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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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系根据演讲整理的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的第一讲，该书已经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大家好！今天开始讲《三国演义》。
说到《三国演义》，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更需要先讲几句题外的话。记得我有一次到南京图书馆去做报告，讲的也是《三国演义》。我一上去，看到那么大的报告厅里面竟然人满为患，当时我就说："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寒冬的上午赶来听我的讲座，这确实让我十分感动。而且，我还看到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座位而只能站在后面甚至坐在台阶上，这就更让我十分感动了。不过，在演讲的开场之时我还是要先表示一点儿遗憾：我今天所要讲的《三国演义》，仍旧是寒冷的，这当然是因为它恰恰是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最寒冷的时代之一--三国时代，也因为它本身也恰恰来自一种最最寒冷的美学。因此，我要首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当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助我的讲座给那个寒冷的时代、这本寒冷的书和今天这个寒冷的上午带来一点儿温暖。"今天，我对你们也要这样说。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耀了我们整整七年。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望去，就不难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在我们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的阴影。这个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结束，一共历时2132年。在这2132年当中，不用我去多加介绍，每个中国人都肯定知道，是经过了许多朝代兴衰、也经历了许多刀光剑影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朝代，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公元3世纪，选择三国的时代。从公元184年"黄巾之乱"开始，直到公元280年"三国归晋"止，一共历时96年的三国时代，确实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所有中国人所最为熟悉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的2132年中，一共有494个皇帝，当然，其中有73个是死后追封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把这73个减去的话，应该是一共有421个皇帝，那么，假如我现在再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皇帝，各位会说出谁来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是仔细想想，对这几位我们大概也就只是经常听说而已，例如，在毛泽东的诗词里面。如果要论真正比较熟知的，那可能还是要数刘备、曹操、孙权了，当然，曹操生前并没有称帝。可是，96年的三国时代其实只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瞬间，在中国的2132年的王朝史中也只有区区百年，刘备、曹操、孙权也只是中国的421位皇帝中的一个零头，但是为什么就能够家喻户晓？为什么就能够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以及其他的皇帝都更引人注目呢？答案我就是不说各位也完全可以猜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啊。
《三国演义》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要把这个影响讲清楚，我觉得只要提到两个排行榜就足够了。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关于长篇小说的排行榜，第一次是在明朝末年，被称为"四大奇书"，其中的第一本就是《三国演义》，接下来是《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第二次是在清朝，中国的文化人又重新再排了一次，结果是《金瓶梅》出局，《红楼梦》上榜。不难看出，这两个排行榜已经充分显示了《三国演义》的不可撼动的地位，也充分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重要性。
说到排行榜，我还要顺便插几句话，从美学贡献的角度来评价，我倒一直窃以为在清朝的排行榜中应该出局的是《水浒传》或者《三国演义》，我始终认为《金瓶梅》从美学水平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明显高于《水浒》的，也明显高于《三国演义》。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天无法展开。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历史已经又过去了三、四百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做一次四大名著的排行榜呢？我看到有人提议，可以把金庸的《鹿鼎记》置换进来，这是否可行？这当然可以讨论。可是我觉得，经过了三四百年，尤其是经过了20世纪，经过了共和国的50年，却偏偏至今也拿不出一部作品来与几百年前的作品相媲美，就更不要说超过了，这实在令人脸红，而这也才是最值得讨论与关注的问题。不过，这也是题外话，起码是后话，这里也同样不去多多涉及。
前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强调今天我开讲《三国演义》的重要性，下面还需要简单说明的，是开讲《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各位都知道，易中天的"品"三国目前已经红遍中国，既然如此，我还有必要再讲三国吗？尽管这只是我的课程中的一讲，可是否也还是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赶时髦呢？我要说，对我的美学同行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品"三国，我表示敬意。但是，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个美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美学的眼光而在电视上去讲故事、去说书？要知道，《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经典，因此，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不正是最必须也最正当的角度吗？易中天有什么必要放弃自己已经十分娴熟的美学武器？有什么必要放下自己的学术身段呢？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因为易中天以及"易中天们"的"放弃"与"放下"，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反而也就成为一个空白，成为一种必要。而这，也就是我今天开讲三国的一个理由。也因此，各位应该能够想到，在我的讲座中，绝对不会沿袭目前盛极一时的讲故事的套路，也绝对不会放弃美学的尊严。我要尊重你们的水平，不把你们当作儿童，也要尊重美学的品位，不靠出让美学去贴近市场。简单说，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下面，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三国演义》写了什么？二、《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三、《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四、《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
一 《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你最不想投胎在哪个时代？"
我首先要讲的是：《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无疑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有人会说，写了三国大战，有人会说，写了刘、关、张等"英雄"，确实，这样说当然都有道理，不过，却又都仅仅"登堂"，而并未"入室"。我们不妨追问，在中国，国与国之间、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血雨腥风从未停止，但是为什么只有三国故事如此引人瞩目？同样，在中国，历朝历代英雄豪杰更是风起云涌，但是又为什么只有刘、关、张等"英雄"如此令人心动？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乱世"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展开的。三国是乱世的三国，英雄是乱世的英雄。而且，三国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三国"，英雄也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英雄"。
事实上，在"三国"与"英雄"的身上，"乱世"，是最为深刻也最为醒目的烙印。我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愿意投胎在哪个时代？我的学生一般都说，那肯定要选择投胎在唐朝。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说唐朝固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那就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青春的中国，但是从秦王朝开始，中国就日益颓败，也日益颓废了。因此，如果让我来做这道题，如果让我再投胎一次，那我肯定选择投胎在春秋战国。当然，今天我不会再问你们这个问题，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相反的问题。我要问：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不想投胎的是哪个时代？显然，答案就是三国时代。我最不想投胎的，就是三国时代。
中国的帝国时代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在此以后，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帝国时代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第三帝国，明清。其中，统一的朝代有九个，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不存在动乱、战乱，恰恰相反，事实上倒是"乱"多"治"少。例如秦末，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的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人口在秦朝末年是2000多万人，到了汉初已经死亡了70%。再例如西汉末：公元2年全国人口是5959万，到了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有2100万了，死亡了65%。再如唐代的"安史之乱"，死亡人口也将近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不过，这毕竟是局部的，只是动乱、战乱，而不是乱世。真正的乱世，第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现在张艺谋和冯小刚们特别喜欢写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夜宴》的年代）、南宋金、元末，等等。其中，以三国的建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乱世最为惨烈，一共394年。我们想一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十年动乱，我们就已经不堪忍受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说是八年，后来说是十四年，我们就更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这发生在第一帝国结束期的乱世，也是中国的帝国时代所出现的第一次乱世，竟然持续了整整394年。当然，其间也不是没有瞬间出现的战时和平时期，但是只有多长呢？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统计说，只有十几年。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不幸而生存于这个时代，我们将何以为生？又能够以何为生？家国之痛，民族之哀，中国人说："宁作太平犬，勿当乱世人"，这真是肺腑之言啊。我过去看过一部外国小说，是冯尼格写的《第五号屠场》，小说里写道，主人公所生活的人类社会也遭遇了一场兵荒马乱的不幸，于是男主角就逃到了其他的星球。外星人问他：你认为什么最宝贵？这个男主角就说：和平地生活。这也同样真是肺腑之言。
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问世无疑与乱世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偏偏从历史题材开始，而且偏偏从乱世开始，显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三国演义》定稿于明朝，元末四十余年的乱世无疑也给当时的文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触。他们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也更是恰恰构成了《三国》的内在取向。
绝对现场与边缘情境
我计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大多有近九成的内容是写的乱世。至于这个乱世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不妨摘出几段文字，各位自己看看：
先看第一个例子--
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1
皇帝出京逃难，又回到了首都洛阳，一看首都完全被兵燹焚毁。他的政府官员来庆祝他重返首都，是站在哪儿呢？"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就是全都站在荒草里。这就类似皇帝领着他的手下在一个荒地里开政治局会议，连个像样的桌椅板凳都没有，只有几块儿石头。当时竟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洛阳的市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是当时我们国家的首都，但是却只剩下了数百家。而且这数百家的市民连饭也吃不上了，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儿过活。
再看第二个例子--
当时叛将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出来造反，把皇帝围在城里，皇帝就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想要什么官儿我给你们什么官儿，你们还是跟我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吧。这四个人同意了。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里怎么描写的：
（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勒要如此官品，帝只得从之。（第10回）
（但是他们还不满意，皇帝只好又封了二百多人）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第13回）。
更为恶劣的是后来郭汜与李傕起了内讧，李傕竟然说：："不须多言！我两个各不许用军士，只自并输赢。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第13回）皇帝竟然成为政治的第一赌注，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今古奇观。
再看一个例子--
皇帝因为不堪董卓的勒索和威胁，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我们看看董卓怎么说呢？"怨望作诗，杀之有名矣"。他竟然要对皇帝施加文字狱。大家知道，在中国只有对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清朝文人的诗里还写过"避席畏闻文字狱"，对皇帝我们却极少看到，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竟然看到了。
最后再看《三国演义》以外的一个数字以及两首诗歌--
一个数字：公元156年时，中国的人口是5000万，到了公元280年，三国时代结束与国家暂时统一时，全国人口就只剩下了1600万。这是何其悲惨的景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三口之家都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啊！
两首诗歌：一首是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我想，"生民百余一"大概不是曹操的文学想象，而应该其实就是三国时代的事实。还有一首是蔡文姬的《悲愤诗》，比较长，只要记住下面几句即可："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读完这几句，我想，你们就不难知道什么是乱世，也不难进入历史的绝对现场。
显然，《三国演义》写的就是"乱世"。《三国演义》就是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而这无疑正是《三国演义》最为成功之处。也正是它能够几百年来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且没有被排挤出局的重要原因。
为了帮助各位更加深入地理解"乱世"与《三国演义》的内在关系，我想引入一个重要的哲学、美学概念：边缘情境。这个概念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例如死亡、失败、生离死别时的一种突然的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人只是"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2时，换一句话说，只是在进入边缘情境时，才会恍然大悟，也才会如梦初醒。应该说，雅斯贝斯的发现很有道理，也已经获得了美学家们的普遍认同。而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证。例如曹雪芹的从"钟鸣鼎食"之家沦入"待罪之身"，鲁迅的"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都是他们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的重要保证。鲁迅说："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这里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为我这里强调的"边缘情境"。遗憾的是，在《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我还从未看到"边缘情境"概念的引入。其实，"边缘情境"正是剖析《三国演义》美学的前提，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边缘情境"是双重的，不但作者是置身"边缘情境"，而且小说描写的也是"边缘情境"。这，就是我在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乱世"。
让"三国"更有"人味"的演"义"
因此，《三国演义》实际也就是中国人在乱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这 "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就体现在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上。从这个角度再看《三国演义》，我们才会懂得，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要去"演义"三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义"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是讲"仁义"，是"仁"与"义"放在一切的，但是一旦进入"边缘情境"，"仁"与"义"之间的对话关系就出现了全面破裂，处理私德的"孝"与处理公德的"忠"（"孝"的延伸）也出现全面破裂，这个时候，"义"，就成为乱世的精神动力。你看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大义灭亲"、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起义"，甚至中国人在放弃了所有的正常的对话关系而被迫做了土匪上了梁山时所讲的"侠义"，就会知道，这里的"义"就正是中国人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在"忠孝"之上，在"仁"之上，中国发现，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义"。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关羽"义释曹操"，这显然不合"忠孝"的标准，因此往往为后人所困惑不解，甚至作为关羽的一个失误来解释，可是，如果看看后人对于关羽这一行为的津津乐道，再想想《三国演义》为什么要着意刻画这个细节，就知道其实这正是《三国演义》所推崇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它强调的是：尽管由于主流社会的崩溃，由于国破家亡，"忠孝"已经无从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指向性，但是却还应该恪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见义"还是要"勇为"，所以仍旧不能因为"背信"而"弃义"，更不能恩将仇报。也就是说，还是要有道德底线，还是要有"人味"。推而广之，显然，中国人正是从道德底线--"义"的角度也就是要让历史有"人味"的角度着手三国历史的演绎的。张尚德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三国演义》这本书是为了要"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就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零涕，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我觉得，《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也代表着中国人在"边缘情境"中对于"义"的洞察，并且最终"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知"中华帝国"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具体来说，《三国演义》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而且，《三国演义》还自问自答，对于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三国演义》所做出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回答。我想，这应该就能够解释《三国演义》为什么一直深受中国人的欢迎，而且一直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没有被排挤出局了。不过，我不能不说，假如站在今天的美学立场上来看的话，那又必须强调，《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实在是非常肤浅，从让历史有"人味"（"义"）的角度来反映、反思与反省乱世，其实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也仍旧没有"恍然大悟"，也仍旧没有"如梦初醒"。更为严重的是，《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还有一些非常错误的地方。对此，鲁迅精辟地概括为"三国气"，他批评说：中国之所以盛行《三国演义》故事，就是因为中国人身上有"三国气"。这里的"三国气"实际就是指的它所推崇的"人味"（"义"）一旦被绑架到历史的战车之上，一旦被置身于"敌我"、"好坏""是非"的价值语境之中，也就反而美丑不分，善恶混淆，不但往往成为罪恶的帮凶，不但往往因为自己的"义气用事"而不惜将更多的无辜者拖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往往其自身就是最大的罪恶。遗憾的是，我们却往往对此有意或者无意地视而不见。
而这，也就正是我在后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 导致"乱世"的原因何在？
顶缸替罪的"十人帮"和坏心办坏事的"愤怒英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我已经讲过，对于乱世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美学特色。其实，这个特色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就已经清楚无误地显露了出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句话，也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而且，在我看来，这也还是《三国演义》的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三国演义》所把握的"边缘情境"。它无疑正是中国人所面临的"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所面临的"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
说起来非常奇怪，在全世界的历史中你都很少看见这样的现象：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假分真合，真分假合......而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个朝代却偏偏就是如此，它使得漫长的中国历史就类似于一连串的劳而无功的建筑工程，刚刚建成又拆毁，刚刚拆毁又去搭建......把一座高楼大厦建建拆拆反复了二十四次。在2132年里，中国人的所有努力实际都被付诸东流，中国人的全部热血实际上也都被虚掷、被浪费了。时间虽然不断向前，但是一切都只是在循环往复、原地踏步。因此，这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分合之道，实际就蕴涵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秘密。中国历史的"好看"就在于此，中国历史的"悲惨"也在于此。而《三国演义》能够由此起步，无疑就体现出它的远远超出前人与后人的美学眼光。遗憾的是，当《三国演义》代表中国人来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却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
导致"乱世"的原因是"失德"，这是《三国演义》所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答案无疑是肤浅的；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答案无疑是错误的。面对乱世就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到了盛世就把原因归于清正廉明，这实际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看法，让人想起中国的鬼总是要寻找替身、寻找替死鬼这一"中国特色"。看来《三国演义》虽然置身"边缘情境"，但是它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却仍旧未能免俗。结果，历史的真相被再一次地掩盖起来，这使得《三国演义》既深刻但又不太深刻，既好看但又不太好看。
以《三国演义》的开头为例：《三国演义》开始于"英雄的愤怒"，这愤怒来自于两个方面，社会外部的黄巾军起义，社会内部的"十常侍"的腐败。由此，引出了天下的"英雄"。先是刘关张，然后是曹操，然后是孙坚，等等。应该说，这个开头蕴涵着《三国演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洞察，还是非常深刻的。以黄巾军起义为例，正如《史记》所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3其中，"土崩"是指农民起义，"瓦解"是指政府内部的腐化和败坏。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忧患就是农民起义。而《三国演义》恰恰就看到了农民起义对于封建王朝的摧枯拉朽的作用。再如"十常侍"的腐败，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宦官时代，"十常侍"的腐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权的时代。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这些宦官一起被杀，一共三十一年。这里的"十常侍"，仿照我们"文革"时期的"四人帮"的叫法，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三国演义》能够把乱世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权的时代联系起来观察，应该说，是很有眼光的。再联想一下，在《三国演义》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写过一本书，《三国志评话》，它的开头也是写"英雄的愤怒"，但是却非常糟糕。它写的是刘邦建国以后滥杀开国功臣，结果到了三国时代，那些开国功臣就托生为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人回来报仇。这就把历史完全恩怨化、宿命化了。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揭示，是现实的原因导致了"英雄的愤怒"，已经非常深刻了。不过，如果站在美学的立场上看，那么我必须要说，这还是非常不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把目光转过去，看一看在西方文学中同样出现的一次"英雄的愤怒"。
