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春秋：春秋战国至楚汉战争的全记录

战神春秋：春秋战国至楚汉战争的全记录


　　说明
　　　　
　　 春秋战国之事，楚汉枭雄之争，是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闪烁的一颗璀灿明星。这里曾经走过一批性格张扬的英雄豪杰，曾经涌动过无数纵横阖捭的宏图大略，也曾飞扬过亿万男儿的热血豪情。限于记载的匮乏和混乱，这也是一段存有无数待解之迷的历史。苦于头绪庞杂，虽经国学大家多年苦心探研，却少有详尽完整之作供凡人参阅。国学术论，博大精深。在下不才，没有纵横古今之能，更无真知灼见可谈，仅以一篇劣作稍述其事。
　　 劣作分为若干篇章，分步阐述自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202年，上起周厉王革典、下至汉高祖刘邦立国，总计640年中国历史的大略，记录并解析此间风云时事，品评其时百位著名历史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不敢妄言尽知其真，力争祥略得当、条理明晰，流畅贯通。谨表一腔怀古之情。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第一篇章：四强崛起。
　　 本章将周厉王改革失败作为切入点，以周王朝走向衰落为始，以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为终，重点叙述春秋前期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变革及齐、楚、秦、晋四大新兴势力崛起的全过程。
　　
　　
　　
　　1 厉始革典
　　
　　 公元前11世纪,统治中原大地已历五百年的殷商王朝被一个来自西方的部落击败。这个以小邦打败了强大商王朝的部落名叫“周”，他的首领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武王。从此，崭新的周王朝取代了商的统治，周武王也成为了天下的共主，开始了历史上所谓的“西周时代”。
　　 周王朝建立之后，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周武王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在他的面前，刚刚占领的殷商故土生活着成千上万的殷商遗民，数量远在周人之上；在王朝的更远方，东方强悍的夷人部族遍布今天的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东北的肃慎和南方的楚人也随时有可能危及这个新生王朝的安全；而在王朝本土镐京的背后，鬼方和犬戎也对中原大地虎视耽耽。相比王朝所面对的如此多的棘手问题，周武王的手中甚至连一张确切的全国地图都没有，更别提亲自走过王朝的四境。在广袤的土地上，人口稀疏，到处是山川、湖沼、森林，没有像样的道路使王朝的政令下达到远方，在这个刚刚挣脱原始状态的时代，一个国王该如何统治如此巨大的国家呢？
　　 在那样一个技术和经济水平还远不足以维系如此庞大国家的年代，周武王选择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这一套方案简单的说就是“分封”。
　　 周武王把都城镐京、也就是今天陕西西安周围一代地域划作所谓的王畿，同时又将陕西以东的一片土地、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一带也划入王畿，这两片土地也就是周王直接管辖的地区。随后，武王将王畿以外的大部分国土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族、功勋卓著的臣子，以及以往历史上的贵族之后。这样，他的国家便被划分成了一系列的诸侯国，这些诸侯代替他管理他力所不及的大部分国土。诸侯国的版图均成正方形，所以也称它们为“方国”，其边长大小由天子划定，其爵位根据地位的尊卑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国土的大小也因爵位的高低而不同。大量诸侯国环列在王畿的四周，可以形成有效的护卫作用，一旦遭到外敌入侵，诸侯便可率军支援王室，消灭劲敌。
　　 就当时的客观实际来看，周武王这一做法实在是聪明之举。所以在他死后，继承他王位的子孙也效仿这一做法。周武王灭商后在位两年就去世了，在世时只分封了几个诸侯，而他的继任者周成王一下子便把这个数字扩大为71个。到了西周末年，诸侯国的数量已经达到100多个。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在建国之初看起来行之有效的分封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其他种种制度，到了西周的后期，却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端。
　　 西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其全部内容并不仅仅是天子册封诸侯国。它是一个以天子、诸侯、大夫、士,四个阶层层层分封，最终形成一个以亲亲尊尊贵贱为等级的庞大的贵族集团。在周人的宗法制度下，周天子的王位只有嫡长子继承，也就是由正妻所生的儿子中年龄最长的那一位王子继承。天子的其他儿子被称为别子或庶子，被分封在诸侯国做国君。诸侯国的君位也由嫡长子承继，国君的别子或庶子又立为诸侯国中的大夫。大夫之家也由嫡长子继承大宗，其他的儿子地位依次降低，最后成为仅有薄产或没有田产的“士”。
　　 与分封制相对应，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以周天子为最高领导、以奴隶主贵族为基干的古代共和式国家，这一特点反映在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
　　 比如军事。西周王朝有三支强大的军队，包括西六师、东八师、殷八师。西六师驻守在都城宗周一带，即丰、镐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周围，以保卫王朝的本土。东八师驻在成周，即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由于东八师驻守成周，所以也称成周八师。东八师的位置极为关键，它向东可镇守东方的广大境域，向西可拱卫宗周的安全，是周王挥下一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至于殷八师，可能是一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军队，也有可能是一支驻守东方殷商故地的军队。
　　 天子之外，周朝的各个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军队。诸侯国内，国君也分封大大小小的卿、大夫、士，即诸侯国君的臣属。诸侯国的卿大夫们均有自己的采邑，同样也可以在自己的采邑内建立自己的族兵，即私卒家兵。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无权擅兴刀兵，作战命令只能由天子下达。诸侯的军队只能用于防卫，或在战时奉天子之命配合天子之军作战。同样，卿大夫的私卒家兵也归诸侯国君调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宝塔式的等级统治。周王自己就拥有数量可观的强大军队，又加上诸侯国、卿大夫的军队和家兵，形成了保护周王统治的有力工具。
　　 可见，分封制度实际是以严格的宗法制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政权分级、军事分级的政治制度。在西周初年，这一制度对完善王朝统治的确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分封制的敝端也就逐渐显露了出来，越是到了西周后期，这一体制越发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落后。
　　 周天子分封诸侯，对他们“授民授疆土”，赐之山川、土田、附庸。周王畿和各诸侯国内也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块田给臣下做采邑。臣下对君主、诸侯对天子，除了依制进贡部分财物之外，其余所得皆归自己所有。也就是说，西周时的土地制度已由原始社会公有制过渡到了私有制。但是，与土地的私有化相冲突的是，当时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仍旧按照原始社会的习俗留作公共所有，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取用。也就是说，西周时期还不存在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土资源税”。随着分封制度的深化，大片的土地变成了诸侯的封土或大夫的采邑，周王室自己实际控制的土地愈来愈少，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又属公有，王室的财政来源渐渐成了问题。同时，许多原本弱小的诸侯国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逐渐强大，诸侯势力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威胁王室自身。这一切都是分封制所造成的现实问题,不容得王朝的统治者掉以轻心。
　　 另一方面，西周原有的经济制度也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困难和社会危机。西周时在田农生产方面主要采取的是井田制。在甲骨文中，“田”一字绝大部分是田猎的意思，不是现在所说的农田之意。其时农田之“田”则写为“囲”。《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意思是说，边长一里的正方形田为一井，每井分作九百亩，交由八户农户耕作。八户农户每户可得田一百亩，最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公田由八家农户共同耕种，待公田上的农事完毕之后，农户才开始做私田上的农活。公田所得皆上交，私田所得全归农民自己所有。可见，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存在农业税一说的，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取自公田所得。所以，这一制度又被称作“藉田”。“藉”，是借民力耕种的意思。这种土地制度的敝端一望而知，那就是公田与平民的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联，农民的劳动热情大多都投入在自家的私田之上。外加公田是八家共作，更加重了这一矛盾。所以到了西周中晚期，籍田之制已经“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法维持了。
　　 如前所述，周王朝建立之初，四周强敌环绕，故西周三百年战争频仍。周公东征、康王西征、昭王南征、穆王西征，无一不加重财政匮竭。王室的土地没有得到增加,旧有的经济制度又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屡有不奉王命之举；可外敌的侵扰却依然需要王室用它那一天比一天少的收入去征伐抗击，周王朝的统治何以为继呢？经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九世，到了周厉王即位的年代，整个王朝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为了挽回王室日益衰落的局面，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周厉王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抉择：革典！
　　 周厉王，名胡，是西周王朝的第十任天子，也是史册中记下的第一位改革家，而且是第一位失败的改革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厉王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继夏桀、殷纣之后的第三个暴君，恶名昭著，死后也得到了一个恶谥：“厉”。“杀戮无辜曰厉”，厉乃暴虐狠戾之意，周厉王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一暴虐之君。如果不是《国语》一书中记载了周太子晋回忆周史时所说的“厉始革典”一话，周厉王恐怕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无翻身之日了。
　　 早在周厉王即位以前，周王朝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的统治之下就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统治危机。一贯用词简洁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齐太公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楚世家》）
　　 周夷王时，王室衰落，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迁都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政变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是为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由此次齐国事变可以看到，周夷王时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同时王室的权威也已大大削弱。齐献公姜山原本只是齐国一名大夫，胆敢违背周夷王的意志杀死夷王所立的齐胡公，并自立为君，事后夷王也未对其作出任何弹压，齐献公乃寿终正寝，可见王室的力量在这个时侯已不足已实现对诸侯国的有效控制。所以《楚世家》才写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与此同时，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楚君熊渠叫嚣“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反判周天子。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放肆无礼。
　　 所以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旧典、实行新制的决心，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史称“厉王革典”。
　　 对于周厉王革典，《史记》所作的记载并不细致，司马迁甚至没有认识到周厉王改革的实质，反而将其当作一位贪财暴厉的昏君来对待。但是，今人也依然可以通过《史记》一窥我国历史上、乃至于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封建性质改革的局部。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即位后任命荣夷公为卿士，命其主持实施专利政策。所谓“专利”，就是把原来传统公有的林麓川泽和贵族占有的山林海河收为国有，任何人若要使用此类自然资源均需交纳费用。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整顿国家财政，扩大王室收入，类似如今的国土资源税和国营垄断行业。这一制度于今人看来再平常不过，即便是后来的王朝也大行其道。如后世的盐铁官营就是国家垄断经营的典型，商殃变法也有对山林川泽实现国家专利的内容。把山林川泽的采收和开发权收归国家，并剥夺或取消世袭贵族占有山林川泽的部分特权，这种改革是国家发展过程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刚刚出现的时侯必然受到专统观念的强烈抵触。在当时人看来，周厉王的专利政策乃是其贪财好利的行为。贵族们以“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向周厉王表示非意，并抵毁新政的实施者荣夷公“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强烈抵制新政的实施。
　　 厉王革典没收大贵族的私产和古老习俗遗留下来的公产，以加强周王朝的财政收入，这严重触及了大贵族的经济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并以谤言攻击周厉王。与此同时，周厉王的专利政策实际应是其所有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但周厉王在实现改革时急功冒进，而且动作太大，还未等所有改革措施发挥作用，专利政策已经引起了下层贵族和平民的反对。因为这些人不享王室俸禄，也没有封地采邑，而且受到王室和大贵族的剥削。如今新典不许他们无偿使用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这在短期内断绝了这些人的生路。所以下层人们也对厉王新政非言不止。厉王与国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厉王非常气愤，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他找来一名卫国巫师，让他监视国人的言行，任何人胆敢妄议天子就立即杀掉，以压制社会舆论。周厉王用杀戮的方式强行推进改革，这自然也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残暴嗜杀。在大贵族、甚至是在诸侯国的策动下，中小贵族和普通平民联合暴动，群起攻击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难敌暴怒的人潮，王位被推翻，自己也被放逐于彘(今山西霍县)，最后死在那里。厉始革典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于周厉王改革，限于史料的匮乏，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无法了解其全貌，对周厉王的具体改革内容和改革条款更是无从知晓，对其历史意义和改革性质也多有争议。前些年，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孙景坛先生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的观点：“ 《周礼》应是‘厉始革典’所拟颁行的新政典。”
　　 孙先生在他的《〈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周礼》是西周后期的一部改革文献；是官方典籍；是由一人主编，多人完成的。而且，它还是一部残草稿；未得到实施；春秋战国时人对其都讳而不言。《周礼》应是‘厉始革典’所拟颁行的新政典，“厉始革典”的失败，导致了其夭折。《周礼》标志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标志春秋的开端。它能使我们能搞清‘厉始革典’的全貌，及失败的原因。同时，它还是我们重新评价周厉王的依据。”
　　　　《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从民间搜集古书，《周官》一书便是由他从民间搜得。同时史书还有记载，此书在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人藏匿，很幸运的躲过一劫。刘德得到此书后对其悉心保管，并留于后世。《周礼》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其中《冬官》早已佚失，今文以《考工记》补入代替。这是一部详细记载周朝政府结构官爵设置及其相应职能范围的典籍，体系相当完整。
　　　　但是《周礼》一书从未被先秦典籍提及，其内容也大多与事实相矛盾，故而长期被人诬为伪作，曾一度致使治史者视其为禁区，莫敢援引其说。经过近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这种“伪造”说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尤其是通过考古大量金文材料，此书的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益显现出来。但是，此书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以及究竟是其时人所作还是后人托作，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而且其记载的许多内容的确与其他典籍有很大冲突，与事实也有出入，故此书至今仍带有许多疑问需待解答。
　　　　八十年代中期，张亚初、刘雨二先生在《两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声明《周礼》全书所记载的三百五十六个官职中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并得出结论：“《周礼》的作者在编书时一定是借鉴或参照了西周中晚期的官制系统，并吸取了其中对他有用的东西。”这一结论的提出对于“伪书说”构成最实质的反驳。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周礼》一书所载内容的大部分与周时的官制体系确有相当大的区别，这又如何解释呢？张、刘二先生的回答是“其书虽有为战国人主观构拟的成分，然其绝非全部向壁虚造。”也就是说，张、刘二先生认为此书乃是战国时某人的托付之作，虽有其根据，但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构拟。
　　　　针对“战国构拟说”，学者也从字体和语法角度对其提出了驳斥。朱谦之先生指出，《周礼》所用古体文字与其他古籍有明显不同，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洪诚先生在《读〈周礼〉正义》中又谈到：“从语法上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千数与零数之间，扰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所以，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周礼》应是东、西周之交的作品。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回答此书究竟为什么与事实有如此之大的出入。越是认定其为东、西周之交的作品，其文中对西周官制种种与事实相违背之处的原因就越发不可理解，难道当时之人写当时之事也会出现如此多的偏差吗？
　　　　以《周礼》如此详细和成体系的记载周代官制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部颇费作者心力的作品，不似敷衍了事的玩笑之物。而且就其内容来看，《周礼》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周代社会与人们对周朝“奴隶制社会”的传统定义也有很大区别，它所构画的完全是一个早期的封建领主式的国家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脱了奴隶制形态。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甚至依据《周礼》的材料，并参以《管子》和其他先秦文献以及金文材料，以西周时的齐国为例，得出结论：“肯定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也就是‘前期’封建制，它们自氏族社会转变而来，没有经过奴隶制。”当然，杨先生所持的“没有经过奴隶制”的观点还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周礼》中大多内容与事实不附这一点很难让人相信它是历史实录。事实上早就有人提出《周礼》实际是一部尚未完全拟定的改革计划书，在参照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作者自己的设想，是为‘成就王业’而设计的一套待实现方案，并非历史实录。历史上也确有很多人将它作为推行改革的参考材料。
　　　　孙景坛先生进一步进行了论证，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礼》是西周后期的一部改革文献；是官方典籍；是由一人主编，多人完成的；而且，它还是一部残草稿，未得到实施。”而符合满足上述条件的在西周后期进行过改革、且改革最终失败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周厉王姬胡。所以孙先生最后认定：“《周礼》应是‘厉始革典’所拟颁行的新政典，‘厉始革典’的失败，导致了其夭折”。
　　　　正因为周厉王改革失败，所以《周礼》自汉朝面世以来一直就是一部残书，《冬官》一篇本就不存在，而其他五篇虽然体系完备，却极为粗糙，且有相互矛盾和文本缺失的问题存在。春秋战国时无人提及此书，那是因为周厉王在当时被正统思想定为无道昏君，他所草拟的改革法典自然人人讳而不言。到了西汉初年，七百年的时间流逝和无数的动乱早已磨灭了往昔的记忆，当河间献王刘德得到它的时侯，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早已无人知晓。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周礼》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到“厉始革典”的全貌，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其改革失败的深层原因。由《周礼》得知，周厉王改革是西周后期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涉及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涉及面之广、牵动之大，确属罕见。单从其实施范围而言，针对周王畿和所有诸侯国，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内部改革的范围。
　　　　按照司马迁的观点，周厉王最终的结果原因在于“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通过《周礼》我们才认识到其失败的深层原因：首先是他的改革缺乏经验，方案过于理想化，其描绘的改革蓝图近似乌托邦似的理想国，若完全照此实施，几乎永无实现的可能；其次是急功近利，改革过于大刀阔斧，试图把改革在周及所有诸侯国一齐推进，乎视了当时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最后是缺乏策略，公然将矛头指向各诸侯及贵族阶层，激化了社会矛盾，并使自身陷于天下群起而攻之的万劫不复之地。
　　　　《周礼．夏官》一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意思是说，一个边长千里的强大诸侯国，如果将它的土地用来分封边长五百里的公爵国，可一分为四；如果用来分封边长四百里的侯爵国，则可一分为六；如果用来分封边长三百里的伯爵国，则可一分十一；如果用来分封边长二百里的子爵国，则可一分二十五；如果用来分封边长只有百里的男爵国，那么原来这个千里大国将被肢解为一百个小国。肢解了大国还不够，事后还要“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也就是说，天子还要在各地设立名为“牧”的官员，“牧”只对周王一人负责。由这些“牧”来管理四方诸侯，制定诸侯国君臣应行的职责，确定各诸侯国应缴纳的贡赋。如此种种，其真实用意就是企图加强王权，行“削藩”之实。周厉王的举动无异于向全体诸侯国宣战。以西周晚期近百个诸侯国日益增强的实力，试问哪个诸侯甘愿俯首就范，谁愿意自己的封国被他人肢解？雄心勃勃的周厉王实在是险有胜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史记．周本纪》将这场旨在推翻周厉王的政变定性为“国人暴动”，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却记载这次暴动是“公卿惧诛而祸作”，这说明所谓的“国人暴动”实际是贵族阶层为了抵制新政而发起了政变，而且诸侯也参加了。
　　　　厉王被放逐后，由共伯和代行王政，此年是公元前 841 年，直到周厉王死于彘、周宣王即位为止，共历时14年。《史记》称之为“共和行政”。司马迁认为这段时间是由召公、周公二位大臣行政，号曰共和。这只怕是司马迁对“共和”的误解。除司马迁之外，凡谈及这段历史的先秦古籍都认为这一时期乃是共伯和代行王政，而非“召周共和”。就连《汉书．古今人物志》也记载了共伯和其人。“共伯和”实际就是谥号为“共”、有伯爵爵位、名叫和的诸侯。显然诸侯也是此次政变的主要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周厉王革典极有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封建性质的全面改革，是第一声封建春雷，并已经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周历王本计划将周朝的天下改造成为一个类似后来欧洲那样的封建领主式的邦国集团，但由于缺乏经验、政策失误、以及急功冒进，在诸侯贵族集团的联合反抗下归于失败。此次改革的失败也同时决定了周王朝最终衰落的命运，没有人再能挽回这一切。
　　　　公元前84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贵族发难、流王于彘”的大事件，“厉始革典”惨遭失败。但是，这一年也宣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全新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整个中国都将险入血腥的战乱和惨烈的仇杀；同时，这也是一个变革图强贯穿始终的时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
　　

