现在。一个人在他人生的早些时候体味艰难困苦的生活不足为奇，在随后的日子里拥或多或少天赋的我们，加上个人奋斗和机遇，若成就了一番功名，当然是件快乐的事，只是殷仲堪又提醒了我们一下：贫者，士之常，登高枝而勿忘本！这里面所说的，不仅仅是关于节约粮食的道理。在我们怀有梦想之初，总有一点东西熠熠生辉，正是它永久盘踞于我们的心中，才让我们坚持下来，并走到今天。我们所应该珍视的，正是心中的那点光亮。
　　顺便说一句，高枝太多了，登上它的人，还有一个选择枝头的问题，若生逢其时，并选对了梦想的枝条，那便是幸运儿了。只是，我们的仲堪兄在当年没这么幸运。
　　





　阮裕焚车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阮光禄即阮裕，河南陈留人，与阮籍同宗。他生活在东晋时代，素以通情达理、爽快无私著称，官至侍中。这个官不大，但由于能够出没在皇帝身边，倒也重要。不过，东晋时代的政治比较特别，皇帝没嘛作用，权力都集中在辅政的大臣手里，所以这个侍中做的也就味道索然了，加上阮裕这个人没什么功名心，所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觉得首都建康的生活没嘛劲，便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职去了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在那里，阮裕买了一套房子，花去了不少积蓄:因为当时的会稽，是东晋最大名人聚集地，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各路高人喜欢隐居在这里，导致房价上升。期间，朝廷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被阮老拒绝啦。
　　阮老爷子有个特别的爱好：收藏车子。有的是老古董啦，很是值钱。其中有一辆车是东汉时代传下来的，有百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木材好，所以很皮实，阮裕又懂车，为其做了精美的装饰，看上去特别漂亮。据说，包括貂禅他后爹王司徒在内的不少名人都坐过此车。尽管阮裕视此车为自己的心爱之物，但若有人借，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爽快嘛！
　　有一天，阮裕邻居的老娘死了。邻居以前就找阮裕借过车，这次又萌生了借车的念头，但思前想后，觉得毕竟是办丧事，不吉利呀，阮裕平时往外借车虽很慷慨，但这一次……这样一想，邻居也就放弃了借车的念头。后来，事情传到阮裕的耳朵里，搞得老爷子很不舒服。为嘛？觉得有愧于邻居:“俺有车，为的是能给大家带来方便，但在关键时刻别人却不敢借，你说要这车还有嘛用？”最后，越想越别扭，一把火把车给烧了。
　　从阮裕的车灰中，我们自然可以提炼出一个人的爱心。阮裕的无私助人，自然会赢得我们的尊敬；但邻居做的也没错，家人死了，以其晦气，不向阮裕借车，自然比向阮裕借车更符合人之常情。反过来说，你阮裕与人家的交情似是没到那份上，人家老娘死了为嘛要向你借车呢？顺便说一句，现在的车与东晋时的不太一样了，所以阮裕焚车的故事也就空前而绝后了。





　　偷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牀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这是关于孔融的儿子偷酒喝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看三个看点：一是这孔子的第20代孙孔融确实爱喝酒，连床头上都摆着一堆酒坛子，看来总是嗜酒昏醉.为了维护喝酒者的权利，孔融曾亲自给曹操写了一封信，激烈地反对曹操的禁酒令。有人称，魏晋时代的嗜酒迷狂的风气，是从孔门之后孔融开始的，多少有些道理，当然也有些讽刺味道；二是孔家这俩孩子，五六岁就好整一口儿，步履蹒跚的童年时代就好搂着酒坛子，你说以后可怎么办。当然，古时的酒，大多没现在的白酒劲大，不过孩子喝了也容易上头啊。顺便说一句，看来这好喝能喝，真是跟遗传有关系；三是小儿子的那句话足够有力。当时，哥哥问：“那是老爹的酒，喝前你为嘛不行礼呢？”小儿子的回答可谓经典：“我的傻哥哥呀，这是偷来的，怎么能行礼！”
　　偷，不得为礼！
　　这便是古人对我们的忠告了。因为，偷本身已经违礼了，是件不光明的事，又怎能相拜呢？偷后行礼，那便虚伪至极了。由酒而色，现在的城市里，偷酒喝的人基本上没啦，但偷情的倒是不少。灯亮了，又灭了，干得好事！若在此之前，于心中闪过这样的念头：“啊，家里那位，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想，那真是糟糕。事实上，在偷情之前，怀有这种想法者大有人在。所以，我建议他们和她们学习一下孔融的儿子。偷且伪，连五岁的孩子都不想戴两顶缺德的帽子，那么你呢？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干得好事时大摇大摆，心安理得，而是劝你趁早离婚算了。
　　




　　孔融之死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孔文举即孔融（153年—208年），山东曲阜人，孔子第20世孙，东汉末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说道孔融，我们率先想到的是让梨的典故。当然，现在看起来，把大梨让给哥哥，未必人性化呀！
　　东汉灵帝时期，以出身高门，被推举到朝廷做官。到底是孔子的后代，遗传基因厉害，这让青年时代的孔融天生聪明又骄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与周围同事多有间隙，几度愤而辞职。如此猜测，也许怪不得他同事，毕竟这孔融脾气不一般。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为北海太守，后代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绍派人攻青州，围城甚急，但孔融一点都不紧张，开卷读书，一如往日。有的人在危情下也不着急，那是因为心里早就想好了点子；孔融厉害就厉害在，在根本不知道怎么退敌的前提下，仍能做到谈笑风生！呵呵，有人说了，这不是个傻子吗？这样说多少有点过分啦，你让我们的文学家孔融怎么着呢？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袁绍袁本初，就会捏软柿子，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嘛。还好，在陷城前，孔融最终逃了出来。此时，皇帝已被曹操挟至许昌，孔融没办法，只好向许昌方向逃跑。
　　总不能求全责备，不要指望一代文宗还是个军政高手，孔融有立足的一面，就罢了。小时候，孔融是很聪明的。在他10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到首都洛阳。当时，前面提到的李膺享有盛名，能得到他的接见，被称为“登龙门”。当然，并不是想见就能见到李膺的，只有青年才俊和亲属才有可能得到通禀。孔融不管这些，来到李膺府前，对看门的说：“我是你们主人的亲戚，快去给通禀一下吧！”看门的一看是个少年，似乎不像是谎话，便通禀给李膺。入得府来后，望着孔融，李膺有些愣神儿：“孩子，你有没有搞错，我好像不认识你啊，你跟我有嘛亲？”孔融说：“当年，我的先祖孔子曾拜您的先祖老子为师，所以我们是世交哦！”李膺和周围的宾客互相看看，知道这孩子原来是孔子的后代。李膺很高兴，热情地款待了孔融。正在这时候，一名叫陈韪的官员来了，有宾客悄悄地把孔融刚才说的话转述给陈韪，陈大人听后，矜持地摇摇头：“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就出色啊。” 陈韪的意思是，小时候胖不算胖啊！孔融一直支棱着耳朵听着呢，于是马上转头应答：“您老人家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陈韪尴尬了一脑门汗，李膺和周围的宾客放声大笑。
　　在去许昌之路上，落魄的孔融想起少年往事，不仅感慨万千。来到许昌后，孔融发现朝廷已完全被曹丞相架空了，皇帝成为彻底的傀儡。对于许昌的政局，孔融很不喜欢。但在以实力说话的三国时代，于政治上志大才疏的孔融顶多能做到不喜欢这一步。
　　许昌的中心人物是曹操。但由于是孔子的后代，又是建安七子的大佬，于德行和声望上都是NO.1，所以孔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的寓所成了当时许昌最热闹的沙龙，每天都会聚集着一大批人，讲谈文学，品评人物，议论政治，推荐新人。尤其是后一条，最为孔融喜欢，当时天下的青年后生，多以孔融为师，而孔老师来者不拒，甚至能跟比自己小好几十岁的青年聊到一起。
　　这让曹操很烦恼。说起来，曹操和孔融之间是互相轻视的。孔融是孔子的后代，曹孟德不在乎；建安七子的首领，曹孟德觉得没嘛，拿他当个宝的儿子曹丕。孔融写的东西，让曹操不屑。就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于文学价值上，他的作品确实比不上曹操。当然，对于曹操，孔融更是看不上，这里面不仅包括曹操的出身，也包括曹操的为人。
　　在许昌时代，孔融对曹操的政治多有责难与反对，这种不合作主要表现在四件事上：
　　一、先后反对进攻袁绍和刘备。这无须细讲。
　　二、反对曹操的禁酒令。东汉末期以来，及至三国时代，世事纷纷，人们多以酗酒为乐或自我麻醉，荒废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欲颁布禁酒令，自然有他的道理（当然，能否真正实施是另一个问题了）。面对曹操的政策，孔融公开反对，写了一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在禁酒令中，曹操说酗酒会荒废政事，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对此，孔融反问：古往今来，因美色而荒废政事直至亡国的也不少啊，难道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就得把男女的爱情与婚姻也废除了？孔融的说法，在逻辑本身上没问题，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来说事儿，多少有点狡辩嫌疑，所以后来曹丕在评论建安七子时，说他的文章虽然犀利，但“理不胜辞”。在《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中，孔融引经据典，大说喝酒的好处，写得气势磅礴，放在今天可以直接做酒厂电视直销广告的脚本了。文章一出，孔融自己也很得意。
　　三、反对恢复肉刑。当时，天下大乱，多生罪犯，很多人要求曹操恢复自汉文帝时废除的包括宫刑、黥刑、刖刑等在内的肉刑，以示威慑。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在徒刑与死刑之间，缺乏一个具有过度性质且又具有惩戒力量的刑罚。施政严格的曹操一度曾有此意，但遭孔融的坚决反对。孔融举了司马迁的例子。
　　四、干涉曹操父子的私生活。在征袁绍的战斗中，曹丕纳当时的美女袁绍的儿媳妇为妾。针对此事，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称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曹操乍看，觉得太无厘头了，怎么来了这么一句。后来，才知道是孔融讽刺曹家的所为。多年来，对于孔融，曹操一直憋着气，又突然接到他这么一封信，当时就把曹操气蒙了。
　　自然，除了最后一条外，其余三条均是用正常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无不妥；至于最后一条，虽有干涉曹家的私生活的嫌疑，讽刺得比较损，但也不至于死罪。尽管如此，曹操仍有不爽。倒不是说孔融多次以书信的形式责难当朝丞相（而且在那个时代，人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像后来那么森严，通过写文章来指责权威，并不被看成是大不敬），而是说为什么我曹操一有个风吹草动，你孔融就在一边窃窃私语、唧唧喳喳，而且都是站在我的对面？而且，在孔府正在形成一个多嘴集团，虽还不至于威胁到曹操的权威和统治，但是有一个对立面戳在那里，总是让丞相不爽，你算把我烦死了。尤其一想到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孔融那股自以为是的劲头，曹丞相就真的很生气了，后果当然也就真的很严重了。这期间还发生了“祢衡事件”。
　　一向喜欢推荐后生的孔融，整出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愤怒青年祢衡，而后者以棱著称，曹操召之而不至（并非传言先受到了曹的怠慢），后被罚作鼓吏，在一次宴会上当场裸体猥亵了曹操。后来，在许昌有人传言祢衡的行为受到了孔融的支持。不过，曹操没对祢衡下手，把他打发去了南方刘表处。曹操的目标是孔融。
　　孔融虽多次反对自己的主张，但他毕竟不熟悉现实中的政治，更不懂军事与谋略，断不会威胁到自己。曹操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丞相仍不打算放掉孔融，他无法容忍在他的首都有一个人，四海青年才俊皆以其为师；这个人的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中心，而且总和自己唱反调，连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也跳出来点评两句，你以为你是谁？在某一个瞬间，曹操已经把孔融当作自己在许昌的最大的对手了。
　　这事就麻烦了。
　　许昌是曹操的，也是孔融的，但归根结底是曹操的。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有人网络孔融的罪名，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曹操的指使下。于是，借此机会，曹操把孔融满门处死。
　　处死了？对，处死了。事情就这样简单。在被逮捕之前，孔听到了这样四条指责：A、在北海为太守时，见皇室有难，招募兵丁，举动可疑；B、曾诽谤朝廷；C、虽为孔子之后，但不遵守朝廷的礼仪，打扮不修边幅，嗜酒昏狂；D、曾空出狂言，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也就是说，孩子的诞生，是父母性欲爆发后的结果，所以当父母的没什么恩于孩子。而且，与祢衡互相吹捧，以孔子和颜回相称。
　　最后一条一经公布，这孔融便死定了。“父母于子无恩论”，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孔子的后代孔融说的。但这确实是孔融说的，哪怕是酒话。从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比后来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更极端。从字面上看，这句话直接否定了“孝”的意义，在中国的古代，王朝都标榜以孝治天下，由此观之，孔融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了。如果这样观看，说孔融是魏晋风度的开创者，似乎也不为过。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孔融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对当时险诈的世道与人心不古的失望。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孔融说了那话，所以这“大逆不道”的罪名难逃了。
　　孔融被关进监狱后，在许昌和洛阳的知识界造成巨大震动，一时间人心惶惶。但孔融的两个孩子却很平静，就是偷酒喝的那两位。当时，他们还都不到10岁，父亲被逮捕的那天，两个孩子在庭院里游戏如故，一点也不害怕。面对公差，孔融自言自语道：“希望这罪行到我这儿就打住，不要连累了孩子！”这时候，大儿子站起身来，对父亲说：“爹爹大人，您见到过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窝里还有完整的鸟蛋吗？”望着两个孩子，孔融低头不语。再抬头时，眼里充满了泪水。
　　果然，孔融入狱没两天，两个孩子也被逮捕了。
　　孔融在死前写下一首《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好一个“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孔融血染许昌街市。这位孔子的第20世孙，因死于“大逆不道”，横尸街头后，竟一时无人为其收尸。关于孔融的名字和著作，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也很少被人再提及。直到曹操死了，曹丕即位建立魏国，才在某种程度上给孔融进行了平反。如果说曹操喜欢文学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抒发自己的人生抱负；那么，曹丕喜欢文学写作，就完全是出自单纯的文字兴趣了。孔融作品的文学性虽一般，但毕竟学问和名气比较高，被认为是建安时代的一代宗师。出于对大师的尊敬，曹丕叫人收集整理了孔融的文集。
　　生不逢时，生不逢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这是历史的评价。若在清平的治世，也许孔融会干得更好；但逢着三国乱世，并无政治、军事与谋略之长的孔融，在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同时，又喜欢坐在一旁议论时政，自然不为曹操所容。说到底，孔融之死，是性格酿成的悲剧。这危险的性格来自曹操，更来自孔融自己。






　　袁边问答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这是一则小令。边文礼即边让，生活在东汉后期，以擅长辩论著称，据说是仅次于杨修的人物，官至九江太守。袁奉高即前文所说的倒霉的被郭泰所轻视的袁阆(有人称为闳，或作一阆一闳，按考当为阆)。
　　一日午后，边让来拜见袁阆，一时慌乱，有点失礼，具体怎么失礼了，人家没说，我们就不去管它了。袁阆这人，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虽是引导陈蕃出山的人物，但在明白人眼里，才学毕竟有限，属于比大隐士黄宪差一个档次的人物——当年郭泰到路过袁家，不是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吗；到黄宪那儿，却一连住了好几宿。人们以此来比较袁黄二人的魅力。虽然如此，但在小边面前，老袁还是想吆喝吆喝嗓子的。于是，便笑呵呵地挖苦道：“我听说当年许由面对伟大的帝王尧，脸上并没有惭愧的神色，呵呵，你现在见我，为吗搞得这样紧张？”说实在的，老袁的这个类比有点过了：把自己比作尧，道行至少还差着好几千米吧！但既然袁老师这样说了，边让也不能陪着傻笑。而且，毕竟小边人反应快，脑子活泛，又擅长于辩论，所以很快就为自己失礼打了圆场：“您老人家刚刚主政这里，像尧那样的伟大德行还没显露，所以我也没看到，于是才有些失礼呀！”以守为攻，转瞬之间，边让便占据了上风，边的潜台词是说：什么？比作尧？那还差点吧！先过了黄宪那关再说吧！
　　老袁脑门上冒了汗，弄湿了东汉的那个午后。他本想打击一下边让，没想到却被人家倒打一耙，实在让人窝火，如果再回忆起当年郭泰那档子事儿，我想真是够老袁躺两天的。当然，后来二人之间没发生什么不愉快，至少说明老袁还是比较大度的，不上心里去。生活中的此类人，总让我们感到另外一种温暖和美好。至于说边让，当时那番话多多少少也有点没理找理的意思。不过，也道出了他的反应的机敏程度。当然，这类人终有一种悲哀，他们依靠嘴上的功夫，建立了人生的哲学和态度，最后往往还是会倒霉在嘴皮子上：边让的结局和杨修一样，最后被曹操办了。




　　愤青祢衡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
　　
　　
　　
　　这是曹操在《世说新语》中第一次出场。
　　关于曹操，自是无须多讲，只记得他是三国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就可以了，这种伟大自是超越了加在一起的刘备孙权诸葛亮，于政治、于文学，写诗作战——虽然在赤壁输了，但也挡住不这伟大！有不服的么？所谓建安风骨，曹操一人之风骨罢了！
　　当然，人性是复杂的，这最能在曹操身上体现。他是一个矛盾体。因为，在他的身上，既有宽阔的胸怀，沉郁的情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又有不容人之处，如对孔融，对杨修，对边让。由此也可见，曹操所杀的，都是恃才傲物又终不能为自己所用的人。这样的人物，往往又都是轻蔑曹操的，也包括被曹操借刀所杀的祢衡。
　　祢衡(173年—198年)字正平，山东临邑人，口才好，负才而为人傲慢，喜欢犯棱，是个愤青。一天，祢衡来到了许昌。自负才学的小祢本以为能够一下子把许昌的人们震了，但没想到一圈转悠下来，没人买他的账。是啊，人家为嘛要买你的账呢？但祢衡不这样想，他很郁闷，觉得这许昌遍地都是白痴。在冥冥中，他总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来历不凡，是天下奇才，但眼前的现实又实在让他光火。这个倒霉许昌，难道真的是没有伯乐吗？这样一琢磨，他便想到了孔融。在来许昌之前，他就知道这座城市里除了有个皇帝，有个丞相外，还有个天下后生皆拜服的孔融老师。于是，找了一天，在没人引见的情况下，祢衡直接闯进孔府，嚷嚷着要跟孔融喝酒。孔融说好呀，怎么个喝法？祢衡一愣。人人皆言孔老师喜欢结交年轻人，看来此言不虚啊。祢衡心里暗自琢磨。这一年孔融已50岁上下了，比祢衡大了足有30岁。
　　这一老一少的友谊是从喝酒开始的。
　　在许昌的岁月，祢衡的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他渴望获得权贵们的认可和尊重，一方面又莫名地鄙夷这些权贵，比如掌权的曹操。有一段时间，祢衡怅然若失。还好，有个忘年交孔融，一段时间下来，这爷儿竟对上了，总凑到一起喝酒、聊天，谈论天下之事。一次，两个人喝到后半夜，都高了，庭院中，明月之下，祢衡对孔融说：“当今天下，幸有孔老师，仲尼不死啊！”孔则对祢衡说：“颜回复生哦。”
　　这样的互相赞美自然有点肉麻。在许昌，孔融自比当年的李膺，喜欢推荐后生，以伯乐自居。对于祢衡，他是想重点培养的。所以，没有草率地向朝廷推荐，而是通过孔府的沙龙，慢慢让许昌的才俊们认识祢衡，扩大祢衡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流逝，许昌的士人们开始这样传：知道不，孔融府上有一位天下奇才！
　　有了这样的铺垫，孔融决定正式向朝廷推荐祢衡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这祢正平太有才了！如此下来，弄得曹操也很想见见这位祢衡。
　　但祢衡却拒绝了曹操。究其原因，是真的因为讨厌曹操这个人，还是因为狂劲又上来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说曹操，丞相表现得还算淡定，没有动怒，但心中盘算：你还挺狠。我不搞你，还要给你官做。什么官？负责击鼓的小吏。
　　祢衡竟从命了。
　　在一次宴会上，许昌文武皆在，喝到高处，曹操命打击乐小队表演，以助酒性。队员依次上场。按照规矩，队员击鼓试音前，皆应脱去旧衣，穿上新衣，轮到祢衡了，哥们儿大摇大摆地上场了，并未换上新衣，一曲《渔阳掺挝》，自是浸满怀才不遇的悲情，听上去，沉郁悠远，有金石之声，令在座的众人颇为伤感，曹操一时也为之动容。这时候，有没眼眉的领班于幕后露出头来说：“呀，祢正平，你怎么没换上新衣服就上场了，去换啊！”祢衡回过头来，瞄了领班一眼，没搭理他，持鼓猛击。领班再次在一边嘀咕。祢衡放下手中的鼓槌，愣了会儿神儿，然后去掉头巾，脱下衣服，裸体于众人面前，全场惊骇。祢衡裸体击鼓，性情所至，想起多年来的遭遇（其实也没几年），志向未酬，愤恨之情于不觉间升于心头，顺便卷了这位丞相，所谓于清白之体对污浊之人。当然，并不像《三国演义》中“击鼓骂曹”那段记载的那么夸张。
　　宾客大惊，都把目光转向曹操。曹操缄默不语，冷冷地望着裸体的祢衡。这时候，在座的孔融起身说道：“祢衡的罪过相当于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胥靡，一种刑罚，用绳子把犯人连在一起，令其在工地上做活。据传说，商朝的帝王武丁曾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位贤人，于是就叫人按照梦中的模样画像，然后寻找此人，最后在一个工地上发现一个叫“说”的犯人和画像上的人一样，武丁遂以此人为相，果然是位治国良相。孔融的意思是，祢衡的罪和“说”一样，也是那样的人才，但却不能引发你的梦。
　　曹操始有愧色，自言自语道：“祢正平，我本想侮辱你，却不料被你侮辱了。”
　　“祢衡事件”发生后，曹操做了冷处理，没有直接做掉祢衡，而是把他派遣到荆州刘表处，所谓借刀杀人。后者未中计，又将其遣至江夏的黄祖处，这黄祖可是个急性子，不吃祢衡那一套，有一次酒后祢衡又犯棱了，当即就被黄祖弄死了。早些年间，祢衡写过一篇《鹦鹉赋》，以笼中鹦鹉自比，比满天下那些上炕认识娘们儿下炕认识鞋式的人物厉害N倍，只是苦于不能翱翔天空。但他想怎么翱翔呢？
　　天下狂士，多是辩才，才华在舌头上，祢衡是典型的例子（当然，祢衡的心理素质也不错，毕竟敢于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脱衣服）。最后，他也死在了自己的舌头上，这一年他才25岁。在我看来，25岁的他是辩士，却未必是济世之才。当然时代也没给他这样的机会，而一个连机会都没有的人，又怎能说是天才奇才？这句话，实在是很好的反问句！祢正平，实在抱歉啦！






　　树杈间的司马徽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锺，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庞士元即庞统，湖北襄阳人，少年时显得呆呆的，长得又很难看，所以周围的人都不看好他。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叔父庞德公。庞老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认为小庞将来定能有作为，于是便推荐庞统去拜见颍川名士司马德操即司马徽。
　　18岁那年，庞统挎上个包袱，驾着辆小马车，踏上了通往颍川之路。河南颍川，人杰地灵，堪称东汉三国时代的第一宝地。颍川司马徽，在当时享有盛名，有三个特长：识人、上树和弹琴。尤其是能鉴赏人才，人称水镜先生，你是不是块料，老爷子一下子就能把你照出来原形，放到现在，实在是适合做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总监。
　　庞统来到颍川时，正碰见司马徽背着小竹篓在采桑。这样的镜头真是亲切：远山背后，一处桑麻地，有老者依林傍田而居，笑看风云。庞通知道那老爷子就是司马徽，但并未下车。庞通坐在车上，抬头说：“我听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就应该成大事，哪有压抑奔腾的江河之水而做妇女们该做的事儿呢？”庞统无非是想先摸一下这司马老爷子的底。呵呵，在三国时代，只要是复姓司马的，可就是厉害的角色啊，小庞你可要小心！果不其然，树杈间的司马徽不紧不慢地转过头来，捋着胡子微笑道：“你就是庞统庞士元吧！”
　　庞统一愣。原来，在此之前，庞德公已修书给司马徽，告知庞统要前来拜访。司马徽说：“小子，你先给我从车上来。”
　　庞统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从车上下来了，心里想：您是不是也从树上下来啊？这么老高的，您岁数也不小了，别再摔着。司马徽没下树，把目光投向远处的天空：“我说小庞啊，你只知道走小路快，但却不曾想到迷失了方向怎么办。我听说很早的时候，大禹为天子，刑罚峻急，民风不古，诸侯伯成辞去荣华，耕种于田野；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原宪宁愿住破败的屋子，也不愿意拿它换豪华的别墅，因为他有高洁的品格。我的问题仅仅是：又有谁规定，必须住豪华的别墅，坐肥壮的骏马拉的车子，侍从前扑后拥，只有这样才算奇伟的大丈夫呢？可世间的人们，却往往怀有这样的想法，这正是隐遁之士许由、巢父感慨的因由，也是清洁之士伯夷、叔齐叹息的缘故。吕不韦通过的令人鄙夷的手段获得高位，齐景公虽富甲一方而却奢侈无度，他们的所谓荣华在我看来真是不值得去尊敬。”
　　庞统立马拜倒在地：“俺来自荒蛮之地，很少有机会能见识到真理，如果不是试探着敲了一下这钟鼓，还真听不到这响亮的声音呀！”当然，庞统所宾服的，也仅仅是司马徽反驳中的论据本身，至于司马徽的人生取向，他未必赞同。在骨子里，他还是认为大丈夫尤其是生缝乱世的大丈夫，是需要挺身而出，建立一番功业的。
　　当时，爷儿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俩聊了起来，由于聊得很投机，至到落日消失在群山的背后，这司马徽也没从树上下来。当然，这样的说法颇有夸张，不过没关系啦，总之我们知道二位聊得很爽就可以了。在一番聊天中，司马徽发现，这个庞统虽然模样不咋地，但见解非常，屡有奇想妙想，是个人才。此时庞统想的是，天已经黑了，怎么把老爷子从树上安全地接下来。
　　在颍川，两个人聊得很成功，岁数已经很大的司马徽称庞统为弟。从颍川，庞统带回来司马徽的这样一句评价：“襄阳庞士元，南州士人之冠冕！”从此，庞统的名声一点点显赫起来，直至与诸葛亮齐名。
　　后来，北方大乱，司马徽由颍川向南避难于荆襄，为落魄求贤的刘备扑着，近乎哀求地让老爷子给推荐点人才，司马徽见这刘皇叔挺真诚的，而且也不是等闲之辈，便说道：“俗士岂识时务，此间自有卧龙诸葛亮、凤雏庞士元！”
　　荆襄当时是刘表的地盘。刘表以昏暗著称，宠信小人而害贤良。以品评人物著称的司马徽，此时显得小心翼翼，当人们就人物好坏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往往只说一个字：“好。”两个字就是：“不错。”时间长了，他老婆便问他：“夫君呀，人家不知道才问你，你为什么每每总是说‘好’呢？”司马徽回答：“你这样说，也很好！”顿时让他老婆没脾气了。刘表之子刘琮曾去拜见。其手下见园中有衣冠不整的老农在锄草，问：“司马先生在吗？”司马徽头也没抬，答：“我是。” 刘琮手下大怒：“我们寻的是高士司马先生，你一个老农胆敢冒充？”司马徽一言不发，回到屋子里，穿戴整齐，自是松鹤之相，迎见刘琮，后者拜倒，众人皆惊。当时，包括刘琮在内的很多人向刘表推荐司马徽，刘表一时好奇，便接见了。司马徽自知刘表的底细，昏暗而愚蠢，当是厌恶相见的，但跟刘表之子刘琮关系还不错，不好驳面子，也就见了。酒桌上，刘表东拉西扯，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司马徽多数时候笑而不语，被逼得没辄了，便来一句：“说的好啊！”散去后，刘表嘟囔道：“世间的人们都是在说昏话吧？我看这个司马徽也就是个平平常常的老书生啊！”
　　司马徽当是那个时代的隐士，是作为三国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而存在的，既不同于诸葛亮出山济世，才尽其用；又不同于祢衡狂狷不羁，终于无为。当年，他在树杈间说的那一席话，被后来的隐逸者当成驳斥为功名而努力的人的葵花宝典。不过，有时候在推荐人才时（对诸葛亮和庞统），他又很认真。一方面高洁自好，隐而不出；另一方面，又推荐他人出山跳入纷争的火坑。司马徽，你想干什么？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以鉴赏人才著称的司马徽看来，人才的最终落脚点是人尽其用，你是这样的人，那么好，你出山吧；你是那样的人，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山里呆着吧！看透一个人的命运传奇，洞悉一个人的生命旅程，所谓大隐之心，当如司马徽。
　　建安十三年，即208年秋，曹操征荆州，意外得司马徽，欲重用，后者自是无意为官，辞而不就。僵持间，三国时代的第一隐士，悄悄地去世了。
　　