我要举的西方文学作品是《荷马史诗》。各位都知道，《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之久，但是，当荷马写特洛伊大战之时，却只选择了其中的五十多天去写。这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师的非常卓越的美学眼光。因为在他看来，透过五十多天就完全可以穿过历史的烟云，把特洛伊大战的根本的原因写清楚。可是，即便是只写其中的五十多天也还是有一个开场的问题。那么，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很有意思，和我们的《三国演义》一样，他也是从"英雄的愤怒"开始。这就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既不是因为国家的贪官当道，也不是因为"敌人"的凶残暴戾，也不是因为江湖恩怨，而只是因为人性的"尊严"。他的参加战争并不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不是为了匡复正义，而只是因为神预言他会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他偏偏要以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向命运挑战，显然，这是在呵护人性的尊严；他的出场决斗，也仍旧不是为了要与挚友"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是为了呵护人性的"尊严"；同样，他最后同意赫克托尔的老父把儿子的尸体带回去，还是为了呵护人性的"尊严"。这意味着：西方的荷马在两千年前就没有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写人，更没有落入"精忠报国"之类的拙劣圈套，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战争，而是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在战争中人距离爱与美更近还是更远？这才是他所密切关注的。因此，"阿喀琉斯的愤怒"实在是一个非常典范的开场。"阿喀琉斯的愤怒"，在我看来，也实在是一次人性的愤怒、美学的愤怒，更是一次不朽的愤怒。但是，中国的《三国演义》是不是呢？我坦率地说：不是。
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的《三国演义》的"英雄的愤怒"。大家可以注意到，《三国演义》中第一个"英雄的愤怒"的细节是写了谁呢？"张翼德怒鞭督邮"。督邮是一个什么官儿呢？各位不要一看"邮"就以为是邮政局的官儿，不是的。它相当于市纪委的一个到下面来检查工作的干部。张飞认为这个人欺行霸市，尤其是拿刘备太不当一回事，因此就把他痛打了一顿。这个"张飞怒打督邮"的细节十分典型，因为他把黄巾起义的原因和"十常侍"的腐败都折射了出来。可是跟《荷马史诗》的"英雄的愤怒"一比，就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英雄的愤怒"明显地不如《荷马史诗》的"英雄的愤怒"水平高。与人性无关，也与美学无关，因为，它把"英雄的愤怒"非人性化、非美学化了。贪官污吏只是动乱的结果，但是《三国演义》却把贪官污吏看做了动乱的原因；因此误以为"杀尽不平方太平"，于是便大打出手；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贪官污吏偏偏越杀越多，甚至，想杀尽贪官污吏者往往自己就比贪官污吏还贪官污吏；最后，"英雄的愤怒"就演变成一场为杀人而杀人，以"统一"之名行"分裂"之实、五十步笑一百步、小贪官污吏杀大贪官污吏、未来的贪官污吏杀现在的贪官污吏的军阀混战。在我看来，这样的"英雄的愤怒" 恰恰就是国家从"动乱"沦入"乱世"的原因之所在，与其说是"好心办坏事"，不如干脆就说是"坏心办坏事"，而且，以后的绵延了394年的乱世告诉我们：这样的"愤怒"还不如不"愤怒"！
其实，出现乱世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根源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是现实的根源，一个是人性的根源。
"抢椅子"的千年游戏
现实的根源是指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据。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会让各位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贪官污吏以及它所导致的黄巾起义确实是乱世的导火索，但是却并非导致乱世的真正原因。导致乱世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恰恰相反，他们统统都是希望混水摸鱼，都是希望借助战争图谋不轨，都是希望发战争财、国难财的。换言之，三国之所以打成这个样子，甚至发展到后来又延续了几百年的军阀混战，以至于竟然在394年以后才最终实现和平，是因为当时的所有的军阀都只想"统一"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想"统一"在别人的手上，结果当时的中国就被迫落入了一种谁也不敢先放手而且也绝对不甘先放手的"囚徒困境"，这，才是动乱的根源。至于什么"有德"，什么"失德"，什么"贪污"、什么"腐败"，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那都是狗屁！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发起战争的借口。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不贪污的官吏实在太少太少，夸张一点说，没有哪一个官不贪污的，因此，往往都是为了整他才把他弄出来并且说他"贪污"，如果不整他那就根本不会有人说他"贪污"了。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其实中国社会就正是一个产生贪官污吏的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产生贪官污吏是必然的，不产生贪官污吏则是偶然的。产生海瑞这样的人是偶然的，产生"十常侍"这样的人则是必然的。因此，真正导致乱世的应该是这个社会本身，而不应该是贪官污吏以及它所引发的黄巾起义。何况，我们在小说中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在军阀混战之前，宦官就已经被整肃掉了，黄巾军也已经被平定了，即使是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了。乱世显然还有其更为深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要我说，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
为了更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我推荐你们去看一本书，就是钱穆先生写的《国史大纲》。在中国，除了司马迁的《史记》独步天下，无人可及，我一直都认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应该名列第一。各位不妨置诸案头，经常拜读一下。相信绝对不会空手而归。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导致三国乱世的原因就是一个例子。在《国史大纲》里，钱穆先生用了"离心势力的成长"这几个字，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興，并不在此"，"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是因为"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 钱穆先生把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概括为："离心势力的成长"4。
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真正希望和平，就正是这"离心势力的成长"的写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社会。
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尽管我们的中学也开历史课，尽管我们的每一届高考的文科考生也都要考历史，但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却真的太贫乏。而目前的清宫戏、明朝热以及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大片等等，更是把我们弄得摸不到东南西北。可是当我们真的去面对生龙活虎、活色生香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是非常茫然，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历史的教科书里经常讲阶级，也经常讲阶级斗争，还经常讲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可是，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实际都是"屠龙术"。结果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阶级呢？所谓"阶级"主要是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概念。经济上首先要独立然后才有可能产生"阶级"，可是，中国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阶层，哪一个人在经济上曾经独立过呢？从来没有啊。其实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阶级"，而只有"等级"。所谓"等级"，是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最适合于中国的概念。也因此，在中国一个人的实际地位，也就完全决定于他的"等级"也就是他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中国经常讲的，他"有权"还是"没有权"。
"等级"的例子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我们经常错误地以"封建社会"来定义中国社会，然而实际上中国根本就与"封建"无缘。事实上，古代中国只能被称之为"专制社会"。什么叫"专制社会"呢？就是"天下一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奥秘就是一个字："抢"！大家你争我夺，大打出手，玩"抢椅子"的游戏，直到天下归"一"为止。对此，我们不妨听听著名专家的意见：
中国的祖先发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黄帝到夏禹这一时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满了血腥的战争。
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战争中逐渐形成了暴力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统治权力和这个政治统治权力能够绝对支配的稳定的地理区域。
表面看来，战争的结果是胜利者一方征服了失败者一方。实质上，当胜利了的人民从庆贺胜利的欢呼与狂热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也同时被征服了，甚至在还未征服他人之前就已首先被征服了。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已经全部并灭干净。
全世界的人类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必不可免地经过一个英雄崇拜时代--一个崇拜英雄的历史阶段，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专以制服同类著称的，却是极为罕见的。5
十分明显，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无不起源于强权、暴力和杀戮，而且，谁当皇帝，天下就是谁的家产，谁当皇帝，百姓就是他的臣民。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越大，安全越小"，"剥夺者必然有被剥夺的恐惧"，因此他绝对不会允许大权旁落，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6。明朝的大学者黄宗羲也说得非常清楚：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皇帝自己对于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了。各位都知道梁武帝，这个人和南京关系密切。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高寿的皇帝，高寿在历代皇帝中排名第二，而且八十岁还出去带兵打仗。可惜最后他死得很惨，是饿死在我们南京的台城的。这也是南京历史上非常厚重的一页。可是各位是否知道梁武帝在灭国的时候说了什么吗？他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江山丢掉了，可是他说没关系，这个国家不就是我自己的财产嘛，小偷偷了就偷了，强盗抢了就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没什么好遗憾的。而另一方面，既然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那么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则显然都没有国家的财产份额。那么，他与皇帝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古代的官员被称为"牧"。"牧"，《说文解字》中写"养牛人也"。《淮南子·精神训》称："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因此，他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子与禽兽的关系。也因此，百姓没有任何的权力，而只能向皇帝租了他的土地去耕种，然后再以四种方式去回报。第一种是税，也就是给皇帝纳税，比如说按照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纳税，这叫做"什一税"，这是中国最流行的；第二种是役，也就是给皇帝服徭役，到了农闲的时候，就去修长城，挖运河，还要自己带干粮，是白干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个"徭役"，孟姜女哭长城，实际上就是哭徭役。第三种是赋。皇帝遇到过生日之类的事情，就要向民间下一道圣旨，叫百姓给他送礼。就像现在干部往往利用"住院"、"生日"来暗示下级送礼一样。第四种是贡，有时候你还得想办法拍拍他的马屁，主动给他点儿土特产之类，这就叫做"贡"。不难看出，不论是"税"、"徭役"、"赋"还是"贡"，其实就是明火执仗地掠夺、明火执仗地抢。那么，百姓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什么呢？其实什么也得不到。即使是盛世，也只是"民享"，也就是享受一点儿安定而已，至于"民治"、"民权"，那是根本连想都不要去想的奢望。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只有私权没有公权，只有皇权没有民权。
皇帝永远算不清的账：抢多少算多？
那么你们一定会问：我已经等不及了，你讲了这么多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究竟跟中国频繁出现的"乱世"有什么关系呢？跟"离心势力的成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说：很有关系。"专制社会"的这个特征，使得皇帝这个中国社会的掠夺者从来就不关心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关心社会财富的交换，而只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可是，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是社会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导致"土甭"和"瓦解"的乱世？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高明的政治家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欲壑难填"，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他们的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你只有不断地满足他。一方面，则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战国人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时，曾算过一笔帐，这笔帐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一夫挟五口，种田100亩，亩产1.5石，计150石。可是，具体的开支是什么呢？李悝接下来又列出了一份开支表：租税：十分之一，15石；剩余135石；口粮：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钱，全家全年1500钱，折合粮食50石；祭祀：每年300钱，折合粮食10石。结果，开支缺口为15石。（《汉书·食货志》）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说当时的百姓生活水平大体是在15石上下浮动，我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问题也就十分明确了。掠夺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无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掠夺得多了，百姓又明显无法承受。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的工作无非就是给皇帝在"税"、"徭役"、"赋"和"贡"上出主意而且设法把"税"、"徭役"、"赋"和"贡"收上来。至于怎么发展生产，怎么帮助百姓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那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可是，他们无法真正左右皇帝及其家族的掠夺。中国的皇帝及其家族往往贪得无厌，但是又永远计算不出掠夺多少才是合适的。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他不知道，他从百姓手里最多能拿多少钱他也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极为昏庸的皇帝，都已经国破家亡了，他的手下跟他汇报说：老百姓没饭吃了。他说，没饭吃，那为什么他们不喝肉粥呢？就是这么昏庸啊。因此，中国的乱世与盛世其实也很容易判断：抢得少，就是盛世，抢得多，就是乱世，就是这么回事。因此，横征暴敛，例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骊山陵墓、长城这三大徭役，就可能导致天下的动乱，甚至导致乱世。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西方，我们在西方很少看到中国这样的乱世频仍，也很少看到中国这样的动荡不已，像中国这样的由一个最落后最贫困的小国--秦国统一中国的情况，更是无法想象。拿破仑、希特勒都尝试过，但是却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是皇帝的，国家是国家的。因此它有联邦制，也有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多元的力量被用各种各样的权利去加以制衡。而且，国家向百姓掠夺多少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是可以科学地计算出来的。何况，百姓和国家之间也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我们就把它叫做民主社会。当然，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都不涉及价值判断，也没有必要去权衡高低，因为这都是东西方各自的历史选择，但是，中国的专制社会比西方的民主社会更容易出现动乱，却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实际的问题还要更加复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历史往往表现为：首先是有那么一个人通过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他就要全国人养他自己及其全家。后来由于横征暴敛（也可能是由于天灾人祸或者外族侵略使得百姓无法承受正常的"税"、"徭役"、"赋"和"贡"），百姓实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天下大乱，不过，中国的专制社会容易倒塌但是也容易修复，只要有一个人出来以暴力荡平天下，社会就可以"归一"，只是，他又要穿新鞋走老路，逼迫全国百姓养他自己及其全家。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你们很容易想到，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横征暴敛，那么，危机毕竟还是可以预测的，因此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社会的危机的不可预测以及无法预防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横征暴敛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换言之，在中国，谁能够致富，谁不能致富？谁过得快乐，谁过得不快乐？谁过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谁过得要风没风、要雨没雨？只有一件事决定，就是--抢。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抢劫资源，掠夺社会资源，是唯一的生存选择。它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掠夺社会资源而不是想办法生产社会资源，是这个社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方法。
我们看几个在中国发家致富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刘邦，刘邦是我们江苏的一个普通百姓。他一家在《史记》上都没名字。父亲叫刘大爷（刘太公），母亲叫刘大娘（刘媪），他自己也没有名字，叫刘季，"季"不是名，是在兄弟里的排行，就是刘老三。刘邦是他后来的名字，为什么叫刘邦呢？朕即国家啊。他不叫刘邦谁叫刘邦呢？整个汉室江山都是他的嘛，他当然应该叫刘邦。这样一个连《史记》都考证不出名字的人实际只是个"无赖"，可是后来他夺了天下以后却跟他父亲说：你看，你从小就教训我，说我"无赖"，连一份家业都挣不了，不如我二哥，现在看怎么样？是我的家业大，还是我二哥家业大？这个例子，应该能够让我们懂得很多东西。
第二个例子是吕不韦。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战国策》里吕不韦那个著名的关于生财之道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聪明人，我认为非吕不韦莫属。吕不韦是个商人，他用他商业的投机学算了一笔投入产出的细账，他跟他父亲说：如果我耕田种地，收益是多少呢？是十倍；如果我做生意呢？收益是多少呢？是百倍；可是如果我要是能够把一个国家抢到手呢？那收益就是无数倍了。于是吕不韦说：那我就去抢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生财之道。
第三个例子，中国古代有一个学者叫宋翔凤，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也就是三代以下没有不当官儿就能发财的。明朝有部小说《醉醒石》，它的第八回里，主人公也说了一句话，可以作为前面那句话的注脚，他说：中国的地主因为权力而致富的"十之七"，由于劳动而致富的"十之三"。各位如果到江浙皖一带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些深宅子大院儿，都是当官儿者退休回来买的。天天靠从鸡屁股后头抠蛋来发财的，有谁听说过呢？所以，中国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形象：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先争了权才能夺利，先升了官儿才能发财。而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准确，他说中国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中国的地主在前面一定要加"官僚"，先当"官僚"，后当"地主"。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奥秘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或许还可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呢？结果，中国社会就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而在这当中，官员的腐败尤其值得注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人是皇帝，他通过战争暴力的方式掠夺了全国的社会资源。这我们在前面已经剖析过了。但是在中国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政府官员。从表面看，官员只是皇帝的御用工具，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打个比方，就是虎狼关系。对于皇帝来说，天下都是他的财产，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他要的太多了，天下就会完蛋，他要的不那么多，天下就多维持几天；政府官员呢？他当然深知"抢"的奥秘，因此他也深知，要想赚钱就只有想办法狐假虎威，假借皇帝的权势来搭车向老百姓伸手。他本来是帮皇帝办事的，可是他却同时也为自己办事，趁机把自己的掠夺也搭在皇帝的"税"、"徭役"、"赋"和"贡"之中。
结果，我们看到，在皇权以外，在中国历史上政府的官员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关系结成了不同的博命集团，也就是掠夺集团。以三国所在的汉代为例：
第一种是宦官集团。在罗贯中看来，桓帝时是"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灵帝时是"中涓自此愈横"，（第1回）也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宦官集团利用皇帝的年幼弱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谎报国情、谎报军情，然后想办法骗取权力，进而掠夺国家财产。这个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做过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皇权中最病态和最丑陋的东西的无限放大的结果。而且当宦官的心态都不太正常，见了男人就恨，见了女人更恨，所以最容易出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三国的问题就起源于此。东汉的十三个皇帝，有十一个是儿皇帝。有十二个没有活过四十岁。这就必然导致宦官的干政。而宦官的横征暴敛，无疑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二种是外戚集团。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母族是母亲家的人，是血缘关系；妻族是妻子家的人是姻缘关系。因为重用宗族可能会导致皇位被取代的危险，而重用外戚去不存在这一危险，加之汉代多为小皇帝，是皇太后主持朝政，重用娘家人，显然并不奇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也不难看到，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就出现了外戚何进的辅政。外戚集团的横征暴敛，无疑也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三种是世族集团。三国是个世族大家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大部分力量也都控制在各地的诸侯、豪门等世族集团的手中,大部分的人才也来自世族集团，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三国演义》总结说，当时造成乱世的主要是宦官集团，实际并非如此，造成乱世也与世族集团有关。
我已经讲过，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无限政府的扩张欲望、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那怎么办呢？你只有不断地满足他。而不断满足的过程当中，那些不同的博命集团又把他们扩张的欲望附加在皇权之上（其实还要加上水浒集团这样的体制外的博命集团，他们也要对百姓大肆掠夺，这里暂且不论，参见我的第二讲《〈水浒传〉：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帝越到民间横征暴敛，国库的银子就越少，为什么呢？就是半路打劫的太多了。皇帝越是没有钱，他就越要到民间去搜刮盘剥，可是他越是到民间去搜刮盘剥，他就越发觉得国库里的银子少，为什么呢？各路官员都把它盘剥走了。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中国政治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谁都搞不好，谁都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崩溃。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应该为他一洒同情之泪。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平民皇帝。他只要听说有谁欺压百姓，就怒火满腔（在保护百姓这方面，他和毛泽东的特点很像。所以，毛泽东很喜欢朱元璋）。但是我们发现朱元璋所有的反腐败措施都失败了。要知道，他为了反腐败而搞的运动的规模超过了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他对腐败分子的惩罚严厉到只要你贪污几十块钱，就要把你"剥皮实草"，就是把你的皮剥下来，里面放上草，你是县长我就放在县政府门口儿，你是市长我就放在市政府门口。一放就放很长时间。可是即便这样，中国的官吏仍旧前赴后继地贪腐。朱元璋最后也糊涂了，他说：我已经给你们工资啦，而且还用这么残酷的刑罚惩治贪腐，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地贪呢？他到死也找不到答案。实际上，答案就在于：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治一乱"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终得以形成。
孙、刘、曹的独得之秘："抢"才是硬道理！
弄清楚了在中国频繁出现的"乱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再看"离心势力的成长"。