　　2 郦山之难
　　
　　 周厉王改革失败后,周朝出现了长达14年的“共伯和代王政”时期，直到周厉王死于彘，这段由诸侯贵族代行王权的时期才结束，周厉王的太子静即位。
　　 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当年“国人暴动”时太子静险被暴怒的国人所杀，幸得召公庇护，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死，太子才保下一命。但这件事也遭到部分学者的致疑。原因是，当年的“国人暴动”实际是贵族发难，是抵制厉王新政的贵族为主导力量发起的政变。周时的贵族崇尚“刑不上大夫”，所以面对史上第一位被臣属推翻的周厉王时选择了“流王于彘”。既然连周厉王都免于被杀的命运，那么所谓的“国人”又何以要杀太子静呢？所以有学者提出，司马迁将“共伯和代政”误以为是“召周共和”，《周本纪》的召公以子代死之说完全与这种误解一脉相承，不过是为“召周共和”做的铺垫而已。这种看法当有一定参考价值。
　　 虽然厉王被流放后已无任何权力，形同囚犯，但根据当时人们固有的思想，周厉王名义上还是大周的天子，他的儿子也依然是大周的太子。既然天子行为“有失”，那么贵族代政就是在进做臣子的本份；既然是进臣子本份，那么等到行为“有失”的天子去世之后，立他的儿子即位自然顺理成章。周宣王应该是在如此背景下登上王位的。
　　 周厉王改革的失败，表明分封制下的诸侯贵族实力已经超过天子自身，守旧势力不容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触范他们的利益。至于国家的前途如何，日后王朝的走向如何，没有人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东西，哪怕日后近六百年的战乱将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及他们的后代变的一无所有。看眼前的这副形势，王朝算是走的尽头了。不过另人意外的是，西周王朝在它最后的时光里竟然回光反照，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中兴。
　　 周宣王，即厉王太子静，在他即位后，西周王朝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中兴，即“宣王中兴”。只所以称其为中兴，原因是宣王初期，周朝打赢了若干场对外战争，军事上有所进取。其军事胜利主要包括北伐玁狁的胜利，南征淮夷的胜利，南征楚国的胜利。其实就史料来看，西周在抗击外敌时，状况最差是在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那个年代。周厉王即位后，其改革虽然最终失败，但在他被推翻前，周朝的军事状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出土金文就有厉王时不少胜仗的记载，《楚世家》也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在周夷王时公开叛周，封其三子为王，到了周厉王时也对改革中的周王室心生畏惧，自去王号，表示再次臣服于周。
　　 所以，周宣王即位后的军事胜利极有可能是周厉王改革效果的一种延续。但厉王革典终归还是失败了，国家积重难反，王朝的命运已经注定。宣王后期，国势衰退，多次对外战争都遭到了失败。尤其是宣王三十九年 ( 前 789 年 ) ，周军伐姜氏之戎，两军战于千亩 ( 今山西介休县南 )，周军大败，宣王调去作战的“南国之师”全部被摧毁。短暂的“宣王中兴”黯然结束。
　　 为了换回国势衰落的局面，宣王在千亩之战失败后也学起了他那位落难为囚的父亲，也尝试着进行改革。宣王改革的内容由史书所载的有两点，一是“不籍千亩”，二是“料民”。 其实“不籍千亩”和“料民”所指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取消“籍田制”，清查人口数量，以人口数量征收税赋。此前已经说过，西周原来采取井田、籍田并行的经济政策。一井九百亩，八户农户各得百亩私田，所得均为私有；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共作，所得上交；先作公田，公事完毕再作私活。这是一种借民力耕种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民对公田的工作根本提不起精神来，籍田制已经无法维持。
　　 《国语·周语》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所谓太原，乃广大高原的泛称。“料民于太原”就是把人都拉到一块空地上，然后登记人口的意思。不行籍田，改以人口收税，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税兼人头税了。和厉王革典一样，宣王的改革也遭到了抵制，大臣以“民不可料也”为由反对开征人头税，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守旧思想的根深蒂固。而宣王则力排众意，毅然推行。
　　 宣王的“人头税”看来还是搞起来了，毕竟比起厉王的改革，宣王只不过弄了些零打碎敲的东西。征个人头税对大贵族的利益触及也不算太大，更何况我们也不清楚宣王的改革单在周进行还是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进。个人意见偏向于只在周进行，毕竟父王之训深入宣王之心，那些强大的诸侯国不见得能容得第二个周厉王来干涉他们的“私事”。不过，单只是这些零打碎敲式的东西已不足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宣王晚年的绝大多数对外战争都失败，大周王祚风雨飘摇。宣王死后，西周王朝迎来了第十二任天子，也是王朝的末世之君：周幽王。
　　 周幽王姬宫涅，这个名字知名度不低。若论被后世唾骂最多的古代君王，幽王无论如何都能算上一号。若论其作为，被人引为古训的便是那句“烽火戏诸侯”。《史记·周本纪》说：“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言下之意，周幽王在位时任用奸佞，国人大多不满，政局一片混乱。
　　 《周本纪》还记载，幽王的爱姬褒姒不爱笑，幽王为了让她笑，用了各种办法，褒姒仍然不笑。周幽王设置了烽火狼烟和大鼓，有敌人来侵犯就点燃烽火。周幽王为了让褒姒笑，点燃了烽火，诸侯见到烽火，全都赶来了，赶到之后，却不见有敌寇，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相信了，诸侯与王室渐渐离心离德，再也不来管天子的死活了。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因为宠爱褒姒，废掉原来所立的太子宜臼及其母申王后，改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太子的废立，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宜臼逃到舅舅申侯处，即今河南南阳一代的申国。幽王怒申侯，欲举兵讨之。申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联合西方的犬戎共同伐周。外敌入侵，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的救兵，诸侯们受尽了“戏诸侯”之苦，没人再派救兵前来。犬戎和申侯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之下，于是西周灭亡。随后，废太子宜臼在郑、晋、秦等几路诸侯的保护下即位，是为周平王，东迁成周洛邑，继续王嗣，开始了东周时代。
　　 一笑倾国，幽王为搏红颜一笑不昔“烽火戏诸侯”，终致身死国灭，历来被后人引以为戒。但是历史的真实真是这样吗？西周王朝真的是因为周幽王的昏庸无道而亡国的吗？历史学家对此另有说法。
　　 对于西周灭亡的原因以及周幽王品行的问题，集中在一件事的争论之上，那就是“烽火戏诸侯”之说是否属实。对此，许多人对《史记》的记载提出致疑。最著名的要算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所提出的观点：“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及犬戎之，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
　　 钱先生的意思是说，如果周幽王真有烽火戏诸侯之举，以周时诸侯蔓延千里之态，各家的军队根本来不及同时到达。军队的调动、集结、备粮、行军，再到最后赶到陕西境内，近则十天半月，远则一年半载，总不能让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野营几个月吧？而且按照一般来说，戎狄寇边，来去不定，军情本就变幻莫测。等诸侯的军队到达之后如果没有看到敌人，完全可以理解为敌军已经撤兵，只会休兵而去，有什么大惊小怪呢？野营几个月的褒姒看见几支军队来到又凭何种心情去笑呢？而且幽王被杀就其他典籍所示，实乃周幽王已知申侯勾结犬戎准备作乱，故先发制人率军伐申战败的结果，怎会有敌军来袭、示警无救之事？再说，举烽火召集军队抗敌，这是汉朝抗击匈奴的预警方法，西周时根本没这回事。所以钱先生称太史公这一记载为“委巷小人之谈”。
　　 的确，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西周即有烽火预警的证据，周幽王的故事本身就是某些认为西周已有此制度的人的唯一说词。其实就算西周已有烽火预警的制度,这一制度也只不过是边防早期预警.在汉朝时,这种预警方式也只能为边郡守军提高敌情传抵。中央对敌情的掌握还是要依靠边郡发来的战报。如果要调动军队支援，也需要等到中央接到战报后发出调动命令。一把狼烟竟能调来西周如此多远在外地的诸侯，西周怎会有如此高效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调令，陕西省的一把狼烟又怎能让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诸侯看到？就情理，诸侯之军入天子之境，这本来就是一件需慎重处置的事。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会用一把狼烟把一大群带刀带枪的强臣招进自己的王畿，更别提专设这么一种制度了。就出土金文所示，凡记载诸侯国出兵配合天子作战的事件都是天子出兵打击某方向的外敌，而处在这一地区附近的诸侯国出兵助战，未见诸侯军应警远来宗周的事件出现。其实此种说法的出处来源乃是《史记》。战国时有许多伪书托作，又由于战乱等原因，西汉初年治史学者在先秦史料的掌握上一直大有问题。汉代学者在写史时经常在辨别材料时出现错漏，太史公本人在记录先秦史时也存在大量已被确认的失误，所以本人也认为，“烽火戏诸侯”之说难以另人信服。
　　 那么，西周王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灭亡的呢？
　　 “宣王中兴”期间时，周对北方的玁狁、东南方的淮夷、南方的楚都给予了一系列的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宣王末年，西北部边境戎人的侵扰却使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戎患”。戎患在周宣王晚年和周幽王时期一直是周所难以解决的重大边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以下是《竹书纪年》中的几条记载：“（宣王）三十八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戎人灭姜邑；（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六年，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西戎灭盖。”
　　 大家都知道，周朝的绝大多数封国都在东方，这些诸侯国在阻挡东夷、南楚、北狄等外敌时起到了很好的防卫作用。但是位于陕西西安一带的王都镐京周围却没有多少屏藩。所以位于宗周背后的戎人的大厮侵扰自然成了西周末年悬在天子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结束王朝的生命。外加东方诸侯在此时早已不拿王命当回事（这一点只要稍稍看看此一时期各国所作所为的记载便知），宗周实际上已经险入了近有强敌，远无外援的境地（这也从侧面说明“戏诸侯”的不现实），这是当时宗周自身所处的险恶局面。但是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此。
　　 钱穆先生非常大胆的提出了“篡权说”。钱先生从《竹书纪年》和《左传》中有关“携王”的记载入手，提出西周灭亡乃许、申、郑、晋、秦、犬戎等为了各自利益合谋攻破镐京的观点。《竹书纪年》记载：“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而此事《史记》失载。
　　　　按此载，平王东迁后，宗周附近的西虢国扶植了周幽王另一个儿子余臣为王，住在携，继承王统。携在宗周不远。由于此王死后没有谥号，故称携王。直到周平王二十一年晋文侯（非晋文公）杀携王为止，东周初年实际上出现过长达二十一年的“二王并立”期。此事《左传》也有提及。
　　　　钱先生指出：“《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幽王被杀是申侯与犬戎合谋之作，周平王是申侯的外甥，所以申侯实为外甥弑君夺位。许国与申国同姓，也参与立平王，也是同谋。对申侯和周平王而言，犬戎是友非敌，平王东迁根本不是什么“避犬戎”，而是申侯、犬戎、周平王之间分脏的结果，西方之地是以酬劳的形式交到犬戎手中（当然犬戎也有这种实力），或是分脏不均而起内讧，被迫交到犬戎手中。我认为此事乃分脏不均的结果，平王在后来却有避戎的意味，此事稍后再说。另外，虢公在西方立携王也说明当时宗周一代并非全无立足之地。
　　　　至于那几路所谓“勤王”的诸侯也脱不了干系。郑桓公做周司徒时看到西方戎患严重，知道西方待不下去，所以早就有了东迁的行动。西周灭亡前郑国就已经在东方河南郑州一带从别国手里巧取豪夺了一片土地。平王东迁后郑国也拿平王当旗帜，“以王命讨不臣”，开拓疆土。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还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所以郑、申亦同谋。至于《史记》说郑桓公死在保卫镐京的战斗中，他到底是保卫周幽王而死，还是作乱而死，或是犬戎翻脸不认人而死，或是被他的儿子郑武公出卖而死，这自然就成了问题，此事以后再谈。
　　　　晋国，晋文侯觊觎黄河西岸之土地，史料证明其此前早有西进举动，起兵“勤王”也好，起兵杀携王也罢，都是顺水推舟、扩大地盘之举。东周初年，晋国确有称霸西北、独挡一面之势。史载平王在成周建国时只有“晋郑是依”。而原为周王仆臣的秦人则趁机从周平王手中获得诸侯之名，西侵西歧之地，与晋连壤通好。恰巧犬戎贪得无厌，得宗周之后又有东进之意，秦也可成为平王阻戎之藩篱。　
　　　　至于《竹书纪年》说鲁国参加了立平王之事，钱先生认为鲁并未参与此阴谋，他说：“申许郑三国乃假托其名义”。因为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长子的封国，“掌天子之礼”，兼有王朝宗正、史官、祭祀等身份，没有他的认同则平王的地位难以被人正视。所以申、许、郑等国是巧借了鲁国之名。鲁国在事后对周平王采取不理态度，连平王死都不去奔丧，可见鲁国极不情愿承认周平王的合法性。得不到鲁国的承认，自然也得不到其他东方诸侯的承认，更何况当时二王并立。而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平王东迁，有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也扫地以尽，从此出现大国争霸的局面。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也骤然解体。
　　 公元前771年发生的“郦山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西周王朝以此结束,东周时代就此到来。这是将是一个大国争霸、群雄逐鹿的时代。
　　 郦山之难，是申侯为了替自己的外甥周平王篡位夺权而勾结同伙发动的一场惊天政变，其结果之一是镐京被破、周幽王被杀；其二是犬戎占领了宗周一代绝大部分土地，及人口、财富；其三是周平王夺得了王位，并东徒洛邑。
　　 但是我们必须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周平王联合舅舅、叔伯、犬戎等造父王的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得王位，还是夺完王位后再把宗周毁灭、把西周王朝一并催毁。犬戎在与周平王、申侯等合谋攻杀周幽后取得了西方绝大多数人财土地，是周平王等人对犬戎的酬谢，还是犬戎搂草打兔子的结果。
　　 周平王勾结舅舅申侯发动政变,目的不过是篡权夺位；申侯协助外甥，不过是为了借机坐大而已；至于像晋国之类的“勤周平王者”，也不过是为了个人扩张版图、或借平王登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本质与申侯并无区别。至于犬戎，郦山之难前申侯、平王一党早与之达成协议，双方一同向周幽王发难。问题在于申侯与犬戎所达成的协议具体内容为何。特别是犬戎在事后独吞西方之地是否为此协议提及。就周平王这个小集团的即定目标来看，与犬戎的和谋不太可能包括将西方土地全交于戎人的条款，要不然代价就太大了。这等同将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都给了犬戎，而周平王集团除了一个周王的名号之外却一无所有。实际上就连周王的名号也非平王集团独得，当时是二王并立。就事后犬戎夺得宗周后的嚣张气焰来看，其后果甚至威胁到周平王自身。显然犬戎得宗周非平王本意。
　　 所以，周平王及申侯等人的阴谋只为弑君篡位，至于犬戎，由于其身处宗周背后，平王等应该只是想借助他的力量达成攻破镐京的目的而已。毁灭镐京也好，宗周为戎所占也好，西周灭亡也好，这都不应该是周平王和申侯等的本意。按周平王集团的本意，事成之后最多送些财货土地给犬戎作酬劳。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郦山之难实际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申侯伙同犬戎达成攻周协议；但密谋败露，周幽王先发制人，东出伐申，犬戎乘机从背后攻入宗周；周幽王伐申由此失败，申侯等亦转入反攻，镐京告破。
　　　　第二阶段，由于犬戎乃趁幽王伐申时偷袭宗周，实为坐收渔利之为，事后便起怠意，干脆马不停蹄向周平王及申侯等发难；周平王等人挫不及防，只好携带从宗周瓜分的为数不多的“胜利果实”在晋、郑、秦三个帮凶的保护下东迁洛邑，西周灭亡。
　　 除上述观点外，甚至还有人对周幽王废长立幼之说提出致疑，原因是褒姒的儿子伯服的名字有“伯”一字。按周人的命名习惯：“伯、仲、叔、季。”“伯”当为长子。若如此，伯服以长子身份继承王统完全合理，周平王宜臼反倒是别子篡位。当然，此观点尚无确凿证据，仅限于一种猜测。
　　 接下来，有必要对西周灭亡的始末做一整理：
　　　　西周末年，诸侯离析，王室衰危，周厉王改革失败，“宣王中兴”亦难复往日辉煌，西方戎人又对宗周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王室内部因为王位嗣立问题出现了严重危机，内忧外患交织，周王祚即将经历巨大挑战。由《竹书纪年》知：“（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缯）。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王师伐申。十一年春正月，日晕。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周幽王五年，王子宜臼出奔申，为夺得王位与舅舅申侯展开密谋；九年，申侯与犬戎、缯国达成协议，准备联合伐周（；申侯的阴谋被幽王查觉，故此年幽王召集诸侯盟于太室，誓师伐申（《左传．昭公四年》也有“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的记载，与《竹书纪年》相合）；但诸侯离心离德，而且其中已有人已与申、戎秘密句结，又因申在宗周以东，西戎恰好趁虚偷袭幽王背后，所以幽王兵败被杀。事后，犬戎翻脸不认人，周平王无法在宗周继承大统，连宗周之地也皆被戎人所占，故而只得放弃西方，东徒洛邑。西周灭亡。
　　　　周幽王失国，其实质乃周平王集团弄巧成拙，被犬戎所利用。史言西周乃申、戎和灭之，就我看来，实在是西方蛮族利用了西周内争、从中渔利所致。西周王朝的灭亡，就根本而言乃是天子弱、诸侯强的结果，是一群各怀鬼胎的谋逆之臣为了各自利益而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的政变失控的结果。参与政变的各方势力，无论他们在未来的结果如何，在平王东迁的事变中，他们的确都得到了各自的好处。如果说“国人暴动”中的贵族们还能对周厉王“刑不上大夫”，那么此次“郦山之难”中，这些一天比一天猖狂的诸侯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就一点道德礼仪都不要了，他们日益膨胀的野心歇斯底里，不昔以毁灭宗主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毁掉了这个早已千疮百空的没落王朝。而对于饱受人言唾弃的周幽王，他身为末世之君，其命运是被现实格局所决定的。他无力恢复完成曾经的辉煌，无力阻挡日益坐大的强臣，即是可悲，也是可叹。想必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能够对其有更公正客观的评价。
　　　　周平王即位之后，鉴于镐京残破，偏居西部，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公元前 770 年，在郑武公、秦襄公、晋文侯等诸侯的护卫之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周平王东迁后，将西周的丰、镐旧地完全放弃。丰、镐的人民都未随平王东迁，因此，平王在成周建国唯有“七姓从王”，也就是仅有七名大夫带着部众随王东迁，诸侯之中唯有“晋郑是依”。在外，四方夷敌眼见周王室大势已去，纷纷展开强力反扑，入潮水般杀向中原大地，王朝四境狼烟不止。
　　　　可东周这个带着弑父杀君嫌疑建立起来的新的周王朝在一开始就不受其他东方诸侯正视，王室经济收入也大大减少，许多诸侯国对周王室的贡纳骤少甚至停止。据《左传》等典籍记载，东周王室曾多次派人到鲁国“求赙”、“告饥”、“求金”等。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的“礼贡”，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求了。政治上的失势，经济上的窘迫，一些诸侯国不愿意再听从周天子。公元前 714 年，“宋公不王”，宋国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 713 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诸侯方伯，分崩离析，无政无令，灾劫四起，祸乱不休。如此种种，只有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
　　 在此前人们的观念中，平王东迁后诸侯无视王权的威严原因在于天子衰微、诸侯势强，但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东周王朝本就是一个正统性受到致疑的政权，乃至于是非正义的政权，东方诸侯视其如无物自然别有一翻道理。要不是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打出“尊天子、攘四夷”的旗帜用来为自己的争霸大业服务，它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该怎么过。
　　　　此次事变的其他几位主角在事后的命运又是怎样呢？“郦山之难”的祸首申国在事后一时逍遥，但不久就遇到了自己的“终级者”、东周初年快速崛起的楚国。楚国趁周室衰危，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立志北上观中国之政。申国原是防御楚国北上的屏藩，不久便遭到楚国不断的侵伐，若干年后被楚所灭。“郦山之难”的另一大祸首犬戎，气势旺盛，一时横行西北。但好景不长，事变的另一嫌犯秦人获得了诸侯名份之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举族西伐，与犬戎展开了漫长的争夺战，最终将戎人踏于脚下。晋国，晋文侯二十一年后杀携王，势成西北雄强，但不久就因为分封不善而引发内争，在东周初年打了六十年的内战，故而一时低靡。而郑国，封地本在陕西华县。西周末年西疆混乱，郑桓公早为自己做了打算，从原处河南郑州郐、东虢两国手中弄来了一片土地。郑桓公死于郦山之难，儿子郑武公举国从平王东迁，不久就以王命为名灭掉东虢和郐，定国都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
　　　　而在此次变乱的几大参加国中，申、晋、秦均处边患之地，在东周初年“四夷入侵”的大环境之下，此三国的状况均不甚理想，晋国还发生了内战。唯独郑国地处中原腹地，远离外敌的侵扰。而且，郑武公也急需打压那些不服弑君窜位的周平王、同时也厌恶郑国这个“助纣为虐”的帮凶的东方诸侯，用武力手段巩固新生国家的地位。所以，东周初年群雄争霸的第一枪便由郑国打响。
　　
　　
　　3 箭射天子
　　
　　　　在“郦山事件”的肇事者中，有一人的定罪较为困难，他就是郑桓公姬友。
　　　　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时曾任周司徒。司徒，即司土。西周早期铜器铭作“司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司徒”。司徒（土）管理农业和田地的分配等事务；所管辖的职官有司虞、司林、司场、司九陂等。
　　　　之所以说郑桓公定罪困难，原因是史书写明他为了保卫宗周而战死郦山，但其子郑武公却从周平王东迁，且东迁后郑国实乃平王集团的重要成员。史书对郑桓公死因的交代与其子郑武公后来的行为皆然相背。郑武公为平王一党应该没有疑问，但究竟桓公、武公父子皆为周平王一党，还是桓公乃被其子出卖致死呢？或是其中另有隐情？
　　　　郑桓公的封地本在陕西华县境内，近于宗周。《史记》载，郑桓公在司徒任上才一年，就起了举国东迁的念头。《史记．郑世家》记载了郑桓公与周太史之间的一段对话，桓公问周太史：“王室灾难深重，我何以才能死里逃生？”周太史认为“独洛水之东、河济之南可居”，建议他举迁今河南郑州一带。随即，郑桓公便以自己掌管农业和田地分配的“司土”之权，从当时郑州境内的东虢和郐两国手中巧取城邑十座，为日后举国东迁做好了准备。后来郦山之难，西方之地被犬戎侵占，其子郑武公随平王东迁。郑武公更是以王命为名讨灭了东虢和郐，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以此在东方建立了新的郑国。
　　　　从郑桓公早谋东迁之举来看，他对即将发生的“郦山之难”似乎早已了然于胸。既然如此，我们只需辩清郑桓公对未来大势的掌握是来源于单纯的居安思危意识，还是早已成为平王、申侯一党，便可认清他的真面目。
　　　　若说郑桓公居安思危，居之何安？思之何危？无非郑国西封之土近于犬戎而有险，东方远于犬戎而有安。周宣王末年及周幽王时，周军与戎军作战败多胜少不假，但若说几次败仗便另西方之地旦夕不保，未免危言耸听。若无申侯勾结犬戎一事，宗周故地尚未到朝不保夕的地步。郑桓公早谋东徒，必是知晓申候之谋。若是知晓申侯之谋，要么是早已参与其中，要么是以政治敏感查觉此事。若郑桓公忠于周幽王，仅凭政治敏感查觉，早谋东迁却死于郦山之事便不可理解。周幽王东进伐申，犬戎偷袭宗周得手。郑桓公既然畏死，且事前已有不顾王室而私迁之念，此时也有了东方十城，可见其一心求生。既然求生，自当早早避难于东方新土，何以保卫宗周、战死郦山？既然临难不退，力战而死，此前东迁又为何故？早谋东迁竟不能保存性命，东迁自保之说可疑。所以，郑桓公早谋东迁却战死郦山，恰说明其乃郦山事变参与者之一。东迁出于对犬戎的不信任，战死郦山实因助申侯杀王。郑桓公或死于周军的抗击，或死于犬戎独吞胜利果实之战，非保卫宗周而亡。
　　　　郑桓公死，其子郑武公姬掘突继嗣，与秦、晋、申等国共保周平王东迁。周平王迁居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此前为公元前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时代的起点。东迁不久，郑武公灭掉东虢和郐，而且灭掉了邻近的胡国，并入版图，郑国逐渐发展为中原新锐。事后，郑武公又娶申侯之女为夫人，与申结成姻亲之国，联盟更加紧密。
　　　　周平王建立的政权是弑父谋逆的伪政权，而且当时还有西方的携王政权与之对立，所以东迁后东方诸侯皆不服。但是，在东周之初数十年间，东方诸侯却对其保持三分敬畏，并没有做太多出格的事。原因很简单，此政权背后实际有一个强大的诸侯集团做为支撑，此集团包括郑、许等中部新锐（地处洛邑以东），还有西北雄强晋国（今山西汾河流域，洛邑之北），申、缯等南阳诸国（今河南南阳，位于洛邑以南），另有始为诸侯的秦国（今陕西境，洛邑以西）。可见，东迁洛邑后的周平王集团实际上是一个以洛邑为中心的强大诸侯联盟。此一联盟在东周之初数十年气势极为旺盛，远没有后来的落破潦倒。此间，先有该集团中的郑国灭东虢、郐、胡等国，崛起为新兴强邦，示威于东方诸侯；再有北方晋国消灭西方的携王政权，彻底肃清了西周残余势力；又有秦人举国西征犬戎节节胜利，成周以西的戎患亦有好转。相比之下，面对这一强大集团联盟，东方诸侯却远无对抗它的胆量。
　　　　东方诸侯数量颇多，但主要强国只有齐、鲁、宋、卫四国。之所以说东方诸侯没有对抗周平王集团的胆量，第一原因是该集团的强大，其次是东方诸侯并未形成统一态度，相互之间的关系又错综复杂，根本没有形成有力的集团。所以东方国家虽对平王伪政权心存蔑视，但同时也却满怀敬畏，甚至还有一丝恐惧，故而在起先一段时间表现的还比较平常，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应。但是这种局面没有保持多久，周平王集团不多久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起先未曾想到的变故，联盟的力量大减。
　　　　公元745年，即周平王二十六年，郦山事变的从犯晋文侯去世，其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即位后，由于分封不善，为此后晋国六十年的大内战埋下了祸根。他分封自己的弟弟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这是重大失误。曲沃是晋国一个大邑，据说其规模甚至超过晋国当时的都城翼（今山西翼城）。晋昭侯对弟弟成师的慷慨换来的是兄弟野心的膨胀。在东周初年那种上无正主的混乱年代里，早已无人来管理诸侯国的内政了，这是一个内乱丛生的时代，晋国也难免此祸。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成师勾结大臣潘父杀死昭侯，随即发兵入晋。成师与潘父所为遭到晋国大夫们的强烈反抗，晋人杀死潘父，又立昭侯之子即位，并出兵抗击成师。成师夺位失败，只好退回。从此以后，晋国之政一分为二，一为晋政权，二为曲沃政权，两者之间为了兼并对方展开了长达六十年的相互攻伐。由此，周平王集团已断最强之臂。
　　　　另一方面，公元前741年，南方楚国发生夺位之争，熊通（即后来的楚武王）杀侄夺位，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扩土的征伐，战火燃进南阳盘地。处于此地的申、缯等国自顾不暇。周平王又失一援。最后，随着秦人西征的顺利进行，秦国已无心顾及周平王，其全部精力皆致于国土的开拓之上。
　　　　由于上述变故，周平王羽翼渐失，日限窘破，东方诸侯心中的不满逐渐显露。在如此背景之下，做为平王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又身处成周与东方诸国之间，为了保障本集团的安全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罢，郑国首当其冲，必须打压东方诸国，故而展开争霸。而此时，郑国君位已由郑武公传至郑庄公手中。
　　　　郑武公十年（公元前761年），武公迎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为正妻。武姜共生有两子，长子即后来的郑庄公姬寤生。郑庄公出生时双脚先出母体，武姜生他时发生难产，且痛苦不堪，取名“寤生”，也就是痛至昏厥所生之意。所以武姜素来不喜欢长子，独爱次子段。郑武公病重时，武姜向武公请求改立段为世子。但武公不允，传位于长子郑庄公。郑武公死后，郑庄公即位，废立无果的武姜便另找出路，为小儿子向大儿子要采邑。郑庄公答应，将京邑(今河南荥阳东南)封给弟弟。若干年后，弟弟段割据一方，自行政令，在武姜的配合下发动政变，被郑庄公迅速平息。
　　 许多人据此认为郑庄公一味纵然母亲和弟弟，甚至在段自行号令时依然没有立即制止，等到最后东窗事发才出手，是一种高深的政治谋略。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复杂。郑庄公即位时只有13岁，弟弟段只有10岁，东窗事发却在22年之后。很难想象一对如此年龄的兄弟之间能有多少阴谋阳谋。母亲偏爱小儿子，为其求封邑也好，配合其谋反也好，多半还是出于做母亲的偏心，段的野心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积累的。郑庄公迟迟不动手起先是因为弟弟太小，尚无不臣之举；之后不过是在进行准备，等待时机罢了。郑庄公以半月时间迅速平息叔段之乱，肃清了内部隐患，从此登上了图霸中原的历史舞台，打响了诸侯争霸战的第一枪。
　　 郑庄公在开始他的争霸之旅的时，郑国所处的环境是相当复杂的。郑庄公平定段之乱这一年是公元前722年，两年后周平王去世。郑国内乱刚息，晋、申两国也已自顾不暇，秦国全力西进不顾周室，周平王本人又死，集团实力比之从前大大削弱，东方诸侯数十年积压的不满情绪随之爆发。郑庄公在解决了弟弟之后，马上就面临着一场更大危机的挑战。
　　　　东方诸侯以齐、鲁、宋、卫四国为主要成员。齐、鲁两国地处山东半岛，与郑国不接攘，所以矛盾并不突出。东方诸侯中的反郑势力主要以宋、卫两国为代表。宋国紧邻郑国东南，地处河南省东南方，跨入安徽、江苏、山东三省境内，都城商丘（今天河南商邱）；卫国邻居郑国东北，地处河南北部、黄河两岸，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宋、卫邻郑，即藐视周平王政权的非法性，又与屡屡以王命东扩的郑国存在边境矛盾，所以在平王集团削弱后首先跳到前台，向挡在眼前的郑国发难。
　　 周平王死后一年，周桓王元年，郑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发生内乱。卫桓公的弟弟公子州吁，《韩非子》说他“重于卫，拟于君，群臣百姓尽畏其势重”，是卫国国内一大强势力，曾被卫桓公驱逐出境。这一年他潜回卫国，杀死兄长卫桓公，自立为君。
　　 史书记载州吁曾结好于郑庄公那位谋反的弟弟段，想来必是了解周、郑内情。所以州吁自立之后，立刻趁东周集团大变的良机联合宋国，又联合郑国南侧的陈、蔡两国，四国共同伐郑。郑庄公面对强敌，没有做出强烈抵抗，只是守城不出。四国联军不久退去。
　　 四国伐郑之战战果不大，也没有发生惨烈的会战，但意义极为重要。它意味着东访诸侯在隐忍了数十年之后已明确向东周集团宣战。做为东周与东方诸国之间的藩篱，郑庄公无可选择，只得担负起打压“不臣”之国的使命，决意弹压反抗势力。
　　 对于形式的变化,郑庄公在“四国攻郑”之前已有清醒的认识，对于争霸方略也早有设计。郑庄公非常清楚，本集团今时今日的力量已大不如前，单凭郑国一己之力独抗东方诸国无异于以卵击石，毫无胜算；但同时，郑庄公也看到东方诸国并非多么坚不可催，并不是所有东方国家都要与周、郑为难。事实上，东方诸侯中的齐、鲁两国对郑国并无多少敌意。虽然周平王得位不正，不为正义所归附，但仅凭此一条理由就要与这个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倒也大可不必。昔日晋、申未乱时，该集团势力冲天，各国不敢与它抗衡，原因在于各国惧怕这个集团继续东扩，损害各国利益。尤其是宋、卫两国，他们近于郑国，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更加担忧。所以东周集团一乱，两国就向它发难。但地处山东半岛的齐、鲁与周、郑较远，外加此时周、郑已无继续东进的能力，所以齐、鲁与周、郑的邦交没有太多波澜。相反，郑东是宋、卫，宋、卫以东是齐、鲁。周、郑若被击败，得利的是宋、卫。这对齐、鲁毫无好处可言。反到是宋、卫太强对邻国齐、鲁倒是一种威胁。有见与此，郑庄公早早打起了远交进攻的主意，竭力拉拢齐、鲁，钳制中间的宋、卫。
　　 四国伐郑的前一年（公元前720年）冬天，郑庄公会齐僖公于石门（今山东长清）。石门之会意义重大，它确立了两国联盟的关系，抢先宋、卫一步创造了有利外交态势，标志郑庄公的争霸方略已经展开。同时，宋、卫伐郑前曾联络鲁国参加，鲁国也表示拒绝，可见郑庄公也在施展拢络鲁国的手段。
　　 四国伐郑之后,弑兄夺位的州吁又死于政变，郑庄公乘机发兵报复卫国。卫国联合属国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的军队共同抵抗郑军入侵。郑庄公出奇制胜，派一部分军队绕远路迂回南燕军背后。燕军按传统战法，一心应付正面的之敌，对侧后疏于防范，不料突遭打击，大败。然后郑庄公又借宋国入侵邻国邾国的机会出动周、郑联军，和邾国一起攻打宋国，破宋都商丘外城。宋军在随后再次攻郑，攻破郑国一城。
　　 郑庄公初争霸，战事胜败各半，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在经历了这一阶段的交手之后，郑庄公也更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实力不足以彻底压倒两个强敌。实力不足就得借助他人的力量。为了最大限度打击宋、卫，郑庄公一面设法与曾经参与“四国伐郑”的陈国联姻媾和，一面继续联络齐国；同时向鲁国积极发动外交功势，使鲁国与郑重修旧谊。
　　 公元前717年，郑国以帮邾国雪耻为名，攻打宋国。齐国出面调停郑、宋关系，郑庄公表示尊重齐国的意见，暂时与宋国修好，事后还引荐齐僖公朝见周天子。齐国对郑国加深了感情，在政治力场上进一步动摇。而且通过齐侯朝周，齐国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周、郑集团。 齐僖公出面调停也好，朝见天子也好，实际只是郑庄公的外交谋略。郑庄公根本不是真心渴望和平，和平也不可能如此换来。庄公意在结好齐国，孤立宋、卫。果然，齐僖公朝周次年（公元前714年），郑庄公就以宋不朝天子为名，约鲁国伐宋。鲁隐公通知齐僖公，鲁、齐两国在防地（今山东费县）会盟，共商伐宋事宜。又一年，郑庄公、齐僖公、鲁隐公在鲁地中丘(今山东临沂东北)会盟，共谋攻宋；不久又在鲁国的邓邑(今山东汶河南、运河北)再盟，并议定作战计划。随后，郑、齐、鲁三国联军浩浩荡荡发起伐宋之战，以破竹之势，一举打败宋军，攻占宋国两块土地，划归鲁国所有，然后撤兵。
　　 郑庄公战胜宋国回国，他料到宋国不会善罢甘休，必定兴师报复。所以郑军回国后，兵不卸甲、马不解缰，驻扎在边境待机。宋国果然中计，联合卫、蔡出兵攻郑，攻占了郑国的属国戴。等到宋、卫、蔡联军刚刚攻下戴，军队正是疲惫不堪、急待休整的时候，郑庄公却突然发动攻击，迅速包围宋、卫、蔡联军。联军作战本就联而不和、行动不一，又遭郑军突然合围，顿时乱作一团，仅战一日就被全歼。郑军乘胜反攻，再次攻入宋国。
　　 至此，宋、卫两国锐意尽失，且元气大损，又被郑、齐夹击在中间，腹背受制，短时间内无法再对郑国构成威胁了。郑庄公打压东方不臣势力的行动取得了成功。但在此同时，周、郑联盟内部却出现严重分歧，郑庄公与周室之间的关系陡然恶化，先后发生了交质、交恶、交战等连串变故。郑庄公初霸中原的大好形势因为周天子的发难招致新的危机。
　　 郑庄公和他的父亲郑武公，两代一直在东周任卿士，把持着东周政令，着才能轻易的借来所谓的“王命”，去讨那些“不庭”。但周、郑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联盟。周平王集团是一个背负着弑君篡位的恶名建立起来的伪政权，一直被广大东方诸侯视为恶势力，始终不得尊奉。东周想在东方立足，自然需要支持；郑国想在东方立足，同样需要仰仗这一联盟的势力。但是，郑庄公号称“以王命讨不庭”，心底里却不把东周视作自己的宗主，只是将其作为打压反对势力的工具。尤其是在申、晋两国遭逢大变之后，郑君在周的权势日趋炙热，一手遮天，对周王的态度如同对待傀儡。周平王和他的继任者周桓王对郑国的作为非常不满，急于树立自己的威望。
　　 事情得从周平王去世那年说起。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病重，为了能使继任者在日后摆脱傀儡地位，平王想任命西虢公担任周卿士，以此制衡郑庄公。这一事件引发了周、郑之间一连串的事变。
　　 此处略述西虢公的情况。周时共有五个以“虢”为号的国家，后人分别称它们为西虢、东虢、南虢、北虢、小虢。学界对“五虢”的沿革尚存有争议。
　　 《左传·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虢仲、虢叔乃周文王两个弟弟，分封于东西二虢，东虢在河南荥阳，此前已被郑武公东迁时吞并。
　　 西虢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县一带，近于宗周，西周末年东迁。西虢早谋东迁，如今周平王又想命其为卿，看来性质类似郑国，同属东周集团成员。此外关于南虢、北虢，根据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及三门峡市湖滨区李家窑上阳城遗址的发现，已证明西虢东迁在周平王东迁之前。依相关资料分析，南北二虢当系一国两地，均由西虢东迁所置。北虢下阳位于山西平陆县东北，西虢上阳位于今河南三门峡，二虢隔河相望，扼守关中东进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是东周阻挡关中戎人东进的重要屏障。小虢是东周初年西虢原来陕西宝鸡故地之内遗留的一个名“虢”的小国。此虢可能是西虢滞留原地的一支。《竹书纪年》说虢公立携王，此虢公应该就是此小虢国君，西虢东迁时可能发生了分裂。周平王要任命西虢公应是东迁后的那一支。
　　 前文已经说过，当时郑庄公刚刚平定内乱，正在展开图霸计划，且在当年会见了齐僖公。周平王在此时削夺郑庄公的权利，实在另他难以忍受。在郑庄公眼里,东周不过是和自己的祖、父共同谋逆的“伪王”，能有今日全靠郑国这一藩篱。东方诸国不尊天子，郑庄公其实更不尊天子。听说平王想削他的权，当面找到周平王发难。平王恐惧，不敢承认，仍然由郑国一家任卿士。事后周平王还送太子入郑，郑庄公送世子忽入周，互换人质，以表信任，史称“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不久，周平王就去世了。郑庄公送周太子回周奔丧，不料周太子悲伤过度而死。于是周平王的孙子、周太子儿子姬林即位，是为周桓王。
　　 父亲身为周室太子，却被质于臣国，而且还接间死在郑庄公手里，这对周桓王而言是巨大的耻辱。周桓王应该在祖父和父亲两个人的葬礼上得罪了郑庄公，郑庄公派人割取了周王畿温地(河南温县)的小麦，又取了成周的禾，事后一连两年停止朝见天子，以示不满。周桓王一怒之下做了祖父周平王不敢做的事：任命西虢公为卿。这件事史称“周郑交恶”。
　　 郑庄公依恃自己祖、父当年的“功业”，无视天子的同时却又打着天子的旗号为自己争霸服务。尤其是击败宋、卫两国后，郑庄公已势成“中原小霸”，事后又对他国进行了一连串打压征伐，气焰更加嚣张。如果此前郑庄公对宋、卫的打压对东周而言还有为双方共同利益而战的意义，那么如今宋、卫的锐气殆尽，对周室的威胁大大降低，周王与郑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就越来越少了。相反，更加强大的郑国反倒成为东周复强最大的障碍。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桓王终于向郑庄公发难，免去了他左卿士的职务，将他彻底逐出。郑庄公针锋相对，以强对强，从此再不朝觐周王，周、郑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为了维护王室尊严，打击郑国的蛮横，更为了树立东周一系的权威，忍无可忍的周桓王决定亲率王师，并联合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军迎战。双方会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史称“周郑交战”。
　　 周桓王将周联军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右军由西虢公指挥，并配属蔡、卫军；左军由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配属其中；周桓王则亲自指挥中军主力。郑庄公也出动全部军队与其对阵。
　　 郑庄公次子公子突（字子元）是东周初年一位颇有才华的军事家。交战之前，公子突针对敌情进行了准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刚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也难抗衡郑军的进攻，同样容易击溃。因此，公子突建议首先击破周室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
　　 公子突的建议正中要害，郑庄公欣然接受。而且郑军还改变了过全传统的战车冲风、步兵跟进的战法，拉开战车间距，将步兵与战车交挫，排成“鱼丽之阵”，提高车步配合的威力，然后发起进攻。
　　 会战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部署向周室联军主动发起猛烈的进攻。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联军左翼随之动摇。同时，郑军左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军，蔡、卫军战力低下，也纷纷散去。郑庄公见状，立即将中军投入战斗，三军一并向周中军发动攻击。已被斩去臂膀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军的合击，虽奋力抵抗，却渐落下风。千钧一发的关头，郑军之中杀出一匹黑马，大夫祝聘抓住一个机会，迅速逼近周桓王，抬手射出一箭，箭矢不偏不倚正中桓王肩部。
　　 天子中箭，史无前例，周军士气大受打击，难以继续作战，被迫脱离接触，撤出战斗。繻葛之战遂告结束。
　　 周郑交战在东周初年意义深远，但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恐怕还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在过去，很多人认为周桓王企图通过亲自讨伐制服郑国，以儆效尤，恢复周王室的权威。这一观点未必全对。桓王亲征的确是为以儆效尤，但不存在恢复周王室的权威的说法。因为此周王室本就是弑君篡位的产物，从一出生就被烙上了无道的标签，根本就没有过权威，何谈“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早在周幽王郦山遇难时就已经结束。没有合法的天子何来天子权威的恢复？所以，应将“恢复”一词改为“树立”。树立东周政权的权威才是周桓王伐郑的真正目的。
　　 事后，郑国在战胜的情况下，不敢追赶，当天晚上又去慰问天子伤势。 史书记载郑庄公这么做的理由是“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 据此，很多人认为郑庄公这么做意在表明自己的臣国身份。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免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这一观点只怕也是不对的。东周政权所谓“威望”，其实是由后来的齐桓公赋予的。此时的周天子根本不被诸侯接受，冒犯他又如何？郑庄公此举，如果非要说出理由，首先是不想陷入西与周为敌、东与诸侯交恶的险恶境地，以免重蹈覆辙宋、卫的复辙。派人前去不过是要对方做出妥协。此战后郑庄公还曾侵犯周王畿，据此也可以看出庄公眼里实在没有什么周天子。他所要的还是过去那个老实听话的傀儡。
　　 除此之外，繻葛之战还有另外一大重要意义，长期没有受到人们重视。那就是此战标志着西周末年所形成的东周集团彻底破裂。由此，东周初年中原大地上唯一一个强势军政联盟宣告瓦解，周室江山完全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东周初年短暂的相对平稳也随之告终，楚、夷、狄、戎对中原国家的侵犯愈加疯狂，天下更加混乱，华夏诸国遭受了更多的苦难。正因如此，诸侯各国也更加渴望一种新秩序的出现，这就为随后齐国的称霸创造了条件。
　　
　　
　　4 崛起东方
　　
　　 齐国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吕尚所建立的国家。吕尚，本姓姜，字子牙，号飞熊，也就是妇孺皆知的那位“愿者上钩”的姜子牙、姜太公。在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被描绘成除魔卫道、惩奸罚恶的仙道，形象深入人心，广为后人所知。在历史上，姜尚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曾在武王灭商的战争中为周室立下大功，故而受封诸侯，成为周时齐国的始祖。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尚的先祖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部分族人被封在吕，另有旁支被封在申。姜尚以封地之名为姓，所以叫吕尚。当年周文王得到吕尚归附，大喜过望，曾言：“吾太公望子久矣。”意思是说，自从我的祖父太公那时开始，我西歧就一直盼望着你的到来。所以吕尚又号“太公望”。但是这段意在表现周文王求贤若渴之情的记载，背后却另有涵意。《齐太公世家》有言：“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所谓“东海上”即指今天山东半岛一带，《吕氏春秋》直解为“东夷之土”。可见姜尚实际拥有东夷血统。
　　 东夷是汉族的主源之一。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种。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就其分布而言,东夷集团占踞着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近现代学者通过研究，有相当部分观点认为殷商民族也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融合产生的。也就是说商王朝自身就带有东夷血统。但是当商人率先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之后，东夷集团的其他部族却世代与商为敌。商纣王被周所灭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同时遭到东方的夷族部落和西方的周人两线夹击所致。
　　 《国语·齐语》曰：“齐、许、申、吕由太姜。”意思是说，齐、许、申、吕这四个诸侯国都是周文王的祖母太姜的同族，这些与姜尚同姓的诸侯看来都带有东夷血统。可见早在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时期，周人就展开了通好东夷的外交功势，以期用东夷牵制和消耗商王朝的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周武王灭商，商军主力恰在东方与夷人交战，措不及防的商纣王只能组织奴隶来抗击周军，结果被周军轻易击败。可见武王灭商的成功与先祖留下的“联夷制殷政策”大有关系。而姜尚之所以能在武王灭商时担任三军主帅，立下不世功勋，想必也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助周灭商成功后，姜尚被武王封在自己的东夷故土营丘(今山东昌乐)建立齐国，是为齐太公，以为周室东藩。齐国建国时，四周环围着无数东夷小邦，尤其以山东东部的莱夷为最强。所以齐太公与莱夷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将其击败。国家此后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齐太公十分注重经济建设，提出“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重视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全面发展，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文化上，齐国不像鲁国那样一味拘束于死板的宗法制，又不象秦、楚早期那样“以夷狄自置”，而是顺应“其民阔达多匿知”的原有文化，有条件地推行宗法制和集权制的结合，“因其俗，简其礼”，为政简而不苛，平易近民。所以到齐桓公时，齐国终成为大国争霸斗争中的第一个霸主，一个名符其实的泱泱大国。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齐姜一系是周王的功勋之臣，且是姻亲外戚，但齐国毕竟是异姓，甚至于是“非我族类”。所以齐国一开始在西周最初分封的几个诸侯国中地位并不高。其次，武王灭商后还在殷商故土分封了若干个强大的同姓诸侯国。这些周王亲族的封国地处中原富庶之地，版图也十分辽阔，国力均在齐国之上。所以当时的齐国也算不上什么强国。真正另齐国在西周初年得到大发展的是西周初年发生在周室内部的一次大内战。
　　 周朝建立初年，局势很不稳定，为了控制原商朝版图的中心地区，周武王制定了以殷治殷的政策，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继续统治原来殷都附近的地区。为了便于对武庚进行控制，又分封管叔、蔡叔、霍叔三位王弟予商土为“三监”，分居殷都周围地区，以便监视武庚及殷人。王健、朱桢二先生则在《由〈康侯簋〉铭文说到周初三监》一文中认为“三监”应是管、蔡、武庚三人，霍叔不在其中。个人倾向于二先生的观点。
　　 “三监”掌握着广大的故商土地和财富人口，他们是西周初年真正的三大强臣。周朝灭商建国后仅两年，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成王年幼，无法亲自理政，所以由武王另外两位弟弟周公旦和召公奭摄政。镇守东方的“三监”心起殆意，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并联合东方的淮夷、徐夷等部，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武装叛乱，矛头直指周召二公，史称“管蔡以武庚叛”。一夜之间，宗周以东几乎所有的方国、部落都起来反叛周室，情势万分危急。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周召二公协手同心，毅然出师东征，史称“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战争，周公旦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又进一步东征夷人，“灭国五十”，开拓了版图。
　　 在平定三监之乱及周公东征的过程中，齐国无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齐国身处三监背后，正是周室进攻三监时急需拢络的力量。《齐太公世家》记载，当时召公曾奉王命前来齐国授命齐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意思是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你有权讨伐。齐国获得了征伐不臣天子的“五侯九伯”之权，政治上大大捞了一笔。从此在周室的诸侯中高人一等。
　　 其次，周公在平叛后重新分封了一批新的诸侯。新出现的国家或是肢解三监地盘的结果，或是在刚刚扩张的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小国，唯有齐国的实力不降反升。所以后来的诸侯没有几个能与齐国比强。齐国在获得特殊政治地位之后又脱颖而出，鹤立诸侯，成为东方一大强藩。
　　 到了西周晚期，王室衰落，诸侯势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齐国做为东方强藩，也成了强臣慑主的嫌疑犯。周夷王在位期间，齐国与周的关系一度紧张，先有齐哀公被王烹杀，后又发生献公杀胡公事件，国家一时混乱。但这种混乱只是暂时的，到了西周末年，齐国内政恢复稳定。而且与其他地区不同，齐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另它在两周交替时走了一条与其他所有国家迥异的道路。
　　 两周交替，南方楚、夷等族不断发起对南方诸侯的征伐；北方晋、燕等国或是陷于内乱，或是倍受戎狄侵扰之苦；西方的犬戎更是破镐京、得宗周，气焰愈发嚣张；中原地区又因为郑庄公图霸被弄一团乱麻。唯独山东半岛的齐国背靠大海，四邻无忧，风景独好。齐国没有在两周交替的乱局中蒙受动荡，反倒获得了近一百年稳步发展的时间。
　　 《国语·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伯。” 意指齐国在庄公、僖公父子在位期间已成小霸之业。这为随后齐桓公的称霸奠定了基础。
　　 齐庄公名购,公元前794年至公元前731年在位,前后长达64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齐僖公，名禄父,公元前731年至公元前698年在位,总计33年,父子二人统治齐国长达一个世纪。在两周交替的乱世中，父子二人治国有方，齐国社会长期稳定，国力明显大增；对外采取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积极周旋于周、郑集团和东方集团之间，即保持了齐国长年不受战乱侵扰，又巧借各方矛盾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势力日盛，史称“庄僖小霸”。这样就为接下来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僖公继父亲齐庄公统治齐国，在他在位的33年中，中原地区原有的相对平稳随着郑庄公的争霸而被打破。僖公顺应潮流的变化，在郑庄公图霸中原的同时也积极展开了自己的争霸方略。
　　 首先，僖公考虑到宋、卫是齐国的近邻，周、郑却不与齐国接壤，于是采取远交进攻之策，积极修善与周、郑的关系，以期达成战略呼应。公元前720年冬天，齐僖公与郑庄公在会于石门，确立了两国联盟的关系；公元前715年，僖公由郑庄公引荐，赴成周朝见桓王，正式加入周、郑集团。
　　 第二步，结好于鲁。鲁国是周公旦长子的封国，奉先王之命“掌天子之礼”，与齐国一并拥有特殊政治地位。但经过数百年的时间，齐、鲁两国的发展并不平衡，逐渐出现齐强鲁弱的态势，鲁国经常处于屈从齐国的地位。对于鲁国，齐僖公采取安扶政策。此举即是为了在对付宋、卫集团时减少敌对力量，增强己方的实力，也是为了在齐国自己“尊”天子时取得鲁国这个礼仪大邦的认同，以便取得政治上的“正确”。公元前717年，齐、鲁两国在艾地会盟，双方正式建立友好联盟；次年，齐僖公派自己的弟弟夷仲年出访鲁国；公元前709年，鲁桓公聘齐僖公之女文姜为妻，齐僖公不顾礼仪一直送亲进入鲁国境内才罢。
　　 最后，利用周郑集团与宋卫集团的矛盾，从中谋利。齐僖公在朝见天子的同一年两次约见宋、卫两国君主，以调停各国与郑国的冲突为名敦促各方媾和，实际是为郑国反击宋卫迎得时间。郑庄公明确表示尊重齐国的意见，同意媾和。但次年郑庄公就以宋国不朝拜周天子为名约鲁伐宋，鲁隐公又联络了齐僖公。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公元前713年夏，齐、郑、鲁三国联军攻打宋国，取得大捷。宋、卫、蔡随后向郑国发起反击，结果被早有准备的郑庄公全歼于戴之战。戴之战后，宋、卫两国锐气大减，暂时不再有挑战三国联盟的能力，齐僖公的远交近攻策略取得了成功。事后，齐僖公与郑国一道“以王命讨不臣”，多次征伐他国，掩然已是一方霸主的形象。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
　　 齐僖公的远交近功之策是有针对性的,他所攻的“近”是指距离较近的强国，也就宋、卫集团。对距离更近的鲁国却采取拢络手段。这即是因为宋、卫本身有一定力量，应该首先给予打击；又是因为如此能与郑国利害一致；还能减少与鲁国发生不必要的争夺。但鲁国毕竟是齐国的紧邻，两者的发展互相制约。齐国若想扩张叛图，取得实际的好处，终归还是要对山东半岛的邻国产生威胁。齐、鲁邦交是脆弱的。
　　 位于今山东寿光县的纪国也是齐国的近邻，而且是死敌。当年周夷王烹杀齐哀公就与纪国有关，此前齐僖公也早有吞并纪国的举动。纪侯对此感到恐慌，早与鲁国联盟，到鲁国谋求对策。但当时齐国强盛，又与郑、鲁为盟，鲁桓公表示无能为力。实际上，纪国对齐国的恐惧同样存在于鲁桓公的心中。齐国将鲁国视为从属，而且双方关系随后果然出现问题。
　　 这件事还是得从郑国说起。郑庄公在击败宋卫联盟和周桓王之后野心膨胀。鲁国曾在一次食物赠送时没有按郑庄公的要求将郑国的次序排在首位。这对鲁国而言是依礼行事，但对得志猖狂的郑庄公来说却不可容忍。所以郑国耿耿于怀，总想教训鲁国一番。公元前702年，郑国约齐、卫伐鲁。齐僖公经过权衡，认为齐、郑联盟的重要性大过齐、鲁友好，所以牺牲与鲁国的姻亲关系，答应了郑国。后来在宋国的调停下，三国才罢兵归去。
　　 齐、郑伐鲁，此事虽由郑庄公提出，但这笔帐鲁国人却要把它算在齐国的头上。郑庄公不过是春风得意、一时放肆。毕竟以郑、鲁两国相隔数百公里的态势而言，郑对鲁的威胁十分有限。可齐国却完全不同，它是鲁国的北邻，是山东地区最有实力也是最有攻击性的国家。鲁国会如何看待这次伐鲁事件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不久，郑庄公逝世，郑国发生夺位事变，又激起了一串连锁反应，使齐僖公最终改变原有政策，把原来的同盟者当作了新的打击目标。
　　 在郑庄公的儿子当中，有两人是最有争夺大位的实力。一是世子忽，二是公子突。世子忽即郑昭公，是郑庄公嫡子，本就是君位的合法继承人，背后又有重臣祭仲的支持，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公子突是郑庄公的别子，而且颇有军事才干，在包括周郑交战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对郑庄公的霸业贡献不凡，也有能力争夺嗣立。更重要的是，公子突是宋庄公的外孙，背后拥有一个诸侯国的支持，竞争力自然不可小视。于是郑昭公刚即位，宋国就派人入郑，强绑了郑国新君昭公的后台祭仲，强逼祭仲改奉公子突为君。祭仲无奈，只好答应。宋君随后就派兵挟持着祭仲送公子突入郑夺位。郑昭公听说宋军入境，仓惶出逃，公子突夺位成功，即位为郑厉公。
　　 宋国插手郑国嗣立，把自己的外孙郑厉公推上了君主大位，但事后宋国却因此向对待臣属一样对待郑厉公，不断要求外孙提供财物，弄得外孙不堪其辱，很快反目成仇。郑厉公一怒之下约鲁、纪两国协助合兵伐宋。
　　 我对郑厉公约鲁、纪两国伐宋的举动很是不解，他为什么不约更强大而且关系友好的齐国，反而去约与齐关系尴尬的鲁、纪呢？宋国不甘心受欺，向齐、卫、燕寻求帮助。齐僖公根本不愿看到自己两个近邻的势力抬头，决定完全抛弃郑国和鲁国，出兵助宋。这样就形成了宋、齐、卫、燕一方，郑、鲁、纪三国为另一方，两个集团互相攻杀，展开了一轮诸侯混战，齐国小获胜利。
　　 两大集团这一轮混战结束后，没等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齐僖公就去世了，未完之事只能留由后人。齐僖公的三个儿子，长子诸儿，次子纠，少子小白。僖公死后，长子诸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爵位，也就是齐襄公。史书记载，齐襄公自小就于妹妹文姜有暧昧关系。后来文姜被父亲嫁给了鲁桓公为妻，齐襄公一直旧情难忘，终日盼望着能与妹妹再续“前缘”。齐襄公四年（前694年），齐襄公以会盟探亲为名邀请亲妹夫鲁桓公协夫人姜氏一同来齐国做客。名为会盟兼探亲，其实是襄公难忍相思之苦，想借这次机会与妹妹姜文再续勾且之事。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被鲁桓公察觉了。鲁桓公大怒，对夫人一顿痛骂。文姜难以自处，又害怕桓公日后的苛责，就把事情告诉了哥哥齐襄公。齐襄公见事情败露，干脆起了杀心，把鲁桓公杀害。
　　 齐襄公即位之后，继承了祖、父两代积累的丰厚家底，很快就灭掉了纪国，逼鲁国再次臣服，还趁着郑国发生新乱的机会对郑国实施了打压。就僖、襄两代时各诸侯国斗争的结果来看，齐国先与郑、鲁为盟打击宋、卫，后与宋、卫联合打击郑、鲁。几番争战下来，所以的战争都在他国土地上进行，而且还把宋、卫、郑、鲁四国全遭受了打压，唯独齐国坐收渔人之力。齐襄公算是给庄僖小霸画上了一个尚算完美的句号。可惜齐襄公却是个只重武力，言行无常的人。他对外不盟好诸侯，对内杀罚不当，又闹出了与亲妹妹乱伦、杀害妹夫的丑闻，齐国不久就因为内乱失去了小霸地位。
　　 齐僖公活着的时候曾给予深受他喜爱的侄子公孙无知太子的待遇，齐襄公即位后取消了公孙无知的太子待遇，这引起了公孙无知的怨恨，产生了除掉齐襄公自立为君的念头。又兼齐襄公即位后淫乱乱伦、滥杀无辜、欺压大臣，政局一片混乱，齐国内乱的火药味极浓。鉴于国内局势的混乱，齐襄公的弟弟纠和小白害怕祸及自身，于是各自逃离了齐国，在流亡中寻找避难之所。
　　 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所以他在老师管仲的陪同下投奔到鲁国去了。小白的母亲是卫国人，但是他没有投奔卫国，而是躲到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小白为什么不去卫国呢？按理说卫国的国力在莒国之上，又是小白的母舅之国，作为庇护者是完全够格的。但卫国离临淄很远。如果国内形式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故，这将不利于小白回国与身在鲁国的二哥公子纠争位。所以他选择暂住在离齐国较近的莒国。
　　 小白虽然年轻，却是一个非常聪明而有远见的人，他根据当时齐国宫廷权力斗争的形势，暗中寻找自己可以依靠的支持力量。齐国的国氏、高氏两家都是周天子亲封的卿大夫，正所谓“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国、高二子世代袭有监国之位，为天子“辅佐”齐侯，在朝中、国中都有很大影响。所以小白一直有意识地与他们结交，获得了他们的好感，争取了他们的支持。特别是高傒（字敬仲），他与小白亲如兄弟。
　　 小白和二哥公子纠出走之后，被齐襄公削去太子之奉的堂弟公孙无知纠集同党作乱，杀襄公而自立。第二年春，无知又被渠丘大夫雍林所杀。连锁性政变导致齐国出现了无君的局面。高子、国子凭借自己的贵族身份、上卿地位和德高望重的影响，向身在莒国的小白发出召唤，请他速速回国继承君位。就这一点来，小白甚至涉嫌除掉公孙无知一事。
　　 不过若按照宗法制度，小白是不可能登上君位的。因为他是三个兄弟中最小的。他的二哥公子纠同样也在等待机会杀回临淄，他的背后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鲁国的支持。为此，兄弟二人为了继承大统，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长跑比赛。
　　 《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话说公子纠的老师是管仲，小白的老师是鲍叔牙。齐国发生内乱，管仲跟随公子纠流亡到鲁国，鲍叔牙跟随公子小白流亡到莒国。后来又发生了公孙无知杀齐襄王篡位，不久公孙无知又被大臣所杀一系列宫廷内乱。鲁庄公闻听齐国无君，就率兵护送公子纠归国即位。路上管仲想到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到齐国的距离同样很鲁国近，小白必然也要夺位。于是管仲自带一队人马赶去齐、莒边境去拦截。小白与师傅鲍叔牙也向莒国借得兵马，正往齐国赶。管仲昼夜兼程，率先一步堵在小白的面前。管仲见小白端坐车中，突然弯弓一箭射去，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重重地摔倒在车里，周围乱作一团。管仲以为小白是决死无疑了，拉缰拂袖而去，然后一路上慢悠悠从容而来，六天后才至齐国。谁想管仲来到城下，小白却以一副君主打扮出现在城头。管仲那一箭正射在衣带钩上，根本就没射死小白。小白知道管仲的箭法厉害，生怕他再射，急中生智，咬破舌头，吐血诈死。这一诈死不仅骗过了足智多谋的管仲，也骗过了他的老师鲍叔牙和车子周围的侍卫，他们都为丧主而大放悲声。等管仲走远了，众人才明白了真相。然后一路疾驰来到临淄。高子、国子早率领大臣在宫殿等候，抢在管仲之前入城。
　　 有关管仲箭射小白的故事耳熟能详，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倒大有问题。齐国都城临淄即今天的山东淄博，鲁国和莒国分别处在临淄的西南方和东南方。翻可地图，三者之间几乎成一完美的等边三角形，三国之间路途几乎相等。小白对国内再次发生事变应该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他与国、高二子间的关系也意味这他将在第一时间得到国内事变的消息。假设管仲和小白同时得到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并在同时以最快速度出发，按三国之间距离相等的事实，等管仲从鲁国赶到齐、莒边境去截杀小白时，小白按理也应该到了临淄，怎么会刚从莒国出来等着管仲截杀呢？
　　 《史记》又说管仲自以为杀死小白之后“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意思是说管仲出击截小白时公子纠竟然还没动身，等到管仲的“捷报”送到后才不慌不忙的出发去齐国，六日才到。这一说法更是不可理喻。管仲截杀小白的同时却将公子纠留在鲁国，一旦截杀行动失败，公子纠岂不是连通过长跑比赛抢夺君位的机会都没有？合理的做法应该是管仲前去截杀，公子纠同时出发去齐国。更何况，齐僖公虽然只有三子，诸儿死、小白死，君位按说应由公子纠继承。但乱世之中事难料，是时各国政变动乱层出不穷，合不合法根本不重要（如果重要也不用杀小白）。齐国国内像公孙无知那样的公孙、公侄、公叔、公伯尚有不少，其中几位还在后来小白即位后成为其挥下一代名臣。如果公子纠夺位不能既成事实，君位谁属还未必是定数，何以高枕无忧、浪费时间？对嗣立大事如此不认真，恐怕只有小说家言。
　　 那么事实又是怎样呢？《春秋经》和《左传》对此事只做了如下简单记载：
　　 《春秋.庄公九年》载：“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左传》传文载：“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这里的意思是，鲁庄公率军伐齐，企图以武力送公子纠回国即位。但小白还是抢先一步被齐国人召回，继承了爵位。接着二者又记载，齐军在随后发起了对鲁军的反击，败鲁军于乾时（今山东桓县）。
　　 小白和纠，都是为了躲避齐国险恶的政治环境而离开的。有趣的是，当我们翻看今天的地图便会发现，他们当初逃亡时，并不是远走高飞，而只是躲在距离祖国最近的邻国。公子纠所在的鲁国，和小白所在的莒国与齐国国都之间几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他们潜伏在这条起跑线的后面，就是为了等待起跑的时刻，能够率先抵达终点。不同的是，年少老成的小白，他除了拥有与纠同样近的起点之外，还得到了国内强臣的帮助。就像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公子纠在再次逃到鲁国后，依然难逃惨死的命运。小白赢得了这场赛跑，继承了君位，他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齐桓公。
　　
　　
　　5 领袖群雄
　　
　　 齐桓公姜小白。春秋小霸齐僖公的第三子，齐襄公之弟，齐国的第十六代君主。他的政权不是承袭在风和日丽之下，而是谋划争夺于刀光剑影之中。生多事之秋，践君主之位。
　　 祖、父两代治国百年，国家平稳的经历了两周交替的巨大变革，且巧弄于诸侯之间，积累了丰厚的家底。但哥哥襄公却依仗祖、父余威，大动干戈，征纪、伐郑、灭部、平郚，造难于邻国，虚耗于自己。等齐桓公接过哥哥的班，国家呈现的是这样一幅凄凉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残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哥哥荒淫无耻，喜怒无常，弄得众叛亲离，结果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公孙无知引起的连锁性政变更是闹得举国不安。齐桓公登上君主宝座之后，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就要完全决定于他的行动了。
　　 齐桓公为了自己的前途早早的结好国、高两位上卿，这对他的最终即位作用不可估量。可见桓公生来就是一位精于权谋的政治家。齐桓公的即位虽然突然，但想必对他来说并不感到意外。他的内心早已做好了践君主之位、成就千秋功业的准备，初一登位就急于一展身手。
　　 齐桓公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必须抚平前任连串政局动荡遗留下的政治伤痕，肃清此前的弊政，安定人心；其次就得组建一支高效精干的干部队伍，为接下来国家的发展提供人事保障。为此，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即在国内选拔贤才，又从诸侯各国招士养士，吸引了大批人才来齐国谋官，组成了一个高质量的政府团队。除了名相管仲之外，这一团队的几位代表人物还有历史上著名的“桓管五杰”，即王子城父、宾胥无、隰朋、宁戚、东郭牙五位名臣。
　　 王子城父是齐桓公挥下一员名将，由管仲推举任大司马，掌管行军作战之事。管仲在推荐王子城父为大司马时对王子城父卓越的治军才能给予了高度肯定，说他在疆场上能让三军将士个个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宾胥无，治法如山，断案公正，不杀无辜，不诬无罪。是齐桓公的大司理，主管司法刑律。
　　 隰朋是齐庄公的曾孙，齐桓公的子侄。《管子·戒》记载，齐桓公曾经评价隰朋和管仲：“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隰朋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行为处事颇有贵族风范，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周到细致；而且他的口才很好，言辞刚柔相济，所以齐桓公任命他为“大行”，即外交大臣。齐桓公要成就霸业、领导群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隰朋的特点十分胜任“大行”一职，他也成为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外交大臣。后来管仲病重，齐桓公前去探视，询问万一有事，谁是接替他职务的最佳人选，管仲毅然向桓公推荐隰朋。管仲认为隰朋目光远大，而且为人谦和下问，以自己的善良和美德陶冶他人，所以没有人不心服口服。
　　 宁戚，卫国人，自小聪慧好学，且怀有远大的抱负。因为卫国在当时局势不稳，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宁戚家破人亡，无所归依，空有满腹才华却苦于无处施展。他听说齐桓公好贤纳士，就决定前去相投，赶着牛车来到齐国，夜宿于临淄城门之外。恰逢齐桓公有事要出城，正在车下喂牛的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十分惊奇，听了他的唱词，觉得这是个人才，于是留下并起用宁戚。“宁戚饭牛”的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的范例。齐国背靠大海，土质盐碱重，也就是《史记》所说的“地泻卤”。所以齐国的农业素来是一大薄弱环节。齐太公时就采取通鱼盐之利的方法将鱼盐等齐国富有的资源输往内地，换回粮食。但是粮食生产毕竟是一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终究是个麻烦事。正好宁戚熟知农桑之事，齐桓公就任命他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宁戚的管理下，齐国的农业发展迅速，很快就取得了大丰收，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物资基础。
　　 东郭牙就是鲍叔牙。鲍叔牙是齐桓公的老师，当年与桓公共同出亡避难。齐国发生内乱，鲍叔牙又辅佐桓公抢在公子纠之前回到齐国，捷足先登，继承了君位。后来，他又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打败了护送纠回国的鲁国军队，还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他文武兼备，而且为齐桓公夺得君位立下了头功。但鲍叔牙却拥功不恃，当桓公想拜他为相时，固辞不受，极力推荐公子纠的老师管仲，从鲁国将其要回。
　　 鲍叔牙的职务是大谏，因为他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于犯言直谏的人。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当齐国的霸业蒸蒸日上，桓公、管仲都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鲍叔牙总是善意的及时提醒。《吕氏春秋·直谏》载，有一次，齐国君臣在一起饮酒，致酒酣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酒呢？”鲍叔牙端起酒杯向桓公敬酒说：“祝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时提心吊胆、愁困落魄的那段日子。”又向管仲敬酒说：“祝您不要忘记了在鲁国做囚徒的时侯。”几句话，使齐桓公和管仲感悟颇深，猛然警醒。宁戚治理农桑有功，日久生娇，鲍叔牙为宁戚祝酒道：“使宁戚勿忘饭牛车下也。”提醒他要谦逊，不能居功自傲。
　　 正因为齐桓公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使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和发挥才华的岗位，终使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兴盛局面，为开创赫赫首霸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桓公挥下的众多名士当中，管仲无疑是其中最具才能也最特殊的一员。
　　 管仲是春秋时期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齐桓公时的一代名相。齐桓公对管仲的任用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管仲是公子纠的师傅，曾作为齐桓公的敌对方助公子纠与桓公争夺君位。因为他与鲍叔牙那份非同一般的“管鲍之交”，在鲍叔牙的力荐之下得到齐桓公的赏识，并委以重任。管仲被鲍叔牙从鲁国弄回齐国时，齐桓公亲往边境相迎，厚礼相待。
　　 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一箭之仇”恐怕是后代儒者的托附之物，目的无非是美化这段千古流芳的君臣佳话。但是齐桓公能够摈弃敌我阵营的前嫌，不顾对方身份地位的卑微，不顾世俗礼议的束缚，任用管仲，而且是重用，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
　　 重用管重对齐桓公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首先，管仲虽为贵族出身，但是家道中落， 早已丧失了贵族身份。据说他年轻时当过兵，还经过商，被桓公起用时最多也就是一个“士商”身份。在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时代，低贱的出身本已框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其二，齐桓公即位，靠的是国高二姓一类的大世族的支持，按理事后桓公以后给予这些支持者以回报。任用一个身份卑微么器还曾是敌对者的管仲，这难免遭到齐国实力派的抵触。 所以，齐桓公能够顶住传统思想的压力，甚至不顾国内贵族的反对，重用曾经的敌人，这足以传于后世，引为佳话。而管仲也没有辜负齐桓公的一番厚爱，他悉心辅佐齐桓公，厉行改革，富国强兵，终使齐国成就霸业。在这期间，管仲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齐国进行了著名的“桓管改革”。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对军备都相当重视的，但却大都忽视整修内政。齐桓公即位之初，也偏重于武备征伐，即位第二年就出兵报复鲁国助公子纠夺位，结果遭到失败。经历了伐鲁失败之后，齐桓公才重视起改革内政、增强国力的重要性，于是就在管仲的主持下推行改革。这可能是继周厉王改革失败后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成体系的改革。对于桓管改革的具体内容，除《国语》有部分记载之外，多数内容均记录于《管子》一书。
　　 《管子》，素来另儒家羞言齐桓晋文之事。因为此书皆是一些权谋功利之言，“未臻大道”。但西汉大学者刘向却不以为然，他说：“《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这是一部记录经世致用之学的典籍。与大多先秦诸子一样，《管子》非管仲本人所撰，大多为后学所记。李学勤先生在《《齐语》与《小匡》》中进行了论证，他认为《管子.小匡》定稿于汉代。不过《管子》依然为人们提供了桓管改革的真实细节，结合《国语》等书，桓管改革的大体内容大约有四：
　　 首先是秉承齐太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农、工、商并举，全面发展经济。比如实行“官山海”，利用齐国山海资源丰富的特点，国家专设铁官、盐官，管理铁矿开采和煮盐业，通货积财。鼓励人民入海捕鱼，发展渔业生产。这可能中国最早的盐铁官营了，只是不知当年的周厉王改革是否也有此制。还设立“轻重九府”，即按照年岁的丰凶和人民的需求来经营货物，制造钱币，由官府掌握。丰年高价买入百姓所产，凶年平价卖出百姓所许。根据土地的好坏贫瘠的等级来定赋贡税的轻重，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宏观调控。
　　 然后是内政改革。齐国在管仲的推动下实行了“国、野”分区共治。所谓“国”，指齐国的国都及城邑。自西周以来，周王室及其所属诸侯国皆有国和野的区别。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如果有人在一个县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城池并进行管理，他只能对生活在城内和城区附近的人口进行高效的控制。在城区居住的人称为“国人”，包括贵族和平民，他们可以接受教育，需要为国家服兵役和劳役。国家准确知道他们的数量，把他们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登记造册。而离城区较远的地区，统治者就不见得能够准确掌握那里的人口情况了。城区远郊被称为“鄙野”，生活在那里的人被称为“野人”。国家对野人的管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不完善。管仲改革，不但对“国人”的管理按士、农、工、商分居的原则进行了调整，同时也将国家行政的范围从“国”推广至“野”，完善了对鄙野之民的管理。
　　 再有军事改革，实行“寓兵于民”。《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将“国人”设置二十一个乡，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每个乡的均按一定编制：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一乡。这种编制是军民合一的编制：每轨五家，每家出一兵丁，五人为伍，；每十轨为一里，共五十人为一小戎；十连为乡，每乡有二千兵士为一旅；五乡共有兵丁一万人，为一军。六个工商之乡不服兵役，十五个十农之乡就可以在战时征发成一只三万人的军队。出则为军、入则为民，战士们“世同居．少同游”，彼此熟悉了解，“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视足以相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及战斗力。
　　 最后，齐管改革还建立了完整的地方行政机构和较为系统的官员选举制度，实行上计、书伐、三选等制度，定期考察官员政绩，贤者升迁晋用，劣者罢黜治罪。这样就破除了世袭贵族的优越地位，打破了任人惟亲的原则，把任命官员的权力集中在国君手中。这些由国君直接委任的官员，相对世袭为官的贵族更容易为国君所控制。
　　 经过了桓管改革，齐国国力空前强盛，这为日后齐桓公成就霸业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证。但是，一系列的新政策虽然给予了齐桓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齐桓公却没有以此一味靠武力扩张实现齐国的霸业。与郑庄公、齐僖公有很大不同，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争霸方案。
　　 齐桓公即位第二年，齐国曾经较为轻率的发动了一次对鲁国的战争，即著名的长勺之战。这场战争中，鲁庄公在大夫曹刿协助下，采用敌疲我打的战法，列阵不进。等到齐军三次擂鼓冲风，“再而衰，三而竭”，鲁军方才以逸待劳，“一鼓作气”将齐军击败。这场战争的失败对齐桓公触动很大。连一个鲁国都这么难啃，如何折服全体诸侯？这另他意识到原有的这种诸侯混战的局面是不会有出路的，单凭武力争霸的老路走不通。在权衡各方轻重之后，齐桓公最终拿出了四个字的争霸方略：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这四个字的意义远比大多数人所想的要复杂。要知道，齐桓公尊的是东周的天子，那是一个弑父篡位的伪政权，得位不正，本身就不合法。天下人都不接受，这样的政权如何尊得？尊了又能有什么用？诸侯各国又会怎样看待你这个“尊伪王”的齐桓公呢？
　　 的确，东周政权的确是一个得位不正、正统性受到致疑的非法政权，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政权此前也的确不被人接受，被诸侯视为非正义政变的产物。但不要忘记，齐桓公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这不仅仅是尊王，更重要的是攘夷。攘夷才是目的，尊王只是前提，而且是一个最有可能达成攘夷目的的前提。
　　 自从周平王联盟因为一系列变故而破裂之后，华夏诸国实际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军政集团，诸侯各国没有统一的领导者，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自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即位，在这其间85年的时间里，诸侯各国不断发生的只有三件事：政变，混战，夷狄入侵。尤其是四夷内侵，给华夏诸国带来极大的威胁。《左传·僖公十一年》云：“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蛮夷戎狄“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南方十余国也被楚国征服，河北、山西两省境内到处戎狄为患。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各国都已经疲惫不堪，大家渴望的是和平，是和平前提之下安定和发展，空谈正统与否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实际上此时也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有心情去管东周王朝正统与否的问题了，因为他们被眼前更现实的问题所困扰。
　　 正因为如此，齐桓公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且是非常符合诸侯所需的政治口号。尊王攘夷这一口号所想达到的目标无非是建立新的秩序、杜绝层出不穷的政变、消弥华夏诸国的自相残杀，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对抗外敌、保卫各国共同利益。这当然是诸侯各国热切期盼的。但问题是，既然诸侯列国想要的只是和平安定，那只要提出停战攘夷的口号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尊王，而且还要尊一个“伪王”呢？
　　 这里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无论是一种新秩序的确立，或是团结诸侯一致对外，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领导、一个盟主国的出现。这一盟主国只有齐国才有实力充当。但是齐国毕竟是一个诸侯国，它的地位于其他诸侯国的主权是平等的。齐桓公如果提出“尊齐攘夷”，那完全会被理解为齐国企图控制列国、征服天下的口号，必然得不到他人认同，反而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齐国必须找一个代理人，找一个不会引起他人猜疑的人在名义上充当这一领导，而齐国却行使实际领导权。这样才能撇清嫌疑。
　　 显然，只有东周才最适合充任这个代理人。它的正统地位虽然遭到致疑，但毕竟是周王直系后裔，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能比拟的。其次，它也是当时仅剩的一个周王政权，别无二选。其三，东周王室衰落，不能对诸侯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力，不必担心它会借机坐大，甚至不必给它真正周王的物质待遇，列强均可安心。
　　 齐桓公所谓的尊王，其实仅仅是要列国不要做无谓的正统之争，也不要求各国给东周天子供奉，只为表明自己团结大家一致抗外的诚意。为了表达这种诚意，齐桓公身体力行，先是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与鲁国媾和，给予其尊重，与之结盟；再是出兵平息宋国内乱，扶保宋国社稷。实力最强、最具有攻击性的齐国已有如此态度，何况他人？这一系列措施另诸侯对齐桓公团结华夏、一致抗外的真意深信不疑。
　　 当然，齐桓公偶尔也会进行领土扩张，甚至统一了山东半岛北部地区。但齐桓公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是“兼弱”和“胜一而百服”，对周围某些弱小国家无情兼并，但对中等国家则力求慎战、少战。这样做既能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保存和积累自身的实力，同时也将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没有将扩张的战火燃向大多数国家。这使齐桓公在领土扩张的同时，没有使自己的政治口号遭受太多致疑。
　　 为了便于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还可以将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于郑庄公的“以王命讨不庭”和三国时曹操的“奉天子讨不庭”做一对比。
　　 这三大口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尊王攘夷”也好，“以王命讨不庭”也好，“奉天子讨不庭”也好，他们所尊奉的都是正统性、合法性受到致疑的天子。齐桓公、郑庄公所奉的东周天子是靠勾结同党杀死父亲得位的，曹操所尊的汉献帝是董卓私自废立的。但是齐桓公的政治口号在格调上完全不同于郑庄公的“以王命讨不臣”，也不同于曹操的“奉天子以讨不庭”。郑庄公的口号意义在于自己“以王命”，讨诸侯的“不臣”；曹操如是，也是自己“奉天子”，讨你们这些“不庭”。这两个口号都是将自己致于正确的地位，将他人诬为“不义”，把群雄致于自己的对立面上，是两个极副攻击性的政治借口，都是为自己的扩张寻找的赤裸裸的借口。郑国更是当年郦山谋逆的主犯之一，他的口号的号召力低的可怜；曹操最多也只能“忽悠”一些士人，日久之后还被自己招来的士人骂做篡汉的“汉贼”。所以郑庄公的口号不能为他迎来长久的霸业，曹操的口号也不能迎来实力派的归附，只能造就割据分裂。
　　 当然，齐桓公在晚年野心也是膨胀的，也有非份举动，但至少在前期齐桓公的确言行一致，做出了正义的表率，所以迎来了列国的归附。诸侯们只要做“尊王”这一根本不重要的妥协就能换来朝思暮想的安定团结，恰合自身利益，又何乐而不为呢？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实在是一非常务实的政治纲领，深得人心，所以很快就收到效果，诸侯望风来投。到了齐桓公十九年(公元前667年)，周惠王也派人送来了伯侯称号。伯侯是周王室早先确立的授予某国代天子行使领导诸侯之责的官衔。从此齐桓公正式确立了诸侯领袖的地位。担负起了为华夏抗击四夷的职责。
　　 之后，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率领诸侯捍卫华夏。比如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派兵救燕，讨伐山戎。公元前658年，北狄伐邢灭卫，齐桓公又救。桓公还率领诸侯在楚丘（河南滑县东）筑城池，帮助卫国收集散众，使卫国复国。这些行动都有利于保卫中原先进文化免遭破坏，为华夏的安定发展起到了这样作用。
　　 但是，就在齐桓公尊王攘夷节节胜利、霸业初成的时侯，中原地区刚刚迎来的安宁局面却被一股来自南方的力量一次次扰乱。这支在此前已经一连灭亡和征服数十小国的强大军队不知疲倦的连年攻打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对齐桓公的霸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就是与齐国南北对立的南方豪强楚国！
　　
　　
　　6 江汉汤汤
　　
　　 谈春秋战国史，三分之一是楚国史；若单论春秋，则近一半是楚史。正因为有了楚国，春秋战国才算的上真正的春秋战国。
　　 “楚”，荆棘之意。荆棘：坚韧，顽强，多刺，正如“楚”这个民族。翻开楚族早期的历史，他的过去尽是血泪和苦涩，充满着凄怆和悲凉。他曾一次又一次被无情地打倒，一次又一次徘徊在亡族灭种的边缘。但他不愧于是一个伟大的坚韧不拔的民族，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休想将荆棘从地坪上抹掉。他长在泥泞之中，攀于顶尖之峰，承受烈日爆晒、暴雨侵袭、狂风肆虐，饱经沧桑，终扎根傲立。
　　 楚族的源系，乃是经三苗族而来的九黎集团。
　　 九黎集团是远始社会时期一生活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部落集团，曾与东下的炎黄部落集团发生战争，并爆发了远始社会时期最著名的战役：涿鹿之战！
　　 据史书记载和传说，大约四千多年前，当时由黄帝、炎帝所领导西方部落联盟和东方苗夷部落联盟分别占据着当时黄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九黎集团正是东方苗夷集团的重要组成之一，他的大囚长名便是著名的“战神”蚩尤。蚩尤，在我国古代神话中被诬为“兽身人语，吃沙石，耳上生硬毛，头有角，饯角人”的半人半妖之物。他所领导的九黎集团曾是远古时代文明最为发达的部落。传说蚩尤有刑法、武器、宗教三大发明，又第一个掌握冶金技术，是个强悍善战的部落，远非其他部族所及。正如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的那样：“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武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创，而汉族因袭者”。宋文炳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也写到：“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从上述资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序列中，楚人的先辈曾经处于最领先的地位。
　　 当时，西方集团中占据着黄河中下游的炎帝部落率先与下游蚩尤的九黎集团作战，结果蚩尤获胜，炎帝西逃。炎帝在向西撤退时遇上正从陕西向东推进的黄帝部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经三战击败炎帝，使之归顺，接着继续向东推进，向九黎之君蚩尤挑战。但是蚩尤的部落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部族，而且“威震天下”。他的军队使用刀、戟、大弩，黄帝的军队仅“剥林木以为兵”。《太平御览》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双方大战先后三次，第一次于阪泉，第二次于涿鹿，第三次于中冀。按照双方的技术条件，蚩尤是有可能取胜的，但蚩尤最后还是失败了。对于蚩尤的死，主要有三种说法，或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或云黄帝使女魃杀蚩尤，或云黄帝受玄女之兵符杀蚩尤。拥有先进武器且被称为“战神”的蚩尤，是战死，是谋杀，或是另有别的原因，现在是难以考证了。总之，黄帝与蚩尤“逐鹿中原”，蚩尤最终还是失败了。
　　 黄帝战胜蚩尤后，蚩尤率领的九黎集团瓦解，东方夷苗联盟也随之解体，炎黄华夏集团成为黄河流域的主宰。蚩尤的族人有些随他牺牲了，有些做了黄帝的奴隶。可是没有牺牲和没有被俘也不在少数。这些人除了另推首领，收拾残部，作卷土重来之计外，最可行的方法只有退出黄河流域，转入别的有利地带。于是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在此定居下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兴的族群。这一族群就是后来的“三苗”。
　　 三苗，是蚩尤余部南迁后发展起来的新族群。梁启超先生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韦昭曰：“三苗，九黎之后。”蚩尤虽然战败，但九黎集团的主体并未受太大损伤，它迁至长江流域以后发展很快，占据地盘很大。今湖南之岳州、长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南康、九江，皆是其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不亚于黄河流域。三苗迁居于此之后，平安的度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这个民族所需承受的灾难却远未就此结束。
　　 北方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后，此时已进入了到尧舜统治时期。《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就是说，尧帝征讨三苗的战争是发生在丹水流域，即河南西南部和河南、湖北交界的之处。此次战役大约就是尧舜禹与三苗之战的开始。尧击败三苗，三苗又一次向南迁徙。《史记·五帝本纪》日：“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所谓“迁三苗于三危”，实际指三苗之众向原部落所在地周围的群山中逃窜。
　　 舜夺取尧的职位后。三苗与华夏集团的冲突进入了新的阶段。据史料记载，舜为了使三苗臣服，采取了文教感化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政策，并进一步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即“分北三苗”。但是当苗民溯湘江而上进入苍梧之际，舜的反映丝毫不比他的前任尧逊色，亲自带领人马御驾亲征，杀向苍梧。三苗之众在退无可退的局面下奋起反击，舜仓皇之下遭到惨败，自己也因此而死。《史记》言“舜崩苍梧之野”。《淮南子·修务训》直接了当：“舜征三苗，道死苍梧。”
　　 舜死后，禹继位。夏禹是一位有名的水利工程师，“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口口相传。他继位以后，一改常态，施行兵工政策，把华夏联盟的多数青壮投入到而浩大的治水工程当中，而不是用于进攻三苗九夷。禹的这一举动，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其他部族，乃至三苗，都因此感动。当时三苗部众生活于长江流域，治水工程如若没有三苗的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流传在川南苗族的《古史传说》说：夏禹首向”三苗“下战书，要与之决战，当时”三苗“指出，洪水汜滥，九河急需疏通。你若要与我交战，疏通九河的任务何时才能完成？如此大的治水工程，如果没有三苗九夷的参加，夏禹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贯通九条河。三苗在配合禹治水工程中是作出了贡献的，但三苗终归是华夏集团的心腹大患。夏禹治水成功后立刻抽调大军，向三苗发起了总攻。
　　 夏禹依靠治水取得了大多数小部族的认同，华夏集团的实力比之过去空前强大。夏禹凭借着强大的人力物力，他对三苗的进攻大有灭绝三苗之势。《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有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镱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竹书纪年》云：“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圻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金匮》云：“三苗之时，三月不见日。”
　　 此类记载都是形容三苗地区遭夏禹灭绝时战事的残酷。血流满地。几无人烟，故龙(蛇)出于旷野，犬哭于市郊。可见三苗遭杀戳之惨。当年蚩尤之败，九黎的有生力量尚未被歼灭，南迁之后还能崛起“三苗”与华夏集团相抗衡。但夏禹伐三苗之战，三苗有生力量几乎被全灭，自此一蹶不振了，从此史书中不再有“三苗”一名。当然，三苗是一个伟大且坚韧不拔的民族，所剩不多的幸存者又从湖沼地带迁到绵亘山区，一切从头来过。无论荆楚、荆蛮、南蛮中的那种称呼，他的前身还是三苗。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最终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楚族。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是“楚之始祖为祝融”一说。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原江汉地区所有新石器时代序列文化，在夏、商之际发生极大的动荡，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上。俞伟超先生就此指出，当时此地的文化“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这说明当年曾有一支来自黄河流域的力量突然闯入了土地，使当地文明再次迎来勃兴。这一论证与有关文献记载是吻合的。可同样是俞伟超先生，他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许多学者也认同楚人属于苗蛮族。苗蛮说同样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作依据的，不可轻易否定。如此，又有了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的说法。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楚国是黄帝之昌意之后。楚人的祖先之一重黎曾为帝喾的火正。火正，即管理火种的官衔。因重黎有功，被命为祝融。后其弟吴回继之。吴回第六子季连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季连姓芈，《史记·楚世家》索隐：“芈，羊声也。”其后代在夏商交替之际为或被商所灭，或归附于商，或南徙长江流域。
　　 对于史籍与考古研究所出现的分歧，首先应该尊重传统观念。今日国人追祖溯源，不仅是汉族，大多民族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古人根据远古传说编撰成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依据。同时，族源问题仅指的某一历史时期、一定前提下的那一部分人的源系，并非现今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
　　 楚族是多元而统一的民族，恰似中华民族的缩影。它的形成，或多或少受到北方文明迁入的影响。但华夏族视之为“楚蛮”、“蛮荆”，楚人也毫不隐晦地自称为“蛮夷”。这说明季连部南徙楚地后与土著蛮民相融合，最终形成了楚族亦夏亦蛮、非夏非蛮的独特印记。
　　 “楚”，这一名称大约出现在商王朝时期。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曾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发动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东方的夷人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在商王朝最强盛的武丁时期，楚人被迫向商称臣。巧合的是，当时生活在陕西周原的周人也在商王武丁时被商征服，并接受了商的封号，成了商王西藩。周和楚这两个民族就是从那时起结下了千年不解之“缘”。
　　 《史记·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与周同样臣事于商、受商压迫的楚人为了抗击商王朝统治，毅然选择与西方的周人联合。在商衰周兴之际，楚部落领袖鬻熊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
　　 在西周时代，楚国是西周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灭商后，周成王封楚国“子男”之爵，领丹阳五十里之地。后来周成王长大，辅政的周公遭到他人和成王的猜疑。人们诽谤周公有擅权之心。周公惧而奔楚，还到楚国避难。最后周成王番然醒悟，周公又被请回，再次执掌朝政，即所谓“周公归政”。由此，楚在西周初年与周王朝实际的掌权者周公也加深了感情。所以《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又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看来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应该相当和睦。
　　 周王朝经过成、康两王时期，史载出现了“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升平局面,也就是所谓“成康之治”，周王朝的国力因此空前强大。南方的楚国在经历祖孙数代的辛勤耕耘之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经过周初成、康、共三代，到了周昭王时期，周、楚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伐楚共有三次：
　　 第一次，“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第二次，“十九年，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昭王一次伐楚，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汉南。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即犀牛。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二次南征，周军惨败。西六师主力几乎全军负没。周昭王第三次南征。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但现在大多学者认为昭王南征只有两次，第三次实际是第二次南征回程时的记载。按此说，周昭王第二次南征全军复没，回程途中昭王自己亦身死汉江。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史记.周本纪》言：“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实在耐人寻味。
　　 周昭王死因，晋代《帝王世纪》说南方人民奋起抗周，设计献上底部凿空后用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行至江中，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当然，《帝王世纪》一书为千多年后晋代人所写，此记载可靠性不高。但昭王南征遭遇惨败，且身死于此，则无争议。
　　 根据上述记载，现在通行的认识是，楚是周文王、武王灭商时的重要助力，周朝立国后被封子男爵位，领丹阳五十里。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直到昭王南征之后双方关系才破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人对此提出了致疑。
　　 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至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受周室正视的国家。
　　 西周立国之初，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也就是三个被周武王分封在殷商故土的诸侯联兵作乱。周公奉王命大举东征，三年之内荡平叛军，重新稳定了局面。之后，周公又进一步征讨淮、徐之夷，把周王朝的南部疆域推进至汉、淮之间。在周公东征期间，楚所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出土的周初金文有这样一段记载：“隹王于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册夭令尊宜于王姜”。这里的“隹王于伐楚伯在炎”一句很值得注意。“炎”，可能是日后的郯(今山东郯城北)。《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所以童书业先生等认为楚人有可能本是东方种族，是在东征期间被周人硬迁至西方湖北去的。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按此说淮夷和楚人是同一族源。淮、徐、荆、舒等南方种族常连言，故为同族，且为殷之同盟。三监之乱中，楚实际站在三监一边，至少也没有与周公为盟，故被征服，且带回到湖北西北部近于河南一带。
　　 若如此，《逸周书》所说周公东征熊盈族的事实际就是周公征服了原生长在东方汉、淮之间的鬻熊楚族，并将之俘回。当时周王朝新立未久，王朝所需面对的外敌远不只楚一家，周人自己的人口也不多，所以周公对诸如楚这样的民族采取征服、安抚并用政策。至于史书说鬻熊早在周文王时就“子事文王”，个人认为，此事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无论有没有，都不是最重要的。早在周武王灭商之前，周太王、季历王（文王之父），文王三代就已经展开了通好东方民族的外交功势，以期在灭商时能借助东方力量形成战略呼应。但随着商王朝的灭亡，周自身反倒成了东方民族最大的威胁，与盟友发生关系破裂也是很正常的。
　　 西周初年，周公大举东征的对象极有可能包括当时还生活在东方汉、淮一带的楚人。以周公东征时周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态势，王朝的力量即不足以消灭所有殷商遗民，更不足以消灭商周围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在征服兼怀柔的双重政策下，在武力和安抚的双重手段下，楚国被周军征服，迁于西方，置于丹阳。
　　 丹阳，周时楚国初都之地。此地具体位置今尚有争议，历来有四说：
　　 一、班固的安徽丹阳说。因其仅沿用秦汉时地理资料，未加深考，为目前学术界所否定。
　　 二、枝江丹阳说。经过并对当地楚城试掘，证明季家湖楚古城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之城，而不是楚始都丹阳，也被否定。
　　 三、秭归丹阳说，有鲢鱼山遗址为据，但年代也是西周晚期，故非西周早中期之丹阳，突然被否定。
　　 四、丹江之阳（南）说，即河南西南、湖北西北，两省交界丹、淅两河之间地区。此说最为可靠。除了符合大多史料记载之外，考古发掘的遗址、墓葬也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实物资料。种种资料表明，楚国始都丹阳就在丹淅地区。此地位与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离当时的宗周、成周都是同等距离。一旦有事，周王朝的西六师、东八师两支主力部队均可在同等较短时间赶到出事地点。将楚人封于此，颇有几分监视意味。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就现今许多学者的考证研究，当时的楚人的确只有立锥之地。其东乃周朝申、吕等封国，其西乃巴属之地，南有百濮、群蛮、扬粤（越）。楚的领地只在汉江以北丹淅一隅，汉南鄂西广大地区都不在楚人手中，鄂东就更不用提了。司马迁说：“周封八百。”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有一定道理。前者是实际存在的小国部落的约数，后者是得到周分封承认的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臣服于周的部族均未受封。《逸周书》说周公东征俘回熊盈等九国，想必当时与楚有类似命运的小族还有不少，他们都被安置在鄂西或附近地区，周王朝在实力尚弱时对他们采取安抚监视政策。但周人终归没有能力将所有异族灭绝，以楚为代表的东方被征服民族依然有一定力量，周王朝的统治者暂时隐忍，却终归还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周公因受到周成王的猜疑而避难于楚，后又施展手段回朝归政，在这期间也可以看出楚等部族在周公与成王这场事变中所起到的不可呼视的作用。这也进一步坚定了周王朝早晚要将其彻底征服的决心。
　　 周昭王东征，其征伐对象应该远不止楚一国。当时楚国仅仅“丹阳五十里”，根本用不着西六师这样的王朝主力。若是只对付楚国，身边的申、吕等封国的力量就足以另之胆寒，杀鸡掩用牛刀？周昭王南征，此前大多称之为伐楚。但经过近现代学者研究，昭王南征跨过汉水，深入鄂西之地，这里已经超过了当时楚国的版图。其实单凭史书的记载，除稍提伐楚之外，大多对昭王南征的记载的都是“涉汉”、“济汉”、“南巡”、“南狩”，其范围已经超过汉江以北楚国之地。后来齐桓公伐楚，管仲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为名向楚国之罪，楚使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意思是说昭王之死应该问汉水讨公道，与楚无关，从根本上否认自己与昭王殒汉有关。杜预注云：“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昭王远绩成名，当然不是指他“殒汉”、“丧六师于汉”，而是指他像文王、武王一样建有功业而成名，这应当就是金文所记的“广能楚荆”。
　　 可见，当时的楚仅仅是汉水上游北岸丹淅一带一个被征、俘而来的小国，或因为周王朝对它的拉拢而被授子男爵，或是周公归政后为感谢楚人而授其爵。当时它版图很小，甚至未达汉江。昭王南征实是为彻底征服当年诸如楚一类的所有部族，以及当地其他如蛮、濮等族。
　　 楚国在这些部族当中是幸运的，机缘巧合得到了周王的承认，但这并不能改变它非无族类、其心必异的命运。当周王朝经过成康之治得到空前发展以后，对昔日这些只能怀柔而没有完全征服的“臣属”亮出了屠刀，以期永除后患。但楚也是坚韧不屈的，它能在乱世之中得以留存，也能在周王朝永除后患的战火中继续挺立不倒。昭王身死，周军大败，许多小国也从此在历史上被抹掉，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可楚国依然还在。他还将以一贯的顽强作风奋起反抗，在日后书写下辉煌的篇章，呐喊那句震憾天宇的口号：“我蛮夷也！”
　　
　　
　　7 赤焰荆蛮
　　
　　 楚族的早期发展史完全是一部血泪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满带着血泪和泥藻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无数次亡国灭种的痛苦让这个民族坚信，唯有将满腔的悲愤化做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唯有使自己弱小的身躯强大起来，才能摆脱受奴役、受欺压的命运。为了求强，楚人在遭受了周昭王六师精锐的重创之后，整整奋斗了三百年。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楚人奋进勃发的历史恰与周王朝衰落的轨迹完美契合成为同一条曲线，正如《史记》所写到的那样：“周衰，楚必兴！”
　　 周昭王南征江汉，西六师全军覆没，昭王亦命陨汉水。这是西周王朝三百年历史中的一大转折点。此役之前，周王朝乃是“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盛世；此役之后，周王朝则身陷无休无止的边境战争。
　　 周昭王死后，子周穆王即位。周穆王时，西北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时常发起对周朝西部边境的侵略，甚至骚扰到宗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从此拉开周室与西北犬戎百年战争的帷幕。而当周穆王亲自领军西征时，东方的徐夷乘机作乱，而且僭号称王，联合东方各族大举伐周。周穆王不得不急忙回军东归，击退徐夷。此后，周室与东方各族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
　　 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诸王统治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周王朝统治日益腐朽没落，井田制开始崩溃，社会矛盾激化；四方边境动荡不安，北方的玁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已是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到了周夷王即位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的局面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已由弱而强，而且当时的楚国还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英雄：熊渠。
　　　　熊渠，《韩诗外传》云：“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
　　 楚国发迹于丹、淅之地，其南乃汉江中游，汉南有庸、濮、扬粤等族，其间又有群蛮杂居。熊渠想要发展，首先需要迎得周围蛮族的认同，以增加人口和国力，稳固后方。为了站稳脚跟，他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怠慢，即而迎得四方人民的拥戴。《史记·楚世家》记载：“蛮夷皆率服。”由此，楚国从熊渠一代开始，走上以武力向周边地区大肆扩张的道路。
　　 熊渠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人，他的心里很清楚，今日的周王朝虽然大不如前，但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周夷王时的周王朝还没瘦死。所以熊渠没有冒然地北上向周王室挑战。他选择南下，沿丹水而下，渡过汉水，进入广阔的鄂西地区，将矛头指向那里的庸国和扬粤。
　　　　庸，位于今湖北竹山县。《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灭商时曾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一同攻商。庸列于八国之首，应为西土大国。周室分封天下，庸国是否得封，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确认，庸在两周之际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鄂西大国。楚与庸的战争自熊渠一代开始，直到两百多年后的楚庄王时才将它彻底灭亡。熊渠涉汉水南下，先向西攻打庸国，再东向攻打扬越。
　　 熊渠之所以选择南下，主要的原因是原丹、淅一带已经不能满足楚国的需要了。丹、淅之地位于汉江以北，面前即是周王朝宗周、成周两大军事重镇，背后又有汉江为阻，东方还有申、吕等国的威胁。楚国被周王朝和周的封国挤在这块狭下的三角地带，即得不到发展壮大的机会，自身安全又时刻受到强敌的威胁。所以熊渠选择南下，渡过汉水，进入鄂西，先击败实力较强庸国，再打击杨粤以求自大。这样即可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也可以远离周军的威胁。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之后，楚人心中那份压抑已久的对周王室不公待遇的怒火无可抑制的喷发了出来。熊渠满腔愤慨的呐喊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也以天子自居，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叛离周室，与之分庭抗礼。
　　 熊渠，他这一句“我蛮夷也”的震天呐喊不仅仅只是楚人的呐喊，也喊出了无数与楚有着同样命运的族群同样的心声。你姬周一系本与我等同样是殷商王朝的臣属，你我地位等同。今天你借着我们的帮衬终于发迹了，发了迹就把我们这些昨天盟友也一并收拾了，收拾不干净还要视我等如奴臣草芥，诬我等为鬼神恶魔，这到底凭什么？我是蛮夷，我就是蛮夷，就不以你之号谥，就要与你分庭抗礼，你奈我何？
　　 对熊渠的公然背叛，周王朝是沉默的，它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映。刚刚杀死齐哀公的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大胆的挑衅毫无办法，只能默不作声，只得任其所为。此时的周王朝太过腐朽了，国家机能已不堪重负，自身的命运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稍有不甚就会车毁人亡。
　　 周夷王在无可奈何的叹息中死去。他死后，儿子周厉王即位。周厉王姬胡的到来，才算让熊渠遇到了生命中唯一克星。周厉王在位三十余年，其间厉行改革，强化国家机器，王朝对周边外敌转瞬之间恢复强势，且不断兴兵讨伐叛乱民族。《禹鼎》铭文记载，东方的噩侯驭方举众反周，东南地区广大地区淮夷、东夷各族大多随之起事，所统之众极为庞大。周厉王倾发举国精锐，西六师、东八师全部出动，对其大加“裂伐”，大获全胜。《多友鼎》铭文记载，北方猃狁兴兵侵犯周境。周厉王派兵反击，周军大败猃狁，又长途逐敌，夺回被俘掠的人民，收复失地。周厉王改革旧典，周王室的衰落面貌一时得到扭转。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强盛，另周边反周民族皆遭受了沉重打击，荆楚也不例外。
　　 《晋侯苏钟》铭文载：“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意思是说，周厉王亲自率众南下，巡狩东南之地。与之对应，《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周厉王通过“省南国”的方式向楚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周厉王兵不血刃就迫使熊渠做出让步，继续服周，这对晚年的熊渠来说实在是一杯难咽的苦酒。
　　 熊渠，作为楚国强起汉南的创业之君，他在临死时也许与当年的周夷王有着一样无奈的叹息。在他死后，楚国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无所做为。其间，周厉王之子周宣王还曾一度进军到江汉地区，打击淮夷和楚国。
　　 周宣王曾派大将召伯虎大举南征，《诗·大雅》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周宣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日辟国百里”。随后，宣王沿汉江下游自北向南分封新国十余个，在楚国和淮夷之间布下了一道铜墙铁壁似的防线。这段防线自河南南阳盘地申、吕等国开始，向南沿伸至长江，向东近逼淮河中游，将当时已占有鄂西部分领地的楚国的东进和北上之路全部阻塞，同时也切断了东方淮夷西进通道。西周王朝分封在江汉流域的及汉、淮之间的这些以姬姓为主的诸侯国即所谓的“汉阳诸姬”，它们如同一枚巨大的楔子，由北向南，将南方各方国部落自中线斩断，成为周王朝向南进攻的重要据点，同时又是捍卫周王室的屏障。这道防线无疑严重阻碍着两周交替时楚国的发展。楚国若要真正崛起，必须首先将其催毁。
　　 但楚国还是幸运的，周宣王死后，周幽王即位十年便陨身郦山，西周王朝随即灭亡。当时是楚君若熬二十年。若敖于公元于七年后去世，其子熊坎即位，是为楚君霄敖。霄敖在位六年死去，其子熊眴即位，是为楚君蚡冒。蚡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41年逝世，其弟熊通杀死蚡冒的儿子而代立。熊通，楚人的又一位英雄。他的即位真正另楚国迎来了文明的勃兴。楚人在熊通的率领下声势浩大的展开了消灭汉阳诸姬、冲破汉江封锁线的战争序曲。
　　 熊通即位时，楚国当时的所在位置已由汉北丹淅之地南进至鄂西地区。当时楚国的周边环境依然非常复杂。在它的西南方还是那个素有西鄂大国架势的庸国、以及更靠西的古巴国（今重庆市）；在它的东方，是由十几个周王封国组成的汉阳诸姬；南方有百濮、扬粤杂居；汉江以北被东进的戎人所占；楚国周围还有群蛮杂居。可楚国自己却只是“土不过同”。杜预云：方百里为一同。可见当时的楚国依然十分弱小，不过是个方圆百里的小国。熊通即位后，还是秉承先君熊渠的政策，善待群蛮，妥善处理与西方巴、庸等国的关系，耗时三十年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待到公元前707年，郑庄公与周桓王大战于繻葛，周桓王战败，一度强盛的东周集团因此告破，中原地区完全陷入混乱之中。熊通看到北方地区已是这样一副样子，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挥兵东进！
　　 熊通想要东进，但与楚国在江汉地区成东西对陟之态的正是当年周宣王设下的汉阳诸姬。汉阳诸姬包括申、吕、曾、邓、应、息、道、随、唐、厉、贰、轸、郧等十余个国家，再往东延申的话还有淮河流域的江、黄、绞、蓼等国。这些国家都是周室封国，文化和国力都很强，总体实力远在楚国之上；他们扼阻着东渡和北渡汉江的各个要口，地理优势同样不需致疑。所以春秋之初，楚人长期没有在东进一事上取得进展，还曾发出“吾不得志于汉东”的感慨。熊通与汉阳诸国之间的战争打了十多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服随，败邓，破五国联兵。
　　 汉东诸国中，邓国(今湖北襄樊西北)是地理位置最特殊的一国。他扼守着楚国从鄂中北上河南腹地的水路要道。以邓为界，攻邓则可北上进入河南南阳盘地；不攻邓国，从邓南部东进则可先进入鄂东地区。熊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决定首先沿邓国南部东进，把进攻目标指向鄂东的随国，计划以逼迫随国臣服与楚国的方法瓦解汉东各国的联盟状态，然后再图北上。
　　 周郑繻葛之战次年，熊通率军攻随。随国。在今湖北随县境。是周王朝封在汉江以东的最大的诸侯国，也是汉东诸国之首。熊通要以逼服随国的方式示威汉东，先断汉阳诸姬半壁江山。随国遭到侵略，派人责问熊通缘故。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我有敝甲”，这是以武力做威胁；“欲以观中国之政”，是向周王室明确发出开战宣言；“请王室尊吾号”，是要周王尊熊通为王。随侯听之胆寒，被迫答应为楚国去周王那边周旋，请周王尊楚为王。熊通同意等待，于是暂切收兵。
　　 对熊通尊王的要求，随侯的确向周王室作了转告，但结果遭到拒绝。熊通得知后义愤填膺，怒吼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自立为王，成为春秋历史上楚国第一王，即楚武王。称王之后便下召会盟周边诸侯，随等国拒绝参加。楚武王又亲自率军攻打随国，大败随军，迫使随国承认了楚国的王号。
　　 服随之后，楚武王兵锋北转，欲图服邓，以打开北上通道。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派使臣前来楚国通报欲与邓国交好。楚武王对巴国的要求表现的很大度，专门派出向导领巴使前往邓国行聘。但到了接近邓东南部边地时，巴使一行突然遭到当地人的袭击，楚武王派出的向导也被杀害。楚武王大怒，立刻派人赶赴邓国予以谴责，并要求邓国应对此事负责。邓国态度傲慢无礼，对楚武王的要求不削一顾。楚武王怒而兴兵，派谴大军联合巴军攻打邓国，大败邓军。
　　 随服邓败，这一系列事件对汉阳诸国震动很大，所以汉东其他国家都想阻止楚国势力的进一步上升。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701年），楚武王派大将斗廉护送大夫屈瑕去与汉东贰、轸两国结盟。郧国（今湖北沔阳县）为了阻遏楚国势力东进，陈兵于蒲骚(今安陆东南)阻挡楚国使团，并联合随、州、绞、蓼等共谋攻楚。
　　 五国联兵攻楚，这在楚武王时期还是头一次。面临危机，楚使团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楚将斗廉直意率兵奇袭，先击破陨军。斗廉认为只要趁他国军队未到的时机先将事件的策划者陨国击败，其他各国自然望风而逃。大夫屈瑕则认为手中军力不足，提出向楚王要求增兵，还按要先占卜吉凶。斗廉毅然拒绝，说：“遇到无法决择的事才需要占卜，现在我等决心已下，何需占卜?”随即出锐师袭击陨军。郧军措手不及，很快失败。其他各国见陨军大败，果然调头返回。
　　 楚武王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对内大刀阔斧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对外多次出兵征战，慑服汉东诸国，开拓疆域，最后病死军中，为春秋初年楚国的崛起立下不世之功，堪为一代英主。到他去世的时侯，楚国已在江汉成就小霸之态，为日后彻底征服周边、北上中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楚武王逝世后，其子熊赀即位，是为楚文王。楚文王同样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即位后便将都城迁至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郢地处鄂中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交通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自然条件优越，战略地位突出。楚文王定都郢后，楚国已牢固控制了江汉地区。
　　 楚文王的迁都工作完成之后，马上又开始了进一步开拓疆土的战争。在楚武王时，汉东诸国大多已经臣服，所以楚文王的扩张主要是向北。只有向北方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宏愿。对于北上，楚武王在世时已有过考虑，尤其是败邓之战，使占有汉江北上渡口的邓国向楚臣服，这为楚文王的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楚文王向邓国提出要求，向邓国借道北上伐申。
　　 申就是当年帮助外甥周平王杀父的那个申国，是河南南阳境内的封国。楚文王伐申自然是想将触角伸向中原腹地。邓国对楚文王提出的要求非常紧张。邓国作为楚的近邻，又扼守着汉江水道，本就是楚国北进第一个应该消灭的国家。邓国很担心楚国会借机灭亡自己，国内的大臣竭力劝说邓侯设计杀掉楚文王。但邓侯胆怯，不敢应允。楚文王很顺当的从邓国国土经过攻打了申国，回兵途中果然攻打邓国。
　　 楚文王北伐邓、申取得初步成果，已经从两国手中夺得了大片领土，打开了部分北上通道。按照正常步骤，楚国北上的中原应该先灭邓、申，占有南阳盆地，然后再攻打蔡国。蔡国位于今河南新蔡一带，是郑国南部紧邻。攻服了蔡国就等于叩开了进入郑国这样的中原腹心之地的大门。所以楚国北上的征服顺序应该是邓、申、蔡、郑。不过事情的变化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有些时候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计划也应该随着变化而变化，善于把握机遇才是最重要的。
　　 蔡国在楚文王的黑名单里是排名比较靠后的国家，本来楚国的大军一时还不会杀进它的地盘。但由于蔡侯贪恋小姨子的美色，阴错阳差提早了好几年挨了楚国的揍。这件事是这样的，当时汉阳诸国之一的息国和蔡国本是友好邻邦，蔡侯、息侯分别取陈国美女姐妹做夫人，两家还成了“连襟”。有一年，息侯夫人息妫（妫是姓，息为息国之意）回陈国娘家探亲，途经蔡国，就顺便去探望姐姐和姐夫。就是这么一个不经意而又非常符合人情的决定，对息妫、息国、蔡国乃至当时的国际形势产都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说息夫人面若桃花，吹弹欲破，是一位绝色美女，楚人至今都口口相称她为桃花夫人。赶巧了姐夫蔡侯是个不折不扣的色狼，一见美丽小姨子不由大为感叹，在家宴上对息妫胡言乱语、动手动脚。息妫大感耻辱，拂袖而去，回到息国后就向丈夫哭诉姐夫无礼。息侯一听，深感“绿云压顶”，顿时火冒三丈。正所谓兄弟之妻不可欺，何况两家还是连襟，蔡侯竟做出这等事来，此仇不报不是男人!息侯决意报复。
　　 但凭借息国的军事实力，不见得能轻松打过蔡国。息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想来想去给自己个昏招：请楚国帮忙。于是息侯就派人前往楚国，告诉楚文王假装来攻击息国，连襟蔡侯一定会发兵相救，等他来了，息、楚兵合一处，轻松干掉蔡侯。楚文王接到息侯的请求，心想服蔡之事对自己大有好处，欣然接受。楚国依计行事，顺利擒住了蔡侯。蔡国从次服楚。
　　 四年后，楚文王又趁息国不备，灭掉息国。从蔡侯那里听说息夫人貌美如花，楚文王灭息之后又纳息妫为妻。不久，楚军又灭掉邓、申。至此，申、邓、息三国被灭，楚国版图完全越国汉江北上，进入河南南部地区；蔡国又被降服，楚国势力所及已进抵郑国南境，完全控制了中原中南部地区。急于实现先父“欲观中国之政”遗愿的楚文王在灭掉邓、申之后立即兴兵北上，连年伐郑。
　　 《史记·楚世家》云：“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北进顺立，成为中南地区一霸；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厉行改革，霸业初成。楚文王灭邓、申这一年是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齐桓公八年。几乎与楚国北进大略完全展开的同一时刻，公元前679年，齐桓公邀集了鲁、郑、宋、卫、陈等国在卫国的鄄邑(今山东省鄄城北)会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盟主地位。齐、楚两强在东周初年均以百多年的努力各自实现崛起，终成南、北对峙之势，掀开了大国争霸的帷幕。
　　
　　
　　8 虎兕相逢
　　
　　 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时代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楚国自楚武王王伐随开始，经武、文两代近四十年不懈的奋战，从“土不过同”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雄踞南方的新兴强邦，这的确算的上是发生在东周初年的一个奇迹。到了楚文王灭邓、灭申、降蔡为止，楚国势力所及已达中原枢纽郑国南境，“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但很不凑巧，正当楚文王一心北上伐郑、欲入主中原之时，楚国内部却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政治动荡，这一事件严重干扰了楚国北上观政的进程。
　　 这件事还得从楚文王即位之初说起。当年，楚文王曾邀请巴国和自己一起北上攻打申国，这可能楚文王即位后第一次对申作战。但这次本旨在伐申的战役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而且还没伐成。据说当时楚军与巴军一同向北开进，走到半路上，楚将阎敖不知是何原因竟然激怒了巴军。巴军受辱，一怒之下转而攻楚，甚至一度进攻楚国都城。犯了事的阎敖逃回到楚文王这边，文王为了平息友军的怒火，毅然将他处死，这才使巴军罢兵。
　　　　可一波未平一波有起，到了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6年），此前被杀的阎敖的族人竟然发动判乱，巴国也乘机发兵攻楚。楚文王仓促间出城迎敌，被巴军打败。等到文王战败想退回郢都时，掌管郢都城门的楚将鬻拳居然拒绝开门迎王。文王没想到自己出城打了一仗，打完了竟然连家都回不了，无奈之下只得领兵渡汉水东进，攻击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打败黄国后再撤回。回程途中，文王身染重病，不幸逝世。
　　 这一事件非常蹊跷，最奇怪的是管着城门的鬻拳怎会胆敢将文王拒之门外。鬻拳的官职是大阍。杜注：若今城门校尉官。也就一个城门校尉，地位并不高。郢都乃楚国都城，城内王室公卿大有人在，鬻拳区区一城门校尉，怎么可能压制住所有高官显贵，不让文王进城呢？更蹊跷的是，文王死后竟然也是由鬻拳将他安葬，葬后鬻拳也立刻自杀。这就更奇怪了。
　　 《史记.楚世家》记载，文王死后，其子熊囏继位。即位后是为楚王堵敖。堵敖三年（《史记》误作五年），堵敖与弟弟发生争斗，想杀死自己的弟弟熊恽。熊恽逃到随国，然后联合随国将堵敖杀死，自立为君，即位为楚成王。
　　　　太史公不查，熊囏和熊恽兄弟俩都是文王与虏自息国的息妫所。息妫被虏至此时仅仅四年，所以当时的熊囏年纪最多不超过三岁，弟弟熊恽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年纪的一对兄弟怎会杀来杀去？“堵敖欲杀其弟熊恽”自非真实。实际上应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利用这兄弟二人相互攻杀所至。哥哥熊囏背后的贵族将另一派贵族击败，失败方携弟弟熊恽逃到随国，借助随国的力量又杀回来，最终获胜。事后也的确如此，年幼的楚成王得位后根本无法理政，母后息妫也无法掌握政权，楚国的权柄落入了楚文王的弟弟子元手中。如此，我们就能对楚文王之死及此后一系列政局动荡的原因做出一番大体的解释了。
　　　　楚文王生前阎敖族人的反叛和巴军的乘机来袭，再有后来的鬻拳闭门不纳，其实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鬻拳不纳文王，但事后又畏罪自杀，他显然是受人指使，或受人挟迫。当时郢都内欲图谋害文王的贵族必然已经控制了城内局面。楚文王死后，他们又推熊囏即位，以控制朝政。王弟子元极有可能受到此等人的排挤，故携熊恽出逃随国，借助随国的力量杀回郢都，铲除反对派之后再立楚成王熊恽即位，自己则把持朝政。
　　　　子元是杀堵敖、立成王的主要策划者，所以楚成王即位后他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令尹，执掌国政。子元是楚文王弟弟，本就有王室血统；如今又把持朝政，故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当时的楚国，论势力，最强大的除子元之外还有若敖氏。若敖氏乃楚国国内一大世族，其先祖是两周交替时楚君若敖的直系后裔，是楚王室的分枝。此家以先君之号为氏，故称若敖氏；又因其被封在斗这个地方，所以其后人以斗为姓。若敖氏一族在东周初年可谓人才倍出，比如楚武王手下的一文一武两位名臣：斗伯比和斗廉。此家族为武、文两代楚国的崛起做出了无可争议的巨大贡献，家族势力也日渐炙热，是楚国内一股不可乎视的力量。
　　　　子元和若敖，这两大势力在楚成王即位后又展开角逐。对于子元而言，他身为王叔，又是令尹，本来完全可以摆出一个高姿态，一心一意辅佐成王，搞好国内各方势力的关系。但子元偏不，他自以为成了楚国名副其实的太上王，根本无视别人的存在，即不妥善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又对成王母子大为不敬。
　　　　子元贪恋嫂嫂文夫人(息妫)的美色，对它极其无礼。《左传》记载，子元竟在王母宫室旁边建馆舍，振铃铎，跳《万》舞，惑以淫乱。文夫人不堪其辱，向子元泣诉不满。但没过多久，子元变本加厉，公然住进王宫，企图挑逗文夫人。若敖氏的斗射师找到子元，痛斥他的无道，结果反被子元囚禁。若敖一族本就对子元的嚣张跋扈隐忍太久，现在子元又做出此等有辱尊卑伦常之事，还囚禁谏阻的斗射师，更是怒不可遏。事已至此，若敖氏当机立断，时任申公的斗班率众闯宫，怒杀子元，平息了持续八年的子元之乱。
　　　　自公元706年武王伐随至公元前678年文王灭邓、申，短短四十年时间，楚国从鄂西一个土不过同的弹丸小国迅速膨胀为雄霸江汉的千里大邦，这无疑是一个神话。但是，正是由于楚国的飞速扩张，到了楚成王时期，反而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这种副作用说来也简单，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消化不良。
　　　　楚国在此四十年间，为求发展壮大，不断以武力手段向周边地区扩张，战争密度之高、取得战果之大，都是罕见的。先有楚武王广征汉东，汉东诸国皆败服；再有楚文王一心向北，汉北诸国皆灭亡。子元一党倒堵敖，立成王，然后执政八年。此八年间，子元起先鉴于国内局势初定，曾派人北上献礼于周天子，天子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但待子元基本控制局面之后，他又立刻兴师北上，接连伐郑。通过这四、五十年间的不断征伐，楚国迅速崛起为千里大国，但在同时，楚国在经济发展和调理工作等诸方面却不尽人意。国家没有空闲去及时消化战争收益，楚国的国力上升和它的版图扩张不成正比，反而因为作战过于频繁而乎视了经济发展，国库空虚，民力衰竭，国家一度虚脱。正如《会笺》所说：“时楚国府库空竭。”这一点，与刚刚经历了桓管改革、经济实力蒸蒸日上的齐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子元之乱平息后，年幼的楚成王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最前沿。了解春秋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楚成王在楚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位作用极其关键的君主。如果说楚武王和楚文王两代最大的功业是扫平汉阳诸姬，另楚国崛起于江汉大地的话，那么另楚国成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富强大国的正是楚成王。楚成王亲政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力虚脱的问题。为此，楚成王任用了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令尹来辅助自己，他便是一代名相：斗谷於菟。
　　　　斗谷於菟，字子文，故有人惯称其为斗子文。子文是楚国的一代名相，其知名度也许不如同时期的管仲，但对熟知春秋史的朋友来说，他的名声一点不比管仲差。
　　　　斗子文是楚武王时的一代名臣斗伯比的儿子，从斗子文的姓氏上大家就能够看出他出自若敖氏，可见子文系出名门。但子文的早年境遇却与他贵族子弟的身份大有区别。子文的祖父若敖（非楚君若敖，乃若敖之后、以若敖为氏的斗伯比之父）娶郧国之女为妻。若敖早死，他的儿子斗伯比曾一度生活在陨国的姑舅家里。伯比在陨国邂逅郧国公主，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生，郧女未婚先孕，生下了子文。
　　　　未婚先孕，这对于陨国来说是一大见不得人的家丑，所以郧夫人知道后大发雷霆，为保颜面，不顾女儿哀求，断然把尚在襁褓之中的子文丢弃于荒郊野外，希望将这个不光彩的事情隐瞒下来。正巧当时郧公出外田猎，路过子文被遗弃的地方，赫然看见一只老虎的身下躺着一个初生的婴儿，老虎不但没有伤害孩子，反而以乳哺之。郧公大惊，刹是好奇，回家后就把这件事讲给夫人听了。郧夫人同样感到不可思异，认为这孩子必非凡胎，急忙派人把孩子抱了回来，如此子文才得挽回性命。由于这个小孩子曾被老虎喂养，所以得名谷於菟，即老虎哺养之意。后来斗伯比回国辅佐武王成就功业，被老虎养大的子文也就跟着回到了楚国。
　　　　多年之后，若敖氏在平定子元之乱时起到了致关重要的作用，出自若敖氏的子文也因此出任楚国令尹。子文任相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度过经济难关。为此，子文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暂停对外战争，全力恢复生产，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特别是他“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毫不犹豫地“自毁纾难”，将全部家财倾囊捐出，为国效力，成为千古佳话。所以不待几年，楚国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很大好转，国力亦迅速恢复和增张。如此，楚国北上争霸计划再次启动。
　　 楚文王生前，齐、楚两强已呈南北对峙之势。但因楚文王早死，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政局动荡。平心而论，当时的楚国比之齐国，在总体国力上是有差距的。齐国地处最有利的山东半岛，在两周交替之际没有经受任何像样的冲击；其次，齐国历史悠久，早在姜太公在世时就是东方第一强藩，是传统超级大国。相较而言，楚国在西周三百年间虽有熊渠自封为王，但总的发展并不大，直到东周初年楚武王即位时依然土不过同。比经济、比底子、比老本，楚国都不是齐国的对手。又因为楚文王死后的十一年动荡，楚国社会亦受副面影响。而在此期间，齐桓公则气势正盛，得诸侯尊奉、天子首肯，号称盟主，横行中原。齐、楚对比，楚国的确暂时落后了。
　　　　经过子文改革后，楚国短暂的衰落面貌得到扭转。事后，楚成王和斗子文面对齐桓公的强势毫不气馁，奋进博发，迎难而上，誓与齐国争高下。当时楚国已占有南阳、汉北广大地区，控制了中原中南之地，势力多及已达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南境，楚文王和子元时楚军就已不止一次打击郑国，郑国已成齐、楚争夺的焦点。楚国国力恢复后，楚成王先后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差点向楚求和。但郑国国内大夫们反对亲楚，立谏郑文公等待齐桓公的抉择。
　　 楚国连年攻郑，这引起了齐桓公的高度观注。齐国虽然未在楚国伐郑时出兵援郑，但实际上却非常紧张。要知道，此前齐桓公“尊王攘夷”所击败的敌人都是像戎、狄那样的乌合之众。戎、狄之间部落杂居，各有种姓，不相统一，经济文化均很落后。那个年代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兵，戎、狄均以步兵为主，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在当时还没得到发挥。所以齐国以东方第一大国的强大实力，会合诸侯去打一群光脚板的乌合之众，自然能轻易取胜。但楚国完全不同，它是一个真正的千里大邦，真正拥有高度文明和优秀传统的强大对手，齐桓公根本不敢小视。所以齐桓公对攘楚问题非常重视，不经悉心准备，他是不会冒然与楚国开战的。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楚国，楚国三年之内连续攻郑三次，齐桓公连续会合诸侯三次，召集各国商议对策，不但约集了中原国家会盟，还包括楚国东侧的江、黄等国，三会之后基本完成攻楚计划的制定。齐桓公决定挥中原诸国全部力量大举伐楚。
　　 但是，中原国家如果想要攻伐楚国也是有若干难处的。首先是地理上的障碍，伐楚必须先经过楚国北面蔡国。当时蔡国是楚国的属国，无法拉拢。这就意味着攻楚必先攻蔡。可是蔡国没有任何违逆之举，同时它又是姬姓封国，齐桓公“尊王攘夷”也攘不到它的头上，战争理由又从何来呢？为了寻找先伐蔡国的借口，齐桓公使出了一个绝招，一个今人看来都觉得绝得不能再绝得绝招。
　　 齐桓公爱美人，一生宠幸无数，身边姬妾甚多。话说某日风和日丽，正是湖上泛舟的好日子，齐桓公与娶自蔡国的蔡姬一同在园子里坐船游玩。想必蔡姬也是颇得桓公宠爱的宠妾，平日里的相互调情恐怕也少不了，所以蔡姬和自己这位霸主丈夫在一起时也没什么放不开，毫不拘束，有意晃动船身与桓公打趣嬉戏。船身在水中荡漾，桓公表现的很害怕，叫蔡姬住手，蔡姬全当玩笑，依然如故。霸主丈夫借此发怒，叫她滚蛋，把爱妾一脚踢回了娘家蔡国。
　　 蔡姬只因与齐桓公嬉闹就被遣送回国，这对蔡国岳父家来说可谓奇耻大辱。自己家的女儿嫁了给你，到你那儿也没任何品行不端的事情发生，你齐桓公竟然找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就把女儿给我踢了回来，你叫你老丈人的脸往哪儿搁啊？蔡侯一怒之下就将蔡姬另嫁他人。
　　 老丈人觉得脸上挂不住，怒嫁蔡姬于他人，这在我们看来也是情有可原。但不要忘记，蔡姬虽然被齐桓公遣回，可婚姻关系并未解除。何况蔡侯也不想想，如今这天下只有女婿齐桓公欺负他人的事，那有别人敢在自己这位蛮横女婿头上动土的道理？蔡国将尚未与自己解除婚姻关系的蔡姬另嫁他人，齐桓公马上以此为借口，会合诸侯讨伐蔡国。
　　 公元前656年春，在经充分准备之后，齐桓公亲率齐、鲁、宋、卫、郑、陈、许、曹八国联军，浩浩荡荡南下伐蔡。八国大军刚刚抵达蔡国境内，蔡崩，军民不战自散。联军随即继续南下攻楚，直抵楚国北境。楚国突遭八国联军入侵，也不甘势弱，楚成王和斗子文立刻动员全国军民备战，楚将屈完率大军北上迎击。齐、楚这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真真正正的兵戎相见，双方十数万之众荷枪实弹，对郅于楚国北塞陉山（今河南漯河市东）之下！
　　 对于楚国而言，它对八国联军倾兵伐楚这一事件多少还是缺乏心理准备的，可以说是事出突然，楚国并没有做好与八国联军决战的准备。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派人前往联军驻地，希望以外交手段化解此次危机，也借机探知对方虚实、迎得时间。
　　 楚使到达联军大营后，向齐桓公询问伐楚理由，问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你齐国住山东，我楚国住湖北，千里之遥，风马牛不相及，你齐桓公千里迢迢拉着这么一大帮人带刀带枪的跑的我的地盘上来，什么意思啊？
　　 面对楚国的质问，齐国方面当然要给出回答，回答此次伐楚的理由何在。管仲代齐桓公向楚使列出了两大兴兵理由：一、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二、昭王南征而不复。意思是楚国没有按规定进贡包茅给周王室，害的周王连酿酒的东西都没有了；其次是当年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江，没能安然返回。
　　 管仲列出的两大理由完全是避重就轻，若说齐国伐楚的真正理由无非两条：一是楚国自尊为王，公然叛离周室；二是“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但是这两条理由却是齐国万万不能说出口的。如果齐国以楚国自尊王号为由，那么无非面临着这样几个问题，那就是周王何在？东周天子吗？他一个弑父杀君的伪王有什么资格号令群雄？你齐国为了自己争霸的目的昧着良心去尊他，凭什么要我楚国也和你同流合污？既然天下没有正统的周天子，那楚国自号为王就不算叛离周室，称王到底犯了哪家的王法了？所以齐桓公若以楚国自号为王为由责难楚国，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
　　 还有汉阳诸姬的问题，楚国的确将汉阳诸姬蚕食待尽，这使得楚国的实力空前强大，对齐国和中原诸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但这件事齐国更不能说出口。首先，楚国本也是西周时天子的封国，不管它在周天子那里是否受正视，但这一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其次，从西周末年开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吞并还少吗？你齐国自己就把山东北部的小国吃了个精光，你能吃小国，我为什么不能吃汉阳诸姬？此等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当时实际已经是一种半合法化的行为，只能理解为地区冲突，已不能成为责难的理由。更何况，你齐桓公若以汉阳诸姬一事责难楚国，那言下之意就是要楚国把这些地盘都吐出来，那楚人非跟你拼命不可。
　　 要知道，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无非两大因素。首先是齐国自姜太公以来就一直是东方大国，素来拥有强大的国力基础，底子厚；其次是政治牌，打出一张“尊王攘夷”，获得了中小国家的认同。但除此之外，齐桓公和齐国别的优势可就真没多少了。尤其是军事方面，齐国的军队在此前几百年压根儿就没打过几个硬仗，光是对付了诸如戎狄一类的乌合之众，连攻打鲁国都遭遇长勺之战的惨败，军事成绩实在不敢恭维。可再看看楚国，楚人自楚武王伐随（公元前706年）至今（公元656年），前后五十年间，大小征战不计其数，从百里小国跃身为千里大邦，所灭之敌有几个是弱国？楚国军民能成就今日之小霸之业，即没有丰厚的家底，更没有多少政治牌好打，靠的完全是顽强的意志和无敌的军威。你齐桓公号集八国之师，的确武器精良、人多势众，但若真逼的楚人跟你玩命，你齐桓公自以为是楚人的敌手吗？以齐军平平无奇的战斗力，你肯定能够以众敌寡吗？
　　 齐桓公很清楚自己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轻易击败楚国，战争一旦打响，结果难以预料。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没有妄想着以武力解决问题，而是打算采取武力威慑、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迫使楚国就范。什么“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还有什么“昭王南征而不复”，不过都是敷衍之词。
　　 不向周王纳贡，这在当时的列国之中彼彼皆是，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之前没有几个国家正视东周，不朝天子者大有人在；“尊王攘夷”之后，诸侯对天子也不过就意思意思。大不了楚国也像其他国家那样补上点贡品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嘛。管仲以此为由向楚发难，实际已是非常委婉的说词，已经略过了不尊天子、自号为王的实质。至于周昭王命陨汉江的话就更无趣了，昭王南征时楚国不过是汉北丹淅一带一个五十里小国，版图根本未达汉江。今天江汉大地皆楚所有，那是几代楚人几百年开疆扩土的结果，昭王之死与楚何干？当然，周昭王之死至今仍是千古之迷，以管仲之才不当不晓当年楚国未达汉江的事，他提出此问隐约向我们暗示了什么。或是周昭王虽不死于楚境，但的确与楚人有关；或干脆就为栽脏嫁祸。但昭王终归未死在楚境，周人对昭王之死也一直讳莫如深，管仲非要将此罪归究在楚人头上，恐怕还是找不到像样地证据的。
　　 面对齐国咄咄逼人之势，考虑到自己总体国力在当时的确不如齐国，何况齐国还有八国联军之众，楚人也不想冒然与其开战。对于管仲两大罪状的质问，楚使很灵活的做出回应，回答管仲说：“没有按时进贡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会立刻补上的。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安然返回，还是请你到河边去打听打听吧。”楚使的回答非常明确，承认未向周王进贡有错，但同时完全否认自己与昭王陨汉有关。“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请管仲去向汉江之水为昭王讨公道去。
　　 经过此番交涉，齐、楚双方相互打探了对方的虚实，齐国未能给出足够的伐楚理由。迫于楚军全数北上迎战的压力，八国联军暂后撤至召陵(今河南郾城东)驻扎。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妥协的办法。经过几番磋商，双方同意订盟媾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双方争端。当年夏，楚大将屈完代表楚成王北上前往召陵联军驻地，与齐桓公商讨会盟事议。
　　 屈完来到召陵，眼见八国大军正如乌云一般正列队等待他的到来。为了展示军威，齐桓公请屈完与他同车检阅诸侯三军。一边检阅军队，桓公一边向屈完炫耀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楚国占有南阳盆地之后，曾为了抵御当地的戎患在此地修建了一座成东、北、西三面有规则方形的长城，此城唯有面向楚国本土的南段不修，故称方城。如果齐国率军南下进入湖北境内，其军若欲攻打郢都则必须跨过汉江天险，到时位于河南南阳的方城就将完全处于联军北方。楚国军民自当以汉江天险阻击联军，方城守军南下攻其侧后，联军必将身陷前后夹击。若是联军先攻方城，则方城易守难攻，楚国本土之军亦可北上支援。楚国凭借天陷地理，再加军民同心，齐桓公军队再多，也未必能取胜。
　　 齐桓公权衡得失，最终做出妥协，同意与楚媾和，与屈完签订了盟于召陵，史称齐楚召陵之盟。楚国暂切隐忍，表示不再北上攻打中原诸国。八国联军随即北归。
　　 召陵之盟，楚国的北进之势暂时受到遏制，这无疑是春秋战国历史上的重要一笔。但是，召陵之盟的意义远不仅此。实际上，此事之后，楚国反而更进一步的认清了未来大势的走向，明确了自己欲要图强就必须首先面对北方新兴强国挑战的事实。楚国在此后更全面完整的制定了自己的北上方案，为日后逐鹿中原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所以，召陵之盟实际上是大国争霸的先声之作，它开启了群雄争霸的历史大门。
　　而齐国，齐桓公通过伐楚和此盟达到了霸业的顶点，其势如日中天。但召陵之盟同时也是齐桓公霸业走向衰落的开始，他的野心因此无限膨胀，犯下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这一错误最大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齐桓公在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上遭受了巨大挫折。这一重要战略方向就是辽阔的西北高原！
　　
　　