　　钟会的悲剧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钟会是三国时期书法家钟繇的小儿子，又一个河南颍川人。钟会相貌俊秀，脑瓜聪明，深具才华，又为贵公子，所以魏国上下以其为宝贝。在司马两兄弟尤其是司马昭掌握魏国大权的时代，实为幕后谋主，多出奇计，深受信赖。
　　在蜀国对魏国的进攻消退之后，钟会立即鼓励司马昭趁其疲惫反灭蜀国。当时，反对者众多，钟会一人相驳，真是为难哥们儿了。司马昭每每看到钟会与群臣辩论时，粉白的小脸憋得通红，就很心疼；加上自己也有伐蜀之意，最后便站在了钟会一侧。
　　263年，多次受到蜀国诸葛亮和姜维骚扰的魏国，倾精兵16万，分三路，狂攻蜀国,统帅分别是邓艾、诸葛绪和钟会。其中钟会军是主力，有10万之众。钟会本欲出汉中，一路直陷成都，却不料被著名的结巴邓艾抢得先手:正当钟会与姜维在战场上僵持不下之时，邓以精锐之兵出阴平小道，飞越险山,奇袭绵竹,兵临成都，迅速灭掉了蜀国。钟会这个人有很多优点，缺点也不少，其一就是爱打小报告：因嫉妒比他更潇洒的嵇康，而于司马昭面前进不利之言；攻蜀时，为了掌握雍州刺史诸葛绪之兵，曾向司马昭写信告状治其行军不前之罪。伐蜀之战中，钟会又与邓艾多有矛盾，后者神速行军陷成都，蜀国亡，作为主将的钟会气不过，便又向洛阳发去密报，称邓艾有谋反之心。此时，率孤军陷落成都的邓艾也骄傲起来，激动之下竟擅自封了蜀国降臣，同时并没班师的打算，而向洛阳建议驻军成都，乘机图吴。这惹恼了篡逆之心已生的司马昭，便顺水推舟收捕了邓艾，然后以静制动，观察钟会。
　　轻易地便剪除了邓艾，钟会也有点意外。此时，身在成都的钟会手下有兵20万，威名赫赫。于是，钟会和邓艾的矛盾在瞬间变成了钟会和司马昭的矛盾。说实在的，在钟会于成都反叛前，同样聪明的司马昭自是明白钟会的处境，也知道钟会的担心，尽管如此，当这个俊秀的贵公子一下子把枪刺指向洛阳时，司马大将军还是有一些意外，甚至是伤感和惋惜。
　　按照传统的说法，钟会的起事受了所谓诈降的姜维的鼓动。其实，即使没有姜维的鼓动，钟会也自是明白：蜀国已灭，自己拥兵数十万，功高盖主，即使老老实实地回洛阳，阴鸷的司马昭突然翻脸也不是没有可能。与其承受惊恐，倒不如再往前进一步，先割据成都，后起兵讨伐专权欺君的司马昭，魏国上下定会有所响应，进而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264年初春，钟会突然召集手下，于宴会上展示魏国太后“遗诏”，声明自己将为国除奸，回师洛阳讨伐司马昭。但应和者甚寡。钟会顿时有些发慌，如采取强硬手段，他又担心不成进而激起兵变。紧张中的钟会，一时间没了主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那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许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和哥哥钟毓一起被魏文帝曹丕接见。在大殿之上，面对皇帝，两个少年战战兢兢，其中的钟毓流汗不止。曹丕问：“你干嘛一直在那流汗呢？”钟毓回答：“因为战战惶惶，所以流汗如浆啊。”诗人皇帝随后又问钟会：“你呢，为嘛不流汗？难道不怕我？”钟会回答：“因为战战栗栗，所以汗不敢出呀。”曹丕大笑。如果说钟会当年的回答有意无意地用文字游戏博了帝王一笑，那么多少年后在成都的他，可是发自内心地紧张。
　　钟会骑虎难下了。
　　通常来说，一个人在紧张时，往往会犹豫不决，钟会也犯了这个毛病，正是在犹豫中失去了率先剪除反对派的机会，而被部下反戈搞定。最后的结局是：钟会、姜维被杀，邓艾也被追杀，监军卫瓘一人成为这次平定蜀国之战的最大赢家，并奠定了卫氏家族在两晋时代的显赫地位。
　　钟会的成都之变终于没有成功。在我看来，有内外原因。伐蜀的魏国将领和士兵，大多数都不愿意参与钟会的起事，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钟会就属于少数派。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将领和士兵都家居中原，伐蜀已够艰险辛苦，战争终于结束，自是盼望早些时候回归中原，怎有抛弃家小割据成都而再次陷入争斗的欲望？况且蜀国已平，人人有功，已是事实，又何必跟着钟会再冒一次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钟会羽翼远未丰满，于司马昭的幕后出计献策赢得信赖，并不意味着于魏国的将领中形成影响力。相比之下，洛阳的司马家族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爪牙亲信均已树立。在以上背景下，钟会于成都举剑，自是没什么响应者。是为外因。内因是，钟会犯了所有起事者的大忌，那就是一旦决定起事后，踌躇不前，犹豫不决，失去最佳机会，以致自己还没有动手，对方已经发难。而且，在起事前，钟会应该想到，除了自己的心腹幕僚外，其他诸将领不会有什么人响应这个冒险行动。如果想到了这一点，而又下决心行事，那么就应该果断出击，获得先手，倾力而除之，这样的话还万里有一，没有人敢说肯定不成功。可是呢，钟会的犹豫不决，致使自己丢掉了这样的机会，也就丢掉了性命。说到底，贵公子出身的钟会不是独当一面的人才，在幕后献计自是没得说，但却难以独立而从容地掌控大局。您的意见呢？
　　






　　断膀的凤凰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邓艾(197年—264年)，字士载，河南南阳人，三国后期的作战模范。邓氏原为南阳大族，但艾出生时，家族已没落。由南阳迁汝南，邓艾成长于一个贫困的屯田农民的家庭。
　　邓艾天生刚直而才思敏锐，因说话结巴，青少年时代的邓艾颇受人嘲笑。然而邓艾志存高远，喜读兵书，崇拜吴起白起那样的人物，每到一处，即指点山川，好像自己真的是个将军。他的举动在周围人看来很神经。由于出身贫困，加之口吃严重，所以晋级之路漫长，当做到汝南这个地方的典农功曹（负责屯田的管理）时，老兄的岁数就已经不小了。邓艾的命运转折与司马懿有关。有一年，邓艾从汝南到洛阳，向朝廷主管农业的部门报告情况，被时任太尉的司马懿看到，后者老谋深算，眼光独到，一眼就发现:这个邓艾太有才了！在司马懿的提拔下，邓艾升为尚书郎。虽然说话不利索，但却多献奇计，受到领导好评。
　　正始四年即243年，46岁的邓艾被调往西北，后就任南安太守，掌握地方军政。嘉平元年即249年，蜀国姜维率军攻击重镇雍州，魏国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吏陈泰疲于应对，调令邓艾参与军事行动，至此邓艾的军事才能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在作战中，邓艾显示了作为一个将领的最大优势，即判断准确。在敌人未行动之前，便已猜测出对方的行动要点和方向。依此作战，取胜自然。自此，这个厚积薄发的中年人至于此开始走红。
　　在魏蜀相持的岁月里，有一段时间，邓艾回到青年时代呆过的地方——汝南，任太守。此次衣锦而还，邓艾自是别有一番感受在心中，心中生出骄傲，也是人之常情。闭嘴吧，当年嘲讽我的人们，你们都闭嘴吧！他们真的都闭嘴了，我们说：人生最大的快意，有时候真的是把当年那些轻视你的人踩在脚下！当然不是打击报复，我所说的踩在脚下，只是说把当年的那些轻蔑的神情踩在脚下，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执政，对邓艾也是言听计从。期间，参与平定了扬州的叛乱，并成功反击了吴国的进攻，令司马哥俩儿很欣慰：终于有了个能打仗的帮手。从正元二年即255年秋天开始，邓艾从东南转战至西北，对抗蜀国姜维的进攻。此时，邓艾已因功被封为方城乡侯，领安西将军。到景元三年即262年，7年间，魏国西北之梁柱，唯邓艾一人而已。这期间，邓艾吸取了司马懿的经验，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守为攻，广修工事，大打消耗战，姜维多次无功而返甚至惨败。
　　邓艾的辉煌在消灭蜀国的战斗中达顶点。魏元帝景元四年即263年秋，魏国分兵三路猛攻蜀国。在姜维阻钟会大军于剑阁时，邓艾走了一步险招：这年冬天，年近70的将军率军南出阴平小道，飞越险峰深谷七百余里，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山，一路向成都方向奇袭而去。等走出大山的时候，兵锋已至蜀国腹地的重镇江由！蜀将以为神兵天降，不战而降。随后，邓艾率军奔袭绵竹，以孤军死战，最终力斩守将诸葛丞相的儿子诸葛瞻，突破绵竹防线。绵竹一失，成都在望，此时蜀国军队斗向已无，后主刘禅很快投降，邓艾率军兵不血刃进入成都。此时，比姜维更愤怒的是钟会：自己在剑阁与蜀军保持，却被你邓艾抢得先手，拿到入场券，率先进了成都，这到哪说理儿去？
　　陷落成都后，以刚直著称的邓艾开始骄傲了；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很骄傲的。小时候，家庭贫困，邻人救济，邓不言谢，骨子里自是有一份别样情怀。现在，获灭一国之功的邓艾在骄傲中采取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行动：仿照东汉邓禹的故事，擅封蜀国投降的君臣。随后，他坐镇成都，连续上书洛阳司马昭：
　　邓艾：“我的司马大将军，现在蜀国已平，以俺的意见，应该以魏兵镇蜀，乘机攻略东吴；在此之前，先应整军修农，打造军舰，作顺流之势；同时，厚待蜀国君臣，以给吴国看，并遣使入吴，后者有望不征而定。您的意见呢？”
　　司马昭颇为不快，他叫监军卫瓘向邓艾传达他的意思：“邓艾，你此番平蜀，建立不世之功，但重大的决策，还是应该得到洛阳的批准，不可轻易妄动。”话说到这份儿上，司马昭已经很明确了，那意思是：老邓，你悠着点吧。现在需不需要顺流而下弄死吴国，不是你该想的事！
　　但邓艾却看不出个所以然，依旧理由十足地给司马昭回了一封信：“天下三国，现在蜀国已平，还剩下一个东吴，实在是应该早一天将其搞定。如果呆板地等待朝廷的正式命令，把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将军远征，万万不可拘泥常理而失去时机。”
　　邓艾的话有错吗？没有。邓艾错了吗？错了。正像上面说的，伐不伐吴，不是应该邓艾要考虑的事。而且，此时，洛阳的形势复杂得多，司马昭急于所做的是：在灭掉蜀国之后，司马家怎么取代魏国，而不是把扫灭吴国放在优先位置上，只是邓艾不曾想到这些。在农业和军事上，邓艾可被称为天才，但于政治上实在幼稚得多，更不懂得自己的处境：以功高之将，分封刚刚投降的敌人；同时，又握兵不还，做顺流灭吴之态，尤其是大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后方的司马昭即使再信任邓艾，也是不能容忍他的有道理的蛮干的。尤其是想到写信时邓艾严肃认真的样子，司马昭就哭笑不得：这个邓艾，真是要把人气死，说话结巴，写起信来道是停顺溜！看着邓艾的书信，司马昭想起出兵蜀国之前的一件往事：那次，邓艾从西北前线回到首都洛阳向司马昭叙职，但一张嘴，这口吃的毛病又犯了，“艾艾”起来没完。司马昭戏谑道：“你说‘艾艾’，哪是几个邓艾呢？”邓艾答：“‘凤兮凤兮’，说的是一只凤凰啊！”一个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权臣，一个是三国后期最优秀的将领，这一问一答倒是令人颇感有几分亲切。但这样的亲切转瞬即逝。此时，司马大将军又收到钟会的诽谤信，于是便决定趁机收捕自以为是的老邓！
　　邓艾啊，我看你怎么办！
　　在被监军卫瓘逮捕了这一年，成都的凤凰已经67岁了。邓艾被捕，过程急促而简单。之所以顺利捕捉了邓艾，原因之一是邓艾刚急、自负、刻薄的性格，使之素于下属不睦，所以卫瓘入城时，邓艾没接到一点消息。当他看到司马昭的命令后，卫瓘已经带人按剑立于床前了。
　　景元五年即264年初春，钟会进入了成都，这是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钟会之乱平息后，监军卫瓘立即想到了邓艾。此时，邓艾正在囚车里，被押解回洛阳，已经行至绵竹。当时，钟会陷害邓艾，有卫瓘的一份。此时钟会作乱已死，有就意味着邓艾的命运有了转机。如此一来，对卫瓘自己深为不利。于是，他派人连夜袭杀了邓艾。在被长剑刺死的那一瞬间，邓艾也许会想到伐蜀前的一件往事：一日晚上，邓艾梦见自己坐在高山上，周围有流水。一个很奇怪的梦。后来，他向部下爰邵，后者给他解梦如下：“按《周易》六爻八卦解释，山上有水称为“蹇”。“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所谓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爰邵的意思是说：将军，这次出征，你一定能够消灭西南的蜀国，但却未必能安全返回！”当时，邓艾听后，非常伤心。
　　邓艾是三国后期第一将领。作战自有一套，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判断准确，每战均取得先机，而且善用奇兵，讲求速度和外线迂回作战。这些特点体现了他性格中睿智心细的一面；但同时，邓艾的性格中又刚急、刻薄、自负一面，所谓“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人际关系很糟糕，不但与高门名士们合不来，与部下关系也特别差。性格矛盾的邓艾，对司马家族其实是很忠心的。正是因为如此，在司马炎建晋后，朝廷上的很多人要求给邓艾平反：“被收之时，丝毫不予反抗，至绵竹冤死……”
　　年轻的皇帝在伤感中答应了这个要求。邓艾守卫西北时，为对抗蜀国与羌族人，西晋时，羌族人攻掠内地，杀官虏民，骚扰不止。有一些官员和百姓因为藏身当年邓艾派人修建的堡垒中，而躲过劫难。只是，在修建堡垒的时候，因广征民工修建堡垒，为民众所怨，大家都骂邓艾不是东西。






　　桓温之泪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在东晋，有两个人物被视为曹操式的人物，一是两次向首都建康起兵的大将军王敦；二是东晋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之一的桓温，也是整个东晋王朝最著名的权臣，晚年有代晋自立之欲望。
　　桓温（312年—373年），安徽谯国人，是晋明帝的女婿。他的父亲是西东晋之交的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但总的来说，桓家属于新出家族，没有更长的光荣史，所以在整个东晋时代，桓温虽控制朝政，多次北伐，但依旧被名门世族所不屑，认为他是个粗俗的人物。桓温对那些天天只知道清谈玄理的名士们也是厌恶的。
　　桓温是一个政治强人，很小的时候就向往曹操这样的英雄，初为琅邪内史，从进入职场以来，就心存雄心。老兄心胸宽广豪迈，具有铁腕，又深负才华，是一个不怒自威的人。到了东晋中期的晋穆帝永和年代——永和元年即345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陆续受到执政的庾翼、何充的提拔，终于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继庾家之后掌握长江上游的兵权。在东晋时代，谁掌握了荆州的兵权，谁就具有了发言权。但直到这时候，建康城里的皇帝和名士们对“桓温”这一概念仍比较模糊的。但转年，即346年，桓温就给了首都的人们一点颜色看：在这一年，桓温率军7000人逆流而上，直扑成都，一举消灭了盘踞在那里数十年之久的成汉政权，自此威名大震。这时候，朝廷里有人向皇帝报告，这桓温是个王敦式的人物，野心勃勃，虽很有能力，但不可太过放权。说话时有一个背景，即桓温在消灭成汉以后，上书要求北伐盘踞中原的后赵。建康方面最终批准了这次北伐，但指挥官却不是桓温，而是以清谈著称的名士殷浩。结果自然而知，在350年，殷浩惨败。
　　从4世纪50年代开始，桓温正式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一直到373。在桓温执政的时代，他以郗鉴的孙子才华横溢的大胡子郗超为幕后谋主。23年间，正因有桓温的存在，支撑着局面，东晋的名士们才有了清谈玄理的安定背景。当然，名士们并不感恩于桓温。桓温也懒得搭理他们，而一心做自己爱做的事，只是在被说急了的时候反驳一句：没有我给你们顶着，你们安能清闲地坐在那里谈天说地？
　　永和十年即354年，桓温率军4万北伐前秦，越过秦岭，于陕西蓝田大破前秦军，兵锋直指长安外围的霸上，当地百姓沿途迎接，年纪上岁数的人忍不住大声哭泣：“多少年了，现在又重新看到了汉家军队！”此次出征，终因补给不足而被迫撤退。两年后，桓温再次北伐，此次的矛头指向的是洛阳，强渡伊水成功，一举收复洛阳。在当时，被看作的惊天地的大事件。后来，桓温向皇帝建议将首都迁回洛阳，但遭到已习惯于江南安逸生活的名士们的强烈反对：想让我们回到乱遭遭的洛阳？没门儿！
　　晋哀帝隆和二年即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随后又兼领荆、扬二州刺史，正式成为东晋的丞相。晋废帝太和四年，即369年，桓温率军5万北伐前燕。路过金城时，看到自己做琅邪内史时所栽种的柳树已经老么粗了，想起这些年的风云往事，一代枭雄不禁慨然叹息：“树木尚且如此，人又怎么能够经受得了这岁月的消磨！”手执柳枝，泪流满面。这是一代枭雄的温柔而悲伤的情怀。在我看来，历史长河中的桓温是粗线条的，而执枝流泪时又是细线条的。一个是远景，一个是特写，这样的情景总是动人：永嘉之后，人间多舛，时光流逝，生命艰难，桓温之泪，湿润了一个王朝的背影。后来，南宋辛弃疾作《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金城的哀伤似乎预示了这次北伐的失败：行军至河南枋头时，由于作战思路失误，虽是主动北伐，但在具体的作战中却丧失了主动性，加之遭遇前燕骑兵的突袭，补给被切断，桓温大军最终惨败而归。枋头之战的完败，对于桓温的打击是巨大。最初，他有一石两鸟之意：北伐中原既可为王朝的强势姿态，又可树立自己的威望，进而为夺取建康的帝位打下伏笔。但兵败枋头后，他的计划受到全盘影响，后虽一度攻克寿春，但声誉终于受损：夺取司马家的帝位，一时缺乏了资本。
　　为了重树威权，太和六年即371年，桓温以当朝皇帝阳痿为借口，废黜了他帝位，降其为海西公。这本身已令司马家脸面尽失，所谓天大耻辱，不过于此！想当年，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握魏国大权，对一世枭雄曹操的后代，想废就废想杀就杀；而现在，世道变了，司马家的人也应该受到这屈辱了！是报应吧？祖债子还？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以皇帝阳痿为借口而将其废黜，桓温可能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之最。当然，为桓温献计的是其幕后第一心腹郗超。此番废君，桓温本欲重树权威，但却遭到了更多人的默默对抗。由于晚年的桓温威望俱失，也使得建康的王谢两大家族在干扰桓温的行动时，更为从容。
　　桓温最后在郁闷中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持了桓温的名节（尽管有点别扭）。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因为枋头的失败呢？当年，在远征成汉，入得蜀地，行军于三峡，桓大将军举头望天，只见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于是感叹道：“做忠臣，就做不了孝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桓温终于没有机会篡夺司马家的皇位，做了一个愤怒的“忠臣”。





　　魏晋时代的春药与毒品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何平叔即何晏（193年—249年），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魏国头号玄学家，正始之音的正式发起者。他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又娶了魏国的金乡公主，和与司马懿争权的傻宝贝儿曹爽关系密切。何晏人长得非常的漂亮，史称美姿仪而绝白，为人轻浮而好色。何晏平生只有四个爱好：
　　A.老庄之书；
　　B.女人；
　　C.喜欢打扮,注重造型；
　　D.服食五石散。
　　曹丕曹叡父子都不怎么喜欢他，少帝曹芳正始年间，曹爽一度排斥司马懿而执掌魏国权柄，对何晏宠信有加，官至吏部尚书。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剪除曹爽，作为集团核心之一的何晏也死于非命。
　　何晏于政治上白痴，于生活上奢华，甚至女里女气，喜欢先在脸上涂了粉再出门儿，但于思想上却自有一套。何晏活着的时候，他和夏侯玄以及天才少年王弼首开“正始之音”，在魏国朝野上下，掀起全民热爱玄学清谈的风气，可以这样说,在当时:以玄学清谈为荣，反之为耻。在魏晋玄学思想史上，何晏是具有重要位置的，虽然才华不及后来者王弼，但却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仅从这一点上来讲，已经非常牛逼了。何晏解释老庄，立论以“无”为本，认为“无”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有”。但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嗑药：“服用五石散，不但能治病，吃后精神也很爽呀！”
　　什么是五石散？简单地说，五石散就是用五种矿物配制的一种药物。至于是哪五种矿物炼制而成，说法不一，基本上被认为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石硫磺。先看看这五种矿物的主要功效：
　　石钟乳：治哮喘，且温腰，治阳痿。
　　白石英：安神，利小便，治阳痿。
　　石硫磺：主治阳痿。
　　赤石脂：止血生肌治溃，及遗精。
　　紫石英：安神，暖身。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第一条结论：五石散首先是作为一种春药而存在的。何晏好服春药，是非常可信的。据史书记载，何晏在个人生活上甚为轻佻，尤爱女色，喜好床榻之欢，上岁数后尤乐此不疲，所谓“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可见，何晏最初服用五石散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性能力。不过，吃着吃着，这位玄学家兼房事爱好者意外地发现了五石散的另一个功效，即有一种成瘾的刺激。也就是说，魏晋时代的第一流行品五石散，兼具春药加毒品的功效。当然，最初发明此药的不是何晏，而是东汉医药大师张仲景。张老师最初研制此药时，主要还是为了治疗伤寒，因为人们服用了此药后，有全身发热之功效。但是，到了何晏那里，他有可能把五石散进行了改造，加入了某些新成分。吃完五石散后，浑身发热，处于一种兴奋和癫狂的状态（类似于今天的摇头丸什么的），需要行走狂奔散热，这也就是魏晋名士们所说的“行散”，也是后来“散步”一词的源头。而且，服完五石散后，还需要穿单衣服，吃冷食，饮热酒，这也是魏晋时代的人们喜欢裸体的内因之一。
　　五石散还具有成瘾性，它伤害身体，这一点类似于现在的毒品。它在魏晋时代的走红，发轫于本条的主人公何晏。后来，服用五石散渐渐成了一种时尚，在无意中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又潜移默化地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所谓饮酒任诞，放浪形骸于外。而我的问题在于，如果五石散真的如慢性毒药，有伤身体，魏晋士人为什么依旧紧紧地抱着不放？在过去的时候，人们谈论魏晋风度与服药的关系时，往往只道出他们的虚无与堕落，却忽略了这背后的绝望。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悲剧性质。堕落和洒脱中包含的是悲伤，在目睹了时代的风云无常后，在脆弱的荣华中，服药虽最终伤害身体，但被迫崇尚即时欢乐的人们还是争相服用，乐此不疲。我想，他们心中的悲伤是关于人生和命运的悲伤，那自然也是一个时代的悲伤：他们宁可选择一时的刺激，也不求后世的清名。如果这就是生活，我要的仅仅是这一刻。