在我看来，"离心势力的成长"与当时的庶族集团拥兵自重有着直接的关系。前面我已经讲到，当时出现的世族形成了特定的世族集团，并且组成了不同的地方豪强。这些豪强类似于各位比较熟悉的文革时期的军管会的首脑（这就是所谓的改"剌史"为"州牧"）。皇帝让他们对各地实行军管，本来是为了遏止动乱，但是他们却领头带兵捣乱。当时因为大多是少年皇帝，国家的最高统治出现失控；由于铜钱的贬值又导致了赋税的大大加重，于是，动乱也就应运而生。然而在他们看来，动乱的局面，又正是他们可以大捞一把的天赐良机。因此，他们又希望能够不断地乱下去。所以，才会出现曹操和袁绍打仗时的一幕闹剧：曹操一上阵就宣布"吾今奉诏讨汝！"袁绍一上阵也宣布 "吾奉衣带诏讨贼！"显然，他们都是在以皇帝的名义趁火打劫。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八路诸侯讨董贼。十八路诸侯讨董贼，意味着所有诸侯都开始意识到：旧王朝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动乱真正开始了。于是，新一轮的势力新分配拉开了序幕，天下开始了毫无秩序可言的弱肉强食。不过，这些人作为当时汉王朝的精英中的精英，脑子还比较僵化，他们还只是想到你这个皇帝不给我更多的特权，不让我更多地横征暴敛，因此我要跟你这个皇帝要权。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当皇帝。在这方面，可以以袁绍为代表，他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是高干子弟。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就只想到要跟皇帝要权。但是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当皇帝。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作"袁绍们"。
不过，这时还有一些人，例如曹操、刘备、孙权，作为冷眼旁观者，已经领悟到了中国历史的奥秘：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过去以为皇帝是天子，现在才恍然大悟，其实也无非就是皇帝打仗打得比我厉害，结果把天下夺走了。既然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帮着皇帝打天下呢？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打天下呢？"窃国者侯"，原来谁的权力大，谁拥兵自重并且能够得到天下，谁就是皇帝。五代十国的后晋时代，有位节度使安重荣先生说了一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想必正是这些"冷眼旁观者"的独得之秘。
在这方面，曹操应该说是一个代表。严格说，曹操应该是庶族集团的代表，庶族是一般的中小地主，所谓"寒门"。庶族集团是当时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世族集团之外的新兴集团。除了曹操，孙坚、董卓、公孙瓒等等也名列其中。这个集团的人与平民相比，受过更多的良好教育，但是与世族集团的人相比，出头的机会相对较少，例如曹操的老爸，就只好花钱去买官。而且，世族与庶族绝不来往，顽强地保持着"士（世）庶天隔"的界限。但是也正因此，庶族也就更少条条框框，更不受那些虚假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在乱世的血泊中，面对十八路诸侯们的推诿不前，曹操曾经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仔细想想这句话，不难猜测到曹操的内心。由此开始了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的尝试、"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尝试，这意味着一个奸雄的产生，一个分裂天下、阴谋乱中夺权的奸雄的诞生。确实，在这个方面曹操是很聪明的，最先一下子就看透了中国历史的这个公开的秘密。而在官渡之战之后，世族集团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曹操也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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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备也不是世族，也不属于拥兵自重的豪强。他名为宗室，实为寒门，从小"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是在乱世的血泊中，他也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与虎谋皮的"分一杯羹"的尝试。也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才格外引人瞩目，而且因为给后人以极大启发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按历史上人物的真实年龄排序，关羽应该排老大，当时他们三个年轻人，关羽25岁，刘备24岁，张飞20岁。但是《三国演义》却把"桃园三结义"隆重推出，这实在是小说的一大发明，也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的一大总结。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三国演义》要揭示的是，为了掠夺皇权，如果你已经是省长、市长了，当然可以拥兵自重，图谋把江山抢到自己手上。但是假如你既不是省长也不是市长，假如你连个村长也不是。刘邦不还是个村长嘛？那你怎么办呢？《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可以通过"结义"的方式达成政治联盟，去掠夺天下。所以，刘关张开的这个头，从表面上看是兄弟情谊，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政治结盟的特定方式。所以，对这个刘关张三结义我们不要太看重所谓的兄弟情谊。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联盟，所以才会以"死"相邀，强调"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我们还可以联想，刘备这个人特别喜欢结婚，结了一次又一次，而且从来都是政治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本来就是高官后代、干部子弟。但是刘备却出身贫寒，因此他要不断进行政治结盟啊。还有刘备的到处吹牛，所谓刘家后代，实际上已经差了几百年了，DNA早就稀释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了，但是他还是要利用，就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当然，他的真正开窍还有待时日，要一直等到被荆州兵马追杀他不得不马跃檀溪为止。
除此之外，还有孙权。孙家也是庶族。他的前辈孙坚一直是坚持国家统一的，在诸侯联盟中他也与曹操一样，始终是最积极的，而且自称"破虏将军"。捡到玉玺之后，他也如获至宝。到了孙策就大不一样了，他非常果断地拿这个玉玺去换了兵马，拥兵自重，开始走上分裂中国的道路。而在孙权时代，他最初也还是藕断丝连地保持着与国家政府的联系，鲁肃就与他讨论过辅佐汉室的问题，鲁肃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而且曹操"北方多务"，因此可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可是当时的孙权却不同意，他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也。"(《三国志·鲁肃传》)直到赤壁大战，孙权才抓住吴蜀联合这一"救命稻草"，彻底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
另外，三国时代也为当时的不同军事集团提供了一个掠夺国家资源甚至争霸天下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的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各位知道，除此以外中国的经济中心还有四个，但是当时都还没有开发，一个是蒙古地区，一个是东北地区，一个是西北地区，一个是沿海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这三个地区恰恰就是三国时期三国大战的经济基础，也为不同军事集团拥兵自重提供了经济可能。
而这一切，也就集中体现为"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断言："离心势力的成长"，就正是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源。黄巾军已经被平定了、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但是那些世族集团却希望混水摸鱼，那些庶族集团更是渴望乱中获利。也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再在三国之间强分是非善恶，更不要再在三国大战中强分正义与非正义，无非就是一些人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掠夺国家政权，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权的方式来加倍地掠夺老百姓，无非就是权力之战。因此，三国无义战，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战争狂徒。这样看来，《三国演义》认为中国的乱世是因为"失德"才造成的，就无疑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中国的乱世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专制体制所使之然，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有一切。结果，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是动乱不已。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那么，中国的乱世也就无可遏止了。这，就是中国三国时代乱世的总根源。再说得远一点，中国394年的动乱史，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公开秘密的淋漓展现。
国家：应该站在铁笼里发话的权力
讨论了现实的根源，下面再来讨论人性的根源。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根源。因为《三国演义》是一本文学巨著，而不是类似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样的《三国大纲》，因此我们还要关注：《三国演义》从美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三国的乱世的？这样一来，我们如果还是仅仅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还要进一步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如果前面是从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么这里就是要从对人性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人性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这样，也就必须去考察乱世的人性根源。三国的乱世和人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三国的乱世是人性的觉醒还是人性的迷失？显然，作为一部文学巨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也必须回答的问题。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交的是一张白卷。一部中国的著名小说，而且是一部始终高居于"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这样两个最高级别的排行榜之中的著名小说，竟然在美学考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交了白卷，这很有点尴尬，也很有点无奈。但是，这毕竟就是事实。人性的根源的准确把握，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进入美学殿堂的起点，《三国演义》在这个地方戛然止步，说明他只是从现实的根源来看待乱世，而且误以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使命。但是，我们却不能止步于此。下面，我就从人性的根源的角度对三国乱世再做讨论。我希望借助这样的讨论，能够反过来让你们看到，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白卷而给《三国演义》带来的美学失误是多么的令人痛心。
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机器的产生是人性进步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因为人类产生以后，随着文明的发展，所有人都逐渐意识到了要团结起来，于是就有了国家，并且通过国家来进行管理。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也曾经存在。比如说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曾经说：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在国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个文明的人。反过来，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经过将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国家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不再把国家的产生看作人性进步的结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恶的结果。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关于国家产生的"原罪"假设：人性的原罪是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结论。也就是说，因为人性的罪恶，人类没有办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国家"这样的工具来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是什么呢？人性的耻辱。它是上帝的一个不情愿的赐物，也是对人性的罪恶的补救。当然，一说到"罪"，你们就有点儿紧张，觉得自己怎么会跟"罪"沾上边儿？国家又怎么会跟"罪"沾上边？不可能的。要解释一下，这里说的 "罪"不是指的犯法，而是指的"过失"。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限的世界当中，他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的信息，他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因此，他就只能事事以自我为圆心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样，就难免犯下种种"过失"。这就是所谓"原罪"。可是，这样就势必造成混乱，怎么办呢？只有用一个公共的规则把大家都限制起来，从而设法避免这一结局。这就是国家产生的人性根源。布什当选总统后发表总统致词，他说：从此我就被你们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了，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这就是国家的作用，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里。那么，国家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国家是工具--一个有用的工具，这才是人类的国家所产生的真实原因。国家的作用是确保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用外在强制的方式，要求人们必须做什么和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要问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正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都必须保证所有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的在"起点"上的平等、在规则上的平等和在机会上的平等。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那我们又必须说，国家也有"原罪"。国家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却毕竟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东西。用限制和干预的放肆来实现了它的国家权力。可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这也是国家的"原罪"。所以，人类又要限制国家的作用，不能让它从有限的工具变为无限的工具。国家只能行使为人民在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底线权力。人民让渡少部分的权力给国家，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比如说每个人碰到红灯的时候要等一等。这是这个国家对你的限制。但是这个国家不能任意设置红灯，更不能永远是红灯。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国家只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以恶治恶"的方式，因此也就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借助它限制和干预个人。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权利是国家所绝对不能干涉的。在这个地方我要强调，我们中国人理解起这个问题来往往比较困难，我们中国人往往会以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个人的利益微不足道。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到有学者介绍说，从表面上看，西方在谈到国家时也不讨论个人，因此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的看法与我们彼此一致。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西方人在谈到国家时不涉及个人，完全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权利是一个不用讨论的前提。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就好像你要"拆迁"，我不愿意"拆"，那你就不能强迫我"拆"。个人权利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越过的障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个人是国家得以可能的圆点与基石。是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国家的归宿。个人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国家的权力却需要证明。个人必然是原因，国家只能是结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有一句名言，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往往不以为然，但是西方人却往往奉为铁律，有人甚至说，这是几千年来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产生影响最大的一句名言。这就是：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恺撒的国家只能管理我们的公共生活，但是，我们的个人权利，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绝对不能交给它管的。那么，由谁来管呢？上帝的天国。这是西方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这样一来，它就把王冠跟圣坛区别开了。把城堡和教堂区别开了。把骑士和圣徒区别开了，也把灵魂和肉体区别开了。我们在西方经常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二元的。也就是说，它把这些东西都区别开了。至于区别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凭借国家有限地限制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凭借上帝无限地敞开了自己的精神。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是如何可能的？国家是用来限制原罪的，但是它自己也构成了新的原罪。以恶治恶的方式，无疑是以新的罪恶代替旧的罪恶。今天将国家作为拯救手段，天也很可能将国家作为奴役锁链。换句话说，国家机器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以自然的力量来遏制自然的力量。就像靠瞎子来带领瞎子走出黑暗。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在遏制恶的过程中又造就出新的恶和更大的恶。这样来看，如果放纵国家权力，那肯定就是人类之祸。人们经常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确实很有道理，滥用自由就会丧失自由，滥用权力也会丧失权力。如果权力被绝对化，权力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努力变成了地狱就是人间的现实。
那么，国家是如何可能的？人性的向善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要遏止绝对的权力，遏制国家的那些罪恶的因素的宣泄，就要靠人性的向善，也就是说，要靠人的不断向前向上的那种人性的力量来推动国家向前向上。黑格尔曾说过："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7"一个"是自由的 、"有些"是自由的、"全体"是自由的，这里的区别在那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向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性的向善就是必须要使人成其为人，要让"全体"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只让"有些"自由，最差的是决不能让"一个"自由。这样，一个国家就必然难免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至于人性的向善的动力与保证，那无疑是来自于宗教。
人性向恶的鼓励机制：施虐者与被虐者的明推暗就
弄清楚了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和国家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思考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的问题了，显然，在中国，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由于宗教的缺席，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一种人性向善、那样一种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一句话让人倍感亲切，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可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都说不出这句话，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人死如灯灭"。可是，佼佼者易折，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性这样一种奢侈品、易碎品，没有宗教的强大支持，肯定是行之不远的。至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那就更加谈不上了。"使人成其为人"，这样的理想，那更是闻所未闻。真实的一幕是：所有人的放弃自由推动着"一人"之自由的出现。国家权力由于失去了人性的监督，失去了人性的推动。也失去了人性的制衡，结果就从有限的工具转变为无限的工具，也从有限的权力变成了无限的权力。而无限权力会导致什么呢？当然是无限的政府，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 "一人之天下"。它意味着"天道"与"天子"的统一，也意味着无限权力和无限政府，其结果，就是永远的"乱世"与暂时的"盛世"。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莫名困惑，而永远的"分"与"暂时的"合"则更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困惑莫名。乱世，实在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从人性根源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无限的权力，不但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而且必然诱发无限的人性的恶，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国家也有"原罪"， 国家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国家一旦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国家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中国的乱世，正是因此而应运诞生。人性的向善一旦化为泡影，人性的向恶就会成为现实。而假如说人性的向善是行善之渊，那么人性的向恶就是作恶之源。所有的人都用残暴来肯定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作恶中寻求快感，所有的人都是屈辱的活着，所有的人都是满怀敌意地看待世界。弱肉强食，"以杀止杀"、"以暴易暴"，为暴力而暴力，为破坏而破坏，为杀戮而杀戮，贪官淘汰清官，劣币淘汰良币，坏人淘汰好人。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只能"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就会出现"分久"之后的"合"甚至"盛世"--不过实际上还仍旧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没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呢？那当然就会出现"合久"之后的"分"甚至"乱世"--这是一个无"人"（人民、人性）之世。而无论是"一人"之世，还是无"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绝对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体"之世。
这就正是我们在三国时代所看到的真实一幕。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了国家的无限权力，而国家的无限权力，又诱发了人性向恶的出场。而且，这是所有人的人性向恶 。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而且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这很容易理解。无限权力的存在已经使得他们的人性逐渐泯灭。就以汉家王朝的两个老祖宗为例，吕后擅自做主，把汉家的第一功臣韩信杀掉，刘邦的反应是什么呢？司马迁这个人文笔非常厉害，形容他是"且喜且哀"。好好的一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掉了，他却是"且喜且哀"，首先是"喜"，然后才是"哀"，可见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的人性已经被向恶的取向占据了上风。王莽篡权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是早夭，如果不是早夭，很可能也要被杀，此外，还杀死了一个孙子、一个唯一的侄子。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评价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这句话，其实可以看作对于所有统治者的评价。确实，无限的权力需要的无限的向恶，越是人性向善，就越是无法存身。五代十国时候，我们南京的李后主就是输在了这个问题上。而无限权力的争夺，那更是比足球场上对于那个满场滚动的足球的争夺要残酷得多，不到最后一人一枪一弹，是绝对不会停止的。而即便是幸运地遇到了"停止"，那也不过是临时的"叫停"，只是新的一轮无限权力的争夺之前的静场。
不容易理解的是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一般的看法，往往是把乱世的责任推到统治者的头上，并且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除掉"，就会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可惜，这并非历史的真实。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间存在一种共同合作的默契关系。统治者作为虐待狂是因为被统治者都是被虐狂。甚至统治者不虐待他还会很不舒服。所以，在乱世中正是被虐狂和虐待狂之间的相互依存导致了统治者无不把"残忍"当作力量。