　　9 霸业迷梦
　　
　　 齐桓公倾八国之甲，纵驰南下临江汉，迫楚订盟于召陵，他的霸业已经达到了最顶点，且因此被后人誉为春秋五霸之首。自周武王灭商至今，除了十二位西周天子之外，还从来没有任何人能达到齐桓公今日之辉煌。齐桓公有资格得意，也有理由猖狂，因为他是有史最high的诸侯，自以为能临架一切的一名诸侯。春风得意的齐桓公忘了，无论他如何光彩照人，可他的身份永远都只是一名诸侯，他的霸业是在尊天子的旗帜之下、在诸侯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齐桓公迫楚订盟，霸业达到了顶点，野心无限膨胀。他忘了，忘了自己名为盟主、实为臣子的事实，那如洪水一般翻滚不止的权力欲望驱动着他在攘楚之后一步步走入歧途，齐国的霸业也将因此走向衰落。
　　 齐桓公之所以能建立霸业，主要依靠的是打政治牌。齐桓公尊奉周天子，向天下诸侯表明了团结列国、一致抗外的决心。这招在起先的确很快收到了效果，因为它符合诸侯求和平、求发展的迫切需求，尊天子之举也获取了大家的信任，所以齐桓公短短几年就在诸侯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可问题在于，无论齐桓公表面上装作如何如何，骨子里永远只是拿天子的名号当成自己争霸立霸的工具。齐桓公的行为无法跳出为自己谋利的圈子，虚伪的政治口号终归还是会有掀开伪装的那一天。周、齐关系随着齐桓公霸业顶点的到来很快出现变化，并在随后激起了一串连锁反映，国际形势亦受重大影响。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东周王室的一些情况。与齐桓公同时的周王是东周的第五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名阆，乃周庄王之孙、周僖王（也作周釐王）之子。周惠王即位之初，东周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子颓之乱”。子颓是周襄王的叔叔，周庄王的庶子。据史料记载，周惠王刚即位就在东周内部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削藩”，侵夺了大夫们的田地，这引起了大夫们的不满。所以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蒍国、边伯、 詹父、子禽、祝跪等五名大夫联合贵族苏氏，串通王叔子颓发动叛乱，攻打惠王。周惠王似乎对大夫们的意图早有查觉，子颓一党反被击败，子颓在苏氏陪同下逃奔到卫国。
　　 东周时代，卫国与东周王室的关系一直很微妙，此前郑庄公在世时卫国就是反东周阵营的急先锋，事后双方也一直纠隔不断。“子颓之乱”时的卫君是卫惠公，在卫惠公即位之初，卫国也发生了一次内乱。卫惠公的两位叔叔：左公子泄、右公子职起兵叛乱，迫使惠公败逃到了齐国。左、右公子拥惠公的弟弟公子黔牟做了国君。黔牟即位八年以后，当时的齐襄公，也就是齐桓公的那位乱伦哥哥，正在四处搞扩张，于是率诸侯联军攻卫，杀死了左、右公子，护送卫惠公回国。《左传》记载，时“王人子突救卫”，即东周方面派子突其人率军救援卫国，卫君黔牟逃到了周，得到了东周的庇护。正因如此，卫惠公复位之后，对东周保护自己的政敌一事耿耿于怀，周卫关系也一直很紧张。几年后东周发生了“子颓之乱”，子颓不敌周惠王，逃难到卫，卫惠公与子颓一拍即合，又联合属国南燕，三方一同发兵攻周。周惠王不敌卫、燕、子颓联军，被击败，逃奔到了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
　　 周惠王出逃后，也马上联络他国替自己出头，他找的了郑国和虢国。郑、虢两国都是当年跟随周平王东迁的国家，一个身在成周正东，挡在东方诸侯面前;一个扼守洛邑西侧关中东进要道,两国如同两名轿夫,一前一后簇拥着成周,保护它的安全。虽然此前周、郑关系曾发生严重危机，但事过境迁，当时已不是郑庄公争霸中原的那个年代了，郑国的锐气早已不在。东周发生内乱，卫国横插一杠，一旦东周被卫国控制，郑国被挤在周、卫之间，从长远来看，这对郑国有害无益。相反，当时郑国霸气尽失，齐国正强，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能与东周和虢国这两个老朋友重温旧谊、加深感情，反倒是明智之举。所以郑国在接到周惠王的求救之后，也决定出面干涉东周内乱。
　　 此时的郑君是郑厉公。郑厉公就是郑庄公那位颇有军事造诣的别子，他曾经在宋国外公的帮助下夺下了哥哥郑昭公的位子，后来在内乱中被迫出逃，后来又杀回国复了位。当时的郑国自从郑庄公去世之后一连发生了三、四次内乱，换了好几次国君，在国际上也日限孤立。郑厉公是出色的军事人才，眼见国家的处境一天不如一天，也不得不从政治全局为自己多做考虑，他在恢复周、郑联盟的问题上态度是积极的。东周发生内乱，郑厉公先是出面调解，没有成功。为了示好落难的周惠王，郑厉公将流亡在外的惠王接到了郑国的别都栎(今河南禹县)，取得惠王的信任之后，郑厉公立即着手实施打击卫国和子颓的计划。
　　 郑国首先出兵攻打南燕，俘住了南燕君。南燕是卫之属国，郑执燕君，实为牵制东北方的卫国。完成对卫国的牵制之后，郑厉公又与成周以西的虢国秘密结盟，两国共谋大事。公元前673年夏，郑厉公、虢公会于弭地(今河南省密县内)誓师出征，郑、虢联军突袭成周，很快攻入王城。子颓和五名共谋大夫措手不及，全部被杀。周惠王在郑厉公和虢公的拥护下回到都城，重登天子之位。历时三年的子颓之乱遂告结束。为了感激郑、虢两国的援助，姬阆将酒泉(具体位置不详)赐给虢，将虎牢 (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以东之地赐给郑。
　　 周惠王初年的子颓之乱，此一事件在春秋战国六百余年的历史中似乎算不得什么大事，在当时那个政变和内乱层出不穷的时代里，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但子颓之乱也的确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它是周郑联盟进行重组的开始。当时齐桓公已经初步确立了盟主的地位，周郑良好关系的恢复，在齐桓公看似真心实意尊王攘夷的阶段并没有与诸侯大团结的总体环境发生冲突，周惠王不久以后还赐齐桓公伯侯一爵，承认了他的盟主地位。周郑和睦在一开始是有利于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的。但是当事情发展到了齐桓公倾八国联军伐楚、与楚盟于召陵之后，以周惠王为首的周郑小集团与野心膨胀的齐桓公之间的关系就变的紧张起来了，一个想乘胜坐大，一个想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双方在此后你来我往、频频出招，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政斗好戏。
　　 事情从伐楚归来开始说。公元前655年，八国伐楚次年，胜利迫楚而还的齐桓公于当年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目的是定周太子之位。何谓定周太之位？事情是这样的。周惠王晚年宠爱惠后，惠后是陈国女子，本非惠王正妻，是续的弦。当时惠王打算废去太子郑，改立惠后生的庶子子带为太子。周惠王的这一作为遭到了齐桓公的干涉。周太子郑与齐桓公通好，请齐桓公为自己说话。齐桓公欲控制周王室，为己所用，欣然应下。当年夏，齐桓公主盟，邀集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之君，外加周太子郑，九方相会于卫国首止，公开宣布全力支持太子郑为周室嗣君，拒绝周惠王的废立计划，以八国联军伐楚之余威恐吓周惠王，逼他就范。
　　 东周内部王位的嗣立本该由东周自己决定，齐桓公明面上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以忠实臣子自居，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周惠王废长立幼之念有违礼法，那做臣子的也只能以死相谏，怎可蛮横逼迫？由此事可以看出，齐桓公的内心也没把周天子真的当成天子，只是拿他当政治工具，“尊王攘夷”的虚伪性就此暴露无疑了。八国会于首止，以军事联盟的强大实力恐吓周天子，这哪还有点忠实臣子的样子？
　　 其实对于齐桓公来说，在处理与周王的关系上，他有几种方案可以选择。一是继续当他的忠心臣子，高举尊王大旗，善待王室。即便下一任的天子不是太子郑，也不会影响齐桓公当一个好臣子，齐国东方第一大国的地位也不会有丝毫改变。但是齐桓公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一个真真正正的周室忠臣，他要当权臣，权倾朝野之臣。
　　 放眼天下格局，齐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强者。除了南方的楚国之外，能在未来与齐国一争长短的还有雄踞西北的秦、晋两国。此时晋国已经打完了六十年内战，国家再度统一，正在北方高速扩张疆土，短短数十年间强起于西北高原，日后的潜力不可低估；秦人自周平王元年受封为诸侯，至今已历百多年，西征犬戎节节胜利，也已成为西方新兴强国，同样不可小视。更另齐桓公不满的是，周惠王这个自己眼中的傀儡始终没想当傀儡。《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鲁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676年，周惠王元年。周惠王看来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初即位就四处运作，在内“削藩”，在外联络诸侯，把触角伸向了西方诸侯，显示出重组东周诸侯联盟的意图。此等行径，叫齐桓公怎么容你？
　　 齐桓公对这位“不老实”的周惠王的举动是很警觉的，何况西方诸侯的强大更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绝不能坐视东周的翅膀再硬起来，更不能让西方诸侯跑来和自己分享猎物。正因如此，齐桓公根本不愿意做什么周室忠臣。为了满足自己永远称霸天下的欲望，在齐桓公的战略计划中，中线要联和诸侯，向西控制周王，南向必须压住楚国，向北又要扼守晋国势力的南下。在这一野心的驱动下，齐桓公必须对周室实现完全的控制，以此从东方的齐国自己开始，一直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成周以西，将楚、晋、秦等国全部“定格”在政治中心区域之外。所以，东周发生废立之争，齐桓公毫不犹豫出面制止，力挺自己相中的太子郑。齐桓公的蛮横、嚣张、狂妄，极大的惹怒了周惠王。他不甘心受制于人，不甘心国势衰落之后再沦落为臣子的掌中物，决意反击。这样一来，事情就演变成如下状态：一边是齐桓公在首止大会诸侯，向周惠王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另一边是周惠王联络他国对抗齐桓公。
　　 周惠王与郑国的关系从郑厉公助他复位开始一直与郑国关系紧密，又早与北方的晋国取得了联系，所以周惠王派遣周公宰孔暗中告知被齐桓公约去参加首止会盟的郑文公，对他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指使他背离齐国去联络楚国，自己则派人去联络晋国，试图组成一个以周、郑、晋、楚四方为主的新集团，与齐国的七国联盟抗衡。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从首止大会逃盟。
　　 郑文公受周惠王指使不与诸侯会盟，周惠王又左右开弓，联络晋、楚。齐桓公对此反映非常激烈，先发制人，率齐、宋、陈、卫、曹、鲁六国之师攻入郑国，迅速合围了郑之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不盟首止及亲楚行径。同年秋，楚成王亲自率军北上围攻郑国西南方邻国，也是齐国的同盟：许国(今河南许昌)，以此援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不得以暂切放弃攻郑，率联军南下救许。楚成王见郑围已解，不与联军接触，立刻退兵。但楚军并未退回郢都，而是驻兵北部边防的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继续以军事压力震慑中原诸国。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的带领下，自绑双手、口衔璧玉、着丧服、抬官木，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而齐桓公为了破坏周惠王和楚成王的图谋，也顾不得许国这么多，随即回师全力攻郑。郑国在齐桓公的严厉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
　　 楚成王刚刚经历了八国伐楚之事，对北上与齐争霸一事已有全新的考虑，何况齐桓公当时也在施展手段串连楚国东侧的几个小国。所以楚成王此刻志不在与齐正面抗衡，精力放在邻近地区的拓展上，在此事过程中对齐国仅仅点到为止。至于北方的晋国，它的主要精力也放在开疆扩土和内部事务上，对中原地区的形势似乎还没有做出明确判断，尚无意、也无暇南下争霸，此间也无积极行动。晋、楚都无意与齐国正面交锋，仅凭周惠王的一腔怒火和郑文公的一时冲动自然敌不过齐桓公。郑国迫于武力向齐请和，周惠王的计划宣告流产，没过几年就去世了。齐国干涉东周嗣君废立所引起的这场危机到此就算是结束了。齐桓公力挺的太子郑顺顺当当的继承了王位，是为周襄王。
　　 周襄王是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即位的，齐桓公支持他完全是由于控制东周的野心所使然。现在齐桓公注意把周惠王给气死了，把自己相中的周襄王扶上了王位，这下他算是志得意满，深信自己就将实现霸业永固。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南兰考县附近）。大有一匡天下架势的齐桓公在自认为已控制了周王室的情况下又将触角伸向了此前势力尚未到达的西北高原。他会诸侯于葵丘，目的在于经略西北。为此，齐桓公把参加会盟的邀请函发往了晋国，邀晋献公姬诡诸与盟。
　　 此处略加叙述一下晋国的情况。晋国的始祖叔虞是周武王庶子、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受封建国还和一个颇具浪漫气息的传说有关。话说有这么一天，年幼的周成王和更年幼的弟弟叔虞一起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把一片桐树叶削成珪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分封你。”站在一旁的周公（《史记》言史佚）听完成王此番话，请求选择一个吉日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立即反悔，说：“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史佚答道：“天子无戏言。只要说了，史官就应如实记载下来，按礼节完成它，并奏乐章歌咏它。”于是周成王只好封叔虞为诸侯。正好当时周公刚刚灭掉了今天山西远城、临汾之间的唐国，也需要有人去那里镇守，叔虞就被封为唐侯。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后来的晋国。
　　 叔虞封唐的故事即“桐叶封弟”一典的由来。有关“桐叶封弟”一事的真实性，素来受到后人的怀疑，其中比较有名的当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所写的那篇《桐叶封弟辩》。柳宗元在文中这样说：“王弟如果应该封，周公应该及时地跟成王说，不能因为开玩笑而弄假成真。王弟如果不应该封，而周公因为开玩笑的话弄假成真，将唐地封给一个孩子，让他做那里的君主，如此作为怎么能算是圣人？况且，周公不认为天子不应该乱讲话，反而认为说了的话就要做到，假使成王随便拿着一片叶子去跟宫女、太监们开分封的玩笑，难道周公也要成王对现吗？大凡君王的道德好坏，要看他做的事怎么样。如果做得不对，即使改变十次也不要紧，一定要做得对了才算，何况他明明是在开玩笑呢？如果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成王做错事了。我想周公辅佐成王，应该在平时以道德来感化成王，不应当趁此机会说这样的话。更不应该一操，一纵，使他像牛马一样。这样做，一定会失败的。就是家人父子之间，也不能这样做，何况是君臣之间呢？”
　　 柳宗元对“桐叶封弟”一典完全持否定看法，他认为周公决不会拿孩童的玩笑之言来决定军国大事。叔虞作为武王之子，本就有资格受封。周公平三监、东征徐、淮，事后大封诸侯，在辅政期间一下子将诸侯国的数量扩大到71个，分封一个叔虞完全没有必要用此等方法，如此作为实无必要。柳宗元称此记载“是直小丈夫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而司马迁对此事的真实性似乎也有查觉，将立谏成王封叔虞的人写作史佚，不写周公。可事实上诸侯的分封在当时只有周公才能做决定，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桐叶封弟”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吧。不过无论晋国因何而建国，这都与它日后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作为东都以北周王近亲所建之国，它的存在对西周王朝自身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晋国地处汾河流域，是东都洛邑以北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屏藩，战略地位相当突出。虽然叔虞受封时地方仅百里，但不同与挤在中原腹地的其他国家，晋国身处边地，周围尽是落后的游牧部落，完全可以通过兼并小国的方式发展壮大。西周三百年间，晋国版图扩张的速度在众诸侯之中是最快的，发展到西周末年，已是北方雄强，在诸侯国中的实力排名也仅次于齐国等少数几国。而且与齐国不同，晋国是周王的近亲，历代周王与晋国的关系总体较为平稳。这使晋国在西周期间少有强臣慑主的嫌疑，反倒颇受历代周王亲近，就连一心革典的周厉王对晋国都竭力笼络。
　　 《晋侯苏钟》铭文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史实。其中写到，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初八，晋侯苏奉厉王之命讨伐夙夷。文中对周厉王的军事指挥艺术用墨颇多，详细记载了每个细节，作战计划、进攻方向等军事部署都非常具体。从这段记载中显示，周厉王其人还是一位颇有军事才华的军事家，而晋侯苏则是周历王的亲信大将。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的测定，此晋侯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晋献侯姬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相合。晋侯苏应该就是晋献侯姬籍。周厉王在位时晋献侯尚未即位，还是一个公子身份。年轻的晋公子苏随王伐夷，在周厉王镇定自若的指挥下顺利完成了作战计划，取得大捷。即位之后，晋侯苏对当时已经被打成历史罪人的先王依然推崇倍至，铸编钟记其事，死后一同下葬，这样才为今人留下了一组珍贵的历史实录，而且是其他任何史料绝对不会留下的记载。
　　 在厉王革典的全过程中，周厉王显然也不是全无策略的蛮干，他也积极的在诸侯当中寻找支持者。比如为厉王推行专利政策的荣公便是其中之一，晋国显然也是周厉王的支持者。周厉王被“国人”推翻之后流亡到彘，彘位于今山西霍县一带，正是晋国的势力范围。周厉王很可能得到了晋国的庇护，最后老死于此。看来西周晚期，诸侯各国似乎在是否接受改革的问题上分裂为政治观点截然对立的两个集团，怀有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的进步力量毅然选择站在周厉王一边，晋国便是其中之一。但周厉王的改革终归还是将绝大多数贵族摆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没能帮他赢得国家未来的强盛，也不能保全他自己的王位，他只能在亲信的庇护下惨淡得度过余生。
　　 时值西周末年，周王朝的统治日渐腐朽，周宣王零打碎敲的搞什么人头税也不能挽回衰亡的命运。当时的晋国对周室和其他诸侯也没有什么可奢望的，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前途开疆扩土。郦山之难，晋文侯姬仇也涉嫌其中，他助周平王东迁、又灭携王政权、西侵黄河西岸之地，势成西北雄强。
　　 公元745年，晋文侯去世，其子晋昭侯即位。昭侯即位后，分封了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曲沃桓叔。六年后，成师勾结晋大夫潘父弑杀晋昭侯，迎曲沃桓叔回晋都继位，后因晋人反抗不得以退回曲沃，由此引发了晋国政权的分裂和长达六十年的内战。公元前725年，成师之子曲沃庄伯姬鱓发兵攻晋，杀死晋孝侯。晋人又立孝侯之子晋鄂侯即位。公元前718年，曲沃庄伯姬鱓趁晋鄂侯新丧，又一次兴兵攻晋，晋人与东周联手反击，姬鱓再次退回曲沃。两年后，姬鱓去世，儿子姬称继嗣，是为曲沃武公。曲沃武公亦称晋武公，他嗣承父位之后连杀三位晋君，先是俘杀了晋哀侯，再是诱杀了晋小子侯，最后攻破晋都，杀晋侯姬缗，终于将晋土全部吞并，实现了晋国的统一。当年是公元前679年，距成师弑昭侯已过去了整整六十年。事后晋武公以晋之宝器贿赂周僖王，周僖王眼见晋国统一已成事实，无法改变，做了一回顺水人情，承认晋武公位列诸侯。
　　 晋国在六十年内战期间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几乎等于零，但当它再次实现统一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晋武公代晋而立不久就去世了，子姬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随后统治晋国的二十余年时间，是晋国结束内战、完成统一之后的一个由弱转强的崛起时期。在这二十余年间，晋国大拓疆土，先后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多国；又向南、向西发展，占据了今晋、陕、豫之间的三角地带，国力急速上升，很快发展成为北方第一强国。《史记。晋世家》写到：“当此时，晋彊，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晋国在整个战略格局当中的重要性也就突显出来了。
　　 晋国统一这年，齐桓公已经霸业初成。齐国对新兴晋国的崛起也一直冷静观察。一开始，齐桓公对晋国除了嫁女联姻这样的基本外交活动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动作。究其原因，首先是晋国从统一到崛起尚需时日，齐国的西北大略暂时还不紧迫。其次，齐桓公霸业初成，这指的是他获得了东方和中原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尊奉，得到了尊奉之后当然要屡行职责，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霸业，外攘四夷才是当务之急。再次，当时对齐国霸权威胁最大的是南方的楚国，齐桓公的战略计划是先攘楚，后西略。所以在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之前，齐、晋关系尚无波澜。
　　但是，当事情发展到伐楚归来之后，齐桓公的野心已急速膨胀，他会诸侯于首止，并干涉周王嗣立之事，此事引起周惠王直接与之对抗，周惠王甚至还想组建周、郑、晋、楚四方联盟。虽然晋国在此事件过程中并无异常举动，也没有积极回应周惠王，但此事也无疑将会促使齐桓公更加观注晋国的一举一动。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刚刚将周襄王顶上天子的宝座。自以为已经控制了局面，齐桓公急切的展开了他经略西北的军国大计，大会诸侯于葵丘，召晋献公与盟。这是有史以来齐桓公第一次邀晋国参加中原盟会，正在病中的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丝毫不敢待慢，立刻起程。晋献公走到半路上，遇上了刚从葵丘会上慰问完齐桓公后回返的周襄王使臣宰孔。两人一番长谈之后，晋献公竟然停止脚步，不再赶去葵丘，而是调头返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血色阴霾
　　
　　 纵观春秋时代整个晋国历史，它的发展自始至终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内乱，“晋”这个国号几乎就是窝里斗的代名词。它最终的命运也是一分为三，分裂成了赵、魏、韩三国。
　　 晋国的内乱始自晋穆侯。晋穆侯是西周末年的晋国君主，他娶了齐国公主姜氏为妻，生一太子，取名曰“仇”；给庶子取名“成师”。仇，就是前面不止一次提到过的晋文侯姬仇，成师就是曲沃庄伯。当晋穆侯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命名完毕之后，晋大夫师服当时就指出，太子名曰仇，少子名曰成师，这是嫡庶名字的颠倒，预示着晋国将要发生内乱。果然，穆侯死后，他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君，太子仇无奈出奔，内乱开始。几年之后，仇又杀了回来，把叔叔干掉，夺回了大位。等到晋文侯仇死后，他的弟弟成师又杀死他的儿子晋昭侯，掀起了六十年晋国内乱的大幕。当然，晋大夫师服的预言仅仅是一种巧合，仇的儿子晋昭侯被弟弟成师所杀以及晋国的六十年内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君子所言：“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是由于成师的封地曲沃大于晋都城自己，臣强主弱，又赶上东周初年那种乱世。春秋战国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弱肉强食。地位高地、正统与否，这些理由都不能阻挡强者吞并弱者的意志，政变的发生自然难以避免。
　　 公元前679年，通过六十年艰苦的拉锯战，曲沃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姬称终于杀死晋文侯姬仇一系的最后一任晋君：晋侯姬缗，至此结束内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两年后，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去世。晋献公姬诡诸即位。晋献公的即位终于另晋国这个饱尽内战之苦的国家迎来了勃兴。但是，笼罩在晋国头上的阴云依然没有散去，晋献公在即位后四处出击、开疆扩土，可内乱却好是在不久又一次光顾了这个国家。
　　 晋献公即位时，晋国统一才两年。当时的晋国还只是山西汾河流域的一个中型国家，在陕西境内也有部分国土，因六十年的内战，它的国力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强大。晋献公即位之后，晋国的发展才步入正轨。相比并不算太强大的国力，晋国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它天然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中原，尤其是远离齐、楚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一点，使它在当时齐桓公图霸中原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多少外界力量的影响，可以关起门来一心搞建设。此外，晋国本是西周边疆地区的封国，它的周边活动有大量实力弱小的国家，其中许多是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游牧部落，所以晋国的身边即没有太强劲的竞争对手，又可以通过兼并周边小国扩张和发展自己。那个年头，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存在其实是为边疆国家的壮大所准备的食物，它们的命运与后来的蒙古、满清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晋国靠饱餐游牧民族壮大，西方的秦国亦如此。当年周王朝的统治者拿秦、晋这样的国家阻挡虎狼，将它们放在戎狄杂居的边境，时过境迁，分封之初看似并不算好的地理位置到如今反而成了先天优势，这只怕是原本的分封者始料未及的吧。晋国统一后，先是花了若干年时间稳定内政，到了献公五年（公元前672年），晋国发起了统一后第一场大规模扩张战争，晋献公亲自率军西征骊戎（今陕西省临潼县附近），杀死了骊戎首领，取得大胜。晋国从此走上以武力手段高速对外扩张的道路。
　　 晋献公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在他在位的二十六年时间里，晋国对外战争无数，而且全部取胜，西伐骊戎、北征皋落狄、灭霍（今山西霍县西南）、灭魏（今山西芮城县东北）、灭耿（今山西河津县东南）、灭虞（今山西平陆县北）、灭虢（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及河南三门峡东），先后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多数国家，又向西继续扩张陕西境内的地盘，向南占据了晋、陕、豫之间的交通要地，无论版图还是国力都翻了一倍，从地处汾河流域的一个中等国发展为一个地跨晋、陕、豫三省的一流大国。正如史书写到的那样：“当此时，晋彊，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一样，都是依靠单纯的武力手段实现了自己在东周初年的崛起，晋献公当然是功不可没的。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简单得形容这位另晋国崛起于北疆的君主，我会用“武”。只可惜献公的父亲已经被谥为“武”，父子同谥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晋献公其人的特点，单以“武”概括似乎还有点不足。除了武力开疆之外，献公还另有一个特点：厉！晋献公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可以豪不犹豫的将屠刀伸向任何他觉得需要屠宰的人，哪怕对方是自己的至亲。晋献公五年，当时献公刚刚取得了西征骊戎的胜利，回国之后就将刚刚杀完戎人、尚带血污的利刃对准了自己的亲人，在晋国搞了一次大清洗。
　　 晋献公出自曲沃成师一系，这一系能够得到君位，靠的是祖孙三代发动内战，推翻了嫡长政权。有这样的出生背境，晋献公当然要引以为戒，他深知同族子弟太多必将对国君的地位构成潜在威胁，何况当时的晋公族人丁兴旺，公子成群。晋献公一心想将自己的这些叔伯兄弟统统铲除，一劳永逸的消除隐患。为了消灭自己的亲族，晋献公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阴谋，他先派自己的亲信大夫士蒍挑拨公子中力量最强的公子富与群公子的关系，结果公子富无奈出走；随后又挑拨群公子，让他们杀死另外两位实力较强的公子；然后修了一座新城池，说是给弟兄们住，结果公子们一进城，尾随而至的军队即刻将他们杀死。几番动作下来，原本人丁兴旺的晋国公族被杀戮待尽，少数幸存者也逃奔到虢国企图复仇，但没有成功，虢国几年之后也被晋献公吞并。晋献公的大清洗运动顺利完成。但是，晋献公永除后患的大清洗可以杀死所有的叔伯兄弟，可晋国的内乱并不会因此终结。因为晋献公没有杀光自己的儿子。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古代君主传位的两种方式。为了巩固地位，古代各朝君王一般都是趁自己健在时，就确定太子作为继承人。这样，争夺太子之位便成为争夺君位的“序幕”。献公五年西伐骊戎之战大获全胜，除了得到大量土地和财富之外，晋献公还从骊戎得到了骊戎首领两个貌美的女儿：骊姬姐妹，两个天仙一般的尤物。献公为之倾，当即纳二女为妾，带回国日夜享用。尤物姐妹也很争气，没过多久每人为献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奚齐和卓子。晋献公对年轻貌美的骊姬姐妹宠爱有加，两姐妹也替他生下一了一对小儿子。正所谓爱屋及乌，爱美心切的晋献公竟然打起了废长立幼的主意，想废掉早先立的太子申生，改立骊姬的儿子奚齐。当然了，晋献公做事还是很讲究方法的，算地上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要废长立幼也不会蛮干，他还得考虑这件事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申生是嫡子，正统性毫无问题，已经做了好些年的太子了；他的身边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为人处事也颇有君子之风，在国人，尤其是在大夫心中有很高的声望。如果晋献公在废长立幼一事的操作上出现失误，后果也会有多种变数，所以晋献公不得不谨慎处置。
　　 晋献公为了废除太子申生，第一步是将申生外放，另他远离政治中心，以防他与国中大夫走的太近而威胁自己。这一天，献公把申生，还有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夷吾，一共三人召到跟前，对他们说：“曲沃是我们祖庙的所在之地，蒲是防御秦的边防重镇，二屈是防御狄人的要塞，我对这三个地方的管理很担忧。我想派公子去镇守，就由你们三兄弟去吧。”于是派太子申生驻守曲沃，派公子重耳守蒲(今山西隰县西北),公子夷吾守屈（今山西吉县）。
　　　　晋献公外放了申生三兄弟，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遏制三个儿子势力的膨胀，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还不够，晋献公不久又在曲沃筑起新城封给了申生。按常理来说，国君是不应该封给储君食邑的，因为储君是明日之君，要继承的是整个的国家，完全没有理由另赐封地。献公此举实际是向国人暗示了自己要废长立幼的意图，以便观察申生和大夫们的反映。
　　　 士蒍，也就是此前帮献公杀尽群公子的那个人，他的反映是劝申生逃跑。他找到申生，说：“太子你已经不可能继位为国君了。君主分给你城池，那你的地位也就等同于卿。起先你是太子，禄位已是极点了，现在又给你卿的待遇，你又怎么可能继位呢！你还不如逃走，免得大祸临头。” 士蒍可能是晋献公的“托”，他可是晋献公的心腹死党,跑来劝申生出走，如果真的说动了，那结果当然是成全了晋献公。虽然史书并未说明,但以士蒍与献公的关系来看，献公这条老狐狸极有可能软硬兼施，派人来搞心理功势。其实以申生当时的处境，他能选择的无非两条路，要么起兵造反杀了老爸夺位；要么就听士蒍的话，早点远走高飞。不然的话，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可惜申生是个愚忠愚孝之人，对父亲始终抱有希望，他不相信父亲会像士蒍所说那样对待他这个忠贞不二的好儿子，所以没有听士蒍的劝告。
　　 叫你走你不走，晋献公只好再换一招，他命令太子申生讨伐狄人，攻打狄人诸部中最强的一支：皋落狄。储君独立率军出征，这意味着将储君置于危险之地，不符合保护君位继承人的原则。而且晋献公还赐申生偏衣、金玦。偏衣就是杂色的衣服，金玦是寒冷的金属。中国古代，一直到两汉三国为止，古人一直将玉视为国之重器，玉器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同时，玉也是温润之物，是赠送他人表达友善的物品。古人，尤其是古代的男子，他们从不会像今人那样在身上带什么金银饰品，因为金银是寒物，无法给人带来温暖，用它们送人就更不可能了。而古人更加不会赶什么韩流、日流，决不会穿那种五颜六色的衣服，杂色的偏衣同样暗含恶意。晋献公的这些反常举动只怕是想借狄人之手去完成自己废长立幼的大计。
　　 对此，很多人都对晋献公的行为不满，也有人都跑来劝晋献公收回成命，不要做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晋献公听了大夫们的劝告后很是不在乎，回答说：“你等就不必为我们父子关系费心了，我要用这件事来观察太子的能力，下去！”申生对此也很疑惑，但他别无选择，更不敢当面质问父亲。他所能做的只有穿着偏衣、带着寒冷的金玦，率军出征，只能在战场上更加奋勇的作战，取胜而还。
　　 申生很不识趣，给他封地暗示他走人他不走，要他去打仗战死杀场他不死，晋献公两计落空，剩下的办法只好强来了。为此，他专门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骊姬，明确提出改立她的儿子奚齐。骊姬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私欲，骊姬之流可谓极尽狠毒用心、卑劣手段而毫无顾忌。献公要废立，这本来正中骊姬下怀，但骊姬却装模作样哭哭啼啼表示不同意，还以自杀威胁献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暗中却耍花枪。为了中伤申生，达到立奚齐为太子的目的，骊姬找到申生，说晋献公曾多次梦见申生去世的母亲齐姜，让申生去祭母，祭祀的福肉献给献公，这样也好宽慰献公的怀旧之情。骊姬的话在情在理，做儿子的当然没什么可说的，申生自然就去祭祀了母亲，回来后就把福肉献给父亲。
　　 申生来献肉，晋献公出门打猎去了。申生把肉交给了宫人，自己就走了。歹毒的骊姬趁机在肉上放进毒药，等到晋献公打猎回来正想享用，骊姬马上跳了出来，说这肉来自远方，为防万一，应该先找人尝尝。她把肉倒在地上，地面突起；把肉扔给狗吃，狗吃后立即死了；把肉给宦官吃，宦官也死了。献公见此般情行，不犹大惊失色，大脑里只剩下一句话：太子想杀我？！
　　 晋献公正怒火翻滚，骊姬又在一旁火上浇油，哭着说：“太子怎么这么残忍呢！连自己的父亲都想杀死去接替其位，何况对待其他人呢？况且您已经年老了，还能在世几天呢，太子竟迫不及待地想杀死您！太子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因为我和奚齐的缘故。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别国，或早早自杀，不要白白让我母子俩被太子残害。当初您想废掉他，我还反对您；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我大错特错了。”
　　 面对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阴谋，知道上当受骗的申生先是仓皇逃回封地，尔后又考虑父亲年老、失去骊姬将“寝不稳，食无味”，最终只好背负恶名、自杀身亡，结束了这场争夺战，成为至高无上的权位争战舞台上可怜的殉葬品。在春秋时代那种骨肉相残成风的年代里，居然还能出申生这样的愚忠愚孝者，这到底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典范，还是历史的讽刺呢？对于这位可怜的晋太子，人们也只能发出一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而已。
　　 申生自杀时，此前和申生一同被外放的两个兄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正好也来到晋都朝见父亲。听到骊姬害杀太子的事，兄弟两都十分惊慌，连忙逃回自己的封地。骊姬一不做二不休，害死了他太子接着害两个公子。已是穷凶极恶的晋献公毫不犹豫派出军队追杀两个儿子，讨伐蒲城和二屈。晋军攻破蒲城，公子重耳翻墙逃走，带着一干手下逃往自己母亲的祖国：狄国；夷吾在二屈顽强抵抗。但最终不敌老爸的军队，于第二年战败出逃，逃到了晋国西面的梁国（今陕西韩城县南）。至此，晋献公的废立大计算是“圆满”完成了。
　　 对于晋献公其人的评价，个人意见是功过参半。做为晋国统一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君主，他对日后晋国百余年的霸业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然后没有晋献公在军事上的赫赫功业，晋国日后会是怎样的结果，那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在他执政的二十六年间，无论晋国内部存在多少权力争夺，也不论晋献公杀了多少人，这些事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于国家整个的发展走向没有多大关系。晋国在此期间在国力上实实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大国强国的地位。所以晋献公是有功于国家的。但是，晋献公为了个人权力的巩固杀尽亲族；为了废长立幼逼死太子、逼走儿子，这在道德上难以给他高分。如果说残杀群公子还有出于政权稳固的合理考虑的话，那么他为了改立幼子而逼杀其他儿子的行为就找不到任何说地过去的理由了，完全是为美色所惑的结果。以晋献公取得的军事成绩和他对晋国在东周时代实现崛起所做的贡献，原本完全能于齐国的庄、僖二君，楚国的武、文二王相提并论。可是因为他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尤其是逼杀申生的行为，后人大多羞谈晋献公，这也许是历史给予他的惩罚吧。
　　 当然，无论后人给予怎样的普及，晋献公一手缔造了一个雄踞于北方的一流大国这一事实是不可改变的，这一点也是能够得到人们肯定的。晋献公时的晋国已经具备了影响天下大势的潜在能力。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视而不见，包括春风得意的春秋首霸齐桓公。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三十五年，晋献公二十六年，刚刚将周襄王扶上天子宝座的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以经略西北。这是齐桓公完成立威、称霸、攘楚、定周室之后的又一大重要举措，他欲以此会将自己的势力所及扩张到此前尚未到达的西北高原。如果成功取得晋国的加盟，那么普天之下将无处不被笼罩在齐桓公霸业之下。对于晋国，这个西北方的第一强国，齐桓公早已注意到它，晋献公逼杀的太子申生的母亲就是齐桓公的女儿。在此之前，齐国的霸业尚未成形，齐桓公尚无暇染指西北。可今天不同，在齐桓公的计划当中，东方诸侯、中原列国，南方楚国，成周洛邑，这些事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剩下西北地区了。为了“收编”晋国，齐桓公专门召开了此次葵丘大会，邀请女婿晋献公前来参加。
　　 接到霸主的邀请函，晋献公丝毫不敢待慢，不顾自己重病在身，急忙收拾行装起程出发。但是走到半路上，碰到了刚从葵丘大会返回的周公宰孔。话说此前在葵丘之会上，新即位的周襄王派宰孔前去赐给齐桓公祭祀的福肉、丹彩装饰的弓箭、天子乘用的车乘等物，为了表达对齐桓公助自己即位的谢意，还特别声明他不用行谢恩的下拜礼。此时的齐桓公霸业正隆，早有娇横之气，一听说新天子允许他站着受赐，便伸手过去拿。一旁的管仲拉住桓公，示意他不可。齐桓公马上反映了过来，回答说：“天威近在咫尺，我如果不行下拜之礼，那就是侮辱了天子。”于是下拜受赐。这件事引起了宰孔的不满，所以他在回程途中碰到晋献公，就劝晋献公不要去参加葵丘之盟。晋献公被宰孔说服，不再前行，调头折返。那么，宰孔究竟对晋献公说了些什么呢？晋献公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而胆敢放霸主齐桓公的鸽子，不去会盟呢？
　　 宰孔与晋献公的对话，《史记》、《左传》、《国语》，都做了记载，三个版本大意类似，但小心程度和具体用词略有不同。其中，《史记》的记载是最为精简的，这也是司马迁一贯的风格；《左传》的记载比之《史记》稍详细一些；但最为详尽的还要数《国语》。
　　 《史记》记下宰孔的话是：“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君弟毋会，毋如晋何。”翻译过来就是：齐桓公越发骄横了，不尽力修行德政而想方设法向远方侵略，诸侯们都不满意。您不要去，他不能对晋国怎么样。《史记》做的记载重点在一个词：益骄。顺便提一下，这里司马迁犯了一个只有劣质电视剧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齐桓公”一词是谥号，是死后才会有的称号。当时齐桓公活的好好的，宰孔只会称他齐侯，怎么会称他为齐桓公呢？
　　 《左传》的记载是：“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内容与《史记》大同小异。《国语》的记载就比较复杂了，而且其中不乏含糊其词、遮遮掩掩。
　　 国语的记载如下：“君可无会也。夫齐侯好示，务施与力而不务德，故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怀之以典言，薄其要结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属诸侯，存亡国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譬之如室，既镇其甍矣，又何加焉？吾闻之，惠难遍也，施难报也。不遍不报，卒于怨雠。夫齐侯将施惠如出责，是以不果奉，而暇晋是皇，虽后之会，将在东矣。君无惧矣，其有勤也。”
　　 翻译过来就是：齐桓公骄傲了，我看你不必去参加会盟了，那个齐桓公好大喜功，只施些小恩小惠，致力欲武功而不修德。诸侯到他那里只献一些薄礼却能换来满载而归，其实是他想让诸侯受到鼓励，又使背叛他的诸侯心怀羡慕。而他每次盟会也就是重申一遍原来那些誓言，多给诸侯些好处，以此示好他们。他其中主持过三次盟会保住过三个国家，用以显示他的热心助人。他已经北伐山戎，南攻楚国，现在为了经略西方又发起了这次盟会。好比一间房子，已经在栋梁上加了屋顶，还能再往上加吗？施恩的人难以做到普遍公平，受恩的人又难以报答。不普遍不报答，最终就会结下恩怨。那个齐桓公施的恩就象放出的债，就是为了要别人报答他，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看他根本没功夫来对付你们晋国，也就只能在东方忙活了。你不用害怕他。而且我看你们晋国的危机应该是在国内。”
　　 《国语》的记载虽长篇累牍，但信息量极为庞大；虽闪烁其词，却已显露真意。这段记载说齐桓公施予别人的恩惠就象放出的债，为的是有一天得到别人报答。这句话明显是对齐桓公真实野心的竭露，彻底暴露了“尊王攘夷”口号的虚伪性。此前齐桓公对跟随自己的诸侯实现“厚往薄来”，在诸侯遭到狄戎攻击时施以救助，都不是出于真心，仅仅是在笼络他国，为实现自己的霸业服务，他的每一次施予都要求回报。不过我不太肯定宰孔所说齐桓公要的回报是否具体是所指。因为在后来大国争霸的过程中，盟主国对与国在经济上都是有要求的。后来晋国称霸时就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明文规定各国向自己定期定量交纳贡币，借此从小国那里榨取财物。此外，小国还得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凡盟主有征伐兴修之举，小国必须跟从。齐桓公是否也有此意，是否也想将小国对自己的义务以明文写入盟约，目前尚不得知。如果齐桓公也有此想法，那诸侯们对他的不满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后来在越来越激烈的大国争霸中，小国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但若齐桓公要做这始作俑者，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无疑将受到诸侯强烈的抵制。“不遍不报，卒于怨雠”，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宰孔出面制止晋献公赴葵丘之会，直接起因是齐桓公差点接受了周襄王免其下拜的恩赐。但以我看，如此说法似有不妥。周襄王本就是齐桓公顶起来的，他给于齐桓公免跪特权，就算齐桓公接受了那也算不得什么大事。那个年代的周天子就是一个摆设罢了，谁都没拿正眼瞧他，受气本就是家常便饭。现在仅仅因为齐桓公想不拜、但最终还是拜了，你宰孔就气地出面破坏他的军国大计，请问宰孔哪儿来这么大的火气和胆量？用儒家之想来品评宰孔所为，把宰孔当成维护道德礼制的卫道士，恐怕会误解宰孔。
　　 若说宰孔破坏葵丘会盟的原因，无非是东周方面根本不愿看到齐桓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目的是遏制齐桓公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就像宰孔所说的那样：一间房子已经在栋梁上加了屋顶，不能再让它往上加东西了。这件事虽是宰孔出的面，但到底是宰孔的各人行为，还是东周的政府行为，就史料提供的信息尚不足以判断。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齐桓公企图以支持周襄王即位的方式控制东周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东周内部对齐桓公的不满之声有增无减；而连东周都控制不了，齐桓公的西北大略就更不必提起。晋献公听了太宰孔的话，意思到了齐桓公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看到他远没有实现对中原地区牢固的控制的真像，天下群雄有的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连东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齐桓公还凭什么染指强大的西方诸侯？晋国又何必去做齐国的仆从？晋献公立刻掉头返回。
　　 晋献公一撤盟，直接导致葵丘会盟失败。天下竟然还有齐桓公请不动的人，此事一出，敢问天下群雄会怎么看待？齐桓公威信扫地，人心日渐离散，齐国的霸业走向了衰退。经略西北的大计遭到如此严重的挫折，齐桓公会作何感想呢？他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他会善罢甘休吗？
　　 晋献公回国之后，病情愈加严重，他将幼太子奚齐托附给心腹大臣荀息，不久就去世了。晋献一死，内乱接踵而至。晋献公还没来得急下葬，大夫们就联合起来作乱，冲进灵堂杀死了幼君奚齐和骊姬。献公的托孤大臣荀息又立了骊姬妹妹为献公所生的儿子卓子为君，大夫们又冲进去杀死了卓子。荀息眼看无法完成先君嘱托，也悲愤自杀了。晋国陷入了无君局面。
　　 晋国发生如此变故，这对于被晋献公放了鸽子的齐桓公来说，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他摩拳擦掌的集结着军队，准备远涉西北、干预晋国内政，以继续葵丘之盟未能完成的西北大计。但是，盯着晋国、准备趁着晋国内乱捞一比的可不只齐国一家，除了出逃在外的重耳、夷吾两位公子有意回国即位之外，与齐桓公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晋国的一个西方邻国、另一个西方强国：秦！
　　
　　

　　11 风起西戎
　　
　　 “秦”，这是一个响亮的国号，一个与战斗同意的名字，它崛起于西方犬戎之地，志力于入主东方大地，为之搏战五百五十载，终荡平海内、一统天下！
　　 《史记.秦本纪》记载，柏翳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赐姓嬴氏。柏翳就是古代传说中嬴秦的直系远祖。根据史学及考古学界的研究，秦人原本极有可能也是东方种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夏商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及西部。史书记载，秦人的祖先曾一度为夏王朝附庸，商汤灭夏时，其先祖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费昌作为商汤驾驭战车，并参与夏商之战的大决战：鸣条之战。
　　 商王太戊以后，嬴秦“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被商王封于西土，成为王朝的西部屏藩，防御犬戎等西方游牧民族。商纣王时，嬴秦部落的首领是蜚廉，蜚廉还有一个力大无比、手裂虎兕的儿子：恶来。作为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嬴秦部落的命运不可避免的将在周人灭亡商王朝的战争中发生巨变。周武王灭商，嬴秦恰恰挡在周军东进的道路上。当时商军主力远在东方与夷人作战，来不及调回抵挡周军。嬴秦作为商的西方守臣，在王朝的危亡之际毅然与强大的周军开战。最终的结果，恶来被杀，蜚廉被赐死，商王朝灭亡，曾经显赫一时的嬴秦也沦王亡国奴，遗民被周王朝的统治者强行迁徙到甘肃东部的天水地区，沦为周人统治下的下等民，替周人畜牧养马、看守陇山通道。背负亡国之臣身份的嬴秦，前途一片暗淡。秦人的未来在哪里呢？
　　 作为战败者,秦人背井离乡,远赴天水,如奴仆一般臣侍于周。秦人这一遭遇与楚人早年的境遇颇有几分相似。但秦人比起楚人还是要幸运的多。在整个西周时代，秦人都没有受封为诸侯，看似连仅有子男之爵的楚人都不如。但事实上，楚人的受封并非出于王朝统治者的本意，成康大治之后，楚人立刻受到了周王大军无情的摧残，险遭灭亡。相比之下，秦人虽未受封，但他们生活在天水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却使其得到了与楚人完全不同的发展机遇，另其成为了无名有实的事实上的周王西藩。
　　 在秦的早期发展史上，曾经历了由“赢秦”到“秦赢”的突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在甘肃东部天水地区完成的，时间在公元前890年前后的周孝王时期。周孝王是西周王朝第八任天子，周厉王的祖父。孝王即位时，西方犬戎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对王朝的心脏宗周构成明显威胁。周王朝所封之国多在东土，宗周背后少有坚实可靠得屏藩。周孝王当时的考虑的是，应该在自己的身后建立有效的防御力量，以保护宗周的安全。他想到了为自己养马的秦人。
　　 《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召见了秦人的首领非子，命他“主马于汧渭之间”，不久又：“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日秦赢”。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衰落了数百年的赢秦在非子手里重新改变了身份，得到秦邑的册封，使其复续赢氏，并号曰“秦赢”。自此，“秦”这个名字才第一次以一个部落名号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秦”，本为黍之意，是产黍区的代名词，后演化为地名。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了一期农业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秦”邑之西约30公里处，两地属于同一个文化社区。在距今82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遗址中，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了已碳化的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残骸，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旱作谷物黍之一。大地湾黍和油菜籽的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农业文明起源的看法。考古实物与研究表明，黍在甘肃地区已有八千年的种植史。正因如此，这一地区也就得名“黍”，像形文字最终演化为“秦”。秦之所以得名，原由就在于非子被封在“秦”这个地方。
　　　　秦邑，是非子受封之邑，是秦赢建立的第一处都邑。关于“秦”的具体所在，根据《水经注·渭水注》的记载：“(秦)水出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经学者考证，秦邑位于今甘肃天水市东北的张川县城西南一块长6公里、宽1.6公里的河谷平川上。此地地势开阔，依山傍水，西有后川河；东北部有六盘山支脉大陇山，其势十分雄伟。山水均可作为当时抵御西戎的天然屏障，秦邑是阻挡北方戎族入侵的自然要塞。山水之间是由秦水冲积而成的河谷川地。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十分宜于农牧经济，而且至今仍是张川县最富庶的产粮区，是设庸建邑的最佳选择。秦邑扼守着出入关中的交通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宗周的西陲亭障和防范西戎的前沿阵地及桥头堡。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邑之于秦，就是从这个战略角度出发的。非子为周室放牧家畜有功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裂土一方，但当时的秦人最多也只能算是周王脚下的一个封邑、一个附庸发小部族，与“国家”这个概念差别甚大。秦国最终实现崛起、并建立国家，还是要“感谢”当时西方强大的游牧民族：西戎。
　　 西戎是当时生活在西方的游牧民族的一种泛称，自周穆王时起就是宗周西方的一大强敌。至周宣王晚期，犬戎的威胁更是另统治者侵食难安，“宣王中兴”最终归于失败直接原因就在于戎患。所以在周宣王的后期，为了抵御戎患、打击戎人的嚣张气焰，自然而然的想起了镇守陇山通道、且日益发展壮大的秦人。《竹书纪年》云：“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意思是说秦仲以前的秦部族尚无年代世系的记录，可见此前的秦人在周王朝中还是个无名无份的附庸小族。秦人自非子受封秦邑起，经秦侯、公伯，至秦仲一代才得到了一次真正堪称为崛起的发展机会。
　　 秦仲是秦赢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之一，《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率兵讨伐西戎。从秦仲被任为大夫开始，秦人正式跻身于周王室的官僚序列。秦仲后在战斗中被戎人杀死，他的儿子庄公又继承父亲的爵位，再奉王命西征，并因军功被宣王加赐封地，且命为西陲大夫。秦仲父子在抗击戎人的战斗中屡建功勋，秦人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很大的事实，又被任为西陲守臣，成了无名有实的实际上的西方诸侯。但是，庄公虽以受封西陲大夫而另秦嬴一系再度显赫，可当时的秦人依然是周王之下一有实无名之辈，且身处戎患肆虐的最前沿，秦人在与戎人的战斗中经常血流成河，丰子以前秦人的大骆一支就被戎人所灭。部族很难得到继续发展壮大的机会。秦人又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不亲，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西周末世时之际，周、秦关系，以及郦山之难中秦人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是耐人寻味，而且这些问题还直接牵涉到今人如何看待西周末年国家灭亡的真象。
　　 《秦本纪》记载：“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意思是秦人的部族首领秦襄公将妹妹嫁给了丰王。丰王何许人也？此前大多认为丰王是某位戎王，有人甚至将此段记载翻译为秦襄公将妹妹嫁给了“戎丰王”。但这种解释遭到了学者的致疑。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晁福林教授认为，此丰王乃周幽王与褒撕所生之子：伯服。
　　 周平王被周幽王废除之后，逃奔至姑舅家申侯那里，随即招来周幽王兴兵讨伐。周幽王何以要讨伐儿子，原因不外乎儿子串通申侯及西戎，有谋反预照。但晁先生指出，周平王有可能在当时已经称王，而且称“天王”，与父亲周幽王分庭抗礼，这才遭至父王必欲杀之而后快。晁先生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乃是他基于对周幽王当时早已立伯服为王的判断。理由有三，其一乃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意为伯服被立为王已多年，诸侯才将其废除，立周平王即位；其二是《秦本纪》所言“以女缪嬴为丰王妻”之说；其三为《石鼓文．而师》一诗中叙述的内容。
　　 首先，汲冢材料中“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一句是一条重要史料。“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伯服称王当发生在在郦山之难前，且已“积年”，也就是多年，而且应该发生在周平王奔申之前。
　　　　《秦本纪》的丰王说，部分人将丰王译为戎丰王实为想当然之举，文献从无戎丰王一词。晁先生认为，秦与戎世代为仇，嫁女弟给戎王，断非襄公所能为。另外，在《秦本纪》中，“戎王”与“丰王”并见，丰王定非戎人之王。他说：“由携王之称例之，丰王之“丰”当和“携”一样，也是地名。”顾颉刚先生也在《史林杂识》中认为：“号曰丰者，当以居丰京之故。”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在周灭商之前曾一度是周文王的都城，地在今陕西长安丰水西岸，与周武王所建镐京一水之隔。西周金文中屡有周王和大臣在丰的记载。晁先生继续谈到：“西周后期，虽然镐京地位日隆，但丰京仍为周都的以一部分，其地位非寻常城邑可比。尽管幽王昏庸，但也不至于将跟镐京一望之遥的丰京拱手送给戎人，况且丰京有周王祖庙在焉，自当不会有戎族之王。若有‘丰王’，则必定是姬姓之王。由当时形势看，周幽王让伯服在丰称王，与镐京为掎角之势，以壮宗周声威，应当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证明伯服为丰为之说的可能性，晁先生还谈到了出土的周代“丰王斧”，所以晁先生基本认定《秦本纪》所说“丰王”当为褒似之子伯服。
　　 此外，推断丰王为伯服的另一个理由乃是先秦石刻：石鼓文。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在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当中,石鼓文属时间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石文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直径三尺余。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原以为是周成王或宣王时所刻，后经专家考证，断定其为秦人所刻。但其成作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有争议，有秦襄公、文公、德公、穆公、献公等多种说法。有相当一部分从学者经多角度考察，认为石鼓文为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后凯旋时的纪功之作。然而石鼓文不记杀伐献俘之事，所述皆升平景象，凯旋纪功之作一说似有不妥。有学者认为此文所记乃秦文公大狩习兵之事，但其所记之事单以“大狩习兵”概括也远不足。或谓石鼓文为秦德公修建鄜畤时所作，但也与石鼓文的大部分内容不合。
　　 晁先生考察认为，石鼓文当为秦襄公嫁缪嬴于丰王时的叙事志庆之作。从石鼓文总共十首诗词所言之事来看，晁先生的说法较为恰当。最关键的是，其中《而师》一诗有“天子□来，嗣王[始]□”之句。“天子”与“嗣王”并见，这一情况极为罕见。过去学者大多认为此二者为一人，即某位周王。但这种说法是很难说通的。嗣为继承之义，“嗣王”即继承之王。对于周王的称谓，从来只有“王”、“天子”，周平王称“天王”，故东周之后文献又有“天王”一称，从无一例“天子”与“嗣王”并称者。若说嗣王乃太子，也不合情理。太子是明人之君，今日依然为臣，故历代之称已确定的王位继承人为“储君”、“太子”、“嗣君”，从未有以“王”相称的情况出现。少有论者发觉“天子”与“嗣王”并为一人之说的破绽，猜测嗣王乃秦王。这种说法也很难另日信服。从全文内容看，作者对周天子十分恭谨的，并无不臣之意，在“天子”面前僭号为王，实在难以致信。所以，由《石鼓文．而师》一诗来看，当时的情况是周天子尚在，同时又有“嗣王”，有利支持了晁先生有关周幽王生前便立伯服为王的观点。“丰王”极有可能就是此“嗣王”，即伯服。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实在是太另人震惊了。在周代宗法制度下，王位继承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周幽王竟然在自己健在之时就封自己的儿子为王，自己造了一个二王并立，实在另人匪夷所思。周幽王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而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呢？
　　　　首先一个疑问，伯服与周平王兄弟俩，究竟谁为嫡长？《史记·周本纪》云“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爱之，生子伯服。”此说遭到相当一部分学者致疑。理由是《周本纪》所记褒姒之事全依据《国语·郑语》，然《郑语》记载此事时从未提及具体年份，《周本纪》将幽王娶褒姒列在幽王三年，不知有何依据，是否乃想当然？关于褒姒身世，《郑语》倒是做了一番神话色彩浓厚的描写，谈到周厉王末年王府童妾“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以此记载，褒姒出生于周宣王初年。宣王在位46年，假若依《周本纪》所记幽王三年才娶褒姒，是时褒姒多大？即使不是人老珠黄，至少也是徐娘半，怎难得到周幽王的欢心？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尚未即位还在做太子时的周幽王已娶褒姒并生于伯服。另据周平王发动郦山之后在东周初年在位51年一事来看，周幽王在位时周平王应当少弱。以周幽王其父宣王、其祖厉王的在位时间来看，周平王很难是周幽王的长子。褒姒之子“伯服”以“伯”相称，伯、仲、叔、季的命名方式在周人的命名习惯中是非常严格的，几乎没有次子或幼子被命名为“伯”的例外出现。伯服应为长子。
　　 当然，虽然伯服的长子身份可能性较大，但长子未必就是嫡子。伯服、平王，二人孰为嫡子，这一问题倒不易确认。众所周知，周平王之母乃申后，出自申国。到目前为止，此“申”具体是指哪一国家，反倒成了一个问题。此事晁先生也曾重点提及。晁先生认为，此申乃西申，当在西方，而非今河南河南之申国。其理由如下：
　　 一、《逸周书·王会解》记周初成周之会，“西申”以凤鸟为贡，并与西北诸国并列。
　　 二、《国语·周语》谓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古本《纪年》谓是年宣王“征申戎”。二者对应，申戎即姜戎，有可能就是申国。
　　 三、《诗经·崧高》云，申伯在周宣王时被迁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宣王为其送行，“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即今陕西眉县，位于宗周以西。申伯之国当在郿，或郿以西。
　　 四、近年在河南南阳出土了载有“南申伯”称谓的春秋早期彝器，证明南阳一带是此申国在当时就被称为“南申”。既然如此，当时有可能存在于南申有别的另一“申”。
　　 五、《史记．秦本纪》中申侯对追溯殷周之际本族历史时的自述，提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正义》云：“申侯之先，娶于骊山。”申侯的祖先娶于骊山，所生之女嫁于秦祖戎胥轩。殷周之际的申为蕞尔小邦，娶于骊山之事表明其族所居必距骊山不远。（这一条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殷商之际西处周原的周人能与东方民族通好的状况来看，申与西方民族联姻不能说明问题）
　　 按晁先生的观点，“申”一词在西周时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意，一为周初所封申国，也就是与齐国同出自太姜的姜姓封国，地处今河南南阳，即南申；另一申乃宗周西方姜戎之国，即西申，二申皆姓姜，可能系出同源。其实这一观点也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有学者提出过，但目前的问题是，历史上到底有几个申国，其相互关系和沿革过程具体如何？比如早在周宣王迁申伯于谢之前，实际已有申侯、申伯之分。个人认为，郦山之难时申侯曾与缯等国合谋，次申侯虽被人怀疑为西申侯，但缯国为东方河南南阳一带封国的事实却无疑问，可见与申侯合谋攻杀幽王的诸侯中大有东方国家存在，故晁先生认为此申侯为西申侯的观点似有疑问。但无论此申是南申或西申，它们与西方戎人关系紧密当无疑义，况且无论南申、西申都与姜戎有直接渊源。所以，周平王争立和郦山之难的成因，应该与西周末年王朝对西戎的总体外交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周宣王中兴的失败与西戎有直接关系，周宣王与申姜之戎千亩之战的失败则是中兴结束的关键性标志，可见在西周末年，统治者任何处理与戎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与西戎渊源颇深的申国，必将对王朝未来的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周宣王曾将申伯之国从西方迁于谢，这是一箭双雕之举，即可免除申戎在宗周以西的威胁，又加强了周王朝对南方的经营，所以宣王才厚赐申伯并亲赴郿地为其饯行。申被分在西、南两地之后，不等于两者之间从此断绝关系，更不等于南申对西方大事从此失去影响力。周宣王曾战败于申戎之手，对申戎只好采取打击、安抚、分化、同化等多种方式并用的政策，不再冒然使用单纯武力手段。而他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周幽王姬宫湦娶申女，极有可能也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如果事情是这样，当时还只是太子的周幽王娶申女一事极有可能发生在宣王迁申、或败于申之后，也就是周宣王对申的安抚政策展开之后。若是这样，周平王姬宜臼当然是在周幽王早已娶妻生子之后才出生的，当然不是长子。但是，他却极有可能是嫡子。原因也不难理解，既然周宣王展开了安抚申戎的外交攻势，那么他在为自己的太子娶回申女时当然也有可能立她为太子妃，让申女的儿子做王朝下下代的继承人，这样当然是皆大欢喜。这一点，与对周平王年岁的估计也比较吻合。周平王在东周初年共在位51年，千亩之战发生在周平王元年的19年前，周平王东迁时大约是一不到20岁的少年，去世时已近七十高龄。
　　　　对于娶新妻、改嫡庶一事，周宣王和申侯都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可周幽王却不高兴。等到父亲宣王死后，幽王极有可能做了废嫡立长的事。也就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宣王给他定的嫡子、其实本不该是嫡子的那位后来的周平王给废了，把他老妈申后也废了，把长子、也可能原来就是嫡子的伯服重新推上了嗣位，而且还旧情不忘，恢复了旧妻褒姒的正妻地位。随后又紧接着转变外交政策，对父亲隐忍的申国、或申戎、以及其他戎人部族发起了新的军事攻势。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周宣王经千亩大战失败以后，基本没有对西戎发动军事进攻，直到十来年后，也就是周幽王四年，即位的周幽王才再次兵指西戎。《周本纪》云：“（幽王）三年，幽王嬖爱襃姒。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後幽王得襃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可见幽王废申后和宜臼发生周幽王三年，此事被人误作周幽王当年才遇见保姒。为了表示意志的坚决，以及再度抗戎的决心，也为了把事情做成既定事实，同时为了壮大声威，也可能是出于某些我等还不曾想到的原因，幽王对伯服地位的重新确立不仅仅是将他立为太子，而是直接立为嗣王，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丰王，然后挥兵指戎！
　　　　《竹书纪年》载：“（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六年，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西戎灭盖。”三年废宜臼、立伯服为王，四年便发起对戎人的军事打击，但结果却遭失败。被废的宜臼当时的年纪按此前推算，大约十岁，五年后稍微成熟一些，出奔到舅舅家，舅舅申侯对周幽王外交政策的突变以及对自己外甥的作为十分不满，立刻联络“老相识”的犬戎，准备一起攻周，替外甥夺回王位，同时也为自己谋一条出路。而宜臼后来号称“天王”，这一新名词的真意似乎也能得到解答了。晁先生指出：“天”、“大”、“太”由于渊源相同而常混用无别，“天王”亦即大王，义谓太子为王。宜臼此称的本意是表示其为太子的特殊地位，是要说明他是周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天王”的称号表明了宜臼与伯服称王而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所以，周平王在若干个诸侯国的支持下号称“天王”，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周幽王和丰王伯服都健在时，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欲与某人势不两立的名号。此事发生时间当在周幽王八年，宜臼出奔申之后。
　　　　在周代宗法制度下，王位继承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宜臼于父王在世时就逆父命而另立门户，号称“天王”，实在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宜臼堂而皇之地称王，与其父幽王唱了四年之久的对台戏，这不仅为申侯、许文公所促成，而且以遵守周礼著称的鲁国诸侯鲁孝公也一度稀里糊涂的跑来支持过，看来宜臼的行为在一段时期内还博得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的广泛同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不是《史记》所写的“烽火戏诸侯”，此为小说家之言，极其扯淡。任用善谈而好利的虢石父、嬖爱褒姒、立伯服而废太子等理由也都不充足，因为在当时宗法封建等级制度下，王的过错完全可以为臣下所谏诤，但王的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太子的废立，那是王的权力。这些表面上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当时的社会誉论站在周平王这一边的宜臼的真正理由。其真正理由应当是幽王做了超乎常规的事情而授入以柄，也就是周幽王首先做了极大破坏典章制度，同时也是常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事，那就是在生前就立褒姒之子伯服为王，搞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一朝二王”。不甘心失败的宜臼干脆混水摸鱼，在部分诸侯国的支持下在立为“天王”。这样又出现了三王并立局面，也就是幽王、丰王、平王并立。郦山之难后，幽、丰二王被杀，周幽王另一子王子余臣又在西方虢公的支持下被立为携王，又是二王并立。如此种种，实在千古未闻。
　　　　周幽王的惊人之举使得贵族群体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有的选择追随周幽王和丰王；有的选择力挺周宣王时就已经被立为下下代继承人的“天王”，也就是周平王；更多人陷入到了极大的苦闷和访惶之中，这一点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有体现。而身处与西戎作战最前沿的秦人，他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史料明示，周幽王重启伐戎之战始于秦人西征，即《竹书纪年》写到的：“四年，秦人伐西戎。”幽王伐戎的第一枪是由秦人打响的，时在周幽王四年。秦襄公元年，即公元前777年，也就是周幽王五年，秦襄公把妹妹嫁给了丰王。秦作为周室之下一附庸小邦，连诸侯国的资格都没有，能嫁女为周室之王，这当然是自诩为荣之事，所以作大型刻石文字《石鼓文》以为纪念，这是合乎情理的。
　　 秦襄公是秦国发展的奠基者，为了本族的发展壮大和未来的前途，他可以做任何事。而周幽王也需要笼络秦人做他再战西戎的马前足，尤其是在许多贵族已经因为丰王问题与他离心离德的时候。秦襄公嫁妹于丰王，说明他与周幽王的关系十分融洽，此举增强了秦在周王朝中的影响。但在幽王与伯服被杀之后，他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拥戴天王，或者拥戴携王。秦襄公是十分乖觉，他不想与拥有大批支持者的“天王”敌对，因为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弄不好还会成为周幽王和丰王伯服的殉葬品。《史记·秦本纪》所述襄公救周一事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率兵助周平王一事则无疑问。由支持幽王和伯服转为支持平王，秦襄公是很有政治眼光，他不但没有在宗周被破的同时被一同毁灭，反而顺顺当当的从周平王哪里得到了诸侯之位，又在东周集团的支持下率兵西征，开拓疆土，这对秦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结果。至于什么对错、什么正统、什么公理正义，谁爱管谁管，谁管地了谁管，秦人所要的只是本族的崛起。
　　 秦襄公助平王东迁之后，周平王除了封他为诸侯以外，还对襄公有这样的命辞：“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岐、丰之地为周王室的祖业、根基，他之所以拱手赏赐于秦，是因为岐、丰之地这时并不在平王手里。他让秦去攻取，颇有些宁予家奴、勿厚敌邦之意。周平王乐得做顺水人情，以空头支票笼络正在崛起的秦国。秦襄公乐得受到正式册封，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八百里秦川开拓疆土。周秦双方各得其所，可谓皆大欢喜。事实上，此一委命的背后恐怕还另有深意。
　　 从公元前771年幽王、伯服被杀，到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为止，这二十余年间，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大体上，此二十年间，秦人逐渐东进（秦人伐戎大体是从西往东），关中西部地取渐为秦所控制；中部以岐、丰为中心的地区起先为携王占有，后为戎狄盘据；其东部为平王管辖。《汉书·地理志》记载，当年秦襄公送平王东迁，也只送到歧山为止，因为秦人不想从携王控制的丰、镐之地直接通过，周平王一行只能向南绕道终南山，这一点《诗经·终南》也有明确反映。也就是说，当时于周平王并立的携王政权实际上处在东周和秦之间。巧合的是，晋文侯西进关中杀死携王，这一年恰好也是公元前750年的事，正是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之时。看来秦人的“伐戎”，伐地极不简单，此谓伐戎很有可能是周平王集团从东西两向围剿携王的一部分。而秦文公“遂收周馀民”，收的到底是哪里的余民，应该没有疑问了吧？
　　秦文公兵进至歧山时，东周集团还很强大，尤其是北方晋国的势力犹为突出。面对强大的东周集团和强大的晋文侯姬仇，秦人只能进至歧山，然后“岐以东献之周”。但是多年以后，天下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周集团破裂了、强大的晋国内战了、郑庄公争霸中原了。秦，他的心中也怀有远大理想，他并不甘心永远当东周王室下区区西陲守臣。在晋国内战和中原混战的六、七十年时间里，秦国在西方悄然崛起，日渐强盛，当历史进入齐桓公争霸中原世界的时候，一个新的战略目标自然而然出现在了秦人的脑海之中。这一全新的战略目的就是：入主中原！
　　
　　