　　支遁与仙鹤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支遁(314年—366年)字道林，河南陈留人，是在《世说新语》中出场最多的僧人。支遁虽许身佛门，但性喜老庄，曾于白马寺当数百之众精讲《逍遥游》，随后成为玄学与佛学合流后清谈场上的沙门代表。当然，支老师的佛理本业也没放下，他写有著名的《即色游玄论》，认为“即色是空”，后成为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同时，他又是位诗人，其中的一些诗句已见谢灵运山水诗的端倪。此外，还爱养马放鹤，畅游山水。也就是说，支遁一人兼有众多身份：高僧、清谈名士、诗人、旅行家、皇家玄学顾问、宠物爱好者，等等。
　　支遁是在25岁时放弃世俗生活的。他早年栖于余杭山，后迁于剡县，入寺讲经。其间，往返于剡县与首都建康之间，与当时的明星司马昱、谢安、王珣、孙绰、许询、王濛、刘惔、殷浩、郗超、王羲之等人交游，在很多著名的清谈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支遁以佛理解释老庄之学，唇齿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人生到宇宙，高议非常，往往令那些清谈高手们措手不及，束手就擒。晋穆帝永和六年即250年，支遁从建康返回剡县，路过会稽时，为会稽内史王羲之留下，请其移驻灵嘉寺。魅力独具的永和时代结束后，清谈风气渐衰，支遁受晋哀帝之邀，入建康东安寺讲经。三年后，弃都而去，重返剡县，居沃洲山，婉拒谢安望其转居吴兴之邀，后一度又寓居石城山，直至故去。
　　支遁一生潇洒，只是在另一位高僧即前面提到的竺法深那里窝囊过一次：早些时候，支遁欲在剡县买山隐居，受到法深的讽刺：天下之大，还没听说过高士买山而隐的事！
　　当然，更多的时候，支遁言行俊逸，属于明星中的明星。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这位大腕是个宠物爱好者，当然不是养猫狗，人家的爱好是：A.爱马；B.养鹤。关于养马的事，已有人议论：一个和尚家家的，天天玩马，什么人啊。支遁的回答是：“我爱的仅仅是马那神骏的气韵，你等俗人，哪知其中奥妙！该干嘛干嘛去吧......”相对于养马，支遁更爱养鹤。竹与鹤是东晋名士们标榜情怀的符号，只是这支遁爱过了头，大大小小的养了一群仙鹤，天天徜徉其间。当然，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比如有的仙鹤养着养着就飞走了，这实在让支遁郁闷。后来，为了防止它们飞走，支遁的弟子A为他出了个馊主意：何不把把它们的翅膀管剪短了？支遁一听，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依计而行，那些仙鹤果然老实了不少。一次，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又带来一对小鹤，作为见面礼送给支遁，后者就特别高兴。却不料，养着养着，这对小鹤渐渐长大了，翅膀管硬了，有想飞的苗头，于是支遁也把它们的翅膀给剪短了：呵呵，这回你们俩飞不了了吧！那是当然，两只小鹤还就真飞不了了，回头看看自己的翅膀，郁闷而忧伤地低下头。
　　这一情景被支遁看了个满眼，望着被剪秃了的仙鹤，心里突然难受起来并有所悟：“仙鹤本是云中物，飞冲云霄是天性，怎么能够给人做身边的玩物！”自此，老师傅再也不干剪翅膀管的事儿了。等那两只仙鹤的翅膀长大了，支遁于高处将其放飞，那一刻情怀很是畅然。回来的路上，正好遇到弟子A，后者问支遁：“最近没有仙鹤逃跑吧？”支遁瞪了他一眼， 没搭理。
　　支遁养马，喜其神骏；养鹤自是慕其灵逸，然而以剪人家翅膀为挽留，一下子就把这原本高洁的情怀弄变质啦！幸好，支遁反思得还比较及时，为此我们祝贺他。无论如何，支遁是作为一代大师而迥然屹立在永和时代的。366年，大师故去。8年后，旧友王珣去石城山，过支遁墓，伤感不已，他是怀念一个时代的远去吗？站在墓碑前，王珣心怀黯然：“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后来，艺术家戴逵又过其墓，所言更令后人唏嘘：“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
　　所谓时光奔流，斯人已去，而林树犹盛，人于天地间，真是渺小！即使大师如支遁，也难逃时光的利箭，高逸的身躯终被岁月的枝叶所掩盖。但是还好，其人虽远而德音未远，我们还能在《世说新语》中感受他那些高妙的故事。还有那云中的白鹤，其龄若有百年长，是否也于远天上听到了大师那智慧的声音了呢？
　　



　　新亭对泣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是《世说新语》里非常著名的一条，历来被人引用。王导 (276年—339年)，自然为我们所熟悉，东晋开国丞相，出自魏晋时代第一世家大族山东琅邪临沂王氏，是真正意义上的使王家成为六朝第一门户的人物。
　　王导字茂弘，是王祥的弟弟王览的孙子。早年在西晋洛阳时，王导跟着著名的族兄王衍参与各种场合的聚会。王导性格宁静而有谋，在当时不显山不露水，更多的时候只是坐在一旁，倾听洛阳名士们的清谈。八王之乱，天下纷崩，西晋政坛变乱不息，身在洛阳的王导每临洛水，优游之余，总是忧心忡忡。初，王导为八王之乱的终结者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但终于知道越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破碎的江山，于是辗转弃之而去。洛阳时代，王导与清秀严整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关系不错，有一次，他悄悄地告诉司马睿：“现在是乱世，在中原洛阳，更大的动荡还在后面，您不如请镇江南，吴国旧地……”
　　胡族凶猛的永嘉时代，终于到来！作为琅邪王的谋主,王导这时候已经跟随司马睿来到了吴国旧都建业（后改建康）。初到江南，王导深感棘手，因为那些吴国旧臣们不买他们的账。在这种情况下，王导积极拉拢顾、陆、贺、朱、张等大族，多设饭局，并主动拜访了当地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顾荣与贺循。顾荣前文已经说过，至于贺循，在当时被认为“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每有要事，都请二人拿注意，后者很高兴，激动之下推荐了一大批当地的人才为政府效力。期间，王导还多次设计SHOW场，让司马睿以及大批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名士们上街走秀，企图以丰美的仪表与神韵征服南人之心，确实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搞得当地人啧啧称赞：“看，这就是名满洛阳的某某某！”“呀，某某也来咱建康了耶！”为了笼络人心，王导建议司马睿大批量任用江南土著士族为官；同时化解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此外，还在社会上实行了侨寄法，妥善安置北方流民。几年过后，东吴旧地，安稳繁荣，形势大好。此时北方已经大乱：晋怀帝、晋愍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获，受辱殉国。317年，在王导的策划下，在江南世族的支持下，司马睿自称晋王，转年正式即皇帝位，于建康重建晋朝，王导随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家族子弟遍布朝廷内外，王家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族，遂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王导的寓所在建康秦淮与青溪之间的乌衣巷。过江后，由于他采取了“镇之以静，宽简自然”的执政风格，所以空闲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每逢天高气爽的日子，他经常与南渡名士一起相约到郊外散心。他们常去的地方是新亭。新亭在建康的西南，面临滚滚长江，春日迟迟，一日午后，名士又至，坐在草地上，把酒高歌，临江远眺，想起中原沦陷，北方陆沉，胡族纵横，刀光剑影，以及当年洛阳的优游生活，很多人伤感异常，其中周伯仁感叹道：“建康的景色和洛阳一样，都美丽非常，只是故国山河不同了！”参加宴会的很多人听后，都唏嘘不已，有的落下了眼泪。这时候，王导突然严肃起来：“正因为山河不同，大家才应该一起努力，收复中原，怎么能像楚囚一样跟这哭呢？”
　　名士们听后一愣，都以为王导说得很好：到底是丞相，登得高，看得远！于是大家一起振臂呼喊：我们要一起努力收复中原！这时候的周伯仁自是有点惭愧。但实际上他用不着惭愧，应该惭愧的是王丞相，在后来的王敦之变中，因王导有负，才致使周伯仁死难：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回过头来接着说新亭的局。收复中原，说起来容易，但一想到中原现在的样子，各位便又心虚了。尽管如此，王导的那句话在当时还是令人的精神一振，这在那个时代也算难得了。后来，南宋的境遇与东晋相似，所以当时多有诗人词家引新亭之典入句，如刘克庄词：“多少新亭挥泪客，不梦中原块土。”陆游诗：“新亭对泣犹稀见，况觅夷吾一辈人。”王导当时的话铿锵有力，成为时代的强音，但他只是在当时的情景下说说而已。在骨子里，王导并无倾力北伐的愿望，这与王导的沉静性格和执政特点有关。而且，还有一点：魏晋自是讲华夷之辨，但在一种感觉上，当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远不如后来的时代具体和有针对性。为什么？似乎与中古时代的拙朴精神有关。具体解释起来又非常复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致说明：闻鸡起舞的祖逖心中的民族情结，与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心中的民族情结断是有些区别的，这种区别甚至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还有一点，也必须说到，在当时的背景下，五胡暴起，中原已经乱成一锅粥，东晋是根本无力再将故国一统的。虽然王导无意倾力北伐，而偏安江南，但半壁河山保确，在五胡乱华的野蛮时代，形成南北对峙的均衡局面，于江南传承了汉人文明，使南方的文化和经济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中原。王导的“镇之以静，宽简自然”的执政风格更是影响了整个东晋的风气，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别具个性的时代……





　　山阴道小令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王子敬即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344年—386年)，也是我们著名的书法家，官做到了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了；又娶了皇帝的女儿，内秀的王献之的人生应该说是挺不错的。只是，对于王家的人来说，这样的境遇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王献之无心政治，也不是那块料儿。他喜欢写字，志向是超过老爹。后来，他可能达到了这个愿望。他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曾手书一篇，成为千古绝唱。谢安曾问他：你和你爹的书法，谁更厉害呢？王献之回答：我应该超过我爹了。有人道：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王献之说：他们懂什么。由此可见，小王在书法上是颇为自信的。人生在世为男子，应有一长处，进一步可以成为事业，退一步可以养家糊口。当然，对于王献之来说，事情简单得多，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他写书法仅仅是因为爱好。
　　王献之的老爹王羲之长期为会稽市长，王献之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会稽度过的。会稽境内，多奇山秀水，风景实在美丽，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很多大腕不愿意在首都建康呆着而来这里居住的原因。山阴县为会稽郡治所，山川环抱，永和九年春天的那次名动千古的兰亭聚会，更是使其扬名于四海。可以这样说：东晋时代的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的那样：“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走在山阴的道路上，左右相望，湖光山色，相互映照，使人应接不暇。按照王献之的说法，若是晚秋时节，红叶满山，寒流清荡，更是别有一翻情趣。
　　魏晋并称，时代风尚仍有不同；两晋同列，西晋和东晋自有区别。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东晋时代，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山水之美，并主动地去留意它，欣赏它，爱惜它，赞美它。这当然与王朝从中原故土迁移到山水秀丽的江南有关。也许，这就是东晋和南宋这样的王朝，于悲伤中的意外收获吧。




　　美丽颂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卫玠（285年—312年），字叔宝，山西安邑人，貌过潘岳,实为魏晋第一美男。他的爷爷是诛杀钟会和邓艾的西晋重臣卫瓘。卫家命运多舛，人口多死于八王之乱中贾后操纵的楚王司马玮之手。卫玠因当时正呆在大夫那看病，和母亲逃过一劫。
　　卫玠在当时绝对是个宝贝级人物，身上集中了所有美好的要素：
　　A:俊秀的仪表，卫玠的皮肤有可能是魏晋时代名士中最白皙的，轮廓分明，晶莹剔透，仿佛白玉雕刻一般。很多人都不敢同他走在一块儿，那必定是乱石伴明宝了。作为洛阳的大众情人，卫家公子喜欢坐着小羊车，漫行于大街上，姑娘们以看上一眼卫玠为荣，以致有八卦称：卫玠上街，洛阳有倾都之险！自是夸张，但也确实说出了卫玠的魅力所在。至于乐广的女儿嫁给了卫玠，让洛阳的姑娘们嫉妒死了。B：洒脱的风神。魏晋时代讲求仪表，更注重风神，卫玠在这方面更是当仁不让，小伙子的言谈举止，优雅脱俗，又带有一种天生的忧郁气质，伤感的嘴角总能把一个时代大门洞开。
　　C：善于清谈玄理。卫玠能说，但由于体格不好，身子虚，在母亲的叮嘱下，平时不随便说话，很多的时候保持缄默，但是只要一开口，立马就能把四座之人毙了。当时，王澄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的了，但一听到卫玠发言，每每“绝倒。”
　　关于卫玠在当时名士中的地位，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王家够厉害了吧，王氏家族中的王澄、王济、王玄被认为是很牛的人物，但就是他们仨，却遭遇了这样的评论：“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
　　卫玠的身体很不好，从小就体弱多病。如果说他是一个男版的林黛玉，自是缺了点。但在当时，人们确实是这么看的：正因为病病唧唧，所以卫家公子才更具魅力呀！卫玠长大后，先后担任太傅西阁祭酒、太子洗马等虚职，尽管在政治上是个边缘人物，但却不妨碍他在洛阳的最耀眼的青年明星。永嘉时代，胡族入侵，中原大乱，四海南奔，卫玠是在永嘉四年离开心爱的洛阳的。渡江时，面对茫茫江水，想起家国之变，人生无常，卫公子不禁百感交集，神色凄惨，更忧伤了：“人生在世，只要有些情感，谁又能派遣得了这种忧伤呢！”过江之后，卫玠先来到了江夏，当时江夏空城以观卫玠，接着又来到豫章王敦的地盘，并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名士谢鲲，此公也是魏晋时代华丽家族谢家的第一位名人，二人彻底长谈，王敦反而被冷落一旁，尽管如此，好不容易才插了一句话：“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自然，与其说大将军是欣赏卫谢二人之语，倒不如说是对世事变幻的感慨。卫玠本来身体就羸弱，这连夜长谈，还真搞出了病来。不过，病中的卫玠没有在豫章呆住了，因为他感觉这个王敦不是个好鸟，有乱臣之相。于是，聪明的卫公子找了一天，匆匆告别了谢鲲，踏上前往江东建康之路。此时，东晋政权还未建立，司马睿与王导正在建康网络人才，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具有影响力的名士。所以，一听卫玠来了，都很高兴，而建康人民也倾城观看这位中原名士，因为人太多了，互相拥挤，致使马上的卫玠行走缓慢，终于到王导府邸，又被王导拉着彻夜长谈，加之从豫章到建康这一路劳顿，所以来到建康没两天，本来有病在身的卫玠就卧床不起，没多长时间竟然亡故了，时人唏嘘不已，称：“看杀卫玠也！”
　　卫玠死的时候只有27岁。27岁，似乎是青年才俊的一个生死线。在中国古代，很多才华横溢的人，都是在这一年死去的，包括唐朝那两位著名的青年诗人。国外同样，比如科本，比如莫里森。呵呵，扯远了。但无论如何，27岁充满了太多的感伤：在这生命中万花怒放的时候，令人惋惜地灿烂死去，也使得卫玠成为后来东晋名士的第一偶像的重要原因：他永远年轻。比如后文将说到的东晋最傲慢的人物刘惔，在时人中只宾服隐士许询；在亡者中只喜欢卫玠。在东晋时，又出了一个美男，名叫杜乂，曾经受到王羲之的盛赞。于是，就有好事者问：他是否比得上卫玠？此言一出，就恼怒了很多人，其中一位是谢鲲的儿子谢尚：“说什么呢？他怎么能够跟我们卫玠相提并论呢？说句不客气的话，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从洛阳到建康的距离吧！还能放不少人哪！”刘惔则以为，二人的差距不仅仅在相貌上，更重要的是在风神上。卫玠之洒脱、飘逸和骄傲，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卫玠太美丽了，以致都有点女相了，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当下流行的中性审美的渊源和典范：在当时，从洛阳到建康，他的FANS人数众多，卫公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人们的尖叫。但说到底，卫玠在魏晋时代受到人们青睐，还是与那个时代的心灵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关系。心灵的觉醒，在我看来，有两点：一是向外发现了山水之美，二是向内发现了人的个性之美（自由之美）。这种个性之美又包含着人的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美好的仪态与气质的追求。而卫玠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当然，你自可以说他没什么突出贡献，仅仅依靠个人的美丽获得了生前身后名。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说被我们记住的，一定是那些刀光剑影下的容颜？




　　当时的月亮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隽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蔡洪，三国时吴国旧臣，吴被晋灭后，于晋武帝太康年间，从江南北上洛阳求官。蔡洪口才好，善应变，尤喜围棋，有可能是西晋时期棋术最好的一位，曾作《围棋赋》，也算是魏晋名赋之一了。
　　三国被晋一统，百废待兴，晋武帝那时的心气还比较高，于是在首都洛阳选秀，招收人才。参与选秀的，有不少是从江南过来的，什么江苏的、浙江的、湖北的、江西的，也就是吴国旧臣啦。其中，包括蔡洪，他是吴郡人，也就是现在利用外资最好的苏州。但当时的话语权在河南，三国时代，人杰地灵，大人物一箱一箱地出。从东汉及至曹魏再到西晋时的普通话，自然是河南洛阳话！看，当时的月亮，中原最圆！这儿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万千优越于一身，能不骄傲吗？什么江南吴越，什么荆楚三湘，外加豫章，人才捆到一起，还不如俺中原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厉害，比如颍川啊，比如陈郡啊。所以，在当时，洛阳人看到一大批来自南方吴国的亡国之臣来首都选秀求官，就心生轻蔑之意。被数落了，绝大多数南方人也只能“嘿嘿”一笑，然后低下头，毕竟国家都亡了，还能拿什么辩驳呢？
　　蔡洪就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当然那几次他都忍了。但事情还没算完，这天在洛阳郊外的伊水之畔，几个在郁闷中散心的南方青年又被几个游春的洛阳士人拦住了。此时已是日暮时分。那几个洛阳士人倒是显得挺有礼貌，首都的嘛，其中的A抱拳拱手：“如果我没猜错，几位是从南方吴楚之地来的吧？”
　　蔡洪：“没错，不想干嘛？”
　　A笑道：“呵呵，就是随便问问。怎么样，这伊水风光可比得上江南？”
　　蔡洪：“确实不错，快赶上了会稽了。”
　　A一皱眉，心中老大得不痛快，他的伙伴B趁机插嘴：“会稽？那儿的山水能有洛阳好？”
　　蔡洪朗声大笑，随后缄默不语。此时，他身后的几个南方伙伴也跟着笑起来，当然他们的笑声没蔡洪大，因为他们此刻心里还在嘀咕，不知那几个洛阳人怎么为难他们。
　　B见蔡洪没说话，认为受到了轻视，便把A扒拉到身后：“说点正事吧！确实，我们大晋王朝正在选拔贤良，为此不惜下陋巷，上高山，为的是发现奇才。而你只是南方亡国之臣，有嘛勇气和才能敢来洛阳呢？”
　　这次真的把蔡洪说恼了，哥们儿心里想：没错，我们吴国确实被你们搞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了。现在，我们热情地北上与你们合作，想为新的王朝出力，你们倒好，老拿这说事儿，还就没完了：“明珠不一定仅仅出在中原的河里，美玉也并非都是从昆仑山上采的！大禹生于所谓的荒蛮之地东夷，周文王则来自西北边陲，我的意思是说，又有谁规定贤明的大人物一定只能出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当初，周武王讨伐无道的殷纣王，一举灭了他，把殷商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顽民迁移到了洛阳一带。现在，我怎么看着诸位眼熟呢，难道你们就是他们的后代吗？”
　　自然，这一次胜利属于南方。蔡洪的一席话让那几个洛阳人很没面子，羞愧地走开了。在回洛阳城的路上，同伴都称赞蔡洪说得好：太解气了！此时，月已初升，举头遥望，蔡洪却没感到多么高兴。他看到一个洛阳老农牵着黄牛从身边悠闲地走过，这让他想起吴国那望月而喘的水牛。故国风物，依稀在梦中。无论如何，伊水之畔的那个洛阳人说的是真实的：他们是亡国之臣！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孙仲谋的吴国，已经完了！这身边的黄牛，不是吴国的水牛；这头上的月亮，不是吴国的月亮……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世人以为能。
　　
　　
　　简文即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性格恬静宽简，长期为会稽王，其家是建康城里的清谈中心。在桓温废海西公后，年过半百的司马昱被立为新皇帝。
　　当初，火星进入太微区域，桓温废掉了海西公。后有一天，这样的天象再次出现，于是司马昱就非常厌恶，召见时任中书侍郎的郗超，后者是桓温的第一心腹。司马昱问：“最近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吧！”郗超说：“桓大将军对外巩固疆土，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有您担忧的事情发生，俺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郗超是桓温的主脑，司马昱对他的保证还是比较信任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试探一下桓温。
　　一个微雨的傍晚，司马昱召见桓温入宫。此时，天色昏昏，司马昱紧闭窗户，端坐室内。桓温到了以后，屋子里一片幽暗，一时寻不找皇帝在哪，于是问：“我的陛下，您在哪呢？”司马昱于暗处回答：“我在这儿。”声言沉郁、悠远，有金石之音。桓温听后不觉心头一颤。
　　至于后来这两个老头谈了些什么，那便无关重要了。
　　在幽暗的房子里，寻者问：“你在哪儿？”被寻者答：“我在这儿。”这再平常不过的回答，自有深意：一是玄思上的；一是政治的上。当时，桓温于最后一次北伐中失败，以功勋受九锡进而代晋的计划受挫，便把注意力转移到朝廷，废掉了一个皇帝，以图重树权威。在此之前，他曾对手下说：“如果一直这样寂寂无为下去，当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所笑！”
　　于幽室中，司马昱的一句“我在这儿”，却提醒了桓温：“老桓，你的想法我是很明白的。你自是强臣，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前面还有天子！你做事可要想清楚了！而且，“我在这儿”这句话还有是典故的，当年孔子与一盲乐师相见，为其引路，几番告之“我在这儿”。现在，司马昱说此言，也旨在告诉桓温：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个瞎子。
　　司马昱的话用得很巧，但桓温要是蛮来的，他也是一点办法没有的。桓温之所以没有蛮来，自然不是因为司马昱这句话，而是因为朝中的王谢大族的反对。当年，司马家篡夺曹魏江山时，朝廷上下已经遍及爪牙，而且对外战争一胜再胜，剪除了所有的反对力量。现在，桓温的势力远没有大到那一步。
　　至于“我在这儿”的玄思上的深意，则只可意会了。




　　在晋代的山水间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东晋之人发现山水之美，表现在《世说新语》里主要有三条，一是王献之“山阴道上行”；二是顾恺之“会稽山川美”；第三条，就是袁彦伯的“江山万里阔”。
　　袁彦伯即袁宏（328年—376年），河南陈郡人，小名虎，通称袁虎，袁虎少年家贫，但有突出的才华，为人机敏，写得一手好诗文，初为谢安的从兄豫州刺史谢尚发现，当时谢尚镇牛渚，于秋夜微服泛江，万籁俱寂，忽听到有清朗的吟诗声，犹如金玉，遣人询问，知是袁宏，会于舟船，聊至天色渐白，袁宏已为谢尚的参军了。
　　谢尚对袁宏有知遇之恩，但袁宏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在桓温幕中工作的日子，那时候他掌管文书，幕中书表，多为袁虎所作，深受这桓大司马的信赖与好评。当然，他的快乐并非缘于此，对袁宏来说，他的主公桓温多行军旅，征战四方，这种激荡的生活为他所喜爱。在北伐中原时，袁虎曾于马上为文，落地而成，一时被传为佳话。袁虎后为吏部郎，终于东阳太守任上。
　　袁宏有可能是东晋一代最全面的文人,似乎只有孙盛可与之相比：首先，他是一名文学家；在追随桓温的岁月，多有军旅生涯，著有名篇《北征赋》等诗赋三百篇；其次，他是个不错的传记作家，著有《竹林名士传》，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以裴楷、乐广、王衍、庾顗、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此外，还写有《三国名臣颂》，其中有此警句：“詹荒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对于三国时代的群星，他的评介是：“莘莘众贤，千载一遇！”第三，他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撰有《后汉纪》，与范晔的《后汉书》并称东汉两大史书；最后，他还是位严肃的玄学家，写有《周易谱》，同时在史学著作中阐发了自己的玄学的观点，主张儒道互补，强调儒家名教去伪存真，应顺自然；对玄学名士，也是这个态度，反对“越”自然，而主张“顺”自然。袁宏在当时就已经被认为是一代文宗了，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喜欢列举以前名士们的名字，那些名士们的后代，也多以能被袁宏在文章中提到为荣，反之为耻。袁宏曾作《东征赋》，在赋的最后，列出了永嘉之乱后渡江南下的诸位名士的名字，但却唯独没有写桓温的父亲桓彝。当时，袁宏的同事伏滔就提醒袁宏：“哥们儿，我们现在都在桓大司马的帐下工作，你写赋赞美过江诸人，为什么单单不提他爸？这样不太好吧！”袁宏笑而不答。他与伏滔同在桓温的幕府，并称“袁伏”，但袁宏却看不上善于机变的伏滔，以并称为耻。桓温知道这件事情后，自然甚为光火，但又不好意思当着众人之面直问袁宏，于是心里非常伤心：那些在建康和会稽整天清谈的家伙轻蔑我是粗俗之人，连我的部下也瞧不起我！真是没活路了！为此，以胸怀豪迈著称的桓温郁闷了好几天，有一个午后，他玩了一个小计策，叫了几个部下一起去郊游，当然这里面也有袁宏。
　　东晋郊野，杂花生树，大家围坐一起，在暖阳下饮酒唱歌，惬意非常。渐至黄昏，大家返城，于路上，桓温悄悄叫人把袁宏拉过来，与他坐同一辆车，趁着酒劲问袁宏：“听说你写了篇东东、东东……”袁宏：“《东征赋》！”
　　桓温：“对，《东征赋》，里面谈到很多渡江名士，但为嘛唯独不提我父亲的名字呢？”
　　袁宏：“谈论伯父，我不敢擅言啊。”
　　桓温有些怀疑：“如果非要说的话，你想用什么词语形容我父亲？”袁宏的原话是：“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也！”已是盖过对其他人的评价了。
　　桓温听后拉着袁宏的手，潸然泪下。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他的父亲桓彝，一代贤良，东晋初年惨死于苏峻之乱。袁宏在赋中也没有提到东晋初年的大将军陶侃，也就是陶渊明的祖上。陶侃的儿子小名胡奴的，曾经于暗室内拿着匕首问袁宏曰：“我爸功勋卓著，有重建晋室之功，你的赋里怎么给忽视了！太过分了吧！”当时事急，闹不好这陶侃的儿子会真动刀子，窘迫间，袁宏说：“我……我写你爸了，咋说没写了？”“写了？”：袁宏说：“是啊，所谓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袁宏为东晋一代综合文化实力最强的人，袁宏的才华正如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感不绝于余心，愬流风而独写。”以至当时的名士有这样的说法：“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袁宏才思机敏，谢安曾一试。当时，谢安为扬州刺史，袁宏出任东阳太守，临别之时，群贤皆至，谢安一手拉着袁宏，一手从侍从那里取来一把扇子，以作临别之物，随后看着袁宏，后者打开扇子，轻摇了两下说：“谢公执政，当发扬仁风，安抚百姓，使他们有平安愉快的生活。”
　　离开谢尚参军一职后，袁宏一度在建康小住，随即调任安南将军谢奉的书记官，时间应在晋穆帝永和十年即354年夏天。那大约是一个微风徐吹的黄昏，袁宏离开建康赴任，首都的朋友为他饯行。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落日途中的送别总是伤感的，朋友们把袁宏送至濑乡古道，也就是今天南京附近的江浦，于一处蔓草萋萋的亭驿旁，大家拱手道别。望着朋友们伤感的面容，袁宏拱手而别，这时候他心中所有的，除了来自别离本身的忧伤外，望着眼前的茫茫江山，想到是另外一件事：人活于世，生命苦短，金戈铁马，一世枭雄，自然能纵横一时，只是这江山太过辽阔，万里奔腾，而那时间又太过匆忙，千年之后又去何处寻找那英雄的足迹？如此说来，还不如当一个写手，不遗箭镞而留文字于后世，让后人能于那篇章中觅得历史深处的光阴。最终分手时，有的朋友触景生情，落下了眼泪。袁宏没有与朋友们一一拥抱，毅然飞身上马，消失在晋代的山水间。