在这里，我要顺便解释一下历史上所谓的"渴望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千年之后，还是连我们的大导演张艺谋都身陷其中，而且乐不思蜀吗？看看他的影片《英雄》，就知道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只是希望统一于"一人"，而不是统一于"全体"。因此这统一实现的只是"一人"之自由，而并非"全体"之自由。埃·弗洛姆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名字就叫做《逃避自由》，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就正是在"逃避自由"。因此这样的选择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性的向恶。只不过是自己无力为恶，因此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来实施而已。而这种"逃避自由"的努力，无疑极大地纵容了统治者之间对于"一人"之自由的争夺。而且，这种争夺还因此而尤为惨烈。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你可以发现，凡是写黑社会的电影的，那个老大都特别厉害，特别凶残。动不动就"把他砍了！""把他耳朵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你会非常困惑：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残呢？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必须的。他越是残忍，就越是有力量，而所有的被领导者其实也在下意识里都希望他越残忍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要跟着他混嘛。他要是镇不住局面，大家全完蛋。何况，对于其他团伙的凶残，可以使自己所在的团伙间接受益；而对于自己团伙内部的凶残，则可以稳定队伍。这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依赖于他者的人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当然，我这样说，有不少人会不服气。他们会说，毕竟还是好人多啊，难道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中就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人吗？确实，我也并不否认好人的大量存在，更不否认好人在乱世中所做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哪怕是这些好人，当他们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并且不得按照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来行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还是在不知不觉的作恶--尽管他们并不希望后自己的人性向恶。因为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就算没还有丧失但也已经被扭曲了。我就举个张爱玲的例子吧，有一次，在街上，张爱玲看到警察在随便打人，她特别气愤，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却没有去制止，而是幻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嫁一个大官儿，当个官太太，然后我就可以去"扁"这个警察（《打人》）。张爱玲的幻想其实很有代表性。不是自由的意识，而是权力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想，自己要拥有权力，然后就去消灭对方。可是每个中国人都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想法。导致了无休无止的动乱。因为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下意识里所想的解决办法都是一个--那就是"我要比你更坏"。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种电视剧：明君、清官和侠客，实际上就都是代所有的好人实现了他想实现但是却无法实现的愿望。总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更为暴戾，更为强大，都希望通过让自己更为暴戾和更为强大的方式来消灭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自己是--在"恶"上加恶。而这样的恶上加恶，也就导致了恶的恶性循环，或者是你"迫害"我，或者是我"迫害"你，但是种种的改变却没有改变一个东西，那就是"迫害"本身；或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者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可是"统治"的事实却从来就没有改变。而这个从来就没有改变的"迫害"与"统治"，就正是乱世的人性根源。
还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三国演义》，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清楚，《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本应解释的，就是上述那些作为乱世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种种社会的病态、人性的病态，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它交的是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但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还在以扭曲的方式引导着世世代代代的后人对于这一乱世的误读。以记忆的方式消灭记忆，以历史的方式消灭历史，以思想的方式消灭思想。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国演义》。它所熏陶出来的读者，也无非都是一些乱世的继承者与接班人，起码都是一些乱世的阿谀者与追星族，但却从来就没有乱世的批判者与掘墓人。
现在，我想我们的结论就很清楚了，《三国演义》认为，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是"失德"，而在我看来，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却是：失爱。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天下"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三 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
"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
基于"失德"的历史判断，关于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三国演义》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历史开出了"药方"。这就是："补德"。
然而，正确的答案却应该是：补爱！
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作家，如果是我们在写《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那么，我们会怎样去考虑这样一个乱世的统一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既然乱世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国家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就是与"失爱"密切相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形成必然是社会中所有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这个个体的选择，则不仅包括了个体的好恶取向，更重要的还包括了这个个体在实现这一取向上的能力，也就是：他究竟以人性的心胸来面对国家还是以非人的心胸来面对国家？因此，对于乱世，也就不是凭借揪出几个替罪羔羊、几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思贝尔斯，他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叫做："什么样的人民配有什么样的政府"，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也往往恰恰就是被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式。因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人性的向恶上恰恰是一样的。西方有一个学者泰勒，写了一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其中讲到了希特勒，我觉得讲得很不错。我们现在只要一讲到希特勒，往往就痛斥他是个坏人，可是别的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但是你看泰勒是怎么讲希特勒的？他说， "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他这样说。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就是个大坏蛋，是他导致了德国的灾难和世界的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希特勒也是被德国人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上台的，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是赞成希特勒的，他的得票很高，是高票当选的。你说希特勒是个坏人，那德国人为什么要选他呢？显然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固持一种区别好人或者坏人的态度、区别好的政权或者坏的政权的态度，我们就永远结束不了乱世，也只能仍旧停留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十人帮'"或者"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传统之中。泰勒还有一句话，讲得也很深刻："回顾起来，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没有人是清白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你们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然呼唤文学的出场。因为它的使命就是：或者以呈现"失爱"的方式来完成对于"爱"的呼唤，或者是以"爱""的昭示的方式来激励对于"失爱"的洞察。文学无法改变政权，但是文学可以改变人性。人性被改变以后，国家就有可能改变。乱世的黑暗在哪里呢？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就在我们的内心。凡是有人性迷失的地方，就有乱世的黑暗。在乱世，或许有些人是有罪的而另外一些人是无罪的，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清白的。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又译《战地钟声》），书名是引用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诗歌中的一句：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碎片，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8
我们必须记住，三国乱世的"丧钟"也是在为每一个人而鸣。遗憾的是，这样一来，从这个角度写出的《三国演义》就已经完全不同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我经常讲，人类看待世界的眼光有两种，一种是功利的眼光，一种是美学的眼光。前者我把它叫做"现实关怀"，后者我把它叫做"终极关怀"。关于前者，你们都很熟悉，关于后者，你们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其实何止你们，就是很多作家、美学家也是一知半解啊。不过，在人类社会里，它又始终存在。别的不说，我们就看看马克思吧。我猜测你们在上政治课、哲学课的时候，已经对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很熟悉了，而这也正是你们对终极关怀有所怀疑的原因。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关怀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相应的支持。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的著作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进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灌输给我们，这就是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的"五分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五分法"显然是按照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而潜在的评价标准，就是社会有所"改变"和"进步"。可是，实际当马克思从美学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他始终采取的却并非"五分法"，而是"二分法"。比如说，马克思说过，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要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要进步，但是马克思却也说，人类在奴隶社会，也就是在希腊时期所创造的童话，却是人类永远不能超越的。显然，在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性的理想状态，一种是人性的不完满状态，我要提醒一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的美学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他所提示的，正是我所强调的美学眼光与终极关怀。
在讲美学的时候，我还打过一个比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眼光，也可以叫做"秦始皇的眼光"和"孟姜女的眼光"。以长城为例，从"五分法"的眼光，它确实为中华民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和西方打过仗，我们始终都是跟周遍的少数民族打仗。我们所抵御的始终是来自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的进攻。你们看一下中国的地图，长城的分布正好是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割线上，过了长城，你就不可能种地了，只能跑马，因为平均降雨量根本不够，在长城里面，就可以种地。长城恰巧就把游牧民族阻挡在了门外。所以，从历史上来说，无论如何，它都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孟姜女，她却是哭长城的，而且一哭成名。那么，孟姜女为什么哭长城呢？为了爱，她是以爱的名义去哭的。因为长城下面毕竟是累累白骨。长城所成就的毕竟是秦始皇的历史业绩，而不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孟姜女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觉得历史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个人性迷失的历史，历史还是统治者的历史。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孟姜女用"哭"来对历史加以评价。看来，秦始皇看到的永远是历史的"铁与火"， 孟姜女看到的却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啊。
那么，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是历史的"铁与火"，还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又回到我们这次讲课的对象--《三国演义》。我不得不说，我在《三国演义》里面确实看到了历史的"铁与火"，但是，我却没有看到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而且，为了引起你们的重视，我甚至宁肯用一个夸张的说法，我连一丝一毫也没有看到。阴谋诡计，王冠易主、生死搏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充斥在其中每一页的内容，可是其中的哪一行、哪一页可以作为"爱"的见证或者"失爱"的见证？没有，根本就没有。面对乱世，作家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去打捞失落了的爱和美。这些爱和美是失落在历史的夹缝里、失落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的，文学的使命，则是替我们这个民族去打捞它。而且，如果打捞不到爱和美，那么起码也要告诉所有的人，在乱世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爱与美。可惜，《三国演义》放弃了这个角度，它并没有去为乱世"补爱"，既没有在乱世中去反省人性的迷失，也没有在乱世中去呼唤爱的莅临。
"帝蜀寇魏"：抢占道德高地的虚拟快感
《三国演义》所做的，只是"补德"。道德，当然也是乱世中的一个约束，但是，道德毕竟又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无关，道德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规范，用以调节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与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却并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恶。因为它并不涉及"使人成其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样，当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从"补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乱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已经远离了历史。这里的"补德"，其实只是对于历史的道德解释，它把某种道德逻辑虚拟为历史的逻辑，道德成为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历史成为道德发生的现实结果。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道德所满足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一种心理预期，而不再是历史的真实了。因为《三国演义》错误地借助于这种方法，把乱世的责任推给了乱世的"失德者"，结果，它顺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坏人"。这样一来，"乱世"是谁造成的呢？按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国演义》的看法，却是由某些人造成的。开始是"十常侍"，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后来是谁呢？《三国》认为，是曹操。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刘备区分开来，成了"帝蜀寇魏"。同样是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回答，现在不是"丧钟为所有的人而鸣"，而是"丧钟为曹操而鸣"，丧钟为"十常侍"而鸣。对于乱世的如此解释无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错误的。
至于"补德"，那就更加荒诞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总结从来就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因此，"补德"也就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在乱世中，我们往往不是从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无限权力以及无限权力对于人性向恶的诱发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归罪于道德沦丧。因此，我们误以为：只要在铲除道德沦丧者的同时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乱世。这实在是一种天方夜谈。事实上，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人的一个痼疾：道德高估。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种道德高估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然后过低地估计别人。这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都还会经常碰到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人，他是坏蛋。当我们用这样一种道德高估的心态去面对乱世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种最最根本的终极关怀。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都把自己的责任解脱了。每一个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个人都觉得社会和他人对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实他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不公正，远远超过了别人对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旧是这样，仍旧是在批判别人的过程当中开脱自己的罪责，而且通过批判别人来获得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这也是我们在《三国》里面经常看到的情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可是就在这句话里，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在前面为天下"忧"，一会儿在后面为天下而"乐"，可是，为什么就不肯进入"忧乐天下"呢？而且，这个"前"和"后"的位置是谁给你的呢？你凭什么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个草根百姓吗？难道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本来是因为每一个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乱世的不完善，本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对乱世的不完善负责，本来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别人，更没有权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和发言权，可是，我们在这句话里却都没有看到。因此，在并不否认这句话在一般的励志的意义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议：对这句话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从道德的高度对一个政权进行判断，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政治的运转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从不服从于道德的规范与束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价，这本身就是隔靴搔痒、隔岸观火，根本无益于任何的乱世兴废。乱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误，不存在什么好政权、坏政权，好人、坏人，中国实际存在着的就是"抢椅子"的游戏。几万万人抢一把椅子，最后几个人抢，最后到一个人把这把椅子坐定为止。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抢椅子的历史。你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最后坐在这般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好人，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没有坐到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败得失可能与很多东西有关，但是就是跟道德无关。其实，在中国不存在"好"和"坏"，在中国只有"弱"和"强"，只有弱肉强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问曰：'谁教汝反？'孚就曾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这种中国历史的深层的奥秘我们就无从把握。当然，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以供作家自娱自乐，就是最大的好处。从道德入手去考察乱世，有助于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态去把握历史，这个时候，所有的善恶评价的标准已经完全为作为判断主体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绝对权利去评判别人，例如曹操，例如刘备，可是所有的"别人"都没有任何的分辩权。于是，作家得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场纸上的三国大战的暴力游戏、道德游戏。至于世世代代的读者，则早就以这样的提示语告诫过自己了，这就是："听《三国演义》掉泪--替古人担忧"。因此，这些读者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乱世的兴废，而只是心理的宣泄。身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主子，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选择"帝蜀寇魏"，然后，因为已经把把所有人的责任变成了少数人的责任，何况，面对的毕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从而实现自己的"纸上大快"。只要玩过游戏机的人，应该都不难想象到这种"大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补德"固然看来确有千般不妥， "补爱"就真的完全正确，就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吗？
还有必要对"补爱"再做说明。前面，尽管我已经讲到"补爱"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为了让你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结合乱世以及《三国演义》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说明。
三国皆输的"囚徒悖论"
要对"补爱"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开始。这就是：生存的恐惧。中国社会有很多东西都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似乎也看得很重，例如天地君亲师、三从四德之类，但是其实都是假的，只是为了造造舆论而已，可是有一个东西却是真正的命脉，尽管对此往往秘而不宣，这就是"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里蕴涵着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全部奥秘。不过，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中国人的口腔期性格开始。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里，曾经提到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人格不健全者，他称之为"口唇期"人格；一种是人格健全者，他称之为"肛门期"人格。关于"口唇期"人格，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小孩儿最早和世界建立的是一种完全的依赖性关系。他是完全依赖大人的。这个时候，他只是用他的"口"来接触世界，人格还没有成长，也还没有成熟。而中国的人格问题在于，始终僵滞于此。人的成长存在一个从"身体"到"精神"的跨越的过程，但中国人人性的发展，始终没有一个到"精神"的提升过程，始终是横向的发展，始终处在肉体的满足的基础上，因此，也始终是不健全的。这个特征，我们从中国人对于"吃"的特殊关注就可以觉察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什么都用"吃"来判断，让不让我吃？让不让你吃？让我吃就是好的，不让我吃就是不好的。碰着倒霉事，是 "吃亏了"，想受点儿锻炼，是"吃苦"，麻烦缠身，是"吃不了，兜着走"，总之什么都是用"口"与世界的关系来表达，甚至连人都叫"人口"。那么"肛门期"人格呢？弗洛伊德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健全了，他就会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不能够被他完全占有的。一个小孩儿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只要一哭，父母就要给我东西。我只要一笑，我就能让父母给我压岁钱。他完全是用"哭"和"笑"来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自己情绪的投射。这个世界是他可以完全占有的，而且也必须让他完全占有。但是，逐渐长大以后，到了小孩儿进行排便训练的时候，他会逐渐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完全能占有的，而且还意识到，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到的。最终，西方通过"肛门期"的成熟，产生了对爱、信仰和美的追求。而中国却没有，口唇期的人格永远要仰食于天，因此也就永远只能够跟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打交道。而物质资源、有限资源只能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因此，彼此之间的拼抢、争夺就是必然的。而"肛门期"的人格可以超出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转而追求精神资源、无限资源，例如、爱、信仰和美。你占有的多并不影响我的占有，我占有的多也不影响你的占有，而且，可以双赢、多赢，不必拼抢、争夺，而完全可以和谐共存。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三）
理想的社会形态是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包容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获得生存的机遇。可那是因为有爱、有信仰、有美，也是因为有生存的快乐。但是，中国不可能作到，因为在中国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美。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生存的快乐，而只有生存的恐惧。你们一定要注意，正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拼抢、争夺，使得中国人深深地陷入了一种生存的恐惧。司马迁总结得很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限资源是一个常数，因此，没有当然想有，有了又怕丢失，想得到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 "我怎么得"，而是"我怎么不让你得"，要失去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我有什么失误"，而是"肯定是你把它夺走"，于是，中国人就无休无止地生存在一种生存的焦虑之中。你看中国的诗文里最典型的就是哭泣，只会哭，怀才不遇要哭，皇帝不重用要哭，每一个人都在哭。这正是生存的恐惧的典型表现。至于拼抢、争夺，则是生存的恐惧的必然结果。而暴力，就是拼抢、争夺的最佳方式。