　　12 志在东方
　　
　　 秦以武力兴国，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秦本出自东夷，但却长期偏处西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游牧文化的传统。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它所在的地理位置要求这个民族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否则就难以生存。林剑鸣《秦史稿》估测，秦在非子时大约有两、三万人口，十分弱小，恶劣的生存环境同样造就了秦人膘悍善战的民族个性。在西周末年极其复杂的政治大环境下，秦人因自己的善战而成为周王抗击西方游牧部落的坚实屏障，得为周之附庸，步入了政治舞台。在此过程中,西戎是秦人崛起的重要外因。但在秦国的历史上,与秦的强弱兴衰有着直接联系的，除了戎以外，还有另一股不可乎视的力量，它就是晋国。
　　 东周初年，秦襄公助平王东迁“有功”，从周平王那里获得了诸侯的名号，苦苦等待了近三百年时间的秦人终于迎来了建立属于自己国家的一天，这是无疑是秦嬴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不过秦人并没有太多时间去为建立国家而欢欣鹊越，他们从周平王那里获得的只不过是一张名片、一张身份证。就如同十八岁的少女接受的成人礼一样，不过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乱世之秋，秦人能否在戎狄之地生存下去，能否发展壮大，能否拥有光明的前途，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一切都得靠秦人自己。在东周初年的混乱局面下，尤其是在最混乱的西方，刚刚位列诸侯的秦襄公了望四周，他的周围尽是嗜血成性的戎族部落，东边不远处是依然盘踞于丰镐之地的携王政权，自己曾经支持过的周平王却跑到了更东方的洛邑。秦人应该从何处前行呢？
　　 秦襄公的选择很明确，那就是继续支持东周平王集团，与它结成联盟。迁居东都的周平王即需要打压东方诸侯，又需要应对自己背后的犬戎和携王，所以他有意继续得到秦人的支持，以便从东西两向围攻丰镐之地的携王。周平王授命于秦襄公：“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开出一张空头支票，许下了战后将丰镐之地赐予秦人的诺言，以鼓励秦襄公协助自己。秦襄公是一个副有政治远见的人，他当然会作出最明智的抉择：与东周集团共讨携王，秦人也由此走上了东进之路。从平王东迁起，至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去世为止，秦军兵锋一度进抵岐山。秦襄公死后，其子秦文公继续向东推进，至公元前750年，携王被晋文侯姬仇所杀，《秦本纪》记载当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看来秦文公与晋文侯在当年一同发起了对携王政权的最后一击，将其彻底清除。秦文公在事后得到了实惠，地盘推进至岐山，关中西部地区全部纳入版图，还得到了大批宗周余民，国力更加强大。
　　 不过到时此为止，读者有必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秦文公参与了此次对携王政权的总攻之后，秦国并没有按周平王先前与秦襄公达成的协议那样“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而是“岐以东献之周”。丰镐之地并没有按约交到秦人手中，而是献于东周所有。其实事后东周也没有得到这块地盘，盘踞此地的是戎人，因为东周并没有抵御戎人的能力和空闲。但《秦本纪》这句“岐以东献之周”也明显有问题，这意味着周平王连开出的那一张空头支票都没有屡行。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秦人的慷慨大方，还是东周毁约背信？
　　 以东周集团各成员国的实力而言，周平王方面对丰镐之地只怕已经没有多少领土要求了。以东周初年此集团的总体实力而言，的确堪称强盛，但周平王本人的实力却不敢高估。当时的周平王还面临着巩固自身地位和压服东方诸侯等多项使命，很难想象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还会主动与秦国翻脸。故献地于周一事恐怕不是周平王一家所能决定地了的。在丰镐之地周围，最有可能有意夺取此地的、并且是最有实力夺取此地的，当数晋文侯姬仇。秦人有可能在接收丰镐之地时遭到了晋国的阻挠，事实上也是晋国的军队率先上了攻入此地灭掉了携王。周平王的空头支票最多只能在周、秦两方之间产生效力，与晋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拿它当回事。对于晋文侯来说，他拥有北方第一的雄厚实力，是东周平王集团中最强大的一股，自己到手的肥肉当然不会因为别人订的一纸与自己无关的条约拱手让人。秦国方面看到强晋已有此态度，且又先于自己灭掉携王，自然不敢再争，只能忍痛隔爱，以“献之周”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做出让步，将国界推进至歧山便止步，这样既不必与强晋为敌，又能保留一丝体面。
　　 如果事情照上述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秦国的发展恐怕只能到此为止了。晋文侯灭携王，说明晋国的势力在当时曾经一度深入关中腹地，若再假以时日，晋国很有可能在东周初年就发展成为一雄踞晋、陕两省的西北超级大国。而秦国也会被它永远封堵在歧山以西，永无发展壮大的机会，弄不好哪天晋国一高兴还会把它灭了，中国后来的历史只怕也要变地面目全非了。但事情的转机往往就在旦夕之间，秦国的命运也并非如晋文侯所想的那样。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携王，四年后去世，逝后七年晋国就发生了成师弑昭侯事件，紧接着就爆发内战，而且一打就是六十年。这，给了忍痛隔爱的秦国一个咸鱼翻身的绝好机会。
　　 秦国立国时间较晚，在西周三百年间始终未受封建国，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不算强大，所以没有能力与强大的晋国一争长短。晋文侯灭携王，说明晋国曾一度深入丰镐之地作战，其西进之志明显显露。但我们也同样可以确认，晋国的军队所到之处不能直接等同于晋国版图所及。晋国在事后没来得急在残破的丰镐旧地建立起自己的行政体系，这块地盘只能算作晋的势力范围，不能看成晋国的国土。正因为上述秦、晋两国各不相同的原因，当晋国陷入长期内战的泥潭之后，真正占有丰镐之地的即不是秦，也不是晋，而是那些逐水草而居、飘乎不定的戎人。秦国想在晋国内乱之后完成此前的未尽之业，挡在它面前的就是这些膘悍善战的游牧部落，秦人的伐戎之战此时才真正开始。
　　 秦文公之后，又经宁公、武公数代，秦国军民伐戎之战节节胜利，歧丰之地皆纳其下，又先后灭荡社戎，击败邽、冀两戎部，征彭戏戎，兵临华山，收复杜、郑（郑国旧地，今陕西华县）之地，灭小虢（曾扶持携王的虢公之国），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东端。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秦迁都城至雍（今陕西凤翔东南)。至此，秦人经东周初年近百年的艰辛创业，已占有关中平原大部分领土，实现崛起，成为西方新兴强国。
　　 秦德公迁都于雍这年是公元前677年，此前不久晋国也已结束内战、实现统一。一年后，即位仅两年，时年只有三十五岁的秦德公猝死，长子秦宣公即位。宣公四年（公元前671年），秦军与刚刚统一不久、与自己同样处在高速扩张状态中的晋国发生边境冲突：“四年……与晋战河阳，胜之。”（《秦本纪》）这是史书中秦晋两国的第一次明确交火记录。秦宣公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宣公英年早逝，其弟秦成公即位。成公在位四年又暴亡，少弟嬴任好即位。嬴任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戎霸主：秦穆公。
　　 秦穆公嬴任好是春秋时代秦国的著名君主，稍有历史常识的朋友无人不知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秦穆公即位时，天下格局大体如下：齐桓公霸业已成，东方诸侯多归附；南方楚国快速崛起，汉阳诸姬尽食之，并积极图谋北上；晋国实现统一，正在高速扩张，崛起之势明显；而秦国自己也已是小有一方的西方强邦，积累了一定实力资本，不再是当年那个替周人养马的边陲附庸了。对于当时版图已达陕西东端的秦国来说，东方大地已近在咫尺；对于已稳坐关中小霸交椅的秦穆公而言，他也不满足局促于关中一隅。年轻的嬴任好刚刚从父兄手中接过国君的大印，锐意进取之心就驱使着他做出了秦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东进中原的战略性试探：“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秦本纪》）
　　 茅津，又名陕津，或曰大阳津，乃今山西平陆县西南的黄河渡口。此地乃是关中通往关外的必经要地。秦穆公元年亲征茅津戎，企图控制该地，明显是想打通出关通道，是为东进中原做出的战略试探。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当时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这块特殊的三角地带略作说明，已便读者进一步理解。
　　 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总体战略格局中晋国依然为最强，虽然它经历了六十年内战之苦，但西周三百年的经营和统一后晋献公高速的开疆扩土使其依然拥有此地区第一强国的实力。秦国虽然在此百年间快速崛起，但基础薄弱，而且其扩张的西方之地在两周交替时破坏太大，所以依然屈居于晋国之下，只能算做第二。除秦、晋两强之外，此地还有第三个具有特殊地位、或者说拥有特殊价值的国家：虢。
　　 我曾经在《箭射天子》一节中介绍过周时五虢的情况，本节所说的虢是指西虢东迁后产生的南虢、北虢。《箭射天子》一节中谈到，西虢本是周文王弟弟的封国，原本在今陕西省宝鸡县，西周末年东迁。东迁后一国两地，分为南、北二虢。北虢下阳位于山西平陆县东北，西虢上阳位于今河南三门峡，二虢隔黄河而望，扼守着陕西自黄河而下的渡口和陕、豫之间的桃林、崤函要碍。由于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之间为山峦所阻，关中势力欲图东进中原唯有两种选择：一为南路，即通过崤函、桃林一带的山谷要碍，此地即后来函谷关所在之地；或从北路，先渡黄河（渡茅津）进入山西省南境，而后折道向南再渡一次黄河进入河南省境。但无论南路、北路，都必须经过南北二虢，以及虢国北侧的邻国：虞。另一方面，盘踞于山西中南部的晋国若要南下中原同样也需要途经虞、虢之地。这样一来，位于晋、陕、豫之间三角地带的虞、虢二国自然就成了秦国和晋国这两只豺狼眼中的肥肉，谁都想将它一口吞下、据为己有。秦穆公初一即位就兵指茅津戎，显然是在争夺北路黄河渡口。但当时该地北有虞国，南有二虢，秦穆公短时间还无法长期占有此地，稍作试探之后就撤回了。
　　 秦穆公伐茅津戎这一年是公元前659年，也是晋献公九年。同样处在高速崛起状态中的晋国对这块战略要地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秦国，晋献公同样深知此地的重要价值，所以在秦国攻茅津后次年也加快了对该地的争夺。公元前658年，晋献公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借途灭虢之战”。
　　 为了以最快速度抢在秦穆公之前拿下茅津渡口及崤函、桃林等地的控制权，晋国将视线越过自己南部的邻国：虞，采取远攻近交，将与自己并不接壤的二虢列为首先打击目标。以前谈到过，晋献公曾在国内对群公子搞过一次大清洗，公子中少部分幸存者曾逃往虢国，并得到虢国的庇护和帮助。晋献公就以此为理由向虢国发难，并用贿赂手段示好邻国虞公，请他允许晋军经虞国国土南下攻虢。晋献公用“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也就是垂棘所产的玉和四匹屈马赠送给虞公，以示通好，并作为借道的过境费。虞公贪图财物，又有心讨好强大的邻居，不顾国内大臣的劝阻，同意晋军越境攻虢的请求。晋军得以顺利通过虞国领土，攻克了黄河北岸的北虢下阳。如此，秦国企图夺占二虢、打开东进通道的计划未待展开便已失败一半。
　　 对于秦国和晋国这对素有“秦晋之好”美誉的紧邻而言，其双边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从双方各自利益出发，两国处于同一战略区域，此消彼张之态明显；双方又有争夺战略通道这一根本利害冲突，关系自然不甚融洽。但对于同时处在崛起阶段的秦、晋两强而言，二者在对方面前却都表现的极为谨慎和冷静，都尽可能避免在自己尚未达到最强盛状态之前发生秦晋大战。晋献公攻取北虢上阳之后，已经占有了此战略要地一半的控制权，这本应使秦穆公感到忧虑。但事后，秦国方面只是暗自等待机会，没有做出如何过份反映，而且还向晋献公提亲，欲娶太子申生的姐姐秦赢（或称穆姬）为夫人，晋献公也表示同意。
　　 一边争着，一边联姻，这就是政治。政治从来都是这么无厘头，或者说政治永远都是看起来如此无厘头。但不管两国如何谨慎小心的处理双边关系，根本的利益冲突是不可改变的，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秦穆公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把它弄回来。好在南虢上阳还没落在晋国手里，秦穆公尚有机会。更有意思的是，晋献公攻克北虢没多久，晋国自己却乱起来了。
　　 公元前655年，也就是晋灭北虢三年之后，晋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随即又发生重耳、夷吾两公自踞城叛乱，晋献公立即发兵攻打两位公子所居之蒲城和二屈。这对秦穆公而言自然是天赐良机。趁晋献公无暇他顾，秦国的军队立刻出发，目标直指桃林、崤函，欲一举夺回此地。但很显然，秦穆公此次行动同样遭到失败。《秦本纪》载：“秋，缪公自将伐晋，战於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黄河转弯地区)。”晋献公一手发兵平乱，一手发兵阻击秦军，同时又亲自率军南下，发起了第二次灭虢之战。
　　 在此之前，晋献公曾以通过示好虞公的方式成功借道伐灭北国，这一次他又故伎重演，再次向虞国借道攻虢。晋献公在内有祸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第二次向虞国提出借道请求，这本就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晋献公在此刻显露出对虢国强烈占有欲更刺激了虞国大臣们敏感的神经。虞大夫宫之奇以“唇亡齿寒”作比，竭力劝阻虞公万万不可再借道予晋。只可惜虞公不听，依然答应了晋国清求。晋献公再次成功经虞南下，渡黄河攻伐南虢，很快将其灭亡，回师途中又乘虞国无备突袭虞国，将虞国一道兼并。此即为借途灭虢之战。
　　 晋献公在晋国国内重耳、夷吾两公子之乱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况下便迫不及待发动了这场战争，一举兼并虢、虞两国，完全控制了茅津渡口及崤函、桃林之地，抢先一步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这对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乃至于对日后整个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前人们每每谈及此事，大多只是讥讽一下虞公的贪财好利和昏惫无能，要不就是感慨一下“唇亡齿寒”的典故，事实上此战的真正意义远不只此。晋国此前早已大力向黄河西岸，也就是关中东部地区发展，已占有河西大片土地，在秦国头顶上建立了一大块前沿阵地，如今又抢先一步占领茅津、崤函、桃林这一战略险要，彻底扼制住了秦国东进的咽喉，从此将秦国的势力范围封堵在关中地区，使得此后数百年间，秦国历代国君都无法向东前进一步。人们将秦穆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实际秦穆公的霸主之名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几位霸主有明显区别。那就是齐、晋、楚三国的霸主之名均是中原霸主，是全局性、国际性的霸主，而秦穆公却只是西戎霸主，他的称霸范围仅仅局限在关中西戎之地，因为秦国根本没有打开东进通道。二十多年后，秦穆公也曾进行了一次东进尝试，但结果却也以惨败告终。秦国再次夺回崤函之地的时间远在330年后的战国中期，也就是公元前325年。秦穆公是秦国名义上第十任、实际上第九任国君（秦国历史上曾有一位秦竫公本为秦文公太子，未得即位便夭折，死后依然得到了国君之谥，所以秦穆公实际是秦国第九任君主），当秦国330年后重新夺回崤函、桃林的控制权时，秦国当时的君主已是第二十七君：秦惠王。这就是说，从秦穆公开始，秦人足足等待了十八世才盼来了梦寐以求的东进大道。那时，昔日的强敌晋国也早已不存在了，秦国是从晋国三分后的魏国手中夺来了函谷要塞。在这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无论历代秦君如何努力，秦国的壮大严重受限，发展相当迟缓，一直不过是局促一隅的一方小霸，没能再建立更大的功业，这一切的直接起因就在于秦穆公在争夺出关口的斗争中输给晋献公所致。若不是后来晋国的分裂，还真不知会否有秦灭六国那一目的出现。
　　 对于晋国，虢、虞两国的得手使之将版图从山西中南部一直南下延伸至河南省境，已与成周接近，完全打通了进军中原的战略通道，而且还将秦国这一潜在对手封堵于关中之地，另其永远偏处西戎，自己稳坐西北地区第一强国的宝座，可谓一举多得。这为日后晋国的强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我一直认为，无论晋献公在嗣立问题上犯有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但作为一名战略家，他是完全够格的，而且非常出色。
　　 对于秦穆公，我想当他的军队被晋军阻击在河曲、寸步难行的时候，当他得知晋献公三线出击吞并虢、虞两国时，他是心中一定是沮丧的。与晋献公一样，秦穆公也具备成熟完整的战略思想，他非常清楚当下的情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秦国极有可能在他即位仅仅五年的时侯就已被定格在此，国家和民族也许已经失去未来。秦穆公一定是痛苦的，换作是你我也会与他一样痛苦。但秦穆公身为一国之君，肩上扛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担，所以他不能就此灰心丧气，他必须振作起来想尽一切办法搬回这一局。
　　 晋与秦战于河曲，这是发生在双方之间一件极不愉快的事。但是事后，两国都讳而不言，史书中也未对此事多费笔墨。既然已成事实，秦穆公只能另作打算，不必再起无意义的争端。晋献公老谋深算，在争夺中大获全胜，但国内乱局初平，也不想与秦国撕破脸。所以事后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暗中继续较劲。晋献公还在随后把已许给秦穆公的女儿按约嫁了过去，双方关系平稳如故。但这种一如往常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事情很快又有了新的变化。
　　 公元前655年，晋骊姬作乱，太子申生死于新城，重耳、夷吾出奔，同年晋灭虢、虞。四年后，晋献公死，立骊姬之子奚齐为新君。晋大夫里克等作乱，杀奚齐。荀息又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亦死。随后，晋国国内大夫分裂为两派，支持公子重耳的里克、丕郑等人派出亲信前往狄国，欲迎重耳回国即位；支持公子夷吾的吕甥、欲芮等人也派出亲信前往梁国请夷吾回国，由此展开夺位之争。郁郁寡欢的秦穆公突然眼前一亮，他的机会又来了。
　　 重耳和夷吾二人均为晋献公庶子，都因涉嫌太子申生一案而被迫出逃，其中夷吾逃奔到了秦晋两国之间的梁国。梁国，嬴姓国，都城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南，与山西省之晋国隔黄河相望。《通志·氏族略》记载：“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西周末年的郦山之难，秦人有功于周平王，周平王除赐封秦襄公列为诸侯外，同时还封秦仲少子，也就是秦襄公的叔父嬴康于梁，为梁伯，建梁国。粱国身处秦、晋之间，作为两强夹缝中生存的小国，梁的政治立场始终摇摆不定，起先秦国伐戎节节胜利，梁西向朝秦；后晋国统一，梁又亲晋；秦晋搏弈，梁国又左右逢源，两不得罪。夷吾避难于秦晋之间的梁国，正是看中了梁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它与秦国的特殊关系，目的就是便于自己在有需要时借助秦国这一外力。当晋国再次发生内乱之后，夷吾立刻想到向秦国寻求帮助，希望秦穆公能助他回国争位。而且夷吾肯定，只要他以一物相许，秦穆公必定答应他的请求。
　　 那么，晋公子夷吾会用什么东西来作说动秦穆公助他回国争位的交换条件呢？秦穆公是否会被夷吾打动、是否会答应他的请求？而秦人心中那曾如火焰一般跳跃的东进自强之志还能有机会实现吗？
　　
　　

　　13 以赂得国
　　
　　 公元前651年，晋国一代英主晋献公姬诡诸逝世，随后发生一连串政治巨变。中大夫里克等人聚众而乱，先杀幼君奚齐，再杀幼君卓子，最后逼杀辅政大臣荀息，晋国陷入无君局面。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公子夷吾获息国内发生政变，均有意回国争位。与此同时，东齐、西秦两大强国又对晋国虎视耽耽，都有意趁晋国内乱这一大好时机图谋干涉晋国内政，以达到控制晋国的目的。昔日的西北雄强居然沦落为齐桓公、秦穆公这两头虎狼眼中待宰的羔羊，谁能力挽狂谰？晋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晋国这次内乱的发动者是以里克、邳郑为首的卿大夫。他们发动政变，连杀两位小国君，又逼杀晋献公的托孤重臣荀息，完事之后就派人前往狄国，打算请自己看中的公子重耳回国即位。另一方面。身在梁国的公子夷吾也接到了国内支持者的通报。以吕甥、郤称为代表的一部分卿大夫一致推公子夷吾继承君位。这样，晋国内部在立谁为新君的问题上分裂成了完全对立的两大派系，一派是以里克、邳郑为首的“重耳派”，一派是以吕甥、郤称为代表的“夷吾派”，两大派别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晋国内政继续混乱。
　　 在外，晋献公在世时与齐、秦两强的关系不甚融洽。甚至可以更直接认为，晋献公在世时，晋国实际上大大的得罪了齐国和秦国。秦、晋之间的矛盾直接起因就在于战略通道的争夺。晋献公生前对自己的女婿秦穆公丝毫不留情面，把女婿朝思暮想、比想他女儿还想的南北二虢一口吞下，这比夺妻之恨还让秦穆公仇恨。秦穆公一心一意要趁此良机把出关口夺回来，所以非要管管这晋国内政不可。至于齐晋关系，几个月前齐桓公定周襄王之位，然后又大会诸侯于葵丘，为的就是经略西北、拉晋献公入盟。晋献公得到齐桓公的邀请之后，却跟东周方面的反齐势力勾搭在一起，走到一半调头返回，狠狠的涮了自己的老丈人一把，导致葵丘大会失败。这笔仗，岳父大人可是一直记在心头，早就想找个机会整治整治这位好姑爷了。谁想晋献公刚从葵丘回来没几个月就死了，死后晋国又发生内乱，丈人、女婿都磨刀挥挥，打起了晋国的主意。老泰山齐桓公第一个出手，精兵强将悉数调集，大队人马远涉西北，以平息晋内乱为名攻入了晋国。
　　 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晋国即面临着内部公卿不和的困扰，又承受着他国武装入侵，形势如此发展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确立新君，稳定国内局势，不然就算国家不在两个公子支持者的对抗中被毁掉，也会被齐、秦两强宰割分食。这样，问题的关健就转移到了到底该立谁为君上来。
　　 据史书所示，晋献公生前共有九子，此前太子申生和奚齐、卓子三人已死，剩下六子当中，另外四人典籍中提及不多，估计都是些年龄不大、没有坚实后台的小儿子。剩下重耳和夷吾两人最有可能继承爵位。重耳和夷吾是同父异母兄弟，而且他们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都是晋国大夫狐突的女儿，一同嫁给晋献公。狐突有北方游牧民族狄族的血统，重耳和夷吾自然也有狄人血统。当年太子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也遭到晋献公的追杀。重耳驻守的蒲城被攻破，他带着一帮手下逃奔到了狄国。夷吾驻守的二屈破城时间较晚，二屈整整扛住了晋军一年的进攻，到了第二年才被攻下。手下人觉得兄弟两个如果在同一个地方避难，时间一久难免会起矛盾，所以夷吾没去母舅之国，而是西渡黄河投靠了梁国。
　　 在那个年头，兄弟俩争位有点类似总统大选，谁的支持者多，谁的票数多，往往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当年齐桓公抢赢公子纠不就是因为有国、高二子的支持吗？现在来帮晋国的两兄弟数数票子，看看谁的fans多。对比结果，重耳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因为他得到了当时国内位高权重的中大夫里克的支持。里克是晋献公生前三位亲信重臣之一，屡参大政，多次领军，为晋献公立下了汗马功劳。晋献公生前三位重臣除里克之外还有士蒍和荀息。士蒍此时已死，荀息在里克发动的政变中被逼自杀，三大臣已去其二，剩下的那一个当然就了不得了。里克原本与太子申生关系紧密，但在献公废申生的过程中却只求自保，对骊姬所作所为听之任之，实际有从犯之嫌。事后，他又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拉拢了前太子申生留下的旧属，外加邳郑等人，联合作乱，连杀二君。这样一个大权臣支持重耳，重耳的后台自然实力不凡。相比之下，支持夷吾的力量相对就要弱小一些。比选票，比fans，重耳略胜一筹。但事情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里克派人送信去狄国请重耳归国践位，居然遭到拒绝。重耳自动弃权，不愿回国
　　 当时里克派人去狄国向重耳表达了自己欲立他为君的意思，重耳自己很想答应，但遭到手下第一谋士狐偃的反对。狐偃，字子犯，或称哲犯，乃重耳、夷吾两公子的舅舅，故又称舅犯。重耳出逃时，狐偃随他一起来到狄国。在重耳的随从中，狐偃是最重要的一员，地位相当于首席大军师。接到里克的邀请之后，重耳自然要与舅舅商量。
　　 狐偃给了重耳这样一番回答：“丧乱有小大。大丧大乱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为大丧，谗在兄弟为大乱。今適当之，是故难。”意思是，丧乱有大小，大丧大乱时必须格外谨慎，千万不能行错踏错。现在你的君父死了，问题当然严重，你们兄弟俩又争的厉害，当然是大乱。你想在这一汤子浑水中捞一上把，恐怕很难成功。
　　 狐偃对眼下的乱局相当悲观，他认为晋国过内的局势将难以预料，回国践位困难重重，甚至充满危险。狐偃的考虑是很有必要的，当时晋国内部的卿大夫分歧严重，而且成对立两派的状况，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爆发新的流血事件。其次，如今卿大夫中势力最盛的是里克，提出接重耳回国的也是里克，可这个里克是个什么人啊？是一个连弑二君、逼杀献公托孤重臣、一手挑起内乱的强臣、权臣，他跑来邀请重耳绝不是出于对重耳的忠诚，而是想借推立新君来扩张自己权利。与这样一头虎狼打交道，岂不是与虎谋皮？到头来谁吃谁还不一定呢。里克能杀死两位幼主，一旦事态有变，难道就不能再废掉重耳吗？再次，眼下晋国的新君嗣立问题，实际上已不仅是晋国自己的事，也不是晋国自己就能决定是，此事也遭到国外势力的干涉。君位谁属，不但受到晋内部各政治派别斗争的影响，而且必然为大国政治所左右。重耳有能力摆平国内的反对派吗？有能力压服里克这个大强臣吗？有能力抵抗齐、秦两强的干涉吗？如果没有，回去干什么？连自己的生死命运都得不到保证，还提什么践位？
　　 出于对国内各大派别的不信任，也包括对里克的不信任，同时出于对齐、秦两强行为的不可把握，重耳不敢回国即位，只好回绝来使，说“只有能亲近国人，并能得到邻国支持的人才能安定国家。如果老百姓都觉得好，邻国也愿意支持，大夫们一致认同，那重耳才敢回国即位。父亲在世时，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父亲去世我也没有机会前去送终，父亲死了我更没能为父亲办丧事，还麻烦大夫们为我受累，我实在不好意思回去，只好冒昧的辞谢了。”
　　 面对眼前的混乱局面，重耳无所适从，完全弄不清当前的情势，对国内大夫和别国的意图心里没底，对可能再度发生的流血事件充满惶恐。由于畏惧心里做出放弃继承权的决定。这不是什么大仁大义，不是品德高尚，仅仅是出于自保心理，不愿承担风险。重耳弃权后，剩下最有机会继承爵位的人就剩下夷吾了。
　　 相比重耳拥有里克的支持，夷吾也有自己的优势。《国语》引夷吾的老师郤芮对夷吾的评价：“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不过所复，怒不及色，及其长也弗改。”意思是说，公子夷吾从小就不喜欢游戏，做事情很有分寸，从不过分，有怒气也从不显露于表面，这一特点到他长大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不好弄戏、怒不及色，说明夷吾打小就颇有思想，城府很深；而且不过所复，待人接物很有一套，所以“无怨于国，而众安之”，国人不论与他是亲是疏，但对他印象都很好，更别说有什么仇家了。
　　 重耳起先虽得到里克的支持，但里克并不是他的心腹死党，所以重耳的优势其实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反而有受人摆步的危险。相比之下，夷吾的支持者虽不及里克那么强大，但却都是自己的心腹死党，他们都甘为夷吾赴汤蹈火，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吕甥和郤称两人。政变一起，吕、郤二人马上开展积极的行动，一面联络身在梁国的少主，帮他出谋画策；一面积极在国内串联，进行斡旋，寻求支持。特别是吕甥，此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还主持了晋国新政改革，在晋国的发展史上贡献不凡。在夷吾争位的斗争中，吕甥居功至伟。
　　 里克杀死两个小君主、逼杀荀息之后，吕甥和郤称经过一番商量，作出了两项安排：第一，派人去梁国知会夷吾，而且重点要他一定要获取秦国的支持，借助外力增强自己的实力；其次，自己在国内游说，在大夫会议上提意请秦国帮助晋国确定新君人选。
　　 流亡在外的夷吾得到消息，也找来自己的老师郤芮商量。郤芮认为，当下的情势十分混乱，国内的大夫根本没有主心骨，已经乱作一团，但身缝乱世，危机与机遇并存，所以力主夷吾回国争位。郤芮为夷吾支了一招：“尽国以赂外内，无爱需以就入，既入而后图聚。”即用国家所有的财富来贿赂国内的反对派和外面的强国，以赢得他们的一致支持，事成之后再根据到时的情况另作打算。夷吾依计行事，暗中向原来支持重耳的里克、邳郑许诺，誓言事成之后以汾阳之田百万赐封于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赐封邳郑。反正自己还不是国君，一无所有，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换来反对派的支持又有何不可？对内许赂立刻见效，里克和邳郑马上转而支持夷吾。
　　 同时，吕甥和郤称又在国内运作，他们以国人意见不一、行不成一致决定为理由，提出请秦国帮助晋国定立新君。晋国的大夫们吵个面红耳赤也吵不出所以然来，已是一筹莫展；二为最有利的竞争者中又有一人已经自动弃权，僵持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原来支持重耳的里克一党也已一改初衷；由秦国决定君位谁属也能够避免秦国再在晋国无君的情况下对晋国不利，所以大家都同意吕甥他们的意见。事不宜迟，大家都担心日久生变，于是立刻遣使赶赴秦国，请秦穆公定度。晋人请秦国对晋新君人选作出抉择，秦穆公当然也很重视，马上召集大臣商议。商议结果，先派人对两位晋公子进行考察，看看立谁为君才对秦国有最利。
　　 秦穆公派自己的儿子公子絷（字子显）去作考察。公子絷来到狄国，向重耳表明了来意。重耳还是很想回国即位，还是找舅舅狐偃商量。狐偃依然反对。他认为其他的公子与重耳都有同等资格，立谁不立谁自己根本做不了主，秦国打的什么主意只有天知道，不能单凭侥幸心理去冒风险。所以重耳这边依然表示拒绝。
　　 公子絷来到梁国，见到夷吾。与畏首畏尾的重耳不同，夷吾对夺位一事已是成竹在胸，他马上向秦国公子表明了心迹，而且明确的告诉了他自己这边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对公子絷说：“我已经向里克和邳郑许诺了，事成之后以以汾阳之田百万赐封于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赐封邳郑，他们现在都站在我这边了。像我这样流亡在外的人本来就一无所有，如果能让我回国洒扫宗庙，安定社稷，当然不会计较什么国土。如果秦君能帮我一把，事成之后，我愿意将河西五城双手奉上。到那天，秦君如果东游至黄河之上，就不会再有什么难办的事了。我愿执鞭牵马，跟随在秦君车驾之后。”还拿出金银财宝贿赂公子絷。
　　 夷吾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吃透了秦穆公和国内的那帮大夫。里克、邳郑一干人等不过是惟利是图之辈，根本没有坚定的立场，只要满足了他们的贪欲就能轻松搞定。至于秦穆公，在打他在争夺出关口的争夺中输给了晋献公之后，一心所想便是夺回此战略要地。夷吾早把秦穆公心里那点小九九给看透了。面对秦公子絷，夷吾首先明确告知对方自己已经在国内大夫中取得了绝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统一了国人的意见，以此表明自己争位的优势；然后又许以河西五城为赂，这正说到了秦穆公的心里去了。晋、陕两省以黄昏为界，黄河以西即今陕西省东部。夷吾以河西五城许赂，意在表示愿意将原本晋献公设置在秦国头顶山的那一大块前沿阵地拱手转让给秦国，秦国将因此将边界东推至黄河，与晋国划河分治，而崤函、桃林一带的通道也将由两国共有，这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对于秦穆公最终的决定，《国语》作了这样一番记载，话说公子絷完成对两名晋公子的考察，回国复命。秦穆公起先打算立重耳，他觉得重耳有德，但公子絷劝他立夷吾。公子絷的理由是：“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说，提别国确立新君分为两种：一是置仁，目的在于彰显自己的仁德，赢得一个好名声；二是置武，目的在于彰显武威，为的是取得实际益处。置仁就立一个有德的君主，置武就应该立一个好控制的人。公子絷认为夷吾比之重耳欠缺的是德，但却好控制，所以认为应该立夷吾。
　　 我不知道《国语》这段记载是否属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公子絷就大错特错了。重耳放弃继承权，原因在于胆怯，面对困难无所适从，眼看国家混乱不堪却选择逃避；夷吾以许赂的方式换来反对派和秦国的支持并非因他无德，而是情势所需。夷吾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能准确分析各方势力的心理，将他们全部看透，而且一眼就看明白了秦穆公真正所想，巧施手段，换来支持，用心之深非重耳可比。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好控制呢？事后的发展也证明，秦国根本别想通过立晋国新君的方式实现对晋国的控制。
　　 一般认为，秦穆公最终选择立夷吾基于两点理由：
　　 一，夷吾已经取得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秦国若违逆众意，等于与晋国国人为难，事态将更加复杂，到时能否在晋内乱中获取所需必将是未知之数。不立夷吾，于己无益。
　　 二，夷吾以河西五城为赂，正合秦穆公心意。夷吾又佯装小人之行示人，迷惑了秦穆公，使他对夷吾为人作出国底的估计，对夷吾的许诺抱有过高的信心，最终决定立夷吾为君。
　　 夷吾尽国以赂外内，不但骗取了国内反对派的支持，也取得了秦穆公的顶力相助，甚至获取了齐国的认同。在齐、秦两国军队的护送下，夷吾顺利回国，继承了君位，是为晋惠公。
　　 晋惠公依靠“许赂”才能继承大位，即“以赂得国”，当时晋国的军政大权并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是被里克、邳郑等人组成的小集团把持。里克，连杀二君，逼死托孤大臣的虎狼，以他为核心的大夫集团势力非常强大，除他自己和邳郑之外，还有号称七舆大夫的七名前太子申生的旧部。不说其他，光是晋国的军队就全部掌控在里克一党手中。晋国共有上、下两军，上军本由晋献公亲自掌控，此时已落到里克手中；下军本由太子申生掌控，七舆大夫正是下军的七名掌兵大夫。面对里克一党，晋惠公别说自己毫无实权，反倒一上台就欠了他们一百七十万亩田的许赂。
　　 晋惠公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他能够对内外各方的心理作出准确无误的考量，巧妙利用各方势力为自己践位铺平道路，对于如何善后当然也早有准备。即位以后，晋惠公做了一件为后世争议很大的事：背赂。对内不但不屡行事先的承诺，反而立即着手实施清洗，杀掉了里克、邳郑、山祁、七舆大夫；对外，拒绝向秦国屡行割让河西五城的承诺。
　　 晋惠公的清洗，原本只是杀了祸首里克，以达到收拢权力、树立权威的目的，里克的同党邳郑被派往秦国，向秦穆公说明自己不愿意把河西之地交给秦国。谁想邳郑赴前以后却起了歪念，怂恿秦穆公以重礼召晋惠公的三名死党：吕甥、郤称、郤芮，一起共谋罢黜晋惠公。但吕甥、郤称、郤芮三人根本不愿意背叛惠公，和惠公一起将邳郑连同他的其余党羽一并除掉，也挫败了秦国的阴谋。
　　 由于这一系列事件，人们对晋惠公素来颇有微词。一些论者只因以赂得国、背赂毁约、杀死对自己即位有过帮助的里克一党，而对晋惠公大加贬斥。执此观点者只怕屈解了这段历史。晋惠公杀里克等人，固然是担心他们迎立重耳回国继位，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里克一党连弑二君一大夫，把持晋国朝政，强臣慑主。若不将他们铲除，反而予之百万田地，只能使之更壮大，最终危及国君（不论谁当国君）、危害国家。里克一党被杀，君主权力得以巩固，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是有利的。
　　 对外，晋惠公拒绝将河西五城割给秦国。所谓河西五称，其范围“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这片土地正是晋献公费尽心机灭掉虢、虞两国所得，正是秦国窥视已久的崤函、桃林之所在。晋惠公为了回国即位的目的，之所以以此诱惑秦穆公，正是原于他深知此战略要地在秦穆公的心中拥有无可比拟的份量。晋惠公能看透此地对于秦国价值几何，当然也明白这块土地是晋国西拒秦进、南抗齐楚、争霸中原的战略资本；一旦失去此地，晋国日后难有发展，反而受制于人。正是因为对秦晋两国战略态势的正确认识，晋惠公断不能将此地割让予秦。如果他尊守割地诺言，也许能驳得一个一诺千金的名声，但却会亲手葬送国家的前途，成为自毁国运的昏君。站在平凡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有人对你言信一致，承诺无不对现，甚至愿意为之倾家荡产，那这样的朋友当然值得交。但作为一国之君，晋惠公的肩上担负着匡扶社稷的重责，他无权为了兑现自己一句承诺去毁掉国家的前途。若是如此，晋惠公倒是对得起秦穆公，可他何以面对军民百姓？国家的土地是能让你去给自己做人情的吗？我们说站在凡人的立场上，愿意为了承诺倾家荡产的人值得交，但也仅局限在交朋友。假使有谁真的这么办事，女孩子可千万别嫁给他，不然有的是苦等着你去吃。
　　 晋国内乱，当时的情况是“久则恐诸侯之谋，径召君於外也，则民各有心，恐厚乱。”国不可一人无君，但从国外迎公子回国却害怕国人意见不一，反会加重祸乱；久拖不绝又唯恐诸侯算计，齐、秦两强都盯紧了晋国，齐国的军队更是已经侵入。在这种内乱外扰的情况下，年长于夷吾的重耳畏惧国内不可预测的混乱局势，不敢接受里克等人的迎立。对于混乱形势的认识，同样流亡在外的夷吾丝毫不比重耳少。夷吾同样清楚，如果回国，必将艰险重重。但在国家危难之时，重耳选择逃避，夷吾却毅然挺身而出，决意回国稳定局势，以免国家为诸侯所图。谁也不会说夷吾没有当国君的野心，谁也不会说他夺位仅仅是为了维护社稷，也不论人们对其所使用的手段持怎样评价，但在国家危难之际，夷吾以自己的智谋夺得君位，事后对内铲除强臣，对外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如此作为对晋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确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不能只以常人的眼光去看待。晋惠公夷吾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他对自己的人民是绝对负责的。至于身后背信弃义的骂命，谁让他生在一个根本就没有道理却偏偏还要装出有道理的时代呢？
　　 晋惠公杀里克一党，拒绝割让河西之地予秦，这些行为乃出于巩固君权、稳定社会，以及保有国家发展权的考虑，在我看来无可厚非。尤其是河西五城，它对晋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谁将它拱手让人，谁就是对国家犯罪。但是，这条通往中原大地的战略通道对于秦国而言同样重要，在秦穆公的眼里，如果夺不回来，也是在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犯罪。秦国，决不会善罢甘休！
　　
　　

　　1４ 苍茫北天
　　
　　 晋惠公以赂得国，背施辜德，素来被人们视无信无德的庸碌昏君。实际上，晋惠公虽有其缺点，但也并非是一庸碌无为的君主，他在位的14年里，虽有许赂背赂的污点，虽有战败被俘的耻辱，但其所为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晋惠公的即位依靠的是“尽国以赂外内”，向国内的强臣和秦国许赂。得位之后又“背内外之赂”，不但不兑现承诺，反将强臣里克杀死，且拒绝割让河外五城予秦。秦穆公不甘被骗，在晋大夫邳郑的怂恿下密谋拉拢晋惠公三大亲信，一起废掉晋惠公，遭到失败，邳郑等人皆被杀死。他背河西五城之赂，与秦穆公结怨，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战败被俘。兵败之后，晋惠公在国土沦丧、国贫兵弱的情况下毅然推行改革，行爰田，行州兵，富国强兵；又积极采取抚戎政策，借戎人之力与秦国继续抗争，终将崤函之地取回，晋国社会也继续得到稳定和发展，并为不久以后晋文公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所以，今人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这位在晋国史上举有重要地位的君主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晋惠公本是一“无党”的“亡人”，在国内没有多少强硬的后台，能够顺利即位，依靠的是诈术和权谋，不是诚信。即位之后，在内他杀死里克、邳郑、七舆大夫，完成了权力收拢工作；对外不予秦国五城，保全了国家利益，这一系列行为于晋惠公而言无可厚非。但是，由常人看来，晋惠公的确做了一件失信于人、背施辜德的缺德事。当时晋国的百姓对新任君主的作为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佞和诈均指里克、邳郑一党。奸佞诡诈的小人遇上了更奸、更诈的人，到头来一无所获。而贪心得国的人，到头来也会遭报应。可见当时的社会誉论不站在里克、邳郑一边，但同时晋惠公的行为也受到国人指责。里克一党佞之见佞、诈之见诈，最终的结果是被晋惠公一网打尽，成了君主集权的牺牲品，晋惠公收拾他们可谓干净利落。但是，被晋惠公背河外五城之赂的秦穆公可不像里克一党这么容易对付。秦穆公对晋惠公欺骗自己义愤填膺，在煽动晋惠公三名亲信于自己一起合力对付晋惠公的计划失败之后，正在积极筹画以武力手段打击晋国、打击晋惠公、“夺回”属于他的土地。如此，就引发了晋惠公战败被擒的秦晋韩原之战。
　　 秦国方面，首先公开提出对晋国实施军事打击的是邳豹。邳豹是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处死后逃到秦国，投奔了秦穆公。因为他与晋惠公有杀父之仇，报仇心切，所以一到秦国就不断怂恿秦穆公伐晋。秦穆公先前已经有了一次失败的教训，他知道晋惠公虽在国内大搞清洗，但这种清洗是有节制的，也是有针对性的，并未丧失人民的支持。按秦穆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失众，焉能杀？”晋惠公能够顺利的铲除强臣里克一党，说明他在国内获取了国人广泛的支持。秦国若想打击晋惠公，时机还不成熟。秦国的总体实力弱于晋，如果冒然与晋开战，胜算几何也是未知之数。所以秦穆公拒绝了邳豹的请求，继续等待机会。。
　　 秦、晋双边关系历来微妙，两国唇齿相邻，即是互通有无、联姻结亲的“秦晋之好”，又有此消彼长的矛盾对立。在大国政治中，尤其是乱世，强大的邻国对本国的发展就长远来看只能是有害无益。所以在秦晋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矛盾对立是根本，联姻结好只是手段。这一点，争夺出关口失败的秦穆公深有体会，许五城为赂的晋惠公同样明白。所以，秦、晋两国实际为敌对关系。只不过在双方还没有公开绝裂之前，这种敌对关系还是潜藏的。
　　 为了打击对方，秦穆公和晋惠公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晋惠公负秦在前，秦穆公采取收卖人心，争取誉论的方法。晋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大规模饥荒，国中缺粮，向秦国求购粮食，秦穆公摆出高姿态，不计前嫌，答应晋国的请求，卖粮给晋国。晋国得以顺利度过荒年。晋惠公比之秦穆公，略现浮躁，不惜以任何手段削弱对手。第一年，晋国依靠从秦国买入粮食度过饥荒，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晋惠公不卖，眼睁睁的等着秦国老百姓饿死。一轮暗战下来，急功近利的晋惠公完全中计，又做了一回“忘善而背德”的小人，为两国人民所不满。秦穆公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倾发举国精锐，誓师伐晋。
　　 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十五年，晋惠公六年，秦穆公亲率全军主力东向伐晋，三战三捷，击败晋边防部队，突破河西防线，渡过黄河，深入晋之腹地。晋惠公亦倾起全军精锐迎战，两军会于韩原(今山西河津东)，秦晋大战全面爆发。
　　 秦晋两军会战于韩原，战前双方的力量对比用派去侦察敌情的晋大夫韩简的话来说就是“我怠，秦奋！”晋军人多势重，但士气松懈；秦军虽少，但斗志激昂。战前巫师进行占卜，也显示不利。但晋惠公无可退避，说道：“一夫不可狃，况国乎？”明知己方军心斗志不占优势，也只能坚决抵抗入侵。开战以后，晋惠公身先士卒，冲风在前，结果却因冲风太猛，把大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而且战车还陷进了泥泞之中，盘旋不出。晋惠公高声呼不远处的大夫庆郑来帮助自己，庆郑却因为自己几次提意没有被晋惠公采纳，心怀怨恨，不但不救，还说起了风凉话：“是你自己不听人言，不从占卜，自求失败，干嘛还要逃？”不理晋惠公死活，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秦穆公发现晋惠公的车陷进泥泞出不来，亲自驱车杀来，企图将其俘虏。晋大夫梁由靡、韩简、虢射三人也率众截击秦穆公，把他包围，企图将他俘虏。这时，先前眼见晋惠公险入泥潭却见死不救的庆郑反倒跑出来召梁由靡三人回去救晋惠公，实际是帮秦穆公解了围。最终的结果，晋军没能追住秦穆公，也没能救出晋惠公。
　　 韩原之战，晋军大败，晋惠公被俘；秦穆公大获全胜，带着被俘的晋惠公回到秦国。这是秦晋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一役。晋惠公的生死存亡，秦晋两国何去何从，如今都任凭秦穆公一句话。晋惠公是不能杀的，秦军带着晋惠公西返时，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尾随秦军，可见晋惠公在国人心目中依然深受爱戴。如果秦国冒然将他杀死，秦晋两国将势成死敌，水火不容，到那时秦国未必能得到好处。秦穆公不打算杀掉晋惠公，他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利用晋惠公这张牌狠狠得“敲诈”晋国一笔，一次性吃个饱。他开出了一个天价，要晋国位于黄河以西的全部土地，还要黄河以东的土地，并要晋国历代太子都来秦国做人质。
　　 秦穆公手执晋君，喊出了天价式的谈判条件，晋惠公限入了极度的悲奋之中。国君沦为阶下，还要蒙受战败求和的耻辱；自己的命运尚切不能掌握，还能奢望什么？晋惠公能做的只有按秦国的要求，让与自己一道被俘的大夫郤乞回国，将一切谈判事仪交托于执政大臣吕甥，自己的生死，国家的命运，就只能拜托吕甥了。
　　 吕甥是晋惠公夺位成功的首功之臣，是晋惠公的忠信之臣，也是当时晋国的执政，颇有才干。晋国能否度过眼前的危机，国家能否继续得到发展，一切的责任就都得由这位晋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来承担。吕甥从郤乞那里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他明白，眼下最关键的是稳定人心、团结国人，唯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机才能出现转机。吕甥给郤乞设下一计，让他把国人都召集到宫门口，假借晋惠公名义把国家的田地赏赐国人，“以悦众”，又假传惠公之言：“就算秦国要我回来，可我也已经辱没了国家，不配再当国君，请国人立太子为君吧”，晋人各个感动的泪流满面。通过赏赐“悦众”和以国耻感人，吕甥巧妙的争得国人支持，随即作出决断：厉行改革，为了增强国力，在经济上实现爰田制；为了弥补军队在战争中的巨大损耗，在军事上实行州兵制。
　　 在国君被他国俘虏的情况下毅然推行改革，晋国可能是唯一的一例，这也使晋国成为齐国桓管改革后又一个实施改革的国家。但是，晋国改革内容中的爰田制具体究竟为何？长久以来，众说纷纭，观点之多，在古史研究中实属罕见，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成为聚讼不决的悬案。其历史价值如何、历史地位如何，均成为疑难问题。
　　 《汉书·地理志》云：“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一般认为，“爰田”即“辕田”。杨伯峻先生指出：“商君之制辕田，即晋惠之作爰田也。”甲骨文、金文均无“辕”字，只有“爰”字。晋惠公时的爰田制应该就是后来秦国商殃变法时实现的辕田制。但是，晋国爰田制是否就与商殃的辕田制一致，这容究竟是一项怎样的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定论，大体存有六种说法：
　　 一、赏赐说，或称赏田说。（《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及《左传》孔颖达疏都认为“爰田”即“赏众以田”。就是把国君的田地分赏给国人。这种观点直接来自于史书中吕甥假借晋惠公之名赏田于民的记载。
　　 二、赏税说。《左传》杜预注则说“爰田”为“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即将国家田地的收入分给国人。
　　 三、以田出车赋说。韦昭注：“辕田，以田出车赋。”即国家以田地数量征收兵车武备所需。
　　 四、换田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据此，部分学者认为，“爰田”应分为周、秦两种不同的“爰田”，周制“爰田”就是以农村公社为单位，两单位之间定期交换田地和住所，以使农民轮换耕种上好的良田和贫瘠的下田，这样做有利于平均财力，减小贫富差距。
　　 五、轮耕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即将田地分为耕、休两种，定期轮换耕种，以保持土地的肥沃。通常情况是第一年种百亩，休五十亩；次年复耕将休养的五十亩，并从原来的百亩耕田中列出五十亩休养。或是百亩耕、百亩休，次年轮换。简而言之就是岁休轮耕制。
　　 六、固定授田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商鞅始割列（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商鞅“制辕田”实际是废除了三年换土易居的旧制，以一名男子为单位，国家授予他一定数量的田地，供他耕作，直至他死方才收回。
　　 上述六种解释，都有其道理，但也都有不足。赏田、赏税说的不足是，“爰”字从无“赏”的意义。史书中说“作爰田”，“作”是指实行某种制度，无法将它理解为实行赏赐制度。其次，史书中的记载，吕甥设计对国人以国耻感之，又以赏赐悦之，目的在于争取国人支持，然后再进行改革，推行爰田，所以“赏”在“作爰田”之前，是两码事。
　　 以田出车赋说认为辕田之“辕”为战车之意，意在用田地收入征集军用车辆。若说晋惠公时军队主要兵器为战车是事实，但商殃时战车已不是主力兵种，商殃不该实现此等制度。论军事制度，当时晋国改革同时实行“州兵制”，何必两种军事制度并行？且晋军新败于韩原，国贫民弱，吕甥不思发展经济，却只会增加军赋，苦及百姓，也不合情理。
　　 换田说认为晋国爰田是老百姓定期交换田地和住所，以平衡贫富差距。但这种制度西周时已经存在，并非新产生事物，一套旧制度何必由晋国来“作”？岁休轮耕说的问题也是如此，此种制度既也是西周时就已存在，晋国也无必要去“作”。商鞅变法推行此制也同样不尽合理。而授田说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爰”字是否含有“授”之意。
　　 目前学术界研究晋国爰田制的具体内含，主要还是从后世商殃变法的辕田制入手。《汉书·地理志》记商鞅“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辕田制应该与“开阡陌”有相互对应的关系。所谓阡陌，即古代划分田地所用的阡道和陌道。周时实现井田制，每一固定大小的田块用阡道和陌道划分，田块东西两边围以阡，南北两边围以陌，由此形成完整的农田规划系统。所谓开阡陌，就是废弃原有的阡道和陌道划分田地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田地形状大小。根据出土的秦《为田律》的记载，秦国每一亩田都是成一宽一步（1.39米)、长二百四十步(332.64米)的长条形，这种划田方法有利于推行牛耕。也就是用牛拉上犁，从头到尾走出一条直线，一次性就将一亩田全部耕完，方便快捷。“爰”通“辕”，意义即牵引，本义与赏、换等等含义毫无瓜葛。爰（辕）田，应该是牛犁耕作的意思。
　　 此外，根据秦汉时期国家授田于民的数量，一般是授给一名男子百步为亩的田地一百亩。即宽一步、长一百步为一亩，一人可得一百亩。而秦制则是长二百四十亩，换算下来，秦人得到的土地实际是正常情况下的2.4陪，大大超出人的实际耕作能力。因此推论，商殃制定的田土制度极可能包括轮耕制。秦晋为北方国家，土地属干旱或半干旱地，较为贫瘠。为了养地，土地被划分为一条一条的甽（沟）和垄。一般是将种子播种于沟甽之中，拢休耕。沟甽中出苗以后，通过锄草、培土，原来的沟逐渐变为垄，原来的垄逐渐变为沟，第二年播种的沟正好是前一年的休闲地，即垄。这一点，与西汉赵过推行的代田制极为相似。
　　 汉武帝晚期曾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管理农业生产。赵过总结关中农民创造的代田法在北方干旱地区进行推广，即把耕地分治成甽和垄。甽垄相间，甽、垄均宽一尺。种子播种在甽底不受风吹，可以保商；幼苗长在甽中也能保持充足水份。在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培壅苗根，甽逐渐增高，垄逐渐降低。到了暑天，甽垅相齐，作物的根基深扎土中，利于耐旱抗风，防止倒伏。到秋收时，甽变垄，垄变甽。第二年耕作时就能变更过来，以原来的甽为垅，原来的垅为甽，使同一地块的分为两批轮换利用，有利于恢复干旱地区的地力。《汉书·食货志》称赵过的代田法为“古法”，看来北方人民使用此种耕种方法由来已久。商殃的土地制度，晋惠公的土地制度，应该有其有类似之处。
　　 综上所述，晋吕甥的爰田制应是一种以铁犁牛耕为基础、以垄甽轮耕为形式的农业技术革命。结合此前赏田予民的记载，这种制度还牵涉到改变旧有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即授田予民。晋国改革实施新的土地所有制，推光新的耕种方法，这有利于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晋国在蒙受韩原之战的惨败后很短的时间里就恢复国力，也为实行州兵制提供了基础。
　　 州兵制，韦昭注曰：“二千五百家为州，使州长各帅其属缮甲兵。”杜预注曰：“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即以每州两千五百户为单位，由州长自行整治军备，不分国人还是野人都要服兵役，扩大兵源，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全民兵役制。李亚农先生在《西周与东周》中称其为“晋国在开始建立地方兵团。”其次，这种制度是军民结合制度，战时可以保证军队快速动员，平时又不会影响正常的生产。以此，晋国的军事力量很快复苏，史书称当时晋国“甲兵益多”。
　　 晋国在军队大败、国君被俘的恶劣条件下，吕甥精心导演，以国败君辱感动国人，又假借君名赏赐以取悦国人，在争取到国人支持之后，推行经济和军事制度变革，实在不易。思量起来，不得不对吕甥其人素然起敬。吕甥用最断的时间完成了对国人的动员，并迅速推行了新政，完毕之后变起程赶往河西王城（今陕西大荔县）与秦穆公就有放还晋惠公和割地停战事仪进行谈判。吕甥在这次以失败方、乃至是理亏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身分与胜利者秦穆公之间的这场和谈中，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杰出色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王城谈判一开场，得意洋洋的秦穆公颇具试探意味的问吕甥：“现在晋国国内和睦吗？”穆公这样的问话，通常只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做为战败方，尤其是自己的国君还被扣押在对方国内，如果说本国不和睦等于是连最后一点谈判筹码也给丢掉了。所以穆公这样的问题通常只能得到晋国和睦的回答。事实上，经过吕甥的精心运筹，现在的晋国的确是人心向上、团结一致，。但出人意料，吕甥的回答却是晋国不和睦。穆公询问他原因，吕甥这样回答：“那些小人因为失去了国君而深感羞耻，因为死去亲人而感到哀伤，他们不在乎增收负税、修治武备，还要立太子圉为新君，说什么：‘宁可去侍奉戎狄也要报仇。’君子们爱戴自己的国君，也知道国君有罪，同样愿意增收负税、修治武备，等待秦君您的命令，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纵是死也不改变。’这两伙人各执己见，所以晋国国内不和睦。”
　　 吕甥十分老辣，他将晋国国内的主战派说成“小人”。双方正在进行和谈，和平才是主题，那些一心想以武力报韩原战败、惠公被俘之仇的人当然就得被称为破坏和平大计的“小人”。但是，这些所谓的小人恰恰是一心想要报复秦国的人。吕甥是在告诉秦穆公，如果今天的事不能妥善解决，或者晋惠公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晋国有的是甘愿死战到底的人。然后，他又将主张和平、感念秦穆公恩德的人称为“君子”，这种称呼方式当然符合和谈的精神的。吕甥告诉穆公，这些君子主张和平的原因是因为秦国的确是占理的一方。言下之意就是说，君子们是讲理的，他们主张和平是因为觉得秦穆公您是一个有德之人。反之，如果秦穆公打了胜仗就理不让人，不再讲理，不再仁德了，那么君子自然也就不会再支持你了。两种人群，两种不同的态度，如果秦国欺人太甚，“小人”复仇的怒火将更加旺盛，“君子”也将转而与之为敌。吕甥的一番辩词棉里藏刀，看似句句在理，句句都是站在修好两国关系、实现和平这样一个立场上的“正义”之言，没有任何威胁的言词，但却明确传达了晋国人民的态度，实实在在的向对方施加了压力。
　　 穆公被吕甥来了一回“软施压”，还不死心，接着又问：“晋国人对觉得自己的国君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秦穆公是想通过吕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评估一下晋惠公在国内还有没有号召力，以此确定晋惠公做为谈判的筹码价值几何。吕甥回答的同样巧妙，他说：“那些小人都说国君不会被赦免，秦国肯定会杀了他。君子们推己及人，都觉得您是个讲道理的人，看到他服罪认错就一定会宽恕他” 吕甥的这番回答依如此前，意思是说，如果秦国不放回惠公，那么“小人”将更加坚定誓死报仇的决心，而“君子”也会觉得秦国有失仁德，两伙人更要协起手来与秦国死战到底了。秦国如果不放回惠公，那就等于做了一件变恩德为仇恨的蠢事。
　　 经过这么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秦穆公也没再出什么新花样，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停战媾和。、不久又送他回国。晋国同时割让黄河以西全部土地、也就是所谓的河西、河东之地予秦，两年后又送太子圉到秦国做了人质。不久，秦穆公又灭掉了黄河沿岸的梁国（今陕西韩城南）和芮国（今山西省芮城和陕西大荔一带），完全占有了黄河两岸的土地及桃林、崤函之地。
　　 对于晋国而言，韩原之败和王城之盟是巨大的耻辱，这不仅仅是国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也失去了大片领土，尤其是桃林一带的战略要地。晋惠公许赂又背赂，还留下了战败被俘的污点，但这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位有志君主的事实。国家和自己都遭受了如此惨痛的打击和教训，但斗志不能丧失，国家刚刚推行新政，国力正在恢复，晋惠国刚刚回国，夺回战略通道的计划也马上展开。
　　 晋惠公获释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在战场上吃里扒外的大夫庆郑。对外，有见于新败不久，国力急需恢复，晋惠公一方面送太子去秦为质，对秦国虚与委蛇；一面在国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展开扶戎政策，暗地里对抗秦国。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戎族首领回忆晋惠公扶戎的往事：“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众所周知，秦人以伐戎而强，韩原之战前后，秦国在秦穆公的治理下国力更是达到了顶点。尤其是大胜韩原之后，其气焰更加不可遏制，不但夺占了晋国大片领土，还灭亡的梁、芮两国，又大厮逐戎、灭戎，戎族各部在关中无法生存。晋惠公将被秦国驱逐的无路可逃的姜戎、陆浑戎等戎部迁到南部边区，一方面使晋与诸戎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又使本国的边疆得到了开发。同时，晋惠公安置戎人的地方正是崤函出关口一带，如此，用与秦国有血海深仇的戎人来把守此处要地，使秦国虽名义上得到了该地，实际上却难以真正保有。而诸戎对晋惠公感恩不尽，从此成为晋国忠实臣仆，“至于今不贰”。
　　 晋惠公的努力很快换来了回报，韩原之战两年后，秦国将黄河以东土地归还晋国，秦、平分桃林、崤函的控制权，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发展权。晋惠公如何复得这片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虽然史书并未言明具体原因，但也不见得是秦穆公大慈大悲的施恩布惠。晋惠公在内大力推行改革，使国力复苏，“甲兵益多”；在外扶持戎人以抗衡秦国，应该是秦国归还河东的重要原因。
　　 晋惠公在位14年，在内打击强臣、厉行改革，对外始终坚持不愈的对抗秦国，对晋国后来的霸业实际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在晋国的发展史上，他的历史地位大致类似于楚国的楚成王。楚国在武、文二王时期袭圈江汉大地，扫平汉阳诸姬，使国家崛起于南方；楚成王继承武、文之业，行富国强兵，另楚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大国；而楚国最终成就霸业的却是楚庄王，武、文、成三王都为楚庄王的霸业起到了奠基石的注意。为晋国开疆扩土，使之崛起的是晋献公；推行改革，为晋国的富强打下基础的则是晋惠公。后来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后仅一年就全面启动争霸计划，争霸的经济、军事基础当然不可能是晋文公花短短一年时间就能准备齐全的，他的前任晋惠公对此功不可没。
　　司马迁说：“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皆有贤行。”晋惠公姬夷吾与他的哥哥、后来的晋文公重耳一样，都副有才干。所以当他从秦国获释回国之后，也一直在惦记着他那位好哥哥：重耳。为了消除哥哥对自己权位的威胁，一队杀手立刻从晋都出发，奔赴狄国，欲图杀死公子重耳。重耳收到消息，赶忙再次起程逃亡，投奔齐桓公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齐桓公又在忙些什么呢？
　　
　　
　　
　　
　　补文: 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发生的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未公布以前，中国古代史确切纪年的开始。
　　 从古至今，文人学士对此事件的究竟说法不一，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大体存有如下四种观点：一、“召周共和”说，即召穆公和周定公二相行政；二、“共伯和干王位”说，即由共伯和其人行天子之权；三、共伯和摄王权，召周二公参与行政；四、共伯和与召穆公各自行政、分庭抗礼。前两种观点由来已久，后两种则是近些年来部分学者最新研究结果。那么，共和行政的历史真象究竟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将上述四种观点一一进行比对，以期找寻最可靠的答案。
　　 一、“召周共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被驱逐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也就是说，在周厉王被驱逐之后，周宣王即位之前，这段时间王朝是由召穆公和周定公二相行使最高权利，周王朝出现了长达十四年的贵族民主政治——共和行政。司马光、崔述等古代史学家，范文澜、斯维至等近现代学者，均支持司马迁之说。
　　 但《史记》在“共和行政”问题上自己就有三种区别较大的说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共和元年，厉王子居召公宫，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意指国人暴动后召、周二公立刻立周厉王之子，太子静为王。这一记载与《周本纪》所说的共和行政十四年后，厉王死，召、周二公拥立太子静为王的记载截然不同。而按《十二诸侯年表》厉王被逐后宣王立刻即位的说法，那召、周二公等大臣只能叫辅政，依如当年的周公辅成王。“辅政”与“行政”一字之差，但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辅政”的意思是臣子辅保君主行政，行政的是君主，无论他在事实上有没有这个能力；而“行政”则是指公卿行使君主的权力，说的更直白点就是擅政。更何况，如果宣王已经即位，那应该以宣王元年纪年，何以要改元为“共和”呢？这到底是司马迁的笔误，还是不同来源的史料发生冲突了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史料发生了冲突。而熟知司马迁治史风格的读者应该知道，司马迁对不同史料在同一事件上发生的冲突，通常是不会做统一口径的工作的，他会将不同的观点原样保留下来，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并不少见。
　　 再次，《史记·三代世表》载此十余年间乃“共和二伯行政”。关于“共和二伯行政”，《史记索隐》认为是“周、召二公共相王室”，即《周本纪》所载的“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但无论史书或是金文，从来只有召公被称为伯，比如召穆工就被称为召伯虎等；从未见称周公为伯的。而且此一时段，无论史书还是金文，几乎没有周公多少记载。“二伯行政”与“召周共和”是一回事吗？对于《史记》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稍后再作分析。
　　 对共和行政的第二种认识是“共和伯干王位”。干，即篡。义指共伯和其人篡取王权。此说直接出于《汲冢纪年》，即《古本竹书纪年》。此说认为周厉王被逐后，宣王即位前，周王朝的最高权利实际是被一称为共伯和的诸侯所掌握。此种说法，不单被《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先秦诸子也均认同，《左传》亦有类似表述。如《庄子·让王》云：“共伯得乎共首。”《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左传·庄公二十六年》记周王子朝回忆周史的一段文字就有这样的内容：“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翻译过来就是：“厉王内心暴戾残忍，百姓都无法容忍，把他赶到了彘。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家，前来执掌王朝的政事。”《汉书·古今人物志》亦收录有共伯和其人。
　　 祥加比对各种材料，特别是诸子百家、《汲冢纪年》、《左传》等典籍一致的记载，目前学者大多倾向于“共伯和干王位”说。如顾颉刚就认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扬宽先生也在《西周史》中表达了相同观点。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古今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以至许多史书不便冒然下结论，只好将二者并列。近些年来，部分学者根据对各种史料的重新审视，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即“共伯和摄王权，召周二公参与行政”。这样就引出了第三方意见。
　　 第三方意见认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有过明确说明，推翻周厉王的“国人暴动”实际是“公卿惧诛而祸作”，即是由保守贵族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政变，不是“陈胜、吴广式”的农民暴动，不是“巴黎公社”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式的工人起义。召、周二公作为周王畿内最大的两个世袭贵族，必然参与了此次政变。共伯和乃邦国诸侯，在王畿内的影响力及号召力不如召、周二公，他有可能只是事后组建的贵族执政集团的一块牌子，实际权利依然掌握在召、周二公手中，至少也是召、周、共三卿共同掌权。也只有如此，事后才能实现“共和”到周宣王的即位的和平过渡。
　　 上述三种观点，前两种来源于典籍记载，第三种实际是当代学者综合二者的产物。这三种观点，都只是停留于对书面记载可信度的不同认识，都不足以全面解决“共和行政”疑案。最近几十年来，经过近现代学者不断的努力，尤其是考古学家不懈的探索，通过对大量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深入研究及解析，“国人暴动”及“共和行政”迷案已有较大进展。学术界也因此出现了有别于前几种观点的全新认识。尤其是随着大量周厉王时代的青铜器皿的出土，对于“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案件中某些关键性问题已经可以作出较为可靠的回答了。特别是共伯和其人其事的发现，为破解上述迷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证据。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对西周社会历史情况的真实记录，虽然其中不乏对奴隶主贵族的颂扬溢美之辞，但其所记之事均为历史事实，可性度高于传世文献，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可靠材料。在出土的周夷、厉、宣三王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经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困扰世人两千多年的共伯和其人的生平轮廓已显出了它大致的模样。
　　 在此之前，对共伯和其人究竟谁，主要存有两种解释，一为《史记索隐》的解释：“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意思是说，共伯和名和，是共国君主，该国乃伯爵国。其次是《史记正义》引《鲁连子》的解释：“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由此，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共伯和即是卫武公姬和。如此，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卫武公其人。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卫釐侯）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於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翻译过来就是“卫釐侯四十二年（公元前813年），釐侯逝世，太子共伯余即位。共伯之弟姬和曾被釐侯宠爱，釐侯给了他很多财物，他便用这些财物收买武士，在釐侯的墓地袭击共伯余，共伯余被迫逃到釐侯墓道自杀。卫人把共伯埋葬在釐侯墓旁，称之为共伯。事后姬和即位，是为卫武公。”
　　 卫武公与共伯和，乍看起来根本对不上号。因为《卫康叔世家》明明白白写卫武公在公元前813年才即位，国人暴动早已过去了三十年，周宣王都已经即位十几年，卫武公又怎么可能会是共伯和呢？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作《史记索隐》时提出观点，认为司马迁的《卫康叔世家》记载有误，他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春秋是吴国公子季扎曾赞美卫武公之德；二是《国语·楚语》中楚国左史倚相称卫武公为“睿圣”；三是《诗·卫风·淇奥》，卫武公入周王畿为卿，卫国人思念武公而作此歌，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由此可见，卫武公以美德而为后人传颂，不会有弑兄篡位的污点。除此之外，《诗经·鄘风·柏舟序》提到：“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意思是说卫武公的兄长共伯早逝，并非被卫武公所杀，而卫武公是早早即位的。顾颉刚、范文澜等人也多认同此观点。所以，目前普遍的观点是，卫武公并非如《史记》所言弑兄篡位，其即位时间也较《史记》记载更早；卫有共邑，武公名和；且卫武公的确曾入王畿为卿。照此看来，卫武公就应该是共伯和喽？事情恐怕还是没这么简单。
　　 早在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通过对《师晨鼎》、《师俞簋》、《谏簋》、《师兑簋》、《师厘簋》、《师毁簋》等数件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考定，认为其中所记录的“师龢父”、“伯龢父”才是真正的共伯和。龢，通和；父，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师，是其担任的职务；伯应是其爵位。从上述几件器物所刻之文得知，此人活动时间跨夷、厉、宣三朝。在周厉王时期，共伯和已官居司马要职，并参加了师晨、师俞、谏等师职人员的册命典礼，且为其傧右。《师晨鼎》、《师俞簋》同云：“惟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师晨入门立中廷。”《谏簋》铭云：“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
　　　　共伯和入周为卿后，官位从“师”一直升迁至“司马”。“师”和“司马”都是武官，“师”的职守比较单纯，多率军征伐；而司马较少出征，除兵事以外还管理赋役和其它事务。总括而言，司马的地位高于师职，职能也略有区别。师职基本类似于后世的统兵将领，而司马更近于国防部长的概念。周厉王三年以前，共伯和仅担任师职，称师和父。是时还未被任命为司马。然而，其升迁却很快，到周厉王三年三月，共伯和就有了司马的头衔。那么，这个共伯和是否就是卫武公姬和呢？
　　　　据现有金文所示，共伯和在周厉王即位前就已经入周为官。卫武公即位时间虽然有争议，但去世时间却很明确，乃是周平王十三年，即公元前758年，距周厉王三年共伯和被任为司马这年（约公元前876年）相差近一百二十年。假设共伯和二十岁便早早的升任司马，一百二十年后去世时应是多大？《国语·楚语》谓：“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则卫武公至少也活到了九十五岁，但一百四、五十岁的高寿怕是也不容易吧？所以，即便卫武公名和，即便他未曾弑兄，即便他曾入周为官，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共伯和，尤其是这巨大的年龄差距很难另人相信他就是共伯和其人。
　　　　那么，共伯和究竟是谁呢？王雷生先生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共伯和应当就是《诗经·六月》中所提到的曾经率军抵抗玁狁入侵的共武公，也就是周厉王时《禹鼎》、《多友鼎》中所见提到的大将武公。武公一称见于其生前，可见乃为生称，而非谥号，其人属公一级执政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共武公与师和父是同一个人：师和父即为共国之君，他就是《纪年》等书所载的一跃而登上天子之位的共伯和。
　　　　如此，我们基本断定，共伯和非卫武公，“共”一词亦非城邑，而应是国名。那么，共国在哪里呢？据《多友鼎》铭文记载：玁狁兴兵侵犯周境。武公奉周厉王之命，率部下多友出击玁狁；追击至龚，继而追至世。在京堆附近的杨冢，给猃狁以歼灭性打击。此金文所提到的“龚”
　　即“共”。王雷生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共”的位置大体就在今陕西大荔县，其东侧有共水，以及后来晋国的共邑，共国乃是共工氏的后裔，亦即炎帝之后，为姜姓封国。
　　　　在基本认定了共伯和其人其事的大体框架之后，接下来就应该继续探讨“国人暴动”及“共和行政”的历史真象。首先一个问题，共伯和在国人暴动中扮演的究竟是怎样的角色？金文所示，共伯和最迟在周厉王三年已经担任司马之职，并在册封典礼中屡任师职人员的傧右，其职位应当就是周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司马一职见于《周礼》，在西周金文中，帅职是屡有所见的，西周早期金文材料尚未见到“司马”一词。西周中晚期以后，有关“司马”的记载才逐渐增多，此职很可能是西周中后期才开始设置的。《周礼》谓“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诰禁以纠邦国”，大司马实为朝廷中相当重要的赫赫大员。以事后的情况来看，《周礼》之言不谬。
　　　　共伯和任司马一职，在周王左右进贤设官，先后参加了师晨、师俞、谏等多名武将的册命典礼。由此可见，共伯和作为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掌管着所有师职人员，手握王朝兵权，也包括京畿卫戍，拥有相当可观的力量。共伯和在国人暴动中的态度，由于文献记载阔略而难以稽考，但细想一想，共伯和在国人暴动后独断王畿而稳定了大局，他应该始终牢牢的掌控着军权。事实若是如此，共伯和理应是暴动主谋之一。若共伯和使用手中的权力顶力护卫王畿，试问贵族或国人怎能轻而易举的推翻周厉王？我们推论，共伯和与召、周二公之类的世袭贵族秘密勾结，发动所谓的国人攻王。周厉王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位亲信大员出卖了，王朝禁军在危机关头无一人前来护驾，厉王被驱逐，出奔于彘。
　　　　周厉王被逐出王畿，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据《国语》等典籍记载，厉王被逐之后，爆怒的国人怒气不消，企图杀死厉王的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被国人发现，召公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杀死，这才保留了太子静的性命。此一记载又于前文所述发生矛盾。既然国人暴动实际是“公卿惧诛而祸作”，那么身为公卿之首的召穆公怎会沦落到以子代死的狼狈地步呢？由此，也就引出了有关“国人暴动”及“共和行政”的第四种观点：共伯和与召穆公各自行政、分庭抗礼。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西周末年发生的国人暴动实际有前后两次。比如王雷生先生就说道：“周代史官记述导致‘共和行政’的国人暴动时，有意隐瞒了一场规模更大、席卷千里王畿、震撼全国的下层国人暴动。”
　　　　在众多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物中，有一件盨（盨名打不出，请参阅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286页）刻有如下铭文：“粤邦人、正人、师氏人有罪有故（辜），乃倗即女，乃由宕，卑（俾）复虐逐氒君氒师，乃乍余一人咎。”意思是说，上级官僚怠于政事，不善检束，等到要进退僚属，或民众有罪过的时候，只派属员去处理，自己却只顾享乐，以致酿成了邦人、正人、师氏人驱逐国君和长官的事件。此段铭文所记之事，被学界公认为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一目的反映。但是，细心者不难发现，此段铭文记载的国人暴动与史书中记载的国人暴动截然不同，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国语》、《史记》等典籍记载，厉王末年发生的国人暴动，是由于厉王任用荣夷公进行“专利”，并重用卫巫实现“钳口”政策，引起贵族和平民的不满，最终导致国人暴动。但铭文却说暴动是由于当政者怠于政事，没能及时进退僚属和惩处民众中有罪过的人导致，与“专利”、“钳口”一类事件丝毫无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国人暴动乃是“公卿惧诛而祸作”，其策动和参加者乃是那些反对厉王新政的公卿贵族；铭文却说暴动的参与者是“邦人、正人、师氏人”，也就是下层国民、公务员、服役者、以及军队官兵。暴动所攻逐的对象也不是周厉王，而是“氒君氒师”，也就是各邦国领主和他们的军队。非常明显，金文为我们呈现了一副与史书中的记载完全不同的国人暴动的景象，这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史书有意歪屈事实，亦或是其中另有玄机呢？对此，王先生的看法是，金文中被国人驱逐的“氒君氒师”正是史书记载中赶走厉王的公卿贵族，这就明显意味着西周晚期发生的国人暴动至少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第二次发生在共和元年（前841年，亦可称“前宣王”元年）。”
　　 王先生指出，二次国人暴动的史实其实在《史记》中也有反映。《史记·齐世家》言：“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齐武公九年即周厉王三十七年，“十年”即共和元年。从《齐世家》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周厉王被逐后，王室并没有安定，反而在公卿们发动的旨在驱逐厉王的国人暴动的第二年又发生了王室骚乱事件，这与《史记·周本纪》及其它篇章的记载全然不同。齐国因齐哀公被周夷王烹杀一事在西周晚期一度与周王室结怨，当时依然处在半敌对状态，故而在记录此一事件时没给周王室留什么面子。齐国史官柄笔直书，留下了这一记载。那么，所谓的“邦人、正人、师氏人”造“氒君氒师”的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邦人、正人、师氏人”，其中的“师氏人”即师职武官手下的士卒。王畿地区武装力量均由司马共伯和掌管。“师氏人”参与的第二次暴动，直接针对公卿贵族。这极有可能是共伯和协助公卿们完成推翻周厉王的行动后，为了坐收渔人之利，使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队，向公卿贵族们发起了又一次暴动，目的便是消灭、至少也是驱逐公卿贵族，以图个人大权独揽，乃至篡夺王权。而召公以子代死，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王雷生先生对召公以子代死一事还有一种很新颖的看法，他认为周厉王被推翻后，以召穆公为首的公卿贵族实际已将太子静推上了王位，
　　 《诗经》作为周代历史的见证，保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鲜活实录，保存了些国家大事的真实细节，周代政治风云许多在《诗经》中都有明确反映。王雷先生对“二次国人暴动”的考证就利用了《诗经》的证据。他指出《诗经·桑柔》一篇中“天降丧乱，灭我立王”一句，其中所谓“立王”不可能指在位许多年的周厉王，而只能指周宣王。“君死于位曰灭”，“灭我立王”意思是新即位的周王被杀。由此可见，周厉王被逐后，召公等发动“一次暴动”的公卿贵族已经立太子静，也就是周宣王即位。而“二次国人暴动”，则是另外一件事，它就发生在厉王被逐的次年，即共和元年。推论应该是掌握京畿禁卫部队的共伯和企图杀死周宣王，同时铲除宗周内的公卿贵族，而召公则用自己的儿子替宣王受死。如此，《十二诸侯年表》中“王少，大臣共和行政。”一句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而《诗经·桑柔》是周卿芮良夫所作，由《周本纪》所见，芮良夫是抵制周厉王改革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也应是一次暴动的参与者以及立宣王的参与者。当时假宣王被杀，宗周一片混乱，芮良夫不知实情，以为被杀的是真宣王，所以才有“灭我立王”的悲吟。
　　 此外，可以为周宣王于共和元年就曾经即位的观点作证明的还有金文材料。
　　 首先，二次暴动的这条金文写到：“复虐逐氒君氒师，乃乍余一人咎。”只有在位的周王才能自称“余一人”。周宣王在昔日国人“复虐逐厥君厥师”时就自称“余一人”，正表明当时他已经登位。这次即位应发生在厉王奔彘之后，二次暴动之前，即共和元年。
　　 其次，《师毁簋》有“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的字样。晁福林先生依据干支月相推定其为共和元年之物。铭文中的“隹王元年”就是共和元年，而此王当然不可能是已在位三十余年的周厉王，也不可能是共伯和，只能是第一次即位时的周宣王。
　　 第二次下层国人暴动，召穆公（召伯虎）被迫使用调包计保住了太子静，或者直接说成保住了周宣王。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宗周一带皆在共伯和的掌控之中，当务之急是离开宗周，寻一安全的去处，以图东山再起。所以召穆公偕同周宣王潜出镐京，逃往东都洛邑。当时东都比之宗周相对安宁些，而且也不是共伯和的势力范围，同时又处在东方鲁、曹、滕、卫、邢、晋、虢、虞等姬姓诸侯国的保护之下。到达东都后，召公随即纠合东方姬姓诸侯及陆续逃亡到成周的姬姓贵族，建立了与宗周共伯和政权分庭抗礼的“大臣行政”。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语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诗即《诗经·小雅·常棣》，全文是：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況有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肥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翻译过来就是：常棣的花儿，花蒂都有光彩。如今一般的人，谁像兄弟相待。死丧的威胁，兄弟最是关心。众人聚在原野，兄弟往来相寻。脊令困在陆地，兄弟赶来救难。往往有些良朋，相赠只有长叹。兄弟在家相争，同心抵抗外侮。往往有些良朋，长期没有帮助。乱事平定之后，日子过得安宁。这时虽有兄弟，又不如朋友相亲。陈列竹碗木碗，饮宴心足意满。兄弟今日团聚，互相亲热温暖。夫妻父子相亲，就像琴瑟谐调。兄弟今日团聚，永远欢乐和好。使你全家相安，妻子都能快乐。好好体会力行，这话真是不错！
　　 召穆公在东都纠合宗族，号召同宗兄弟放弃前嫌，同舟共济。召公之所以号召诸姬姓封国，原因就在于共伯和乃是一姜姓诸侯，非姬姓宗族。召公在东都组建的“大臣行政”是以姬姓诸侯为主的诸侯联盟，旨在与姜姓共和政权分庭抗礼，以期最终夺回宗周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西周晚期的国人暴动实际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乃是公卿大夫们为了驱逐周厉王而发动的政变；第二次发生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共伯和为了独吞政变成果、篡夺大权而发动的又一次政变。而《史记·三代世表》所载的“共和二伯行政”，所指应该就是第二次国人暴动后形成的宗周以共伯和为首的“共和行政”和成周以召伯虎为首的“大臣行政”的对峙状态，即共伯和、召伯虎，二伯各自为政。西周晚期，周王朝极有可能曾一度出现为期十余年的政权分裂。这也许才是历史上所谓的“共和行政”的事实真象。
　　 那么，这种政权分裂的情况最后又是怎样结束的呢？人所共知，共和行政结束之后，长大成人的周宣王得以即位，或者说再次即位，王朝是政权一切恢复正常，周宣王还开创了所谓的“宣王中兴”。那么，曾一度发动二次国人暴动、甚至差点杀死周宣王的共伯和，他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共伯和曾是周厉王亲信的最高军事长官，掌握着王朝主力和京畿禁卫，实力不凡。夺取政权后，亦治民有方，被称为“惠君”、“圣人”。但不管怎样，共伯和在宗周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于召公组建的姬姓诸侯联盟相较而言，其实力只怕依然是有很大差距的。从出土的金文来看，共伯和对自己的处境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自知不可能与所有姬姓诸侯为敌。当然，召公这边也有同样的顾虑。《辅师厘簋》是共和七年器物，铭文内容是荣伯担任辅师厘的傧右参加册命典礼。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这个荣伯就是当年为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的荣夷公。这表明，共伯和在执政期间对于各派贵族势力采取了平衡、网络的策略。更关键的是《师厘簋》，此簋是共和十一年之物，簋铭云“宰琱生内右师厘”。琱生是召公家族的晚辈，金文人名的称“生（甥）”之例，他可能是召公的外甥一类的亲属。此段铭文的内容，是琱生被共伯和任命为宰，或是共伯和让他复任宰，并以宰的身分在册命典礼上担任傧右，这其间所透露的信息说明共伯和与召公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此时已经呈现缓和，双方极有可能已达成很大妥协，并正朝着完全和解的一天迈进。周宣王时《井人钟》是共伯和之子所作之器，铭谓共伯和“克哲厥德，贲屯用鲁，永终于吉”，表明共伯和是善终的，死后还被谥为“睿圣武公”，并未被视为篡权叛逆者。
　　 看来，“共和政权”与“大臣行政”在持续进行了十余年的对抗之后实行了和解，共伯和激流勇退，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善终。正如数百年后周王子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的那样：“宣王有志，而后效官。”长大成人的周宣王胸怀大志，副有才干，共伯和便将权利交还给了他。这番话换一个角度理解，宣王能够顺利即位，原因不是周厉王死于彘，也不取决于周宣王是否有继承君位的资格，而在于他有“志”。继续与强大的诸姬联盟对抗，对共伯和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好处了，倒不如趁着自己还有一定讨价还价的资本，为自己的下半生和自己的后代考虑考虑吧。
　　
　　