　　禅锋已现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在《世说新语》里，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一条。
　　“旨不至”出自《庄子》“天下篇”，原句为“指不至，至不绝。”其意深远。“指不至”，“指”通“旨”，即具有共性的义理，或说事物之本真（虚理）。至不绝，“至”可以理解成“物”（实体），其意初可解释为：具有共性的义理不能传至于具体的“物”，即使达到也不能绝对地穷尽。
　　乐广以手中的麈尾（类似于拂尘）为道具，向他的客人举了个例子：我拿这拂尘的尾柄去敲打桌子：“到达了没有？”客人点头。乐广往回一撤拂尘柄：“若到了，怎么还能回来？”乐广所说的当然不是拂尘本身的去回，而是义理的本质特点，即传达至“物”，只是相对的。至此，我们看到了禅机的影子，仿佛唐朝赵州那般智慧。当时禅宗未立，而于魏晋名士于清谈中已发禅机之先，实在令人称奇。
　　说到乐广，前文已经有所介绍，到了东晋时，于清谈上，玄学与佛学合流后，讲求言辞简约玄远而有深意。于是，乐广的地位更加突出，被时人尊崇，以至被冠为中朝名士之首，自是超越王衍这样的人物的。





　　一声叹息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子期即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向秀（约227年—约272年，或275年），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向秀自幼喜好老庄之学，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庄子研究者，现在那位登坛讲道的人，跟我们向秀能比么？
　　向秀对《庄子》一书的大部分进行了新的注解（只余《秋水》、《至乐》两篇，后被郭象补注完成），上承何宴、王弼、夏侯玄，于魏晋玄学上起到了一个过渡作用，所谓“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时人引以为佳；他的“自然”与“儒教”相结合的主张，更是在那个年代给了中间派一个绝好的立足理由。
　　向秀开始的时候隐而不出，与嵇康友善，堪称后者最好的哥们儿，兄弟俩或一起在大树下光着膀子打铁；或一个弹琴，另一个坐在草地上和掌倾听。后来，向秀被拉入竹林入伙，与其他六人共作逍遥游。魏元帝景元年间，嵇康被司马昭所杀后，士人震动。向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后还是决定出仕入洛阳。
　　路过嵇康旧居时，回首往事，想起故人以及往昔的竹林之游，旧居在前，却咫尺天涯，向秀不免百感交集。那是一个归鸟也已疲倦的黄昏吧，远处晚霞崩裂，暮色将临大地，突有牧歌响起，孩子们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远眺洛阳，近睹嵇宅，向秀热泪盈眶。后来，便有了那篇著名的《思旧赋》，沉痛悲郁，动容千古。在序中，向秀这样写道：“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
　　这是一个亲历者的美好而又痛苦的追忆。
　　对于向秀的出仕，很多人以为他本无这样的心思，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司马氏高压政治下的被迫举动。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呢。在信仰上，向秀不像阮籍和嵇康那样极端，他主张“自然”与“名教”的合一，天性即“逍遥”，而君臣之道也是天性之一。他对君臣世界并不抱以反感，他只是一度对洛阳的局势感到失望，司马家严酷的心让他惊悸。嵇康死后，士人与司马家的不合作实际上已不能再形成气候，此时曹魏政权转移到司马家已成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向秀决定到洛阳走一遭。
　　在大将军府，司马昭接见了向秀。对于嵇康的死，司马昭后来其实是有点后悔的，他觉得自己做的也过了点。在一丝愧疚中，他见了嵇康生前最好的朋友。自然，他不会把这种愧疚流露出来，于是踞席而坐，望着行完礼之后的向秀：“我听说先生有箕山之志，欲隐居泉林！但为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古时尧欲将帝位传与巢父、许由，后者冷笑而去，隐于箕山。向秀望着司马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路人皆知的大将军，这位司马大将军冷峻巍然，仪表果然不凡；同时，他又想到，正是此人下令斩了自己的朋友，一时间心绪难平。司马昭盯着向秀。后者把头偏向一旁，没作过多的解释：“巢父、许由自是狂狷之士，不值得去羡慕。您就说给我什么职位吧！”司马默然。
　　后来，向秀做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但为官后终于无心于宫阙之下，因为面对茫茫尘世，他有一种无所傍依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复杂的，甚至是没有来头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嵇康之死，更不是因为他由隐而仕走过了这方小桥。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痛苦，或许是因为人生的无常；或许是因为对生命本身的悲观。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忧伤其实都不是具体的。
　　于是，我们听到洛阳的叹息，在一声叹息中，向秀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后不知所终的背影。




　　王戎之叹
　　
　　
　　王戎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王戎此叹，令人感慨万千，一个时代就此远去了，正如其所言：“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邈若山河。
　　王戎少即以聪慧著称，受到钟会的赏识，后与阮籍成忘年交，应邀参与竹林之游，为七贤中年龄最小者。但及至后来，王戎并不被那几位待见，还多受阮籍、嵇康的嘲讽。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也许受到了某种伤害，但最终王戎有宽迈胸怀，并没往心里去；而且，也有自知之明，如上所说：“竹林之游，亦预其末。”一度有这样的交游，能参与其中，王戎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没能脱俗如阮、嵇。而后人多以吝啬、庸俗诋毁王戎，以其坠厕自保为笑料，却不愿意认真地看他一眼。于我看来，王戎活得很真实，其实这是个实在人，我想也是个好哥们儿，内心也有属于自己的痛苦。在嵇康和阮籍相继死后，身材短小、其貌不扬的王戎踏上通往洛阳之路，评论者如此不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岁月流逝，风云无常，黄公酒垆下过，睹物思人，你我若有情，谁能无此忧伤？所以我说，魏晋时代的独特魅力之一，即在于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内心情怀，原来它可以那样欢愉，也可以如此忧伤：“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听此言而遥想当年的情形，泪水总会潸然而落。
　　那酒垆就在眼前，而当年的往事如山河之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想来，人生在世，岂止竹林！由古而今，于你我之世界，又有多少物是人非的感慨——浸在我们残酷的命运征途中。




　　梦旅人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卫玠：“梦是嘛？”
　　乐广：“梦是心想。”
　　卫玠：“可是，从未接触过和想过的，却梦到了。难道也是心想的结果吗？”
　　乐广：“是‘因’的结果。”
　　卫玠：“‘因’？”
　　乐广：“未曾梦到乘马车入鼠洞，也未曾梦到把铁棒捣碎了吃，皆因做梦人没想过要这样，所谓无‘因’。”
　　卫玠：“可我还是不明白‘因’是什么意思。”
　　当时卫玠还是个少年，却很爱琢磨事儿，天天抱着这个“因”不放手了，孩子本来身体就不好，一来二去便想出病来了。乐广知道后很担忧，也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以后肯定会有出息。后来，找了一天，乐广去探望小卫，一进门就声称带来了良方。卫家妈妈问：哪呢？乐广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神秘地一笑。随后，他把自己和卫玠关进了小黑屋——这实在令人担心，但是还好，乐广没废话：“《周礼》记载，梦有六种：A.正梦；B.噩梦；C.思梦；D.寤梦；E.喜梦；F.惧梦，你觉得跟‘想’有关的梦是哪一类？”
　　卫玠：“我选C……”
　　乐广：“回答正确。那确实是‘思梦’，即因觉前有所思而做的梦；那么，与“因”有关的梦呢……”
　　卫玠：“是正梦吧？”
　　乐广：“太有才了！”
　　正梦即无感自然而生之梦，也所谓“神”与“形”不曾接触而产生的梦。这种梦，于我们的人生中似乎太少了，而且往往是被忽略的那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在乐广的开导下卫玠有所悟。这不仅是一个俊俏的少年，还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他多聪明呀！所以当时这病情一下子就好了不少。在回去的路上，走在洛阳大道上，乐广一个人嘀咕：“这卫家孩子聪颖好学，心中当不会存在着化解不开的东西！”他大约就是在那时候看上卫玠的，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后来他把女儿嫁给了这位魏晋时代最帅气的公子。只是乐广不知道，在当天夜里卫玠又做了一个梦：从洛阳，他一路南奔，渡过了一条苍茫的大河，浪花打湿了他的衣服。他听到北岸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他痛苦而迷惘，后来一着急就生出了翅膀，在黄昏的河流上空飞翔，那时候远处的天空晚霞绽放，一如洛阳败季的牡丹，在华美中凋零出一个王朝的背影。
　　若乐广有知，这个梦是“思梦”还是“正梦”呢？
　　说到梦，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梦而不虚。这是我的看法。于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为生活的多舛和命运的残酷所牵绊，很多时候面对一些情景时，总有恍然隔世的感觉。于是我们说：人生如梦。在这大梦之下——每天晚上，我们还做着小梦，它是如此真实而具体，以至从床上爬起来时，有些情景还历历在目。在梦里，我们有欢愉，有神奇，也有悲伤，因为我们多少都有哭泣着醒来的经历——在我们还曾渴望美好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自己梦见了什么，却不曾细想这背后的哀伤。西方的那位名士说：梦的本质是欲望的达成。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圆滑的说法，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太多的恨与叹息。我相信那梦总是悲伤的幡引，以至有个姑娘曾对我说她害怕“梦”这个字，甚至一听到岩井俊二的“《梦旅人》”这三个字，就会泪流满面。
　　



　　洛阳炒作事件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左思（250年—305年）字太冲，山东临淄人。左思出身寒门，人长得奇丑，这样一个青年，在魏晋那个讲究出身和容貌的时代算是没活路了。而且，少年时代的左思，还特别笨，吃嘛嘛香，学嘛嘛不行，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个智障。无论是学书法，还是练古琴，没一样过关的。最后，在绝望中，他选择了写作，似乎以为这碗饭好吃，写了篇《齐都赋》，竟用了整一年的时间！虽然没嘛天赋，但是挡不住他这次要跟文学死磕了。
　　泰始八年即272年，晋武帝征集天下美女，左思的妹妹被选入宫，前者有机会来到首都洛阳，后担任秘书郎这样的皇家图书馆馆员。初到首都，左思惊呼：太大了！太大了！洛阳真是太大了，比我们临淄大多了！有人说，见过嘛啊?！确实，左思没见过嘛世面。其实，也怪不得人家小左，要怪就怪当时的洛阳太奢华壮丽了:世家大族们赌富争豪，名士们清谈玄学，放荡不羁，一派热闹。只是，谁会搭理一个来自山东寒门的丑八怪呢？而且，还发生了一件伤害左思自尊的事：当时，潘岳以貌美著称，上街时，洛阳的姑娘们翘首期盼于两侧，投之以鲜花和水果。而左思上街，连洛阳的老太婆都冲他吐口水，小孩则拿着石子砍他。可以想象，左思是多么的痛苦：我不就长的难看点吗？！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能在洛阳有个发言权，至少别再让老太婆们欺负了，左思以时间为赌注，开始了一个冒险的计划：他要穷其精力，写出一部旷世名著，灭一灭洛阳人。著名的《三都赋》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构思的。据说该赋连构思带写作，左思整整用了十年的光阴。十年浩瀚，一个丑陋的青年变成了更丑陋的中年！在十年创作中，左思倾尽心血，遍查资料，严谨考察，据经用典，华美语言，精益求精，终于在太康二年即281年春完成此篇描写吴国、蜀国和魏国三国首都的宏篇大赋——但没嘛反响，而且还受到了一些讽刺。在此之前，名士陆机从江南入洛阳，听说左思正在写《三都赋》，曾抚掌大笑，在给弟弟陆云的书信中傲慢地说道：“这儿有个乡巴佬儿在写什么《三都赋》，等他写完了，可以用它盖酒瓮啦。”呵呵，我想当时左思死的心都有。
　　但左思没有自杀。
　　苦心人，天不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一位好心人，这位好心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这篇东东我看完了，你写的虽然很棒，但由于你地微言轻,所以要想走红洛阳，实在是太难了。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左思：“嘛办法？说啊！”左思实在是急了，一个人有几个十年啊？！
　　好心人：“找个大腕儿给你写个序，推荐一下你。”
　　左思：“大腕儿？”
　　好心人：“是的。这叫炒作。”
　　左思似有所悟：“找谁呢？您？”
　　好心人：“非也，我看找皇甫谧最好？”
　　左思：“为嘛？”
　　好心人：“皇甫谧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的曾孙子，皇甫嵩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第一号人物，据说当年曹操和刘备都跟他混过，可到了皇甫谧这辈，家道已经中落，他又遭受病魔袭击，导致半身有点不遂，并一度想自杀。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生活了下来，饱览群书，苦读不辍，到现在不但成为文学大师、历史学大师，还成了天下闻名的医学大师，著有《针灸甲乙经》，这可是咱华夏第一部中医针灸著作啊！皇甫有过一段特别艰苦的个人奋斗史，所以能理解你现在的痛苦，会对你有一种认同感，所以找他最为恰当。”
　　左思：“说的太好了！我也听说过这皇甫大师，他好像有个著名的段子，就是往我们的皇帝借过书。”
　　好心人点点头。其实，当时左思还想问一句：您现在也是名士啊，小时候也很穷困，为嘛您不给我写序呢？正像你们猜测的那样，好心人就是西晋大臣张华。经张华的点拨，左思找到了名士皇甫谧，后者还真给《三都赋》作了序言。如张华预言的那样，这《三都赋》真的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此赋结构宏大，语言美丽，内容充实，贴近时事，被认为超越了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以至首都的士人们争相传阅，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为此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成语：洛阳纸贵。后来，到了东晋，有文学青年叫庾阐的，写了篇《扬都赋》，给家族的老大庾亮拿去，后者鉴于亲戚关系，一通猛夸：“不错啊，可以跟张衡的《二京赋》并列成‘三京’，跟左思的《三都赋》并列成‘四都’！”庾亮身为太尉，与王导并为东晋辅臣，在其推荐下，首都建康的人们也想学学当年洛阳人的样子，玩把“建康纸贵”。但过了一些年，谢安说：“瞎胡闹！其实，那只是在一个大屋子下再架个小屋而已！一味地模仿，丧失了原创精神，其样式和气质都会显得很‘小’。”
　　其实，左思的《三都赋》也是模仿着张衡的《二京赋》写的，只不过与《扬都赋》比起来，不是大屋下架小屋，而是中屋下顶了个大屋，虽有模仿《二京赋》的迹象，但其规模更庞大，而且加入了进兵东吴的时事，所以也就比后来的《扬都赋》成功得多。正是借着《三都赋》的东风，左思一举打入了洛阳的名士圈子，在元康年间还参与了贾谧的“二十四友”的活动。贾谧被诛后，左思一时感慨万千，无所适从，最后终于看透了世态的炎凉，再也无意在圈子里混了，在洛阳呆了一段时候，终于便卷着铺盖卷到了更北边的冀州，远离了是非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三都赋》是左思的代表作，但他最好的文学作品却是《咏史》八首，其中最著名的是下面这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好一个郁郁涧底松！好一个白首不见招！这当是发自左思内心的诗篇。魏晋时代，仕途为世家大族把持，寒门无发展的机会，对此左思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一个有才华的难看的好青年发自内心的愤愤之音。
　　古人出书，也请名人作序，以此来炒作——本来想打趣一下左思，但再读《咏史》，便伤感异常了。





　　《在晋代的山水间》
　　
　　侍女死于春梦
　　信使死于平原
　　谷底的甬道
　　直达群山之上
　　青灰色的是马
　　那些士兵，低着头
　　仿佛走过了一生
　　他们一点也不着急
　　翻身下马
　　走向黄叶纷纷的落日
　　2002/10/15
　　
　　
　　《关河令》
　　
　　大雨压倦竹花
　　青石板上倒映蛾眉
　　午后的庭院
　　困意砌高了围墙
　　
　　撩起你失神的身影
　　一队士兵行进在时光深处
　　一只大鸟扑啦啦远去
　　画屏上的轻轻叹息
　　在雨中想起茫茫山河
　　2001/6/15
　　
　　《东晋隐秘岁月》
　　
　　1
　　
　　永和年间的生活很单调
　　有的人驾车狂奔
　　有的人对着竹花发呆
　　刚一合眼，梦中的月光
　　像水银
　　倾泻了一地的丹药
　　
　　2
　　
　　杂花生树，草长莺飞
　　春天来了，他们来了
　　无聊的会稽内史
　　召集了几十个同样无聊的人
　　在兰亭开会，会议的主题是：
　　据说人生也大呀
　　
　　3
　　
　　山涧、溪流、竹林、美酒
　　孙绰、许询、谢安、郗昙
　　
　　4
　　
　　醒来时天就黑了
　　牙齿有些松动
　　大雪掩盖了树丛和草垛
　　侍女还在打盹儿
　　春梦浮上脸
　　“去他妈的彭城王，
　　非得逼老子在这大冷天出去啊？”
　　说完，他就驾着小船
　　开始了那段著名的旅程
　　
　　5
　　
　　怨复怨兮远山曲
　　去复去兮长河眉
　　宰相大人
　　请不要再率领孩子们攀山越岭啦
　　要是走丢了怎么办
　　
　　6
　　
　　信使迷路了
　　躺在藤花掩映的岩石上
　　暮色消融了远方的战事
　　微微颤动
　　露水滴落间
　　平原上的尸体感到一阵清凉
　　
　　7
　　
　　进山采药的小伙子
　　碰到了多情的美眉
　　在山中呆了一天
　　还过了性生活
　　等回来时山外已过了许多年
　　这也是永和年间的事儿
　　
　　8
　　
　　从林间到魏阙
　　只需翻过一道东山
　　
　　9
　　
　　…………
　　
　　10
　　
　　雨季漫长，山河遥远
　　野花橙红寂静
　　开满久远的山谷
　　马蹄疲倦马鼻忧伤
　　旌旗不展消失在谷底深处
　　2004/4/30
　　



　　糊涂的明白人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王导为政，风格宽简，无为而治，经过元明二帝,及至成帝时代,更是少问政事，而顺其自然。于是，有人非议：这丞相怎么嘛也不干啊？每闻此声，王导便自言自语：有人说我老糊涂了，我想后人应该会思念这种糊涂的好处。
　　在渡江初期，王导还是勤于政事的。一次，江东名士顾和前去拜访王导，后者刚处理外公务，有点疲惫，不时地打瞌睡。顾和跟同座说：“以前，我常听我家前辈顾荣说王丞相协助元帝保全了江东河山，现在身体不适，实在令人担心!”王导因此惊醒。
　　早在为官扬州时，一次夜宴，推杯换盏，王导周转于各桌间，搞得大家都很高兴。喝到一半的时候，王导举着酒杯正转悠的时候，发现角落那桌，一个汉族士人和几个西域胡人面色有些沉郁，似有不快。王导知道自己冷落了这一桌，便走上前来。他认得，那个汉族士人来自临海郡，几位胡人则是来自西域凉州。王导举杯相邀，与之对饮，几个人小有尴尬，这时候前者对着那名汉族士子说：“自从你离开后，我知道临海便再也没有您这样的贤士了。”随后，又对那几个胡人说：“兰阇，兰阇。”胡人大笑，一起邀请王导坐在这桌再喝几杯。兰阇当为梵语或西域赞誉的译音。这一细节表现了王导的个人风格：即镇之以静，追求人人愉悦的境界。
　　东晋一代，是权臣的政治，没皇帝什么事，王庾桓谢四大家族先后执政。这大家族里，王家与谢家是一个风格，讲求老庄的无为而治，行政宽简；庾家和桓家相对来说为政刚猛。一个夏天的晚上，王导去石头城看望庾亮，当时庾亮正在办公。王导说：“天太热，可以一切从简。”庾亮说：“你简略政事，天下人未必以为就得当。”可见，对于王导的为政风格，庾亮是绝然不同意的。
　　其实，就东晋王朝的政治结构特点来看，王导的风格是非常恰当的。东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门阀政治王朝（甚至连西晋的政治都不属于门阀政治），王朝的权力是建立在皇家与权臣的合作的基础上的。在这种现实下，刚猛苛严的风格是不适合的。此其一。其二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东晋王朝是君臣南渡后在江东建立的，是寓居在人家的地盘上，北人与南人的矛盾本来就有，若施行严酷政治，不但会激起更大的矛盾，而且也没有为政的基础。
　　所谓难得糊涂，最早说的是我们的王丞相吧。





　　露怯(注：此条特别为女读者而写)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这又是一则小令。
　　大将军王敦的老婆是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毕竟是皇帝的女儿，讲究得多，比如去厕所，也得拿个枣把鼻子堵上。随着嫁到了王家，这些规矩也被带了过来。
　　一日，王敦去自家厕所——说起他家的厕所，已经被舞阳公主修整一新，配备了好多新东东。王敦不以为然：厕所就是厕所，你再怎么装修，它还是厕所呀！但既然公主讲究，那就随她吧！现在，当王敦来到厕所时，不由得嘿嘿一笑，心想：我这老婆还真行，连厕所里都放点吃的！是的，他看到了厕所边的漆箱内盛有不少干枣。于是，一边方便，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干枣。最后，拉完了，漆箱内的枣也快吃完了。
　　从厕所出来后，王敦看到两个女婢正冲自己微笑，她们都是公主从皇宫里带来的，一人高擎着盛着水的盘子，另一人手持琉璃碗，里面盛着澡豆。什么是澡豆？澡豆不是豆，而是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磨成的粉状物，具体说来，可用黑豆、豌豆或大麦磨成粉，配上杏仁、白芷、茯苓、白梅肉、冬瓜仁、玫瑰花瓣等，成剂后用其洗脸洗手，有非常好的美白效果，能使皮肤光滑、细腻，有弹性。按照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所记：“（用澡豆洗脸）十日色白如雪，三十日如凝脂。”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在魏晋时代，澡豆多为皇家使用，是公主们洗澡的第一护肤用品。及至唐朝以后，才流行民间。我们接着说王敦，当是没见过这种世面，心想：吃完枣不算，还让我喝点东西啊！这是什么破皇家规矩！于是走上前，把盘子里的水倒进琉璃碗里，把澡豆粉搅和了一下，吃起来，称之为“干饭”！身边的女婢都掩口而笑。
　　《世说新语》中，专有“豪爽”一门，多称王敦；而在舞阳公主看来，那是什么豪爽，一个没教养的老粗罢了。后来，王敦至死，也没有一个儿子，不知道是不是舞阳公主在搞怪。





　　女人之坏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王浑（223年—297年）字玄冲，山西太原人也，西晋重臣，拜征东大将军，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即280年，与王濬、杜预一起兵发东吴，统一全国。其子王武子也就是王济，不必多说，当为西晋时奢豪、放旷第一人，坐下来能清谈，上马能射箭，百发百中，而且哥们儿长得也帅，为人潇洒，是当时洛阳城里的硬派美男，是个宝贝级人物。别着急，还有比王济更宝贝的。谁？他妈！
　　王济的妈，也就是王浑的老婆——钟琰，更不是等闲之辈，出自豪门这没说的，她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钟会的晚辈，卫玠的姥姥，心眼多，很鬼马，人长得特别漂亮，气质更别提了，要说这姐姐是西晋第一美女，似乎也不过分。出自高贵门第，就是有大家闺秀之风，不服不行，你瞧人家说的——
　　一天，王浑跟钟琰在庭院里消夏，儿子王济从前庭走过，带着把斧头，正要去砍他姐夫和峤的李子树。望着儿子潇洒的背影，王浑对老婆说：“咱俩生了这样一个儿子，我很欣慰！”
　　钟琰呵呵一笑：“假如当初我嫁给你弟弟参军王伦，生出来的儿子一定超过王济！”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猜测王浑当时的反应了。不过，我知道，这话要是放在今天说，场面不但幽默不起来，轻则二人离婚，重则出人命。还好，当时是魏晋时代，老婆这样说的出口，丈夫也能把那话接住，而且接得还挺稳，相必这就是魏晋名士的雅量吧。说起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以真情流露100%而著称。在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率真、洒脱和热情，并不输给当时的名士，使那个时代更为生动，亲切可感。但对于钟女士的这句话，晚清李慈铭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大为激动，认为：“此即倡家荡妇，亦惭出此言！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乃复出此秽语？”
　　李先生急了，但钟女士的老公没急。王浑后来活到了74岁，儿子王济都已经死了，他还健康快乐地活着。