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中国人掠夺资源的二十四次血腥洗牌。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历次改革都无不以失败告终，成功的都是改朝换代的血腥洗牌。它的残酷程度我们可以以《诗经》里那令人毛发耸然的8个字来形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里面不包含中国历史的进步，也不包含道德的评价，无非就是谁抢到手和谁没抢到手的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次洗牌之后，就是新的不公平的出现，因此又要出现新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必然是一条路走到黑，绝不妥协的。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西方近代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历史行程，它将永远是争来抢去的继续下去。其中的前提都是，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我要追求，那你就是坏人；而且，我不追求你也不能追求啊，我不追求，可是你追求了，那还不是等于我失败了嘛。所以，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被拖入这样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漩涡。中国有一句话很形象，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特有的生存恐惧。你要争夺，你的生存有恐惧，你不争夺，你的生存还是有恐惧啊。你不争夺，可是别人争夺了，那你睡觉就还是都寝食难安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都喜欢讲的"狼外婆的故事"，其中告诫的就是：生人就是坏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要从防人开始，而不能从信人开始。只要你得了江苏，我就没有江苏可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中国人在他着眼于有限资源的时候，他肯定首先考虑的就是别人会不会伤害我。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这是中国历史最可怕的一幕。
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就往往表现为一个著名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是什么呢？有两个罪犯一起干坏事，被警察抓去以后，分别关在两个独立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然后分别进行审问，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徒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呢？或者供出他的同伙，这意味着与警察合作，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和他的同伙合作，而不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心里都知道，他们两个都保持沉默，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察就没有办法定罪。但是警察也很狡猾，他知道他们存在生存的焦虑，于是他们就暗示说：你们中的谁如果揭发了同伙，就可以被无罪释放，而且还能得到赏金，而你的同伙就会被判重刑。这两个囚犯怎么办呢？双方都不是傻子，都马上就想到了：如果我不说而对方说了，那我不就倒霉了吗？这样，出于对对方的不信任，他就必须要首先揭发对方。这种首先揭发对方的结果造成的恰恰是彼此互相揭发，结果就是彼此的"双输"，都共同进入一个逆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囚徒社会"。 连吴侯把妹妹嫁给刘备，也被怀疑是"美人计"，中国人哪里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我不择手段只是因为担心你不择手段，是因为担心你先下手为强。但是其他人不择手段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担心我不择手段，也是因为担心我先下手为强。除非你退出竞争，否则就只有不断地通过使坏以战胜对手和保存自己。而且，在中国是没有退路的，退出竞争就意味着死亡和毁灭。因为你没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为强"，都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都是把别人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和未来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就都成为了人性的囚徒，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扮演着囚徒的角色。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斗，中国人的天赋，中国人的精力，中国人的时间，中国人的财产，中国人生命创造的能力，都在这种互相猜忌的内耗中被虚掷，被浪费，争斗的结果则是满盘皆输。《三国演义》不就是"三输"？三国皆输。如果你不懂这个"三输"，那你永远看不懂《三国演义》。
这种生存恐惧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呢？权力恐惧。权力得之于暴力，奉行的是暴力的原则，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法性。结果，每一个得势者就不能不害怕别人也如法炮制。这样，掌握权力的人也就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权力越大，恐惧越深。中国人经常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种心情的描写。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皇帝，疑心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处在权力的恐惧当中。孟德斯鸠曾经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这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看一看中国我们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意识就成为最主要的一种意识。到处都是敌人，如果没有敌人，那就不惜去制造敌人。至于谁是敌人，那就要看运气如何了。同时，有权力者有恐惧，无权力者也有恐惧。为了死里逃生，他必须以各种机会用更残暴的方式推翻统治着，建立他自己的政权。中国最形象的话是"翻身得解放"。对这句话西方人会听不懂，"解放"不是应该大家一起"解放"吗？你怎么是自己"翻身得解放"呢？可惜，中国的"解放"偏偏是，我如果"解放"，你就不要想"解放"了。所以是"翻身"，也就是自己本来在下面，现在是把别人翻在了下面。我们看一看黄巢是怎么说的："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我要说，这样一种生存恐惧实在是人间的大悲大恸，也实在是失爱的标志，一个有正常美学眼光的作家，必须去也只能去呈现这里的失爱，以唤起人们对于爱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特别强调，在三国大战中的所有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谋，都是乱世的劣根所在，他们的表现有所不同，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但是没有一个是丧钟不为他而鸣的。这实在就是人间的大悲与大恸。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先找回这种悲和恸的感觉，必须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悲和恸，也必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悲和恸，然后，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去为这样的大悲与大恸作证。你们不难想到，作为文学作品，其实《三国演义》理应从这个角度去写作，并且使得中国人能因此而获救。这样，借助《三国演义》，中国人也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对于这个乱世我也负有一份责任，也与我的人性的向恶有关。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却不是这样。大悲和大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竟然没有了大悲和大恸的感觉。《三国演义》就是完全丧失了悲和恸的感觉。乱世明明已经大悲大恸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但是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里你却什么都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作者心灵深处的麻木不仁。他告诉你的就是"有坏人"，大家都去抓坏人，为此，哪怕是天底下最荒唐、最疯狂、最无耻的血腥，最恶毒的屠杀与阴谋就都是合理的，不但有人"鞠躬尽瘁"地提出，而且有人"死而后已"地执行，每个人都在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都在勾心斗角，都在你争我夺，都在拉帮结派，都在结党营私。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体的生存机遇，没有谁能够保全清白之身，没有人可以保全干净之手，每个人都不惜诉诸阴谋，诉诸背叛，诉诸投机，诉诸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无耻的方式，处处都是战场，事事都是武器，人人都是敌人，时时都有阴谋，刻刻都有罪恶，天天都在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而"先下手为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不仅没有"补爱"，甚至也没有"补德"， 我们只能送它四个字：不仅"缺爱"，而且"缺德"！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四）
"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战争是人性的试金石，也是美学的试金石。《三国演义》跟战争有关，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的战争全书，因此，我还有必要专门从战争的角度再说几句。
暴力和暴力之间的相遇，暴力和暴力之间的拼搏，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暴力也比其他任何现象都更加敏感地牵动着人类的神经。一般而言，人类暴力的出现应该是有底线，有限度的。只有当暴力出于正当防卫或者除恶的时候，它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用于除恶的目的，暴力的正当性也必须是被限制的。换句话说，只有当非暴力手段已经没有办法除恶的时候，才有理由、有权利使用暴力来除恶。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即使是不得不除恶，也不能成为歌颂暴力的理由。即使在除恶的时候，暴力也还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不得以而采用的手段。所以，暴力的合理性只是手段的合理性，但是暴力永远不具备目的的合理性。战争也是如此，战争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但是所谓的"正义战争"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制止战争，但是绝不能进一步以战争的方式获得国家政权。制止战争以后，大家还是要谈判、协商、选举。这是正义战争的界限。但是，正义的战争也并非就是可以被无条件的加以歌颂的理由。正义的战争在文学上也有它的非正义性。因为暴力只是一种手段，暴力永远不可能成为目的。不能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本身。所以，我们知道，战争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胜利，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胜利就是战争的合法性。我们不能说：我打赢了，所以，我就是合法的。我们永远不能这样说。西方有一个公爵，他在一次大战的胜利之后，说了一句比这次战争更加著名的话：战争的胜利是除失败以外的最大悲剧。确实，哪怕是正义战争，它也是除失败以外的最大悲剧。它也仅仅强于失败。因此，哪怕就是正义战争，也并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在战争中的爱的觉醒、人性的提升。即使是正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描写的时候，也不能仅仅去歌颂怎么"杀敌无数"，而要去写在战争中人性的变化。比如说，在战争中人性是更美好了还是更丑恶了？也就是说，战争还只能是爱的见证，或者是失爱的见证，这是我们在写正义战争的时候也必须保持的美学底线。因此，我始终主张，对于战争来说，战争的美学演义，必须是人性的演义和爱的演义。是有爱的战争还是失爱的战争？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文学作品应该面对的是人性和战争的关系，是人类和战争的关系，而不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关系。
《三国》鏖战：大型屠杀的团体操
那么，《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争呢？我必须要强调，三国的战争是没有什么正义性存在的，既不是一场进步和落后之间不得不打的战争，也不是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无非是为了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彼此之间的倾轧和争斗，无非是为了争最后一把椅子而去拼个你死我活。比如说曹操和袁绍打仗，曹操说我是奉皇帝的命令来打仗，袁绍说我也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打仗。因为皇帝曾经给曹操一个命令要他帮他，然后他又给袁绍一个命令，也要他帮他。结果双方都是拿着皇帝的红头文件打仗。可见，其实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大家都是争权夺利。因此，"三国无义战"！而且，也正是这场战争中的各方，把中华民族拖向了死亡的边缘，拖向了悲剧的深渊。因为，我们知道，以血还血，血只能留得更多。因为不到对方流完，你是不可能罢手的。而对方不把你的血放到最后一滴，他也不会罢手。同样，以暴易暴，得胜的只是暴力。而以残忍消灭残忍，它的结果也无非是让施暴者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覆盖最终的目的。在这种时候，暴力一旦成为双方的自我表达的手段，整个社会就面临完全的失控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乱世"。当社会失去道德和良心成为一个大的角斗场的时候，暴力就开始迅速地自我复制，迅速地开始蔓延和传播，中国人就是这样蹒跚在三国大战的道路上，这是一条空前惨烈的战争兼并之路。显然，《三国演义》在这样的"三国无义战"的人间残剧中采取"帝蜀寇魏"的或褒或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还要讨论一下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谈到《三国演义》时，很多学者，包括很多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喜欢说到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承认，这些话从道理上说都是对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许多例子，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话不适宜用来解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无义战"！我们设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块土地上有多股军阀，今天你来抢一下，明天他来抢一下，最遭殃的是谁呢？老百姓。结果，后来有一股最有实力的也是最凶残的军阀，他把其他的军阀都打跑了，于是他和老百姓说：以后，你们不会被其他军阀搜刮了，所有的保护费统统交给我。这个时候，这个得了天下的军阀，他为了得到更大的回报，他当然希望这块土地上经济发展。因为这符合他的利益。谁都知道，杀鸡取卵是最愚蠢的，他当然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定。再进一步，当这个军阀有了进一步的实力以后，他不满足于做小地方的统治者，他要打天下，要打江山、坐江山。这个时候他就要找一面旗帜，比如说"耕者有其田"，比如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然后，把他原来的彼此之间的争夺、掠夺和倾轧的真面目弄一个道德的旗帜包装起来，而那些作为弱者的百姓，当多方在拼死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当然希望那最后一个抢到椅子的人早一点儿获胜，为什么呢？因为他获胜以后就会转过身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就要想办法让你有一口气，让你能够生产。因为你只有能够生产，你才能够把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给他。如果你又不生产了，他也就得不着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都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希望天下统一的。中国老百姓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总之，三国大战就是暴力和战争的强权博弈。它没有任何的是非存在。我们绝不能说谁是谁非。更绝不能说谁好谁坏，在"囚徒困境"里博弈到了最后，实在不可控制，于是打成了一场乱仗，这就是三国。至于"帝蜀寇魏"之类说法为刘备脸上贴的那些金，就更是荒诞了。"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连老百姓都已经看出刘备并不是"得人心"，而是"收买人心"，我想，我就不必再去多说了吧，否则，那会是对你们的智力的亵渎。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争既不是人性的演义，也不是爱的演义。它写打仗，写的是"将"，它写权谋，写的是"相"，生命成为道具。《三国演义》里面写来写去，除了几个砍砍杀杀的头面人物，你还看到一个士兵的具体的脸和身体了吗？你还看到一个士兵的具体的喜怒哀乐吗？我们确实看到了千军万马，但是，他们都是活动工具，他们没有面孔，而且，作者也从来没有描写任何一张面孔。他们的待遇还不如"文革"时候的样板戏，"文革"时候的样板戏还有"匪兵乙"、"匪兵甲"这样的名字呢。《三国演义》写的是一种大型屠杀的团体操。这种大型屠杀的团体操对于中国人来说，结论就是一个：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发出最悲愤的喊声--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说，他宁可给最后一个军阀当狗，他也不愿在军阀混战乱世里当人了。实在是当不起，成本太高太高。遗憾的是，为了成全"英雄"们的大业，《三国演义》却还要逼着百姓们继续当下去。不但要当下去，而且还要无条件地支持军阀混战。为此，它甚至为我们塑造了全书里面少有的一个百姓的形象。这是个猎户，名叫刘安。因为"大救星"刘备到他家来避难，他拿不出美食野味，于是就把自己的的妻子杀了，用妻子的肉招待刘备。这种军阀与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只能令我们作呕。
诸葛亮：战乱首席策划师
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在中国，诸葛亮的名声太大。如果我们说"丞相"，前面不加"某某"丞相的话，那么大家很快想到的就只是诸葛亮。所以，我对《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诸葛亮形象的批评你们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对此我有充分的准备，可是我还是要讲。诸葛亮是《三国演义》塑造的核心人物，从第三十七回到第一百零三回几乎完全就是"诸葛亮传"，诸葛亮战无不胜，诸葛亮所向披靡，诸葛亮神机妙算，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诸葛亮从出山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七出岐山，都始终是一个内战的发起者。他是一个战争狂，也是中国乱世的战争罪人之一。诸葛亮出山后的出名和成功，就是得益于"分裂中国"。在这方面，他是三国时期中国政治家里最早的觉悟者之一。诸葛亮的《隆中对》实际上就是分裂中国的总策划书。这样的"隆中对"对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的好处，带来的也是百年的灾难。赤壁之战更是他一手策划的历史悲剧。当时，曹操讨伐乌桓已经取得胜利，军阀混战的国家也已经面临着即将由北方统一的大好形势，就在这时，在诸葛亮、鲁肃等人的挑唆下，出现了赤壁大战，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重新洗牌。208年的长江边，刘备47岁，曹操43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鲁肃37岁，孙权只有26岁，就是在这些人的手上，整个神州瓜分豆分、山河破碎，历史也只有继续维持着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而且，诸葛亮的穷兵黩武正是在三国大战中蜀国首先灭亡的根本原因。诸葛亮的七出祁山，人们往往总是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角度去表彰，甚至恨不得他十出祁山、二十出祁山才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要你去七出祁山，而且诸葛亮是统帅，你只是送死的兵卒，或者你父兄是，或者你儿子是，那你还愿意说这样的话吗？不愿意了吧。其实，诸葛亮七出祁山完全就是为了自己争权夺利，对蜀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好处。连他自己都已经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竭尽全力七出祁山去北伐，与"兴复汉室"无关，而是希望借助北伐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 ，最终晋爵封王。诸葛亮自己不就曾经说过？"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难得老谋深算的诸葛亮能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啊。而蜀国亡国的时候，只剩下了九十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六》记载，打下成都后，刘备曾经拿益州的钱财"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500斤，银千斤，钱5000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但是在四十多年后的263年，蜀国投降时，蜀国国库金银的数量，根据《蜀记》的记载，总共也只有各1000斤。诸葛亮就是这样把蜀国整个儿地弄到倾家荡产。至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尽管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但是其实却是他的战争宣言书。就类似于他一再要挑起战争，蜀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就在《蜀国日报》发表社论：《论战争的伟大意义》，《再论战争的伟大意义》，如此而已。"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是谁在"坐而待亡"？肯定不是百姓。显然，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分裂集团不肯"坐而待亡"，因此即便是"民穷兵疲"，也还是坚持"事不可息"，不惜血战到底。而且，仔细看一下《出师表》你会发现它只有七百多个字，但是其中用"先帝"这样的口吻就用了十几个。为什么呢？就是要教训阿斗，你知道吗？是你老爸叫我去夺取全国江山的。我不能不打。然后他频繁地说，你不应该这样干，你要那样干。为什么呢？还是要教训他。其实我们看一看诸葛亮在蜀国的表现，就应该知道，他在蜀国的表现是很糟糕的。蜀国灭亡的时候，它的政府官员的比例是最高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这是后人对蜀国政权人才缺乏的普遍评价，可是，责任在谁？"吹捧关羽、纵容法正、压制黄忠、诛死彭羕、残杀刘封、误用马谡、怀恨向朗、冷落费诗、废黜李严、冤斩魏延"，这十宗罪是后人对诸葛亮的指责，是否有些道理呢？诸葛亮死后，蜀国再也不设丞相一职，而且刘阿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我们从中也应该可以看出点什么蹊跷了。因此，诸葛亮个人的魅力与工作态度固然堪称楷模，但是，他的大节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的。
与批评诸葛亮相反，有两个人我倒是觉得应该肯定。一个是刘阿斗。魏兵兵临城下，他的儿子刘谌劝他说："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大功。"可是他不听，并且痛斥他说："欲令满城流血耶？"（第118回）刘阿斗作为蜀国的皇帝，愿意放弃他的荣华富贵投降，使得蜀国的九十万人没有生灵涂炭，而没有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拼到最后的一口气，还是应该肯定的。刘阿斗是从战争的血泊里走过来的，所以，刘阿斗对战争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你不要看刘阿斗最后采取了不反抗的做法，在战争当中了败将，但是在人性上，他却应该是打了胜仗。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劝诸葛亮的："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但是诸葛亮却一再批驳他，而且叫嚣一定要血战到底。而且，他领导蜀国41年，从传统的角度看确实伐善可陈，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动辄打仗，天天运动，难道只有这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当记者问克林顿对90 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人家怎么回答呢？"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从这个角度看刘阿斗，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除了刘阿斗以外，还有一个不错的人，就是益州的刘璋。这也是老刘家的好人。你们可能还记得，当刘备来打的时候，他也是不打，他怎么说呢？"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又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第65回）《三国志》也记载说："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璋像刘阿斗一样，还是有一个正常的有人性感觉的人。你看他说得多么精彩，起码比前后"出师表"要精彩！
"永别了，武器"：战争的墓志铭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为了让你们对《三国演义》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下面我还想给你们介绍一些西方的文学名著。看一看西方是怎么写的，我相信，会对你们提高美学修养，更深刻地了解《三国演义》起到很大的作用。
西方文学名著中写战争最好的，我认为是三本书：《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还有《永别了，武器》。《荷马史诗》写特洛伊大战，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眼光。它的战争是因为爱情而引起的，堪称圣战。这就意味着，战争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原因，因为人性的原因，因为爱的原因，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从来都是为利益而战，为生存恐惧而战，无聊之极，也庸俗之极。至于后面的两部作品，我认为则是都从战争的形而上学视角出发，但是又做了新的突破。《永别了，武器》突出的是个人角度，写的是"战地春梦"。 当炮弹呼啸而过的时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个人感受；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那种恐惧，当作品这样去透视的时候，就是个人的角度。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战争不好，战争我不喜欢，就是正义的战争我也不喜欢，我渴望爱情。这也正是海明威的回答。战地爱情，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在中国是"战争，让女性走开，也让爱情走开"，像貂婵这样的人，如果参战，那就只能去当间谍，但是在西方恰恰不是，是爱神战胜了死神，因此，《永别了，武器》，才被西方人看作战争的墓志铭。
更值得关注的是《战争与和平》，因为它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可比性更强。《战争与和平》在历史上号称是最伟大的战争小说。--当然，没有人这样说《三国演义》，你们放心，以后更不会有。以后对于《三国演义》的评价只会越来越低。同样都是形而上学视角，《永别了，武器》突出的是个人角度，《战争与和平》突出的是上帝的角度。也就是说，它突出的是对战争的评价。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人物叫安德烈。他打仗负伤了，躺在战场上，就在这个时候，他抬头一看，看见了美丽的天空：