　　16 光晖已尽
　　
　　 公元前650年，周惠王姬阆逝世，太子姬郑即位，是为周襄王。周襄王本不是周惠王生前中意的继承人，周惠王原来属意的接班人是少子带，还曾因此引发了废立之争，周襄王最终能够即位依靠的是齐桓公的支持。但是，东周王室的内部矛盾，以及东周与齐桓公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结束。在这之后，围绕着东周和齐桓公，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周公宰孔唆使晋献公从前往葵丘之会的途中折返，导致齐桓公的西北战略落空；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周襄王三年的群戎攻周事件。
　　 周襄王三年，即公元前649年，因争位失败而心怀不甘的王弟子带勾结成周周围的各戎族部落联合攻打王城，《左传》记载：“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此次戎狄攻周事件，成周附近各戎族部落几乎全部参加，在王弟子带的引领下对王朝京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侵略，并烧毁东门，攻入王城。此事一出，天下震动，各主要强国均迅速作出反映，首先作出反映的是在地理上与东周最为接近的秦、晋两国。
　　 群戎攻周这一年是晋惠公二年，晋惠公夷吾刚刚依靠“尽国以赂外内”的计谋成功登位，登位之后又很快处死了里克，粉碎了邳郑等人发动的叛乱，初步稳定了政局。对外，晋惠公已背许秦五城之赂，但并不急于对秦国实施打击，依然与其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秦国有意夺取河西之地，控制出关要道，但在准备就续之前也没有立刻与晋国翻脸，故而秦晋邦交在当时还没有公开恶化。群戎攻周事件发生之后，同样都有志参与中原事务的晋惠公和秦穆公不约而同的发兵救援周室，晋惠公还出面调解了东周与群戎之间的矛盾纠纷，当了一回和事佬。
　　 众所周知，齐桓公得以称霸中原，其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誓将荼毒中华的四方狄夷视作不共戴天之死敌；秦国从周王手下一西陲附庸跃居成为今日的西方强国，靠的也是逐戎、灭戎，将群戎当作自己的食物，同样要将他们灭绝而后快。所以，齐、秦两国与戎人的关系向来不善，相互之间也只有厮杀，少有其他。唯有晋国是例外，它与群戎的关系由于晋惠公积极采取扶戎政策而颇为和睦，到了后来戎人对晋国忠贞不二，这一点在前一节中也已经谈到过了。所以晋惠公出面调接周、戎双方之间的矛盾，按利说是非常合适的，应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于群戎而言，他们当时的生存状况其实并不理想，气势与当年郦山之难相比，早已是天壤之别。郦山之难后很长一段时间，周室列国总体状况相当混乱，中原大地战火纷飞，西北高原的秦、晋两国，一个尚且弱小，一个陷入内战，所以群戎气焰嚣张，横行西方。可事到如今，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已经因为齐桓公的称霸有了很大好转，西北高原的秦、晋两国，一个结束了内战，一个已小霸西戎，都实现了崛起，这样一来，原本横行无忌的虎狼们现在都蔫了，别提什么灭亡华夏，连自己的小命能不能保住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齐、秦、晋三大强国中已有两家与他们誓不两利，如果连晋国也一并得罪，那他们就更加无生路可寻了。群戎攻周，表面上来势汹汹、锐不可挡，其实并没有消灭东周的足够能力。秦、晋两国援兵一到，晋惠公的台阶一给，该下还是下吧，再扭着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晋惠公的调解应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理由是之后周、戎作战的记录已经没有了，反倒是周襄王向策动群戎攻周的“家贼”子带兴师问罪，子带不敌襄王的进攻，战败逃往齐国。
　　 群戎攻周、秦晋援周、襄王伐子带，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齐桓公的警觉，齐国也搅和了进来。齐桓公连着做了四件事：一、派大臣管仲前往东周，使命是调解周室与戎人的矛盾，促使双方和解；二、派外交部长隰朋前往调解晋国与戎人的矛盾，促使双方和解；三、为逃亡到齐国的王弟子带提供政治庇护，并在不久以后派人替子带向周襄王求情，请求周襄王宽赦子带；四、调集诸侯联军戍卫京师。
　　 齐桓公做的这四件事，乍看起来事事都是在维护周室的安定团结，都是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焉然一副诸侯盟主的高姿态，其实背后的小算盘却打的叮咣响。齐桓公干涉周、戎之争的真正动机，其意甚明，还是想着独家垄断东周王室的控制权，要周襄王做他的忠实傀儡。
　　 齐桓公出面调停群戎与东周的冲突，但这项工作晋惠公在这之前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晋国本就采取扶戎政策，处理与戎族的关系远比齐国娴熟，何需齐国多此一举？先不说一个一天到晚嚷嚷着与四夷不共戴天的齐桓公跑去跟积极和戎的晋惠公抢着做戎人的思想工作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光是齐桓公派人去调解晋国与群戎的关系这一条就够让人琢磨半天的。人家晋国本来就是周、戎矛盾的调解员，你齐国要做和事佬也应该做矛盾双方，也就是周、戎双方的工作，晋国又不是当事人，怎么搞到前任调解员头上去了？晋国与戎人的关系需要您老人家费心吗？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称霸立业，曾表明了以夷为敌的先明态度，赢得了华夏诸国的一致拥护，可今天却搞起了“夷、夏共存”运动，这是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亦或是别有一番深意呢？
　　 相较之下，最能显露齐桓公真实意图的还是他为王弟子带向周襄王求情这件事。《左传》记载，当时齐桓公派了一个叫仲孙湫去东周朝聘，顺带着打算向周襄王请求赦免子带。但仲孙湫行完聘之后，一看周襄王的脸色，显然是怒气未消，不敢提起此事，只得就此作罢，打道回国。《史记》写的更直白：“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齐桓公如果真心为王室的安宁和诸侯的安定考虑，作为臣子，他应该先将子带绑送周王，同时再向周王请求赦免子带，这才是为臣诤谏的程序。但现在，齐桓公却是在给予子带政治庇护的前提下再为其向周襄王求请，这一行为必将激起襄王的不满。子带于襄王而言，乃是其王位最大的潜在威胁，且已有勾结戎人谋反的事实。齐桓公对这样一个人施予保护，还企图要襄王将其赦免，这不如同是要齐桓公善待当年与他争位的公子纠一样难吗？任何一位君主，无论他是邦国之君，或是王朝的天子，都不会容许一个对他的君权有威胁的人安然无恙的存在下去的，更不要提这个人还和一股强大的外部势力勾搭在一起。当年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事成之后不就强逼鲁国杀死了纠吗？齐桓公又怎么会不明白子带于周襄王而言就如同当年纠与他自己的关系一样的道理呢？齐桓公的行径，不管他的本意是什么，在周襄王看来却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齐桓公把子带当作了代替自己的第二梯队。一但事情有变，齐桓公可以随时用子带替下周襄王，换他来做自己尊王口号的代理人。周襄王怒而不许，齐使仲孙湫无法为子带求请襄王的宽赦，灰溜溜的回国向齐桓公复命。齐桓公图谋未成，又做了另一件出格的事：派仲孙湫率诸侯联军以防御戎人为名开进王畿。
　　 诸侯联军开进王畿护卫周王的时间是周襄王五年，而群戎攻周则是襄王三年，当年晋惠公就已经介入了此次事件，第二年襄王就向子带兴兵问罪，可见戎人对周的侵略在齐桓公介入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史料在此后也没有戎军侵周的记录。诸侯联军入周是在此事件的第三年，齐桓公“为带谢”不成的情况下发生的，很难让人相信当时的戎患能有多严重，以至于齐桓公需要动用东方诸侯联军入周。言下之意，此前的晋、齐两国的调解岂非都是无用功？晋惠公、齐桓公这两位强国之君的面子在戎人那里岂不是一文不值？诸侯联军入周的真正动机单纯吗？
　　 齐桓公看到了秦国、晋国这样的西方诸侯已积极参与进了中原事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要知道，直到此刻为止，齐桓公的西北战略始终未能顺利展开，秦、晋等国依然未被他收编入自己的队务中来，事实上西方诸侯也不可能被齐国收编，因为秦、两国晋都不是需要看齐国脸色行事的弱小国家。这才是齐桓公一系列反常举动的直接起因。
　　 在齐桓公的眼里，东周王室只能由他一人掌控，任何人都不得染指。当年齐桓公在首止之会上以八国联军之威恐吓周惠王，目的也在于此，周襄王也是因此才得以即位的。但当齐桓公将周襄王扶上王位之后，周、齐关系却依然不平静，先有襄王元年周公宰孔破坏葵丘之会，周、齐关系的不和谐依然如故；又有北方晋国与东周和流，又使齐国与西方诸侯出现巨大的利益冲突。幸好晋献公不久就去世，齐国趁机发兵入晋，对它进行了打压。可谁曾了想，晋惠公即位不久，晋国内政很快稳定，随即南下介入中原事务，而且一出手就是与东周王室搞到了一起。群戎攻周，晋惠公先于齐桓公作出积极反映，与秦国一道向戎军施加军事压力，又出面调停周、戎纷争，明确显示出入主中原之志，这不得不引起齐桓公的高度重视。
　　 晋惠公在较为成功的解决了周、戎之争后，周襄王兴兵讨伐肇事者子带，子带逃往齐国，投奔了齐桓公。齐桓公得到子带归附，立即将其保护起来，然后就画蛇添足似的跑去调停已经被晋惠公解决的差不多周、戎冲突，还莫名其妙的去调解晋、戎矛盾，晋国与戎人有矛盾需要齐桓公去调解吗？这里的事实恐怕是齐国在对晋国施加外交压力吧。当周襄王拒绝齐桓公为子带请求后，齐桓公更是在事发两年之后以保卫王室的名号挥兵入京，干脆用军事手段控制王畿，这是赤裸裸的逼迫和威胁，即是逼迫周襄王就范，也是在威胁西方诸侯不得干涉中原政务。齐桓公的狂妄再次毫无保留的暴露在世人面前。
　　 齐桓公与王室的矛盾，一是王室不甘当傀儡而引发，再次是齐桓公与西方诸侯争夺王室控制权的一种反映。 周襄王曾依靠齐桓公的顶力支持才得以即位，但这并不意味周襄王就甘心情愿做齐桓公的马仔。当年宰孔破坏葵丘之会，周襄王是否参与其中本就是个问题，齐桓公心里难免留下疙瘩；现在晋惠公不失时机的利用群戎攻周的机会向东周靠拢，更另齐桓公觉得周襄王已有意摆脱自己的控制，所以才打起了庇护子带以牵制周襄王的主意。如果事态演变到最糟糕的状态，齐桓公最后一招便可以用子带代替周襄王，继续掌控王室。这算不得是什么如意算盘，齐桓公大大高估了武力威胁的效果，也太小看了周襄王的意志。他把周襄王看成当年的周惠王，以为搞一批军队开进王畿就能把问题解决，却没料到自己挺起来的周襄王偏偏是个愣头青，事后的发展出乎齐桓公的预料。
　　 联军入周之后，周襄王面对齐桓公咄咄逼人之势，冒着王位不保的危险，竟然顶住压力，没有向对方做丝毫让步，始终未宣布赦免子带，焉然一副王八吃秤陀铁了心的驾势，言下之意是：你齐桓公有本事就把我废了，反正我就这样了，你爱谁谁。周襄王以自己的胆识挑战齐桓公的狂妄，如果齐桓公真的胆敢做出废立天子的惊天壮举来，后果将是极其严重且难以预料的。在此之前，齐桓公再怎么嚣张，但在表面上多少还有所遮掩，“尊王攘夷”的口号再虚伪也得继续撑着，废王这种事轻易还是干不得的，即便是诸候盟主的齐桓公也兜不住。这样一来，周、齐双方就这么僵着，直到秦晋韩原之战爆发，齐国对晋国的顾虑暂消，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不过周襄王在齐桓公健在时始终没有宽免子带，直到齐桓公死后多年才将其赦免，允许他回朝，这说明东周与齐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齐桓公生前一直没有改变。齐桓公在周襄王强硬的立场面前没能实现自己的图谋，控制周室的战略大计到此刻为止实际已经失败，昔日中原列国在尊王大旗下空前团结的那一派盛景也已成往事。而在齐桓公处理王室问题接连失算的同时，他与南方豪强楚国的对抗却在继续。
　　 八国联军伐楚之役前，齐桓公就精心设计了攘楚战略：以中原诸国联军遏制楚国北上之势；扶持楚国东侧江淮流域诸国钳制楚国侧翼；最终将楚国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当前状态。按此计划，八国伐楚成功后，攘楚的主要内容即是扶植东方国家牵制楚国。这一步骤在伐楚之前就已展开，最典型事件便是伐楚前三会诸侯时将本处于楚国势力范围内的江(今河南正阳南)、黄(今河南潢川北)两国拉拢与会，很快就建立起了“东方阵线”。
　　 召陵之后，楚国北进之势遭遇挫折，于是全面调整争霸方略，双方的对抗以全新形式依然在继续。公元前655年，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以定周太子之位，引起周惠王不满。周惠王派周公宰孔唆使郑文公叛齐联晋，自己则南向联楚，企图组成一个以周、郑、晋、楚四方为主要成员的新集团，以对抗齐桓公。趁中原局势出现动荡，楚国不失时机的展开了东进战略，将扩张的矛头由原来的北上改为东进，开始大举向淮河流域实施武力扩张，令尹子文于是年领兵灭亡弦国，弦君逃往黄国。弦国位于今河南息县、潢川间，是姬姓封国，本也是楚之与国。弦国是齐国的姻亲国，又是江、黄两国的姻亲国。齐桓公霸业鼎盛时，江、黄、弦三国在齐国的支持下组成了牵制楚国侧翼的集团，弦国自以为与江、黄为盟，又有齐国的政策，“恃之而不事楚”，故齐桓公与周惠王因周室嗣君问题发生争斗，楚国立刻将其灭亡，以打击齐国。灭弦次年，齐桓公与周惠王矛盾激化，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为破灭惠王联合晋联楚的企图，发兵攻入郑国。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许，亦即“围许以救郑”，迫使诸侯联军暂时放弃攻郑，转而南下救许，再次打击了齐桓公的气焰。
　　　　公元前649年，群戎攻周，中原局势在随后再次出现较大动荡，楚国又趁机展开东略。当年冬，楚以“黄人不归楚贡”为由，攻打黄国，次年灭黄（《谷梁传》言灭黄同时又伐江）。公元前646年，楚又灭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两国。齐桓公精心组建起来的牵制楚国侧翼的江淮诸国联盟至此被完全击垮。
　　 齐桓公两次与王室发生严重纠争，楚国则两次利用机会攻灭齐国的盟国，彻底翦除了侧翼威胁，给予齐桓公巨大打击。当时的情况对齐桓公非常不利：一方面是周襄王强烈不满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意志坚决的抵制齐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一方面又是楚国连续出招，把他设在江淮地区的壤楚盟国如数消灭；此外，楚国东进对中原国家不存在明显的威胁，只对齐国霸权的挑战严重，中原诸侯对攘楚的积极性已大不如前。下一步该怎样对付楚国，这是需要齐桓公好好费一番心思的问题。弦、黄、六、英相继被楚国所灭，齐桓公急需在楚国的侧翼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他看中了徐国。
　　 徐国，清《徐偃王志》言：“徐得国传二千年，几与夏商周相终始。”其地理位置在徐、淮、泗水一带，是当时雄踞东南的一个强大方国，人称徐夷，亦称徐戎，属东夷集团直系回裔，古时九州之一的徐州便是因其而得名。其国历经夏、商、周三朝，直至春秋战国，前后延续近一千七百年，乃中国古代一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西周穆王在位时，徐国君主徐偃王趁周穆王西征，率领淮河流域各部族公然反周，并谮号称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伐周战争，兵锋直指东都。周穆公仓促回师，举兵东伐，将其击退。从此以后，周王朝与江淮诸国之邦交宣高破裂，周王朝也进入了四面受敌的“中衰”阶段。
　　 由于古代儒家思想持有的正统偏见，徐夷的“异族”身份使其始终受到歧视，当时的治史者对徐国历史不屑一顾，少许的记载也是只鳞片爪，司马迁一部《史记》对徐国也只有周穆王时徐偃王作乱的记载而已。关于徐国疆域位置，国王更叠、战乱盛衰等史实，历代史书根本不予系统记述，给徐国面貌蒙上一层面纱，似有若无。
　　 由于史官偏颇，记载缪误，徐国被埋没数千年。随着近现代考古改造的进一步发展，徐国的地下遗存大量涌现，已经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期间的徐器,就有《徐王鼎》、《徐子氽鼎》、《沉儿钟》、《义楚钟》、《徐王义楚鍴》、《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徐偃侯旨铭》、《徐伯鬲》、《徐宝蕴》、《徐王寿铭》等。特别是1980年安徽舒城县九里墩出土的徐国《铜鼓座》，上面的铭文清晰的记载着徐国疆域“东土至于淮”。东土指今山东曲阜一带，淮即淮河，徐国疆域竟如此广大，种种迹象表明，徐国的确曾是当时东夷诸国最一赫赫大国，徐文化曾经十分发达，并对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
　　 作为淮河流域最为强大的方国，徐国在齐国原有的东方阵营被楚国灭亡之后自然而然的进入了齐桓公的视线，齐桓公一心想拉拢徐国，以对抗日趋强盛的楚国。可正因为齐桓公联徐心切，不加考虑的、缺乏原则讨好徐国，反而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使中原联盟的瓦解。
　　 《左传.僖十三年》记载：“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公羊传》明确指出，此处所说之淮夷即“徐、莒”。杞国当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山东省新泰一带，是一个小国。徐国侵略杞国，齐桓公作为诸侯盟主自然要出面解决，于是会诸侯于咸（今河南濮阳县东南），商讨保护杞国的问题。但是这时的齐桓公一心只想拉拢徐国，该如何处理徐国侵杞事件自然就成了一道难题。无奈之下，齐桓公终于的决定是迁杞，将杞国迁徙至缘陵，即今山东昌乐一带。齐桓公的这一处理影响极坏，这实际是牺牲了杞国的利益来偏袒徐国。《左传》在谈及齐桓公迁杞于缘陵时便直书“有阙”，即使用了曲笔。杜注：“器用不具，城池不固而去，为惠不终。”即齐桓公没有善加料理迁杞一事，给人家搬家却草草了事，没把事情办好。《公羊传》也有“为桓公讳”的说法，说明齐国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只是一心想着讨好徐国，没有为杞国主持公道，事后也没有给杞国应有的补偿。
　　 齐桓公偏袒徐国的原因不难理解，意在扶植徐国抗衡正在积极东进的楚国。召陵之盟后，楚国基本停止北上，但却不断东进。而楚国东进与中原国家的自身利益少有干系，所以它们在跟随齐国继续打压楚国的问题上已经缺乏积极性；外加当时齐桓公一次又一次的出格行为，更另他国对齐桓公心生厌恶，在助齐攘楚时就更加提不起精神。唯有东方徐国才是齐国认为可以遏止楚国的重要盟国，实在的利益要比空头的道义更重要，牺牲小国保有盟友，理所当然。
　　 齐国对徐国的偏袒在维系盟友关系方面的确收到了效果，但却因小失大，不负责任的行为另人厌恶，激起了人们的不满，不论这种不满的潜藏于内心，或是付诸于行动。到此刻为止，齐桓公的主义守护神的虚伪面纱彻底撕破了，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维护华夏、庇护弱者的救世主，而只是一个利欲熏心的野心家。《公羊传》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谷梁传》的评语更直白：“桓德衰矣。”
　　　　齐桓公迁杞于缘陵次年（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以徐国亲齐为由，兴兵攻伐。齐桓公为了保住自己的盟国，急忙会集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又一次策动八国联军抗楚救徐。但是诸侯离心离德，根本没有作战的积极性，史载“诸侯次于匡以待之”。“次于匡”就是各国君主走到匡这个地方就停下不走了，只派部分军队继续前进，可见各国都是被迫前来的。
　　 联军作战，最忌同役不同心，这样的军队根本打不了硬仗。齐国不敢正面与楚交量，只能移师攻打楚国的盟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以此摆出一副抄袭楚国后方的驾势，企图吸引楚军放弃对徐国的进攻，以解徐之围。可还是很不走运，当年冬，中原联盟的不稳定、不和睦终于以最极端的形势爆发了出来。宋、曹两国本有旧怨，原本在齐国霸业旺盛时相互容忍，现在齐国霸业已成强弩之末，宋国第一个站出来打破中原联盟的和平局面，趁着曹国军队对随齐远征在外的机会发兵袭击曹国。楚国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的联徐遏楚之计又失败了。
　　 遥控东周的图谋落空；遏制楚国的计划失败；诸侯联盟亦已破裂；同年，股肱之臣管仲又病逝；齐桓公自己也是命不久已，赫赫大齐的辉煌霸业即将迎来它的尽头。
　　
　　

　　17 霸主之死
　　
　　 公元前645年，这是春秋时代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西北高原杀声震天，秦、晋双强大战韩原，晋惠公战败被俘，西方诸侯入主中原的时间表无限期推迟，此前齐桓公最挂心的“西方威胁”似乎已不复存在了。但是，此事西北局势如何，对齐桓公而言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他有更大的麻烦。与西北乱局对应，这一年，南方强楚发兵攻徐，齐桓公救之不成，煞羽而还，齐楚之争出现重大转折；中原地区战火重燃，宋国趁联军南下救徐之击偷袭曹国，诸侯联盟出现巨大裂痕；也是在这一年，管仲、隰朋两位名臣同年去世，齐桓公转舜间失去了多年来为他创立霸业鞠躬尽瘁、居功至伟的两大臂助，齐国的霸业已摇摇欲坠。
　　 话说管仲临终前，齐桓公为了后事问题去探望他，问管仲说：“仲父的病很重了，万一您老有个三长两短，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呢？”
　　 管仲回答说：“主公啊，我的确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即使您不来问我，我也正想去见你，可我就是怕说了以后您不肯照着去做。”
　　 齐桓公说：“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要我往西就往西，仲父对我说的话，我哪会不听啊？”
　　 管仲于是整了整衣冠，从病榻上端坐起来，非常郑重的对齐桓公作了这样一番临终嘱咐，他说：“你身边易牙、竖刁、堂巫（巫师）和公子开方（卫国公子）四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辞退掉。那个易牙本来不过是你的厨子，那天你闲着没事说了一句：‘什么都吃够了，就剩小孩的味道没尝过。’易牙马上就把自己的儿子蒸了给您吃。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爱自己子女的？可易牙连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下的去手，他又怎么会真心爱您呢？您喜好女色，竖刁为了接近讨好你，就自阉入宫当了太监，为您管理后宫。世界上的人哪里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呢？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惜，能爱惜你吗？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从我们齐国回他老家卫国也不过就的几天行程。世界上没有人不爱自己双亲的，一个对双亲都不爱的人，又怎么会爱您？虚伪的本象终归还是藏不住的，他们早晚会坏了你的事，你可不能再用这几个人了！”
　　 齐桓公一开始听取了管仲的诤谏，待管仲的后事办完就废了易牙四人的官职，把他们全部驱逐了出去。但是，没了这四个活宝在身边，齐桓公的日子怎么过都不舒服。没有了替自己求神问卜堂巫，齐桓公生了怪病；没了顶极厨师易牙的一手好菜，吃什么都没味了；没了安排娱兴节目的竖刁，后宫粉黛也越来越没意思了；没了“能干”的公子开方，管仲和隰朋又死了，日常政条没人处理，一片混乱理。齐桓公没过几天这样的日子就纳闷了：“仲父说的到底对不对啊？没了这四个人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莫不是仲父病入膏肓说了胡话吧？圣人的话也有不靠谱的时候”又把四个人招了回来，全部官复员职。齐国的军政大权也就这么落到了这四个佞臣的手中。
　　 没过几年，易牙四人祸乱齐国，他们把齐桓公围困在一个门窗全部被封死屋子里，不许他外出半步，准备用停止供应水粮的方法将这位一代霸主弄死。有一名官女从一个小洞里钻进屋子，偷偷见了焉焉一息的齐桓公。齐桓公看见这名宫女就说：“我都快饿死渴死了，为什么没人给我送吃的喝的？”宫女回答他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了，出入的通道都已经被封死了，吃的东西弄不来了。”齐桓公长叹道：“咳，原来如此!圣人就是圣人，说什么准什么!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拿过一块头巾包裹住自己的脸，死了。死了十一天，蛆虫从门缝王屋外爬，我们的人这才知道齐桓公死了，才有人为他收尸。
　　 有人看了上面这个小故事心生疑问，奇怪齐桓公为什么不听出官仲。这个故事出自《管子·小称》，《史记》也收录了，《史记》在语言的运用上较《管子》简洁一些，这也是司马迁一惯的风格。《管子》的成书时间早于《史记》，《史记》有关桓公问管仲的记载应该就直接取自《管子》。但《管子》不过是后学追记，并非管仲所写，其中许多篇均定稿于汉代，距春秋时代甚远。其中部分篇章虽有很高的史学参考价值，但相当多内容却属附会之物，断不可尽信。使用春秋时代档案史录编辑成书的《左传》、《国语》都没有什么齐桓公去找管仲要遗言的记载。所以《管子·小称》和《史记》的这一段记载，以我个人之见，其可靠行很成问题，儒者托附色彩颇浓。《管子·小称》有关齐桓公被困在黑房子里的一段更是可笑，连《史记》都没有采纳。《史记》只有齐桓公死后群公子夺位，尸体无人料理的记载。易牙一伙连造反都敢，齐桓公也逮起来了，齐国的执政大臣也都杀光了，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呀？一刀结果了齐桓公不就完了吗？犯的着费那么大劲又封窗户又封门的？这段文字无非要齐桓公在临死之前再夸管仲一会，和前文桓公问管仲一段形成对应，目的无非是继续给管仲脸上帖金。此等文章，一望而知，腐儒之言。
　　 这里忍不住叉开话题多说一句，先秦诸子的文本问题一直是很严重的，什么《韩非子》、《庄子》、《论语》，其间内容真伪难辩。许多人不问清红皂白的照本宣科，将托附之言误作史实，实在不妙。辩析先秦诸子的文本真假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绝对马乎不得。就如于丹的《〈庄子〉心得》，昧着良心胡说一气且不去说它，书中各篇孰真孰伪您总得先问问吧？《庄子》33篇，目前基本的共认是内篇7篇大部分内容是庄子所作；外篇15篇和杂篇11篇均被认为是伪作。更何况，《庄子》的体材本就是寓言小故事，故事情节只是思想的载体，情节本身并无真实性可言。即便就是庄子本人所作，他对历史真实也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说不必负责任，这就如同你不能要求《安徒生童话》对历史真实负责一个道理。什么楚国跑来请庄子去当国相，什么越国买了冬天不冻手的药向吴国发动冬季攻势，能当史实看待吗？庄子寓言，有权不对历史负责，今人研读其文，可奉其道，却不可误信其事，不能把《安徒生童话》当《左氏春秋》看。相较之下，今版《管子》一书是西汉刘向编辑的，其书即有管仲后学的言论，也有先秦宋钘、尹文二子的遗著成份。《管子》与先秦诸子一样，治的是“道”，不是“史”，其内容不乏与史实相矛盾之处。《小称》一文所说齐桓公问管仲，及桓公困死屋中，不可信以为真。
　　 从《左传》记载，伐楚援徐失败后，管仲、隰朋又去世，中原联盟也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而齐桓公自己也只剩两年阳寿。两年后，即齐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这是霸主齐桓公最后一个春秋，他在当年春季做了最后一次攘楚的努力，齐国以自己一家军队单独南下，协助前番被楚国击败的徐国攻入楚国属地英氏。八国联军都未曾敢正面与楚国开战，今天一家之兵竟敢直击楚地，死期将近的齐桓公显得歇斯底里，可惜黔驴计穷再伪装强硬也无法掩饰外强中干的事实。昔日挥集天下群雄如召唤忠实猎犬，今日只剩孤家寡人，一家独进，即便小获胜利，又有何可喜？
　　 齐军在边疆上转了一圈，这对楚国而言根本是隔靴搔痒，没什么大不了的。齐桓公却盘算着趁这股并不热的热气继续打铁，召会诸侯于淮河，招开了“淮之会”。这是齐桓公一生最后一次会盟诸侯，也是极不成功、极其乱套的一次盟会。“《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意思是说，齐桓公正在忙着大会诸侯，鲁国却在这时擅自用兵，攻灭了项国。齐桓公因此向鲁僖公发难，将他拘捕。这样一来，齐桓公大会诸侯没弄成，反倒使齐、鲁这对老冤家和平相处三十余年之后，再次生出祸端。事后齐桓公可能还一度率军进鲁，由于鲁《春秋》闪烁其词，发兵进鲁未有明载。但齐桓公的女儿，也就是鲁僖公的夫人声姜的确在鲁国境内与父亲齐桓公进行了会晤，显然是在为丈夫向自己老爸求情，鲁僖公得以获释。
　　 项为姬姓封国，地处今河南东南与安徽接近的项城县一带。有关鲁国灭项引起齐桓公讨伐一事，典籍所言分歧极大。《春秋》言：“夏，灭项。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自会。”按《左传》解，鲁国史官对鲁僖公被齐国拘捕一事有意“讳之”，故而语焉不详。《谷梁传》云：“灭项。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意思是鲁史官为齐桓公讳，故不加明示。《公羊传》言与《谷粱传》同。《公羊传》、《谷梁传》均称项国乃百齐所灭，与《左传》见解相背。灭项一事也因此在鲁灭、齐灭两说之间无从定案，许多史家谈及此事时大多亦未敢断言。相较之下，两说各有各的理由。项被灭前不久，齐军正与徐国一道伐楚之英氏，事后又大会诸侯，齐国似乎无暇灭项；事后，齐桓公又一度进入鲁国，鲁国显然做了什么事刺激了齐桓公，看来项国应是被鲁国所灭。但反驳意见则认为，鲁距项数百公里之遥，且与本土不相连壤，灭项于鲁毫无意义；相反，楚当时正攻伐楚之英氏，英、项发别处于楚国东方领土东、北两侧，故灭项极有可能是齐国继续遏制楚国的一步棋，意在楚国东土北段建立一块前沿阵地；至于齐桓公可能在当年差点攻打鲁国，原因可以有千千万，未必非要与灭项联系在一起。
　　 就上述两种观点，总的来说势均力敌，不可擅下定论，而且鲁灭项的观点还略微占些上风。我个人的意见，鲁国远涉千山万水去米一个邻近楚国的国家，这实在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齐、鲁又起纷争，也完全可以是齐桓公对日益不顺从自己的诸侯实施的打压。鉴于此事今日已难以考证，故本文对灭项一事只谈至此，不再另作他论。但是，齐桓公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一年的确颇不顺利，最后一次盟会一事无成,反是自己与盟国发生了纠纷，可见什么借伐楚之战重镇声威的想法已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了。
　　 当年十月，齐桓公姜小白结束了他四十三年的王霸之旅，撒手人寰。而一场血腥的诸子夺位之战在他死后瞬间爆发，这场于齐国而言史无前例的全大被耗迅速击倒了这个曾经的东方第一强国。
　　 齐桓公生先后娶过三位正妻，分别是取自东周的王姬、娶自徐国的徐嬴、取自蔡国的蔡姬。前两位夫人皆早逝，蔡姬则在当年八国伐楚时被当作政治牺牲品送回了蔡国，三位夫人都未给桓公生下儿子，所以齐桓公生后根本没有嫡子，他死后齐侯爵位的争夺就在他的一群庶子中间展开。齐桓公是出了名的好色，三位正妻虽都未替他生下嫡子，但一群小妾却为他生了一堆儿子。既然齐侯的爵位因为桓公没有嫡子而不可能按嫡长制度来选定继承人，那么这群庶子就各个都有机会即位。参与争位的庶子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公子昭、公子无亏、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这六位公子六人各结朋党，明争暗斗自齐桓公生前就已经开始，其中公子昭和公子无亏最具有竞争力。
　　 公子昭乃郑姬所生，曾得到管仲的顶力支持，且与宋襄公交好，事先已经被齐桓公立为太子。公子无亏乃长卫姬（桓公有卫姬两名，以长、少区分）所生。无亏得到了易牙、竖刁一干人等的支持。管仲死后，易牙、竖刁等人竭力桓公面前游说，怂恿桓公改立无亏。老迈昏惫的齐桓公竟然口头答应了易牙。除昭和无亏之外，其他四位公子也各自结党企图争位，这一情况在管仲去世之后愈演愈烈。齐桓公一死，众公子及其各自子党徒就迫不及待的起来作乱，互相攻伐，公子夺位之战立即爆发。易牙与竖刁是最狠的，他们一个是朝中的大臣，一个是内庭的宦官。易牙趁齐国的军政要员都在宫庭内议事的机会和竖刁里应外合，率众杀进宫殿，把所有参政大夫全部死绝，控制了宫庭，随即这全国大肆清洗异己，完全操控了朝政大权。无数忠臣良将没有战死沙场，却惨死在奸佞小人之手。太子昭眼见大势已去，知道根本敌不过自己的那帮如恶狼似的兄弟，仓惶逃亡宋国，投奔宋襄公去了。易牙和竖刁就立了公子无亏为君。
　　 停尸不顾，素甲相攻。没良心的狼崽子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大搞夺位大战，以致宫中无人管理，也没人去把齐桓公装尸入棺。《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这位英雄一世的春秋首霸死后，尸体直挺挺的被丢在床上，整整六十七天无人去管，直到尸体恶臭难闻、爬满蛆虫，蛆虫甚至爬出门外，都无人问津。直到夺位之战结束，无亏被立为君，齐国正式向各国报丧（虽然齐桓公之死早已人尽皆知），齐桓公的那满是虫蚁浓血的恶臭身躯才被装尸入棺。可就算到了这个时候，齐桓公依然没能入葬，因为紧接着第二轮夺位之战又开始了。
　　 无亏虽然即位，但齐国的混乱并未结束。出逃在外的太子昭找到了与自己交好的宋襄公，向宋国请求帮助。宋襄公应允，随即联合曹、卫、邾三国举兵攻齐，以助齐太子昭归国复位。迫于诸侯军队的压力，齐国大夫们合里杀死了即位仅仅三个月的无亏，打算迎太子昭即位。但是，元、潘、商人、雍等四位公子竭力抵制太子昭回国即位，不惜以武力手段进行阻挠。太子昭刚刚被齐国大夫的迎进国境，四公子的军队立刻向他们发起进攻。又是一场惨烈的厮杀，太子昭敌不过四个疯狂的兄弟，又逃回了宋国，又请宋襄公出面帮忙。宋国再度出兵攻齐，大败齐军，四位公子做鸟兽散。这样，太子昭在宋军的护卫下进入齐都临淄，即位为齐孝公，当时已是齐桓公去逝次年的五月了。又过了三个月，齐桓公等了整整十个月，总算能入土了。
　　 经历了十个月过强度动乱之后的齐国，股肱贤良被杀戮待尽，国力损耗空前惨痛。创立一番事业是那么的艰辛，毁掉江山社稷却是如此简单。庄、僖二公百年的经营，桓公图霸四十年的成果，前后一百五十多年，整整四代人的心血，仅仅十个月，全都化为泡影了。齐国国势亦将从此走向衰落，直到齐后庄公、景公复兴之前，齐国在接下去近一百年时间里不会再有值得一提的作为。
　　 齐桓公的霸业结束了，但有关齐桓公的事我们还没有说完。讲完了霸主之死，我们还要论一论霸主为什么会死，齐桓公的霸业为什么会死？
　　 齐桓公得以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任霸主，原因有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齐国的传统优势。齐桓公创霸立霸，功业甚伟，但因为不要忘记，齐国的霸业与此前多位先君的努力密不可分。齐国经历了姜太公至今数百年的发展，东方第一强国的地位在桓公即位以前就已经确立，无需齐桓公的争霸资本不是他奋发拼搏来的，而是前人给的。两周交替之际，整个天下都经历了巨烈动荡，没有一处保有安宁，唯齐国例外。齐国拥有天然优势，背靠大海，四邻少忧，身边即没有强大的边外强敌，却又有许多弱小的邦国为其附庸。所以到了齐桓公接手的时侯，南方的楚国才刚刚有个模样，北方的晋国窝里斗着，西方的秦国连戎人都还没搞定，中原地区除了混战还是混战，只有齐国俱备称霸资格。天赋的优势，使齐桓公根本不需要争就有霸业。从一定意义上说，齐桓公是称霸，而不是争霸，因为当时本就没人跟他争。齐桓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考虑“争”的问题，而仅仅需要知道如何称霸就可以。他最终选择的方案是“尊王攘夷”。所以齐国称霸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尊王攘夷”。
　　 齐桓公即位的时候，到处都在打仗，而且打的都是乱仗，什么样的战争理由都有。南方国家为了抵抗楚、蛮、夷的入侵打仗；北方的晋国两兄弟因为争家产而打仗；西边的秦国为了扩张打仗；中原国家更是什么样的原因都能打仗。这是一种无秩序状态，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下，所有人都有各自不同目的，有不同的战争理由，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真正通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的结果是，大多数战争的发起者都不能得到他们发动战争所为的东西，尤其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是周王封国最密集的地方，这里的国家大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较强的国力，在战争的表现没有太明显的高低之分，该地区的战争最终演变为消耗战。齐国拥有高于一般人的实力，它在战争中经常能获些好处，但多数国家还是做了些吃力不讨好的赔本买卖。战争打不出明堂，局势倒是越来越混乱，财力打空了，老百姓打累了，国君的威严也越打越少了，政变倒是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尊王攘夷”完全迎得了人心，各国通过专打外夷转嫁了社会矛盾，减少了邻近国家的战争，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过去庄、僖小霸，齐僖公的模式就是拉一帮、打一帮，在郑、鲁一派和宋、卫一派之间左右逢源，到头来打的最累最惨的什么都没捞到，占便宜的就齐国一家。齐桓公实际是发展了齐僖公的思想，而且很大的改变了旧有的模式。齐桓公以一句深入人心的政治口号，把所以中原国家都拉上了自己的战车，把外夷和不臣之国作为征伐对象。打着尊王的旗号赢得人心，借着攘夷的名头树立威信，谁不服就要以“破坏世界和平罪”被灭，灭的合情又合理，山东北部的小国几乎都是以这么一个罪名被齐国给灭掉的。这是“拉一帮、打一帮”战略的最高形式，取得的效果当然也最大。
　　 最后一点，齐桓公很善于团结下属，善于辩别和使用人才。精干高效的人才队伍是齐桓公称霸的关键因素，但团结下属的工作有时比寻找几个能干的人更重要。周代政治是世卿世禄的政治，一个诸侯国内部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建小领主，这一现实使政变和内斗变成一件极其平常的事。若说东周初年谁最有资格争霸，原本晋国一点不比齐国差。平王东迁之初，晋文侯姬仇气焰之盛，远超冷眼旁观、韬光养晦的齐庄公。可晋文侯一死，晋国不久陷入内战，失去了第一轮争霸的机会。齐桓公本人是在刀光剑影中登上君主之位的，能在与公子纠的竞争中胜出，靠的就是善于拢络人心。桓公生性好色好游，并非勤政克俭之君，即位以后将朝政大权全权交于一个没有威望、没有根基、没有谋反能力的管仲，对国、高一类的旧勋也善待有加，有势的少给权，但不夺其势；没势的多给权，但继续没势，使齐国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没势有权的管仲必须尽心尽力才能叫别人对他这个出生低贱却高居上卿之位的人心服口服，国家的政务当然井井有条；管仲出生卑微，又是公子纠旧部，跟元勋贵戚也很难合流，再如何权倾朝野也不必担心他会成为楚国子元那样的人物；有拥戴之功且势力旺盛的元勋贵戚继续享有尊荣，但国家的实权却在管仲手中，两种人相互牵制、相互协助，齐桓公自己大可以继续打他的猎、泡他的妞。齐国的内政稳定与晋成师之乱、楚子元子乱形成鲜明对比，齐桓公称霸的重要保证正是用人之术。
　　 拥有传统强国的资本，营造了他国所没有的内政稳定，制定了正确的称战略方针，这是齐桓公称霸的三大条件。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忘了，强国的资本不是绝对的，天下群雄都在发奋图强，齐国比之他国的实力优势随着时间也会逐渐缩小，内政的稳定也会发生变化，政治口号也总有撕去伪装的一天。
　　 齐国霸业衰落，根本原因在于齐国的实力并不足以压倒所以人。齐桓公尊王攘夷，目的在于号召他国为自己的霸业服务，尤其是在楚国、晋国，这两大强国相继实现崛起，且一个个都磨刀霍霍，准备入主中原的时候，阻击他国进入中原的重要性就超过了维持虚伪口号。晋、楚两国的强大，严重危及了齐国的利益。齐桓公为了控制周室，与惠、襄二王两次发生严重危机。就本质而言，齐桓公与东周矛盾的实质是齐国与后起强国利益争夺的载体。这种争夺是必然的，因为世界上并不只有齐国一家是强者。大国之间搏羿，逼的齐桓公只能现出原形，王不尊了，夷不壤了。齐桓公可以为了控制王室开大会恐吓周王，甚至随便找个理由把军队开进王畿；也可以为了拢络徐夷把小国利益给卖了，如此一来，人心尽失，齐国从中原联盟的盟主变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从群雄领袖降级为四强之一，霸业中衰也就不可避免了。
　　 齐国从霸主降级为四强，霸业衰退的理由可以找到，但为什么齐国霸业的偏偏要以一场重创国力的激烈内战来结束呢？如果齐国在齐桓公死后君权实现和平过渡，齐国的霸业至少也能继续维持几年，国势也不至于迅速跌落低谷。我们知道，齐国经过群公子夺位之乱后，国际地位一度还不如宋国，此后多年亦未恢复。所以，四强崛起可以作为齐国霸业衰退的解释，却不能成为齐国国力衰退的解释。齐国自身衰落的起因自然是群公子争位之乱。那么，齐桓公死后，齐国这场惨烈的内战，其根源在哪里呢？
　　 齐桓公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之徒，是个放荡不羁风流情种。史书说他“好内，多内宠”，后宫美女如云尽。可管宫中妻妾成群，但他仍不满足，总喜欢偷香窃玉、寻花问柳，到外面冶游，寻找刺激。“冶游”即俗话说的“嫖”。所以齐桓公平日里的生活大致的情况就是娇奢淫逸、沉迷酒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那国事怎么办呢？交给别人办。《韩非子》写到：“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
　　 大事小情皆决于仲父，许多人都看不国，曾经就有人当面批评齐桓公：“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齐桓公从容答到：“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有人才用了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过力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我们翻偏各种典籍，从来不会有齐桓公勤政克俭的说法，只有他殆于政务、贪图享乐的描写。如果要我对齐桓公其人作一个最简单的描述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用别人为自己治理国家的人，但自己却是一个夜夜笙歌的懒惰君主。那么为他治理国家的管仲是个什么形象呢？
　　 首先我们肯定管仲是个治世之才，没有他就没有齐桓公称霸，齐国的霸业一半的功劳得归管仲。不过对于管仲的为人，也不仿人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找遍典籍，我们发现，对于齐桓公的荒淫殆政，管仲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从未因此劝谏桓公。倒是鲍叔牙实在看不下去，经常找机会讽谏这君臣俩。管仲对齐桓公的不务正业、和桓公生活作风不检典，采取了纵容，甚至是怂恿态度。《战国策·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在宫内设七市，养了七百个妓女，国人对此意见很大。为了把国人怨恨的情绪转移到自己头上，管仲就造了三处奢华住宅，借以掩饰齐桓公的错误。
　　 清人纪小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写到：“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意思是说管仲是妓女行业的行业保护神。管仲成为妓女拜的神，原因在于齐桓公在宫中开妓院的记载到了明清之际被人有意外曲了。比如：明代谢肇浙《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 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说：“管子治齐，设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助军旅。”清人褚学稼《坚瓠集续集》云：“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清人张春帆《九尾龟》中也提到“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为兵士休宿之所，这便是妓女的滥觞。”清人余怀《板桥杂记》云：“管仲相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
　　 明清之际人们谈及齐宫女闾一事时有意歪曲事实，都称管仲在齐国开国营妓院，赚来的钱用来补贴国家财政，这种歪曲首见于《齐书》。《齐书》云：“管仲设女闾三百。”到明清之际，管仲也就成了妓女业的祖师爷了。持此说法的人都距管仲的时代十分久远，本就没有历史根据，又大多是些小说家的牵强附会之言，根本没有学术价值，不足为据。时代最为接近管仲的《战国策》说的是齐桓公在宫中设女闾，事情是齐桓公干的，地点在宫中，显然这是一批专门为齐桓公本人提供性服务的私姬，不是什么国营妓女，更不是管仲所为。《韩非子》也说：“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
　　 有学者据此戏称管仲为“全世界官娼鼻祖”。李敖的《且从青史看青楼》就说：“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我想管仲首开国营妓院的说法是不是被再提了呢？
　　 管仲没有开妓院，而是对齐桓公于宫中置私姬淫乐的行为不问不管，自己修了三处大宅享乐，史书称管仲的私生活如国君一般穷奢极欲，有人称这是管仲替桓公分谤，这种说法实在牵强的可以。管仲乐得齐桓公不理政事，自己就可以不受牵拌的管理政务，久而久之齐桓公就成了一个自己什么都不会，必须依靠别人来管理国家的人，这很难不让人怀疑管仲的私心。管仲原侍公子纠，公子纠死后，他没有任何过程，没有一点眷恋，立刻投入了齐桓公的怀抱，是一个一心只想寻找一个平台大干一番的人，对忠贞名节没有兴趣。管仲是一个略显势利的人，对权力和财富都充满渴望。如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和桓公末年的夺嫡之争联系起来，问一问他在诸公子夺位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以《左传》的记载：“长卫姬，生武孟（即公子无亏）；少卫姬，生惠公（公子元）；郑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史记》的记载：“长卫姬，生无诡（即无亏）；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两份名单排序一致，公子无亏都排第一，史书虽未明言，但以古人严谨的行文习惯，无亏最有可能是桓公在长子。既然齐桓公没有嫡子，那么以嫡长制，庶长子继位应该合情合理，无亏才是继承君位的第一人选。但是，管仲却力挺排第三的公子昭为太子，而且还和宋国搅在一起，一同支持公子昭。
　　 在齐国领导的诸侯联盟的内部，宋国是仅次于齐国的一个实力较强的国家，自西周初年以来一直是东方大国，又是防御东南夷的屏藩。中原及东方诸国当中，鲁与齐是近邻，先天对立；郑是周郑小集团的，而且又与齐桓公对抗过；卫国本来较强，但在桓公初年险被狄人所灭，国力大减。所以，宋国是齐国最强大的，也是最看中盟友。齐国救徐那一仗，宋国胆敢第一个破坏中原地区的和平，偷袭了曹国，事后齐国竟然一声不吭，似有怯意，害怕得罪这个最重要的盟国。
　　 管仲联合宋国一同支持排第三的公子昭做太子，这有勾结外内、结党营私之嫌。无嫡立长，你管仲为什么要立老三？史书没有给出理由，但这明显遭到相当部分人的抵制，抵制的最厉害的就是其他的公子。易牙和竖刁发动政变，赶走了太子昭立无亏即位，其他四公子都没有怨言，没再出现争执。可当宋国的军队送太子昭回国争位时，四公子立刻发兵阻击。四公子明显支持无亏，不支持太子昭，这从侧面说明无亏的继位资格胜过昭，也支持无亏是长子的观点。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齐国的夺嫡之争，乃至于这场内战，管仲倒是脱不了始作俑者的嫌疑了，虽然管仲本人没活到那个时候。是管仲结党营私，企图拥立继位资格不足的老三，引起长子无亏的亲信和众公子的不满，最终在桓公死后引发内乱。易牙有没有煮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竖刁是否自阉入宫，仅凭《管子》的一面之词不便下结论，但他们显然曾替长子无亏出头，向齐桓公进言，齐桓公也许诺改立无亏，但不知什么原因，史书没有交代齐桓公不屡行诺言的原因。个人认为，太子昭的支持力量应该十分强大，不要忘了他的支持者管仲曾在齐国“代行君权”四十年，自然门生故旧遍及朝野；外加宋国这么一个外援，宋国可是已有擅兴刀兵的先例了。齐桓公很可能因此范难，在内外势力的重压下不敢立回无亏，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当然，以上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想，仅供大家参考，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怕是要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但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齐桓公死了，公元前643年，春秋首霸齐桓公死了；齐国的霸业在他死后迅速毁于内乱，国力亦遭受重创，接下去的这段时间，齐国难有作为了。中国进入了“后齐桓公时代”，人们都在看着，看着后齐桓公时代天下局势到底会走向何方，猜测着中原列国谁会继齐国成为新的霸主国，亦或是其他的某种结果。
　　
　　