　　高潮而死：东晋的清谈盛会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
　　
　　
　　
　　
　　
　　时间：晋穆帝永和元年即345年的一天。
　　地点：首都建康 丞相、会稽王司马昱家。
　　人物：司马昱、殷浩、孙盛、王濛、谢安、刘惔（绝对牛逼的名单）。
　　启幕：艳阳高照，清风徐吹，殷浩、孙盛、王濛、谢安四人出场，往会稽王司马昱家溜达而去。
　　
　　前传：殷浩与孙盛辩论《易象妙于见形论》，此论的作者正是孙盛本人。在此之前，二人在殷浩家已经有过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激烈论辩，被认为是《世说新语》最激烈的一次清谈：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根据记载，殷浩“口谈至剧”，也就是说此人有个特点，说话倍儿快，像机关枪扫射一样，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当然孙盛也不是个善岔儿，按照南北朝檀道鸾所著的《续晋阳秋》里的说法，在东晋中前期，殷浩于玄学清谈上名重一时，当时能与之抗衡的，唯有孙盛一人而已。这种说法自是有些夸张，但孙盛能谈却是事实，关于二人的这次清谈，最大的特点是投入：手下上得饭菜，二人都顾不得吃，饭菜被反复热了四次；第二是激烈，辩论中，俩人不时甩着各自手中的拂尘，尾毛落满了饭碗里（这饭是没法吃了）。直到暮色西沉，月亮升起在东晋的上空，二人还没顾上吃饭，仍在激烈地辩论着，最后殷浩说：“孙盛，你老实点吧，别做嘴强的马儿，我要穿透你鼻子牵着你走！”孙盛也不示弱：“殷老师，放心吧，我不穿你的鼻子，怕你豁了鼻子跑了，我要穿你的脸！”呵呵，有点意思了。殷浩和孙盛的这次单挑儿，可以被视作正统玄学（承何晏、王弼之脉）和儒教维护者之间的正面PK。
　　
　　发展：此次，殷浩和孙盛又转至司马昱处决战，更是有看头了。孙盛在《易象妙于见形论》中驳斥了王弼解释《周易》的观点，而殷浩则坚持王弼的主流玄学思想，二人激烈碰撞。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看好殷浩，但几个回合下来，出现了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事：殷浩难以从孙盛的这篇文章中找到可下手的漏洞，而且说着说着竟把自己也带进沟里了。此时的孙盛，后来居上，意气风发，鲜明地阐发自己这篇文章的观点，语词甚为犀利。在两个人的争辩中，其余在座诸位都支持殷浩的观点。所以，在看到殷浩形势不妙的情况下，王濛、谢安，乃至司马昱都打狼似的一拥而上，对孙盛进行言语上的“群殴”，但仍不能将孙盛制服。眼看着众人即将败北，会稽王司马昱一拍脑门说：“快去请刘惔刘真长！”呵呵，这有点像电视剧《西游记》大闹天宫那一集，孙猴子在天宫无人能敌，玉帝在桌子下面探出脑袋，伸手大叫：“快去请如来佛祖！”
　　
　　高潮：我们那位超级傲慢的刘惔来了。在此之前，孙盛听到他们要去搬刘惔，心中已知自是不敌，汗流满面。及至刘惔到来，他让孙盛再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后者又重复了一下自己刚才说的话，但显得很紧张，已大不如之前那样洋洋洒洒。刘惔听后，轻轻一笑，只道了二百多字，观点简约恰当，一语中的，孙盛遂理屈词穷。在座众人，鼓掌大笑，孙盛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尾声：刘惔、殷浩、孙盛、王濛、谢安、司马昱，六大巨星，一起夜宴去了。
　　
　　注释A：这一次，清谈聚会又转移到了会稽王家，司马昱虽被认为是二流人物，但却是个一流的清谈组织家。在永和元年，这位爷进位丞相，辅政朝廷。
　　注释B：在这次清谈上，司马昱、殷浩、王濛、谢安、刘惔五人都是反对孙盛的观点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孙盛首先是个历史学家，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他写有名著的《晋阳秋》；其次才是作为一个清谈家而存在的。虽然很能说，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尊儒派，对何晏、王弼以来的老庄玄学持反对意见，曾写有《老聃非大贤论》和《老子疑问反讯》，在老庄流行的年代，公然提出质疑；同时，又作《易象妙于见形论》，不满王弼的观点，自然为坚持王弼主流玄学思想的在座诸名士所不容。
　　注释C：这次出场的人物，是整个东晋时代最强的，其综合实力要超过了在王濛家的那次聚会。那次聚会，除了王濛、谢安外，许询、支遁也到场了。而这次，后二位没到场，但却多了殷浩、孙盛、刘惔和主家司马昱。司马昱我们不去管他，估计真要争辩起来插不上什么嘴，厉害的是殷浩、孙盛、刘惔，殷浩在晋成帝时代就已经被认为是清谈第一高手；至于刘惔，我们都知道更不是善茬儿，这位曾把脚丫子架到桓温脑袋上的哥们儿，言语的丰美虽不及殷浩，但走的却是简秀派，往往一阵见血，绝杀毙敌，当时他并不买殷浩的账，曾嘲笑其为农民兄弟。在我看来，刘惔PK殷浩，应该是前者胜出，刘才为真正的东晋第一清谈高手。而这次在众人都不能制服孙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把刘惔请来，也可说明其实力和地位。
　　注释D：这次清谈发生在345年，这一年，晋穆帝以2岁的年龄即皇帝位，会稽王司马昱以丞相身份辅政。在此之前的晋成帝和晋康帝时代，清谈之风再起，及至晋穆帝永和初年，达到高潮。除了支遁、许询身在会稽以及韩伯（有实力，但少参与这种群体清谈）未有参加外，东晋的清谈名士都到齐了。而永和初期之后，东晋清谈便趋向于令人伤感的尾声了：王濛、刘惔相继以不足40岁的年龄而逝；谢安隐于会稽，很少再东入京城；至于殷浩，则决意在政治上冒一把险——当然，最后不出意料地吞下了北伐惨败的果子：被废为庶人，轰出了建康。




　　坐山狂啸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我们的大明星阮籍有一个爱好：喜欢长啸，在数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它并不是现在说的呼哨，而是放声长啸，多少类似于京剧中的调嗓子。
　　当时，苏门山中有隐者莫知其名，称苏门真人,被砍樵者共传说。阮籍好奇，便独自驾车前往，至于山下弃车而攀，好在苏门山不是很高，海拔不到二百米，没多久就远远望见峰顶处，林木掩映间，崖石险峻处，有一个抱膝而坐。
　　阮籍登顶，上前与那人席地对坐，却见那人面无表情，有点木乃伊的意思。阮籍是何等人物，见过酷的，但没见过比自己还酷的，于是就前与之论上古玄远之道，而那人寂然无语，只是呆呆地望着阮籍。阮籍随后又问其有为之教，以及修身养性之术，其人依旧不答，眼珠凝视阮籍，一动不动。后来，阮籍不再说话，也与那人对视。时间一分一妙地过着，直至山间升起暮色，已是傍晚时分。阮籍再凝神向对面望去，那人仍无表情，仿佛山间僵尸。在某个瞬间，实在吓了阮籍一大跳。忽有所悟，于是阮籍对之长啸。那人突然笑了：“你可以再啸一次。”阮籍听之.随后兴尽下山，行至半山腰，忽闻山上传来清远之声，响彻暮色中的山林，回头望去，呼啸者正是那苏门真人。
　　这位苏门真人即魏晋时代的著名隐士孙登。苏门山位于现在的河南辉县境内，是太行山的一部分，下有百泉湖，风景旖旎。历史上的孙登是个神人，性无喜怒，一度隐居苏门山。有人为试其性，将其扔到山下百泉湖中，想将其激怒，但孙登在湖中游了一会儿（多亏会游泳），便爬上岸来，笑着离去。东晋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说：“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又，同是孙盛，在《晋阳秋》中称：“（嵇）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嵇康不解，孙登缓缓道：“君才高识寡，保身之道不足！”后嵇康果然出事。有人说阮籍与嵇康所见孙登不是一个人，在我看来当是同一个人。王隐在《晋书》中也说：“（嵇康所见）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
　　魏晋多隐士，远离尘世，栖逸山林，以述林泉高致的情怀。不过，按照公孙罗的说法，所谓隐士分为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这里的孙登，应接近第一类。从某种意义上，他类似唐朝诗僧兼老朋克寒山，过着坐看云起云落的日子。有人说，高逸山林，终不是大隐，因为大隐隐于市。其实有时候说来,倒也未必，因为从本质上讲，隐士是为环境所依托的。在闹市中有清净淡泊之心，仅仅说明你心性不错，而与隐士没什么关系。“隐”当然是一种生活态度，但还是一种职业(并无贬义)，一如孙登。
　　具体到本条，未解魏晋精神之真谛者，往往认为故事中的“啸”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爱好；孙登不与阮籍交谈，也仅仅是隐士奇行的表现。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则故事实际上从侧面道出了魏晋时代的一种观点：言不尽意。即人们赖以交流的言谈话语，实际上是不能穷尽地表达人的思想及其本意的。既然言不尽意，那便不如不说。阮籍在后来琢磨出了孙登沉默的原由：两个人坐于群山之顶，四周林木莽然，天人合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说些什么才能讲清楚此刻的心旨呢？言不尽意而啸尽意，那就用响彻山林的啸声吧，它自能抵达玄远幽深之境，而两啸相应，所谓神明之交。这样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对话不是更适合此时的背景吗？回去之后，阮籍遂托孙登而明己志，作《大人先生传》：啸中有道也！






　　疯狂的螃蟹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人们常说：某某某在某领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螃蟹看上去吓人呼啦的，第一个吃它的人定有决大的勇气。但尝到甜头后，人们便一发而不可收了：这家伙太好吃了！以至我所生活的这座北方滨海城市有这样的民谚：“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实际上，不仅仅是现在，早在魏晋时代，人们对螃蟹就情有独钟了。
　　毕茂世即毕卓，河南新蔡人，生活在西、东晋之交，是当时的“八达”之一，为温峤所赏，请为平南长史。身居“八达”之中，毕卓为人自是放旷，尤好喝大酒，曾为吏部郎，因喝酒误事而被罢官；又曾于夜间盗酒以醉。关于毕卓，是那年代的一个典型，我的意思是说，像他这样一个人既未建立功业，也未有文章流传于世，而依旧能够在正史上有传，留名于后世。这自然与他一语惊人有关：“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飘在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在《晋书—毕卓传》中，这段话有更完整的记载：“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毕卓的人生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真是要命。还有点别的吗？这不是个吃货吗？！当然，道理不仅仅是两个螃蟹腿儿那么简单。说到螃蟹，毕卓真是爱吃螃蟹，而且爱得深沉，牙齿是那么温柔。因此可以说他是真的爱生活，爱得实在。毕卓的话与张翰的话一样，持剑直取儒家的人生价观，最后将其颠覆。功业自有千秋之名，可是把自己绑在军政的车轮上，一生而奔忙，何如发现那生命属于自己，而应最大程度地去亲近它，拥抱它、感受它？比如，在苍茫江河上，独驾小舟一只，看秋风芦花落，正是螃蟹肥美时，于是一口螃蟹一口酒，让那只生命之船一点点淡出历史的画卷。我想这是活法之一种，这与消极与否没嘛关系。
　　在那个时代，我想毕卓还是有机会和条件完成自己的以上心愿的。
　　人生之悲剧，只属于千年后的看客。因为人世纷纭，凡人如你我，不可能如毕卓那般洒脱，船上的日子总归有限。一年中可以有几天做一个头也不回的背包客，心远天高在路上。但是，但是后来呢？你总要回头，总要再次回到你生活的城市。于是，那所有的烦恼又如冰雹一样砸向你，砸死你：房价怎么又涨了？等贷款还清了自己也已经白发上头！那位小女且慢走，你到底爱不爱我？总算结婚了，像蜗牛一样也背上了个房子，却又茫然了：这就是我曾经期盼的婚姻吗？如此这般何如我一个人生活？并为工作奔忙，我这一生能干嘛？如此一想，毕卓之语，只能让我们空生悲叹了。




　　恐怖爱好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张湛，山东高平人，官至中书侍郎，曾为《列子》作注，颇多见解，有可能是魏晋玄学于理论发展上的终结者。其人性好于屋前种松柏，把自己的寓所搞得跟坟墓一样，就差天黑后有一闪一灭的磷火了；袁山松即袁崧，河南太康人，曾为吴郡太守，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市长，其人擅文艺；又精书法,且长音乐，改作北人名曲《行路难》，为琅邪太守时，离王敦爱妾宋祎墓很近，每醉后必高唱《行路难》而拜宋墓，悲切沉重，名绝一时。《行路难》已凄惨，而袁山松最喜欢听的，最爱唱的，还是挽歌，每及出行，也用不着见面，只要你一听那悲惨哀伤的挽歌声出现，那一定就是袁市长来了。
　　挽歌本是送葬时牵引灵车者唱与死者的。这种风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且多为贵族用之。及至汉初，田横死，门人五百士唱《薤露》、《蒿里》二曲，恸而自杀,唱挽歌的习俗遂渐渐于民间流行。但是,挽歌并不是是个人就能唱的，至少在魏晋时代如此,《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也就是说，所谓挽郎得有一定身份，突出才华。
　　不但袁山松好挽歌，本条中喜欢于庭前广种松柏的张湛也好挽歌，所谓“酒后挽歌甚凄苦”。除了他们俩外，尤善唱挽歌的还有东晋第一音乐家桓伊。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在魏晋时，唱挽歌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风尚，其本身犹如现在的hip-pop或R&B一样，当为最流行的音乐样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想与他们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有关。在这种觉醒下，面对时光的流逝与人生的无常，渐渐形成一种“悲”的审美。对死亡的叹息声实际上是歌咏和发现了生命的灿烂，在最大的痛苦中顿悟了“生”，正如李泽厚先生说的那样：“尽管他们并没有去选择自杀—死亡，却把经常只有面临死亡才最大地发现的存在意义很好地展露了出来。他们是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而发射出来的生的存在……”
　　其情如此，其情如此！
　　




　　千古伤心是兰亭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我一直费解的是，在《世说新语》里，竟没有一条直接讲述晋穆帝永和九年的兰亭聚会。这次聚会，于魏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也是最负盛名，王羲之更是写下了名动千古的《兰亭集序》。《世说新语》却惜墨如金，让人甚是不解；有文字虽提到“兰亭”二字，却也是从侧面，比如此条：有人以《兰亭集序》比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甚为高兴。
　　魏晋风度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魏国正始时期；魏国竹林七贤时期；西晋洛水优游时期（晋惠帝元康之放）；东晋咸康、永和时期。兰亭之会即发生在第四个时期。经过了初期的动荡后，及至穆帝永和年间，东晋的政权已经稳定，名士的生活更趋悠闲。在永和九年即353年的三月初三（古代春天的修禊日），四十多位东晋的明星们应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邀，亮相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具体地址在今天浙江绍兴西南的兰渚山），饮酒、写诗、观山、赏水，体味光阴，感悟生命。在这次聚会上，魏晋以来显赫的家族差不多都到齐了：王家、谢家、袁家、羊家、郗家、庾家、桓家……这42人的具体名单是：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凝之、王玄之、王蕴之、王丰之、王肃之、王彬之、王涣之、徐丰之、曹茂之、曹礼、曹华、孙绰、孙统、孙嗣、谢安、谢万、谢瑰、谢腾、谢绎、郗昙、庾友、庾蕴、魏滂、桓伟、羊模、孔炽、后绵、刘密、虞谷、虞说、任儗、袁峤、华茂、劳夷、华耆、卞迪、丘髦、吕本、吕系。有人称支遁也参加了，但此说终成谜团。东晋独特的旷达、清雅、飘逸、玄远的时代气质使得这次集会完全丧失了政治色彩，哪怕组织者王是会稽市长，哪怕参与者大多都是会稽和建康的军政大腕儿。这次集会完全是生命的、内心的、山水的。
　　此日风和日丽，清风徐吹，东晋的名士们宽袍大袖，偎花籍草，列坐于曲折、清澈的溪流两边，有荷叶轻托酒杯，信自漂流，到了谁的跟前，谁就要现场作诗，如果作诗不成，便要罚酒。有王羲之等26人现场写出了诗歌，而王献之等16人则没写出来，于是被罚喝酒，但也怪不得献之，毕竟当时还是个小破孩儿。写出作品的26人共成诗37首，汇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这是一次将生命回归到个体的春天的聚会。在东晋之前的三国时代及以前，几乎所有的文人其第一重属性是政治上的。遥想曹孟德在铜雀台上横槊赋诗时，漫天星斗在上，和者如云在下，其角色里的个体生命成分是很淡的。如果说铜雀台上的吟唱者，还有一些伟大的抱负不能实现的伤感，那么兰亭的忧郁完全来自人生的残山剩水。呆看光阴，寄情山水，不做孟德之慷慨，也不做阮籍之放荡，而是追求宁静忘我的境界，这是魏晋风度在东晋永和年间的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物内心审美追求在江南环境下的自然迁移。这不仅是一次诗会，一次名士的燕集，还是一次春天的酒会，一次清谈的盛会，一次山水间的旅行，兰亭聚会标志着东晋的文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山水审美之中。当时，孙绰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明山秀水，可化心中郁结！”
　　现在，让我们再次聆听一下王羲之的那篇千古奇文《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六朝怪谈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在讲干宝和他的《搜神记》之前，先提一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段话：“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可以说，以上这段话，概括了志怪小说的渊源和在魏晋六朝时代火爆的原因。魏晋是志怪笔记的兴盛期，加之特有的隐秘玄远的时代风气，造成现在读起来时感受非常奇特，令人目眩神迷。谈及这个时代的志怪小说，我们一般情况下首先要说的是《搜神记》（南朝时代的《幽明录》、《异苑》也相当重要）。他的作者有一个非常Q版的名字：干宝。干宝（283年—351年），字令升，河南新蔡人，官至散骑常侍。干宝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曾作《晋纪》；其次才是志怪八卦小说的作者。干宝从小喜欢神儿啊鬼儿啊的，及至长大，广闻博记，把志怪写作看成是历史著述之余的一个娱乐和消遣，同时也有为后人保留一些中古的逸闻和传说的意思，终于完成了这部神鬼八卦和灵异事件大全，在他的自序中，他说道该书的作品有的是摘录前世书籍，有的则是自己“采访近世之事”。说到“采访近世之事”，得讲一件干宝家的恐怖故事：当初，干宝的父亲宠爱一个女婢，为干宝的母亲嫉妒，后及干宝的父亲死了，干宝的母亲加害于那女婢，将其也推入坟墓。后来，过了很多年，干宝的母亲也死了，干宝打开父亲的墓室，欲将父母合葬，却恐怖地发现：当年那个被母亲推进墓室的女婢，正趴在棺材顶上，差点回头冲他笑了！后来，干宝哆嗦着把那女婢背回了家，转天她便醒来了，说在墓室里，干宝的父亲经常弄吃的给她，还跟她一起睡觉。可以想像这样的描述多么恐怖。事实也罢，传说也好，总之干宝自那以后就迷上了志怪，终创《搜神记》。
　　《搜神记》现存400多条，具有典型的志怪笔记的特点，在篇幅上多为残丛小语，几行字就是一个故事。尽管如此，仍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精彩故事，很多成为后世小说的渊源。干宝向刘惔推荐自己写的《搜神记》，刘看完后夜不能寐，有可能是吓的，毕竟里面神鬼莫测的，虽然心里扑腾，但故事实在是吸引人，于是说：“你真是鬼之董狐啊！”董狐，春秋时代晋国的著名史官，傲慢的刘惔，自是很少夸奖于人，现在说干宝是鬼之董狐”，当是一个很高的褒奖了。
　　志怪小说的踪迹最初能见于先秦，兴于魏晋六朝（连作为魏朝皇帝的曹丕在办公和写诗之余都搞了本《列异传》；科学家祖冲之则写了本《述异记》，可见当时的火爆的风气，跟现在的图书市场差不多），繁盛于唐宋。明清两朝虽数量庞大，但可观者无几。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从读者方面来说，已是近世，作品中自然少了幽古玄远之风，读起来自然少了味道；从作者方面来说，明清的志怪，多加了人情于其中，而且篇幅过长，写着写着就变成爱情或偷情小说了，深为乏味。《聊斋志异》自不必说，甚至连《阅微草堂笔记》也是这样的。顺便再说一句，魏晋时代虽然志怪勃兴，但由秦自清，这类故事想像力最发达的朝代是唐朝，晚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是中国志怪笔记小说的翘楚（朋友们不妨找来一读，绝对牛逼的一本古代“逸闻+恐怖+志怪”小说）。




　　关于刘备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关于刘备，无需多说，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仁慈、他的虚伪，他的重哥们儿义气。我说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而不是《三国志》里的。在这里，曹操问裴潜：“你当年与刘备在荆州刘表手下共事，觉得刘备的才能如何？”裴潜字文行，同样来自山西闻喜的裴氏家族，是地图学家裴秀的父亲。初投刘表，及至曹操下荆州，裴潜入其幕，后累至尚书令，成为朝廷重臣。在世之时，他以清正廉洁著称；同时，又善品人。正因如此，遂有曹公之问。
　　裴潜是怎么回答的呢？裴潜说：“我觉得吧，如果让刘备据中原京城之地，他未必能进行有效治理，只能把事搞砸了；但如果让他把守边关险地，倒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
　　曹操抚掌大笑。说到刘备，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哥们儿年轻时靠卖拖鞋为生，一下子碰到黄巾之乱，趁机找了两个帮手，一个姓关，一个姓张，从镇压起义为抓手，又混了个皇叔的名号，于是闯进三国大时代的画卷中。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了一个没嘛本事的人，特长就是仁慈加上讲哥们义气，同时还不怕麻烦，三顾茅庐请出个诸葛亮，随后一切都靠他这位军师了。后来，为了给两个弟弟报仇，在彝陵被陆逊玩了，火烧连营七百里，死于白帝城。《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削弱刘备的能力，显然是为了突出已近乎于“妖”的诸葛军师。其实，依正史《三国志》来看，天下三分有其一，关键的入蜀之役是刘备自己打的，诸葛亮虽也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只是小打小闹。曹操已算雄杰，赞赏之人不多，但仍称刘备为“英雄”，周瑜则称之为“枭雄”,可见刘备还是很有才华的。
　　在本条中，裴潜虽没有给刘备一个更高的评价，但也没有否定刘备，其评价正好点出了后来的事实：刘备无力在中原发展，只好往西南伸触角，最后倒也算是一方霸主。说到刘备之蜀国，我想其命运遭遇很是公平：刘备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弄了个皇叔当当，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乍一看会觉得：呀，您是正根儿，我们大家都跟您混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段，也着重提到了汉朝的正统性，指责王朗身为汉臣，不应助曹篡汉。其实人家王朗说得对，汉朝气数已尽，天总是要变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当时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其实是没什么号召力的。在那个必将垂青于新天地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刘备都不占。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国家只能早早被灭，他也只能做到裴潜所说的“一方之主”。
　　
　　



　　傻子也忧伤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微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牀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有人认为，西晋在司马炎死后大乱，与白痴司马衷继承皇帝位有直接关系。俗话云，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虽然时为太子的司马衷被认为是个白痴，但作为父亲的晋武帝司马炎还是铁下心来把皇帝位传给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当然，细节处没那么简单，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
　　第一个问题是：司马衷到底是不是白痴？如果是的话，他白痴到什么程度？关于说他白痴的指证，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例子：A.一天傍晚，这宝贝儿正在园子里玩耍，池塘里突然传来蛤蟆叫，他听后觉得很有意思，便拉过来一个随从：“呀，这东西叫得真好听，呱呱的，我问你：它们是在为官家叫呢，还是为私家叫？”随从睁大眼睛，不知如何回答。B.在一个饥荒之年，民众饿死无数，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被他听到，觉得非常奇怪，就问：都饿死了？老百姓为嘛不喝肉粥呢？后人凭以上两则故事给司马衷下了诊断书：是个白痴。不过，如果你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一些疑点，比如司马衷即位后在征讨成都王司马颖的荡阴之战中的表现。在此战中，皇帝的军队大败，司马颖的士兵杀至他面前，嵇康之子嵇绍以身躯保护皇帝，当士兵们砍杀嵇绍时，司马衷怒喊道：‘他是我的大臣，你们不要伤害他！”虽然嵇绍最后还是被杀了，但司马衷的这一喊，让人觉得他可不像个白痴。在被司马颖掳至邺城后，周围人要给他洗去龙袍上的血污，被拒绝：“上面有嵇侍中的血，请你们不要洗去！”这话里更是饱含深情了。由此可见，司马衷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白痴（在医学上白痴是有严格定义的），只是人比较傻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司马衷的智力很成问题，以晋武帝司马炎的聪明，为什么还要坚持让他继承帝位？实际上，在司马衷十几岁时，武帝一度有废黜他太子的念头，但被老婆杨皇后阻止：“立太子，应重其是不是长子，而不应以聪明为标准！”此后，晋武帝便打消了废黜太子的想法。大臣们急了，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是绝对含糊不得的，让一个缺心眼的人继承晋朝的江山？玩笑实在是开大了。于是多有直谏。其中，很多大臣希望以皇帝的弟弟聪慧贤德的齐王司马攸代替司马衷。这引起了武帝的不爽。这是儿子与弟弟之间的选择。从帝王的心理来看，一般都会把自己的儿子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开始时，武帝跟大臣们打马虎眼，后来被逼急了，有点发怒的意思，大臣便不敢吭声了。但卫瓘深感痛心，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再提醒一下这位皇帝。卫瓘（220年—291年），字伯玉，山西夏县人，在伐蜀之役中作为监军，杀了反叛的钟会，又袭杀了邓艾，成为最后的赢家。入晋后，卫瓘累至司空、太保，成为重臣。这天，晋武帝司马炎在陵云台宴请大臣，卫瓘坐在一旁，寻思着怎么跟皇帝说。酒喝到一半时，他一步跨向前，装作喝高了的样子跪在司马炎脚下，用手抚摸着皇帝的坐榻，说：“此坐可惜，此坐可惜呀！”司马炎是多聪明的人，自是明白卫瓘的意思，但最后还是笑了笑：“你喝醉了吗？”司马衷继承帝位后，卫瓘为贾后所杀，很难说与此没有关系。司马炎之所以决心把帝位传给儿子，在我看来，有着内外双重原因：内因如上文所说，司马衷虽然傻，但还没有到完全白痴的地步，在司马炎看来，儿子的心智还有进步的余地。为此，他让裴楷这样优秀的人物做太子的老师，以保证优质的教育，其心良苦。所以，即使儿子稍微有点变化，他都很高兴。一次，他感到儿子又进步了一些，便对爱臣和峤说：“太子最近进步不小，你可以去东宫一试。”过了一会儿，和峤回来了，武帝笑着问：“咋样？”和峤说：“跟以前相比没嘛变化！”外因除了杨皇后的那番话外，还关系到权臣贾充的支持。众所周知，司马衷娶了贾充的女儿黑丑凶狠的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当皇后，贾充自然要替太子说好话。司马衷虽傻，但生了儿子叫司马遹，非常聪明，招司马炎喜爱。这个聪明的孙子在不知不觉中为他的愚呆的爸爸保住帝位尽了一份力。
　　太熙元年即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被大臣们质疑智力低下的太子司马衷终于登上皇位，是为晋惠帝。这一年，他已经31岁了。他张着嘴坐在洛阳的皇帝的宝座上，一时说不出话来。幕后是凶狠的女人贾南风。当时，辅政的是太傅杨骏，此人远不是贾南风的对手，很快遭到了诛杀，随后贾后专权，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古代史上时间最长的大分裂、大动荡开始了。西晋后期的大动荡，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并不是晋惠帝司马衷一个人的问题。但他却起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正因为皇帝的宝座上坐的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是一个著名的傀儡，所以才有贾后专权，才会引起诸王的欲望和野心，胡族又趁八王之乱崛起而进入中原，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矛盾总爆发，让北中国完全陷入大混战，一直持续了三百年。那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的中世纪。尽管如此，我仍不准备去抱怨晋惠帝，因为登上皇位，那不是他的选择。晋惠帝司马衷活到了306年，相传被东海王司马越用有毒的馅饼毒死（妈的，连一个傻子也不放过），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还记得在荡阴之战中他的怒吼吗：“嵇绍是我的大臣，你们不要伤害他……”