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高高的天空，虽然不明朗，却仍然是无限高远，天空中静静地漂浮着灰色的云。"多么安静、肃穆，多么庄严，完全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呐喊、搏斗。完全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满脸带着愤怒和惊恐互相争夺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云彩在无限的高空那样飘浮。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高远的天空？我终于看见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这无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它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天空也没有，除了安静、肃静，什么也没有。谢谢上帝！......9
我特别想问，在《三国演义》当中，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无限"的天空。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安德烈的天空"？ 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诸葛亮的天空"、"刘备的天空"和"曹操的天空"。那从来都是一个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天空，这实在是《三国演义》的一大失败。
再如，看《战争与和平》，你会发现，当它写战争的时候，主要是写出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义的人们突然进入战争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对战争残酷的觉察，比如说，作者本人一开始就亮明自己的观点：战争是"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10。面对战争的情景，他也疾呼："行啦，行啦，人们。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在干什么呀？"11沙皇面对伤员，也感叹："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多么可怕的事！"12这种当进入枪林弹雨的时候，对那种生命的转瞬即逝的战争的觉察，大家可以试着在《三国演义》里面去找，我保证你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都看不到。你看到的永远就是那种"视死如归"，就是砍头像砍西瓜一样。托尔斯泰写的是"战争"，可他呼吁的是"和平"。但是在《三国演义》里，我们却不但看不到"和平"，而且也看不到有人去呼吁"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里，我们还看到描写正义者一方在参与战争以后被战争把人们的感情加以提纯的过程。例如安德烈的感受："战斗开始了！""战斗开始了！又可怕，又快活！"13皮埃尔赞同的是："现在什么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14，"在集体中死也美丽"。本来大家是天各一方的，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彼此并不认识。但是当侵略战争打入了俄罗斯的土地之后，俄罗斯的人民开始团结起来，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就描写，在正义的战场上，人们的那种爱的激情，人的感情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然后大家投入战争的那样一种热情是怎么样一点点儿高涨起来的。例如皮埃尔在被俘后所发现："我们总以为，我们一旦被抛出了我们走熟了的道儿，就一切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的东西才刚开始"15。托尔斯在1854年写于高加索的日记中也说：战争是那么不公正的一件事情，但是，人类将在战争中获得新生。他断言，人类"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如果问一问，在《三国演义》里，我们什么地方看到了那种跟人类的爱，跟人类的美好感情有关的那种东西？我可以说，在《三国演义》的字里行间我一点儿都没看到。顶多是看到刘、关、张那样一种结义之情。但是超越兄弟之情的人类之爱，在《三国演义》里，我们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爱，没有看到那些"新的，美的，好的"东西，没有看到那些"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的东西。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如果不去描写这些东西，那无疑是他的失职。
再看第四个例子，西方人是怎么评价《战争与和平》的呢？我很喜欢赫胥黎的一句话，他说他看了《战争与和平》以后的感受是什么呢？人们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是原来的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读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还是不是"原来的人"？我想，可能我们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但是我们和西方作品之间的很大区别在于：我们读了《战争与和平》以后，我们更像一个人了，但是我们读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更不像一个人了--我们更像动物了。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作品，都要看在看了它以后，是让你变得更美好了，还是让你变得更不美好了。是让你变得更有爱心了，还是让你变得更残忍、更冷漠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我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来自爱和美，而我们文学家能做的也就是让人们接近爱和美，而且回归爱和美。如果没有这样的对于爱和美的回归，我们说，人就必然没有人的尊严，人也就必然活得像动物而不像人。这样的社会，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不是"人世"。同样，作为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也必须让我们接近爱和美，而且回归爱和美。可惜的是，它没有这样去做。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它写的是乱世，还是盛世，其实都不是人世。
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奥古斯丁，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很感兴趣，他说："爱在我们体内造成了一种死亡。因为凡是爱觉醒的地方，罪恶的暴君Ego（我）就死亡"。但是，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我们就会发现，在《三国演义》里没有这种爱。因为在《三国演义》里没有爱的觉醒也没有罪恶的死亡。你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爱的觉醒了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没有看到。那么，你看到罪恶的消亡了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也都没有看到。而且，《三国演义》不管怎么"演义"当时的"三国"，它都永远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九十六年三国的分裂。之后又导致了三百年的中国内战。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的觉醒。结果罪恶就永远没有消亡。在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如果我们灵魂不得安宁，说明我们的良知尚在，如果我们心安理得，说明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哪怕是对于战争的沉默，也是战争的同谋，也负有战争责任。但是中国却仅仅以不说为荣。甚至宽慰自己说："受蒙蔽者无罪"。 面对罪恶的历史，当我们在写"三国"和我们今天在看《三国演义》时，偏偏都没有在现场。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都不想去考虑自己和这种罪恶的关系。我们都宁肯做一个不在现场的旁观者。三国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三百六十余年的苦难，但是却至今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出来道歉，不但没有道歉，而且到现在还在津津乐道于三国的那些内战高手，结果，那些遥远的罪恶就通过历史的风云传到了今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也都成为罪恶的承担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手里，罪恶仍旧没有结束。
有一个西方人说过一句我觉得很精彩的话，他说：千年易过，德国法西斯的罪孽难消。现在，我也想说：千年已过，三国时代的罪孽至今未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引起深刻的反省。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四 由谁促成"乱世"的结束？
靠得住的"无赖假设"："主公"是靠不住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完成统一？
由谁来完成统一呢？《三国演义》的回答非常简单："有德者"。《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这也就是说，在这场 "抢椅子"的游戏中，谁应该"抢"到最后一把椅子呢？谁应该是那个厮杀到最后一个的人呢？ "有德者"。《三国演义》里著名的诗句你们都很熟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有德者"，显然就是《三国演义》推崇的英雄。
可惜，我要说，这种概括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美学的欺骗。或者是一个美学的自我欺骗。因为连罗贯中自己也被自己陶醉了，自己也被自己忽悠了。他觉得他找到了一种走出乱世的道路：在有德者的带领，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前面我讲了国家的原罪。国家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太坏了而不得不以国家的方式来约束自己，可是这种约束却不可能因此就成为最好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最坏中的不坏，也是最坏的选择中的最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结束。西方还有一个说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 "无赖假设"。西方人发现：除了国家有"原罪"之外，领导者也有"原罪"。任何一个领导人，你是把他假设成"尧舜"呢？把他假设成"圣贤"呢？还是把他假设成人类最坏的坏蛋？中国人的选择肯定是前者，但是，西方人的选择却是后者。所以，西方所有的法规，所有的法律，都是意在限制这些人的，而不是再给这些人以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手握权柄的他最有可能成为坏人。人有了权力最有可能变坏。如果这个权力是不加约束的，那任何一个人都会是坏蛋。而且，这种人一旦变坏，他就会无敌于天下。
这样，如果有人说好人如果当政，社会就不会乱，坏人如果理事，社会就会乱，我们就要马上意识到，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解释一旦进入美学，我们就会失去美学的眼光。也就是说，失去在文学作品里深刻地洞察人性，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可能。本来，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发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领导岗位上就很可能成为坏人，于是，我们就去呼吁一种根本的东西，呼吁人性的觉醒，呼吁爱与美的回归。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偏偏假设说，在领导者里有好人和坏人，我们跟着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坏人就永远是坏人，那你就会落到《三国演义》的地步。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口唇期的人格、生存的恐惧，对于有限资源的拼抢，诸如此类的特点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对上帝负责，更不是以爱的名义行动，而是只对自己的小团体负责。一旦进入现实，所有的中国人犯错误的几率无疑是太大、太大了。因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就更担心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能会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而去迫害别人。因为不会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的前提是：先下手为强。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害我，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给我使什么阴谋诡计。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能够做的就是首先置别人于死地。因此，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际矛盾其实都是误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弄假成真"。因为只要有一次错误地相信了别人，他就会丧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消灭别人。《三国演义》中有曹操的非常著名的各种各样的"杀人"， 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等等，其实说穿了就是他不得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在中国的文明的土地上，实际上长满了野蛮的丛林。这种生存环境的残酷，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连瞬间的人性的清醒都成了一种奢望。每天需要重复的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本来，这种整天算计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的人性环境是应该在《三国演义》里受到批判的，遗憾的是，偏偏没有。不但没有，《三国演义》还煞有介事地在这些人里面勉强区分出一些"有德者"，供我们膜拜和景仰。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惜在身高上大做文章，"有德"的刘、张、关一出场，身高分别是"身长七尺五寸"，"身高八尺"，"身长九尺"，呈逐渐上升状态，但是曹操一出场马上就把身高降低到了"身长七尺"。这真有点像是儿戏。似乎如果"有德"的话，那就会连个子都在长高。当然，我们如果说得更根本一点儿，那就还应该说，这个"有德"的"德"，事实上还是无德。为什么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人我在前面把他们叫做"袁绍们"。就是以袁绍为代表的人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因为当时在三国的环境下，你如果不是干部子弟，你是根本没有当官儿的机会的。它都是世袭制。"袁绍们"都是世袭来的，并且当到了各省的省长、军区司令和各市的市长、军分区司令。这批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浑水摸鱼"。这批人的传统道德约束都比较多，尽管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了，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夺取国家政权，而只是想在里面渔利，他们想的就是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起兵闹事，然后好再升官和多发财。这就是当时的"袁绍们"。其中甚至也包括董卓。袁绍当时曾经建议董卓说"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董卓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事太不道德。董卓那么坏，他都不敢。袁绍做联盟的总司令，但是却连颜良、文丑都没有带来，可见他并不太认真。你再看袁术和吕布打仗的样子，就更会明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去篡夺国家政权的人，他完全就是个花花公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第17回），看看那阵势，不完全就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为他这身打扮而大加讥讽："形容呆腔甚好"。"腕悬两刀"？刀吊在手腕上，请问：这是武器还是装饰？而当时的十几路诸侯去反汉献帝，除了曹操一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无能之辈，以致曹操发失所望，道理也在这里。
还有一种人，我在前面讲了，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有的"清醒"者，这就是"曹操们"、"刘备们"。你们都熟悉这首诗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确实如此。而曹操青梅煮酒时仅仅引刘备为"英雄"，也确实是独具慧眼。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 卷二七》）曹操和刘备所扮演的，就是"此前后所无也"的"吏士大夫先叛"的角色。
曹操的"奸雄"盘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清醒"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知道了中国历史最深刻的奥秘。这个"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第16回）的战争发起者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他都完全丢掉了。他是干部子弟，但是却没有人承认。因为尽管说起来他父亲也是个宦官，但是他父亲的宦官是花钱买的。那个是不算数的，而且当时的人都知道他父亲的官儿是买的，因此都看不起他。所以实际上没有人认为曹操是什么干部子弟。顺便介绍一下，当时三公九卿都可以待价而沽，"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 卷五二·崔骃传》）。例如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当时的换算标准是每石一万钱，据说，其中还有折扣："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 卷八·灵帝纪》）。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花钱一亿，才做了太尉的。可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曹操也就最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使他得以第一个看清了中国社会的奥秘：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什么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呢？无非就是"皇帝轮着坐，明年到我家"。而袁绍们却认为，皇帝就是该他刘家人坐的，我只能是多分他刘家一杯羹。而曹操却最早意识到了，谁手里有军队，谁手里有武器，谁就可能得天下。最早的时候，有人评价曹操，说"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如果袁绍听见这个话肯定很高兴，如果董卓听见这个话也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挺好，以后我不就可以辅佐皇帝了吗？但是曹操听到这句话却并不高兴，后来有人就猜透他的意思了，于是给他送了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乱世之奸雄"。这样的话，如果是别人，那肯定是很不高兴了，可是他反而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最后一次和袁绍们的合作就是十八路诸侯的向中央请愿。是曹操发起的这件事，但是，他觉得他不是真正的干部子弟，当不了总司令，就让给了袁绍。结果他发现这十几路诸侯根本就不行，于是他就和这些人决裂了。临走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那么，他去干什么了呢？跑到了山东的一个偏远的地区，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武装，而且发明了历史上很出名的练兵方法--"屯种"。我不要你皇帝的钱了，我也不要你皇帝的什么委任状了。我自己干，我自己招兵，我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只体制以外的自食其力的地方武装，曹操能够这样去做，正是他的清醒。你们还记得吗？荀文若弃袁绍去投奔他，他说："此吾之子房也"，这充分表现了他以汉高祖自诩的野心。再往后，就是官渡之战。《三国演义》写曹操，可以分成几个时期。第二到第九回那是曹操的觉悟期，那时候曹操到处联络各路诸侯，想办事又办不成。后来发现 "竖子不足与谋"。第十回到第三十回是他的成熟期。其中官渡之战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自己独立操盘，以几万兵就打败了几十万。从此他就开始夺取全国政权了。而他也很不客气。他说："天下唯有能者居之"。这个时候的曹操，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什么道德他都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他的座右铭。屠城，杀俘，坑降，纵火，掳掠，奸淫，以杀戮为乐，以杀戮为功，都是出自他手。"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曹操语），则是他眼中的英雄。
刘备的"道德"招牌：把假仁假义伪装到底！
第二个"清醒"者是刘备。对于刘备，历史上一般都称他为"有德者"。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刘备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德者"。跟曹操一样，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吕布临死前痛斥刘备的："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是儿最无信者！"（第19回）应该是可信的。刘备一开始确实强调道德，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36回）而曹操一开始就想清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4回）但是这只是不得已。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始终是站在别人后面的。今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这个人，明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那个人，然后每次都是站在人家身后，动辄从别人身后闪出来。例如从公孙瓒的身后闪出来。袁绍赏他一个座位，还要外加说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第5回）打"道德"招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刘备一开始很胆小，他的老师鲁植犯了错误，然后被纪委"双规"了。张飞要去救他，他就说：绝不能救。他可不像曹操，一开始就动不动抄刀杀人。后来张飞要杀董卓，刘备也说不能杀。显然，那时的刘备只是想进入主流社会。很关键的是在第二十回。朝廷给刘备任命了一个县级干部的官职。刘备总算"具朝服拜于丹墀。"（第20回），也就是说，刘备终于能够穿上中山装去开干部会议了。所以，当时刘备已经很满足，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成功了。而他的劝说曹操杀掉吕布，很明显的就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实际如果他已经想自己打内战的话，让吕布，采取养虎遗患的方法牵制曹操，才是上策，可是他却主动替曹操着想，再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第19回），说明他还没有觉悟，而且也非常惧怕曹操。
刘备的"觉悟"是从哪开始的呢？荆州。他在荆州时，荆州的蔡夫人和她的儿子要害他，他骑的卢马飞渡檀溪，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原来曹操的路数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今天靠这个，明天靠那个，可是都靠不住。当他的马从涧上飞过去的时候，他的境界也"飞升"了。所有的旧道德都束缚不住他了。他发现，我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支武装，自己去夺取政权，而不要今天站在谁谁谁后头，明天又从谁谁谁身后闪出。这个时候，他就最终越过了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他参加反黄巾起义的二十年以后了。确实，他的"觉悟"是很晚的了。顺便说一句，就在刘备"觉悟"的时候，，曹操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但是曹操却放过了刘备去打孙权。因为当时曹操看不起刘备，他认为小子就会站在人家身后，就会假仁假义。但是没想到刘备这个时候已经变坏了。结果，曹操犯了大错误。当时曹操如果把刘备灭掉，也就没事了。这样，也就从这时开始，我们发现刘备就开始不要道德了。他就开始"抢"了。而他后来所有的所得也都是"抢"的，都是"无德"的成果。荆州他是抢的，益州也是。人家遇到困难，让他去帮忙。他就带着兵进去了。可是进去以后，他就想尽办法抢了益州。
刘备一生有三次失态。这三次失态都是他"觉悟"的表现：当初甚至曹操说他是个英雄的时候，他都没失态。可是后来他却三次失态。在荆州是他第一次失态，他跟刘表说了一句很不该说的话，他说："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第34回）很明显，他是在打荆州的主意了，那人家当然就要杀他，结果他逃跑了。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夺益州的时候。他开始假惺惺地说，我帮你打张鲁，结果刘璋就把他请去了。可是去了以后，他就压抑不住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想灭刘璋的。后来刘璋只给了他一点儿粮草和兵马，所谓米一万石，老弱军兵四千。刘备就不愿意了，他说：我帮你打张鲁，你就给我这点儿钱和人？不行！于是他就拍了桌子。（第62回）吓得庞统赶紧说：你不能拍啊，你一辈子都装得这么像，这一次还是要装下去，你怎么能拍桌子？！结果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就掩饰说：哦，刚才喝多了，给得少了就少吧。还有一次是攻打成都攻到了城门下头，刘备跟手下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什么比今天更快乐呢？（第65回）结果他的手下又赶紧跟他说：不能这样讲啊，还是要假仁假义地装到底。于是，刘备就又开始装了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失德"，而不在于他的"有德"。
刘备的带百姓逃跑。这一点曾经让我们中国的后人很感动，说刘备不简单，每天只逃5 公里，尽管曹操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追。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就没有爱民的皇帝。刘备此举也不是因为爱护老百姓。坦率地说，这是因为刘备太小器。刘备的小器是经常会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觉得比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好多了，就曾经心满意足地想洗手不干了。建安十四年冬十月，他去东吴结亲，一住就是一年，也是又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作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他又小器起来，马上就问："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第11回）李渔曾经用六个字讽刺他："自负语，肮脏语。"至于他带百姓逃跑的事情，仔细看看中国历史你就知道了。汉代时候军事管理者称为"州牧"，古代的省长市长，实际就是牧羊人，而老百姓就是他赚钱和卖命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要知道，中国总是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时候就开始讲了，"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当皇帝的人，他手里的财产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口。有了土地就有了财产，土地可以生产出财富。可是有了土地以后还要有人口，因为要有人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真正的财富就是两大标志。刘备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后来意外地得到了十万百姓，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他的银行。我们逃跑的时候能不带钱吗？他的钱就是这些老百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笔意外之财。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笔钱，能不带走吗？因此刘备带百姓逃跑不能说明他的爱民，只能说明那个时候他的眼界还没有那么高。如果是其他的政治家，就不会这样，就把这些钱扔了算了，逃命要紧。可刘备就觉得，我逃了命没有钱，这个"命"还有什么可以逃的呢？所以，他要带着百姓一起逃。