　　18 孰行王道
　　
　　 公元前643年，春秋时代第一任中原霸主齐桓公姜小白病逝，持续了整整四十年的齐桓公时代结束了。春秋初年崛起的四大新兴强国中，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遭受剧烈内耗的重创，从此失去继续争霸的能力；西北高原阴云密布，不甘战败割地之辱的晋国知耻而后勇，继续与西秦对抗，明争暗斗不厌其烦；南方强楚苦苦等待三百余年，蓄势待发，虎视中原。谁将成为新的天下雄主，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齐桓公死了，谁最应该欢欣鼓舞？当然是楚国。四大强国，齐国虚弱，秦晋相争，唯一有能力争夺中原新任霸主宝座的就只有楚国。放眼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这颗澎湃三百余载的北上图强之心。年轻的楚成王熊恽，现在大约三十五岁，婴儿时代就失去了父亲，险些在政变中丧命；作为叔叔的傀儡，在屈辱和恐惧中度过了童年，经历了人生中第二次宫庭搔乱；大概二十岁那年，少年英雄之志又遭遇严重挫折，初掌大权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如此庞大的军阵—八国伐楚联军。熊恽，一块用痛苦和磨难锤炼而成的玉石，他拥有英雄的祖、父英雄的血液，但又比祖、父多一份少年老成。齐国的霸业宣告终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赤色的战旗将在倾刻之间杀入中原大地，扫荡任何不臣者。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的熊恽，已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本民族百年自强之志的重担，面对上天赐予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熊恽表现出了常人所没有料到的沉着和冷静。他没有任何异常举动，继续等着，继续看着，谁都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齐霸终结，最有资格取而代之的楚国保持着一份另人难以置信的矜持，弄的许多人不知所措。难道齐桓公的死都没能引发素有北上观政之志的楚国半点兴奋？这只有楚成王自己知道。不过，相比楚成王的矜持，倒有另一个此前并不太起眼的国家因齐桓公的死兴奋无比，它就是宋国。
　　 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人灭亡了商王朝。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胜利者不能灭绝前朝的宗祀。所以，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商汤宗祀，并分封数名王弟于故商之地为“监”，监督武庚治民。武王死后，武庚与“监”联合叛乱，即著名的三监之乱。周公旦奉周成王之令讨灭三监、伐诛武庚。三监之乱平息后，周公对殷民重新进行了规划，反抗情绪激烈的“顽民”被强行迁至东都，由中央政府直接加以管束。此外，周成王又另封未参与武庚叛乱的殷商贵族微子启为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续商之宗祀。
　　 微子启，商王帝乙之子，商纣王帝辛的同母长兄，名启，被封于微，故称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仨仁焉 。”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称此三人为殷之“三仁”。有时看看儒家的言论，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周武王伐纣灭殷，微子携祭器归周，根本就是商朝的头号卖国贼，跑到孔老夫子嘴里就成“仁”了。有人说商纣倒行逆施，微子这是弃暗投明，可国君就算有天大的错，也不能成为你卖国求荣的理由啊！按孔老夫子的意思，是不是哪国的君主不是个东西，这全国上下就都可以去当卖国贼了呢？商王朝的灭亡，亡于内忧外患，外患乃东夷、西周，内忧就在于商纣王与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激烈的内斗中，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则选择把灵魂卖给外敌，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鼎鼎大名的卖国贼！
　　 孔子所说“三仁”，真正配的上这个“仁”字的当数箕子。箕子，名胥余，是殷商王族成员，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商朝末年，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曾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据说箕子为避祸，曾披发佯狂，纣王见此，以为箕子真的疯了，便将他贬为奴，并囚禁起来。如此箕子才躲过一劫。武王灭商建周后，派人出囚牢中释放箕子，并向箕子询治国之道。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见于《书经·洪范》，《史记》亦收录，但此段对话实际上是后人伪托的，并不可信。事实上，箕子不愿意作周朝的顺民，带领着一大批商朝的遗老故旧出逃，从今天的胶州湾一带东渡到了朝鲜，并在朝鲜建立了箕子王朝，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朝鲜半岛地区最早出现的文明，朝鲜首都平壤至今尚有箕子陵。箕子这种宁可背井离乡，亦不为仇敌之仆的精神，才配的上这个“仁”字。而微子比之箕子，恕在下愚鲁，实在看不出二人的品德有哪点能相提并论的。
　　 周武王灭商后，本也没给微子什么待遇，直到周公东征后，原本管理东方的三监被灭，周王朝需要重新归划殷商遗民，微子这才得到赐封，被授予公爵，列五等诸侯第一等，建都于商发祥之地，即今河南商丘，国号宋，以嗣殷后。史称微子启受封宋之后，颇有德政，深受臣民的爱戴，国家很快稳定，周人的“以殷治殷政策”也终于收到了良好效果，一度困扰统治者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殷商遗民从此与周人融合。
　　 西周时期，宋国作为前朝后裔，“于周为客”，周王给予宋国主人对客人的待遇，规定它不必向中央纳粟，并有权使用商朝的礼仪制度，享受着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特权。不过，除了优厚的政治待遇，宋国的分封对于周王室而言，还有一项特殊的作用。宋国地处黄淮平原，所处的地理位置近于东南，正是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夷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宋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周王屏藩，战争是宋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又是周室封国，宋即有尊守西周礼法制度的一面，又被允许保留商朝礼乐和文化传统。商王朝脱胎自东夷族，民风膘悍，十分好战。今天人们颂读《诗经·商颂》，或是翻阅《尚书•商书》，可以发现商人的文化内涵于周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对战争和暴力的态度上。在商人的统治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充斥着对战争和暴力的歌颂，对武力和征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崇尚，神权暴力思想惯穿始终。相比之下，周人的文化内涵是“德”与“孝”等道德观念，而将战争视为“刑”。周人将战争与刑罚视作同一类事物，仅仅视征伐为惩罚有罪者的手段，对暴力本身少有溢美之辞。可见，周人的战争观比之商人更加成熟，但商人比之周人更加嗜战。宋人作为商人的直接后裔，又身处与强大的东南夷作战的最前沿，强悍的民风始终没有退色。微子以后，历代宋君继续尊守“于周为客”的祖制，以维护周室为己任，富国强兵，发展生产，终西周一代，宋国从受封之初的百里之国逐渐随着周与东南夷的战争进程而向东南地区扩张，至春秋初年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其疆域含今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地处黄淮，横跨四省。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宋国的扩张总体而言还是有限的。整个西周时代，东南地区的淮夷、徐夷势力强大、膘悍善战，始终是王朝的统治者最感头疼的边患之一，曾不止一次主动向周王朝发动规模宏大的军事进攻。终西周一代，王朝对东南夷一直是屡判屡征、屡征屡判。而作为阻挡夷人入侵的第一道屏障，宋国必然要承受第一轮战火的打击。宋国地处一望无际的平原，使它在面对膘悍善战的夷人进攻时无险可守，也易攻难守。相比于向外扩张，如何有效的防御，也许才是历代宋君考虑最多的问题。没有地理之便，那就只有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宽阔深渊的护城河来抵御。上世纪末，经中美联合靠古队的发崛，证实宋国城池大多达到了“顶宽12—15米，底宽在25—27米之间，高11.5—12米”的规格。而战国时期的魏国城墙高度通常在6米上下，厚也不过十来米；鲁城墙更不怎么样，高不过4.5米,底宽20米。可以看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民族源系的东南夷，他们的战斗力丝豪不弱，逼的宋国之能依靠坚实的土木建筑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宋国的领土扩张还是比较有限的。
　　 宋国为商朝之后，“以奉先祀”，保留着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祀祭，就连政治制度也于其他的诸侯国存在很大差异。宋国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独特的君位传承方式。商王朝的王位继续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大多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自商汤至纣王帝辛，二十九帝中有十四帝是以弟继兄之位，即便传子也多传兄弟之子。这与西周及绝大多数诸侯国所采取的嫡长继承制有很大区别。依昭嫡长传承制，君主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别子、庶子、兄弟均无缘大位，嫡长制的明显优势便是从制度上尽可能减少了兄弟争立情况的出现。相比之下，兄终弟及的传继方式可以让国家得到“长君、贤君”，不至于弄出个少不更事的幼君而导致大权旁落，但缺点也很明显，君位继承不成定制，容易引发君位争夺战。应该承认，兄终弟及是一种陈旧落后的政治制度，并不利于政权的稳固。
　　 宋国是由殷商遗民建立的国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包括继承制度。宋国的君位传继同样也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存，这为后来的宋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微子死后，立他的弟弟子衍为国君，这是宋国建国后第一次以兄终弟及传授君位。据说微子的嫡子早死，所以这次兄终弟及没有留下后遗症。宋国第五代君主宋湣公去世后，立弟弟宋炀公即位，这次兄弟相继就闹出了乱子，宋湣公的儿子鲋祀杀死了叔叔宋炀公，夺取了君位。进入东周初年，宋宣公成为第三个立弟弟继位的宋君，把君位传给了弟弟宋穆公；宋穆公临死前，为了报答哥哥的恩情，又不立自己的儿子太子冯，而立哥哥的儿子宋殇公与夷，这再次引发内乱。殇公与夷在十年后被执政大夫华督所杀，太子冯随后夺取了君位，即位为庄公。之后，宋国的内乱始终不断，几易其君，《春秋》讥讽宋国的动乱从宣公废掉太子让自己的弟弟即位开始，国家连续十代都不得安宁，宋国就是在这十世之乱中渡过了东周初年的一百年，直到宋襄公的出现为止。
　　 宋襄公，名兹甫，乃宋桓公之子。宋襄公于公元前650年即位，当时正是齐桓公伐楚、定周室，霸业达到鼎点，大会诸侯于葵丘的这一年。宋襄公一即位就表现出一副对齐桓公无比崇拜的样子，老爸宋桓公的葬礼都没办完就急急忙忙的赶赴葵丘去拍齐桓公的马屁。事后也是一个劲的往齐国身边凑，跟齐国大管家管仲的关系也特别好，焉然成了齐桓公的骨灰级粉丝；齐桓公也视宋襄公为自己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但是，当齐桓公晚年的群公子之乱中出现宋襄公的身影，当宋襄公第一个在齐桓霸业衰退后跳出来破坏中原和平，齐桓公看来是被宋襄公被忽悠了，骨灰级粉丝一心想把偶像的霸业变成骨灰，自己取而代之。齐桓公一死，群公子不满太子昭即位，互相攻伐。易牙等人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宋襄公这回可乐坏了，立马召了曹、卫、邾三个国家，以助齐平乱为名发兵入齐，拥太子昭即位，是为齐孝公。眼见齐国昔日大古泱泱，今天却已成如此模样，宋襄公的心更痒痒了。
　　 齐国霸业骤衰，中原列国都很关心谁将成为新一任的中原霸主。当时的情况，西方的秦晋两国矛盾重重、斗争激烈，短时间还不可能入主中原，所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楚国身上，只有楚国才具备取齐而代之的雄厚国力。所以齐桓公一死，郑文公就坐不住了，楚国一旦发兵北上，第一要打的不就是郑国吗？郑文公乖觉的很，齐桓公那边死着，他这边立即跑楚国朝觐楚成王去了。郑文公来朝，楚成王的反映是四个字：望君久已！成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好意，竟以贵重的青铜回赠郑国。楚国富有铜矿，而铜又是那个年代的战略性资源，干什么都离不开它。成王以大批青铜回馈郑国，是十万慷慨的举动，慷慨的连成王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妥。这批青铜的数量非常可观，万一郑国拿这批铜去造武器，对楚国自己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所以楚成王又派人知会了郑文公，请他不要拿这批铜造武器，干点别的什么都行。郑文公就用这些铜铸了三口大钟。
　　　　宋国与楚国相比，两国并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宋国在东周时代第一个一百年里，内部动荡不安，被人称作“十世不宁”；对外又战争不止，且对手都是一、二流的国家，打了半天也没打出什么结果来。所以，宋国虽有东方大国的底子，但到了春秋时却失去了一百年的宝贵发展时间，而这一百年里恰恰是齐、楚、秦、晋四大强国得以崛起的关键一百年。尤其是楚国，本来根本不如宋国，但在这一百年时间里却从一百里小国越升为头等大国，后来居上，崛起之迅速另人乍舌。当今宋国的国力远不如楚，在中原列国中亦无明显优势，如此展开争霸，宋襄公未战先败一筹。而最重要的是，宋襄公完全没有争霸策略，与楚成王的表现完全不在一个挡次。宋楚争霸，仅仅通过三个回合、五年时间就分出了胜负：
　　　　第一回合，宋襄公欺凌诸侯，楚成王怀柔天下。
　　　　公元前641年，齐国内乱刚平定不久，宋襄公就急借定齐之威称霸诸侯，他先拘捕了不听话的滕宣公，示威诸侯，继而召曹、邾、缯三国会于曹国南部，也想尝尝这执牛尾的感觉。缯君来晚了，宋襄公马上把他给抓了起来，用他来祭神。曹国素与宋国有仇，打心眼里看宋襄公不顺眼，虽然参加了盟会，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宋襄公又出兵围曹，但久攻不下，不久撤兵。
　　 宋襄公求霸心切，对周围国家滥施暴虐，众叛亲离，人心丧尽。相比之下，楚成王表现出的却是睿智和大度。就在宋襄公执二君、兵伐曹同年，陈国就向各国提出来，觉得现在这天下的局面太糟糕了，到处都不安宁，人民又没好日子过了；陈国建议各国恢复齐桓公时的和平局面，希望诸侯之间恢复友善，邀请诸侯到齐国集中搞一个和平大会，一个不设盟主，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只为联络感情的会晤。楚成王马上反映，欣然参加了此次大会，与陈、蔡、楚、郑、鲁、齐等国互示友好。
　　 宋襄公自不量力，小国胆敢行霸道；楚成王豁达大度，大国行仁义，如此反差，敢问人心谁属？楚成王非常清楚，中原列国均视其为蛮夷，视之为异类，楚国争霸的难度远比中原国家大的多。当年齐桓公以攘夷之名挥集八国联军侵入楚国，致使楚国在此后十余年间未能北上，究其原因，不正是齐桓公利用了诸侯视楚如蛮夷这点了吗？但楚成王也明白，夷、夏之别毕竟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原国家之所以跟着齐桓公跑来伐楚，只不过是把中原国家的内部矛盾需要以这种方式转嫁出来。其实小国要的只是和平，只是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民安逸的生活。此前的楚国是一副侵略华夏的蛮夷形象，小国当然愿意跟着来攘楚，可今天的楚成王却表现的有礼有节，以维护中原和平为己任，中原列国当然不会把一个善意的朋友逼向自己的对立面。楚国参与和平会晤，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诸侯皆望风来投。
　　　　第二回合，宋襄公得寸进尺，楚成王小施惩戒。
　　 宋襄公在与楚国的第一论竞争中已经落于下风。人心归楚，这本该引起他的重视，但事实是，宋襄公对形势的变化和人心的向北毫无知觉，又“欲合诸侯”。公元前639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但当时中原诸国大多都已从楚，宋襄公说话根本不好使。讽刺的是，宋襄公为了召集诸侯看他耍宝，竟然“以求诸侯于楚”，向楚国发出请求，要求楚国发话让已经与楚结好的诸侯奉宋襄公他自己为盟主。楚成王以退为进，佯许之，答应其要求，以观动静。
　　 这实在是春秋史中最滑稽的一目，宋国竟然会去向潜在的敌人请求承认自己为霸主，宋襄公不写情景喜剧实在屈材了。可笑的宋襄公得到了楚国允许，自己逗自己玩了一回，过了一把盟主瘾，过一回瘾还不够，反而越发放肆，没过几月又想召会诸侯，也好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而这次盟会的受邀名单中，除了陈、蔡、郑、许、曹几国之外，竟然还是楚。宋襄公竟然胆敢召楚成王与会，竟想要楚国来做他的与国，简直狂妄至极。
　　 楚成王接到请贴，恼怒已极，怒吼道：“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表面答应宋国，同时秘密在宋襄公去会场的途中埋设好了伏兵，待宋国车马一到，一举将宋襄公捕获；然后起兵伐宋，击败宋军，围宋都数月而退。楚成王“执辱宋公”，使宋襄公威风扫地，不久又盟鲁、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薄(今河南商丘北)，当众释放宋襄公，以示仁义。楚成王对宋襄公先执后释，即示威于宋，又示仁于天下；即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又进一步向天下表明自己以礼服人之意。宋襄公不得人心，却如小丑一般嘶哇乱叫，只能引人讨厌，称霸天下完全是痴人说梦！
　　　　第三回合，宋襄公贼心不死，楚成王大胜泓水。
　　 宋襄公获释后并未因此吸取教训，仍然做着他的霸主之梦，不思富国强兵之策，依然醉心于图霸中原。这一次，宋襄公要拿郑国开刀，企图打服这个楚国在中原一带最重要的盟友，以此慑服列国。公元前637年，宋襄公亲率宋、卫、许、滕四国联军进攻郑国。郑国是楚国的盟友,盟友挨打,楚国绝不可坐视不理。楚成王随即发兵北上攻宋以救郑。宋襄公闻讯老窝被抄，连忙率军返回，十一月初一，两军对峙于泓水(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两岸，宋楚泓水大决战终于爆发！
　　 泓水之战，楚军首先发起进攻，由南向北强渡泓水。当时有部下建议宋襄公：“楚军人多，我们人少，不如趁其半渡而击！”宋襄公不听，非要等着对手全部渡过河来再开战，楚军得以安然渡过泓水。渡河之后，楚军阵形未成，部下再次建议襄公趁对方立足未稳之机发起进攻，又被拒绝。直到楚军从容布阵完毕后，宋襄公方下令攻击。结果，处于劣势的宋军遭到惨败，连宋襄公的亲卫队也几乎被全部杀尽，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第二年，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死，宋国也就从此结束了这段滑稽可笑的争霸之旅。
　　 宋襄公的争霸实际上是在为楚国确立其霸主地位搭桥铺路，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言：“正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名不副实。宋襄公即无图霸之资，又无图霸之谋，更无称霸之实，何来霸主之名？
　　 宋襄公乃一志大才疏之人。齐桓公死后，诸侯中以楚国最强，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而宋国本是一实力中等的国家，本就无力称霸，但宋襄公却自不量力，一意孤行，妄图与强楚争雄。宋襄公在与楚成王的政治较量中，行事全无章法，斗争毫无策略，终处于下风，一败再败。所作所为就好比一个水平极差的相声演员说的单口相声，实在无趣致极。而在决定其命运的泓水之战中，又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不肯乘敌“半渡”、“未阵”而击之，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人所耻笑。后人对宋襄公的评价，较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他不肯乘敌“半渡”、“未阵”而击的“仁义”。后人对他此举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维护道德礼仪的圣举，有人则将事件的原因归于战争方式的沿革，更有人视之为笑柄。毛泽东同志称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
　　 宋襄公以“让国”而博得“仁义”之名,曾在其父宋桓公临死前谦让君位给他的庶兄公子目夷，后又以“仁义”之师在泓水之战中败覆。有人赞美的“高风亮节”，有人鄙视他的愚蠢可笑，但问题是，宋襄公真的仁义吗？其实,自矜仁义的宋襄公是一个凶狠残忍的伪君子。他与楚成王争霸的时间并不算长，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就是这短短的五年，其残忍、伪善与虚弱的嘴脸暴露无遗。
　　 齐桓公死后，他插手齐国内政，立齐孝公登位，想以此树威。很多人以为这是宋襄公为齐孝公主持公道的正义之举，但事实怕是也不尽然。《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宋国败于泓水之战后，齐孝公立刻派军攻打宋国，理由是宋襄公前一次没有参加陈国首倡的那次在齐国召开的诸侯和平会晤。宋襄公的作为连齐国都看不过眼，齐、宋关系恐怕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亲密盟友。宋襄公很有可能把齐孝公当做他控制齐国的傀儡。
　　 齐国霸业结束，中原一带重新回到了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组一渴望的是恢复此前的那一份来之不易的宁静，这才有陈国提意召开和平会晤之举。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此前一直被视为华夏最大威胁的楚国反而态度积极；而宋襄公正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大源头。他侵凌弱小，擅兴刀兵，甚至将别国君主用于“人祭”！当时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就强烈反对，说：“齐桓公使个没有的国家得以留存，这样尚且被人说成薄德。今天你开一个会就残害两个国家的君主，又搞此等祭祀，凭这种作为还想当诸侯的盟主吗?”可见， 宋襄公争霸失败的根本理由就是他无德无能，不仁不义，倒行逆施，不但与诸侯求和平、求发展的愿望相背，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宋襄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而且是一名拙劣的野心家，与“仁义”二字根本扯不上关系。
　　 《司马法》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古代军队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原则。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随着激烈程度的不断提高，战争终归是要抛弃那些落后腐朽的旧模式，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人面前。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击“半渡”、“未阵”之敌，之不过是守旧思想在作怪。这就好像骑兵向坦克发起冲风，落后的作战思想无法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宋襄公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而只是一个水平拙劣、思想落伍，歇斯底里的权利疯子，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
　　 有人说被楚军不讲信义，其实楚军在泓水之战也没有什么不义之处。楚军先行渡河，并没有指望你宋襄公不在半渡之时截杀他。楚军只是过河，至于你宋襄公想怎么打这一仗，与楚军讲不讲信义扯地上关系吗？
　　 相比愚蠢且无能的宋襄公，楚成王副有睿智大度、求实进取的作风。成王深知自己乃蛮夷，容易遭到中原国家的敌视，故而在处理中原问题中态度极为谨慎。齐桓公死，成王并未向北扩张，与中原诸国相安无事。扰乱天下安宁的是宋襄公，楚国的军队无一兵一卒北上。楚国派往北方的只有通好的信使，出嫁的宫主，从无军队。与中原国家通好，楚国不谋求临架于他国的霸主名号，来往行聘亦是厚往薄来，给予小国从未有过的尊重，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天下。泓水之战前如此，泓水之战后亦如此，楚成王给予中原诸国的友善是齐桓公都未曾给他们的，宋襄公就更不必提，自然换回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的拥护和支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楚人“欲以观中国之政”的口号并不带有太强的攻击性，这里所说的“观政”，仅仅是指得到周室列国公正公平的待遇，成为中原上国的一员，要的是尊严，而非主载他国，这也是当时的楚国最合理的政治目标。楚成王正是这么做的，以对天下的怀柔嬴得天下人的敬重，这叫“王道”，与“霸道”截然不同的“王道”楚成王正是依靠实行“王道”战胜了一味霸道的宋襄公。
　　泓水之战后,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宋襄公死后,宋国亦很快向楚臣服。至此，郑、宋、陈、随、鲁、蔡、曹、卫、许等几乎黄河中下游所有诸侯国均已是楚之与国，与楚联姻通好，奉楚为盟主。放眼天下，齐国衰落，秦晋相争，试问还有谁能阻挡楚国入主中原？如果有，他又会是谁呢？
　　
　　

　　第二章:双雄逐鹿
　　　　
　　　　 公元前632年,号称春秋第一大战的晋楚城濮大战爆发。这场历史上著名战争，史料的记载是如此的详细明确，明确到少有人关心它背后之种种，无人问津影响战争胜败最关键因素。正是那不为人知的目后真象，决定了日后历史的走向。春秋时代进入了晋楚双雄争霸时代！
　　 本章以晋文公重耳归国为始，以第一次弭兵大会为终，将春秋中期晋、楚两强争雄中原作为主要内容，重点解析此一时期齐、秦两国国势步入中衰，晋、楚两强进一步崛起的始末。
　　
　　
　　======================================================================
　　
　　
　　人物简介：
　　
　　晋文公姬重耳
　　 十七岁背井离乡,流亡在外十九个春秋,饱尽人间冷暖,也娶遍了天下美女。当他风尘扑扑的在秦人倾国大军的护拥下回到阔别十九载的祖国，宣告春秋争霸战进入了全新阶段。公元前632年，他亲率秦、晋、齐、宋四国联军大败楚军于城濮，自此奠定了晋国作为新任霸主国的地位。
　　
　　楚成王熊恽
　　 少年丧父，几经磨难，依靠强臣的支持才坐稳了王位，坎坷的命运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他行仁义，行王道，明知重耳极有可能成为他日后的克星，依然慷慨的送其回国即位，致使在城濮之战为秦、晋、齐、宋四国联军所败。他的一生，欲服宋，兵围九月而不克；欲翦除强家，费尽心机亦不成；欲兴霸，几经辗转，半途而废。楚国霸业中衰，非因其无德无能，势所然也。
　　
　　斗谷於菟
　　 字子文，楚国令尹。自毁其家以纾国难，为后世誉为一代贤相。一生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辅佐少主，成就大业。然终归还是私心作祟，一意孤行，传令尹之位予同族子弟，引来同僚无数非意，英明一世终有败笔。
　　
　　成得臣
　　 字子玉，楚国令尹、宿将。英勇善战，素有骁名。得同族子文举荐，继位令尹，然为同僚所不满，终日愁苦，郁郁寡欢，城濮之战，欲“间执谗慝之口”，不顾形势险恶，誓死与四国联军一战。功败垂成，羞愤自杀。
　　
　　秦穆公嬴任好
　　 毕生之志，就为入主中原。为达成理想，以一人之力与三任晋君为难，史称“三平晋难,三置晋君,而晋君多报之无礼”。耗尽毕生心力，依然受阻于晋，困守关中，终不能成鸿鹄之志。死而弃民，英明尽丧，收其良臣而从死，何以为之？
　　
　　百里奚
　　 名视，字孟明，亦即孟明视，楚之鄙人。初年尝历游齐、周、虞、虢，又为晋所虏。悉知东方各国之民情风俗、地理形势、山川险阻。闻秦穆公思贤若渴，探知秦东进之企图，远去投秦。中途旅费耗尽，以五张羊皮的身价卖身于秦国牧人为奴，方得入秦。得秦穆公重用，拜为将相，号五羖大夫，乃秦东进派领军人物。然毕其一生，壮志未筹，亦不得善终。汉代学者考误，将其一人构拟为百里奚、孟明视两角。
　　
　　赵盾
　　 谥号宣孟，亦称赵孟，晋国上卿。生长于外邦狄国，年及弱冠方回故土。少年老成，心计极深；阴阳谋略，无人可及；排除异己，把持朝政，独掌军政大权二十余载。晋国政出私门由赵盾始。事非功国，谁能评述？
　　
　　楚庄王熊侣
　　 楚成王之孙。方弱之年，继承大位。面对内外危局，韬光养晦，三年不鸣，被臣子讥为不会叫唤的鸟。然则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亲率大军兵指东周，以赫赫武威恐吓周王，询九鼎之轻重，气吞海内、威震华夏。祖父费尽心机解决不了的强臣，被他三下五除二连根拔起；祖父耗时九月打不下的宋国，被他折磨的自开城门，主动请降；祖父打不赢的北方雄强，被他打的不敢露头。晋楚分霸之势，乃庄王所成。
　　
　　齐顷公姜无野
　　 胸怀复兴强国之志，变联晋之策为联楚之策，欲乘楚庄王大败晋军之机摆脱晋国统治。富民强国，厉兵秣马，图霸东方。然依然为晋所制，战败失土，屈侍于人，复兴之志亦告破灭。齐不得复强，晋、楚争霸之战略格局依然如故。
　　
　　赵武
　　 谥号赵文子。赵盾卒后，赵氏一族在内乱中被残杀殆尽。少年赵武幸免于难，得晋卿韩厥相助，继赵盾之家，乃赵氏家族承前启后之关键。《史记》言其为遗腹子，故有“赵氏孤儿”一典。太史公拙于古，误信战国游士之言，“赵氏孤儿”实乃误传。
　　
　　巫臣
　　 原为楚臣，贪色废使，爱美失名。构难于辅政重臣，惨遭灭门之祸。灭族之恨，痛入骨髓，奋然助晋，只为报一己私仇。不惜臣侍于敌邦，造难于故国，身入东南，联吴抗楚。晋楚争霸战亦因此出现新的转机。
　　
　　
　　
　　19 游子归国
　　
　　 齐桓公死后，中原形势风向陡转，宋襄公败于泓水，诸侯各国纷纷涌向楚国，楚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初霸。宋襄公死后，子宋成公初立，宋国马上“如楚”，即向楚国表示臣服；楚军又围攻了曾有亲宋迹象的陈国，陈也从楚。如此，中原国家基本都已被楚国控制，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楚国似乎毫无疑问的将要成为新任霸主国了。看看其他三个强国，齐国的内战刚刚停止，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几个流亡在外的公子都想回国篡位，政局也丝毫不容乐观。西北地区的秦国和晋国，依然围绕着出关口和各自的发展权进行着明争暗斗，尤其晋惠公病势日重，晋国眼见又要面临一次新的政权更迭，秦、晋两国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张。齐国没有这份能量，秦晋没有这份空闲，照此下去，楚国的称霸看来只不过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整个事件的转机居然会是那位因为被父亲和弟弟追杀而流亡在外的落破公子：重耳。
　　 重耳和晋惠公夷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老爸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晋献公。不过很可惜，重耳和夷吾这哥俩打小就不受父亲的宠爱，自打晋献公得了骊姬姐妹，尤其是两姐妹为他生了两个小儿子之后，对其他的儿子就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了，甚至还嫌别的儿子碍自己的眼。自从骊姬姐妹为自己生了小儿子，晋献公的心头就蒙生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为了行事方便，就把太子申生以及重耳、夷吾这三个孩子全部打发到了外地。小小的年纪就被亲生父亲抛弃了，身边没爹没妈，远居边疆之地，想来也是一番心酸往事。到了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发生了有名的“骊姬之乱”，骊姬设计陷害太子申生，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兄弟两也难逃恶运。老爸利令智昏，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还不够，竟然兴兵讨伐这倒霉的哥俩。重耳连老爸的一招也接不住，城门很快就被洞穿，只得带着一帮手下仓惶出逃，奔狄国而去。事后老爸还不死心，为了除掉重耳，晋国还一度征讨狄国，并将其击败。昨天还是堂堂的天潢贵胄，今日却沦为丧家之犬，可悲可叹啊！
　　 与重耳一样，公子夷吾也没能逃脱这亡命天涯的命运。夷吾比重耳更能扛，击退了老爸的第一波攻击，不过说到底终究还是胳臂拧不过大腿，守城扛了整一年还是被攻破，也只好踏上流亡之旅。不过，兄弟二人虽同样兵败出逃，但在个人能力方面，夷吾从一开始就显得高过重耳一筹。他们俩的母亲是一对姐妹，都有狄族血统，按理说夷吾也可以去母舅之国避避风头，但考虑到日后的需要，夷吾断然不去狄国，而是投靠了秦、晋两强之间的梁国，夷吾的这一选择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明智的。晋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又起，中大夫里克连杀两位幼君，逼杀大臣荀息，晋国出现无君局面，秦、齐两国又直接插手晋国内政。面对乱局，重耳心生惶恐，不知所措，所作所为只有畏首畏尾，自动弃权；弟弟夷吾倒是比重耳更有担当，不顾艰险，迎难而上，“尽国以赂外内”，靠着诈术和智谋成功夺位，即位后又很快消灭了国内强臣，稳定了政局。
　　 重耳因为胆怯而在夺位战中败给弟弟晋惠公，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想当这晋侯。晋惠公即位以后，短短六年之间，先后发生了赐死里克、邳郑谋反、韩原之战等一系列大事变，晋国的国内外局势一波三折。尤其是韩原之战，晋惠公兵败被俘，连自己个儿都落到了死对头秦穆公的手里。晋惠公被俘对于前次夺位失败的重耳来说无疑是一次难求的好机会，如果秦穆公有意另换一个晋君，那么重耳就完全可能借助秦穆公之手踢开弟弟惠公，取而代之。那么，重耳是否那样做了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一番的。
　　 秦晋韩原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45年。第二年，重耳和他的那班随从离开了狄国，东去投齐。掐指一算，重耳前后在狄国总共生活了十二年，立刻时已经在狄国娶了老婆，还生了两个儿子。那么重耳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放着老婆孩子不管，千里迢迢奔齐国而去呢？《史记·晋世家》载：“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惠公七年，即公元前644年，韩原之战次年。当时晋国的执政大臣吕甥顶住国内国外巨大的压力，与秦穆公签定了王城条约，晋惠公得以获释，回到了晋国。回国之后，晋惠公害怕自己的好哥哥会危险到他的地位，于是就派了宦官履鞮带着一批杀手奔赴狄国，想要谋杀重耳，以期永绝后患。重耳听说弟弟派了杀手正往这边，连夜与随从商量应对之策，商量出的对策就是东奔齐国，投靠齐桓公去。
　　 《史记》的这种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批杀手值得重耳如此反映吗？要知道，当年他逃到狄国，他老爸晋献公为了斩草除根，可是动用的正规军攻打狄国。正规军的武装侵略都没能吓倒重耳，区区一批杀手需要这位日后的霸主如此闻风丧胆、望风而逃吗？再说了，哪里会有比待在一个愿意提供给自己政治庇护的国家里更安全的地方？在一个有数万之众的国家里待着，岂不比区区几十人千里大逃亡来得安全？韩原之战后，晋国国势短暂衰弱，当时已经不是晋国欺负狄国的时侯了，反而是狄国在当年趁着晋军败于韩原的机会派兵侵略晋国。为了逃避杀手而舍弃母舅之国的庇护，僚僚数十人的队伍暴露于千里长途却自以为安全，于情于理怕是有些说不通吧？那么，重耳又是出于何种考虑而选择踏上新的流亡旅程的呢？
　　 首先一个问题，晋惠公有没有派杀手去杀重耳？应该有。《左传》、《国语》、《史记》，这三本书都写到，重耳后来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国即位，与宦官履鞮谈起过这件事。重耳为了这件事责难履鞮，履鞮开诚布公，向重耳倾述衷肠，得到了重耳的谅解。但是，重耳与履鞮的那一番谈话，虽然明确显示出晋惠公确有派遣杀手，欲图行刺的事件，但对话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的具体发生时间。《史记》将此事置于晋惠公七年，也就是重耳离开狄国前息，以表明重耳奔齐的起因乃是这批杀手，不知根据何在？
　　 《左传》只写了三个字：“将适齐。”《国语》的表述是最为详细的，《晋语四》写到：“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休以择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齐、楚，避其远也。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齐侯长矣，而欲亲晋。管仲殁矣，多谗在侧。谋而无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择前言，求善以终，餍迩逐远，远人入服，不为邮矣。会其季年可也，兹可以亲。’”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重耳一行人在狄国已经住了十二年了，舅舅狐偃向大家建议离开狄国。狐偃说：“当初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这里安乐，而是为了成就大事。我曾经说过：‘狄国这个地方比较近，很容易就能到，我们处在窘迫中，狄国是我们容易取得帮助的地方，我们先住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寻找新的机会。’于是我们才在这里住了下来。现在我们住在这里已经够久了，可是却什么也没做成，再加上苟且荒废，很难振作精神去干一番事了。我们应该紧迫起来。当初我们没有去齐、楚这样的大国是因为路程太远。现在我们已经养精蓄锐十二年，可以远行了。齐桓公年纪大了，管仲去逝后他身边又都是些奸佞小人，没有人来替他匡正谋画，他心里肯定也在怀念当初霸业正隆时的盛况。因此他必定会想起管仲的忠告，以求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齐国跟他的邻国已经相安无事了，现在肯定在琢磨与远方国家的关系。齐桓公老了，正是我们远去亲近他的大好时机啊。然后，众人“皆以为然”，动身出发。
　　　　《国语》的这一段记载，司马迁写《史记》也采用了，不同的是，《国语》只写“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谏言奔齐，而《史记》却加改了字，成了杀手将到，然后“重耳闻之”，再去找属从们商量，决定投奔齐桓公。而且，在《史记》里，这番审时度势的言论也不是舅舅狐偃说的，而是重耳自己说的，话说的也比《国语》简短，大致的意思是：“我当初逃到狄，不是因为它可以给我帮助，而是因为路途近容易达到，所以暂且在此歇脚。歇脚久了，就希望迁到大国去。齐桓公喜好善行，有志称霸，体恤诸侯。现在听说管仲、隰朋去世后，齐桓公一直想寻找贤能的人辅佐，为何不前往呢？”
　　　　请注意这两段话的明显不同之处。《国语》中狐偃的表述，称自己当年提意大家先到狄国暂住的目的是“休以择利”，也就先待着，然后等待机会；现在又提意去齐国，原因是齐桓公已经完成了对周边小国的控制，正一心图谋远方。而《史记》中重耳自己的表述，却称自己到狄国来仅仅是为了歇歇脚，没打算从它身上得到什么，歇完了脚就再找个大国待着；现在管仲、隰朋都去世了，齐桓公身边没有可用的人，正好还可以去齐国辅佐齐桓公。比较这两段记载，乍看起来大同小异，但仔细一琢磨，不难发现其中含义截然不同。
　　　　根据《史记》的说法，重耳去狄国的动机十分单纯，仅仅是因为流离失所，想暂寻一个落脚的住处；而自己的最终目标，也不过是想找个大国待着，投奔齐桓公的目的正是想在大国出仕，找一张长期饭票。《史记》的记载全无道理。要知道，重耳离开狄国的时候可是抛妻弃子，老婆孩子一个都没带，临走时还去向夫人道别，说：“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使五年后我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妻子笑着回答他：“等到二十五年后，我坟上的柏都长大了，还改什么嫁呢？你走吧，我会一直等你。”显然，重耳奔齐是抱有明确的目的性的，绝不是像《史记》说那样是因为齐桓公没有辅佐。重耳奔齐不可能是为了在齐国出仕，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大可拖家带口，举家迁徙；最不济，自己先去齐国安顿好，完事再把妻子儿女接过来，又何必要心爱的女人等自己二十五年呢？所以，《晋世家》有失严谨，《国语》的记载倒是入情入理，契合事件始末。
　　　　《国语》中，狐偃的陈述十分明确的告诉我们，重耳一行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回国践位的政治理想。暂住狄国也好，去狄之齐也罢，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居留狄国十二年，重耳的眼睛一直盯着晋国那顶侯爵的帽子，迟迟没有动作只是在等待时机。起先，他在等他老爸死掉，可晋献公一死，国内的乱局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面对险象环生的国内外局势，他没有信心掌控局面，甚至担心自己的性命是否能有保障，所以只得自动弃权。弟弟晋惠公抢先一步登上晋侯的宝座之后，他又在等着弟弟在内外强敌的倾轧中玩完。可结果，晋惠公弹指一挥间，里克、邳郑、七舆大夫，悉数人头落地；秦晋大战，晋军所遭惨败，惠公虽被生虏，却有吕甥才智过人、力挽狂澜，国家非但没有出先动荡和混乱，反倒完成了新政改革，秦穆公也只得放还惠公。
　　　　晋惠公派出的这批杀手，不能作为重耳奔齐的充分理由。重耳在晋惠公被秦国放还后离开狄国，合理的解释是他在狄国和秦国身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感知到单是依靠秦、狄两国的力量已经很难推翻晋惠公的统治，再傻等下去也不知何时才能等来新机会。我甚至怀疑，秦晋大战全过程中，重耳有可能与秦穆公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舅舅狐偃说的很明白，齐桓公早已实现了对东方诸侯的统治，而且早已有干涉晋国内政的先例，始终有染指西北的野心。重耳回国践位的理想不能依靠秦、狄达成，那又何妨与齐桓公另起炉灶、另作一笔交易呢？正巧，管仲、隰朋于韩原之战同年去世，齐桓公已经没了替自己料理朝政琐事的大管家。一个自己什么都不会，凡事只能一声仲父、二声仲父，又没了主心骨但却仍然享有霸主之名的寂寞老人，不去忽悠他，又该忽悠谁呢？正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言：“重耳闻管仲死，去翟（狄）之齐。”管仲活着，齐桓公大事小情皆决于仲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管仲死了，重耳和狐偃感觉垂垂老已的齐桓公有可能为己所用，这才无狄之齐。那么，齐桓公能够给予重耳想得到的吗？
　　
　　

　　 重耳到了齐国，齐桓公对他也算不错，毕竟是晋国的流亡公子，不管对自己有没有用，留下总比没有强。齐桓公以厚礼招待重耳一行，又“以宗女妻之”，从齐国的公族中找了一名女子嫁给重耳，先叫他成个家，安顿下来再说。但重耳来齐国是有很明确的目的，是想利用齐国的力量为自己回国争位助一臂之力，居家过日子不是初衷。重耳到达齐国的时候，齐桓公仅剩不足两年的阳寿，诸侯蠢动，霸业衰落，即无暇、也无力提供重耳什么帮助。齐桓公能为重耳做的，仅仅是嫁给他一名女子，同时在生活上给予一定的照顾，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了。不久，齐桓公死，公子无亏与太子昭争立，内战的熊熊烈火迅速燃尽了国家的强势，齐桓公时代彻底完结。齐孝公几经辗转，在宋襄公的帮助下取得了夺位战的胜利，但齐国的混乱局面还远未结束。在外，出奔他国的四位公子依然对其虎视耽耽，诸侯列国硝烟重燃；在内，整整十个月的激烈内战催垮了耗时数百年积累起来的雄厚家底，百业凋凌、府库空虚。眼下的齐国比之秦、狄还不如，还能指望他还给自己什么帮助？又过几年，公元前638年，国际形势再次出现重大变故，楚军于泓水之战轻松击垮宋襄公，参战宋军几被全歼，南方楚国霸有中原似成定局。同是这年，晋惠公病重。身在秦国做人质的晋太子圉得到消息，生恐父亲一死，自己却不在国内，难保其他叔伯兄弟窜夺君位，于是断然自秦国偷逃回晋国。秦晋邦交再度出现严重危机。
　　 天下格局陡然演变到如此地步，尤其是秦晋关系的再度恶化，显然又给了重耳一次可趁之机。出乎意料的是，重耳自己却失去了斗志。他爱恋在齐国娶的妻子，沉醉于齐国安逸的生活，早已忘记当初的奋斗目标，什么都不去想，也什么都不愿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一天到晚尽琢磨那些没谱的事，范的找吗？重耳压根儿不存在再度抛妻弃家去过那暗无天日的逃亡日子的打算，就这样不也挺好？
　　 重耳对成就大业的理想已经心生倦殆，只恋温柔乡，不思王侯志，可是跟着他出来的人却不这么想。想想狐偃一辈，一个个本也是出身高门大户的贵族少爷，他们各自的家族之所以由得他们追随一落破公子飘流在外，无非是待到事态有变时能使本家族能够得以继续繁衍发展下去。十余年来，狐偃、赵衰这哥儿几个不辞辛劳的鞍前马后为重耳保架护航，于己而言是为了奔一个前程，于家族而言又是家族“分散投资”的一部分。重耳有家有室了便能逍遥自在、泰然处之，可手下人不能。有一天，狐偃和兄弟找了一棵桑树，行踪诡异的在树底下叽叽喳喳的商量起来，盘算着怎么把重耳这小子拽出齐国去。不巧，密谈被重耳妻子的侍女给偷听了去到，这名侍女扭头就把事情告诉了女主人。侍女的女主人是齐国公族之女，是由齐桓公挑选嫁给重耳的，我们不妨叫她姜夫人。重耳真是好福气啊，前一位夫人全心全意支持他奔前程，誓言至死相待，绝不改嫁；这位姜夫人也是一性情中人，也鼓励重耳离开齐国，另寻施展抱负的机遇。为了防范未然，姜夫人从侍女口中听到消息，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侍女灭口，然后就找到重耳，劝他赶快走。没想到重耳全无此意，淡淡然地说：“人生下来就是要寻找快乐的，何苦自找没趣、自讨苦吃啊？我哪儿也不去，一定要老死在齐国。”姜夫人听完，痛心急首，训斥丈夫道：“你身位晋国公子，您的随从都您看作他们自己的生命。你不思成就事业以报答这些为你吃苦受累的臣子，只知一味贪恋女色，真让让我为你羞耻。”重耳不听，依然我行我素。万不得已，姜夫人只能采取非常手段，跟狐偃、赵衰合作，设计灌醉了重耳，一把把他装上车子，趁着夜色就离开了齐国。走到半路，重耳酒醒，火冒三丈，抄起一柄戈来就要杀狐偃，被身边人拦住了。余怒未消的重耳愤愤不平地说：“事情要是做不成，看我到时不吃舅舅你的肉。”狐偃一听，随嘴回了一句：“我的肉又腥又臊，不好吃。”就这样，在夫人和随从们设计之下，重耳被生拉硬拽弄出了齐国，他们下一目的地正是初霸中原、如日中天的楚国。
　　 当时，晋惠公已死，太子圉既位，是为晋怀公。晋怀公是晋惠公流亡在梁国时娶了梁伯的女儿生下的，依时间推算，惠公出奔梁至此时为止共计十八年，那么晋怀公的年龄封了顶也只有十七岁，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最多也只是个刚上高中的未成年人。不过你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半大孩子，那可已经是一头心恨手毒的小狼崽了。晋怀公即位后，为了巩固地位，立刻搬布命令：“无从亡人”，严令跟随伯父重耳出亡者限期回国，如有不从者，“无赦”！当时，狐偃、狐毛兄弟俩都跟从重耳在外，尤其是狐偃，他是重耳挥下一等一的谋士。晋惠公的母亲和重耳的母亲是亲姐妹，狐偃、狐毛不仅是重耳的舅舅，也是惠公的舅舅，更是晋怀公的舅公。晋怀公找到狐偃的父亲狐突，也就是自己的祖外公，勒令租外公把两个舅公召回来。狐突不答应，说：“如果儿子出仕，父亲应当教育儿子忠于自己的主人，这是古往今来都不变的道理。臣子辅佐主人，要在主人那里登记名字。狐偃、狐毛的名字登记在重耳那里已经好多年了，如果我把他们召回来，这等于是教唆他们不忠！”怀公听后大怒，毅然将祖外公杀死。晋怀公急于铲除重耳，因此施政不当，对社会安定造成一定副面影响。更可怕的是，晋怀公的母亲是梁伯之女，梁国正是被秦国所灭，所以晋怀公与秦穆公实有灭亡母国之仇。和老爸惠公一样，他是铁竿的“仇秦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偷逃回国一案在先，又与秦国有仇，晋怀公显然殊于处理秦晋双边关系，仇秦情绪不加掩饰。这一事实迫使秦穆公必须重新审视秦、晋关系。秦国已经盘算着废掉晋怀公了。而能够用来替换晋怀公的最佳人选无疑是重耳。
　　 重耳离开齐国，途经曹、宋、郑等国，随后进入楚国。重耳来楚国，目的非常明确，意在得到楚国的军事帮助，然后前往秦国。入秦必须走函谷，但函谷关在这个时候恰是秦、晋双方争夺的热点，当地的形势极其复杂。若没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保护，妄想从晋怀公的眼皮底下爬进关去，那是万万使不得的，除非你不要命了。所以，重耳入秦之前先入楚，原因应该就在这里。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你重耳想借助楚国的力量去秦国，以便完成回国践位的理想，但交易必须是对等的，你有求于楚，但楚国未必需要你。重耳跟楚成王的这笔生意该怎么做呢？
　　 重耳之楚，楚成王首先以诸侯之礼的高规格加以款待，由楚国众臣陪同饮宴。史书上记载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话说楚成王召待重耳，酒喝到一半，楚成王突然问了一句：“公子啊，寡人有件事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国，继承了爵位，那日后会打算什么来报答我呢？”
　　 重耳一听，蒙住了，就胡乱答道：“男女奴隶、珍禽异兽、珠玉绸绢，这些东西都是您的国家所富余的东西。我们晋国穷，寒酸，所用的东西不过是贵国和大王您用剩下的，我这一时还真不知道该用什么礼物来报答您。”
　　 “话虽如此，不国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楚成王几着问，“你到底打算应怎么回报我呢？”。
　　 重耳实在被问的没话可说了，硬着头皮，抛出一句另四座大惊失色的话，他回答楚成王说：“如果有一天我重耳能有幸托大王您的福，得以回到晋国，万一日后晋、楚两家操演军事，我愿在您面前先行后退三舍，以报今人之恩。万一这样还不能得到您的谅解，那我只好左手左执鞭弭、右属櫜健，以与君周旋。”言下之意就是哪天我跟你打仗，两军照面，我这边先后退三舍（九十里），自挫军威，以此报答你。但若我后退了，你还非要跟我打，那我也只好奉陪。
　　 手下人一听这话就急了，楚国新任令尹成得臣（字子玉）立马要求成王杀掉重耳，但成王不允，依然送重耳去秦。
　　 这件事便是“退避三舍”一典的出处。但史书的这段记载一直另我困惑不已，重耳有求于人，又怎敢在人面前如此出言不逊？楚成王又何以放他去秦？我们必须了解，重耳到达楚国的这年的前一年，楚军刚刚取得泓水之战的胜利，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宋襄公，已成初霸之势。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楚成王如何处置重耳，实质是他如何处理晋国的问题，或称西北问题。楚国现有的初霸态势是建立在齐国衰弱和秦晋相争的基础之上的，楚成王若有保有和扩张霸权的心思，那就必须留意两件事：
　　 其一、齐国的儡弱状态是否出现转变。齐国实力复苏，必然于楚不利。当时的实现，齐国若想短时间复苏难度很大，且齐周围小国均已加入楚国的联盟，对齐国的遏制相较而言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楚国的霸业能否继续发展并得以升华，关键不在齐，而在西北。
　　 其二、西北高原秦、晋交恶的状态是否会有改变。如果秦、晋由敌对状态转变为盟友，那么两国就有可能深入中原，介时将难免于楚国为敌。若如此，于楚国霸业同样不利。如果秦、晋两国的敌对状态没有丝毫改变，甚至越闹越凶，那样就没有什么强国来与楚国争夺中原霸权，楚成王也大可以高枕无忧接过齐桓公的班，成就诸侯盟主的事业。若楚成王不送重耳入秦归国，以当时晋怀公铁竿仇秦的政治立场，秦晋邦交绝对好不了。楚成王为什么要送一个重耳去让他与秦穆公结盟，如此一来，岂不是帮助秦晋和解了吗？秦国和晋国不掐了，楚国还能有好？
　　 重耳来楚，想借楚国之力去秦，再借秦国之力回国争位，这对楚成王来税是件为难的事。大家想想吧，楚国要的只是秦、晋两家继续斗，自己是不会直接插手西北事务的，所以若送重耳回国必须借助秦国之手，先把他送去秦国。这是问题的关键，一旦送重耳去了秦国，一但他在秦国的帮助下夺来了君位，那么是后重耳会否跟秦国继续为难呢？若是放任重耳与秦穆公私相受守，难保重耳得位之后秦晋言合。秦、晋两强若化敌为友，两国就能结成联盟，入主中原。这对楚国会是好事吗？对于重耳承诺“退避三舍”这件事，我个人有三点看法：
　　 一、此记载不合情理，恐不实；
　　 二、此记载有叙史者为晋文公文过饰非之嫌；
　　 三、重耳与楚成王之间就有关报恩的问题，恐另有约定。
　　 先说第一点。当时，楚国败宋，初霸中原；晋国素来之于秦为敌，尚无挥兵中原的先例，暂时也无争夺霸权的可能。所以，晋、楚之间素来相安无事，从无矛盾冲突，更无交战先例。重耳声言晋楚交战，纯属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更重要的是，重耳做此回答，于楚成王听来，此子将借秦国之力继承晋侯爵位，事后必将入主中原做为战略目标，这正是楚成王最不愿意看到的。重耳之言，是将心中的战略大计和盘托出、自露风茫于人前，等同于预先向楚成王宣战，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否嫌命太长？你一什么都没有的人，跑到对方的国家去求人帮你，所实展的手段无非是一个劲的忽悠。重耳应该哄楚成王，奉承楚成王，何以活的如此得腻，一味找条死路走呢？楚成王听完此话，得知重耳将朝着他最不愿看到的方向去走，而且此人今日尚一无所有便敢如此狂妄，鸡还没养大，就琢磨着想生蛋，他日即位，岂不要翻了天？助此等人物与自己为敌，楚成王何以如此愚蠢？难道是一句崇尚礼仪就能敷衍了事的吗？从江山社稷计，重耳此言一出，若成王还分得清孰轻孰重的话，就应断然将其扣留，甚至干脆杀之而后快，决不可纵虎归山。重耳有求于人却暗示宣战，成王明知对方有意与己为敌却还要助对方成事，两位当世英杰做事都是如此的无厘头，以我之见，万万不会。
　　 但是，史书在此处却是言之凿凿，这又如何解释呢？以我看，这一问题倒有一种可能。众所周知，重耳得以回国即位为晋文公，至后来继齐桓公之后再创一番霸业，依仗的是楚成王和秦穆公的帮助。但是，晋文公的霸业却是建立在忘恩负义、以德报怨的基础之上的，他即位后先是与楚为难，于城濮之战击败楚军；攘楚成功，掉过头又制秦。此外，人言齐桓、晋文尊王攘夷，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齐桓公的生平事迹，前一章我已说过，晋文公之事仅仅是开始。比之齐桓公，晋文公的尊王更加虚伪，打从一开始就没拿周天子当回事，称霸之后又疯狂的欺压小国，全无正义可言，比之一心一意维护世界和平的楚成王远不如，此中究竟后文将一一说明。所以，晋文公的真实历史形象绝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公理的卫道士，而是一个彻头彻尾、不加丝毫掩饰的掠夺者和侵略者。当然，身为君主，行为原则不能与常人的标准衡量，晋文公对秦、楚两君所做的不义之事在道德上不敢恭维，但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也是无可厚非。这一点，晋惠公和晋文公这兄弟是一致的，他们都出于国家利益做了一些不合道义的事，只不过后人在评价二人时有失公允。
　　 出于树立政治形象的需要，齐桓、晋文二公在史官手中是经过修饰的。儒家记史以孔子的春秋笔法为始，并无多少职业道德可言。春秋笔法，就是这些一味标榜知识份子良知的儒者为自己昧着良心窜改历史找的借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就是大大方方的去“强奸历史”。重耳回国即位，第二年便率军与楚成王开战，在战斗中曾使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的确发生过不战先退的事。以我个人看法，重耳向楚成王许诺退避三舍这一段，极有可能是儒家史官借用了后来晋楚之战中诱敌深入一事，杜撰了这么一节，目的无非是想为晋文公背行弃义的不道德行为上上色，为这位广受儒者推崇的伟大君主开脱一番。
　　 重耳与楚成王的谈判若不是如书中写到的这样，真实的过程又该是怎样的呢？史书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靠逻辑分析。就当时晋国的情况来看，刚刚即位的晋怀公统治无方，一纸限期召回重耳随从的诏命使得那些有子弟在重耳身边的家族与怀公的关系很是紧张，连祖外公狐突也因此被杀。就事后的情况来看，秦军护送重耳回国时，晋国是军队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抵抗，看来晋怀公的统治大有问题，他不见得是秦穆公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楚成王助重耳争位的较合理解释是，楚国希望有一个更强悍的君主于秦国为敌，以此保证秦、晋两国力量的平衡，这一点晋怀公做不到，重耳却能。如此，重耳与楚成王的真实谈判条件极有可能是向楚国许诺与秦国誓不两利。大致的对话无非是这样：“秦国是虎狼之邦，贪图我父亲的土地（河西之地）。我那个弟弟（晋惠公）又不争气，打了败仗，丢了河西，这真是丧权辱国啊！连宗庙里的祖宗都会感到羞耻。如果让我继承了爵位，一定要把秦人抢我国的东西讨回来，还要狠狠地教训它。不过我现在回不去，贵国又不能派兵送我回国，我们还得先装着跟秦国友好的样子，等我借着秦国的力量登了位，到时一定掉过头来好好收拾它。”重耳与楚成王的谈判如果是依这个调子进行，那就正合楚成王的心意，达成合作的可能才最大。当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猜测性意见，读者大可保留自己的观点。
　　 对于如何处置重耳，楚国内部是有分歧的。刚刚当上令尹没几个月的成得臣，也就是楚国名将子玉，力主杀掉重耳。子玉对这位远道而来忽悠楚成王的落难公子毫不信任，事实证明子玉是正确的。楚成王放虎归山，只怕是做了一笔陪本买卖，他也许并没有料到，本国霸业中衰正始于此。重耳离开楚国，到达秦国，很快与秦穆公结成了联盟，又联络了晋国国内的栾枝、郤穀等一批大夫做内应。公元前636年春，秦穆公悉发全军主力，武装护送重耳回国篡位。秦军渡过黄河，迎战晋军没有任何像样的抵抗就归顺了重耳；晋怀公仓惶出逃，但依然被追上杀掉。重耳随即即位，是为晋文公。伴随着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式的君主的即位，春秋争霸战进行了全新阶段。
　　
　　

　　20 振新河山
　　
　　 晋文公重耳从流亡到即位，继而称霸的全过程，《左传》、《国语》、《史记》均不惜笔墨，浓墨重彩的塑造了一位史诗式的英雄形象，一个流亡者到伟大君主的成功典范。他历经万千艰险，饱尝人间冷暖，走完了十九年艰难而漫长的漂泊生涯，依靠勇气和智慧，终于得返故土，登上君主之位。不过，再开始讲述晋文公争霸的故事以前，我们得先来讨论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晋文公重返晋国时到底有多大年纪？
　　 晋文公作为一代霸主，关于他的流亡、即位、称霸，直到最后去世，《左传》、《国语》《史记》等多部典籍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记载，不同的书籍所记载事迹也大体一致，但是有关于文公的年龄，上述经典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左传》、《国语》为一方，《史记》为另一方，双方意见不一，却都言之凿凿、莫衷一是。
　　 《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亡（流亡）十九年，守志弥笃。”《国语·晋语四》云：“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流亡），卿材三人从之。”这两部典籍的观点是：晋文公十七岁出亡，流亡十九年返国，即位时三十六岁，在位八年去世，死时年仅四十四。
　　 显然，司马迁无疑认为《左传》的记载有问题，于是在《史记·晋世家》中着重并细致的就晋文公年龄重新介绍了一番，说：“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少自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重耳出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意思是，重耳的父亲晋献公还在做太子时重耳已经成年，出奔狄国时已四十三岁，流亡十九年归国时已六十二岁，终于七十高龄。
　　 古籍对晋文公年龄的严重分歧还伴随之引出了另一项分歧，那就是晋国公室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按《左传》的说法，见于记载的晋献公的子女长幼顺序依次是：秦赢（秦穆公夫人）、太子申生、晋文公重耳、晋惠公夷吾。同时，以左传的说法，秦赢和申生的生母齐姜（齐桓公之女）原本是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的妾，晋武公死后，晋献公“蒸”（晚辈纳长辈妻妾）齐姜，并生下秦赢和申生姐弟俩。而按照史记的说法，晋献公的子女长幼顺序是：晋文公重耳、晋惠公夷吾、太子申生、秦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不认同齐姜被晋献公“蒸”的说法，而认为是晋献公明媒正娶的正妻。两种观点截然相背，孰是孰非，我们一一来解答。
　　 首先，让我们分别列出两种看法不尽合理之处，出示反证，再验名正身。
　　 据不同史书的相同记载，晋献公十二年，晋献公为了废长立幼，把申生、重耳、夷吾三位公子赶去外地守边，建议让他们镇守要塞，以保护和开拓国土。当年乃公元前665年，十年后发生太子申生被害、两公子叛乱事件，按晋文公十七岁出逃的说法，那么他被父亲赶到外地守边这年才七岁。年仅七岁边统领边防重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另外，以晋文公和弟弟晋惠公那么小的年纪，即便留在首都也不见得能做些什么，晋献公又何必担心这对兄弟会在自己废长立幼是成为自己的障碍呢？这是《左传》及《国语》所持观点不尽合理的地方。另外，如果晋文公回国时才三十六岁，八前后去世时也才四十四，四十四的盛年就去世了，是不是也太短命了一点？其次，也有人认为，以齐桓公的身份和地位，他女儿不可能去当别人的小妾，以至于被“蒸”，齐姜只能是晋献公明媒正娶的。
　　 就《史记》的记载，晋文公回国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但若是这样的话，晋文公的外公狐突的年纪就成了问题。狐突在晋文公归国的前一年被重外孙晋怀公所杀，根据外孙晋文公归国六十二岁来估算他年龄，恐怕得百岁上下。史书有明确记载，狐突此前还曾有随军出征的记录，何况还是非自然死亡，依当时并不发达的医疗水平，竟然有人能有如此强健康的体魄，是非也属不可思议呢？对此，有人曾牵强附会的做过解释，说狐突可能不是文公的外公，而是舅舅，这样一来他就和狐毛、狐偃成兄弟了，与史料不合。有人还说狐突是文公的舅舅，狐毛、狐偃是表兄弟。但不管怎样，狐突的外公身份是所有信的过的史书一致的记者，说他是文公的舅舅，着完全是凭空猜测，几乎没有讨论的价值。司马迁认定晋文公回国时已六十二岁，却不否认狐突的外公身份，如此，六十二岁一说也出现了问题。所以，两种解释就表面来看似乎都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采取迂回策略，从蛛丝马迹中找寻新的线索。
　　 所谓线索，就是晋文公和弟弟晋惠公的婚配及生育状况。首先来看看哥哥晋文公的几位配偶。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晋文公有如下九位妻妾，分别是季隗、在狄国纳的季隗、娶自齐国的姜氏、娶自秦国的五名女子，还有不知来历的杜祁、逼姞。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狄人伐啬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这条记录说明，晋文公逃亡在狄国期间，狄人将从战争俘虏来的两名女子，叔隗、季隗，分别嫁给了文公和文公的随从赵衰。文公娶季隗后生下了两个儿子，分别命名为伯儵和叔刘。从伯儵和叔刘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来看，分别有“伯”字和“叔”字，这说明伯儵应该是晋文公的长子，也说明晋文公是在流亡以后才生有儿子，出奔前应该无子。这一点，《史记》的记载也相同。
　　 关于文公配偶资料最丰富的记录来自《左传·文公六年》，此年传文记录多年后晋国大臣赵盾的一番话，其中详谈了晋文公多位妻妾和子嗣的情况。当时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无世，赵盾与另一位大臣狐射姑（或称贾季，狐偃之子）就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发生争论，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公子乐的母亲辰嬴曾被两位国君所宠爱，立她的儿子，必然能安定人民百。”辰嬴又称怀嬴，秦穆公的女儿，本来是晋怀公的妻子。晋怀公在秦国做人质时，秦穆公把怀嬴嫁给了他，后来晋怀公偷逃回国，把她留在了秦国。晋文公从楚国到了秦国，秦穆公给了文公五名女子，其中也包括怀嬴，等于一个女人先后嫁给了侄子和伯父。
　　 对于狐射姑所持的看法，赵盾不同意。赵盾主张立公子雍，他认为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与狐射姑一样，他也对自己推选的君位侯选人公子雍的母亲杜祁大加赞赏了一番，说道：“杜祁以君故，让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
　　 辰嬴是晋文公从楚国去了秦国以后才纳的妾，她的儿子公子乐肯定出生在文公即位以后，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赵盾说杜祁“让逼姞而上……让季隗而己次之”，意思是杜祁让逼姞、季隗这两名女子排行在自己前面，算上晋文公的正妻文嬴（秦穆公的另一个女儿），杜祁排位第四。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杜祁可能是文公有排名的妻妾中最早纳娶的，不然也不存在“让”了；其次，赵盾说她的儿子公子雍“好善而长”，是文公的儿子中比较公子雍年长的一位，但文公的长子却是季隗的儿子伯儵，所以他可能是晋文公的第二个儿子。
　　 由上述内容可知，晋文公的九名妻妾当中，季隗、姜氏、五名秦女，均是文公出逃以后所娶，只有杜祁和逼姞的迎娶时间不能确定。但是，基本能够确定的是，晋文公的所有儿子都是在文公出逃之后所生。这说明晋文公出逃之前未生子，而且最多也就有一两名妻妾，甚至没有妻妾，呈现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晋文公出逃时很有可能仅仅是勉强达到了婚配的年龄，由此，《史记》四十三岁的说法就不合理了，总不至于堂堂的一国公子，四十多岁的中年还没几个女人，还不生儿子，中年以后出了国了反倒拼命娶、拼命生。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晋文公的弟弟晋惠公的情况也是如此。惠公的太子，也就是晋怀公，同样是在父亲出逃后所生。有一人有这种怪现象已经够另人疑惑的了，兄弟两个都是如此怪异，可能性也未免太低。难不成文公、惠公这哥俩如此气味相投，都是青春期没感觉，人过中年反倒能量暴增，连续多年老蚌生珠？想来想去，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从兄弟二人的婚配和生育状况来看，二人出逃时都是刚到青春期的少年，而不应该是两个小老头。如此，四十三岁出逃的观点就有了很的疑问，十七岁出亡说多了一份有力的支持。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晋文公当年打算离开狄国去齐国时曾对妻子季隗说过这样一番话：“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意思是说，你等我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如果我还不回来，那你就改嫁。当时文公已经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按《史记》四十三岁出逃的观点，此时文公也已五十五岁高年龄了，再过二十五年就得八十岁。别说是当时那种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就算是今天，八十岁也是高龄，晋文公能有信心自己一定能再活二十五年吗？他的妻子当时应该也就三十上下，回答他都说再过二十五自己都不知道还在不在入世，誓言等他到死也不改嫁。文公十五年后去世，也的确没再活二十五年。这里也从侧面说明，晋文公说这番话时还比较年轻，自以为还能再活个二、三十年，只是不走运，没想到自己只十五年就会离开人世。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左传》和《国语》所持的晋文公十七岁出逃的观点显然拥有更多证据的支持，似乎更有可能一些。那么，如何解释晋文公七岁就被父亲赶出外地守边的事呢？齐桓公的女儿会去做晋武公的小妾，以至被晋献公“子蒸其母”吗？晋文公即位八年，年仅四十四岁去世，这是否太过早衰了呢？
　　 我认为，七岁守边、子蒸其母及早衰等问题并不难解释。首先，晋文公和弟弟晋惠公被父亲从都城赶出来，这恰恰说明二人当时年纪很小。太子申生有储君身份，本应居住的都城，被发往外地常住当然是不正常现象，这是晋献公废长立幼的前照，这一点第一章已经讲过。但是，文公、惠公兄弟两不是嫡子，而是庶子，如果当时他们已经长成三、四十岁的中年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应该有自己的封地了，早就应该离开都城了，就不会出现被父亲外放的情况了。三、四十岁的公子还没有封地，这更说不过去。名义上，晋献公是派两个儿子去边城戍防，但这不能理解为叫这兄弟两自己端着大铁枪去站岗放哨，晋献公放逐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放逐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以免他们破坏自己的废立计划。同时，晋献公这么做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改立奚齐而早早安排了其他儿子的封地，以此划清几个儿子的不同地位。六岁的年龄是偏小了一点，但也不算不正常，当年郑庄公的弟弟叔段受封时也不过十岁，十岁和七岁都是不具备完全自理能力的人。兄弟俩住在都城，身边的太监、宫女、奶妈，换座城市还太监、宫女、奶妈，生活不会受什么影响。所以，七岁守边并非不能解释。
　　 至于齐桓公的女儿，也就是太子申生的母亲，是不是被晋献公所“蒸”，我认为是。有人说以齐桓公的身份和地位，他的女儿不能去当别人的妾，这种说法很是牵强。首先，晋武公统一晋国时，齐桓公即位才六年，两年后晋武公死，齐国称霸状态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形成，那时候的齐桓公还没多少霸主的威风。其次，就算齐桓公霸道，可晋国远在西北，以齐国初霸时的情况，南方的楚国能不能搞定都是未知之数，哪有能力在晋国面前耍横？相反，面对新崛起的西方强国，齐桓公以友善的面貌加以拢络才是道理，对方国君也是个早有妻室的人，嫁个女儿给他做小妾又有什么不可以？谁说齐桓公的女儿到了别人的国家就非得做正妻了？只有嫡女，也就是正妻之女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妾的女儿（不论是谁的妾）地位都很低，哪有齐桓公的女儿不能当妾的可笑说法？至于晋献公“蒸”父亲的小妾，“蒸”这种行为在那个年月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算大逆不道的无耻行为。相反，被“蒸”的女人地位常常还比一般妻妾的地位要高，如果男方没有嫡子，这种女人的儿子通常还是继承人的首选，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相反，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尤其是儒家思想逐渐占踞正统和主导地位以后，“蒸”这类行为已经被当时的道德规范定性为“乱伦”，被人视为有辱尊卑伦常的下流行径。司马迁有关文公六十二岁即位的说法若是出自那个年代人的伪造，那么此伪作的作者在感情上不愿接受“子蒸其母”这种他看来肮脏龌龊的事实，而在改变晋文公年龄的同时也改变了齐姜的身份，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四十四岁去世是否过于早衰，我认为四十四的年龄是正常的死亡年龄。古人不同与今人。今天如果谁不幸在五十岁前去去世了，那绝对属于早逝的范畴，但于春秋时代人，这个年龄却并不希奇。就中国古代帝王的平均死亡年龄，经有学者统计，平均还不四十。举一个例子，与晋文公时代较近的，楚成的子、孙、曾孙，也就楚穆王、庄王、共王，连续三王，死时都只有四十。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四的更早，死时恐怕还不到二十岁。四十来岁恰恰是那一时代君主最集中、也是最正常的死亡年龄，太合理不过了，没什么可怀疑的。
　　 所以，经过上述分析，在晋文公的年龄问题上，我本人完全采信《左传》和《国语》的观点：晋文公七岁守边，十七岁出逃，三十六岁回国即位，四十四岁去世。至于《史记》，只怕司马迁又犯了不善辨析材料真伪的老毛病，听信了游士伪说。
　　