　　华亭鹤唳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我先说另外一件事：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在邺城，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下的人们聚会，席间司马颖的眼前红人卢志问著名诗人陆机：“陆逊、陆抗是你嘛人？”
　　陆机脸色大变，说：“正如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
　　当时，陆云也在，听了哥哥的回答，弟弟有些坐不住了，散场后拉着哥哥的袍子说：“何至于到这种地步？因此把跟卢志的关系搞僵，也许得不尝失；再说了，可能他是真的不知道！”
　　陆机严肃地对弟弟说：“我们的父亲、祖父是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祖父在彝陵之战破刘备大军70万！父亲也为我东吴栋梁，满门英豪，名传海内，谁人不知？他卢志胆敢无礼，作此狂言！”
　　据记载，陆云为人，文弱可爱；哥哥陆机则声作钟响，言多慷慨，脾气很大。无论如何，这次聚会不欢而散。陆家兄弟走了，卢志也铁青着脸走了。在古代尤其是魏晋时，当子弟之面直呼其父亲、祖父的名字是大不敬。所以，陆机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另外，最重要的是，陆机觉得卢志是明知故问，是当时北方人对南方人一贯的轻蔑，所以这更激怒了他。陆机兄弟当时没有想到，就此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关于“二陆”的故事，总是令人伤感。吴国灭亡后，作为江东第一大族的后人，陆机带着弟弟隐居于华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闭门读书十年。后来带着弟弟一起北上洛阳，开始了仕途奔走，为是延续陆家的荣誉。当时，南方人要想一帆风顺于仕途，是何等艰难！不仅需要一步一步来，还需要忍受洛阳士人的轻蔑。陆家兄弟初入洛阳，去拜见大臣张华，询问其都应该走访一下谁，张华令其二人拜见刘道真。去了刘府，道真初无他言，过了半天，问道：“听说你们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有没有带种子来？”当时，刘道真顶多算洛阳的二流人物，面对的是江东一流才俊，而以此言相怠慢，令陆家兄弟蒙羞。洛阳很大，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人认识他们，兄弟俩只好忍气吞声。他们无容身之地，只好住在一个参佐的单位里。那单位是三间瓦屋，陆云住东头，陆机住西头。还好，张华是个不错的人，不像其他的洛阳名士那样傲慢凌人，对陆家兄弟多有照顾。一次，陆云陆士龙前来张府拜访，正逢名士荀隐荀鸣鹤在。张华知陆机的才华与锋芒，此次则有意一试其弟陆云，便叫二人对答，不许作常语。陆云说：“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陆云说：“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张华抚掌大笑。
　　陆家兄弟因张华的推荐，渐渐名满洛阳，后有“陆（机）才如海，潘（岳）才如江”的说法。但是，在陆机看来，他们被认可仅仅是文学才华上的，而他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来自陆家，他要恢复陆家的荣誉。此时，八王之乱起，包括顾荣、张翰等在内的江东名士纷纷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顾荣曾一度劝陆机跟他同返江东，但被拒绝。在陆机看来，正好利用各王为政一方，招募名士充实幕府的机会，让自己有一番作为。弟弟陆云虽觉得这样太冒险，但最后还是听了哥哥的话。晋惠帝太安二年即303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陆机被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大都督，进兵洛阳，征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意气风发，此时他对司马颖满是感恩。早在几年前，他险些死于齐王司马冏之手，是司马颖救了他，以其为平原内史。现在，他终于可以像陆家先人一样领军作战了，这是他的一个梦想。在高兴的同时，他又很忧愁：帐中的北方人，多不服从自己。他虽出身吴国第一大族，但毕竟吴亡了，在军中连一个小小的叫孟超的也敢当面对陆机说：“貉奴，能做都督不？”陆机是痛苦的，他在当时自是可以一拳把那叫孟超的打倒在地，但问题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对南方人心存轻视。这仗是没法打了。由于帐内不合，导致行军延误，加之陆机本人虽被冠以“太康之英”的名号，于文学上首屈一指，但于军事上并没有祖父陆逊的天赋。在河桥之战中，陆机丧师惨败，随后北方幕僚向司马颖进谗言，卢志更是落井下石，道其谋反在前，司马颖遂诛杀了陆机、陆云兄弟。
　　“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这是陆机的诗。他死时，唯一的遗憾是连累了弟弟陆云。及上刑场，陆机望着弟弟，热泪盈眶。一向柔弱的弟弟没有哭，而是劝慰哥哥：跟随哥哥一起赴死，我已经很满足了。陆机无语，仰天长叹：“江东华亭那美丽的鹤鸣，我们兄弟还能听到吗？”二陆之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二人之死，彻底终结了江东士人在中原为官的欲望。陆机、陆云兄弟的身影早已被封沉于历史的长河，但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陆机的呼吸，因为他留下了一幅叫《平复帖》的书法作品，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看吧，感受一下那遥远的魏晋时代的气息，感受一下陆机兄弟的悲伤的呼吸。
　　





　　南人与北人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中国人的地域意识，大约就是在魏晋时代“正式”形成的。在魏晋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华夷之辩，而无南北之分。到了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在长安与洛阳，即关中和中原地区，这种优势是压倒性的，没江南什么事，所以南北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发生。到了魏晋时代，南方人北方人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晋灭吴后，大批吴国旧臣出于种种原因北上求官，很是艰难，遭到北方人的排斥和歧视。这歧视除了他们是亡国之臣外，还有着强烈的地域原因。但很快，随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到来，五胡乱华，中原崩溃，北方士民出奔江南，情况急转直下，以往很具心理优势的北方人突然失去故土，跑到江南寄人篱下。此时南方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同时，又有一种可与北方人平起平坐的兴奋；甚至心理优越感和对北方人的报复性歧视。尽管有此背景，但综观魏晋南北朝时代，南方土著士人少有进入权力核心者，顾荣、顾和、贺循、陆玩、陆晔等人虽位居高官，但却并非掌权者，甚至到了南北朝时仍有这样的说法：《南史·张绪传》记载：齐高帝萧道成欲用南人张绪为仆射，征求王俭的意见，后者回答：“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彦听后辩论说：“东晋时朝廷用陆玩、顾和，他们都是南方人呀！”王俭则答：“东晋政权衰落，不可以其为榜样！”
　　政治如此，但在文化和习俗上，江南之风却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迁徙者。至于谢安、王徽之等原籍北方而出生在江南的名士，在生活习惯上已完全南方化，说话也已作吴语(朝廷官话非吴语,而是江淮话)。在本条中，褚季野即褚裒对孙安国即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回答：“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遁听到后说：“圣贤不去说他，只就才华中等的人而论，北人看书，一如在开阔处看月亮；南人学问，一如在窗户里看太阳。”
　　褚裒、孙绰和支遁的话实际上道出了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支遁之语意为：显处望月，视野开阔，但得“博”而失“精”；牖中窥日，恰恰相反，视野虽窄，却自得其“精”。北方大漠孤烟，粗犷刚健；南方小桥流水，灵秀精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洞悉到地理环境和地域风俗对人的思维的巨大影响，以及造成的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影响千秋而传，这种差异直到处处“一体化”的现在仍无法消除。
　　
　　




　　白首同归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
　　
　　
　　
　　晋惠帝永康元年即4世纪的第一年：300年，洛阳发生了一系列事件：1月，专政的贾后在族人贾谧的支持下，诱贾的好友、诗人潘岳参与机密，废黜了聪明的太子司马遹。被封为赵王的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在谋主孙秀的怂恿下，趁机发动政变，诛了贾后集团，并斩杀了大臣张华、裴頠，掌握了朝廷大权。几天后，已被任命为中书令的孙秀的手下出现在洛阳郊区金谷园的大门前，向石崇索要他身边的美丽舞女绿珠。此时，因受贾谧的牵扯，石崇被免官闲赋在家了。我相信，那一刻他感到了耻辱。孙秀？是那个当年从吴国投奔而来的孙秀吗？是那个喜欢投机的孙秀吗？是那个曾被老婆骂的孙秀吗？OK，正是那个孙秀。石崇拒绝了孙秀，或许仅仅出自一个男人的尊严。
　　孙秀，这个昔日的吴国人，是记仇的。一天，潘岳在中书省的官邸看到了这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便从身后跑了两步，跟上来：“孙令！孙令！还记得我们以前的交往吗？”
　　孙秀疾步不停，不曾回头：“那些情景，一直在我心里藏着，哪有一天能忘记！”
　　潘岳遂止步不前，愣了一会儿，他自知身死已是难免。在此之前，潘岳曾在不同场合轻视过这个南方人；又想起在贾谧的诱使下，自己曾参与废黜太子一事，不仅虚汗满面。我们再说石崇，在打发走孙秀的手下后，有些怅然若失。那一夜，洛阳明月高照，石崇和潘岳都失眠了。
　　事情首先坏在石崇的外甥欧阳建身上。欧阳建因作《言尽意论》而在玄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当时，司马伦专权，孙秀打击异己，欧阳建遂与潘岳互通消息，请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后允失败。欧阳建被灭三族。孙秀既然当时没得到绿珠，自然不会放过欧阳建的舅舅石崇。在被拘捕前，石崇望着绿珠说：“祸由君起，奈何？”这里面没有抱怨，只是无奈。绿珠最终也没有负了石崇：“妾当效死君前，不令贼人得逞。”遂一跃而起，坠下金谷园中的高楼，仿佛暮春时节的落英。在石崇走上洛阳法场的那一天，历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潘岳也被捕了。我在想像，他临刑洛阳东市时，围观市民，那些当年往潘岳车中扔水果以表达爱慕之情的姑娘们都老了吧！这一年，潘岳已经53岁了，头发也已经白了。当时，石崇首先被押赴法场，此时他不知道潘岳也已被捕。当他看到从远处被押解而来的潘岳时，长叹一声：“安仁！你也像我这样吗？”潘岳默然良久：“可谓‘白首同所归’。”
　　潘岳的话让石崇想起四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是晋惠帝元康六年，石崇在金谷园别墅给朋友王诩送行赴长安，当时名士云集，贾谧的“二十四友”基本上都到齐了：潘岳、左思、陆机、陆云、欧阳建、刘琨、欧阳建……这是西晋最负盛名的一次聚会，与东晋的兰亭聚会（王羲之实际上有模仿金谷聚会的意思）并称双壁。金谷园在洛阳附近的金谷涧，石崇投入巨资，依山傍水地在这里修建了一所花园式别墅，园中遍种修竹、果树，又有山石、溪水，还养了一群群仙鹤与马鹿，以及各种牲畜，而那一座座精美华丽的楼阁亭榭则正在花树掩映中。当时，大家吟诗放歌，又有石崇爱姬绿珠为大家起舞助兴，葱翠美丽的金谷园中升起无限悠情。后来，石崇把大家的诗篇合在一起命名为《金谷诗集》，自己作了《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其中，潘岳的那首《金谷诗》是这样写的：“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司马伦之乱，西晋名士损失惨重：张华、裴頠、石崇、潘岳、欧阳建等人皆被杀。而那个时代的悲伤、动荡和杀戮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而且一演就是三百年。大家都死了，绿珠也随清风去！一个平凡的小姑娘，跟随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一起殉葬了那个时代。绿珠姓梁，广西白州人，能歌善舞，当年石崇出使越南，遂得而北归。石崇与绿珠的关系，并不是美色逢狼那么简单，我宁愿相信里面有点爱情的成分，甚至还不少。五百多年后，晚唐诗人杜牧来到洛阳金谷园故地，曾经繁华的魏晋故园早已经荒芜，诗人遥想往事，感慨万千：“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又过了几百年，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又有诗云：“金谷妆成爱细腰！避风台上五姝娇。身轻好向君前死，一树浓花到地消……”
　　
　　



　　上一当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王文度即王坦之，有个弟弟叫阿智。说起这位王阿智，实在是顽劣异常，到什么程度呢？都“奔三”的人了，还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太原王家是当时的大族，门第高贵，但却为阿智的婚事犯愁，可想而知这王阿智多么不靠谱。呵呵，别着急，还有更不靠谱的。谁啊？名士孙绰的闺女孙阿恒！这个阿恒，也很顽劣，而且行为古怪，可能精神也有点问题，所以二十多岁了，一直没能嫁出去。在古代，女人在这个年龄，儿子一般早就能打酱油了。
　　作为名士，孙阿恒的老爹孙绰是著名的玄言诗人，与许询齐名，但为人圆滑，爱耍个心眼儿，时人多秽其行。要不说这孙绰坏呢，这天他去拜访王坦之，进门就说：“听说你有个弟弟，我能不能见识一下？”
　　王坦之有点不好意思：“我弟弟为人顽劣，用你们这些名流雅士的话说，不是个好鸟，所以还是别见了……”
　　孙绰大笑：“没事！领来无妨！”
　　孙绰笑得有些狡猾。王坦之毕竟是个老实人，把弟弟叫来了。阿智毕竟叫阿智，人倒不是很傻，就是不着调，你让他往东，他可能向西；你让他打狗，他可能找鸡。这么说吧，直到把你气得没脾气为止。至于当时的情景我就不废话了。总之，让王坦之觉得很是栽面儿。当天，王坦之的老爹蓝田侯王述就把儿子数落了一顿，其意大致是：你把阿智带给孙绰看干嘛？还嫌不丢人？孙绰在名士圈子里是有名的八卦，你可倒好，主动把咱家这点丑送上去！你就等着吧，回头谢安他们又拿你找乐儿！还有那个总讽刺你的和尚支遁，以及我的老冤家王羲之，他们又该有话说了！王坦之说，我不是不好意思吗，人家孙绰点名要见阿智呢！王述一转眼珠，问：什么？主动要见？王坦之非常肯定地说：是的。王述自言自语道：孙绰这是抽哪阵风了？
　　转天，王坦之去新亭跟几个朋友喝酒，在回来的路上有人拍他的肩膀，一回头，孙绰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你弟弟不挺好的一个人吗？跟外界传的一点都不一样！怎么到现在还没婚配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求太高了。”
　　王坦之说：“啊？你真这样认为？”
　　孙绰点点头：“阿智不错的。对了，我有个闺女叫阿恒，‘永恒’的‘恒’，人也挺不错，咱两家的原籍虽都在太原，但你们王家是高门大族，我们孙家差了不少，原本我不能跟你们家攀亲，不过自从见了你家阿智后，我就觉咱两家一定得成为亲家，因为阿智和阿恒这两个孩子都不错，总而言之一句话：缘分啊……”
　　王坦之心里窃喜。回家后，他非常高兴地跟老爹把孙绰的话学了一遍。王述也很高兴，但随后又有些疑虑。王坦之劝他爹，您别犹豫了，赶快出手吧，机不可失！”
　　就这样，孙阿恒嫁到了王家，没过几天，她那顽劣的品性便完全显示出来，一举超过了王阿智；而且更要命的是，阿恒这闺女还似乎缺个心眼。直到这时候，王述和王坦之父子才知道上当了，前者叹道：“这孙绰真是太狡猾了。”
　　王坦之直视良久，慢慢地说：“不是太狡猾了，是太缺德了。”
　　即使在今天这个更为狡诈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也断不会发生。孙绰和王坦之都为当时名士，多少自有交情，但孙绰使诈并不顾忌这些，依此看来，魏晋拙朴，于使诈上也不曾多虑呢。
　　


　　祖约VS王敦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摧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祖车骑即祖约，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哥哥，就是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北伐中原的那位祖逖。
　　刚过江时，祖约和部下都比较潦倒，有一天王导和庾亮去看望他，突然见其帐内满是珍宝，于是大为奇怪。祖约“嘿嘿”一笑：“昨夜复南塘一出。”什么意思？就是说：“昨天晚上，我又带人去南塘抢劫去啦！收获很不小！”在此之前，王导和庾亮也曾有耳闻，说这祖约不像他哥哥那么厚道，为人凶狠，经常带着部下去打劫过往客商，有点黑道中人的意思。没想到这事还是真的，于是王、庾二人唏嘘不已，心里想：那样的哥哥，这样的弟弟，哎，人生啊！
　　祖约就是这么一主儿。
　　王敦大将军虽然很横，动不东就向京城进军，面对面地质问皇帝，但却很含糊这祖约。这次，王敦又欲兵发京城建康，并蛮横地派出了使者，宣布王敦的政治主张，很是凌人。当时，祖约还没转镇寿春，正在建康呆着。哥们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软不吃硬，一看这王敦的使者趾高气扬的，当即就火了：“嘛玩意儿？王敦这小子又想来京城找事？你告诉阿黑（王敦的小名），让他给我老实点，快快收兵，如果他胆敢不逊，我将亲带三千甲士，用铁槊扎得他四脚朝天！”这番话真有气势，当时就把王敦给镇住了。
　　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俗话中满是真理。






　　竹林七贤悠游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永嘉之乱后，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寄居江南，往往思念和追想曹魏和西晋时代的旧人旧事，以感己怀，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竹林七贤”的说法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袁宏作《名士传》，更是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再后来，戴逵作有《竹林七贤论》，“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七贤之论是到了东晋才被命名的。后来，陈寅恪先生结合佛教在东晋的发展以及其典籍中“竹林精舍”等因由，断定“七贤共游竹林”存在伪造嫌疑，只是东晋名士牵强附会把七个人弄到了一起。当然这只是一种假定。
　　背景：正始十年即249年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捕杀了执政的曹爽，魏国皇帝曹芳形同傀儡，大权尽归司马父子三人所有。这期间，属于曹氏阵营的正始玄学名士何晏、夏侯玄相继遇害，这也正是《阮籍传》中所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缘由。在当时的时局下，士人主要有两个选择，一是归附司马父子；一是以不合作的方式默默对抗。其中，不合作的方式，又包括隐逸山林，拒而不出，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的背景。
　　人物与时间：七贤之游大约起于魏帝曹芳正始后期即244年以后，及至嘉平年间（249年—254年）达到高潮。此时曹爽刚刚获诛，朝野大震，士人们纷纷做出自己的选择，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以老庄之道安慰着自己的情怀，及至魏元帝景元三年即262年嵇康被杀，这一名士集团最终解体。
　　地点：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修武。它位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于此。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老家是安徽人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人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山涛和向秀。此时，阮籍住在洛阳郊区，而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按《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在正始五年即244年的时候，一度在山阳做小官，认识与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了嵇康，三个人携手入竹林。随后，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小不点儿的王戎带进来，至于刘伶，闻着酒味就来啦！关于竹林七贤，有一个大核心和小核心的问题。大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这没有争议。小核心，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按孙盛的说法，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而我以为真正的核心仍是阮籍。当时，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之风：竹林精神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核心。其实，具体到个人又是有很大差别的：阮籍狂放，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的多重身份，代表作《咏怀诗》82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嵇康刚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总的来说，阮籍、刘伶、阮咸是一路；嵇康是一路；向秀是一路；山涛和王戎是一路。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未与司马氏公然作对，其行为被司马昭所容，昭为晋王，加九锡，请阮籍写劝进文，后得以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但终于无为，后来的事迹也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了《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为仕途最显赫者，都官至丞相级别的三公，成为西晋重臣。现在，我们往往会依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作优劣上的评论的：谢玄等人坐在一起想评论一下，被谢安制止，他告诉谢玄：“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一个传统！”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于竹林七贤，名士们是相当的尊重的。“竹林精神”上承“正始之音”，下启“元康清谈”，开东晋一代的山水之游，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有人认为，所谓魏晋风度，便是阮籍和嵇康的风度了。自然不尽如此，但是阮籍、嵇康等人打造的这个精神品牌成了中国历史之绝响，是没有疑问的。262年，嵇康被杀于洛阳，标志着“竹林七贤”作为一个名士团体的瓦解。但“竹林七贤”高情隐逸的精神追求和放旷不羁的处世方式，在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竹林七贤悠游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永嘉之乱后，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寄居江南，往往思念和追想曹魏和西晋时代的旧人旧事，以感己怀，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竹林七贤”的说法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袁宏作《名士传》，更是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再后来，戴逵作有《竹林七贤论》，“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七贤之论是到了东晋才被命名的。后来，陈寅恪先生结合佛教在东晋的发展以及其典籍中“竹林精舍”等因由，断定“七贤共游竹林”存在伪造嫌疑，只是东晋名士牵强附会把七个人弄到了一起。当然这只是一种假定。
　　　　背景：正始十年即249年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捕杀了执政的曹爽，魏国皇帝曹芳形同傀儡，大权尽归司马父子三人所有。这期间，属于曹氏阵营的正始玄学名士何晏、夏侯玄相继遇害，这也正是《阮籍传》中所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缘由。在当时的时局下，士人主要有两个选择，一是归附司马父子；一是以不合作的方式默默对抗。其中，不合作的方式，又包括隐逸山林，拒而不出，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的背景。
　　　　人物与时间：七贤之游大约起于魏帝曹芳正始后期即244年以后，及至嘉平年间（249年—254年）达到高潮。此时曹爽刚刚获诛，朝野大震，士人们纷纷做出自己的选择，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以老庄之道安慰着自己的情怀，及至魏元帝景元三年即262年嵇康被杀，这一名士集团最终解体。
　　　　地点：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修武。它位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于此。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老家是安徽人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人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山涛和向秀。此时，阮籍住在洛阳郊区，而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按《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在正始五年即244年的时候，一度在山阳做小官，认识与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了嵇康，三个人携手入竹林。随后，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小不点儿的王戎带进来，至于刘伶，闻着酒味就来啦！关于竹林七贤，有一个大核心和小核心的问题。大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这没有争议。小核心，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按孙盛的说法，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而我以为真正的核心仍是阮籍。当时，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之风：竹林精神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核心。其实，具体到个人又是有很大差别的：阮籍狂放，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的多重身份，代表作《咏怀诗》82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嵇康刚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总的来说，阮籍、刘伶、阮咸是一路；嵇康是一路；向秀是一路；山涛和王戎是一路。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未与司马氏公然作对，其行为被司马昭所容，昭为晋王，加九锡，请阮籍写劝进文，后得以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但终于无为，后来的事迹也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了《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为仕途最显赫者，都官至丞相级别的三公，成为西晋重臣。现在，我们往往会依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作优劣上的评论的：谢玄等人坐在一起想评论一下，被谢安制止，他告诉谢玄：“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一个传统！”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于竹林七贤，名士们是相当的尊重的。“竹林精神”上承“正始之音”，下启“元康清谈”，开东晋一代的山水之游，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有人认为，所谓魏晋风度，便是阮籍和嵇康的风度了。自然不尽如此，但是阮籍、嵇康等人打造的这个精神品牌成了中国历史之绝响，是没有疑问的。262年，嵇康被杀于洛阳，标志着“竹林七贤”作为一个名士团体的瓦解。但“竹林七贤”高情隐逸的精神追求和放旷不羁的处世方式，在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豪门竞比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魏晋时代，河南颍川的荀家、陈家，为名士家族中的双子星座，在《夜宴》篇中我已有详细记载。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和山东琅邪王家竞比的山西闻喜裴家。
　　魏晋时代，有以下著名的家族值得关注（不包括原来江东的贺、朱、陆、张等大姓），那就是：山东琅邪王氏、山东高平郗氏、山东泰山羊氏、河南陈留阮氏、河南陈郡谢氏、河南颍川陈氏、河南颍川荀氏、河南颍川庾氏、山西闻喜裴氏、山西太原王氏、安徽谯国桓氏。从总体上讲，在魏晋南北朝时，山东琅邪王氏占很大优势，在本条中，八裴与八王竞比：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衍，裴康比王绥，裴绰比王澄，裴遐比王导，裴頠比王戎，裴邈比王玄，可以看出裴家在当时也是很兴旺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山东琅邪王氏超越了山西闻喜裴氏；但若从整个古代看，山西闻喜裴氏则反超了山东琅邪王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个家族。裴氏兴盛于魏晋，全盛于隋唐，该家族有超过600人被载入“二十四史”，其中出了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尚书、侍郎、常侍、御史级别的125人，刺史、太守级别的288人，以上记录绝对是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打破的。唐朝宰相张说曾在《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中这样盛赞裴家：“其先出于嬴姓，伯益之后也。秦则裴侯始封，汉则侍中受职，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王、谢、羊、郗、阮、桓、庾等家族都渡江南下了，而裴家却独留在已经大乱的北方，成为一个历史之谜。若裴家当时渡江南下，在东晋南朝时一举超越王家，也未必是一件太难的事。
　　



　　一夜情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阮咸字仲容，河南陈留人，他是阮籍之侄，竹林七贤之一，爱喝酒，也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家，为我们留下了一件乐器、一个成语，以及一个关于一夜情的故事，然后便悄悄地消失在历史深处。
　　阮咸在竹林七贤中是最无风头者，内向寡欲，只是跟着叔叔阮籍，与大家喝酒，乐呵乐呵，没有太多的想法。入晋后，曾任散骑侍郎，一个闲职。后山涛荐其入吏部，为晋武帝司马炎所拒绝，这个皇帝在骨子里还是不喜欢虚放之人的。作为那个时代的音乐家，阮咸深熟音律，尤善弹琵琶，代表作《三峡流泉》。琵琶是从西域古国龟玆传入中原的，阮咸将其改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弹拨乐器，后来被称为“阮咸”，简称“阮”。以一个人的名字而命名一种乐器，唯阮咸也！关于阮咸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不多，但却足够惊人：
　　A.裤衩事件：七月初七，魏晋有风俗于庭院中晾东西，其他人家皆有凌罗可晾，而阮咸在院子里挑着晾了个粗布裤衩，人问之，回答：“未能免俗！”当然，里面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B.与猪共饮事件：诸阮皆能饮酒，阮咸与族人饮宴，不用一般的酒杯喝酒，而是围坐在酒瓮旁用大瓢舀酒狂饮，时有群猪拱来也要喝酒，阮咸等人也不驱赶，于是与群猪共饮。我想，关于魏晋名士与酒的故事，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C.最后，便是这一夜情事件了，这个故事与阮咸的“内向寡欲”的形象不是很吻合呢，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也许小阮是个闷骚型的吧。故事是这样的：当时，阮咸的姑母来阮家度假，她身边的鲜卑族丫鬟很是漂亮，于是中国最早的一夜情出现了，具体细节就不必再说了，总之那段日子，阮咸与鲜卑女很是快活，竹林里、草垛旁，处处留下成双的身影。姑母在阮家住了差不多两个月，这期间阮咸的母亲死了。办完丧事后，姑母带着鲜卑女回自己家。在前一个傍晚，鲜卑女偷偷地把阮咸拉到小河边，随后有可能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鲜卑女：“这个月我没来……”
　　阮咸：“嘛没来？你没来嘛？”
　　鲜卑女：“傻子。”
　　阮咸：“呵呵……”
　　鲜卑女：“明白啦？”
　　阮咸：“没有。”
　　鲜卑女：“妈的，我怀孕啦！”
　　在那个傍晚，有着两条大辫子的鲜卑女，眼泪顺着小河淌。最后，鲜卑女说：“阮郎，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我难忘怀……”
　　当然，现在阮咸明白了，于是说：“放心吧，我会跟姑母说的，把你留在我身边！”
　　鲜卑女瞥了阮咸一眼：“真的？你可别骗我。”
　　阮咸：“谁骗你让他掉酒缸里淹死。”
　　鲜卑女：“少来这套，你不最爱喝酒吗？”
　　后来的事情不必细说，总之姑母答应了阮咸的要求。不过，临走时却又变卦了：把鲜卑女给带走了。当时，正有客人在阮家造访，按照本条所述：“……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可以推测，那位客人极有可能是王戎，因为王戎身材矮小，不善于骑马，而喜欢骑驴。现在，阮咸听到那鲜卑丫鬟又被姑母带走的消息后，很是着急，于是扔下王戎，出门跨上王戎的驴，身上穿着孝服一溜烟地追了下去，在一个岔路口终于把姑母一行人追上，一把把那鲜卑女拉上来，二话没说掉转驴头便走。回家后，阮咸对王戎说：“谢谢啊！你这驴跑得还挺快的。”
　　王戎笑道：“为了一个鲜卑女值得吗？”
　　阮咸回答：“人种不可失呀！”也就是说，那鲜卑姑娘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怎么能不要呢？鲜卑女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名士阮孚。可见，这阮孚是个胡汉混血儿，他字遥集。典出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其中有这样一句：“胡人遥集于上楹”……