这样看来，事实上，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乱世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有爱者"。尤其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当文学去写内战的时候，当文学去写乱世的时候，它都只能去赞美一种人，就是"有爱者"。这种人当然不能直接地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但是这种人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民族的困惑。所以，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三国英雄。也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英雄。"天下唯有爱者居之"应该是我们评价三国的一个真正的正面的基本思路，所谓"爱心英雄"。但是，在三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爱心英雄。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靠厮杀起家而且拼到了最后的人，那些最没文化、最没爱心而且最残暴的人，那些战争屠夫，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英雄"。
西方精神天空的爱心英雄：摩西、耶稣、特雷莎
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在面对乱世、面对动荡的时候，又是怎么去推崇自己的英雄的呢？他们的英雄从来就不是战争领袖，而是爱的响应者，或者说，是为爱而战，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英雄。所以，只有对百姓充满了爱心的人--他可能不是军事首领，可能也不是什么总司令，也不是什么三皇五帝--才有可能是英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内还是生存在"丛林法则"中，还是生活在一种动物法则之中，弱肉强食，强者就是英雄。而在西方，却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靠的不是弱肉强食，而是爱心。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一个是特蕾莎修女。她一辈子就是为人类贡献爱。令人难忘的是，她得了世界大奖，一出门就问，哎，这个奖牌到哪儿可以卖啊？我要去买鞋，送给那些连鞋都没有的受苦的人，可她自己却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对她都非常崇敬。她曾经去过南斯拉夫，当时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吗？她去了以后，两边一听说她来了，就都马上停战，让她安全走过。因为两边都尊她为爱的圣女。一直等到她把妇幼儿童都带走以后，两边才又开打。她死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当场下跪，包括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的时候，两边儿的楼上的印度人都飞奔下楼，因为哪一个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飞奔下楼，统统跪在地下，在西方，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会看不起她。想想中国的武训的下场，就不难想象特蕾莎修女在中国的结局会是什么了。
还有一个是摩西。在西方，阿喀琉斯曾经是英雄，在《荷马史诗》的时代，阿喀琉斯是当时西方的"天下第一杀手"。相当于我们中国三国时代的吕布和赵云。但是，看一下西方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荷马史诗》的时代毕竟只是西方人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好勇斗狠，充满了杀气，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西方人进入了一个成熟时代，进入中世纪以后，我们就发现，阿喀琉斯的影子已经没有了。这种类似于中国的吕布和赵云的影子，在西方文学里基本上也找不到了。被谁取代了呢？摩西。他是《圣经》推出的第一英雄。摩西是手无寸铁的。摩西是不带兵器的。他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是凭借爱心，而不是兵器。不提青龙偃月刀，也不骑赤兔马。可是，摩西如果是在中国的三国，他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第三个。西方有两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尼禄。古罗马晚期的最后一个"恺撒"。另一个是耶稣。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非常一致地推崇耶稣，而不推崇残暴的统治者尼禄。这就是西方人对于英雄的一种选择。但如果是中国人，那么他会推崇谁呢？耶稣只是个木匠，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只是拯救了一些人的心灵；而尼禄是罗马皇帝。如果是中国人，他会推崇谁呢？我想，肯定是尼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在英雄观上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中国人只承认一种英雄，就是战争英雄，也就是"暴力英雄"。这一点孟子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说：今夫天下人物，未有不嗜杀人者。而西方人也只承认一种英雄，那就是爱心英雄，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我们在三国时代看到的，正是这样一批"嗜杀人者"。这批"嗜杀人者"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然而这三家鼎足而立后还是要刀兵相向，毫无宁日。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弱者呢？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强者杀人，弱者也杀人。于右任，大家知道，是国民党的精英人物。他曾经写过一首七绝诗：
风虎云龙也偶然，
其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
各苦生民数十年。
三国英雄不就是这样吗？"各苦生民数十年"。而我们现在还在拼命地赞美他们，还在电视上大讲特讲：曹操是怎么成功的，诸葛亮是怎么像炒股票一样经营自己的。这样的英雄到底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真正有了答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唐德刚先生写的《晚清七十年》。这本书写得很不错。他说，"--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三、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无辜者的鲜血来加以灌溉？"16这是一个老历史学家的心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来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首先无非是杀人。不过这里的杀人又与《水浒传》不同，不是因为打抱不平而杀人，而主要指的是为战争而杀人。《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有一个细节，相当于武松故事，写的是庞德。庞德过去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水浒传》里的故事，如果是在《水浒传》里面，是肯定要浓墨重彩地写上几回的，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却算不了什么，一笔带过。《三国演义》的英雄都是为战争而杀人，而且要杀人如麻，要铁石心肠。在长板坡大战里：张飞带病杀开一条血路，救玄德望东而走。却被曹将文聘当先拦住，玄德骂曰："背主之贼，尚有何面目见人！"文聘羞惭满面，引兵自投东北去了。这是《三国演义》里面少有的一个真实场景。文聘能够知道"羞惭满面"，真是难得。可惜，《三国演义》并不以这样的人为英雄。它推崇的英雄，恰恰都是从来就不"羞惭满面"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关于《三国演义》里武将排名的顺口溜："一吕二马三典韦，四关五赵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后来又改为"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但是不论如何排名，以杀人为主要业绩，则是其中的关键。可是，人的脑袋并不是西瓜，并不是说砍就砍的。所以，无论如何，以杀人来论英雄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杀人，而是希望看到他们的因为杀人而"羞惭满面"，可惜，我没有看到。可是，在西方的文学名著里，我却会经常看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在小说里就描写了一个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禀赋着拿破仑式的理想，为此，他不惜杀死放债的房东老太太和她的妹妹。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杀人之后的人性震撼，而不再是"手起刀落"、"提头领赏"。拉斯科尔尼科夫精心设想了杀人的全部细节，没有任何的疏漏，但是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他却没有想到：在杀害别人之前，他已经先杀死了自己。杀人的屠刀斩断了自己与人类之间"爱"的联系，杀人这一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再是人类而只是动物，从此他的灵魂再也得不到安宁。甚至，他突然发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离自己而去，也都与自己再无关联。在杀死他人之前已经先杀死了自己，这，才是最大的也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说，这才是美学大家！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思路，你们再对比一下《三国演义》，相信已经不难发现其中的根本不足了。
"运筹帷幄"的英才：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其次无非是耍阴谋诡计。有人说，战争是流血的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流血的战争，确实是这样。可是《三国演义》所歌颂的就是这样的"运筹帷幄之中"的英雄。《三国演义》主要写的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其实《三国演义》写暴力写得并不多，写暴力写得多的是下面我马上要讲的《水浒传》，而在《三国演义》里，它主要写的是阴谋诡计的力量。有时候 我会觉得十分奇怪，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人才"，动不动就呼唤人才。到了龚自珍还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可是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呼唤人才呢？西方为什么从来就不呼唤？后来我发现，关键就是中国的官场迫切需要。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的官场需要耍阴谋诡计的人。需要非常熟悉官场规则的这些人。而这些人不"呼唤"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只有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才需要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用阴谋诡计的"材料"制成的人。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它特别需要这些人才。而中国的动乱更需要这样的耍阴谋诡计的人才。中国有一句话叫"老不看《三国》"，很有道理。 "老不看《三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到了老年，他肯定已经学到很多阴谋诡计了，你再去看《三国演义》，那就应了中国的四个字--老奸巨滑。所以，到了老年就不能再看《三国演义》了。这说明，中国人也知道《三国演义》里面突出的甚至也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它是乱世之因，也是乱世之果。当然，"阴谋诡计"作为一种军事谋略，也并不应一概反对，然而，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的却是作为生存态度、生存理念、生存观念的"阴谋诡计"，这无疑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没有一个有人味，没有一个有爱心，他们都是靠阴谋诡计起家，也是靠阴谋诡计误国的。比如说曹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有一次打仗，他到阵前叫嚣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么样吗？我鼻子眼睛跟你们都一样，只有一条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的阴谋诡计比你们多。这真是实话。我觉得曹操这个人倒是尽说实话。他不像刘备那么虚伪。再看孙坚的例子。他得到了皇帝的玉玺，结果被其他军阀阵前追索。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
坚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第6回）
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这些英雄说起假话来就是这样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黄石公的《军势》说中国政治只用四种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看看《三国演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总结的完全正确。所以，在《三国演义》里，从一开始就公开强调不要光明正大，而要耍阴谋诡计。因此，《三国演义》里所有的"英雄"都是鬼头鬼脑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你们一定都还记忆犹新，《三国演义》里的第一计就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这是阴谋诡计的第一计：美人计。"美人计"是利用了人类最本能的本性去施展阴谋诡计，也就是性竞争的意识。动物之间你挑逗它们一下，大王、二王之间也会杀得鲜血淋漓。我觉得，这是不是象征着《三国演义》一开始就从重演动物的人性倒退开始呢？至于那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三国演义》里每页都是，我看到网上有人做了个归纳，我把它下载在这里：
反间计，二虎竞食计，驱虎吞狼计，疏不间亲计，声东击西计，攻其不意计，苦肉计，粮草诱敌计，骄兵计，空城计等。实例如，李肃说吕布，谋董贼孟德献刀，匿玉玺孙坚背约，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吕奉先乘夜袭徐都，贾文和料敌决胜，吉太医下毒遭刑，劫乌巢孟德烧粮，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郭夫人隔屏听密 语，玄德用计袭樊城，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群英会蒋干中计，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等。
具体的我也不去一个个介绍了。反正大家知道，在《三国演义》里，除了阴谋诡计，除了砍脑袋像砍西瓜一样，我们也看不到别的。那么，我们也就会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英雄。
要讲阴谋诡计，我不能不再讲诸葛亮，诸葛亮是阴谋诡计的大师。诸葛亮实际上就是靠耍阴谋诡计出家的。诸葛亮一出来就先用"水"，后用"火"。中国有首著名诗歌，叫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幸亏作者跟诸葛亮不在同一个朝代。诸葛亮一出来，不但要"国破"，而且连"山河"也要"破"了，叫他这样一弄，生态环境肯定是很糟糕啦。我过去一再说过，在中国打仗要带军师，这是世界奇闻，全世界哪个地方打仗要带军师呢？大概只有中国吧，可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种阴谋诡计会使得战争成本更低。也会使得战争更为经济。因此中国才发明了这种东西。美军到越南打仗，美军总司令回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不禁感叹说：我要是在去越南之前看了《孙子兵法》，我就知道怎么对付越南人了。说到底，无非是谁最坏，谁的人性丧失得最多，谁的诡计就越多。徐庶就比不了他的朋友诸葛亮。为什么呢？徐庶对他的老母还讲点儿人性。如果是诸葛亮，他肯定不去。如果是刘邦，他还会说：哎，我跟你拜过把子兄弟，你要把我老爸煮了来吃，那你也分我一碗肉。刘邦就这么耍赖。可徐庶就输在他还有点儿人性。如果一点儿人味儿也没有了。曹操还能弄到他吗？你看看诸葛亮多狡猾，徐庶多笨。跑到刘备的阵营里去了，还不知道把老妈带去，结果被程昱抓住了这个弱点，诸葛亮跑到刘备的阵营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全家九族都弄走了。曹操打到诸葛亮的家乡，第一件事就是要诛诸葛亮的九族，可是一族也找不着。诸葛亮的阴谋诡计就是这么厉害。
说到这里，我要为吕布说几句公道话。《三国演义》不以他为英雄，可是我倒并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来自草原的"天下第一杀手"实在是太天真了，他曾说：
"誓当杀此老贼，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第9回）
这样的口吻，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坦率。而且，后来李、郭破关的时候，他也没有扔下王允逃命，而是喊上他一起走，并且还是一通"苦劝"。这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像关羽那样嘴上说把什么都还了，但是赤兔马却不还的事情，我想象，吕布毕竟是干不出来的。像刘备那样几次把老婆都丢掉的事情，我想象，吕布也是干不出来的。当然，他先后投靠过七位主人：丁原、董卓、王允、袁术、袁绍、张杨、刘备，给人的感觉是见人就恨不得拜为义父，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到处投靠，但是刘备就不是这样吗？他也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孙权，而且几次抛弃妻子家室。陈寿评价说： "吕布有众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当时的人无不如此，倒是有"勇"无"略"说到了要害，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还不够坏，还太诚实，还没有学会虚伪，而且只想凭本事吃饭，没有想打内战，没有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更没有想过问鼎九五，自以为用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就可以驰骋中原，可惜，这里是中原而不是草原，"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结果身败名裂。
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17这个总结实在精辟！《三国演义》里面的英雄，就正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而这些阴谋诡计的英雄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也主要是负面效应。刚才我说到了历史学家唐德刚，还是在《晚清七十年》里，他说，慈禧太后这个人不怎么识字，但是她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整套的阴谋诡计。还有她的前辈多尔衮，在进关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识汉字，但是他的教科书就是《三国演义》。再看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把《三国演义》捧为商界圣经。这种商界圣经能够用于商业竞争，用于经济实践，但是，我就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它来做爱的圣经？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三国演义》来进行爱的实践？原因很简单，在《三国演义》里面的任何一行，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都与爱无关。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一个民族只能用爱的乳汁哺育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是爱的教育。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偏偏是仇恨的教育。这真是太遗憾、太遗憾了！
"问天下谁是英雄？"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我们知道，英雄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是制造规则的人，也是打破规则的人，但是不论是"制造"还是"打破"，他都应该代表着人性的向前与向上，都应该给人类以爱的激励、给人类以美的慰藉。刚才我讲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比埃尔，他不是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他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因此在人们的眼里，他才是一个真正令人敬重的英雄--爱心英雄，并且能够给人以爱的激励和美的慰藉。小说里有一个美女娜达莎就曾这样跟自己的朋友介绍他：
"我说，玛丽，"娜塔莎说，突然从她脸上露出玛丽亚公爵小姐好久没看见的顽皮的笑容。"他变得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18
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感觉，我必须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会哀叹不已。我在《三国演义》里翻来覆去地找，颠来倒去地找，字里字外地找、行里行间地找，但是最后我还是只能痛苦地宣布，在《三国演义》里我找不到这样"干净，光彩，新鲜"人，找不到这样"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人，找不到这样能给我们带来清新的感觉的人。我们在《三国演义》里只能学到阴谋诡计，只能学到杀人如麻，只能学到对于人类尊严的蔑视、对于人性本身的蔑视。"动物凶猛"，这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所看到的所谓英雄的真实面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这奴隶又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19两种，这话确实精辟。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都是威名显赫的"帝王将相"，可是一旦揭开他们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真实面孔却是："奴隶"。而且还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却浑然懵懂不知，竟然还自以为已经从"奴隶"成为"将军"，更遗憾的是，我们也对此浑然懵懂不知，竟然也世世代代咏叹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还是再听听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 20
《三国演义》，就是那些"暂时做稳了奴隶"者在"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的自白。
"问天下谁是英雄？"看来，对于《三国演义》来说，这还是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注释：
1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4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以下凡引此书均只标示章回。
2 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1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
3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29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钱穆：《国史大纲》，214-2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26-2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6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黑格尔：《历史哲学》，220-22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 约翰·堂恩诗句，见海明威：《战地钟声》，程中瑞译，扉页题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9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3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0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6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9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2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2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3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4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8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5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6 唐德刚：《晚清五十年【贰】》，163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17 转引自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15页，华夏出版社，2007。
18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9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文章提交者：读书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按：本文系根据演讲整理的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的第一讲，该书已经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大家好！今天开始讲《三国演义》。
说到《三国演义》，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更需要先讲几句题外的话。记得我有一次到南京图书馆去做报告，讲的也是《三国演义》。我一上去，看到那么大的报告厅里面竟然人满为患，当时我就说："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寒冬的上午赶来听我的讲座，这确实让我十分感动。而且，我还看到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座位而只能站在后面甚至坐在台阶上，这就更让我十分感动了。不过，在演讲的开场之时我还是要先表示一点儿遗憾：我今天所要讲的《三国演义》，仍旧是寒冷的，这当然是因为它恰恰是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最寒冷的时代之一--三国时代，也因为它本身也恰恰来自一种最最寒冷的美学。因此，我要首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当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助我的讲座给那个寒冷的时代、这本寒冷的书和今天这个寒冷的上午带来一点儿温暖。"今天，我对你们也要这样说。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耀了我们整整七年。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望去，就不难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在我们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的阴影。这个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结束，一共历时2132年。在这2132年当中，不用我去多加介绍，每个中国人都肯定知道，是经过了许多朝代兴衰、也经历了许多刀光剑影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朝代，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公元3世纪，选择三国的时代。从公元184年"黄巾之乱"开始，直到公元280年"三国归晋"止，一共历时96年的三国时代，确实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所有中国人所最为熟悉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的2132年中，一共有494个皇帝，当然，其中有73个是死后追封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把这73个减去的话，应该是一共有421个皇帝，那么，假如我现在再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皇帝，各位会说出谁来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是仔细想想，对这几位我们大概也就只是经常听说而已，例如，在毛泽东的诗词里面。如果要论真正比较熟知的，那可能还是要数刘备、曹操、孙权了，当然，曹操生前并没有称帝。可是，96年的三国时代其实只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瞬间，在中国的2132年的王朝史中也只有区区百年，刘备、曹操、孙权也只是中国的421位皇帝中的一个零头，但是为什么就能够家喻户晓？为什么就能够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以及其他的皇帝都更引人注目呢？答案我就是不说各位也完全可以猜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啊。