　　 晋文公重耳于公元前655年出亡，于公元前636年回国，在颠沛流离的逃亡岁月里，由于身边始终有一批忠实且副有才干的追随者，或为其出谋划策，或时而给予劝勉，使文公历难弥坚，从未放弃回国执权的努力，终于在十九个春秋之后实现了心中的理想，登上了君主的宝座。但话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也要追问一句，除了一帮发小挚友的忠心辅佐，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使得本敌不过弟弟晋惠公、多年郁郁不得的晋文公一夜之间翻了盘，在惠公死后兵不血刃、不废吹灰，一夜之间便取得斗争的胜利呢？
　　 百余年后，晋国贤大夫叔向与上卿韩起在一次讨论中，对文公流亡十九年却能成功夺位的传奇做过一番非常精辟的论述，叔向说：“我先君文公……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赵衰）、子犯（狐偃）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意思是说，晋文公的成功，首先有赖赵衰、狐偃、魏犨、贾佗这般亲信随从的悉力辅佐，流亡在外又得到了齐、宋、秦、楚等国的帮助，更关键的是在国内还有栾、郤、狐、先等大家族作为内应。而晋怀公又何以失败呢，叔向说道：“惠、怀弃民。”
　　 当然，叔向说晋惠公和晋怀公“弃民”，这未免有落井下石的意味，未可尽信。实际上，晋惠公在位十四年间，晋国统治集团虽有激烈地斗争，但于百姓而言，惠公还是干了不少好事的，“惠”之谥本就是爱民之意。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晋惠公执政期间，其对待国内大世族的政策恐怕并不另各大家族满意。从晋文公返国时，晋大夫们不待交战就悉数归附的情况来看，惠、怀二君在处理大世族的问题上恐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问题也不难找到，想想晋惠公回国即位时的情况，除了几个相好的师友亲信之外，压根没什么有力的支持，即位后又立刻消灭了如里克之类的强臣，他与大族的关系确不和谐。在位期间，晋惠公所重用的是如吕甥、郤芮等少数嫡系党羽，各大家族几乎未见有在朝中居于高位者。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晋惠公在内政方面实行的是以压制大夫势力为主要形式的高度君主集权式统治。而叔向说惠公“弃民”，这里的“民”只怕是指各大家族，而非一般平民。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惠公压制大夫力量的膨胀，以加强君主集权，这本属正确。但是，各大家族对此难免会产生较强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在惠公生前还不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但到了惠公死、怀公初立的时候，各大家族为了各自的利益，很快就与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结成了联盟，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叔侄相残的夺位之变。这，恐怕是晋文公取得成功的极重要原因。
　　 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在秦穆公强有力的支持下，东渡黄河返回阔别十九年的祖国，并与率军前来的晋国众大夫迅速完成结盟，随即于曲沃武宫（祭祀晋武公的祖庙）宣布即位。眼见大势已去的晋怀公仓惶逃奔至晋国北部的高梁邑(今山西临汾东北)，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至此，晋文公已经取得了夺位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这位初登大宝的传奇君主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来享受初为人君的兴奋和刺激，因为在他面前摆着的是一系列急待处理的棘手问题。
　　 晋国自晋武公统一以来，距此时已有四十余年，除武公本人在位的两年和在位时间很短的晋怀公外，这四十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由献公、惠公父子两执政的。晋献公在位期间，晋国经历了从统一到崛起的高速扩张期，在对外战争方面成就扉然；惠公时期，在外遭受了韩原之战的惨败，丢失了河西之地，但因新政改革的进行，国力和军力很快恢复，而且还为日后称霸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样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晋国激烈的内部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先有晋献公诛杀群公子，再有太子申生被害、两公子叛逃之乱，又有里克连杀二君之变和晋惠公诛除里克、邳郑一党，还有晋惠公处死韩原之战时吃里扒外的大夫庆郑，最后再到晋文公与侄子晋怀公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晋国这四十年的发展，几乎没有走出过内斗的阴影。晋文公杀侄即位后，面对支持过自己的国内外势力，如何处理各方关系，国家能否摆脱内争的宿命，确实是一道值得多费心力的难题。
　　 晋文公即后，在处理内部矛盾的问题上着重采取了抚平政治创伤的宽和政策，对那些曾经站在惠、怀一边的，甚至得罪过自己的人，能既往不咎的尽量既往不咎。
　　 比如说，晋惠公生前的两大重臣：吕甥、郤芮，害怕会被秋后算帐，于是就计划火烧宫殿，然后趁着晋文公救火时将其杀死。宦官履鞮本也是晋惠公亲信的人，与吕、郤也算是一党，但他听了二人的阴谋后所却马上秘密前去求见晋文公，准备告发两人。履鞮其人我们此前提到过，当年骊姬之难，晋献公就曾派他追杀文公，还割短了文公一只衣袖；晋惠公即位后，也派他就去狄国追杀文公，双方素有旧怨，文公对他一直是有不满情绪的。所以履鞮求见，晋文公拒绝接见，还派了一个人去斥责他，说：“当年骊姬之乱，先君（晋献公）派你来杀我，他要求你两天之内到达我这里，可你却跟飞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后来我住在狄国，惠公又派你来杀我，他限你四天到达，可你第三天就到了。虽说你是奉命行事，可为什么要来的这么快呢？我那只被你割断的衣袖可还在呢，你还是走吧！”
　　 履鞮两次追杀文公，当然想的到会遭遇这样的冷遇，来人刚传完文公的话，他便不慌不忙的答道：“臣以为主公回国后已经懂得了做为一国之君的道理了。如果还没有懂，那怕是要遭难了。君王的命令要不折不扣的去执行，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铲除国君所讨厌的人应该尽力而为。现在您即位了，如果您也要消灭敌人，我同样会这么做。”晋文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立即召见履鞮，这才得知吕、郤二人的阴谋，马上采取应对措施，乔装改扮秘密前往河西王城向秦穆公求援。秦穆公悄然出兵，将吕甥、郤芮杀死。
　　 吕甥和郤芮的阴谋虽然破灭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晋文公不计前嫌，接见并启用了履鞮，这无非树立了既往不咎、宽和待民的典型，但为了把工作做到第底，文公抚平政治创伤的工作还不仅于此。被杀的郤芮的后。他的儿子郤缺不得入仕，沦为一农夫，躬耕于冀野。一次，晋文公手下的大臣胥臣路经冀野，看见郤缺在田里锄草，妻子来给他送饭，夫妻二人相敬如宾。胥臣认为郤缺处事端庄，举指有度，是有德之人，于是向文公举荐。就这样，郤芮的儿子郤缺被晋文公提拔为官。若干年后，郤缺的官爵从普通的小吏一直干到第一执政上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又创造了一个传奇。由此可见，晋文公的工作做的是相当到位的，这对缓解矛盾、建立相互信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比处理曾经的敌人，如何对待拥立有功者和国内的大世族，难道反倒更大。在这方面，晋文公一反晋惠公的做法，对士大夫阶层广泛采取拢络政策，并论功封赏有功者，目的就在于缓和激烈的内部矛盾，同样是为了营造团结和谐的内部环境。但平心而论，晋文公虽然花了大力气来做这项工作，最终的结果却依然有不尽完美之处。所谓的不完美，即指少数辅立有功者没有得到他们心里想得到的回报，因此引出了不少故事，也造成了一些麻烦。这件事还和“五贤士”问题有关，顺带着我们也来解决一下“五贤士”问题。
　　 所谓“五贤士”，是指晋文公流亡时追随在其左右的五位贤臣；而所谓“五贤士问题”说的是这五位贤臣的名单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有关这五个人的具体是哪五位，大致存有四种说法：
　　 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
　　 二、《史记·晋世家》云：“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
　　 三、《史记·索引》云：“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介子推）也。”
　　 四、《吕世春秋》认为五贤士为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介子推。
　　 归纳一下，五贤士的候选人共有八人，其中文公的舅舅狐偃、连襟赵衰、以及魏武子（魏犨）三人被四家公认，基本没有争议。剩下两席，有先轸、贾佗、司空季子（胥臣）、介子推、颠颉五个人选，此外狐偃的哥哥狐毛也有记载说曾随文公出亡，同样有五贤士的资格，这样就是六人争两席。六人之中究竟谁才是五贤士，我们来小议一下。
　　 先说狐毛和先轸。先轸被定为“五贤士”是《史记》的说法，此人后来是晋楚大战中晋军的三军元帅，声名显赫。但是，任何典籍都没有出现先轸伴随文公出亡后言行的记载。相反，《史记·楚世家》和《左传》却都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的说法，《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还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狐毛与先轸御秦……退舍（三十里）。”可见，狐氏家族（不算狐偃）和先氏家族实际应是晋文公在晋国内部的内应，秦穆公率军送文公回国时，先轸还率军阻击秦军，但结果却不战先退三十里，加入了文公阵营。狐毛虽有随文公出亡的记录，但史书却也没有提起他在文公身边有过什么言行，反倒也有率军御秦的说法。狐毛随文公出逃的记载可能有误。所以，基本可以先行排除先轸和狐毛。
　　 剩下四人中，接着再谈介子推。《左传》等书记载，文公即位后封赏群臣，有些人甚至还开口向文公讨赏，但惟独介之推不谈爵禄，文公的封赏也没轮到他头上。介之推心情郁闷，对着母亲发牢骚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就剩下主公一个还在世。惠公、怀公没有亲人，国内外都厌弃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后嗣，一定会有继承爵位的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主公还能是谁？主公是上天立的，而那几个人还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不是荒谬吗？盗窃别人的钱财的人被叫做小偷，何况这些窃取上天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的人呢？下面的人现在在赞美他们的罪过，上面的人在奖励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欺骗，我难以和他们相处了。”于是带着母亲隐居山林。晋文公得知以后，派人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只得以绵上之田虚封于介子推。民间还流传着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而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烧死也不愿出面，结果与母亲双双被焚的传说。据说“寒食节”就是因为悼念介子推。不过这种放火烧山的说法仅仅是民间传说，史无所出。
　　 事实上，介子推的生平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信的过的也就是出走这一段。《韩诗外传》说文公流亡时曾有一次被强盗抢光了资粮，还被追着逃入深山。文公饥饿难耐，介子推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供养他，这就是有名的“割股啖君”。但《韩诗外传》乃西汉初年儒学家韩婴的作品，属儒家治道之说，与小说家言也无多大差别，就史学而言根本靠不住，不值得信任。
　　 《吕氏春秋》说，介子推不肯受赏，出走前曾赋诗一首悬于宫门之上，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诗中将君主比作龙，五贤士比作五蛇，并以“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以鸣自己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此说也不足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介子推一心淡出世事，以求退隐山林，那有何必作诗悬于宫门来为自己鸣不平呢？所以，到了《史记》中，这首诗就变成了“介子推从者”悬书宫门，也就是他的随从所为。照此看来，有人将介子推列为五贤士之一，根据多半就是这首根本靠不住的诗。所以，介子推只怕仅仅是一个因为封赏不公而退隐山林的人，是文公流亡时的一个普通随从，将他列为五贤士之一，多半还是后人出于对其人其事的感怀。
　　 如此，六位候选人中已有狐毛、先轸、介子推三人被排除。剩下三人争夺两席，三人中，司空季子是五贤士的可能性最大。司空季子即胥臣，“司空”乃官名，“季”是他的字。胥臣在文公流亡期间的活动，史书记载十分详细，后来于文公、襄公两代，都是上卿重臣。此人被称为“贤士”应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剩下贾佗和颠颉，颠颉最有可能被排除。叔向曾说晋文公“以魏犨、贾佗以为股肱”；《国语》又言文公“长事贾佗。”且“贾佗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此人在文公时虽少有记载，但后来在晋灵公（文公之孙）时曾任“太师”一职，官同于司马。相比之下，颠颉却应违反军纪而被晋文公处决。
　　　　颠颉被文公处决的事是这样的，话说晋文公后来率军攻灭了曹国，由于文公流亡时曾路过曹国，而且在曹国碰了丁子，所以破曹之后对曹人进行了报复。上到国君，下到兵卒，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惟独对一个名叫僖负羁的曹国大夫善待有佳，命令全军官兵谁都不选骚扰僖负羁及其家倦，理由是当年过曹时，曹国上下只有僖负羁对晋文公很好，还送了食盒和一块玉璧给文公。颠颉和魏犨（魏武子）不满，他俩都曾追随晋文公流浪，可却只得到了他二、三等的赏赐。魏犨倒还受赐继承了魏氏家族的大宗，可颠颉于史册中却找不到显赫的出生记录，想是待遇不佳。二人一怒之下，一把火把僖负羁的家给烧了。晋文公大怒，决定处死二人以正军法，但最后处死的只有颠颉一人。并将颠颉的首级传于三军，三军上下悚然。
　　　　按《左传》的解释，晋文公只杀颠颉一人的理由是因为魏犨乃勇将，不舍得杀。且不说此种说法对不对，不妨想一想，如果魏犨一同被处决，日后人们在谈起晋文公的五大贤士时还会否提及魏犨？显然不会。若魏犨被杀，而再提他为五贤士，这就意味晋文公只因贤士曾犯过纵火案这么点不大不小的错就杀死了与自己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手足兄弟，这未免有辱君严。因违法而被杀的人本就不合“贤”的定义。颠颉在《僖公二十三年》还被列为五士之一，百多年后的叔向却决口不提，更晚的《吕世春秋》、《史记》都不提，这反倒另人怀疑。后世将贾佗列入五士之一，但贾佗直到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即位后才有活动记载，这反而可疑。即便贾佗确有随文公出亡的事实，只怕当时也是一普通随从，并非核心成员。所以，我认为，颠颉因后来被处死而不得谓贤者，故后世以贾佗代替。如是，“文公五贤士”的名单应是：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一致。
　　　　我们从五贤士问题中不难发现，晋文公即位后面临着相当棘手的团结群众工作。如何封赏有功者往往比如何处理敌人更加困难。敌对双方素来只有撕杀和掠夺，没有给予。当一方胜券在握、持有对方的生杀大权时，不施加报复，反恕其罪过，再给他仨瓜俩枣就能让对方对你感激涕淋；相反，那些所谓的朋友、所谓的支持者，他们自恃有恩情于你，反而容易因回馈问题激生不满。敌人对于你的给予只会嫌多，不会嫌少；“朋友”对你的回馈只会嫌少，从不嫌多。两种问题处理起来孰难孰易，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介子推出走、颠颉被杀，都因他们感到封赏不公而起。所谓的封赏有功之臣，实际是对各派人仕的拢络，对嫡系和实力派的平衡，并不是平常意义的回馈，出现疏漏也是难免的。不过就事后的总成果来看，晋文公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完成了拢络士大夫的工作，国家的内部矛盾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缓解，多少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创伤得到了尽可能的弥和，晋国出现了上下一心、相于和谐的大好形势，稳定了社会。如此，晋文公即将开始他的图霸之旅！
　　
　　
　　21 文公图霸
　　
　　 楚国素来为中原列国视为蛮夷，楚人亦自视蛮夷，楚成王入主中原后，十分担心自己的身份容易引来诸侯的逆反心理，故在齐桓公逝后力主使用怀柔政策，以维护国际和平及给予列国以充分尊重的友善面貌视人，很快收到了天下归心的效果。除了自以为是的宋襄公，楚成王的初霸过程中几乎兵不血刃、不战而定天下。但是，也正因为楚国自身份尴尬，谨慎的有点过了，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后果之一便是楚国没有向此前的齐国那样建立起严格完善的统治秩序，中原地区反倒有些混乱。中原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没有人来强迫或命令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久而久之，这一现象好似是楚国在放任它们，这引起了中小国家之间新一轮的混战。
　　
　　 楚国对小国的主权给予充分的尊重。交战权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为他人横加干涉。西周时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没有天子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发动战争；齐桓公称霸时，礼乐征伐实际从齐国出，中原联盟于军事和外交方面必须同进同退，任何人不得逾越齐桓公给画定的框框；现在，楚国不愿出号令，又无他国可出号令，中原地区的局势比之齐桓公时反倒稍显混乱，战事亦有增多。而混乱的时局对有准备的人来说，往往有利可图，晋文公就是趁乱杀进了大国争霸的舞台。
　　
　　 晋文公即位后，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巩固统治，封赏群臣，拢络豪门，据说还搞了些改革，国家出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大好局面。晋国入主中原的这一天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一个机会。而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就在文公锐意进取之时，东周王室突生祸事，周襄王为狄人围攻，丢弃了王城，逃到郑国。
　　
　　 狄人破周一事说来话长，其中千兜百转，一开始是郑国与卫国的矛盾，后来转变成郑国与东周的矛盾，再又转变为东周与狄人的矛盾，直到最后狄人攻破王京。起先，郑国侵略滑国，想压迫滑国做自己的属国。滑国作为小国，无力抵抗郑国的侵略，但又不甘心轻易认输，就在郑国和卫国之间搞骑墙政策，郑来则服郑，郑去则投卫，想把郑国对自己的侵略转变成郑、卫交恶。郑国两次攻入滑国，却始终未能真正收服滑国，很是懊恼。事情本来发生在郑国和滑国之间，充其量再牵涉到卫国，无非是这三方之间的矛盾。但有趣的是，东周却掺和了进来，把事情给搞复杂了。
　　
　　 齐桓公死后，楚国对待中原上国始终彬彬有礼，对各国的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干涉，中小国家均是放任自流，出于各自的利益各忙各的。周襄王也一样，他也想趁着齐桓公死的大好机会重新树立王室的威信，为此做了许多事。比如宽赦当年召群戎攻击自己的弟弟子带，把他从齐国请了回来，以彰显宽厚仁义。郑国伐滑，周襄王又出面干涉，跑来做和事佬。郑国一旦尊奉王命,停止对小国的掠夺，那么周襄王就能重树天子的威信，也能让诸侯对东周的能力刮目相看。可是周襄王的戏演砸了,郑文公一心搞扩张，根本不由得周襄王摆布，不但不接受东周的调停，反将两名周使扣压，以示对周襄王的警告。
　　
　　 史书上说，郑文公扣压周朝使者，原于上一代的恩怨。此前谈到过，周襄王的父亲周惠王即位之初，发生了“王叔子颓之乱”，惠王曾借助郑厉公和虢国的帮助铲除子颓一党、平定内乱。史书记载，周惠王回朝复位之后为了答谢虢公，赐虢公酒器玉爵，但却没有以同样的赏赐报答郑厉公，所以郑国对周王心存不满。如今郑文公扣压周襄王的使者原因就在这里。我不知道《左传》等书对郑文公的动机判断是否有靠得住的依据，但我却知道“子颓之乱”后郑国还曾帮助周惠王对抗齐桓公，并因此遭到齐国打击，且助周抗齐的正是郑文公。所以周郑矛盾是因“子颓之乱”而结的观点我个人很难认同。此一时，彼一时。郑文公扣压周使，以我之见，应是出于对东周干涉本国事务的不满，不该追究起那些陈芝麻滥谷子的往事。
　　
　　 郑国无礼拘禁天子使臣，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做着重树天子威信大梦的周襄王的脸上。这记耳光打的周襄王龙颜大怒，打的他奋而兴兵。树不了仁义，只好树武威，周襄王要采取军事动作，以战争来说话。可是东周财竭民寡，力量不足，周襄王为了凑齐一支大军，竟然不希与狄人结成军事同盟。
　　
　　 天子串联夷狄讨伐自己的同姓亲族，这太骇人了。王命一出，立刻招致臣下反对。大夫富辰等一帮忠贞之臣力谏襄王收回成命，襄王不听，直意伐郑，就怎么着教训了郑国一顿。这次事件明显对周襄王心中战略大计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原国家无视天子，不愿于周王为伍；东周自身的力量又远远不足，那些寻找战略伙伴。伐郑过程中，周襄王跟狄人合作地很愉快，周襄王把狄人看成了自己恢复王室威信的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对狄人大力扶持，并与狄人联姻，娶狄女隗氏为王后。周襄王没有想到，他的一翻苦心经营毁就毁在这个淫荡王后的手里了。
　　
　　 隗后下流淫荡，嫁到东周没多久就闹出了红杏出墙的丑闻。更麻烦的是，跟谁闹绯闻不行，偏偏和当年召戎攻周的王弟子带闹。子带本是周惠王中意的王位继承人，但因为齐桓公的干涉而无缘大位；周襄王即位后，他又勾结戎狄攻王；事败之后逃往齐国，又得到了齐桓公的政治庇护；齐桓公本打算那他要胁周襄王，周襄王奋然不应，子带只好在齐国待了十年，直至齐桓公死后才被赦免回朝。回朝后，子带并不感觉王兄对自己的宽宏大量，依然贼心不死，与隗后私通，又与王朝内的亲狄派大臣搅和在一起。周襄王大怒，废黜了隗后，也惹怒了狄人。子带看见王兄怒废隗后，想必定是乐不可支，马上勾结了几个亲狄大臣，联络了狄人，又一次里应外合攻击周襄王。狄军大举突袭东周，周军措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一批将帅拼死迎战，但未能挡住狄军的进攻，不是战死即是被俘，王都告破。
　　
　　 狄军攻克王城后，子带自立为王，并迎娶了被王兄废黜的隗后，继续搞联狄政策。周襄王本人却早在王城失陷前就自顾自己逃走了。郑国与东周接攘，周襄王逃到了郑国，郑文公前不久才被周狄联军痛揍一顿，但正因为这样，郑国不愿看到一个牢固的周狄联盟出现在自己身旁，便摒弃前嫌安顿了周襄王，跟他一起谋画对付子带一伙。周襄王在郑国主了下来，然后就向诸侯们写信，言明自己当前的困境，请求帮助。没想到的是，周襄王的SOS信号发出后竟然没得到多少人的回应，诸侯只顾自己掠夺扩张，不问天子死活。有心介入此次事件的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
　　
　　 秦国和晋国早就完成了崛起，早就有心入主中原，无奈两虎相争，都为对方所困，所以此前还没能参与中原事务。仅有的一次，晋惠公干涉群戎攻周，结果还被齐桓公踢了回去。晋文公即位后，改变原有外交政策，变攘秦为联秦。所以，秦晋两国均不再被对方所阻挠，都有意趁狄人攻周的机会挥兵中原。接到周襄王的求救，秦穆公第一个作出反映，军队马上出发，驻于黄河之畔准备迎纳襄王。晋大夫狐偃也敏锐的意识到问题的特殊性，也向晋文公进言，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晋文公接受，决定勤王。秦穆公虽然动作更快，无奈秦的疆域只达河西，不如晋国近于东方。晋文公抢在秦穆公之前，发兵迎到了周襄王。公元前635，即晋文公二年，晋军南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子带被杀，狄人败退，周乱遂告平息，周襄王重归王城复位。
　　
　　 一个大国平定东周一场小小的叛乱，这不过是手到擒来的区区小事，易如反掌，没有悬念。子带之辈妄想凭一时的侥幸篡取王位，完全是自不量力。但是，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晋文公助周平乱的目的是什么呢？估计很多人都会回答“尊王攘夷”，觉得晋文公这么做是要的政治上取得正确，树立正义的国际形象，以此号召群雄。正如狐偃所说：“诸侯信之，且大义也。”但以我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周襄王复位，晋文公赴洛邑朝觐天子。襄王在宫中设下筵席招待晋文公。晋文公在酒宴上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向天子讨赏，而且讨的东西还非常另类：请葬。什么叫请隧呢？隧，就是隧道，请隧就是晋文公向周襄王请求，自己死后通过隧道入葬，即隧葬。
　　
　　 杜预注：“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诸侯皆县柩而下。”隧葬就是指先修砌完整个陵墓，包括封土，挖掘一条隧道通于地表；棺椁下藏时就是通过这条隧道被运进陵内，放置完毕后，人员又从隧道撤出（陪葬人员除外），封住隧道，葬礼完毕。这种入葬方式在周代属于天子之礼，只有天子死后才能隧葬。诸侯葬制是先修砌墓穴，上不封土；人死后悬棺而下，放置在事先定好的位置上，然后封土。晋文公请隧，即要周襄王允许其死后得以天子礼葬。隧葬于晋文公而言是违制，公然向天子提出更是大逆不道，与谋反也别无二致，“请隧”一典在后世就是图谋统治天下的意思。晋文公请隧和后来楚庄王问鼎，性质完全一致，没有区别，只过后人对楚庄王问鼎大书特书，对晋文公请隧好不约而同地得了“失忆症”。晋文公为什么一会勤王，一会儿又威胁要谋反呢？通行的看法是要地，即以此逼迫周襄王把南阳之地割让给晋国。
　　
　　 周襄王被晋文公威逼，无力反抗，却又不想受辱。史书记载，周襄王回答晋文公：“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即：“此乃王制，没有取代王室的德行，却非要弄出个一朝二王，这不也是叔叔（指晋文公）您所不愿看到的吗？”委婉拒绝，然后“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南阳之地，《水经·清水注》曰：“晋地自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大致在今河南省温县、济源一带，其地在黄河以北，太行之南，故称之为“南阳”，属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战略要地，不是今天的河南南阳市。晋国原政治、经济核心区域在今山西西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汾河平原，晋献公时灭掉了二虢，打通了南进通道。但晋献公所灭二虢处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离东方较远。如今晋国占领了南阳，控制了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山口，如再挥兵中原，便可直接东进，从此地进入豫东大平原，晋国因此进可以直入中愿腹地，退可用黄河、太行为屏，真正挤身为中原列国，这就是所谓的“表里山河”。可见，晋文公请隧的真正目的就在南阳。但是，南阳真的是周襄王迫于要胁才转手送给晋国的吗？孰不知案中有案。
　　
　　 晋文公得到的南阳之地的大体位置没有什么疑问，有问题的是南阳之地具体包括那些城池，城池的主人又究竟是谁？关于城数，《国语》记载最是详细，说是“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共八邑；《左传》说是“阳樊、温、原、欑茅”，共四邑；《史记·晋世家》最简略，写为“河内阳樊之地”，不言城数，且《晋世家》对文公“请隧”也是闭口不谈。至于这些地盘的主人究竟是谁，我们一一来看。
　　
　　 公元前675年，时周惠王在位，东周因周惠王削夺大夫封地而引发了王叔子颓与五大夫及贵族苏氏联合发动的“子颓之乱”，此事第一章《霸业迷梦》已有交代。叛乱之初，周惠王成竹在胸，子颓一党逃亡至“温”（今河南温县）。公元前650年，《左传·僖公十年》载，当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并解释道：“苏子叛王即（投靠）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春秋经》记载的是：“狄灭温，温子奔卫。”可见温子即苏子，温当为苏子之都邑。
　　
　　 苏子即苏国之君。《左传·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杜预注解为：“苏忿生，周武王司寇苏公也，与檀伯达俱封于河内。” 《后汉书·郡国志》云：“温，故国也，苏忿生封。”温是苏国国都，位置在今河南温县西安乐寨一带。苏国的爵位，文献中出现的称谓有“苏公”、“苏氏”、“苏子”、“温子”等多种。“苏公”之称可能是因为苏忿生曾任司寇，属公一级的王朝卿士，是生称，不是爵位。苏国的爵位还是以子爵的可能性为大。与苏国有关的出土遗存有《史颂鼎》、《苏公簋》、《宽儿鼎》等。
　　
　　 苏国位于南阳，近于东周，自平王东迁后一直与王室关系紧张。特别是在东周初年，随王东迁的郑国为立足于东方诸侯之中，初到中原便四处扩张，先后灭掉郐、虢等8个小国。苏国处于东周东北方，郑之西北方，同样为郑国垂涎，尤其在郑庄公时处境最是险恶。据《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王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这段翻译过来就是，周桓王与郑庄公换田，从郑国取来了邬、刘、功蒍、邗四地之田，而把苏国的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十二处田地给了郑人。我们都知道，周桓王是非常讨厌郑庄公的，还发生了著名的“繻葛之战”。
　　
　　 周桓王用苏国的土地去换郑国，实属一箭三雕之举，即白白拿了郑国的土地，又挑起郑国和苏国矛盾，还能打击不臣于己的苏国，用心不可谓不毒也。从此，苏国与东周结仇，“子颓之乱”和“子带之乱”中都有苏国的身影，子颓和子带都是在苏子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且两次叛乱的大本营也都是苏国国城温。不过也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桓公用苏国十二处田地换郑国四处田地，所指仅仅是这些城邑附近的土地，不是城池本身，而且这些城池实际上也不都是苏国。不过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东周之初的苏国土地之广大。温、州、陉四地，均在今温县境内；原、樊，在今河南济源市境内；絺、向，在今河南沁阳市境内；隰郕、怀，在今河南武陟县境内；盟，在今河南孟州市境内；隤，在今河南焦作市郊；攒茅，在今河南辉县市境内。以上诸邑，已包括了今河南济源市和焦作市的全部、今新乡市的西部，苏国拥有南接周郑、东达卫国、西邻强晋、北靠太行的广大地区。
　　
　　 晋文公率军南下平乱时，子带所居地点也正是温。温其实在当时就已经被晋军拿下，并不是受赐而来。周襄王赐温于晋，实质仅仅是承认了晋国对温的实际拥有罢了。《国语》所书的周襄王赐给晋国的八邑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欑茅本是周公旦之子茅伯之国。茅伯国后来东迁河南濮阳，今山东省金乡县有其故城。茅伯国东迁后，欑茅之地后被苏国占有。此外，州、陉、絺三邑也是苏国的土地。晋国此四地的占领应该也是在平周乱的同时进行，完成占领后任命狐溱为温大夫。周襄王仅仅是在事后承认了这一事实罢了。
　　
　　 先说阳樊。《元和姓篆·二十二元韵》：“周太王之孙虞仲支孙为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因命氏，今河内阳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樊仲皮、樊齐，并其后。”此说认同度广泛，因无异义，但有关樊究竟是封国还是封邑，前人所说却迥异。根有学者考证，据有学者考证，周时大体有妃、嬴、庆、姬四姓樊国存，姬姓樊国西周时封于陕西长安县东南，后东迁至太行之南，黄河之北的阳邑(河南济源县西南)，故曰“阳樊”。《待·大雅·蒸民》曰：“王（宣王）命仲山甫（父），城彼东方”，仲山甫即《元和姓篆》所说的“周有樊穆仲，字山甫”，《国语》等典籍多有仲山父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云：“樊皮叛王。”樊皮即樊仲皮，是仲山甫的后人。樊仲皮叛王后，当时的周惠王命虢公讨伐樊国，并把樊仲皮抓回京师。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均写到，晋文公平定周室内乱时军队就已到达阳樊，阳樊恐在当时就已被晋军围困。晋文公得到周襄王赐地后，阳樊人不服，怒斥晋人：“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我们怎么也不会服你。这里的人都是天子的亲族，你凭什么来欺压我们？”晋文公觉得阳人说的有理，于是便放阳人出城。
　　
　　 在这里，史官先写周王将阳樊赐于晋国，晋人被阳人责问：“其俘之也？”阳人不服，晋文公听了对方的陈词，却说：“是君子之言也。”然后“乃出阳人”。这就奇怪了，明明是阳樊人誓死捍卫主权，何以轮的到晋文公放阳人出城？这段记载前言不达后语，含糊其词，显然是春秋笔法。从中可以看出，周襄王无权将他人的封地割让给晋国，晋国取阳樊是彻头彻尾的武装入侵，吞并了与自己同姓的樊国。至于史书上说晋文公“乃出阳人”，其实是晋国攻破阳城后强行迁徙阳人的反映，史官在这里是使用了曲笔，留下了这么一段逻辑含糊的“晋攻阳樊之战”。
　　
　　 接着再说原国。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原国始封之君乃周文王第十六子为原伯。其始封之地大致在今甘肃陇西县之北、通渭县东南，在周军灭掉的獂戎故地；分封时间有文王时和武王时两说；分封的目的大约是为了控制西方戎部。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原国奉命东迁至今河南省济源市境内。典籍亦有原伯言行记载，出土遗存有《散氏盘》。
　　
　　 《左传》、《国语》均写到，子带串通狄军攻周时，原伯是死战到底并被狄军俘虏的四位周臣之一。但是叛乱平息后，晋文公却率军围原，并命全军只带三人口粮，誓言三日城不破，兵事即罢。三日后，原国果然不破，文公便命令全军撤退。军士请求继续城城，不要就此放弃，晋文工答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以“信”为重，依然率军回撤，撤三十里，原人降。史官以此曲笔文过饰非，甚至颠倒事非，替晋文公歌功颂德。灭亡无辜同姓之国，有“功”可树、有“德”可谈吗？事后，晋国又“迁原伯贯于冀”，将原伯（应该也包括原民）迁往冀（今山西河津县东北），任命赵衰为原大夫，驻守原地。原国从此灭亡，成了晋国版图内的区区一县。
　　
　　 《国语》所载周赐晋之八邑，温、州、陉、絺、欑茅五地均是苏国领土，晋国对此五地的占领应该始于平乱同时。周襄王以苏国之地“赐”于晋国，即是原于晋文公的敲诈勒索，也是出于翦除这个几次三番于己为敌的毒瘤。不过有迹象表明，苏国在事后依然存在，不过应该已经沦为晋之附庸，不会在有什么作为了。樊国和原国不见有参与敌对王室的记载，大约是晋国挟迫周襄王以赐地的名义堂堂正正的灭掉了这两个同姓国。组邑在今河南滑县境内，具体谁属无考，可能是周王的土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文公请隧”和“襄王赐邑”的事件真实给出一个大致完整的解释了：晋文公即位一年，就已觊觎东方土地，趁周室内乱的绝好机会，发兵夺占了叛乱主谋之一，苏国的温、州、陉、絺、欑茅五邑，同时围困了樊国，随后灭樊又灭原。在酒宴上，晋文公又以“请隧”相要挟，对天子敲诈勒索，强逼周襄王以“赐地”名义承认了晋国对上述三国的实际占领，顺带着又把周畿所属的组邑也一并吞下。至此，晋国居有了今河南济源、修武、孟县、温县、沁县、滑县，共六县之地，其境临河而南、联接郑、卫之地。这片战略要地犹如一枚巨大的楔子，自汾河平原出发，向东跨越太行山口，向南渡涉黄河，深深的扎进了中原腹地。
　　
　　 看到这里，我不知道读者会有怎样的感受。若是要我谈感受，第一感受是“桓德终矣”。齐桓公初年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然真实的动机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霸业，但却也无可争议的为温和国际和平、保护华夏优秀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齐桓公值得肯定之处也正在于此。齐桓公晚年，为了拢络徐国牺牲了小国利益，被《谷梁传》评为“桓德衰矣”，意指齐桓公曾经的高尚品德已然衰退。齐桓公作古，楚成王处境尴尬，不敢过多干涉他国政务，趁乱而起的晋文公却干出了如此行径，桓公遗风看来是彻底完结了。
　　
　　 我必须表达我的看法，我素来不认为晋文公有过“尊王攘夷”的意思。《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女叔侯语：“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晋是以大。”意思是说，晋是靠不断鲸吞小国强大起来的，且上述小国均是姬姓。连同姓之国也不能幸免，靠吞食骨肉兄弟壮大自己，晋国的扩张性实在另人汗颜。这次平周之乱，晋文公表面是在维护王室，实际却是借机扩张地盘，而且又将魔爪伸向了同姓兄弟。并以大逆不道之言威逼周襄王承认他的无道行为，甚至还敲诈来了王畿之地。如此种种，晋文公是在尊王吗？是在攘夷吗？亏得史官还为晋文公的丑恶嘴脸涂脂抹粉。妆画得再浓你也是“恐龙”，变不了美女。
　　
　　 厚重的粉底挡不住今人揭示晋文公的真面目，还未上妆的两年六百年前，当时之人更不会愚蠢的认为晋文公是“齐桓公二世”。有人说晋平周乱为晋文公迎来了人心，中圆列国又看到了希望。一条张着血盆大口吞食了同姓兄弟的恶狼、一个叫嚣着要隧葬的乱臣贼子，会被人看成正义的卫道士？会被诸侯看做尊王攘夷的急先锋？我看这不过是不知实情者的妄谈罢了。晋文公平周乱根本不会收到天下归心的效果。那么。晋国此举于国际大环境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其一，向东占踞南阳之地，获得进入中原腹地的跳板，为与楚国争霸做好准备。
　　
　　 其次，控制周王室。虽说齐桓公死后，尊王的虚伪已被人看透，但控制周室也不无好处，那怕就当它是自己的一个属国。齐桓公穷尽心力也搞不定的东周，就被晋文工这么轻而易举的置于掌中，不知桓公地下有知会是个什么感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立威！大国争雄，或立信，或立威。当年齐桓公争霸，对别国采取恩威并用，以恩为主的方式，尊奉王室，又助三个国家抗击外敌，又助宋国平乱，迎来天下归心。齐国称霸立的是“信”。今天，“尊王攘夷”的虚伪性已昭然若竭，没有人再相信“齐桓公二世”的鬼话。楚国入主中原，对小国有理有节，从无非份之举，这使得诸侯列国诚心归附。请大家想一想，换做是你，你会因为一个西方国家平定了周室的一次内乱，就放着楚国这样的朋友不要，去投入一条恶狼的怀抱吗？晋文公再怎么演戏，也不会有人放着楚国不要，跑无跟从晋国。晋国无信可立，只有立威。
　　
　　 放眼天下，东方诸国虽已全部附楚，但却有宋、齐两国并非出于真心。宋国自宋襄公战败泓水、死于战伤后，表面上“如楚”，实际上却成为中原列国中唯一一个被楚国牢牢压制的国家，打心眼儿里不服。宋成公与楚成王还有杀父之仇，怎有真心归附之理？齐国自内乱之后，元气大伤，也只得与楚友善，但心中大国之梦未死，也不愿终日寄人篱下。所以，晋文公需要通过平定周室内乱来彰显自己的实力，让宋国和齐国看到希望，借此把伪心屈从楚国的两国鼓动起来，然后西联强秦，组成一个以晋国为首的晋、宋、齐、秦四国联盟，共同抗击楚国，助自己争霸。这，才是晋文公平定周乱的最终目的。
　　
　　 以“始启南阳”为开端，晋国入主中原的争霸序曲已俏然奏响！
　　
　　

　　22 晋楚争锋
　　
　　
　　 晋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东周发生“二次子带之乱”，晋国乘机而起，以助周平乱为名，出兵剿灭了子带一党，控制了王室；并以武力手段吞并苏、樊、原三国，夺取南阳要地，控制了挥师东进的战略大动脉。以此为标志，持续了四十年以“遏秦自大”为第一要务的晋之整体周边战略出现重大转型，晋国暂停攘秦战略，转而与秦国联合，以秦晋联盟的姿态展开针对楚国的争霸战略。也就在晋军武装进攻樊、原等国的同一时间，秦军在晋文公的支持和煽动下，发起了建国一百多年来首次出关作战，矛头直指楚国。当年秋，秦、晋两国刚刚协手平定周室之乱，晋军武装掠夺南阳的行动尚在进行，秦穆公东向攻打鄀国。
　　
　　 鄀国，允姓，原在湖北钟祥汉水北，时迁徙至河南淅川西南境，称下鄀，是秦楚交界处一小国，附属于楚。秦穆公助晋文公篡位后，又借联手平定子带之乱一事完成与晋国的结盟。秦国急于向东方扩张，于是挥兵伐鄀。晋文公得知秦穆公之意图，举双手赞成，并主动派遣援兵助战，以示支持秦国东扩。于是，以秦军为主，以晋军为辅，针对楚国发起了这次带有试探意味的军事行动。
　　
　　 对于晋、秦两国近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楚国方面始终给予高度观注，对秦国东进的企图也已有察觉，当时，楚国正在对陈国用兵，获息秦将东进，亦不敢待慢。北疆守军，也就是楚地方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方城一带驻军（以申、息两县守军为主）奉命进入临战状态。申、息两县地方长官，申公斗克和息公屈御寇，率军进驻鄀国都城商密，以助鄀国戍守备战；令尹子玉亲率大军位于其后，随时增援。
　　
　　 秦军攻鄀，见楚军在有准备，采取迂回偷袭战术，绕过鄀国御秦门户析邑(今河南西峡，商密西北)，沿其西侧一角南下，悄然渡过丹江，随即直扑鄀都商密。为了动摇楚、鄀联军军心，秦军到达商密后，拨出部分士卒假扮成被秦军俘虏的鄀军战俘，制造秦军已经攻占析邑的假象；有趁夜在商密城外掘地杀牲，伪制盟书，制造协助鄀国防守的楚军已与秦军结盟的假象。鄀人误认为西北门户析邑已经失守，又误以为楚军已经背弃自己，不待交战就放弃抵抗，向秦军投降。鄀军的投降，又严重动摇了协防楚军的军心，且另楚军措手不及，旋及被秦军击败，斗克、屈御寇二将也被俘虏。取得胜利的秦军不待多留，马上带着俘获的人、财，收兵西返。率军在后的楚将子玉闻讯，怒不可遏，忿然领兵追来。但一切都已太晚，子玉未能追上，秦军安然撤回。无处发泻怒火的子玉只能回师攻陈，将陈国击败。
　　
　　 晋国一次性平灭南阳三国，秦军初次东进又获完胜，标志着秦晋联盟已然以强劲势头登上中原争霸战的擂台，整个战略态势转瞬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原列国均与楚为善，惟独宋国对泓水战败梗梗于怀。晋文公流亡时，曾先抵宋，后至楚。当时宋襄公初败于泓水，伤重将亡，见文公流亡过宋，赠之马二十乘（48匹）。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在晋文公路过的几个小国中，宋国是唯一给予其优厚招待的。以宋国当时的处境，宋襄公可能与晋文公有过默契。现在，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看到秦晋入主中原之意显露，立刻叛楚从晋，成为小国中唯一响应晋国的国家。又在宋国从晋同时，按耐不住寂寞的齐国也蠢蠢欲动起来了。
　　
　　 当时齐国依然是齐孝公姜昭在位。齐孝公是在宋襄公的支持下击败了五个兄弟才得以即位的。即位后，有见于国力在内乱中损耗巨大，以及宋楚两国争强的战略态势，齐孝公起初静待观望的态度，并配合陈国在本国境内召开了有陈、蔡、楚、郑、鲁、齐六国参加的和平会晤；宋襄公战败泓水之后，齐孝公又发兵攻宋，以此划清与宋国的界线，且示好于天下诸侯。但是，齐孝公的表面文章和心中所想并不能画上等号，齐国一时的谦恭态度只是等待时机的需要，就算不再是中原霸主，齐国称霸山东半岛的目标还是不能放弃。秦晋联盟东进战略的启动已经唤醒了齐国的大国雄心。
　　
　　 当时，齐国周边的鲁、卫、莒等国本来还在进行着相互撕杀。但对时局，尤其是对齐国态度的变化，鲁、卫、莒都十分敏感，它们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国东进极有可能促使齐国改变外交路线。于是，三国未雨绸缪，均积极于对方沟通，两次会盟，迅速停止了相互攻伐，反倒结成了针对齐国军政同盟，以便在必要时刻联合起来抗击齐国的再度扩张。
　　
　　 鲁、卫、莒三国分别位于齐国西、南、东南三面，对齐国成四分之一圆包围。三国结成军事联盟显然大大的刺激了齐孝公。于是，公元前634年，即晋平周乱次年，齐孝公亲自率军攻打鲁国，攻入鲁国西鄙，以此压迫鲁国臣服于己，并撕裂三国联盟。面对齐军的进攻，鲁国方面以三策应对：一、倚重三国联盟的支持，以期卫、莒两国帮助自己；二、派遣使臣赶往楚国求援；二、派使前往齐军，以外交手段尽可能拖延侵略者的进攻步伐。面对入侵者大兵压境，鲁国人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敌人！“展喜犒师”的精彩一目就这样发生了。
　　
　　 展喜是鲁国大夫，是春秋时代天才的外交家，他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使命，奉命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阻滞敌军。他带着慰问品，不带半点军队，以犒劳齐军为名，来到了齐军大营。当时，齐孝公本人正跟在攻入鲁境的齐军之后，刚准备入境，展喜就拉着整车整车的礼物迎了上来。打一照面，展喜客套的对齐孝公说：“我家主公听闻齐侯君将屈尊驾临我国，命下臣前来犒劳您的随从。”
　　
　　 “我要来了，你们害怕吗？”齐孝公压根儿没兴趣跟眼前这个不知所谓的人兜圈子。
　　
　　 “小人害怕，君子不怕。”和吕甥当年答秦穆公的风格别无二致。
　　
　　 “你们的老百姓都快穷死了，整个国家就像个空罐子，地里连根草都不长，你们凭什么不怕我？”
　　
　　 展喜既然敢接这份差事，自然早有准备，他整整了衣冠，不卑不亢的回答：“我们凭的是先王之命。”他郑重其事的说道：鲁国的祖先周公旦、齐国的始祖姜子牙一起辅佐王室，周成王曾令二公协手同心，命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几百年前的盟书今天依然在盟府里。昔日齐桓公正是本着“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的宗旨，致力于联合诸侯，平息国家之间的战火，救助他国的困苦，抚恤他国的灾害。现在您即位了，人们都盼望着您能继承齐桓公的事业。您来了鲁国，百姓说您不会抛弃王命，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如若不然，您怎么向先君交待啊？老百姓都相信你，所以我们连战斗准备都没做，又怎么会害怕？
　　
　　 展喜以道义为砝码，一针见血的指出齐孝公所为有背先王之命，有背他父亲齐桓公的处事之道，根本不得人心。没有齐桓公的水平，还妄想恢复桓公昔人盛况？没有道义上的正确，又何来无敌天下的正义之师？在人民反抗暴政的顽强斗志之下，即便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又有何惧？今天的齐国，还想凭借淫威逼迫别国就范，简直是痴心妄想。
　　
　　 就是齐军攻入鲁国西鄙的同时，卫国发兵伐齐，以响应鲁国。齐孝公腹背受敌，又为展喜严辞吓阻，只好撤军回国。另一方面，鲁国另外两名使臣到了楚国，求见了楚令尹子玉，请求楚国发兵征讨不顺服的齐国和宋国，鲁等国也将悉力协助。
　　　　
　　 楚国方面，此前精力主要花在陈国这样距离较近的国家身上，以巩固周边势力为要务，对中原国家只求通好，不求控制。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楚国也已经无可退避。于不利处而言，秦晋强力出击，矛盾头直指自己，楚国若再羞涩下去，霸主地位要晚被别人争去，到时自己又要退回南方。于有利处着眼，西方国家强起，齐、宋两国又混水摸鱼，引起各国广泛的恐慌。小国都希望表现有善的楚国出来主持主义，维护各国主权不受秦、晋、齐、宋等辈的侵犯。所以，楚国此时大举北上，即符合自身利益，又符合广大国家的需要。权衡利弊，楚国毅然决定挥兵北上、征讨齐、宋。
　　　　
　　 楚国对此次北上用兵格外重视，准备工作和动员工作做的都相当充分。为了倾全力北伐，楚首先将矛头对准夔国。夔国是楚的同姓国，其先君熊挚红（后改名熊挚）是熊渠次子。熊渠就是西周时封三子为王的那位楚君，熊挚红正是他所封的三王之一。根说楚国在熊渠死后发生过三子夺位，也有说熊挚红是因先天残疾而不能继承大位，故今湖北秭归一带建夔国，为楚之附庸。史载，当时夔子叫嚣：“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埋怨先人熊挚失掉楚王位，方才流落到夔国，既然做不成楚国的继承者，也就没有必要祠祀祝融和鬻熊了。楚成王看到后方确实存在忧患，当机立断，谴子玉及子西（大司马斗宜申，与子玉同出自若敖氏）灭之。
　　　　
　　 《水经注·江水》又记载，灭夔后，“令尹子玉城夔”，即在夔地建立防御设施，以加强西南边境的防御力量。“子玉城夔”的主要目的，是镇慑进些年不断东进的巴、蜀等国，为北上作战解除后顾之忧。另案：《路史·国名记己》记载：“胡子国归姓。归姓，夔出。……盖楚之所立。”楚灭夔后，又将其民改封于胡（今安徽阜阳），以加强东方经略。
　　　　
　　 同时，楚申公叔候另率一军，在军的配合下进攻齐国，攻入齐国南境，取其穀邑(今山东东阿县南)。为了在时局有变时插手齐内政，楚国还将丛内乱中逃出来的齐国公子姜雍（齐桓公之子）安置在穀邑，让此前策划了齐国内乱的易牙辅佐他，还安排齐桓公其他七子在楚国为官。楚国以此对齐孝公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阻吓其一切行动。
　　　　
　　 在完成上述全部预备工作后，楚成王又请出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令尹子文，和子玉一起在全国范围内招兵扩军，整训备战。待一切完毕之后，公元前634年冬，楚国以空前庞大的阵容，倾其主力，以令尹子玉、司马子西两员大将率军，又征调了郑、蔡、陈、许四国之兵，以五国联军之势全力围攻宋国，大有一战灭亡宋国之势。楚国北伐之战全部展开。
　　
　　 战争初阶段，楚国的进展相当顺利，不到半年（公元前633年夏），齐孝公暴亡，弟弟公子潘串通齐桓公生前信臣开方杀死了齐孝公的儿子，篡位自立，是为齐昭公。齐国再次发生政局大动荡，对别国的威胁突然减弱了。于是，楚国也随即调整策略，减缓对齐国的压力，仅以少量兵力，在鲁国的配合下继续占有齐之穀邑保，不再有下一步行动，转将全部力量投入到围攻宋国的战争中．但是我们也知道，宋国拥有当时列国中最坚固的城防工事，战争很快转变为对宋国都城商丘长期围困、势成僵局。但是，楚国方面已经下定了彻底摆平宋国的决心，再坚固的城墙也不可能确保宋国定能抵挡住怒火万丈的、如泰山压顶一般的五国联军。为今之计，宋成公只能向晋国求援。
　　
　　 接到宋国紧急求助，晋文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召集重臣开会商议。会上，晋国君臣意见出奇的统一：战！而且狐偃还指出，楚国已然得到多数小国的支持，不如攻击楚国的盟友以吸引楚军，以解商丘之围。他把曹国和卫国定为打击目标，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在晋、齐、宋三国之间，攻击它们即可吸引楚军放弃商丘、北上来救，又能打通与齐国的联系、缓减齐国的困境。楚军的实力在晋军之上，只吸引楚军北上，不与楚军直接交锋，也可以避免打缺乏胜算的大规模会战，保持实力嘛。一石三鸟的妙计。
　　
　　 晋文公完全同意臣下们主战的意见，也接受狐偃的计策。为了与规模空前的楚军交锋，他还按大国的标准扩了军，把晋国现有的两军扩为三军，并对人员编程做了相应的调整。从接到宋国求救的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冬开始，短短数月，第二年年初即完成军队的动员和整训工作。三军将佐的任命方面，以曾支持过文公的大世族成员为主，郤氏郤縠、郤溱任中军元帅（也是全军主帅）和中军佐（即副将）；上军由狐毛、狐偃兄弟指挥；下军又栾枝、先轸指挥。三军整编完成，兵力共计有战车七百乘。
　　
　　 七百乘战车有多少兵员？春秋时战争以车战为主，步兵大多从属于战车，故车、兵有一定比例。有人说一车25人，有人说一车30人，也有人说一车75人，到底一车配多少兵卒呢？我想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春秋时军事制度的内容。
　　
　　 《周礼·夏官司马》曰：“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有五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此段文字的意思是：军士百人为一“卒”，有卒长统领，卒长有上士军衔；一卒分四“两”，没两二十五人，又“两司马”统领，司马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之别，两司马即行司马，中士军衔。其中所说之“两”，指车辆。一车两轮，故称两（辆）。所以，《周礼》所载军制乃“二十五人为两”，即二十五人拱卫一车之意，故每辆战车应随行二十五人。《司马法》亦有“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之说。又案：武王伐商“虎贲（甲士）三千，车三百”，《左传·∙闵公二年》载：“帅车三百称，甲士三千。”二十五人中有甲士十人，步卒（即徒卒）十五人，其中三甲士架车作战，七甲士与步卒十五名跟随战车环卫。
　　
　　 一车三十人之说和一车七十五人之说皆出自《司马法》。郑玄注引《司马法》佚文曰：“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司马法》又云：“长毂（战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许多读者都因古籍在车兵制度上多种迥异的记载感到困惑，也经常在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问题上争论不休。何以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竟然如此复杂，何以一本《司马法》一书三说？其实只要我们追究此中说法迥异的根源，弄清事实真象亦不是什么难事，接下去我就对这一问题稍作解析，以便读者理解。
　　
　　 其实，一车25人也好、30人也好、75人也罢，都是对的。造成三者区别的原因并不是典籍记载有误，原因在于三种车兵配比制度出自三种兵赋制度，兵赋制度的差别造成了军队建制的差别。所以这里还得先谈一下两周时期的土地及赋役制度。
　　
　　 春秋以前，周室封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根据与城区的远近不同依次划分为乡、遂、鄙三级（后乡、遂不再区分），三大区域的土地制度和聚居方式是不同的。
　　
　　 乡的规划是：五家为比（5家）；五比为闾（25家）； 四闾为族（100家）； 五族为党（500家）；五党为州，（2500家）；五州为乡（12500家）。遂的规划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与乡一致。乡人和遂人也并称国人。国人的聚居规划与军队的规划完全契合：5人为伍；5伍为两；4两为卒；5卒为旅；5旅为师；5师为军。一军12500人。
　　
　　 在西周及东周初年，国人即要服劳役（后来又以税赋为主，劳、税并行），也要服兵役；野人只纳劳、赋，不服兵役。服兵役的只有国人，所以当时的军队编制和国人的聚居规划如出一撤。战时，国人每家出一丁，一乡（或遂）可得兵12500人，正好组成一军。而军队所用之兵粮车赋却不单单由国人提供，也有野人的一份贡献，其结果显得车多人少。12500是25的五百倍，所以一军装备战车五百乘，天子六军就有三千乘；大国三军有一千五百乘；次国两军一千乘；小国一军五百乘。
　　
　　 根据周制，国家在授田于民时，对国人和野人也是有不同待遇的。在授田予国人时，根据土地质量的不同，一个家庭可得上等地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或是中等地百亩、休耕地百亩；再或是下等地百亩、休耕地二百亩。根据《周礼·地官司土》的规划，得上等地的家庭人口七，其中壮丁三；得中等地的家庭人口六，壮丁两个半；下等地家庭人口五，壮丁两人。而对野人，一家之能得地百亩，无休耕地，一家也只有壮丁一人，其制度正是著名的井田制。
　　
　　 国家对鄙野之民实行井田制。原本是方百里为一井，一井九百亩，分给八家耕作，中间百亩为公田，所得上交，称“籍”。后来“籍”制逐渐取消，国家不再占有老百姓劳力，改以收取实物（税），所以公田也就不存在了，一井又八户耕作变为九夫耕作。籍田制取消后，鄙野之民的聚居规划如下：一井九夫；四井为邑（36家）；四邑为丘（144家）；四丘为甸（576家）；四甸为县（2304家）；四县为都（9216家）。
　　
　　 随着春秋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原来只面向国人征兵已经远远不够，军队需要更多的兵源。为此，国家的征兵范围从“国”向“野”扩张，国人也需要承担起为国征战的义务。而国家对野人的征兵也依据其土地制度和聚居方式。国人向野人征兵有两种方式，一为通成（乘）法，次为乘马法，皆载于《司马法》一书。
　　
　　 通成法：10井为通，共90夫，3出甲士1人，徒卒2人；10通为成，计100井900夫，出甲士10人，徒卒20人，战车一乘。以此制，所征兵赋为每成出车一乘，甲士10人，徒卒20人，即一车30人之制。
　　
　　 乘马法：一甸64井，甲士3人，步卒72人，出马4 匹，牛12头，战车一乘，即一车75人之制。
　　
　　 发展到春秋时代，鄙野之民多以井－邑－甸－县－都的编制。通成法中“通”和“成”的规划不知所出，估计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从上述野人服兵役的制度可以看出，鄙野之民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源不如国人，家庭人丁单薄，故而没有采取每户出一丁的高强度征兵方式。按乘马法，每甸（576家）也只出75人、４马、１车、12牛，还算轻松。但发展到春秋中后期，各国对鄙野的征兵强度也不断提高，比如鲁国就一度采取“丘甲制”，也就是将一甸576家所应该出纳的兵员装备强令由一丘144家负担，强度增加了四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车到底配多少与国家的征兵范围直接相关。由于春秋时代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征兵强度和广度也就不断扩大，75人一车的编制是春秋中期出现的新型军事编制。从齐国“桓管改革”的情况来看，齐国还没有对野人征兵，且齐国军制也是以10000人为一军，不是周制的12500，各国具体国情应该略有差别。齐桓公时的齐国军队应该依然是十甲士、十五徒卒，共二十五人一车的制度（齐国以五十人为一小戎，应配战车两乘），正如《左传·闵公二年》所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一车恰好十甲士，徒卒略说。而晋国则在晋惠公时进行了“爰田制”和“州兵制”的改革，晋文公扩军在此之后，所征之军若再以二十五人一车计算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应以七十五人计较为合理。文公三军兵车七百，则兵员总数应在四至五万之间。另外，楚国等南方国家于周室封国不同，并没有严格的井田制，户籍制度也不可能同于北方，其军制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计算都不合适。考虑到南方车马不如北方众多，其士卒配备比率也应该较大才是。
　　
　　 论述了春秋兵制，现在言归正传。公元前632年正月，在完成军对扩编和人员调整等一系列战前准备工作之后，晋文公下令全军出发，以南阳之地为跳板，向东征讨楚之与国：曹(今山东定陶西北)、卫（今黄河北部、河南滑县）。但是，晋军长途远征，一路上的国家又没有一个是自己的盟国，缺少人力物力的支持，如何在国外长期作战自然是晋军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强攻东邻卫国，以占领卫国作为自己的支持基地，就怕攻不下。对此，下军佐先轸出了一招。晋军首先祥装向卫国借道，扬言要攻打卫国东南面的曹国，遭到了卫国的拒绝。晋军当然了到了卫国的拒绝，全军转道南下，自卫国西部的棘津(今河南淇县南)南渡黄河，再转道向东侵入曹国。但是，晋军刚入曹国，突然杀出一记回马枪，又转道向北反攻卫国。卫国先被晋军借道的事给蒙骗了，现在又突遭晋军迂回偷袭，根本没做好准备，卫国南部的五鹿(今河南清丰西北)顺间被拿下，晋军以此建立了一座扎根于曹、卫两国之间的军事基地。
　　
　　 攻下五鹿没几日，晋中军主帅郤縠猝逝军中，军队被迫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人员调整。由于回马枪的主意是下军佐先轸出的，所以先轸以他的优越军事才华升任中军主帅，大夫胥臣补任下军佐一职。
　　
　　 晋军首战告捷，拔下五鹿作为自己长期出国作作战的前沿基地建，也打通了齐国的联系。为了将战术胜利提升为战略胜利，站稳脚跟后，晋文公马上邀请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今河南濮阳县南）会盟，齐昭公欣然往盟。晋文公向齐昭公表达了协助齐国失土、共同打击楚国的意愿，拉拢齐国入盟，并以两强联盟的威势镇慑周边小国。
　　
　　 晋、齐联盟之势初显，立刻使山东半岛周围列国感到了极大的恐慌。卫成公第一个架不住了，就向文公请求加入晋国的联盟，但却遭到晋文公的毅然拒绝。晋文公对当年途经卫国时，卫成公曾慢待了他。晋文公怕是对往事梗梗于怀的，非要以最极端的手段好好出出当年那口恶气才行。今日得志，怎可不泻心头之恨？
　　
　　 卫成公求和不得，只好再去求楚国，求楚国发出救援。可是卫国的大夫们又不同意求楚，大家都觉得只要把卫成公拿下，让晋文公出了气，就能换来晋国的宽赦，把希望寄托于远在几百里只外围攻宋国的楚人要不现实了。卫国人发起暴动，把卫成公赶出了国都，取悦晋国。卫成公架不住叛军的攻击，只好逃到南部的襄牛（今河南睢县）躲了起来。
　　
　　 获息晋军攻卫、卫成公出逃，楚国方面也作出反映，调动卫国东邻的鲁国军队和原驻于齐、鲁边境的楚军进驻卫国，助卫成公戍守。楚国自己一个劲的围攻宋国，把阻滞晋军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鲁国，可鲁国哪里扛的住？鲁僖公虽然照着楚国的指令派公子买率军援卫，但心底里却惶恐不已，毕竟自己离卫国没多远，能不能自保还不知道，哪儿吃了熊心豹子胆主动去跟晋国过不去呢？可楚国是自己的盟国，它的命令也不好违抗，何况这场战争还是自己去求楚国发动的，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鲁僖公很无奈，只好使出了一招苦肉计，先派公子买领兵救卫，没几天又招他回来，然后将他杀死，对楚国慌称说公子买违抗军令提前返回，所以才将杀了他，就这么着逃避了责任。鲁僖公此举实在是太痛苦了。
　　
　　 卫国多部分领土被晋军占领，鲁国又以这样一种痛苦的方式向晋国屈服。于是，晋文公在鲁、卫两国失去战斗力后，集中兵力全力向攻打曹国，迅速包围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县附近）。围攻陶丘的战役打得十分惨烈，曹军在晋军猛烈的攻势下顽强反击。晋军士兵的尸体堆满了城头却依然无法破城，士气迅速跌落谷底。为了彻底催毁晋军官兵的战斗意志，曹国人甚至把晋军死者的尸体吊挂在城头上，向城下的晋军展示，晋军将士见之大惊失色。晋文公深感不安，惟恐军心崩溃，继续打还是马上撤退，文公为难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臣下向晋文公献上一计：向曹国声称晋军将在城外曹国的墓地上扎营，恐吓曹国人。晋文公依计照办，派人告诉曹人，晋军即将他们祖宗的墓地上扎营。军队也配合着假装转移。曹国人见晋军拔营向墓地方向转移，立马慌了神，赶忙把晋军死者的尸体用棺木装好送出城外交还晋军。晋军伏兵趁此杀出，全军杀起了回马枪，三下五除二就破了城门、攻克了陶丘。
　　
　　 当年晋文公流亡时路过曹国，曹共公也没让晋文公满意，现在咸鱼翻了身了，晋文公要狠狠的恶搞曹国人一翻。他当着三军将士和曹国百姓，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曹共公给绑了，指着鼻子痛骂一顿（有没有动手只有天知道），然后关了起来。先前过曹时，只有大夫负羁对晋文公好，送给文公一个食盒和一块玉，所以晋文公赦免了负羁和他的族人（言下之意其他人一个也不放过），还命令晋军官兵不得骚扰负羁家人（言下之意别人的家可以随便闯）。为了负羁的事，还引起了“五贤士”中的魏犨和顛頡不满，二人和伙烧了负羁的家，顛頡因此被处死，这件事前面的章节已经讲过了。不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晋军对曹国只怕是大肆进实施了报复。
　　
　　 到此为止，晋军实际已经灭掉了曹、卫两国，又逼鲁国中立，且于齐国进行了沟通，已完全控制了山东半岛周围的地区。楚国的两个盟国被灭，一个盟国被吓呆了，遏齐计划也接近失败，局势的演变对楚国非常不利。晋军驻兵曹卫，就等着楚军解除宋国之围北上来犯。可是，面对这样的局面，楚成王依然非常冷静，丝毫不为局势的突兵所动，还是一门心思地围攻宋国，没有半点北上迹象。楚军怎么就不动呢？晋文公感到纳闷。其实晋文公这种围点打援的老套计谋对楚成王早就见怪不怪了，别忘了当年正是楚成王第一个在齐桓公面前使用了“围许以救郑”的计策，牵着齐军的鼻子走了一圈。晋文公在楚成王面前玩这套，怎么看都有点“关公面前抡大刀”的意思，楚成王不为所动也不奇怪。对于楚成王而言，宋国在曹、卫、鲁两国之南，地理上更近于楚，灭掉宋国才能使本国势力范围稳步向北推进。宋国尚在，就绕过宋国远道前出去曹、卫与晋军作战，这有违稳键的原则。只要拿下了宋国，实现了势力范围稳步北扩，到时再挥集大军北上与晋争夺曹、卫也不迟，不必急于一时。
　　
　　 楚成王不动，晋军方面就陷入尴尬了。如果晋军不主动南下与楚军作战，拖延下去，等到楚国灭了宋国，晋国即有失与宋国的盟约、自扫威信于天下，事后还难免要被楚国逐出曹、卫；若南下救宋，以晋军的实力，一方面要控制曹卫之地，一方面要防御鲁国，一方面又要继续拉长战线去与实力远超过自己的楚、郑、蔡、陈、许五国联军正面交手，胜算又有几何呢？
　　
　　 晋文公陷入了犹豫和彷徨之中……
　　
　　
　　
　　23 决战城濮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国殇》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一处大型排葬坑的发掘令人惊诧不已的。那是三十余个东周时期的大型排葬坑，平均每坑有人类骨骸18具。这些骨架均为仰身直肢葬，可能因为坑中葬人太多，安葬时又过于轻率，排葬姿势很不规整。头颅的面部或左或右，四肢的摆放尤其不整齐，甚至左右人相叠。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坑中的骨骸多是只有躯干、全无头颅的无首之尸；而有的坑中却头颅成堆，多者达到四十余个；有的坑中的骨骸虽有头颅，却与颈骨完全脱离、滚落在一边，显然是将身首异处的头和身子安放在一起的；还有３具人骨无左臂，是在格斗中被人砍掉的；有2具的胸骨和脊椎骨上至今仍嵌留着四棱形的青铜箭头。死者年龄多为20-25岁之间的男性。从以上情况判断，排葬坑中的死者不是正常死亡，而是在一次战争中阵亡后被集体埋葬的，而且就其草率的排葬情况来看，埋葬他们的还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通过填土中出土的陶瓦片，人们能够确定这是一处东周时代的历史遗迹。那么，在两千多年前东周时期，濮阳一带发生过怎样惨烈的战争，而使如此多年轻的男子的历史瞬间被永远定格在这边满满黄土之下了呢？
　　
　　 公元前632年，晋、楚双雄为争夺天下的统治权展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战略大对决。这场被无数文人墨客以浓墨重彩无数次诠释于世人面前的伟大对决，是激情与豪迈的碰撞，热血与火焰的厮杀，更是黄河与长江的对决。苍海桑田，岁月飞逝，轩辕与蚩尤持续千年的战争神话从未断绝。一千多年过去了，昔日挥洒在涿鹿古战场上先辈们的汗迹从未风干，热血的男儿踏着先人的足迹登上新的战争舞台。激情、智慧、勇气、汗水、血肉，将在这片广阔无垠的中华大地上升华成最耀眼的赞歌，锩刻于历史的记忆，以成永恒的史诗！这是一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战争，它正是春秋时代的第一大战：城濮之战！
　　
　　 公元前633年，空前强大的楚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征讨叛服不定的宋国，合围商丘城。次年，北方晋国怀着争夺天下的政治目的，悉出精兵东伐楚之与国：曹、卫，以图吸引楚军放弃围宋、北上来援。但是，当晋军顺利灭亡曹、卫两国之后，楚成王却魁然不动，楚国灭亡宋国的战略大计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加强对商丘城的攻势。宋国危在旦夕，晋军却未见踪影，无计可施的宋成公只好第二次派出信使，急请晋军援助。晋军先前计划完全失败。
　　
　　 宋国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若再无援兵去救，灭亡是早晚的事。宋国一旦灭亡，楚国将彻底占踞黄淮平原最有利的位置，称霸中原只是时间问题，收复曹、卫也是必然，晋国定将面对被赶回老家的失败命运。晋军若南下救宋，也没有胜算。５万晋军转战数百里，连续攻克曹、卫两国，已是相当疲惫。在即要控制被占两国领土、又要应付鲁国的情况下，继续拉长战线南下救宋，难度太大。其次，此战于楚国而言，同样是确立霸主地位的关键之战，为此不旦调集了郑、蔡、许、陈四国之兵，亦倾发全国之兵。楚军从数量到实力，皆远在晋军之上，５万晋军若想与十几万楚军正面抗衡，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接到宋成公的第二次求救，晋文公陷入了彷徨之中。晋文公明白，原有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还抱着不与楚军正面对抗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召来了全军将领，向大家阐明了情况，寻问对策。
　　
　　 面对困境，晋将先轸再次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提出如下建议：
　　 一、把已经占领的曹、卫两国部分土地分给宋国，以此坚定宋国的抗战决心；
　　 二、指使宋国送厚礼贿赂齐、秦，请两国出面调停，劝说楚国停战；
　　 三、楚国决不愿意先失去曹、卫，又放弃宋国，更不愿意眼看着晋国分裂曹、卫的土地去加强宋国的实力，必被激怒，定会拒绝齐、秦的调停。如此，齐、秦两强也会被楚国拒和所激怒，自然会加入对楚作战。
　　
　　 先轸所想，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拉齐、秦两国下水，设法组成秦、晋、齐三强联盟，最终形成三强在外，宋国在内，四国联手抗楚的局面。只要齐、秦两强出手，以三强对一超的态势，正面击败楚国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晋文公当即采纳了先轸的计策，把曹、卫两国大片土地分给了宋国。宋成公又派人带着财礼赶赴齐、秦，游说两国介入、充当调停。齐昭公和秦穆公看着宋国财礼，很想充当这个和事佬。尤其是秦穆公，早就有意插手东方事务，制止楚国气焰升腾正是他的心愿，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全如先轸预计的那样。根据史书的记载，楚成王在晋人出招后并没有被激怒，而是从宋国撤回了申县。申县位于方城后，是楚国西北地区的军事要塞之一。楚成王从围宋之军先行独自回申，显然是在调动军队在方城一带布防，防范秦国可能发起的对楚国本土的进攻。他又命驻扎在齐国穀邑的申公叔侯放弃穀邑，军队从齐国撤出。很明显，从齐国撤军的行为其实是停止了对齐国的施压。齐昭公刚刚通过政变手段登位，政局不稳，杀伤力有限。现在的局面，楚国不应该继续把齐国往晋国一方推，以免狗急跳墙。停止施压可能会降低齐国对抗楚国的动机，毕竟现在的齐国最想要的是和平休养。
　　
　　 在楚成王的一系列对应措施中，最重要部分是对围宋主力的安排。楚成王同样下令子玉解除对商丘之围、全军回撤，这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楚成王在向攻宋主将子玉解释自己的撤兵理由时使用了《军志》中的条例：“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率主力部队围宋的是令尹子玉和司马子西，二将均出自若敖氏。子玉接到撤军指令后不但不执行军令，反倒大为不满，不愿就此作罢，派部将伯棼（又作伯贲）急赴申县求见楚成王，向楚成王请战。子玉派去请战的伯棼原名斗越椒，也称斗椒或子椒，伯棼是字，与子玉同出若敖氏，是前任大司马子良之子，也是前任令尹子文的侄子，当时正以参军小将的身份跟随同族的子玉在前线。此人在若敖家族的兴衰史中是极为关键，日后还有他的好戏，这里先简略介绍一下。
　　
　　 子玉让伯棼代他向楚成王请战，说：“非敢必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翻译过来就是：“不敢说我一定成功，就为了堵住那些一天到晚在背后叽叽喳喳的那些小人的嘴！”一番另人费解的请战词。《孙子兵法》开篇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子玉的请战即没有对局势的分析，也没有作战方案的提出，甚至连杀身成仁的誓言都懒地说，只给了一句“间执谗慝之口”。对于一名肩负着国家兴亡的统兵大将而言，子玉怎会将战争视为个人的面子之争呢？其实这并非子玉个性使然，其中实在是大有原由。这件事还得从楚国的前任令尹、若敖氏的族长，子文，身上说起。
　　
　　 子文，正是楚国的一代名相、被老虎喂过奶的斗谷於菟，也是楚国第一大族，若敖氏，的族长。自从楚成王初年若敖氏平定子元之乱后，子文便以若敖一族的代表，与其弟子良，分别出任令尹和司马，分别是楚国政坛的第一和第二要员，手握大权，举足轻重，若敖一脉亦因此达到家族辉煌史的顶点。
　　
　　 子文其人，以“自毁其家以纾国难”的典故扬名后世，素来被人称做贤相。他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如《说苑》载，子文家人犯法，被执掌司法的廷理拘捕，廷理听说其人是子文族人，立即释放。子文听说后，对廷理给予了严厉批评，教导他“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并誓言：“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还有《国语》中“逃死，非逃富”的故事：子文三次辞去令尹之职，爱民如子，家无一日存粮。楚成王听说子文经常吃了上顿就没下顿，所以每次上朝前都要准备一束干肉、一筐粮食，送给子文。到了后来，楚王每次上朝都送米肉给令尹就成了楚国的制度。而楚成王每次给子文发工资，子文都要逃跑、不愿领受。成王无奈，只好不再发工资给他，子文才回来继续任职。有人问子文为什么要这么做，子文对曰：“从政者，要时时刻刻想到人民。人民生活困苦，而我一人却独有富贵，死的那天也就不远了。我逃死，非逃富也。”
　　
　　 对子文因逃避奉禄而三去相位的事，就连儒家精典《论语》都大加赞赏。《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据以上典故，子文其人，通行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位公正严明、严于律己、道德高尚、无私为公的圣贤，于古一直是为人臣者的楷模，于今而言也是标准的人民公仆的代表。但是，子文晚年做的一件事，却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也使人们对这位凭借“自毁其家以纾国难”而扬名后世的名相有个更进一步的认识。
　　
　　 公元前637年，即楚成王三十五年，是年正是宋楚泓水之战次年。为了加强对宋国的遏制，楚国在当年展开了对宋国西南邻国，陈国的军事打击，子文亲自领军出怔。此次战争，子文的同族子弟成得臣，也就是子玉，立下了头攻，连续攻取了焦、夷两邑。子文便趁机提出告老，同时举荐子玉接替自己的职务、继任令尹。此举引来一片哗然，大夫蒍吕臣当面质问子文：“子若国何？”翻译过来就是：“你这老小子，到底想把我们的国家怎么招？”明显表示非难。可是子文面对同僚的强烈不满，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意思很明确，子玉就是有这个本事，有本事的人就该居高位。口气非常生硬，毫不给对方留情面。
　　
　　 因为逃拒奉禄，子文曾有“三仕”、“三已”的传世佳话，历史上又有无数文人墨客为其歌功颂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子文荐子玉是出于荐贤、任贤。其实细想一想，子文让位给子玉的理由仅仅是其讨伐陈国获有军功。事实上，楚国连年征战，群臣中有军功者而未被记载的人必当很多，以楚国任用令尹的情况来看，军功是作为令尹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单纯有军功却不见的就有资格成为令尹。若拔下几座城池就能被称做“其人能靖者”，那这“能靖者”不要太多。按子文之言度之，子玉立了大功如果不配之以“贵仕”，国家是否就不“靖”了？耐人寻味。而蒍吕臣敢以极其尖锐的口吻对一个持国二十七年的老臣提出如此严厉的质疑，更另事态变的紧张。
　　
　　 若敖氏一族自立族以来，与楚国王室一直是荣辱与共、同进同退。楚武、文、成三代，若敖氏成员为楚之大员者不下十数位，几乎始终把持着国家权柄。伴随着楚国自楚武王时土不过同的百里小国发展到今日之泱泱大邦，若敖一族之势力亦是日趋灼热，国家的发展壮大与家族发展壮大并轨而行。尤其到了斗子文任令尹的二十七年间，若敖家族已经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若敖氏在楚国的发展史上无疑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但其力量发展的此刻，却同样有能力反过头来危及王室、危及国家。强族势力如日中天，自然引起他人的警惕，甚至引起楚成王本人的危机感。
　　
　　 子文借区区攻取两城之军功，便不顾同僚的激烈反对，强行传位于同族子弟，很难不令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子文是在荐贤、任贤吗？是在“靖国”吗？以一时军功便传位同族，变国家大事为私相授受，且引起同僚之间的矛盾，破坏内部团结，这是贤相所为吗？一个自己退了休还要把公职传给同族子弟的人，什么“三仕、三已、家无一日之积”，只怕还是政治秀的成份居多。
　　
　　 子文所荐的子玉，应当承认，其人确有一定才华，的确是一位骁勇果敢的悍将，这一点连晋文公都深有感受。但是，以蒍氏为代表的楚国其他氏族大夫们却非常反感子玉其人，更不满子文拿着国家的权利为私族谋利益的行为。蒍吕臣本人质问子文“子若国何”，他的那个还没成年的儿子蒍贾也不含糊，更是当着子文的面直言对子玉的不满。
　　
　　 楚军启动北上战略之前，楚成王命令子文和子玉这两代令尹分别在暌、蒍两地大规模征兵扩军、演兵讲武，做好出征前准备。子文率军在暌地练兵，一个早上就把军演顺顺当当进行完毕；子玉在蒍地练兵，整整花了一天时间，而且还颇不顺利，接连鞭打了七名违规军士，用箭射穿了三名军士的耳朵。此典人称“子玉治兵”，是治军以严的代名词。
　　
　　 军演结束后，楚国的元老贵族纷纷跑到子文家里祝贺他举荐得人。子文便在家中设宴招待大家饮宴。蒍贾是后来楚庄王在位时的重要大臣，后来若敖氏倒台，多一半的事都是他干的。不过当时的蒍贾尚且年幼，大约就十岁出头。众大夫成群结队的去子文府上道喜，惟独小蒍贾姗姗来迟，到了子文府上也不向子文祝酒，只是一声不吭的坐在一边发呆。子文觉得奇怪，就问小蒍贾为什么不高兴。蒍贾回答他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你些什么。你把大权交给子玉，说是为了靖国。我看这是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举人而致败国，有什么可贺呢？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蒍贾给了子玉九个字的评价：“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认为此人凡统兵超过兵车三百，那就一定回不来，还对子文放言道：“如果这仗打完了他还能活着回来，到时我再向你来道喜也不迟！”
　　
　　 可见，子文出于家族私利传位于同族子玉的行为，引起了国内贵族强烈的不满。不满的贵族以各种方式哄台子玉，使子玉初继令尹之位就承受着巨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成了子玉心头挥之不去的阴云。蒍氏父子两番指责子文用人不当、诋毁子玉本人，正是子玉在请战词中说“间执谗慝之口”的原因所在。在子玉看来，若想彻底堵住这些在背后整天叽叽喳喳诋毁自己、企图打击自己的小人的嘴，巩固自己的令尹地位，使若敖家在楚国的强势地位不受动摇，那就必须赢得一场无可争议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战争的胜利。这才导致了子玉在楚成王已然决定撤兵的时刻，依然固执己见，非要与晋军一战到底不可。那么，楚成王对此又将作出如何反应呢？
　　
　　 史书记载，楚成王早一步回到申县后，早早就派人传令子玉从宋国撤军，而且还向子玉陈述了长篇大论的撤军理由。说什么不要和晋国军队打交道，重耳流亡在外整整十九个年头，最终还是得到了晋国，什么险阻艰难他都尝遍了，什么民情真伪他也都清楚了。上天都为了成全他而赐给他这好命，帮他把那些想加害于他的人统统除掉了。上天都庇护的人，人力怎能打败？《军志》说：‘允当而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这三条都符合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咱们和是放弃算了吧。
　　
　　 楚成王派遣使者传达这一段话，用意很耐人寻味。如果这段记载不是作者刻意点缀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几个问题：首先，楚成王作为国家的最高元首，当然也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调动军队只要一句话便可以传达旨意了。然而派去调子玉的使者却罗罗唆唆的说了一大串，搞的云山雾照。此类言辞若是臣下劝谏君主倒是无可厚非，可事实是其中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搞的一国之君的楚成王要反过头去说服、劝谏作为臣子的子玉。这不得不另我们产生一种怀疑：楚成王是否早已没有信心把握子玉和他手中的这支军队了呢？
　　
　　 楚成王对子玉的“劝谏”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子玉依然以“间执谗慝之口”为由立誓一战。这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楚成王此前的长篇劝说确是有所针对的，楚成王的确不太有把握控制子玉。子玉不以国家为重，反以一己私利请战，自然引起楚成王的愤怒。而楚成王的反应却又不禁另人生疑。楚成王既然认定这一战获胜的机率并不大，并做出了停战撤军的决策，继续进行下去只是徒费国家的军力而已，那就应该坚定的拉回子玉。可楚成王的反应却是“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六卒实从之。” 楚成王大怒，大怒的结果是将手中的西广、东宫、和若敖氏六卒之兵增派给了子玉，批准了子玉的请战。楚成王的表现何以如此奇怪呢？
　　
　　 先撇开楚成王的真实动机不谈，先谈楚成王给了子玉那些援兵。书中言楚成王增派给子玉的是西广、东宫、若敖六卒这三支军队，这是三支怎样的军队呢？
　　
　　 据《左传 宣公十二年》载:“(楚)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楚王的亲卫队分为左、右两广，亦称东、西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所以西广就是楚王两支亲兵中的一支，兵力三十乘。所谓东宫，则是太子宫的卫队，即楚太子的亲兵。这两支军队的数量都不多，加在一块儿也不过几十辆车、几千个人，起不到太大作用。而最重要的一支增兵是“若敖六卒”。
　　
　　 若敖六卒即若敖家的家卒私兵，是若敖家的私族军队，不是楚国的国军，这支军队不是楚王所能随便控制的。其中“六卒”一词中的“卒”，是一种军队编制。“卒”作为军队单位有两解，一说“百人为卒”，即一卒是军士一百人；一说战车三十乘为一卒。此处，杜注：“一卒为百人，六卒则六百人。”多数人认为楚成王所给的若敖六卒中的卒应取“百人为卒”的说法，若敖六卒就是若敖氏的私兵六百人。但杨伯峻先生不同意，他在《春秋左传注》中引江永《群经补义》，认为此处的“卒”应取兵车三十乘一解，六卒即兵车一百八十乘。杨伯峻先生的观点更切乎实际，我亦深表赞同。若敖六卒于交战时实为子玉中军主力之前锋，六百人何以充当前锋？况且，以若敖氏雄厚的家族实力，出兵车一百八十乘绝非难事。最重要的是，若敖六卒的调动还若隐若显的透露出了楚成王处理此事时的真实用心。
　　
　　 楚成王先是怒，后又增派了援兵，如此怪异之举，其用心是十分可疑的。楚成王一方面对子玉不听指挥感到愤怒，一方面却又支持了子玉主战，但又不愿多派援军，而是“少与之师”，其中若非有隐情，此等现象实在难以理解。最单纯的理解是楚王存有侥幸心态，但若仅以侥幸论之，恐怕未能彻底得其真相。
　　
　　 楚成王这种前后矛盾的举动，恐怕只能有如下推论：楚成王并非真心要派援军增援子玉。所谓西广、东宫、若敖六卒，西广只有兵车三十乘，东宫的军力也不会太多，若敖六卒才是这支援兵的主力。若敖六卒有兵车一百八十乘，估算其兵员在一、两万上下，完全是若敖氏私族军队的主体部分，是若敖家的家底老本。楚成王对这场战争虽不甚乐观，但是由于若敖氏长期掌政权，子玉又极其嚣张跋扈，楚成王索性借这次子玉不听号令的机会，将不受控制的若敖六卒推上战场去消耗。打胜了，楚国国威直达中原，霸主地位自然可得确立；若败了，参战主力是平日里根本不受控制的若敖氏六卒私兵，楚王的王卒事实上只有西广三十乘的损失，却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若敖氏的军事实力。另外提一下，楚成王当时也正想罢黜的太子，东宫卫队被派上前线可能也如相同的用意，此事详情容日后再说。
　　
　　 楚王只需付出三十乘王卒的成本，就能一口气了去了两个心头大患。如此一来，不论胜败都对楚王有利，都对国家的安定有利，甚至打败仗更好。国家的长治久安远比与外敌争一时之长短来的重要。若子玉战败于晋文公之手，楚成王与晋文公大可实现双赢，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说到这里，也不禁要把楚成王当年助晋文公归国即位的事联系起来。成王是否打那时开始就在心底里产生了树造强大的外敌，以解内部忧患的想法了呢？
　　
　　　　子玉获得了楚成王的首肯，可以挥军与敌一战了。虽然子玉“刚而不仁”，但也决非是一缺乏谋略之人。接手了全军临战指挥权之后，他并没有立刻挥师于晋军决战，而是对宋都商丘只围不攻，同时又派部将宛春前往曹国去与晋军谈判，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条款是：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
　　
　　　　子玉此举，本身是很高明的，可一言定三国，使曹、卫、宋三个处在灭亡边缘、或是已然灭亡的国家重获新生，有利于国际和平，符合仁义之师的行为准则。如果晋军不答应，天下的人心将全部倒向楚国一边；若晋军答应，那就等于是放弃了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收拾行装回老家去吧。所以，晋军这边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最终得益都将是楚国。晋军内部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狐偃等辈怒不可遏，大骂子玉无礼，竭力劝说晋文公南下与楚军决战。狐偃太过冲动了，完全中了子玉的计。还是主帅先轸棋高一着，提出一计将计就计，干脆自己向曹、卫两国许下诺言，答应让他们复国；再把子玉的使者宛春扣起来，激怒子玉。这样一来，曹、卫两国的人心就被晋国揽了过来，自己就将摆脱不义的恶名；曹、卫一旦被晋国拉拢，剩下来的事就只有楚军从宋国撤军。子玉若被曹、卫判楚从晋的事和使者被扣留的事激怒，怒而兴兵，不义之人就是他自己。
　　
　　 晋文公采纳先轸的谋画，当即扣压了楚使宛春，又私下许诺曹、卫复国。曹、卫两国立即宣布与楚国绝交，转而从晋。自己一心想帮助的盟国竟然出卖了自己，派出的使者又被对方无礼的扣留，子玉大怒，随即放弃商丘，全军撤离宋国，拔寨北上，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决战！
　　
　　 当时晋军主力正驻于曹都陶丘，即今天的山东定陶。楚军人多势众、来势汹汹，晋军也不敢正面迎战。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决战时机，晋文公遂下令全军主动“退避三舍（九十里）”，撤至卫国城濮（今河南濮城）。
　　
　　 对于晋军的“退避三舍”，史书中有晋文公昔人流亡到楚时向楚成王许下诺言的文字，但这一点本人素来不以为然，前文已经交代过了。晋军主动后撤，直接原因是晋军没有在曹都陶丘战胜楚军的把握。对比双方军事实力，晋军不过战车七百乘，总兵力不过５万；楚联军原有楚、郑、许、蔡、陈五国联军，此时郑、许两军应该已经随楚成王回师本位、预防秦军东进去了，还剩楚、蔡、陈三国之兵，另补充了西广、东宫、若敖六卒之兵，总兵力依然在10万上下。5万对10万，自然胜算不高，故而只得撤退。
　　
　　 又从另一角度看，晋军不战先退又是整个战役过程中的一着妙棋。晋文公是一国之君，不与子玉作战，只是避敌后撤，人臣身份的子玉若是还直意追击，就将造成“君退臣犯，曲在彼矣”的态势，可以政治上争得主动，赢得舆论上的同情，也能激励下级官兵的战斗欲望；诱敌深入，退至后方，又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以逸待劳，造就军事态势上的优势；亦能示敌以弱，麻痹对手，从而为后发制人，夺取决战的胜利。
　　
　　 对晋军的主动后撤， 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子玉“间执谗慝之口”之心已极，拒不听从部将的劝谏，一直率兵跟踪晋军直至城濮。到达城濮后，齐、秦、宋三国的军队也相继抵达，与晋军合兵一处。楚军则针锋相对，依仗险要地形、背山扎营，摆出只退不进的强硬架势，随后就派人前去挑战。楚将斗勃带着子玉的命令来的晋军营地以极其傲慢轻眺的口吻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想叫我的人和您的手下做场游戏，阁下可以倚靠着车子的把手好好欣赏欣赏，得臣（子玉之名）我也会陪着阁下您一同观看。”
　　
　　 本来，晋文公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完成了四国联军的会合，但面对即将爆发的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大决战，这位即位才不过四年、还没有多少打硬仗经验的君主依然感到焦虑和不安，取胜的信心和把握也明显不足，甚至还怀有无比的恐惧，连晚上做梦都梦见楚成王爬在他身上吸他的脑浆，迟迟不敢下定决心。只见狐偃等人苦口相劝，晋文公还是犹豫不决。子玉的请战终于帮晋文公下了决心，晋方答复：“我军己退避躲让，既然楚不停战，那只好明晨战场上见了！”
　　
　　 公元前632年四月戊辰（初四）晨，交战双方约20万大军列阵完毕。双方战阵排列如下：楚军方面，主将子玉亲率若敖六卒及主力为中军，六于大阵最中，直接面对晋中军；司马斗宜申（子西）率领由申、息两县地方军所组成的楚左军，对峙晋上军；楚将斗勃率领由陈、蔡两国仆从军组成的楚右军，对峙晋下军。在子玉“今日必无晋矣。”的开战誓词之后，楚军先行发起进攻，左右两军率先出击，直击晋上、下二军。
　　
　　 晋下军将峦枝在战车上拖满柴草，制造沙尘扑面的效果，故意造成混乱，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副将胥臣把马身上蒙上虎皮以壮声威，趁着沙雾向横冲而来楚右军发起反冲风。楚右军是由陈、蔡军队组成的仆从军，数量虽不少，但战斗力不强；加之沙尘四起，虚实不明，打的十分逞强。胥臣指挥的大队虎皮战车在战鼓声中突然杀出，旋即撕开了口子，打乱了陈、蔡军的阵型，晋下军主力随即投入总攻。楚将斗勃难辩敌情，又被失控制车马冲的晕头转向，很快失去指挥能力。楚右军崩溃！
　　
　　 另一侧，晋上军面对楚司马斗宜申所率的、战斗力极强的申、息地方兵所组成的楚左军，选择佯装败退的战术，高举将旗大步逃窜。楚左军误以为晋军将领胆怯、军队发生了临战兵散的情况，力命全员奋力追杀，谁想中了毒计。晋上军全员狂撤，楚左军追击过猛，一下子扑到了晋上军原来的位置上，正好把自己的侧翼暴露于始终魁然不动的晋中军面前。晋军主帅先轸立即改变部署：中军主力，向右旋转，正面朝向急进中的楚左军侧翼全速杀出，当下就把楚左军拦腰冲成前后两段。原本一个劲逃跑的晋上军也不跑了，反身杀出回马枪。中军、上军相互呼应，协同作战，楚左军成了夹板中间的肉，难以抵挡对方的强大攻势，又告崩溃！
　　
　　 楚的左、右军皆已溃败，两翼已断，子玉的中军主力也早晚为对方合围。子玉眼看大势已去，急令中军停止前进，赶紧撤离战场。战事虽然失败，但楚中军毕竟训练有素，依然进退有序的撤出了战场，得以保全。晋军见楚中军退而不乱，也不敢继续追击，同样下令收兵。城濮之战以晋国的胜利告终。
　　
　　 大战惨败，子玉只得率残部回国。途中，楚成王派人来到子玉营中，传话给子玉：“仗打成了这个样子，大夫你还回来干什么？你若是回国，怎么面对申、息两县的父老乡亲啊（几被全歼的楚左军皆申、息二县之兵）？”子玉自杀。同出若敖氏的左军将斗宜申也被免去司马一职。
　　
　　城濮之战，晋军大获全胜，力挫楚国娇狂气焰，继齐桓公后再度迫使其短暂退出中原，楚国所统之诸侯联盟亦告瓦解。晋国，即将登上虚待已久的中原霸主的宝座，春秋时代也将随之进入新的阶段。
　　
　　