　　桓温VS谢安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从表面上看，本条是谢安与王坦之的比试，其实是桓温与谢安的较量。
　　369年枋头之役的失败对桓温来说打击是巨大的。以其为转折，桓温目光向内，有了代晋自立的欲望。此前，路过王敦墓时，他曾不由自主地称：“可儿！可儿！”可爱的人儿！看来，他也想对朝廷有所动作了。果然，他很快废当时皇帝为海西公后，立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帝，并率军进驻姑孰（即安徽当涂），动不动就带甲入朝，吓唬大话。当时谢安为侍中，见桓温后马上拜倒，桓温看到老部下后惊道：“安石！为嘛要这样做？”谢安回答：“未见君拜于前，臣立于后！”原来，在当时，简文帝司马昱迫于桓温威力，每至相见，总有下意识拜倒的动作。我估计，当时司马昱说过桓温功德盛大的话，甚至还被迫暗示要把皇位禅让于他，所以在372年简文帝死后，当桓温看到遗诏中命令自己要依诸葛亮、王导故事辅佐幼主孝武帝司马曜时，非常得不高兴。此时谢安和王坦之已为朝廷中枢，桓温即以为遗诏上的措辞为二人密谋的结果。于是，带领甲士入建康。在奔赴建康的路上，桓温伤感异常，他一生为东晋东挡西杀，在晚年时已位极人臣，是往前再走一步，获得帝位；还是做个老实人？桓温很矛盾。在建康，大臣们伏于道旁，惊恐异常，生怕桓温一冲动，做出出轨之事。事实上，桓温此行目的之一是想看看谢安的态度。在新亭接见谢安和王坦之时，桓温令甲士持兵器立于四周。他会杀谢安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若杀谢安，也就等于把名士全都得罪了，而且就桓温本人来说还是非常喜欢谢安的；但若有谢安在，登帝位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进退维谷。
　　谢安与王坦之同乘一辆车，前往新亭，后者很紧张，问谢安在当前桓温带甲入朝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说实在的，谢安此时心里也没底。但是好在他有雅量，所以当时并没有流露出紧张的神情，只是告诉王坦之：“晋朝生死存亡，在此一行。什么也别想了，走吧。”
　　在著名的新亭，谢安、王坦之二人落座，王紧张更甚，倒执手版，汗流沾衣。谢安则神色镇静，不异于常。他与桓温四目相对。许久，桓温放声大笑：“安石！别来无恙！”
　　谢安笑道：“明公身体可好？”谢安此时望那桓温，见其两鬓已白，那是岁月的风霜吗？虽然桓温的身体看上却保持着军人的硬朗，但精神似乎有些疲倦。不管朝廷承认与否，这二十年来，桓温都是东晋的脊梁。面对一世枭雄，想到永嘉之乱后纷崩的天下，谢安有点百感交集，一时泪水盈眶。
　　桓温看到谢安动情，自己的眼窝也湿润了：“安石！安石！何至于此？”
　　谢安拱手道：“自因忆旧事。”谢安出山，最初做的是桓温的司马。那段岁月对谢安来说是非常难忘的。
　　桓温说：“这些年，你在朝廷为官，我依旧征战于外，各安天命？当是如此？”
　　“各安天命！我爱听明公此言！”谢安转视四周的按刀甲士，说：“我听说有道之臣，派兵据守四方。可明公为嘛把这些家伙安排在这呢？”
　　桓温一愣，随即放声大笑。谢安也笑，意味深长。随后，谢安举目山河，作洛生咏：“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这是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中的句子。所谓洛生咏，指的是像洛阳的书生那样吟颂诗篇。洛阳书生以鼻音重浊著称，谢安虽生于江南，但他鼻子有点问题，说话时鼻音很重，也就是说不用刻意学，张嘴就像洛阳书生的腔调了。
　　桓温见谢安如此淡定从容，杀意再无，与谢安酣畅一饮。这时候，王坦之也把倒执的手版拿正了。
　　



　　战淝水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发生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即383年的淝水之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东晋和前秦的这场战役结束后，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续了二百年。此战的结果警告了当时的各类枭雄：现在还不是统一的时候！别打江南的主意！
　　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此战诞生了三个著名的成语：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战争爆发前，前秦在苻坚的手中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于是着手消灭东晋，一统全国。在战争爆发前几年，苻坚的助手丞相王猛死去了，这位被认为比诸葛亮还厉害的人物在生前就不赞成苻坚草率南侵，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后来苻坚还是决定捏捏东晋这个柿子。
　　383年秋八月，苻坚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陆续集结的各族步骑兵总兵力达到90万之众，以席卷之势向东晋而来。苻坚坚信，投鞭即可断淮河、长江之流。几十年来，建康和会稽的名士们已经习惯了清谈优游的生活，苻坚游魂近境，面前突然出现了近百万异族大军，可以想像：很多人都傻了。幸好，还有一个人没傻：继桓温之后执政的丞相谢安。危情之下，他对前来问计的中书令王献之说：“没嘛可惊慌的，找个主心骨，把苻坚的人马就地了结了吧。”在当时，这个主心骨只能是他谢安。谢安举贤不避亲，随即推荐弟弟谢石为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先锋，儿子谢琰随征，在当时另一位军政首脑桓温的弟弟桓冲的理解和支持下，以北府兵为主力，开始筹划对前秦的战斗。
　　十月中，重镇寿阳失陷，前秦大将梁成率兵5万直指洛涧；与此同时，苻坚亲率8千骑兵赶赴寿阳前线。进入冬十一月，谢玄以北府兵第一悍将刘牢之率死士五千人长途奔袭洛涧，阻击秦将梁成，打响了淝水之役的前哨战。此战事关两个朝廷的生死，刘牢之在洛涧谱写了他一生中最激昂壮丽的篇章，展现了一个将军的突出的军事才华：在作战中，刘牢之采取了远线迂回，侧翼合击敌人中军的战术，亲率死士强渡洛水，以迅雷之势袭击前秦军，力斩梁成，一战而胜。随后，东晋的后续部队在谢石的指挥下，进抵寿阳之南的淝水东岸八公山，与对岸的秦军对峙。寿阳城头上的苻坚遥望对岸，心里发虚，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成了晋军，所谓草木皆兵。他不能理解，整天沉浸于清谈之中的东晋，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
　　在淝水之战中，于后方坐镇的是谢安，前方的统帅是其弟谢石，但具体指挥官是其侄谢玄。谢玄所依靠的，是刘牢之等率领的8万北府兵。北府兵由郗鉴首创于京口，以北方流民和淮河健儿为班底，战士精悍，训练有素，将领出色，实为东晋之屏障。秦军的前线统帅是苻坚的弟弟苻融。东晋和前秦两军对峙于淝水两岸，晋军人少，只能求速战，谢玄派使者下战书于苻坚，要求秦军后退一下，以让晋军渡河，随后两军决战。苻坚竟答应了，他有自己的想法：想不等晋军完全上岸，即进行冲杀，打对手以措手不及，于是下令秦军小撤。悲剧随之发生。苻坚没想到撤退令一下，再想控制这支由各族组成的军队就难了。谢玄率近万名铁骑强渡淝水，从后面猛击秦军。此时，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反正，趁机带人高呼：“秦军已大败！”在此之前，此人趁出使晋营之机，已将前秦的兵力情况透露给了谢玄。崩溃中，秦军统帅苻融死于乱军中。至此，多米诺骨牌已经收不住了，东晋骑兵穷追不舍，以至秦军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来袭。苻坚躲过一劫，逃回洛阳，鲜卑人慕容垂和羌人姚苌趁机崛起，北方再次陷入分裂与混战中。苻坚的抱负终未实现，而东晋的谢氏家族的荣耀却到了顶点。名士韩伯看到谢家华服丽车轰鸣于道，曾这样叹息：“这跟王莽有什么区别呢？”韩伯多多少少带点醋味的话，反映了当时谢家之盛。
　　谢玄的得胜战报传至京城建康时，丞相谢安正在跟人下围棋。看完书信后，谢安默然无言，把信件放在一边，继续慢悠悠地下着棋。客人知是前线急报，于是问战局如何，谢安并不抬头，二指夹着一枚棋子，徐徐答道：“孩子们已经大破苻坚。”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在最应该激动的时候，神色无异于常，这是典型的魏晋式雅量。这种酷酷的平静于千年后被称引。正像我所说的那样，魏晋式雅量有特定的含义，并非该喜而不喜，而是该喜而不露喜悦之情（悲怒同理）。谢安显然是具有这种雅量的典型人物。早些年，谢安隐居东山时，与孙绰、王羲之等人乘船出海，风浪突起，孙、王等人惊慌失色，而谢安坐于船头，表情平静，处之泰然。于是众人皆服，认为其雅量足以镇安朝野。由此可见，雅量是一种精神风格，是一种精神境界。在感情最容易爆发的高潮点（大悲、大喜、大惊或大怒时），能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深含潜藏自己的感情。至于说下完棋后谢安难以平复心中的兴奋，在门槛处折履之齿，那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春晚绿野秀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谢安死的那一年，他的侄子谢玄的孙子谢灵运（385年—433年）出生了。只有两点，已足以使此人不朽：一、他是中国山水诗的真正开创者；二、他是魏晋风度的彻底终结者。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驴友”，顺便还做了把发明家，搞了一种登山时很方便的鞋子。
　　谢灵运一生矛盾，这表现在他喜欢戴的一种带曲柄斗笠上。
　　谢灵运出身华丽家族，天生具有一种优越感，袭封康乐公，负门第高贵而又深具才情，所谓天下有才一石，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谢灵运生活奢华，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创造了不少新款，引得人们纷纷效仿，算得上是当时时尚界的代言人了。但是，他成年时，魏晋门阀政治已至末路，所以自负高贵的他只能先后在北府兵将领刘毅、刘裕这样的武夫帐中做事。420年，东晋政权终于被刘裕夺取，后者出身微寒，建立宋政权后，重尊儒术，并对二百年放诞不羁的世家大族进行打击。谢灵运出身谢家，身上留有魏晋放诞不羁的习气，朝廷不予重任，仕途上失意，使其常怀愤愤之情，把酒写诗，纵情山水，聚众宴游，消耗着一个华丽的生命。
　　庐山是谢灵运的生命小站。那还是晋安帝义熙八年即412年春的时候，当时北府兵将领刘毅在与刘裕的争斗中失败自杀，作为前者的幕僚——初次经刀光剑影的谢灵运从江陵匆忙返回建康，途经庐山时与东林寺高僧慧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此时慧远大师已年近八旬，谢灵运只有27岁。在庐山，大师对小谢进行了一番点拨：若有高逸之心，何搅于俗世？于俗世中傲然，哪比得这山中一草一石？谢灵运怅然若失。只是他心有所不甘，以他的家族背景和自身的才华，怎能无为？在后来的日子，谢灵运转入刘裕阵营，为其世子的幕僚，并一度前往彭城劳军，慰问刘裕。这时候他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于骨子里他是看不起这些出身微寒的武夫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让自己于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延续谢家的荣耀，还必须依靠他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当年，桓温幕中的那些名士，可以指着桓的鼻子戏谑而亲切地称：“老贼！”但现在不行了，在新枭雄刘裕面前你再这样叫一个试试？弄不死你！
　　刘裕代晋建宋后，南北朝时代开始，但谢灵运并没捞到什么，还被降为康乐侯。宋少帝与宋文帝皇权更迭时，谢灵运被卷入其中，后被当政权臣贬为永嘉太守。政治上的失意，却导致了六朝时代一个优秀诗人的诞生。晋时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奇山异水，秀甲东南，美好的风景激发了谢写诗的欲望，居然一发而不可收。在永嘉的日子里，谢灵运无为而治，作为一郡太守，天天游荡于山水间，在这里写下了中国山水诗最初的杰作《登池上楼》。而且，还发明了一种便于登山的“谢公屐”。后来，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这样写道：“脚著谢公履，身登青云梯。”为官永嘉的日子很短暂，随后他辞职隐居于会稽，一度有终老之意。期间与隐士孔淳之等人交游。谢喜欢戴有曲柄的斗笠，斗笠是隐士的打扮，而曲柄则是高官的象征，两者自是矛盾，于是有一次孔淳之就问：“君以清高自居，却又为麻不能忘记宫阙下的官位？”谢回答：“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此典故源于《庄子》：有畏影恶迹的人，欲远离影迹，于是狂奔，但越奔足迹越多，影子更是难离于身。谢的意思是说：未曾忘怀的，未必是我而是你吧！孔谢一起大笑。孔淳之笑得畅然，他终身未仕；而谢灵运虽反问住了孔，但笑得比较勉强。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征召谢灵运出山为侍中，在犹豫良久后，他还是答应了。他想要什么呢？建康的荣华？难道他还不厌倦吗？为官建康的日子，他依旧旅行不辍，让皇帝几十天几十天地见不着面，而他又不向皇帝请假。这事就有点过了。最后，被大臣弹劾去官。谢灵运再次东归会稽，游心更甚，动不动地就带着仆从数百人，漫游荒野，翻山越岭。一次，他带数百人，伐木开路，一直至了临海郡。当地官员以为来了贼人，严阵以待，结果发现是谢灵运的旅行团。谢灵运的做法让会稽太守孟顗甚为头疼，前者颇为谢灵运所轻，有一次他曾对信奉佛教的孟太守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灵运后！”孟太守听完差点没气死。又有一天，谢灵运正与一干人在会稽的千秋亭饮酒，想起这些年的境遇，已变成老谢的他不禁百感交集，酒喝高处，裸体狂呼。此时，孟太守正路过，便派人劝说：你们小点声好不好？这一下子激怒了谢灵运：“我靠！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嘴，我在这儿喊，关你嘛事？一边呆着去！”有麻烦了。当时孟太守没说什么，只是脸色有点发紫，但回去后便向建康发去密报，给谢灵运网络了一堆罪名。为此，谢灵运只好亲赴宋文帝那解释。命运的传奇就在于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而之所以环环相扣，于本质上还是性格使然。皇帝不想让谢再回会稽了，便授予他临川内史的新官职，让其前往江西。到了临川后，谢灵运遨游依旧，于是再次被弹劾，可能是闹大了，有司还欲将其逮捕，谢灵运激动之下有反抗的举动，终于被擒，流放广州，后以“谋逆罪”处斩。
　　谢灵运的山水诗悄悄扭转了魏晋以来的玄言诗，虽有句无篇，但在片段里已给人清新的山野气息，对后世影响巨大。谢灵运从会稽到永嘉的漫游之旅，到了唐朝更是引起诗人们的狂热追捧，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相继踏着他的足迹寻找六朝的烟云。我们回望，那是宋文帝元嘉八年即431年的时候，谢灵运在调任临川内史的路上，再上庐山，此时慧远大师已逝，但余音尤绕，上山者伤感不已。本来，他有机会栖逸于这大山中的，度过自己人生最后的岁月。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如山下的漫漫江水，拐了一个弯。在前往临川的江船中，诗人思绪万千、进退失据，写下了著名《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俱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穴，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他不是一个政客，仕途混乱，曾想进入权力的核心，但终于无为。他只有一个华丽的背景，但时代已经变了。他是一个背包客，喜欢在六朝的山水间跋涉；他只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诗人。如此而已。
　　
　　
　　


　　陶老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江西浔阳人，陶渊明的祖上，起自寒门，东晋初期著名将领，多次平定叛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不朽功勋。陶侃是南方土著，据说其面貌与汉人相异，被建康的名士们戏谑为“溪狗”。
　　陶侃少时，家境不是一般贫寒，那是相当地贫穷，从县里的打杂干起，一点点积蓄着冲天的力量。陶侃的青壮年时代，正是西晋贾后当权时，他到洛阳拜见了执政的司空张华，但受到后者的轻视，毕竟来自南方，又面貌奇异。几经周折，陶侃终于在洛阳弄到一份差使。那段日子，出身寒门、来自南方、毫无背景的陶侃，必须忍受着中原士人的一次又一次轻蔑。有一天，他与一个朋友同车去拜见顾荣，半道上遇见吏部郎温雅，后者问他的那位朋友：“奈何与小人同载？”
　　对陶侃来说，洛阳时代，就仿佛闭上眼睛往黑暗中一跳，纵然信心十足，但依然前途渺茫。进入4世纪后，中原大乱已成定局，在洛阳为官的吴国旧人份份借机返回故乡，以避战火。在这种情况下，陶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求得荆州某县县令之职。太安二年即303年，流民张昌造反，进占江夏。荆州刺史刘弘引军平乱，临时调陶侃为长史，留于军中。这是陶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机。在这次平乱中，陶侃显示出作为一名将军才华，以功进位江夏太守。随后，陶侃又参与了剪灭广陵相陈敏的叛乱。永嘉五年即311年，流民杜弢趁乱起兵，镇压杜弢的主帅是王敦，但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却多依赖于陶侃。大乱终平，本以为将得到荆州刺史职位的陶侃却被任命为遥远的广州刺史，这是王敦的计谋，他开始以陶侃为患了，并一度欲刺杀陶侃，“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王敦慑于陶侃于军中的影响力，终于没敢动手。
　　陶侃远赴广州为刺史，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十年。这段生活，于政治上无为，但于个人上，偏安清净，远离旋涡，倒也算得上是快乐了。永昌元年即322年，王敦起兵向建康进军，在这种情势下，建康方面调任陶侃为江州刺史，以牵制王敦。晋明帝太宁三年即325年，王敦之乱平定，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刺史。陶侃起自布衣，对当时名士清谈老庄之风甚为厌恶，曾明文规定部下不许参与这类事情，倒也算当时之奇迹了。由于出身寒微，陶侃自是懂得节俭；更深知靠个人奋斗创建功业的不易。做荆州刺史时，他曾下令将造船时剩下的锯木屑积攒起来，人们不知嘛意思，后至元旦，天降大雪，转晴后地面湿滑，于是他令人撒上木屑，防止人们滑倒。陶侃又令人将官用毛竹的尖头留存下来，最后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造船，那些尖头正好被派上用场，用做竹钉。
　　当时，王导和庾亮都轻蔑陶侃的出身。晋成帝初即位，庾亮辅政，更欲抑制陶侃。后苏峻乱起，庾亮出逃江州温峤处。此时，有资格和实力做平乱盟主的，只有陶侃老爷子。庾亮于陶侃前请罪，后者调侃道：“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苏峻之乱平后，陶侃以功升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陶侃并不是老好人。他为事甚为果断。咸和五年即330年，江州刺史刘胤为将军郭默刺杀。执政的王导认为郭凶悍，不如顺水推舟以其为江州刺史。陶侃得知此事后，痛斥王导的这种做法，随即亲率大军进抵江州，力斩郭默。随后，陶侃甚至一度有进军建康废黜王导的想法。
　　晚年的陶侃为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为东晋第一实力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一度有窥视帝位的想法。《晋书》记载：陶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按照此种说法，陶侃虽有窥视帝位之意，但“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当然，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一位古人的内心所想。陶侃晚年到底有没有称帝的欲望，我们终不得而知。退一万步说，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又没有行动呢？我以为关键在于两点：一是驻扎京口的北府兵将领郗鉴的威慑；二是，他深知在世家大族的时代，像他这样的寒门欲改天换地，实属不易。所以，尽管他知道王导、庾亮等人仍在背后一口一个“溪狗”地叫他，依旧没有兵指建康。后来，他给晋成帝的奏章这样写道：“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
　　晋成帝咸和九年即334年夏，老人死于赴长沙的路上。
　　




　　少年行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有的人往往在年华最灿烂时死去，这样的人多才华横溢，比如王勃、李贺，比如王弼、卫玠。如果说卫玠仅因貌美而留名于史，那么这王弼的大名震烁古今，便是货真价实了。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自幼聪颖，好老庄之学，与何晏、夏侯玄一起在正始年间发动“玄学革命”。当时，何晏非常看好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为其题字：后生可畏。王弼身体不好，在最青春的岁月里死去，当时执政的大将军司马师听到消息后甚为惋惜：“天丧我也！”王弼并非执政者幕府中的智囊，但司马师仍有此语，说明当时王弼虽年轻，但确实名重于世。
　　自老子、庄子之后，到王弼出现之前，中国可以说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即使同时代的何晏、夏侯玄，也多是辞大于理，语言华美有余，而哲思不足。及至天才少年王弼出现，形势为之改变：王弼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老子讲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不然，认为“道”即“无”，“无为本，而生万物”。这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比较于两汉时代繁文缛节的夹带了过多杂质的儒家经学，可谓进了一大步。王弼曾与名士裴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切磋，当时裴问：“‘无’确实是万物所依靠的，圣人也不敢轻易去碰这个东西，可老子却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为嘛呢？”王答：“圣人体会到了‘无’，但‘无’又不可被解释，所以说时一定涉及‘有’，以此证明‘无’。其实，即使是老子和庄子最终也没能跳出‘有’，这正是我注释它的原因所在。”王弼注释《老子》时，还不到二十岁。当时何晏为吏部尚书，其府邸为魏国最具盛名的玄学沙龙，每日宾客盈门。少年王弼前去拜访，何晏也久闻其名，于是在《老子》中找出了某条义理抛给小王：“此条义理我们大家已嚼到头了，你还能提出新的见解吗？”王弼品而发难，提出问题，四座皆不能辩。后来，王弼终注完《老子》，见解独特，成一家之言，流传至今，为解读《老子》第一书。何晏当时也在注释《老子》，初步写成，回访王弼，见其所注《老子》后倒吸口冷气，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回家后便把自己的《老子注》改名为《道论》、《德论》，以避王弼同名著作的锋芒。王弼又注《周易》。魏晋清谈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内容，而王弼一人独注两本，为玄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然天不佑英，韶华竟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流的哲学家，王弼死时只有23岁，让人升起无限悲伤。谈起王弼生的三国时代，我们往往只着眼于金戈铁马，只知道刘关张，曹操孙权诸葛亮，却不晓得在那风云征战的背后还有那样一群人：王弼、何晏、夏侯玄……他们都生活在魏国，今天的河南，正是他们的出场，让三国时代有了另一种气质：那决然不是慷慨悲歌的建安气质，而已转化为放旷洒脱的正始风神了。





　　羊祜怎么了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羊叔子即西晋时著名的谋略家羊祜（221年—278年），山东费县人，在西晋与东吴对抗的年代，长期担任南方前线荆州的军政长官，以静制动，一边屯田，一边备战，在边境线上采取以德服人的谋略，大收人心，积蓄能量，于不动声色中做着灭吴的准备工作。东吴主帅陆抗死，他建议晋武帝司马炎大举征吴，并推荐王濬为益州刺史，同时以杜预为自己的后继者。这两个人，成为后来灭吴的最关键人物。但由于受到权臣贾充的反对，于生前未能看征吴战争的胜利。去世后第二年，西晋以羊祜的方略，兵分六路进攻东吴，一战而灭之，全国归于统一。在庆功宴上，晋武帝司马炎热泪眶，首先想起自己的这位将军：“皆羊祜之功也！”
　　
　　说到羊祜，先讲一个故事：一次，羊祜从荆州返回洛阳述职，路过野王县。当时野王的县令叫郭奕，是魏国大将郭淮的侄子。闻羊祜过境，于是前去会见，见过之后，感叹到：“羊祜不次于我啊！”呵呵，这不是废话么。过了没多长时间，郭奕又去了羊祜的寓所，聊了一顿后又生感慨：“羊祜比天下之人强多了！”估计当时羊祜也够烦的，终于等这郭奕走了，准备开溜，不料刚准备好马，这郭奕又来了：让我给您送行吧！这一送可不要紧，一直送出了好几百里地，基本上已经到洛阳了。后来，郭奕因擅自离开野王县境内而被免职。临罢官时，这位老兄又嘟囔了一句：“羊祜也不比古代圣贤颜回差啊！”一方面，我们看出这郭奕确实有些神经质，真是没见过人才；
　　另一方面，也确实道出这羊祜是当时的一流人物。
　　
　　尽管如此，到了东晋时还是被涮了一下。当时王献之对王恭说：“羊祜这个人确实不错，但又跟你我有嘛关系呢？所以他不如铜雀台的歌妓！”王献之到底想说什么呢？羊祜曾写有著名的《让开府表》，其中有句话被我们广为传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信此言。他那么努力了，却还遭到以老实著称的王献之的编排。当然，这不是王献之的错，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那时候，人们太重视和爱惜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了：我是我，你是你，你再优秀，与我无关……