　　24 战后格局
　　
　　 （一）楚集团的瓦解
　　 公元前632年，晋军在卫国城濮，即今天的河南濮阳，取得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大会战的胜利，重创楚军，遏制了齐桓公死后楚国大举北上的强劲势头。
　　 战斗结束后，楚将子玉带着残部南撤，晋国的军队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在原地逗留了三天，以防楚军反扑。在确信楚军的确南返已远，晋文公这才放宽心，放火烧毁了楚军营地，移师而去。
　　 城濮之战，楚军失败了。失败的第一原因是统治层内部已然表面化的危机。军队南撤的途中，楚成王就迫不及待的赐死了子玉，又撤了司马斗宜申的职，换上素来与若敖家不和的蒍吕臣继任令尹。但是，楚王室与若敖家的矛盾并没有如此了却，楚成王借战火消耗若敖家族实力的企图也不算圆满达成。作为斗争牺牲品被调往前线的若敖六卒并没有在战斗中受到损伤。六卒私兵与中军的其他部队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刻被子玉拉下了战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陈、蔡两国军队组成的右军，和申、息两县地方兵组成的左军。尤其是楚左军，它是由楚国北疆最精锐的申、息守军主力，多少年来一直是楚国全国部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它的被歼不能不说是楚王的一大损失。可若敖氏呢？诚然，子玉死了，斗宜申也撤职了，可若敖家的实力还在，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削减。若敖氏英材辈出，没有了子玉，依然有的是人身居军政要职，这一家族对楚王权威的威胁还是像过去一样严重。楚成王清楚，事情还没有完，他不得不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从对外扩张转向处理内部矛盾，何况子玉的战败和自杀也正是处理内部问题的最佳时机。至于报仇雪恨，还是留待日后再谈吧。
　　 子玉又被逼自杀，楚国内患深重，这是晋文公最乐意看到的。听说子玉已死，晋文公大喜过望：“太好了，子玉死了，没人再来害我了。”楚国短时间不再有暇顾及北方，晋文公立即着手建立他的“战后新秩序”。
　　 晋国的军队从城濮战场搬师西进，进入了郑国，到达郑国的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晋军一到，原本一心一意支持楚国的郑文公立即感到大难临头。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郑文公之好底下高贵的头颅，向晋文公认输，派出使者向对方求饶。和宋国一样，郑国也是实力仅次于四强的二流强国，收拾起来会费点劲。晋文公不忙动手，暂且答应了郑文公的请求，跟他签订了盟约。
　　 此前，晋军已经灭掉了曹国和卫国，鲁国退居中立，现在楚集团中实力最强的仆从郑国也向晋文公屈服，楚集团宣告瓦解。趁热打铁，晋文公马上在践土修了一座豪宅，工程进展出奇的快，三下五除二就盖完了，说是献给周襄王当行宫，顺便还送去了一千名楚国俘虏和一百辆楚军战车。早就被晋文公捏在手里的傀儡周襄王不敢待慢，连忙赶到践土慰劳凯旋还师的晋文公。他在这座新落成的超豪华别墅里摆下盛大酒宴，用一辆大辂（天子车驾）、一辆戎辂（战车）、一把彤弓（红色弓弩）、一百枚彤矢、十把玈弓（黑色弓弩）、一千枚玈矢、一卣秬鬯（一种美酒）、三百名虎贲勇士做为回礼，“赐”予晋文公，并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在法律上赋予他统御诸侯的权力。
　　 拆散了楚国的联盟，又取得了合法依据，晋文公就以侯伯的名义召集诸侯前来会盟，即著名的“践土之盟”。邀请函很快到了齐、宋、鲁、蔡、郑、卫、莒、陈八国君主的手里，一场喧然大波也跟着席卷而来。
　　
　　 （二）战后新秩序
　　
　　 战前，中原小国都是实心实意地跟着楚国混，它们和楚国的关系也是出奇的融洽。晋文公呢感战胜楚国，即不靠什么主义的政治口号，也没有任何具有号召力的言行。晋文公的成功靠的是瞧准了机会，抓住了时机，而且找到了方法。
　　 所谓机会，一是秦的野心，二是齐国的困境，三是宋国的仇恨。
　　 秦穆公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君主，极副战略远见。他知道，秦国如果想要有发展，东进中原是唯一的途径。只有打通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才能输入东方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也能获得更加广大的扩张空间。困守在关中戎狄之地，永远只是一方土皇帝。秦穆公自即位以来做的所有事，几乎都是在为东出崤函而努力。秦国是一条想称霸、尚未称霸的谗嘴的狼。的晋文公看到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
　　 齐国几百年来一直是东方大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且文化先进。做为昔日的霸主和永远的东方大国，他的存在始终是周边小国的威胁。齐国的衰落给了小国联合起来抗击他的机会，这造成了齐国的苦恼。齐国是一头称过霸、想复霸、复不了霸的受伤的虎。晋文公看到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
　　 宋国，在国际舞台上大致享有地区小强的地位。论实力，仅次于齐、楚、秦、晋四大强国，属二流强国。地缘方面，宋国地处黄淮，近于南方，更准确的说它是北方国家中最靠近楚国势力范围的，而且也是楚国周边国家中实力最强的。宋楚之间颇有些先天对立的味道。宋襄公失败后，宋国是唯一一个被楚国牢牢卡死的国家。国仇家恨，怎能善罢甘休？宋国是一只争霸失败、一心复仇的恶狗。晋文公看到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
　　 战争当中，晋文公很好的利用了世界各国现有的矛盾冲突，利用了仅有的三个能为己所用的国家，组成了新集团，向以楚国为首的敌对集团挑战。一匹狡猾的狐狸窜腾着一只仇恨的恶狗、一头受伤的病虎、一条谗嘴的野狼，打败了为内忧困扰、却把持着国际领导地位的楚国。而除了这三个国家之外，其他人都是站在楚国一边的。如何处置楚国留下的这群待宰羔羊，如何与盟国分配战后利益，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晋文公规划的战后新秩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扶鲁遏齐；二、扶宋制楚；三、瓜分弱小，继续扩张。
　　 鲁国在战争当中是楚国的盟友，也是战争的发起人。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鲁国不被晋文公收拾就算不错了。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晋文公不但没有收拾鲁国，反而把被晋军灭掉的曹国一分为三，一份并入自己，一份赠予宋国，另一份就送给了鲁国。晋文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拢络原来的敌人？反观战争当中顶力支持晋军的齐国在战后却一无所得，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晋文公是在拢络和扶持齐国的天敌，用鲁国来牵制齐国。鲁国朝思暮想的不就是摆脱齐国的压榨吗？正好，晋国的霸业也不允许齐国的复兴。楚国失败了，晋国与齐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存在了，加强鲁国来对付齐国完全符合晋国的现实需要。
　　 宋国是中原一带的二流强国，具有一定实力，但却不足以成就霸业；在地理上又近于楚、而远于晋，对晋国不产生威胁，却与楚国存在地缘对抗性。扶植宋国有利于对楚国的封锁。晋文公把曹国和卫国的大片土地划到了宋国，大大的加强了它的实力，又进一步拢络了它，使它成了压制楚国北进的一座重要的桥头堡。通过对曹、卫的重新分配，制楚遏齐的战略体系基本形成。
　　 曹、卫两国是晋文公制楚遏齐战略的牺牲品，它们经过此番大难，实力大为削减，国际地位迅速下降。更要命的是，这两个国家不但在战后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被当成屠宰的对象，两家的君主又都因为当年没能好好招待流亡途中的晋文公而倍受磨难，两个人都险些丧命。
　　 在流亡期间，晋文公带着狐偃、赵衰等一班手下，辗转几千里，走过了当时视也所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先后到达过狄、卫、齐、曹、郑、楚、秦，共七个国家，以顺时针方向来了一次“环球旅行”。一路上经历了不少磨难，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又很幸运的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帮助过晋文公的，比土齐国、宋国、楚国、秦国；得罪过晋文公的，比如卫国、曹国、郑国。正所谓小人得志，今天的重耳了不得了，翅膀硬了，会飞了。为了扩张，晋文公不但继承晋文侯、晋献公这些先人的心狠手辣，以残食无辜弱小、包括同姓国在内的任何触脚可及的国家。恩将仇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付恩人楚成王，也不在乎卸磨杀驴对付齐国。晋文公是一个为达目的不则手段的人，没有道德底线。他会怎样对待得罪过他的人呢？谁心里都没底。
　　 在所有得罪晋文公的人当中，最另他恨得牙痒的是曹共公。按史书的说法，曹共公不但没有好好招待晋文公，还曾偷看他洗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一国之君怎么会吃饱撑着干这种无聊的事情。晋楚大战中，曹、卫两国本来都被晋军给灭了，也都得到了复国的承诺，可晋文公根本就不打算履行曹国复国的诺言。曹国也就被排除在践土之盟的与会国之外。后来晋文公生病，曹共公派人贿赂了为晋文公的巫师，叫他把文公的病因说成是灭了曹国。巫师看有钱可拿，也乐得做件好事，他对晋文公说：“曹国的先君叔振铎是文王的儿子，卫国先君康书是武王的儿子，都是我们的同姓兄弟。现在您号令诸侯，却要灭亡兄弟之国，这是不是有点缺德啊？你不是答应了让曹、卫复国的吗？现在卫国已经复国了，你却不让曹国复国，这既是不讲信用，又是在搞差别待遇。不守信用，刑罚不公，难怪老天爷要你生病！”晋文公听了害怕，凭他再怎么心黑歹毒，也不敢拿自己的小命跟老天爷斗，连忙恢复了曹国。
　　 不过晋文公对曹共公恨意难消，始终处心积虑的想要谋害曹共公。要不是不久局势有变，晋文公又忙活起别的事来，还真不知道曹共公最终的下场会是个什么样。曹共公知道晋文公心胸狭窄，容不下人，所以打那以后做什么事都是小心谨慎，低着脑袋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不留半点口实给晋文公，勉强留下一条性命。
　　 接到晋文公发来的召命，卫成公慌了。当年晋文公流亡到卫国，卫成公显然没赐候好这位日后的霸主，城濮之战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紧挨这南阳的卫国。卫国被灭掉以后，卫成公早早逃到了楚国。战争进程中晋文公因为对付子玉的需要，又许诺让卫国复国，可这个诺言还没有对现。晋文公召他会盟，他也不敢去，只是北上到了陈国。
　　 陈国是宋、楚之间的一个小国，城濮之战中也是楚的盟国，和蔡国一起组成的楚右军，参加了最后的决战。现在陈、蔡两国也都接到了晋国的召令。卫成公到了陈国就给国内写信，叫大夫元咺陪着弟弟公子叔武代替自己参加会盟，自己却继续观察动静。
　　 卫成公很聪明，这是一条不错的自保妙计。如果晋文公在盟会上不给元咺和叔武好脸色看，他自己身在陈国，随时可以退回楚国；如果晋文公对现准其复国的诺言，而且靠的住的话，到时再会国也不迟。可惜阴谋诡计没有人比晋文公更会玩，卫成公到底还是斗不过人家。
　　 没等元咺和叔武回来向卫成公复命，前方就传来了元咺将私立叔武为新君的谣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最有可能造这种谣的正是晋文公。这是晋文公要引卫成公这条蛇出洞的把戏以此来激卫成公。卫成公果然中计，把跟在自己身边的元咺的儿子杀了。
　　 但是卫国的大夫们很争气，元咺的儿子被卫成公杀了，他却没有因私废公。国难当头，内部如果一乱，只能给恶贼以可乘之机。元咺刻守使命，陪着公子叔武参加完盟会，又陪着叔武回国摄政。卫国执政大夫宁武子（宁俞）也同样尽忠职守，他和元咺一道号召国人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很快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宁武子又到了陈国，迎请卫成公回国。就这样，办错事的卫成公幸得有这么一帮识大体、顾大局的忠心臣子，就这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国了。
　　 从陈国回到卫国，卫成公的心情依然很紧张，他还是不放心大夫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自己不利。车驾准备进城，公子歂犬作为车队的前驱，架车行驶在最前担当前哨。公子叔武听说哥哥回来了，高兴的洗头洗到一半不洗了，捧着头发就往外跑，兴匆匆地来迎接。不巧撞在了前驱的枪口上，公子歂犬抬手就是一箭，立马要了叔武的小命。
　　误杀事件马上另刚刚恢复平静的卫国风云再变，即使卫成公杀死歂犬向国人澄清，但也无济于事。元咺再也不相信卫成公了，连夜逃到了晋国。晋文公总算等来了报复卫成公的一绝好机会，又在南阳的温盟会诸侯，假借天子的名义责难卫国，命令卫成公前来与元咺对诉。前次践土会盟都不敢露面，这次会议矛头更是直接指向自己，卫成公更加不敢去了，只能派了一个长的像自己的替身，在宁武子和另一名士荣的大夫的陪同下前去应诉。没有任何悬念，卫成公败诉，冒名顶替的把戏也被揭穿，替山被削去双腿，大夫士蓉被杀。惟有宁武子德高望重，幸免于难，安然无恙。晋国军队随即侵入卫国，逮住卫成公押到东周关了起来；送元咺回卫国，让他拥立公子瑕为新君。事情做到这一步，晋文公还是不肯罢手，竟然使起了下三滥的招数，派人毒杀被囚的卫成公！幸好宁武子早有查觉，用重金贿赂了医师，毒药剂量没下够，没毒死。一直关了两年禁闭，在鲁僖公的调解下，大难不死的卫成公才从见天日，得到晋文公允许，被周襄王释放回国，回国后就杀公子瑕复位。
　　
　　

　　 (三) 入侵郑国
　　 战争结束了，晋文公正以霸主姿态到处施暴，无情的打击报复恩人和仇人，建立他的战后新秩序。在晋国的新秩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除了摆在楚国肘掖之下的宋国和齐国卧榻之畔的鲁国，谁都买捞到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打击和残蚀。除了前面说过的曹国和卫国，晋军当年还入侵了许国。晋文公回国后，一支被称为“三行”军队又组建了起来，这是为曾经给予自己十二年庇护的母舅之国，狄国，精心准备的一道大餐。三行是独立于三军之外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周礼明文，惟天子可有六军，所以三支新编部队不称“军”，而称“行”。三行专职负责与北方狄戎作战，扩展北方疆土。这样一来，晋文公就能将原有的三军主力专门投入到维护中原霸权和向南扩张。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晋文公已经把曹、卫两国收拾的服服贴贴，加强宋、鲁两国的工作也已完成，离楚国最近的陈、蔡、许等几国也向晋国表示臣服，以晋国为核心的全新国际秩序已大体成形。但晋文公的狼子野心没有底线，他的喂口出奇的大，仅仅得到诸候国的屈服远不能另他满足。完成了对曹、卫两国的削弱和与宋、鲁两国的联盟，晋文公自以为已经稳操胜券，晋国掠夺者的铁蹄悍然踏进了此前尚未受到真正打击的，中原二等强国，郑国的土地。公元前630年，也就是城濮之战结束后两年，晋文公亲自率军发起了战后大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露出了凶狠的扩张獠牙，企图一举灭亡郑国。
　　 郑国的所在大致就是今天的河南郑州市。都城新郑，就是今天的新郑。郑国的地理位置在春秋时代为它招来了很大的麻烦，它的正西面是东周王畿，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市所在；其东是以齐、鲁、曹、卫位主的东方诸国；其南邻近楚国的卫星国蔡国；北面又悬着晋国的南阳之地。人称“中国（中原上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得郑则可以拒中国”。齐桓公争霸，先收服东方列国，进而便西进并联郑国，打通与东周的联系，建成了一个东起大海、西达成周战略联盟，将楚、秦、晋三国全部隔绝在战略核心区域之外。楚成王北上，首先也是取得了郑国的归顺，进而联接东方诸国，压宋称霸。晋文公大肆扩张，务必征服的也是郑国。只有征服了眼皮底下的郑国，控制了中心枢纽区域，才能保证晋国的触脚畅通无阻的升向任何一方。就连秦穆公预想中的东进战略，也是打算东出函谷，越过东周，占领郑国，以其作为自己摆在中原的战略前哨。所以，在整个春秋时代的大国争霸战中，除了春秋末前吴国争霸之外，郑国永远都是大国欲图征服的首要目标。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让郑国吃尽了做三明治肉馅的苦头。
　　 当时，晋国花了一、两时间，把那些不经打的最弱的国家收拾差不多了，新格局也基本形成；恰巧郑文公又是个家庭生活一团遭的人，三个老婆、一名小妾，为他生了六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杀掉，一个早年被楚国毒杀，一个早夭，另外两个不受待见、逃了。其中那名小妾生下的公子兰就逃到了晋国，投靠了晋文公。晋文公就在公子兰的提点下亲自带着大兵，还纠集了秦穆公，秦晋联手攻打郑国。
　　 晋国发达这场战争口头上的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什么意思呢？说郑国对晋国不礼貌，而且有亲楚行径。郑国有亲楚行径吗？那要看这话怎么说。若说城濮之战以前，郑文公绝对是楚成王那边的铁竿。郑国是东周初年从陕西迁到郑州，靠吞并当地小国建立的，从一开始就与当地国家存有矛盾，最突出的无疑是领土纠纷。《春秋经传集解》说，郑国与东南方的宋国之间长年存有六处归属不明的土地，双方为了诸如此类的土地问题频频交火。郑国与宋国的尤来以久的矛盾恰与楚国有共同的厉害。所以楚成王两次与宋国开战都与郑国有关。宋襄公是在西征郑国时被楚军抄了老窝，楚围宋攻齐也是鲁国和郑国的共同请求。所以，郑国的确亲楚。不但亲楚，而且是楚成王的马前卒、急先锋。
　　 但是这是城濮之战以前的事了。现在郑文公不是已经跟晋文公缔结盟约了吗？晋国侵略郑国的借口总不止于秋后算帐吧？那“贰于楚”莫非是指战后郑国还偷偷摸摸的跟楚国勾搭在一起？不知道，至少史书中没有有关显示，也没听晋国那边解释自己的话到底是何所指，反正人家就是一口咬定了你不乖，非要修理你一顿不可。
　　 客观的分析，晋文公说这话一点道理都没有。首先，他没有列明证据，属于证据不足，无从定罪，完全是莫许有的罪名。其次，前一年，也就是城濮之战次年，晋军已经小规模的打了郑国一家伙。《左传》明言，前一年的攻击就是为了试探郑国好不好打。可见晋国侵郑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这是晋文公在完成一系列秩序重组以后的一步大棋，目的就在于彻底灭亡郑国，控制这块战略要地，扼制住天下的咽喉，掌握未来斗争的绝对主动权。
　　 另一方面，晋文公与郑文公之间又有各人恩怨，讨伐郑国也是晋文公为报一己私仇。当时一心想借助外力回国的晋文公途经郑国，在郑文公这里碰了钉子。更有甚者，郑文公手下的大夫叔詹直接了当的劝郑文公：公子重耳此人绝不是什么凡鸟，日后若得以回国即位，前途不可限量。今天他途经我国，你若能好好待他，那遍好好待他，如若不然，那就杀了他。决不能把他得罪了再放他走。
　　 叔詹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年的破落公子真的带着千军万马来报仇了。
　　 秦晋联军分兵两路，“晋军函陵，秦军氾南”，直逼新郑。《国语》记载，晋军攻势凶猛，郑军招架不住，连城头上的墙垛都被大片大片的催毁了。郑国求和，晋军不应，晋文公叫嚣着要郑国把当年窜腾着要杀自己的叔詹交出来。叔詹果然自愿请死、为国捐躯，身赴敌营接受处置。晋文公得到叔詹，立刻就要用油锅炸了他。
　　 接着，《国语》又玩起了春秋笔法，让叔詹在晋文公面前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辞了一番。向来杀人不眨眼的晋文公竟然被感到了，把按板上的叔詹给放了。叔詹回去以后还得到了郑文公的提升。这那是晋文公的风格啊？简直是搞笑。
　　 《史记·郑世家》另有所本。晋军兵临城下，郑文公惊慌失措。叔詹得知情况，无奈的说道：“我曾对你说过，一定要杀死重耳，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晋国终于成为我们的祸患了。晋国人所以包围我国不就是因为我吗？行，我死了如果就能化解一切的话，我乐于一死。”说完便悲奋自杀了。叔詹死后，郑人把叔他尸首送给晋人。晋文公还是不肯罢休，叫嚣道：“我一定要抓住郑伯（郑文公），好好羞辱他一番才能走。”叔詹白白的牺牲了自己，换来的是战争的继续。
　　 战争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小小的郑国再多么能扛也一准玩完，抵抗是不会有结果的，郑文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四处乱转，想想自己也是有些见识的人，被齐桓公的六国联军也揍过，可今天架势这大半辈子还真是头一次碰到。内无强兵，外无援手，双鬼扣关，国运堪忧，到底该怎么办呢？
　　 君臣若干人扎成人堆嘀嘀咕咕的商量了半天。商议的结果，一位名叫佚之狐的大夫认为只有劝说秦穆公单方面撤军，才有可能为国家赢得一线生机。在佚之狐推荐下，一个名叫烛之武的担负起了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重任，被郑文公任命为外交特使，“夜缒而出”，从城楼上用一个筐子把他顺下城，星夜前往秦军大营。烛之武的三寸不滥之舌能够说动西戎霸主秦穆公吗？秦军真的会如郑国所愿，冒着与盟友晋国翻面的危险，背弃盟约，引兵撤离吗？
　　
　　

　　25 秦晋裂变
　　
　　 （一）烛之武退秦师
　　 公元前63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名行踪诡密的男子坐着箩筐,从郑国都城的城头上缒墙而出,俏然出城来到了不远处的秦军驻地。这名神秘男子名叫烛之武，郑国大夫，他将以郑国特使的身份执行一项关乎郑国安危存亡的特殊使命：谏秦退师。
　　 当时，秦国的军队在秦穆公的带领下，与晋国的军队组成了联军，双双包围的郑都新郑，正处在大举攻城前的最后时刻。晋国的军队驻扎在新郑以北不远的函陵，秦军则在离晋军不远处的氾南下寨。郑国人面对西北两强同时加兵于己，自知单纯的军事防御不可能摆脱灭亡的命运，他们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外交的努力上。派出使者劝退秦军，是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保命的方法。
　　 首先一个疑问，郑国人凭什么如此自信，认为秦国人会在三言两语之间被自己说服呢？也许和我们一样，郑人也在理论上进行了研究，认定看似相与和谐的秦晋联盟实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牢不可破。的确，秦晋联盟是以抗击楚国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当楚国因战败而暂时退出中原地带以后，秦晋联盟的基础也就自然发生动摇了。面对楚国撤出后中原地区所出现势力真空现象，秦晋两国的关系已经由如何赶走楚国，变成了如何分享战后利益，以及如何划分在中原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史料的记载当中，人民费尽心思也没有找到秦国在战后得到实惠的记载，晋文公对战后利益的所有分配几乎没有一项与秦国有关？秦晋联盟似乎已经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出现了不和谐因素。郑国人极有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把握从秦晋联盟的关系下手，尝试着去劝谏秦穆公背离晋国。不过，郑国人也许还有比这更充分理由，他们的理由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分析。当时恐怕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向郑人显示了秦晋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左传》在记录这场围郑之役时，注明了当时秦晋联军的部属状况，写到：“晋军函陵,秦军氾南。”晋军侵入郑境后，军队的驻地在今天河南新郑县的北部的函陵，离郑都新郑非常近。秦军的驻地则的“氾南”，即“氾”的南边。“氾”是何地呢？“氾”在春秋时代即是古地名，也是古河名。
　　 作为地名，春秋是有两个地方被称为氾，都是郑国的城邑 。一名南氾，在今河南省襄城县南，是郑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城邑，距都城新郑较远。秦军围郑才驻扎在氾南，当距新郑不远，所以南氾不该是秦军所在的氾。另一氾为东氾，在今河南中牟县境。中牟县在今新郑县东北，两地紧邻，地理位置很近，此地才有可能是秦军所驻之氾。
　　 作为古河名，古代有两条古氾水河道，且两条河道今天久已湮灭，都已不复存在。一条故道在今山东省曹县北，从古济水分出,东北流至定陶县北，注入古荷泽。此河道既在山东，当非秦军所在。而另一条故道和郑之东氾一样，皆在今河南省中牟县南，东氾其实就是因这条河而得名。所以，我们认定秦军的驻地就在新郑县东北侧的中牟县境内。照这样看来，秦晋联军当时部属应是晋军在新郑北面，秦军在新郑东北面，这是一个十分另人起疑的部属。
　　 首先，秦晋联军作战，但驻地不在一起。《国语》和《史记》在记载此次围郑之战中已经写到晋军攻城的场面。《左传》没有攻城场景的描写，但《左传》却有烛之武“夜缒而出”的描写，连正门都不赶走，同样反映出新郑城四周的形势已不容乐观的现实。以秦晋两军分别扎营，且秦营位置距离新郑城还比较远的情况来看，我们怀疑在晋军大举攻城的同时，秦军可能已有懈待现象，两军的步调可能不太一致，秦军有可能尚未开始对新郑的进攻，秦晋联军有可能联而未合。
　　 最有意思的地方还不止联而不和。秦晋两军的驻地位置是很另起疑的。晋军在新郑北部不远，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自从晋文公灭掉苏、原、樊三国，得到了南阳之地，晋国就在郑国正北方扎下根了。晋军伐郑自当又南阳出发南下，驻于郑北合情合理。不合情理的是秦军的驻地不在新郑以西，却在新郑以东。谁都知道秦国是最西方国家，它若伐郑，理当从西而来。合理的情况下，秦军的驻地应该在西，怎会越过新郑驻于氾南呢？这就另人产生了一个疑问：秦国是不是根本没有打通东进通道？
　　 就秦军驻地的位置来看，它比晋军还要靠东，看来不太可能是从函谷关出来的，倒像是和晋军一起从南阳杀下来的。如果秦军是和晋军一样来自南阳，下来之后又分驻两地，那么这场战役就不能称之为分进合击，而成合进分击。秦国的军队恐怕是先进入了晋国，在晋国境内与晋军合兵一处，自南阳而下，入郑之后又分扎两营。这样一来，秦穆公看似依然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东进大道。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秦军的位置也完全有可能是根据战斗需要而做出的部属。那好，我们就来看看烛之武在劝说秦穆公撤兵时是怎么说的。
　　 烛之武悄然缒城而出，趁着夜深成功躲过了晋军的监视，来到氾南的秦军大营，见到了秦穆公。见到秦穆公后，两人的谈判开始，烛之武首先坦言自知不是两强的对手、亡国不日了，但随后便话锋一转，指出秦军攻郑的行为是“越国以鄙远”，搞的是隔山打牛，就算能打下了郑国也只能便宜了晋人，秦郑相距甚远，秦国不可能在和晋国联合灭郑之后得到好处。这直接点出了早已萦绕在秦穆公心头的战后利益分配问题。前番联合抗楚，晋国已在事后将所有好处独吞；今番伐郑，秦国与郑国相距数百里之邀，晋之南阳却紧挨郑国，晋文公会在战后分一杯羹给秦国吗？你怎么做完全是在替别人做嫁衣，增强的是晋国，削弱的是自己。
　　 这还不是最刺激的，更刺人的是下面的话，烛之武接着又说：“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这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您过去不止一次有恩于晋君，晋君许诺会把焦、瑕二地作为报答送给秦国，可结果早上过了河回国，晚上就面向秦国修起了防御工事。这些事你自己不都很清楚吗？
　　 烛之武提到的焦、瑕二邑，皆在今河南陕县境内。陕县是河南省最偏西的一个县，处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北靠黄河，过河就是山西；桃林、崤函均在其境，西出便是陕西。晋君许诺以焦、瑕二邑送给秦国，实际上正是秦国欲图控制崤函谷地的意思。但这一目的达到了吗？显然没有。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烛之武所说的“尝为晋君赐”，这里的晋君究竟是谁？许多人都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晋文公的弟弟晋惠公。因为晋惠公当年为了回国争位，曾有向秦穆公许赂而又背赂的事件。他求助秦穆公支持自己回国即位，事后以河西五城相送。但即位成功后又马上赖仗，拒绝将河西之地割给秦国。为这事儿，两国之间还发生了著名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本人也被俘虏。但烛之武所说不可能是晋惠公。杜预认为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这与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的范围不合。焦、瑕当是陕县黄河南北的一片土地。再则，晋惠公事为往事，且与晋文公无关。以惠公之罪来挑拨晋文公与秦国关系，完全是开错方子、抓错药，没有丝毫说服力。烛之武不当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说烛之武所指是晋惠公，恐怕是想当然了。
　　 当年晋惠公战败，不但河西之地被秦夺去，连河东也一度为秦控制，秦国一度打通函谷。但晋惠公虽败，战斗意志却不灭，国家也在改革中迅速复苏，河东之地迅速就被夺回，秦国虽然保有了河西之地，但东进通道却再度被封。烛之武说晋君许秦焦、瑕二邑，这里的晋君应当是晋文公。是晋文公从楚到秦，打算借秦国之力回国篡位前与秦国做的一笔交易。同样，背弃诺言没把焦、瑕送给秦国的，早上过河，晚上就修防御工事的，也都是晋文公。晋文公也干过和晋惠公一样许赂又背赂的事，看来这又是一段史官刻意隐去的历史。
　　 秦晋关系在晋文公在位期间不但没有所想的那种相与和谐，反而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晋献公生前，秦晋之间呈现出的状态是一场时间竞赛，比的是谁更早一步灭掉虞、虢二国，结果晋献公抢先一步得手，封住了秦东进出口。晋惠公时，两国为了河西问题大打出手，秦取河西，但晋却保住了河东和崤函的控制权，表面上秦胜，其实还是没能打通函谷。而到了晋文公即位后，关系就更乱了。
　　 晋文公为了回国夺位，玩的把戏和他弟弟惠公是一样的，同样是许赂，以焦、瑕二邑作为报酬。焦、瑕二邑如果到了秦国手里，那秦国自当控制函谷之地，就能随意踏入关外。而当晋文公得手，也立即背弃了自己的誓言。
　　 不过我们也能发现，同时是背赂，晋文公背赂的结果与弟弟晋惠公是截然不同的。晋文公没有因此立刻与秦国决裂，双方也没有发生韩原之战没有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事后的情况是晋国在次年平定了周室之乱，灭掉了南阳三国，还协助秦国东进攻打了楚国的附属国：鄀国。其中的细节很值得我们分析。
　　 晋文公背赂却没有引起秦国方面强烈的反弹的原因应该是晋文公采取的多变灵活的外交手段，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拖延了合同的履行。当然，我也敢打赌，这哥们压根儿也没打算真的去履行合同，晋国做起事来向来就是这个样子，气死人向来是不尝命的。
　　 土地的割让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完的，这也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光是撤出本国原有居民和人员就能耗上他一年半载的。就好比三峡移民似的，怎么多原住民搬起家来也是蔚为壮观、颇费周折的。另一方面晋文公刚即位，很多事情还需要有个适应过程。晋文公肯定会拿诸如此类的借口拖着秦穆公。
　　 不久，东周发生内乱，秦穆公本想出兵勤王，《史记》写“秦军河上”，已兵至河上（《索隐》言晋地）可晋国接到消息以后却抢先一步把事情办了，对秦国却做了两件事：辞秦军，助秦军。
　　 晋国为了控制东周和南阳，凭着自己距东周更近的地利，欺负秦国被堵在关内出不来，辞退了秦军。至于晋国具体是怎么“辞”的，史书没写，我也猜不出来，反正此树是我栽，此路的我开，留下买路财也不让你过。但等到东周被晋国完全控制之后，晋军一方面移师南阳，攻灭了苏、原、樊三国，同时又派兵协助秦军进攻鄀国。
　　 助秦攻鄀事件在这个时候发生，明显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用意当然是因为当时楚国正强，这样做可以拉拢秦国和自己组成统一战线，把全部火力瞄准楚国；其次，这也是对秦穆公受伤心灵的一种安抚，想要借此表明晋文公是支持秦国东进的，函谷要道当然也就可以两家共用。焦、瑕两地没给你不要紧，路让你走不就完了吗？你也不用为这一两块地跟我过不去。至于不让你出兵勤王，你也不一定非要勤王吗，饭一口一吃，先给个小馒头殿吧殿吧，让你出关放个风先，总比你以前窝在里面喘不上气强。
　　 秦穆公可以说完全让晋文公给弄蒙了，人家一会说这，一会说那，你根本摸不着下一步他会干什么。秦穆公肯定很烦恼，即位快三十年了，为了一个入主中原的理想都已经三置晋君了，难道还是徒劳，还是白辛苦？可你不跟晋国搞联合，打又打不出明堂，双方掐上一百年也不会看到头，两家都会牢牢地被对方牵制在西北高原。秦穆公需要一个与自己友好的晋君，可又控制不了对方的思想。就这么被晋文公牵着鼻子走，需要你的时候给块糖引诱你一下，让你助他夺位、助他铲除异己、助他与楚国争霸，临了打个半硬不软的郑国还要找你的人来给他当炮灰。用不着你的时侯，说好了给你的土地扭头就不认帐了，想勤个王也不让你过，打败了楚国也不分你一勺半勺的，你说气人不气人？至于那进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函古关，哪辈子才能到自己手里啊？除了为了引诱你帮他争霸，让你从函谷过了一次，打了一个鄀国，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了。函谷要塞永远是秦穆公想得到而得不到的鱼饵，秦国为它疯、为它狂，忍不住最后还得为它掉眼泪。联军伐郑，秦军很有可能是以仆从军的形式先入晋、再入郑，函谷关还是不让你走。这难道不另秦穆公苦恼吗？
　　 烛之武与秦穆公深谈许久，话说的十分透彻：晋国是容不下别人的，等它把眼皮底下的事都办完，把自己养得更肥，到那时终究还是要回够头去干掉你。秦穆公跟着晋文公当马仔，不但得不到好处不说，反而是在为自己培养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纯属被人卖了还倒找钱的货。烛之武向秦穆公承诺，郑国愿意与秦国结好，日后秦国若在东方有事，郑国完全能成为秦国的东道主，为之提供粮秣辎重、衣食住行。说得更透彻一点，秦国应该建立自己在东方的力量存在和势力范围，不能再做损己利敌的冤大头了。
　　这些话深深的刺通了秦穆公，也帮助他咬牙下定了决心。秦军当即与郑国秘密定盟，并派出部分人马调拨给郑人，助郑人守城、抵御晋军。秦军主力则连夜撤出，趁着晋军还没有反映过来，转眼间就消失在视野中。
　　
　　

　　 （二）晋军的反映
　　
　　 秦军的背叛很让晋文公吃惊：没想到，实在是没想到，嬴任好这老小子还会玩这手。晋文公还没从空空如野的秦军废营的一片狼藉中缓过神来。舅舅狐偃愤怒了，大骂嬴任好不是个东西，非要带兵追上去打他一家伙。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晋军官兵大多还是处在茫然失措的情绪当中，士气也迅速流失，其中包括晋文公本人。
　　
　　 秦军已经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城里的郑国人已经和秦穆公穿一条裤子了，还有那开进了新郑协助郑人守城的好几千涉留的秦国军队。这个时候转身去追杀秦军？谁能保证意外惊喜不会再次发生？最坏的结果，秦军主力也掉都杀出回马枪，弄不好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某个路段埋伏上了。而城里的秦郑联军，肯定也会里应外合。追击？算了吧。
　　
　　 晋文公瞅了瞅舅舅，言不由衷的找了个借口：“当年要不是他的帮助，咱们几个也不会有今天这番光景。就当是还他的人情，算了，从长计意吧。”
　　
　　 追是追不了了，不过眼前的事儿还是得有个对应之策，不能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打道回府。晋军的反映还是很快，他们马上调整了部属，甚至改变即定的国策。
　　
　　 晋国人放弃了灭掉郑国的打算，因为现在已经灭不掉了。失去了对秦人的控制，使晋军陷入一种前有金城汤池，后有恶虎觊觎的不利境地。继续攻城等于是在召呼秦国人当回渔夫。秦国和郑国，孰轻孰重，晋文公是掂量的出来的。晋国不能因小失大，必须尽快结束郑国问题，全军回防以备西秦。
　　
　　 最快结束事情的部分就是和谈，郑国人求之不得，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
　　
　　 这一次，一向奸滑狠毒、无恶不做的晋文公做了一笔称得上是他有生来开价开的最低的买卖，连驱逐守郑秦军的要求都没有，与郑国和解的条件只有两条，实在是宽松的不得了：一、郑文公必须盟誓，从此以后一心一意追随晋国，不得二心；二、郑文公必须立公子兰做太子，死后让他来继承国家。晋国提出的两条条款，第一条不过是走个形式，根本不关痛痒；第二条要郑文公立公子兰为世子，目的是要培植一个亲晋的未来郑君。
　　
　　 公子兰是郑文公的小儿子，一名女婢所生，一个环绕着美丽传说降生的公子。《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有一名身份低贱的女婢，名叫燕姞。一天夜里，燕姞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送给她一朵兰花，对她说：“我是伯修，你的祖先。这朵兰花作为你的儿子。兰花有国香，你随生配带着它，别人会像喜爱兰花一样喜爱你。”果然，兰花带给了燕姞好运，她得到了郑文公的临幸。
　　
　　 郑文公和燕姞发生了一夜情，这对古代的君王贵族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弄不好男主人办完事，一扭头就能把刚才的女人忘到九宵云外去。燕姞很聪明，她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把利益最大化，于是就和郑文公做了一个约定：“妾的地位低贱，现在主公临幸了我，若是有幸怀了主公的孩子，就怕主公哪天把我给忘了，或是不相信我。请主公允许我以这朵兰花为信物，若是生下孩子，请为我们母子正名。”郑文公答应了她。燕姞也在不久后生下了一名男孩。郑文公言而有信，认可了燕姞母子的身份，并为男孩取名为“兰”，也就是现在的公子兰，即后来的郑穆公。据《左传》记载，公子兰的命运起浮始终与兰花相一，死时也是：“刈兰而卒”。穆公临终前说道：“兰花谢了，看来我也要死了！”割断了兰花，死去。
　　
　　 据史料记载，郑文公是一个私生活极其混乱的人，他的家庭成员的关系也非常糟糕。除了如燕姞这样没地位的婢女之外，郑文公正式的妻子前后有3位，她们一共为郑文公生了5个儿子。加上公子兰，郑文公膝下共有6子。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6个儿子的命运都很不幸。两人被郑文公自己杀了，一个被楚国毒死了，一个夭折，剩下两个也得不到父爱，全部逃亡在外。公子兰就是逃出郑国的两位公子之一，他从父亲的魔爪中逃出以后投奔了晋国。
　　
　　 这次，晋军伐郑就是在公子兰的指引下发起的。秦的撤盟，晋文公只好改变原有计划，改灭亡郑为控制郑国，所以就向郑人提出，一定要他们立公子兰为世子。“恶父”郑文公和大臣们讨论了好一会儿，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只好接纳了他，与晋人盟誓，立他为太子。晋军随后就撤军回国了。
　　
　　郑文公的股肱之臣叔詹已死，郑国国内的反晋势力也就没了主心骨，而且也断折了郑国的国栋之材。公子兰又被立为世子，晋国在郑国扶植起了亲晋势力，保证了郑国对晋的长久依附。只需袋郑文公一死，公子兰即君，对郑国的控制自然就会成功。秦穆公本打算用这次机会联合郑国、建立自己在东方势力范围的想法，好想并不向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实现。
　　
　　

　　 （三）郁郁不得
　　
　　 秦国与晋国的斗争业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不时听到有人说一个王朝或是国家君主长寿与否、或在位时间长短与否，大凡与王朝或国家的国运息息相关。君主长寿且在位长久，国运多隆；君主短寿，国运必衰。我读史，发现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观点似乎确有其事。想必君主在位长短与一个政权各方政策的一贯性和承续性有关，也与国家内部长治久安有关，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此种论调在秦晋两国之间却一点也不适用，秦晋两国的情况看来是颠倒过来了。
　　
　　 秦穆公在位已经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晋国先后换了献、惠、怀、文，四位君主。如果用长寿君主带来国运升腾的观点，晋国不该是秦国的对手。可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秦晋之好”的成语并不足以维系两个国家的世代友好。秦穆公与晋国的争夺，起因是秦国对自身发展权的渴望。与战国中后期不同，当函谷关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时候，关中之地的天然地理特点不但没有给秦国带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便利，反而被崇山峻岭团团包围在一隅之地。西周末年空前劫难后留下的关中平原，实在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参与中原争霸是秦穆公唯
　　一的选择。
　　
　　 从秦穆公元年、秦穆公率军伐茅津开始，秦国的东进战略正式启动。也是从那时开始，晋国的攘秦战略也启动了。当秦军试探性的进攻了通往关外的必经要地茅津的次年，晋献公发兵攻打了遏守崤函要道的虢国，并将北虢吞并。
　　
　　 不久，秦穆公又趁着晋国发生重耳、夷吾两公子之乱的绝好计划，挥师东进，企图一举夺下虢国。不料晋献公棋高一招，他一手压住两个儿子，一手发兵截住了秦军，一手又出兵南下吞并南虢和虞国，抢先控制了桃林、崤函，彻底遏守住了秦人东进的咽喉，将秦国
　　的势力封堵在关中。
　　
　　 晋献公死后，晋国再次发生内乱，晋惠公深知秦穆公有控制函谷关的企图，于是就许愿虢略至华山间的“河外五城”换取秦穆公对他回国争位的支持。但事后，晋惠公却马上背弃前约，导致韩原之战爆发。
　　
　　 韩原之战，秦军大获全胜，晋惠公被俘。秦穆公借机逼迫晋国以太子为质，并割河西八城予秦，然后才放惠公返国。秦国的疆域从此一直扩展到了黄河西岸，战尽关中平原，于晋国隔河对陟，解除了晋国利用河西地区直接危险秦国本土的威胁，而且一度占有山西省西南部的河东之地，打通了东进通道。
　　
　　 但是，韩原之战后晋国的国力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催化作用下迅速复苏，秦国对晋国的打击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无奈之下，秦虽然保有河西，河东之地却之能吐了出来，又一次被赶了回去，还是回到了大囚笼里。这也促使秦穆公在晋惠公死后不久又一次插手晋国内政，以公子重耳换掉了晋惠公的儿子晋怀公。
　　
　　 和晋惠公，晋文公重耳为了回国即位，也有用土地换支持的做法。而且比晋惠公更直接，晋文公干脆用了焦、瑕二邑跟秦国人做交易。说白了，就是要把函谷关拱手让给秦国。当然和晋惠公的河西五城一样，这也是骗的把戏。
　　
　　 对秦国，晋国几代君主采取的总体外交策略是有一定共性的。比如晋献公，手脚麻利的从秦国眼片底下抢走了函谷关，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足，女儿嫁过去，嫁装送过去，笑脸也少不得，能不打仗就尽量不打仗。晋惠公也是一样，河西五城不给你，但即位第二年还是和秦军合作出面干涉群戎攻周事件，要不是被齐桓公给踢了回来、再次造成秦晋两国无第三个对象去泻火，两家也不见很快就能打起来。晋文公即位后，政策和老爸、弟弟也是如出一辙：真正的实惠不能给你，但无关轻重的便利倒也不算滴水不漏；焦、瑕二邑的合同打死他也不履行，但偶尔也能发你出来参与参与中原事务。
　　
　　 看的出来，晋国历任统治者对待秦国的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本策略两条：
　　
　　 一、设定上限控制秦国的发展。这里所谓的“上限”就是不允许秦人得到函谷关，只要拿住了这片山地，秦国能发展出个什么样子只能取决于晋人高不高兴。只有秦国的能力和实力被限在一定程度，才能保证晋国西北第一的地位。天下第一当然也是建立的西北第一基础之上的。函谷要塞与晋本国的国家利益而言，重于一切。
　　
　　 二、尽量避免于秦国正面对决。晋国的目标当然不是一味和秦国纠缠不清，统治天下才是最高目标。但为了获得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的良好周边环境，秦晋两家最好不要闹的太凶。道理很简单，如果两家势成水火，打的暗无天日，晋国也就没有副余的力量去争什么霸了。从这一点来看，晋国方面还是不想和秦国弄的太僵。
　　
　　 正因为这两种略显矛盾的对秦政策，晋国的君主们时而去秦联姻通好、精诚合作，又始终不给秦国实惠，可又在尽力避免矛盾升级。搞来搞去，事情就变成了一位接着一位的晋国公子拿秦穆公当范大厨一样忽悠。秦人对此也只有酸溜溜的一句评价：“秦穆公时，三平晋难，三置晋君，而晋君多报之无礼。朝济夕版，曲在晋师。”
　　
　　归根结底，秦人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在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顺理成章的，秦穆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次危险的赌局上。攻郑之战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６２８年），晋文公、郑文公相继去世，晋襄公继承晋侯爵位，晋国扶植的郑公子兰又即位为郑穆公。同时，涉留在新郑帮助郑人守城的秦国大夫杞子发回密报，说自己掌握着郑国北门的城防，请秦穆公速速发兵，灭掉郑国。随即，雍都（秦都城）城下数万精锐悉数集结，准备远赴千里，奔袭郑国！
　　
　　

　　26 壮志难筹
　　
　　 在春秋时代的几位巨头当中，秦穆公嬴任好是一个显带悲情色采的人物。作为东周初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强国的君主，他的在位时段恰好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关键时期。秦穆公即位的时候，正是群雄并起、风云变幻、强国争霸初显端睨，秦国完成了一百年的实力积累，正待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三位巨头，齐桓公虽不能使齐国的霸业万年永固，但终归称霸天下近四十载，当之无愧为五霸之首；晋文公为人心狠手辣，不择手段，靠着一股阴狠劲儿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为晋国在日后一百多年间实在握有一半霸权的事实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楚成王和秦穆公一样，是这一时期四大巨头中的失败者，但相较而言，楚国一时的失败并不能改变它南方第一大国的事实，强大的实力注定了它还会有机会卷土重来。秦穆公不同，即位第一年，失败的命运就如同恶梦一般降落在他的身上，始终挥之不去。奋斗四十余载，秦穆公始终为强晋封堵于关中，到头来也只能困守西方，不得东进，终春秋一世始终无所作为。虽然后人也将他赞为春秋五霸之一，但严格的说，他是一位失败者，并且是根本性的、彻底的失败。
　　
　　 秦穆公并不是一位没有才能的君主，也不是一位没有智慧、没有思想的庸君，在他的一生当中，可圈可点之处是很多的。他本是父亲秦德公的少子，父亲和两位哥哥先后早早死于任上。年幼的嬴任好接过父兄的班，不待多久立刻兵指河津，显示出这位刚刚即位的年少君主与生俱来的战略天赋。为求国富民强，穆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甚至将军国大政全权委于奴隶身份的百里视，挥下又汇集了公孙枝、由余、丕豹、蹇叔、百乙丙、西乞术等一大批贤良股肱，修文治武，国力强盛。但是，在打开东进通道的斗争当中，秦国接连“三置晋君”，却始终未能摆脱为晋国封堵的命运，终使秦邦无缘中原，丧失了发展权，落到战国初年，连三家分晋后分出来的魏国都打不过。
　　
　　 秦穆公一代，有一个人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称为“大秦第一相”的百里奚，一位从奴隶到宰相的传奇人物。谈秦穆公，不能不谈他。无论的秦国的修理明治、富国强兵，还是秦国的东进战略，都于此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连秦穆公最后的失败，也与这个人有直接关系。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穆公起用百里奚的大致经过的这样的：话说当年晋献公假道灭虞，俘虏了虞公和虞国大夫百里奚，就将百里奚贬为奴隶作为女儿穆姬的媵人陪嫁到秦国。百里奚不愿忍受奴隶的生活，逃到楚国宛城（今河南南阳），被楚人捉住。有人告诉秦穆公，夫人穆姬的媵人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秦穆公正苦于无良材可用，决定以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怕楚人不给，就派使者到楚国与楚人交涉，说：“我的一个奴才百里奚逃到了贵国，请允许我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楚人没有生疑，一个贱奴而已，还给他也就罢了，百里奚被送回了秦国。秦穆公得百里奚，如久旱逢甘露，亲自出城相迎，为他开桎梏、置酒席，长谈三天三夜，谈的十分投机。穆公当即拜百里奚为相，委以军国大政。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称其为“五羖大夫”。当时百里奚已是七十高龄。
　　
　　 这是《史记》有关百里奚拜相的记载，听来十分有趣。但值得注意的是，“百里奚”这三个字在《左传》和《国语》当中从未出现过。《左传》出现过的只有“百里”这一叫法，或是另一个名字：百里孟明视，也就是秦国名将孟明视。按《史记》的记载，孟明视是百里奚之子，他姓百里，名视，孟明是他的字。将字与名连读，是先秦时一种称呼方式，孟明视其实应该叫百里视，字孟明。除此百里和百里孟明视之外，《左传》中找不到百里奚的称呼，至于奴隶的身份和羊皮赎身的故事，《左传》也是只字未提。五羖大夫的故事是真的吗？
　　
　　 其实，有关百里奚生平的疑问早已有之，最早在《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史记》的记载也有一部分出自《孟子》。《孟子·万章》一篇记录的孟子和他的学生万章之间的一段文答，所谈的正是百里奚任相的故事。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万章问孟子：“有人说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给秦国的牧人，替人家饲养牛，以此求得秦穆公任用。这话是真的吗？”
　　
　　 孟子答道：“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人用美玉和良马向虞国借路，来攻打虢国。当时虞国的大臣宫之奇谏阻虞公不要答应晋人；百里奚却不去劝阻。他知道虞公是不可以劝阻的，所以离开了虞国，搬到了秦国，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用养牛来求得君主的任用是一种下三滥的行为，他怎么会不懂呢？如果他那样做，还能算是个智者吗？……”
　　
　　 很明白，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至少存在着三个版本，一是万章所说的自卖入秦，官是他求来的；二是孟子所说的自入秦，没卖身，官不是求来的；三是司马迁的被陪嫁入秦，又逃了出来，秦穆公以五张羊皮将他赎回。到底哪种说法才对呢？
　　
　　 在近现代研究秦史的学者当中，有一人在百里奚问题上的研究是最为有名的，他就是马非百先生。马先生在他的著作《秦史稿》中对百里奚做了相当祥尽的分析和辩证，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百里奚就是秦国名将孟明视！百里奚和司马迁认为的百里奚之子竟然是一个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倍感诧异的结论。
　　
　　 孟明视是秦穆公手下的一位有名的战将，与他的两位副将百乙丙、西乞术并称“三帅”。有关孟明视的记载，最主要的当属崤之战。这场战争是发生在秦晋两国之间继韩原之战后又一场意义重大的战役，也是这场战役断送了秦穆公的东进战略，彻底扼杀了秦国的未来。
　　
　　 崤之战，也称崤山之战，或崤函之战。公元前628年，郑文公和晋文公两位国君同年去逝。当时的情况，原为紧密联盟的秦国和晋国由于战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已经在伐郑一事上出现了矛盾，那怕只是看似和谐的关系此时也已经不和谐。郑文公死后，接班的是亲晋的公子兰，也就是郑穆公，这对秦国不利。但有利的是，前次与晋国一同伐郑时，秦穆公留了一小手，用助郑守城的名义留了一支小部队在郑国。郑文公一死，屯驻在新郑城里的秦军长官匆匆潜人送信回来，告知自己掌握着新郑北门的防务。很明显，这正是秦穆公一直等待的消息，他决定趁着晋文公去世、郑穆公初即位的大好机会，发兵袭郑，与新郑城内的秦国驻军里应外合，拿下郑国。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将马上率军出发，出崤函谷地，长途千里，直袭郑国。
　　
　　 秦军从雍都出发，穿过崤函山谷和东周地界，长途行进几个月进入了滑国（今河南偃师）地界，再往前穿越滑国就是目的地郑国。非常意外，当孟明视率领着军队到达滑国之后，一个偶然性的事件挡住了军队的脚步。秦军放弃奔袭计划，调头返回。
　　
　　 事情是这样的，秦军入滑，行踪被一名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发现。弦高很快就发现了秦军的意图。出于爱国意识，他决定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勇气，救国家于水火。弦高一方面派出随从速速赶回郑国报信，另一方面自称郑使，拿着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来到秦军驻地，以犒师为名求见孟明视。弦高对孟明视说：“我家主公知道将军要来郑国，特派我送上肥牛十二头，慰劳贵军将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等到到了我国，我们会揭尽所能好好招待弟兄们。”
　　
　　 弦高的机智挽救了郑国。孟明视知道自己已经暴露，行动的突然性已无法达成，不得已，只好放弃，收下了十二头肥牛，回国了。
　　
　　 秦国趁晋国大丧挥兵东进、染指晋国的势力地盘，目的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行为却是晋国无法容忍的。在晋人的眼里，秦穆公的所作所为是对晋国的权威的放肆挑衅。先君刚死，秦人连文公的葬礼都不派人参加，尽发兵攻郑，是对晋国的无礼。就在孟明视大摇大摆的穿越崤函山地的时候，晋国高层就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了激烈争论。
　　
　　 晋国人清楚的知道，不能放纵秦人与自己抢夺势力地盘。晋国若想长久的保有霸权，就不能允许秦国的强大。虽然也有大臣顾忌与秦国决裂的后果，但以主帅先轸为代表的一批强硬派直意要以最极端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利益，他们强烈要求消灭这支秦军。这项提意得到了刚刚即位的晋襄公的支持，晋国的军队立刻集结，生活函谷关附近的姜戎也接到命令，他们穿着丧服，秘密进入崤函地区，埋伏在峡谷俩则的高地上，等待秦军经过。
　　
　　 孟明视丝毫没有查觉到晋国的举动，还是漫不经心的带着大军走在回国的路上，等到他们走进峡谷，全部进入了晋军伏击圈后，数以万计晋军和戎军突然从四周高地附冲而下，向他们发起猛攻。秦军全无准备、疏于防备，被打的措手不及。以重装战车为主的秦军部队在峡长的谷道中机动不便，整个队伍像一条长蛇一般瘫在低处，豪无施展威力的余地。以步兵为主的晋戎军队俯冲而下，打的秦军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战斗的结果，秦军遭到全歼，数万官兵被杀戮一净，无一人逃脱，主将孟明视和白乙丙、西乞术两位副将也当了晋人的俘虏。
　　
　　那么，这位败军之将的孟明视真的就是后人赞颂的大秦第一相百里奚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百里奚入秦拜相说起。《史记》的观点，百里奚是晋献公灭掉虞国后被抓住，当作女儿的媵人陪嫁去的秦国，但对照《左传》，并没有百里奚为穆姬之媵的记载。《左传》写被当作穆姬媵人一道嫁去秦国的是另一位虞大夫井伯。现今有人将井伯与百里奚当作同一人，借以维护《史记》的记载，但纵观《左传》或诸家史料，此种说法并无证据。古今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认同井伯与百里奚是同一人的观点。按《孟子》所言，百里奚在晋国灭掉虞国前就已离开虞国。
　　
　　 百里奚被晋国俘虏一事，《楚辞·惜往日》及《韩非子·说难》是支持的，两本书都直书被里奚有被俘记录。《吕氏春秋·慎人篇》对此写作“亡虢而虏晋”，即在离开虞国到了虢国后才被虏，这与《孟子》说他在事先离开虞国的记载相合，看来此人应当是由虞奔虢，虢被晋灭，才被晋国俘虏。但事后陪嫁入秦的人并不见得就是百里奚。《左传》明言嫁入秦国的井伯为虞国大夫，百里奚既然早已离开虞国，不当以虞大夫相称，何况姓名完全不同。百里奚入秦后为相，但史书从没有井伯一名在入秦后的记载，很难想象这个在《左传》中一闪而过的井伯会与大秦第一相的头衔有什么关系。所以，说百里奚曾被当作陪嫁入秦的说法很另人怀疑。
　　
　　 第二个问题，马非百先生认为百里奚即孟明视，这与《史记》的记载是完全矛盾的。在司马迁的笔下，百里奚和孟明视是父子两人，而非一人。孟明视在《史记》中是这样出场的，话说晋文公死，穆公委派孟明率军东出伐郑，大军行前，秦国的另一位大夫蹇叔直言劝谏，力阻穆公，穆公丝毫不与理采。蹇叔哭着为他也被招入军中的儿子送行，并预言孟明视有去无回，结果惹得穆公大怒。穆公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一大把年级还在我面前碍我的眼，你怎么不活个六、七十就去死呢？”这就是“蹇叔哭秦师”的典故。
　　
　　 “蹇叔哭秦师”在《史记》中发现了变化，哭师者由蹇叔一人变成了蹇叔和百里奚两人，成了二老哭送其子，这是《史记》的问题的关键。观《左传》全文，只有“公访诸蹇叔”、“蹇叔哭送其子”，晋将先轸向晋襄公提出截杀秦军时也只说“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事后秦穆公自我反省时只说“孤违蹇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写“将伐郑，蹇叔曰不可”，《吕氏春秋·悔过》和《淮南子·道应训》载哭师者也只有蹇叔，均没有百里奚。这不由得我们不对《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产生怀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将孟明视的有关记录与百里奚作一比较，来看看二人是否是同一人。
　　
　　 为此，马先生举出了如下几点，为自己观点佐证：
　　
　　 首先，孟明视姓百里当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左传》和《史记》没有分歧，孟明视用今天的称呼方式叫作百里视，不同的是，马先生认为他和百里奚为一人，司马迁则认为他与百里奚是父子两人。根据两家史料对百里视的生平基本没有太大区别，百里视是秦穆公挥下的大将，且长期担任第一执政大夫的职务。
　　
　　 崤之战，百里视与两位副将被晋人俘虏，晋文公的遗霜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了晋襄公，请求释放三员秦将，她说：“这三个人专门挑拨我们两家的友好关系，弄的两家刀兵相见，真是十恶不赦，我父亲恨不得吃了他们的肉。根本不劳您动手，把他们三个放回秦国，让我父亲杀他们出气，怎么样？”晋襄公不好意思驳文夫人的面子，就把三将放了。
　　
　　 百里视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一身白服等远出迎候，看到三人，顿时泪流满面，懊悔字责，“复使孟明为政”，依然将军国大政交由百里视。当时有很多人提出要治百里视的战败之罪，秦穆公没有答应，史料记载，穆公力排众议，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对于百里视的功绩，《左传》言“秦用孟明，遂霸西戎”。百多年后大变法家商殃的部下赵良言“（百里）奚相秦，而西戎八国来朝”，《战国策》云，“百里奚，虞之乞人，穆公用之而朝西戎。”显然，百里视乃秦穆公时富国强兵、东征西讨的重要人物，其担当的角色和所作贡献确与百里奚大秦第一相的身份十分吻合，秦用孟明而西戎，秦用百里奚而“西戎来朝”，说的是同一件，自然也是同一个人。秦穆公使孟明为政，若百里奚与他是父子两人，父子同时执政太过罕见，一朝两执政的情况同样罕见。这是百里奚即百里视的第一条理由。
　　
　　 第二，崤之战后，秦国的大夫们大多请求穆公杀死孟明，但秦穆公却说：“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将战败的责任归于自己，而非百里视，复使其为政。在这里，穆公称百里视为夫子，按古人的习惯，此时若百里视的父亲健存，且是朝中大员，那么就不当称其他为“夫子”。
　　
　　 第三，李斯《谏逐客书》云：“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买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枝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列举了秦穆公时从他国招揽而来的五位贤材，即有戎人由余，也有晋人丕豹、公孙枝，更有百里奚、蹇叔，偏偏没有孟明。无论孟明是否即是百里奚，但孟明姓百里，本非秦人却是事实。李斯的《谏逐客书》目的在于劝止秦王嬴政驱逐外国来秦士人，怎会不言为穆公立下汗马功劳、遂霸西戎的孟明？
　　
　　 第四，《左传·文公三年》记：“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左传》夸赞秦穆公用孟明而得以称霸西戎，又赞美子桑知人能举，看来孟明是由子桑向穆公推荐的。子桑即公孙枝，《左传》中没有公孙枝向穆公推举孟明的详细文字，《吕氏春秋·慎人》和《韩非子·说林下》写了，但写的是公孙枝举荐百里奚。可见奚、视本为一人。
　　
　　 第五，有关崤之战的战败责任，起先秦穆公并没有怪罪孟明，为的是继续任用他治理国家，以图向晋国复仇。不过到了穆公晚年，责任人还是受到了清算，但有意思的是因战败而受到清算的恰恰是百里奚。《史记·蒙恬列传》：恬言“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谥名曰缪。”《风俗通·皇霸》云：“……而遇肴之败。杀贤臣百里奚，以子车氏为殉。”
　　
　　 穆公临死前将子车氏三兄弟作为自己的殉葬品带进坟墓，且对百里奚进行了清算。《蒙恬列传》说罪百里奚，《风俗通》说杀，但不论是罪是杀，都与崤山之战有关，显示出百里奚对崤山之败负有责任，他并不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与蹇叔一起反对发动攻郑之战，反而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策动者。这一点，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得到了佐证。
　　
　　 《史记·商君列传》记赵良语：“百里奚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可见百里奚实在是秦穆公东进大计最主要的支持者，且是伐郑之战的发起人之一。而《左传》和《史记·秦本纪》都记伐郑者是孟明，司马迁却将百里奚写成了反战人仕，与蹇叔一起谏止伐郑、哭送秦师，可见司马迁之误。百里奚就当是孟明视，是东进战略最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根本不曾与蹇叔一道哭师。战后，穆公本未责难于他，但多年之后，百里孟明视还是受到了清算，或罪或杀。
　　
　　 总而言之，百里奚就是孟明视，是一人而非二人。司马迁将一人之事分作父子两人，变一人格为二人人格，将百里奚塑造为反战派，将孟明塑为血气少壮派。班固《古今人表》又将百里奚列于上下，置孟明视于中上。这都是汉代史家考误造成的。
　　
　　 另外，又有人将孟明的副将百乙丙、西乞术当作蹇叔的儿子，这也是不对的。《吕氏春秋·悔过》云：“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那么蹇叔有两个儿子，一名蹇申，一名蹇视，二子皆参加了伐郑之战。无论《左传》还是《史记》，写的都是蹇叔哭送儿子，但并未直言蹇叔的儿子就是百乙丙、西乞术。东汉高诱将蹇叔的儿子蹇申与白乙丙化为一人，又将蹇化为孟明视，这更是错上加错。蹇视与百里孟明视同名，并不等于二人是同一人。而百乙丙、西乞术二副将与蹇叔也没有关系。《吕氏春秋》为战国末年秦国相邦吕不韦主编，他对秦国第一手史料挡案自然熟知无疑，他都不曾将蹇申、蹇视与三位秦将画上等号，后人又怎能得到证据？
　　
　　 所以，百里奚就是孟明视，他姓百里，名视，字孟明。之所以被称为“奚”，那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奴隶。《礼记》有《疏》：“有才能曰奚，无才能曰奴。”“奚”就是有才能的奴隶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名字，只是秦人对自己这位有过特殊经历的贤相的一种别称，就像“五羖大夫”，五张羊皮买来的大夫，都是一种带有特殊感情的昵称。
　　
　　 现在，我们可以对大秦第一相的大致生平作一描述了。
　　
　　 赵良称百里奚为“楚之鄙人”，“鄙”是鄙野的意思，这是因为当时各国多有国野之分，“鄙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乡下人的意思。百里奚从晋国逃出后奔宛，那他最有可能就是宛人。宛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即楚国方城及申、息两县所在地区，属楚国北疆地区。所以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百里视是楚国宛人。初年曾周游列国，大致到过齐、周、虞、虢等地，又曾被虏晋人俘虏。赵良说他：“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整一年），缪公知之。”自卖为奴一事应当属实。他应该是在从晋人手中逃出后，先逃回老家宛城，后又听闻秦穆公“贤”，于是入秦，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自卖入秦，为秦国牧人养牛。自卖的原因是一时没有找到入见秦穆公的机会，一个外乡人远到秦国又没有生计，又花光了盘缠，只好暂时自卖求口饭吃，等待机会。一年后，他结识了大夫公孙枝，获取了公孙枝的好感，在公孙枝的引荐下才得到秦穆公的任用。至于司马迁和孟子称当时百里视年已七十有余，这恐怕不可信。以时间推算，若他入秦时已经七十多岁，那么他伐郑、讨晋时已近百岁高龄。百岁老人尚能如此精力充沛、提军远征，太不合情理了。《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很难要求它能像史家一样严格的考据，说百里视入秦时年已七十余，可能是复制了姜太公八十遇文王的故事。而赵良说“奚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六七年”也应有误。百里视在伐郑以前的活动时间远不只六七年，以百里视在穆公五年入秦开始计算，至三十二年伐郑，前后二十七年。
　　
　　 百里视本为楚国宛城一鄙人，早年周游列国，为的无非是求得个人的发展，这在他的自述中也能得到证明。《史记》载百里奚自述早年经历，先是游困于齐，想去齐君公孙无知哪里应凭。要知道，公孙去知就是那个串同管至父弑杀齐襄公篡位的那位人兄，他不久就被人杀了，齐桓公才得以即位，百里视在齐国自然没有得到一展报负的机会。到周，碰上了喜欢牛的王子颓，百里视以自己会养牛的本事从子颓哪里弄来的官位。可子颓后来造哥哥周惠王的反，百里视只能自次卷铺盖走人。到了虞国，知道虞公并不是什么贤君，也还是待了下来，混个爵禄过日子，一听晋国人要来，知道大事不好，又卷了铺盖跑路，结果还是被抓。幸好逃了出来，回到了老家。不过多时，听说秦穆公是个了不起的人，又以自卖为奴的另类方式混上了首席执政大夫的宝座。百里视完全是一个急功好利不择手段的人。
　　
　　 但对于秦穆公来说，这个急功好利不择手段的家伙恰恰是他想要的人。百里视能在秦穆公手下得到重用，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周游天下，熟知各国山川地理、地型险要，及国际大势，特别是他曾在虞、虢两国的经历，使其能够充当秦穆公东进战略的活地图、引路人。即使蒙受了崤山之败，秦穆公仍然不施以惩罚，继续任他主政，正是因为他在穆公的东进大计中是不可代替的。当然，就史料所示，这位人兄的作用还不止这一项，赵良赞他“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在境内施行德化，使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他死，秦国不论男女老幼均痛哭流涕，连无知孩童也不唱歌谣。但是，百里视对于秦穆公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东进，这也是秦国最重要的战略大计。可这位以熟知东方而被任用的一代名相，偏偏在实施东进战略中遭遇了惨败，连带着还赔掉了秦军数万精锐主力，这对人口单薄、实力有限秦国而言几乎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百里视该如何面对对他寄于厚望的秦穆公呢？
　　
　　
　　

所有跟帖： 

• 好史料，谢谢。建议下次分成几个短贴，便于阅读或打印。 -渔樵耕读- ♂ (0 bytes) () 10/04/2007 postreply 12: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