　　最早的背包客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我说过，东晋名士第一次发现了山水之美，有了主动欣赏和畅游山水的激情与欲望。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是：谢安、王羲之、孙统、许询、谢灵运等人。其中，只有许询未正式出仕，而做了一名职业隐士和山水漫游者。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生卒年不详，其父跟随晋元帝渡江，其本人成长于会稽。许询生活在东晋中期，无意为官，只爱山水，经常拄着竹杖登高爬低，游荡在晋代的名山大川。许询腿脚特别利索，所以时人这样说道：“先生不仅有高远的情趣，而且还有能体验这种情趣的强健的身体。”
　　许询与孙绰齐名，又与刘惔有深厚的友谊，并与交游王羲之、谢安、殷浩、司马昱、支遁等人。刘惔为东晋狂人，但尤尊崇许询。许询曾来建康旅行，住在馆驿，刘惔每日前往探视交谈，自嘲道：“许玄度来，我成轻薄京尹！”后来有人问刘惔，许询这人如何，刘回答：“超过了传说的那样。”及至许询离去，刘惔仍念念不忘：“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许询又曾与会稽王司马昱于风清月朗之夜共坐室中清谈，其辞清婉高远，更过平日，司马昱为其才情倾倒，听得入迷，不知不觉中造膝叉手。虽然许询经常在山中跟沉默的山水打交道，但并没有影响他出色的清谈口才：“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林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绝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由此可见许询的清谈功夫确实厉害，即使后来持王苟子之理而辩，仍是胜了（可见当时的清谈，重点已经不在“理”上，而在辩论人的口才）。
　　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你越隐居，朝廷越征你做官；你越隐居，名气就越大。许询也是如此。隐居会稽山阴的日子，朝廷的征召就没断过，许询只好迁徙到永兴，当时的隐士是非常注重寓所的环境美的。比如名僧康僧渊，在豫章隐居，按照《世说新语》里的原话：“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环境美到极致。许询比康僧渊更厉害，居的地方更为自然原生态，哪呢？“幽穴中”。以石岩为居所，以花木为藩篱，“萧然自致”（据说这正是浙江萧山地名的由来）。在那个时代，朝廷里的大腕儿们还有一个爱好：喜欢资助隐士们。许询幽居永兴的时候，便不时接到高官们的资助，于是有人讽刺许询：“我听说上古时代隐居箕山的许由不是你这个样子！”许询回笑道： “他们送我的那些玩意比起天子的宝座来说真不算个东西（古时尧帝欲将自己的天子之位让给许由）！”在前人看来，隐居必须清贫，只有这样才有高远的情趣，怎么能够接受别人的资助呢！那还叫隐居吗？但在许询看来不是这样的，他认为隐居和接受别人的资助并不矛盾。这也是魏晋名士在隐居观上特立独行的地方。
　　现在是“驴友”的时代，城市中的人们，差不多都梦想成为一个置身于大自然的背包客，于是户外旅行成了人们首选的休闲方式。而许询，正是这方面的先驱，甚至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旅行家，浙江的明山秀水，都留下他的足迹。许询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刘惔评孙绰的哥哥孙统：“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又，孔愉少有隐逸之志，四十余岁始为官。未仕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无论是孙统，还是孔愉，或是许询，都为秀丽的山水所征服，久久地徜徉在无尽的景色中，那景色不仅给予他们怡然的情趣，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说到许询，他晚年的时又从永兴迁徙到剡县，最后长眠于美丽的山水间。





　　幸福暴君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人几？”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
　　
　　
　　
　　孙皓（242年—283年），字元宗，三国时期吴国的末代皇帝。他有可能是秦以后中国第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其人好烈酒，嗜酒昏狂，每每杀人，甚至剥皮凿颅，残忍至极。曾以酷刑杀害了大臣贺劭。及至东晋，元帝召见贺劭之子贺循，言及旧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贺循还未说话，元帝自忆：“是贺劭！”贺循流涕道：“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帝愧惭，闭门三日不出。孙皓虽残暴，但对陆家却是不敢乱来的。自陆逊起，陆家开始显贵，彝陵之战大破刘备后，一跃而为江东头号大族。至孙皓时代，陆家在朝中已经有丞相二人，王侯五人，将军十多人，显贵至极。因必须依靠陆凯、陆抗对抗北方的晋朝，所以这位残暴的皇帝始终不敢对陆家扎翅儿。
　　残暴如孙皓，竟然做了十好几年的皇帝，自然是因为北方的晋朝当时于伐吴问题上始终形成不了统一意见。内部是陆家的忠心与努力，于是吴国在风雨飘摇中残喘了十几年。但国政凋零，民不聊生，于是听到孙皓的夸奖后，丞相陆凯沉痛地回答：“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也只有陆家敢这样对孙皓说。
　　陆凯死于269年。五年后，陆抗也死了。又过了六年，晋朝王濬的战舰便从长江上游起航了，杜预则从中游进击，孙皓也就准备投降了。仁慈的晋武帝司马炎把孙皓封为归命侯，没想到，到了洛阳后，这孙皓反而活得更加潇洒了，这表现在对讽刺自己的人每每反击成功。其中最中名的有两次：
　　A.一次，西晋权臣贾充讽刺孙皓：“归命侯！听说你在江东做皇帝时，特别爱施以酷刑，比如挖眼啊、锯头啊……”孙皓知道向自己发难的人正是曾在洛阳街头指挥成济当场刺杀魏国皇帝曹髦的贾充，于是慢慢地说：“确有其事，对那些对君不忠的家伙，就应该这样处置！”贾充倒吸了一口冷气；B.另一次，倒霉的是王济。一天，王济正在和自己的岳父晋武帝司马炎下围棋，下到爽处，把脚丫子伸到了棋桌下。显然，在皇帝面前，这是大不敬。晋武帝一边下一边问身边观棋的孙皓：“听说你在吴国做皇帝时，有一个爱好，喜欢用刀子剥人的皮？”孙皓面无表情，说：“那些在君主面前放肆无礼的人，自该剥其皮！”王济看着孙皓无言以对。
　　孙皓甚至连晋武帝司马炎也不放过，该讽刺的时候一次也没落下。一天宴会，武帝问孙皓：“听说南方人擅长唱《尔汝歌》，你唱得如何？”当时孙皓正在喝酒，于是举杯向皇帝劝酒，同时唱道：“昔与汝为邻，今为汝做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明听以其顺从，细听可得讽刺之意。所以，面对昔日的暴君，司马炎竟有点不好意思了。
　　司马炎到底没他爷爷、爹爹和大伯狠，他给了残暴的孙皓一个幸福的晚年。
　　



　　除三害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而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处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自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因其后来被改编为京剧，更是广为流传。
　　 小时候，我很是不明白，周处斩蛟杀虎，这不是两害吗？却不知，周处本人在当时也是一害。周处（236年—297年），字子隐，江苏宜兴人，年轻时爱耍流氓，性情顽野，为害乡里，人人见而躲之。后周处问乡邻为嘛皆呈郁闷状，有乡邻如此回答：“吾村有三害，而今为患，怎能开心？”周处知山有猛虎，水有恶蛟，第三害是嘛呢？乡邻直言：“那第三害正是你周处！”
　　 周处一惊。随后，二话没说，上山杀猛虎，入水击蛟龙，三天三夜不见身影，乡邻以其被蛟龙吞噬，遂举村庆祝。后周处斩蛟而归，见此场景，惭愧异常，终知自己比那虎蛟还恶，有改过自新之意，于是去拜访名士陆机和陆云，正逢后者在家，便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悔过自新，但年岁已蹉跎，担心将来一事无成！”
　　 陆云回答如下：“古人朝闻道以夕死之而无怨，何况你前途未定，还有很多机会！人生于世，怕的是没有于心中立志，若立志而搏，又何必忧虑将来名声不显呢？”
　　 后来周处果然浪子回头，毁过自新。入仕途后，周处耿直不畏权贵，深受好评。正因此，在官至御史中丞后，与梁王司马肜成隙。后周处以梁王先锋征讨氐人齐万年的暴乱，梁王趁机报复，命周处以孤旅进击，终被齐万年所围，力战不敌而死。
　　 这个故事中最震动我的是陆云的话。人应该过一种有希望的生活，而不应生活在茫然和无望中。但是，我们都曾经有过茫然和无望的生活，都曾经虚度光阴，尽管那时候我们没有觉得是在虚度。可终于有一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了，终于知道自己的一生应该往哪条路上努力了，这时候我们往往已经丧失了最动人的年华。
　　 还来得及么？
　　 可是我知道有周处的故事，我知道陆云说的那句话：“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如果你真的想做了——什么时候，都不晚。



　　性情若水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道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
　　
　　
　　
　　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雅量即人的胸怀是否有度的故事。场景一：谢安于江中行，船夫引船，信其遨游，或快或慢，或停或待，乃至撞人及岸，谢安都能做到淡定从容，并不呵斥手下；又换了一个背景：也是谢安，为哥哥送葬还乡，时至黄昏，大雨滂沱，手下都喝多了，行车不前，此时以深具雅量著称的谢安也急了，抡起车柱来就揍那驾驶员，你大爷的——当然，谢丞相没这么骂，不过他真的是声色俱厉。
　　在魏晋之前的东汉，品评人物首先讲的是德行，而到了魏晋时代，转化为对风神和雅量的特别关注，成为判定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风神即气质具有恒定的性质；而雅量却是相对的，即使于谢安这样的人来说也是这样。谢安出游，江上信船而行，无论手下怎么撑船，都激不起他脾气，因为这时候他的心境闲暇，未累于物。可给哥哥送葬返乡时便不同了，日暮荒野，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而手下又喝多了，送葬队伍举步不前，在这样的场景下一个人断然是难有从容的雅量的。所以，才有以水比人之性情之说，水于坦荡处，其性柔和，而入峡谷便会湍急起来。谢安前后表现，正是人之真性的表露。人性若水，我们应使之自然。当然水性扬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诸葛军师的私人意见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诸葛家在三国时代属于名门大族，和后来显赫的王家一样，同来自山东琅邪。其三兄弟，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分别在吴、蜀、魏三国为高官，诸葛诞在魏国为扬州刺史、征东大将军；诸葛瑾在吴国为大将军，领豫州牧。最显赫的当然是被称为“千古楷模”的蜀国丞相诸葛亮。
　　关于诸葛亮的履历，无须多讲，他27岁时出山(又一个27岁时命运发生转变的人物!)，虚岁54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在后来被看作智谋的化身，多是因为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和夸张。按照正史记载，他的作用也许没那么大，很多著名的战役并不是他指挥的：赤壁之战，大破曹操，真正的统帅是周瑜；三国局面的创立，进兵西蜀，基本上是刘备的事儿。
　　当然,诸葛亮脑子好，不过再好,似乎也只能算个战略家（如《隆中对》的畅谈），而不是个战术家。刘备死后，诸葛亮以北伐“恢复汉室”为己任进攻魏国，但得不偿失。诸葛亮在北伐中，于行军路线上，始终坚持“兵出陇右”的原则，以求陇右与汉中形成犄角之势，步步为营地渗透魏国。我们本家魏延则建议出奇兵直插长安。刘备在时，对老魏甚为器重。当初始入四川，选大将镇汉中，人们都以为必是张飞，而刘备却选魏延。刘备为魏延送行，问之：“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气魄非常。而魏延也确实有那个能力。在一种感觉上,蜀国后期，魏延作为第一大将，始终不能发挥全力。魏延想自带万人，出子午谷，向长安疾进，与诸葛亮双管齐下。但终被拒绝。魏延性傲，而诸葛军师大约只喜欢听话的。
　　诸葛亮与魏延之分歧，在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前者才华已尽的显现和性格的悲剧。二人的矛盾，其看点不在于采取魏的奇兵计划后是否真的可以胜利，而在于它折射出一个命题：在军事上，在战争中，作为一方统帅，是不是应该具有冒险的勇气？或者说，冒险精神是不是一个统帅所应该具有的素质？答案是肯定的。后来，魏国邓艾伐蜀，出阴平小道以奇兵攻略成都一举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作战中，你不可求事事皆有完全把握，以其为行事标准，只能步步受限制，进而说明指挥官的愚蠢和无能。而诸葛亮，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统帅。
　　对于魏延的计策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夺取长安后，会马上陷入包围中。其实，兵下长安的意义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扯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威慑效果（魏国内部都已觉察到长安的重要和危险，才有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之举），在魏国内部权力层的争斗背景下（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寻求新战机。况且，拿下长安后，出关中，东掠洛阳，地势多为一马平川，行军效果远远要好于从四川出陇右。但是，诸葛亮就是不愿意冒险，他像忠于爱情一样相信兵出陇右的好处（所谓进可攻，退可守，保险系数大）。既然如此也罢，那你经营好了呀！可事情又并非如此。魏国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关键一点就在于“屯垦”政策的成功，使每一个桥头堡阵地都有丰厚的粮草作为后盾（对于魏晋统帅已形成传统：曹操、邓艾、羊祜、杜预）。而诸葛亮在兵出陇右后，却于军队“屯垦”方面毫无建树，只是依靠后勤的远道运输（可是蜀道难啊），而粮草一旦接济不上，就被迫退兵，导致一次次劳而无功。即使后来颇为自得地发明了所谓“木牛流马”，但于事又有补？




　　家庭大赦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孙秀字彦才，初为吴国官员，有权术，吴帝孙皓欲除之，秀乃北投晋朝，为武帝司马炎所宠爱，封其为骠骑将军、交州牧，并将姨妹蒯氏嫁其为妻。
　　孙秀与蒯氏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有一天吵架了，蒯氏顺嘴骂了孙秀一句“貉子”。“貉子”是魏晋时代北方人骂南方人的话。当初，关羽为孙权所擒，后者劝关羽投降，关羽轻蔑地骂孙权为“貉子”。现在，蒯氏在气头上，也骂了一句“貉子”，在当时这是对南方人最大的侮辱了，孙秀怒火中烧，但没实施什么家庭暴力，从自再不入内宅见他老婆。蒯氏懊悔不已。孙秀是吴郡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自属于南方，但你蒯氏老家是襄阳，荆楚之地，也算不上是北方中原啊，这样骂人，实在愿不得人家孙秀生气。当然，这孙秀也够阴的，用的是冷战的办法：你不骂我吗，那我死活不见你。在古代，这可是对老婆最大的折磨。蒯氏没办法，只得求助于晋武帝司马炎。当时，正逢大赦天下，群臣上朝拜贺，散会时，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晋武帝（悄悄地）：“孙秀，你先别走。”
　　孙秀（迷茫地）：“嘛事？”
　　晋武帝（神秘地）：“总之是有事啊！”
　　孙秀（更加迷惘地）：“哦。”
　　孙秀知道这晋武帝司马炎很聪明，喜欢给大臣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不知道这次留下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其他大臣都走后，晋武帝拉着孙秀的手说：“听说你跟老婆吵架了？”
　　孙秀：“是啊，这您都知道了？真不愧是我的陛下！”
　　晋武帝：“嘿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孙秀：“您的意思是……”
　　晋武帝：“其实，这蒯氏还是不错的，虽然当时粗口了，但马上后悔了，你说你这些天一直不见她，搞得她实在是很痛苦。现在，天下大赦，连犯人都走出了监狱，你看看蒯氏能不能在这被宽恕的行列中？”
　　孙秀当即拜倒于地。后来，两口子和好如初。说到孙秀，实在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后来八王之乱起，他为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升任中书令，大肆打击报复与自己有旧怨的人，美男潘岳、富豪石崇、名士欧阳建等人都死于其刀下。看来，当初蒯氏骂得对，他还真不是个好鸟！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东晋自成帝咸康年间以来，闲逸无事，清谈之风日益浓厚起来。当年在王导丞相府中受桓温讽刺的王濛，其家如今却成了首都建康的三大清谈中之一（其余两个中心一为丞相王导家，一为会稽王司马昱家）；而一度洋洋得意以为颇受玄学浸润的桓温，却被剔出了清谈场，大家在心底为他默默地祝福：该干嘛干吗去吧！
　　 此日午后，前来王濛家参与清谈的三位名士是支遁、许询和谢安。此三人曾长时间在会稽隐逸，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此是来建康旅行的；同时也是为了探望王濛、刘惔、司马昱等朋友。毫无疑问，这三位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由于时间紧迫，转天还要返回会稽，所以谢安一脚刚跨进王家客厅的大门，就说：“既然时光不能留驻，这样群星闪烁的聚会也就难以常有了，嘛也别说了，开始吧！”
　　 “谢安说的太深刻了！”许询说，随后问王濛：“有《庄子》吗？”
　　 王濛：“你讽刺我是不是，能没有吗？！”
　　 支遁坐在一边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那就快拿来吧！”
　　 王濛从书架上随意取出《庄子》一篇，众人展卷看，正是《渔父》。在大家的建议中，谢安被推举为此次清谈的主持人。谢安说：“大家先各自谈谈自己的心得吧！”
　　 这是清谈的一种，众人围坐，先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展开辩论。支遁第一个开讲，一口气说了七百多句，语言精美，见解新异，及至谈完，众人说道：“妙！”
　　 随后，按照顺序，许询、王濛、谢安一一开讲，轮到王濛时，他突然想起来什么：“刘惔今天怎么没来？”刚要叫手下去喊，支遁徐徐地说：“不必了，他今天肠胃不妙，恐难以久坐论道。”
　　 等大家都说完了，谢安问：“各位尽兴了吗？”
　　 大家一起说：“感觉稍微还有点不尽兴啊！”
　　 谢安说：“那我帮大家来尽兴好不好？”言罢，拿起《渔父》，先是自行责难，引出论题，然后顺势抒发胸臆，滔滔开讲，直到月上西窗。其言谈才高语秀，洒脱自得，四座鼓掌，莫不尽兴。
　　 最后，支遁说：“小谢，你确实是一贯追求高深的玄理啊！”当然，也不妨换一种说法：“谢安啊，你真是在通往玄理的路上一路狂奔！”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清谈在当时具有社交和娱乐的双重作用。虽然很多人说魏晋奢靡轻浮，醉生梦死，但在我看来人家那时候的年轻人还没无聊到一谈到娱乐就去足疗的地步。




　　 吃货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罗友是湖北襄阳人，少时家贫，桓温为荆州刺史时，任从事一职，一个不大的官儿。当时，桓温为王导之子车骑将军王洽开欢送宴，满桌荆楚美食。由于级别不够，罗友本来是没机会来参加这个局的，但大家刚吃没多一会儿，他就急匆匆地进得厅堂，找了个位子坐下了，眼睛不时环顾左右。桓温以为其有要事禀报，就放下筷子，但过了好一会儿，罗友也没说什么，而是在那里大吃起来。王洽也很好奇，看了看桓温，后者耸了一下肩膀，又摊了摊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一阵，罗友起身欲走。这时候桓温再也忍不住了：“罗从事！”
　　 罗友回过头来，擦了擦嘴角的油水：“嘛事？”
　　 桓温：“我看你刚才急匆匆地进来，有什么事情禀报吗？怎么还没说就要走？”
　　 罗友朝桓温抱拳施礼：“也没嘛事，我早就听说白羊肉味道鲜美，但以前从未吃过，今天您给王将军饯行，我听说准备了蒸白羊，就有点冒昧地前来尝尝是嘛味的。现在吃饱了，我也就不呆着了，你们接着吃啊……”说话时，了无愧色。
　　 桓温捋着胡须，望着自己的这位幕僚，不住地点头，那意思好像是说：这么回事啊！又像是在自责：跟我混了那么多年，居然连白羊肉也没吃上，我这做上级的也够失败的。桓温看了看王洽，后者笑而不语。
　　 罗友来了，吃了，走了，是谓率性。但很多事情获得褒贬跟背景有关，在一个时候（比如魏晋时），你那样做，就是潇洒；但在另一些时候，你那样做，就是没出息（比如现在）。由此扩展，我们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掌握火候的，同样一件事，在一个时间里去做有可能就是错的，而在另一个时间里去做就是对的。爱情如此，工作如此，当然这离罗友的羊远点了，属于关系学范畴了。




　　 大富翁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者甚众。恺惘然自失。
　　
　　
　　
　　
　　 当然不是网络游戏，我说的是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当时人家确实也把这种斗富视为游戏）。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你们应该多少都有些耳闻。那么，我从何说起呢？
　　 石崇（249年—300年）字季伦，河北南皮人，是西晋著名的生活家和诗人。他是西晋大司马石苞之子，家世本显赫；为官荆州刺史时，又屡次率人扮作蒙面大盗，拦路抢劫过往客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王恺字君夫，山东郯城人，为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以外戚身份居要位。王恺、石崇不和，在讲述他们斗富之前，有件事值得一提：刘玙、刘琨兄弟为王恺所憎，后者曾召前二人在自己的别墅过夜，想悄悄除掉他们。石崇在当时人缘不错，与玙、琨有交情，听到二人留宿王恺别墅后，知当有变，连夜驾车奔王家，问二刘在哪。紧迫中，王恺来不及编瞎话，回答：“在后院睡觉！”石崇便直入后院，拉起二人就走。在车上，他对二刘说：“少年，怎能轻易在他人家过夜？”永嘉之乱后，刘琨成名，率领孤军活动在北方，与胡人周旋，是不是得感谢当年石崇的救命之恩呢？石崇和王恺有此过节，斗起富来便更狠，千方百计欲压倒对方。细说起来，一共有以下几个典型事件：
　　 A.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用大棵大棵的蜡烛当柴火烧。
　　 B.王恺不甘心被比下去，于是用紫丝巾做幕障，扯了四十里。石崇则以锦绫为幕障，长五十里，比王恺多了十里，又赢了。
　　 C.王恺用赤石脂刷墙，石崇则用花椒（这比较新鲜，不知道是嘛味儿的）刷墙。
　　 王恺每每总是差石崇一筹，非常郁闷。他的皇帝外甥司马炎觉得也很没面子，于是在暗地里帮助王恺。一天，皇帝秘密地把王恺叫到宫里，说：“舅舅啊，你跟这个石崇比拼，每每落下风，不过这回好啦，我给你一棵绝世珊瑚树，这可是国外进贡来的……”王恺看那珊瑚树，足有二尺高，枝条繁密，熠熠生辉，确为世间珍宝。转天，王恺满心欢喜地带着这棵珊瑚树到了石崇那著名的金谷园别墅去，一到门口就嚷嚷：“石崇呢，石崇呢？！”
　　 当时，石崇正独坐高楼，一个人欣赏绿珠跳舞，得知王恺来了，便从楼上下来，当他拿着铁如意朝那珊瑚树敲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小时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王恺把那珊瑚树从盒子里取出来展示给石崇看，心里想：这回把你搞定了吧！可是没想到，两下就被石崇给捣坏了。
　　 王恺睁大眼睛：“石崇！你不能这样啊，看我拿了宝贝，你没有可比的，就给破坏了，忒缺德了！”
　　 石崇嘿嘿一笑：“别生气啊，我马上还你一棵更好的。”说罢，叫手下去取珊瑚树，没多长时间，就捧来了十几棵，有三尺高的，有四尺高的，还有五尺高的，灿烂异常，光彩夺目。
　　 王恺愣了半天神儿，最后一点脾气也没了。
　　 我们不太关心王恺到哪哭去了，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从秦，到西汉，再到东汉，每一个新王朝建立，都不似西晋这般奢华，两汉建立之初的社会风气甚至以朴实著称。在西晋之后，每一个新王朝建立，社会风气也不是这样，西晋于中国历史上这卓尔不群的风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更多的人认为西晋之亡，受于清谈与奢靡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西晋的社会风气与这个朝代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炎，是从老爹司马昭、大伯司马师和爷爷司马懿那里坐等来的江山，与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不一样（类似曹丕，但问题是曹丕也曾跟曹操征战过），他没有艰难困苦的马上的战斗生涯，这就决定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享乐的氛围中，这对朝廷上下的奢华之风有着深深的影响。当然，司马炎也有他的优点，人比较聪明，为人很宽容，对大臣非常亲近，远远不是一个狠毒的帝王（这正是因为他并非是马上得天下的皇帝的背景而决定的），但这些性格上的优点不能足以支撑他具有开国皇帝本应有的重建国家的大气魄。而且在灭蜀十六七年后，他才有了灭吴统一全国的欲望（多为权臣贾充阻挠，甚至在280年王濬和杜预认为不能再拖下去的时候，贾仍以“民劳国疲”为由加以反对），这个漫长的时间，也消耗了一个新王朝在最初的那点精气神。所以，当石崇与王敦同入太学，王敦以子贡比石崇时，后者很不高兴，说：“作为士人，就应该让自己富贵，你干嘛宣扬那些穷困潦倒的家伙呢！”显然，这是一代人的想法。




　　名士与酒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世说新语》的核心是魏晋名士之风度，那么究竟什么才叫名士呢？按照东晋王恭王孝伯的说法：“名士不必须有奇才，只要身心闲暇，能喝大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请注意，这里王恭特别说了一个“痛”字，也就是说，会喝酒不行，你还得能喝大酒，所谓酣畅淋漓，像阮籍、刘伶、张翰、山简、刘公荣、孔群、王忱等人那样。确实，在《世说新语》中，名士与酒是如影随形的。竹林七贤阮籍、刘伶等人自不必说，我们看看其他诸位与酒的关系：
　　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王荟：“酒，正引人着胜地。”
　　王蕴：“酒，正使人人自远。”
　　山简为荆州刺史，总是酣畅醉卧。时人唱歌谣：“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孔群好酒，王导说：“你那么爱喝酒，难道没看见那盖酒坛子的布慢慢地就烂掉了吗？”孔群说：“我只知道用酒腌过的肉放的时间更长。”孔群曾与亲友写信道：“今年田地里收获了七百斛秫米，造酒之事当是忙活不完啦！”
　　刘公荣终日饮酒大醉，于是有人讽刺他，他就回答：“胜过我的，不能不与其饮；不如我的，也不能不与其饮；跟我差不多的，更是不能不与其饮啊。”
　　那是一个饮酒的时代。不仅名士如此，小人物也嗜酒如命：苏峻之乱时，庾亮之弟庾冰逃亡，幸得一小卒独驾小船载其出钱塘口，保护了他。后战乱平息，庾冰报小卒之恩，问其所愿，小卒回答：“也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您让我的后半辈子天天有酒喝就可以了。”
　　东汉末的建安时代，曹操面对官员狂饮误事的情形，曾一度下过禁酒令，但遭到以孔融为代表的名士的强烈反对。随后，嗜酒而狂的情形更是一发而不可收。魏晋名士之所以嗜酒，有人说那是服用五石散后的连贯行为（以温酒行散），我想这是客观因素之一了；又有人说，饮酒是为了避祸，一如阮籍，实际上从整个魏晋时代看其例并不典型。在我看来，魏晋名士尤其好酒，有两个主观因素：一是即时的人生享受，如张翰所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或如毕卓所言：“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洒脱的享受中，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人生的大愁。所以不必认为阮籍好酒只是为了于政治上避祸；二是借酒以达到一种奇妙的状态，取得精神上的超脱，从而达到放旷不羁的境界。这样的例子更多。
　　无论如何，酒，成就了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