《三国演义》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要把这个影响讲清楚，我觉得只要提到两个排行榜就足够了。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关于长篇小说的排行榜，第一次是在明朝末年，被称为"四大奇书"，其中的第一本就是《三国演义》，接下来是《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第二次是在清朝，中国的文化人又重新再排了一次，结果是《金瓶梅》出局，《红楼梦》上榜。不难看出，这两个排行榜已经充分显示了《三国演义》的不可撼动的地位，也充分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重要性。
说到排行榜，我还要顺便插几句话，从美学贡献的角度来评价，我倒一直窃以为在清朝的排行榜中应该出局的是《水浒传》或者《三国演义》，我始终认为《金瓶梅》从美学水平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明显高于《水浒》的，也明显高于《三国演义》。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天无法展开。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历史已经又过去了三、四百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做一次四大名著的排行榜呢？我看到有人提议，可以把金庸的《鹿鼎记》置换进来，这是否可行？这当然可以讨论。可是我觉得，经过了三四百年，尤其是经过了20世纪，经过了共和国的50年，却偏偏至今也拿不出一部作品来与几百年前的作品相媲美，就更不要说超过了，这实在令人脸红，而这也才是最值得讨论与关注的问题。不过，这也是题外话，起码是后话，这里也同样不去多多涉及。
前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强调今天我开讲《三国演义》的重要性，下面还需要简单说明的，是开讲《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各位都知道，易中天的"品"三国目前已经红遍中国，既然如此，我还有必要再讲三国吗？尽管这只是我的课程中的一讲，可是否也还是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赶时髦呢？我要说，对我的美学同行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品"三国，我表示敬意。但是，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个美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美学的眼光而在电视上去讲故事、去说书？要知道，《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经典，因此，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不正是最必须也最正当的角度吗？易中天有什么必要放弃自己已经十分娴熟的美学武器？有什么必要放下自己的学术身段呢？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因为易中天以及"易中天们"的"放弃"与"放下"，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反而也就成为一个空白，成为一种必要。而这，也就是我今天开讲三国的一个理由。也因此，各位应该能够想到，在我的讲座中，绝对不会沿袭目前盛极一时的讲故事的套路，也绝对不会放弃美学的尊严。我要尊重你们的水平，不把你们当作儿童，也要尊重美学的品位，不靠出让美学去贴近市场。简单说，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下面，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三国演义》写了什么？二、《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三、《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四、《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
一 《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你最不想投胎在哪个时代？"
我首先要讲的是：《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无疑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有人会说，写了三国大战，有人会说，写了刘、关、张等"英雄"，确实，这样说当然都有道理，不过，却又都仅仅"登堂"，而并未"入室"。我们不妨追问，在中国，国与国之间、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血雨腥风从未停止，但是为什么只有三国故事如此引人瞩目？同样，在中国，历朝历代英雄豪杰更是风起云涌，但是又为什么只有刘、关、张等"英雄"如此令人心动？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乱世"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展开的。三国是乱世的三国，英雄是乱世的英雄。而且，三国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三国"，英雄也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英雄"。
事实上，在"三国"与"英雄"的身上，"乱世"，是最为深刻也最为醒目的烙印。我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愿意投胎在哪个时代？我的学生一般都说，那肯定要选择投胎在唐朝。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说唐朝固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那就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青春的中国，但是从秦王朝开始，中国就日益颓败，也日益颓废了。因此，如果让我来做这道题，如果让我再投胎一次，那我肯定选择投胎在春秋战国。当然，今天我不会再问你们这个问题，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相反的问题。我要问：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不想投胎的是哪个时代？显然，答案就是三国时代。我最不想投胎的，就是三国时代。
中国的帝国时代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在此以后，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帝国时代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第三帝国，明清。其中，统一的朝代有九个，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不存在动乱、战乱，恰恰相反，事实上倒是"乱"多"治"少。例如秦末，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的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人口在秦朝末年是2000多万人，到了汉初已经死亡了70%。再例如西汉末：公元2年全国人口是5959万，到了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有2100万了，死亡了65%。再如唐代的"安史之乱"，死亡人口也将近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不过，这毕竟是局部的，只是动乱、战乱，而不是乱世。真正的乱世，第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现在张艺谋和冯小刚们特别喜欢写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夜宴》的年代）、南宋金、元末，等等。其中，以三国的建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乱世最为惨烈，一共394年。我们想一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十年动乱，我们就已经不堪忍受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说是八年，后来说是十四年，我们就更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这发生在第一帝国结束期的乱世，也是中国的帝国时代所出现的第一次乱世，竟然持续了整整394年。当然，其间也不是没有瞬间出现的战时和平时期，但是只有多长呢？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统计说，只有十几年。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不幸而生存于这个时代，我们将何以为生？又能够以何为生？家国之痛，民族之哀，中国人说："宁作太平犬，勿当乱世人"，这真是肺腑之言啊。我过去看过一部外国小说，是冯尼格写的《第五号屠场》，小说里写道，主人公所生活的人类社会也遭遇了一场兵荒马乱的不幸，于是男主角就逃到了其他的星球。外星人问他：你认为什么最宝贵？这个男主角就说：和平地生活。这也同样真是肺腑之言。
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问世无疑与乱世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偏偏从历史题材开始，而且偏偏从乱世开始，显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三国演义》定稿于明朝，元末四十余年的乱世无疑也给当时的文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触。他们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也更是恰恰构成了《三国》的内在取向。
绝对现场与边缘情境
我计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大多有近九成的内容是写的乱世。至于这个乱世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不妨摘出几段文字，各位自己看看：
先看第一个例子--
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1
皇帝出京逃难，又回到了首都洛阳，一看首都完全被兵燹焚毁。他的政府官员来庆祝他重返首都，是站在哪儿呢？"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就是全都站在荒草里。这就类似皇帝领着他的手下在一个荒地里开政治局会议，连个像样的桌椅板凳都没有，只有几块儿石头。当时竟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洛阳的市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是当时我们国家的首都，但是却只剩下了数百家。而且这数百家的市民连饭也吃不上了，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儿过活。
再看第二个例子--
当时叛将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出来造反，把皇帝围在城里，皇帝就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想要什么官儿我给你们什么官儿，你们还是跟我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吧。这四个人同意了。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里怎么描写的：
（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勒要如此官品，帝只得从之。（第10回）
（但是他们还不满意，皇帝只好又封了二百多人）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第13回）。
更为恶劣的是后来郭汜与李傕起了内讧，李傕竟然说：："不须多言！我两个各不许用军士，只自并输赢。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第13回）皇帝竟然成为政治的第一赌注，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今古奇观。
再看一个例子--
皇帝因为不堪董卓的勒索和威胁，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我们看看董卓怎么说呢？"怨望作诗，杀之有名矣"。他竟然要对皇帝施加文字狱。大家知道，在中国只有对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清朝文人的诗里还写过"避席畏闻文字狱"，对皇帝我们却极少看到，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竟然看到了。
最后再看《三国演义》以外的一个数字以及两首诗歌--
一个数字：公元156年时，中国的人口是5000万，到了公元280年，三国时代结束与国家暂时统一时，全国人口就只剩下了1600万。这是何其悲惨的景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三口之家都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啊！
两首诗歌：一首是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我想，"生民百余一"大概不是曹操的文学想象，而应该其实就是三国时代的事实。还有一首是蔡文姬的《悲愤诗》，比较长，只要记住下面几句即可："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读完这几句，我想，你们就不难知道什么是乱世，也不难进入历史的绝对现场。
显然，《三国演义》写的就是"乱世"。《三国演义》就是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而这无疑正是《三国演义》最为成功之处。也正是它能够几百年来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且没有被排挤出局的重要原因。
为了帮助各位更加深入地理解"乱世"与《三国演义》的内在关系，我想引入一个重要的哲学、美学概念：边缘情境。这个概念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例如死亡、失败、生离死别时的一种突然的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人只是"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2时，换一句话说，只是在进入边缘情境时，才会恍然大悟，也才会如梦初醒。应该说，雅斯贝斯的发现很有道理，也已经获得了美学家们的普遍认同。而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证。例如曹雪芹的从"钟鸣鼎食"之家沦入"待罪之身"，鲁迅的"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都是他们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的重要保证。鲁迅说："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这里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为我这里强调的"边缘情境"。遗憾的是，在《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我还从未看到"边缘情境"概念的引入。其实，"边缘情境"正是剖析《三国演义》美学的前提，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边缘情境"是双重的，不但作者是置身"边缘情境"，而且小说描写的也是"边缘情境"。这，就是我在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乱世"。
让"三国"更有"人味"的演"义"
因此，《三国演义》实际也就是中国人在乱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这 "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就体现在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上。从这个角度再看《三国演义》，我们才会懂得，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要去"演义"三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义"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是讲"仁义"，是"仁"与"义"放在一切的，但是一旦进入"边缘情境"，"仁"与"义"之间的对话关系就出现了全面破裂，处理私德的"孝"与处理公德的"忠"（"孝"的延伸）也出现全面破裂，这个时候，"义"，就成为乱世的精神动力。你看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大义灭亲"、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起义"，甚至中国人在放弃了所有的正常的对话关系而被迫做了土匪上了梁山时所讲的"侠义"，就会知道，这里的"义"就正是中国人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在"忠孝"之上，在"仁"之上，中国发现，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义"。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关羽"义释曹操"，这显然不合"忠孝"的标准，因此往往为后人所困惑不解，甚至作为关羽的一个失误来解释，可是，如果看看后人对于关羽这一行为的津津乐道，再想想《三国演义》为什么要着意刻画这个细节，就知道其实这正是《三国演义》所推崇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它强调的是：尽管由于主流社会的崩溃，由于国破家亡，"忠孝"已经无从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指向性，但是却还应该恪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见义"还是要"勇为"，所以仍旧不能因为"背信"而"弃义"，更不能恩将仇报。也就是说，还是要有道德底线，还是要有"人味"。推而广之，显然，中国人正是从道德底线--"义"的角度也就是要让历史有"人味"的角度着手三国历史的演绎的。张尚德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三国演义》这本书是为了要"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就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零涕，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我觉得，《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也代表着中国人在"边缘情境"中对于"义"的洞察，并且最终"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知"中华帝国"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具体来说，《三国演义》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而且，《三国演义》还自问自答，对于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三国演义》所做出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回答。我想，这应该就能够解释《三国演义》为什么一直深受中国人的欢迎，而且一直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没有被排挤出局了。不过，我不能不说，假如站在今天的美学立场上来看的话，那又必须强调，《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实在是非常肤浅，从让历史有"人味"（"义"）的角度来反映、反思与反省乱世，其实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也仍旧没有"恍然大悟"，也仍旧没有"如梦初醒"。更为严重的是，《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还有一些非常错误的地方。对此，鲁迅精辟地概括为"三国气"，他批评说：中国之所以盛行《三国演义》故事，就是因为中国人身上有"三国气"。这里的"三国气"实际就是指的它所推崇的"人味"（"义"）一旦被绑架到历史的战车之上，一旦被置身于"敌我"、"好坏""是非"的价值语境之中，也就反而美丑不分，善恶混淆，不但往往成为罪恶的帮凶，不但往往因为自己的"义气用事"而不惜将更多的无辜者拖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往往其自身就是最大的罪恶。遗憾的是，我们却往往对此有意或者无意地视而不见。
而这，也就正是我在后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 导致"乱世"的原因何在？
顶缸替罪的"十人帮"和坏心办坏事的"愤怒英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我已经讲过，对于乱世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美学特色。其实，这个特色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就已经清楚无误地显露了出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句话，也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而且，在我看来，这也还是《三国演义》的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三国演义》所把握的"边缘情境"。它无疑正是中国人所面临的"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所面临的"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
说起来非常奇怪，在全世界的历史中你都很少看见这样的现象：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假分真合，真分假合......而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个朝代却偏偏就是如此，它使得漫长的中国历史就类似于一连串的劳而无功的建筑工程，刚刚建成又拆毁，刚刚拆毁又去搭建......把一座高楼大厦建建拆拆反复了二十四次。在2132年里，中国人的所有努力实际都被付诸东流，中国人的全部热血实际上也都被虚掷、被浪费了。时间虽然不断向前，但是一切都只是在循环往复、原地踏步。因此，这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分合之道，实际就蕴涵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秘密。中国历史的"好看"就在于此，中国历史的"悲惨"也在于此。而《三国演义》能够由此起步，无疑就体现出它的远远超出前人与后人的美学眼光。遗憾的是，当《三国演义》代表中国人来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却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
导致"乱世"的原因是"失德"，这是《三国演义》所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答案无疑是肤浅的；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答案无疑是错误的。面对乱世就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到了盛世就把原因归于清正廉明，这实际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看法，让人想起中国的鬼总是要寻找替身、寻找替死鬼这一"中国特色"。看来《三国演义》虽然置身"边缘情境"，但是它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却仍旧未能免俗。结果，历史的真相被再一次地掩盖起来，这使得《三国演义》既深刻但又不太深刻，既好看但又不太好看。
以《三国演义》的开头为例：《三国演义》开始于"英雄的愤怒"，这愤怒来自于两个方面，社会外部的黄巾军起义，社会内部的"十常侍"的腐败。由此，引出了天下的"英雄"。先是刘关张，然后是曹操，然后是孙坚，等等。应该说，这个开头蕴涵着《三国演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洞察，还是非常深刻的。以黄巾军起义为例，正如《史记》所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3其中，"土崩"是指农民起义，"瓦解"是指政府内部的腐化和败坏。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忧患就是农民起义。而《三国演义》恰恰就看到了农民起义对于封建王朝的摧枯拉朽的作用。再如"十常侍"的腐败，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宦官时代，"十常侍"的腐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权的时代。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这些宦官一起被杀，一共三十一年。这里的"十常侍"，仿照我们"文革"时期的"四人帮"的叫法，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三国演义》能够把乱世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权的时代联系起来观察，应该说，是很有眼光的。再联想一下，在《三国演义》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写过一本书，《三国志评话》，它的开头也是写"英雄的愤怒"，但是却非常糟糕。它写的是刘邦建国以后滥杀开国功臣，结果到了三国时代，那些开国功臣就托生为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人回来报仇。这就把历史完全恩怨化、宿命化了。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揭示，是现实的原因导致了"英雄的愤怒"，已经非常深刻了。不过，如果站在美学的立场上看，那么我必须要说，这还是非常不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把目光转过去，看一看在西方文学中同样出现的一次"英雄的愤怒"。
我要举的西方文学作品是《荷马史诗》。各位都知道，《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之久，但是，当荷马写特洛伊大战之时，却只选择了其中的五十多天去写。这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师的非常卓越的美学眼光。因为在他看来，透过五十多天就完全可以穿过历史的烟云，把特洛伊大战的根本的原因写清楚。可是，即便是只写其中的五十多天也还是有一个开场的问题。那么，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很有意思，和我们的《三国演义》一样，他也是从"英雄的愤怒"开始。这就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既不是因为国家的贪官当道，也不是因为"敌人"的凶残暴戾，也不是因为江湖恩怨，而只是因为人性的"尊严"。他的参加战争并不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不是为了匡复正义，而只是因为神预言他会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他偏偏要以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向命运挑战，显然，这是在呵护人性的尊严；他的出场决斗，也仍旧不是为了要与挚友"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是为了呵护人性的"尊严"；同样，他最后同意赫克托尔的老父把儿子的尸体带回去，还是为了呵护人性的"尊严"。这意味着：西方的荷马在两千年前就没有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写人，更没有落入"精忠报国"之类的拙劣圈套，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战争，而是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在战争中人距离爱与美更近还是更远？这才是他所密切关注的。因此，"阿喀琉斯的愤怒"实在是一个非常典范的开场。"阿喀琉斯的愤怒"，在我看来，也实在是一次人性的愤怒、美学的愤怒，更是一次不朽的愤怒。但是，中国的《三国演义》是不是呢？我坦率地说：不是。
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的《三国演义》的"英雄的愤怒"。大家可以注意到，《三国演义》中第一个"英雄的愤怒"的细节是写了谁呢？"张翼德怒鞭督邮"。督邮是一个什么官儿呢？各位不要一看"邮"就以为是邮政局的官儿，不是的。它相当于市纪委的一个到下面来检查工作的干部。张飞认为这个人欺行霸市，尤其是拿刘备太不当一回事，因此就把他痛打了一顿。这个"张飞怒打督邮"的细节十分典型，因为他把黄巾起义的原因和"十常侍"的腐败都折射了出来。可是跟《荷马史诗》的"英雄的愤怒"一比，就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英雄的愤怒"明显地不如《荷马史诗》的"英雄的愤怒"水平高。与人性无关，也与美学无关，因为，它把"英雄的愤怒"非人性化、非美学化了。贪官污吏只是动乱的结果，但是《三国演义》却把贪官污吏看做了动乱的原因；因此误以为"杀尽不平方太平"，于是便大打出手；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贪官污吏偏偏越杀越多，甚至，想杀尽贪官污吏者往往自己就比贪官污吏还贪官污吏；最后，"英雄的愤怒"就演变成一场为杀人而杀人，以"统一"之名行"分裂"之实、五十步笑一百步、小贪官污吏杀大贪官污吏、未来的贪官污吏杀现在的贪官污吏的军阀混战。在我看来，这样的"英雄的愤怒" 恰恰就是国家从"动乱"沦入"乱世"的原因之所在，与其说是"好心办坏事"，不如干脆就说是"坏心办坏事"，而且，以后的绵延了394年的乱世告诉我们：这样的"愤怒"还不如不"愤怒"！
其实，出现乱世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根源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是现实的根源，一个是人性的根源。
"抢椅子"的千年游戏
现实的根源是指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据。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会让各位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贪官污吏以及它所导致的黄巾起义确实是乱世的导火索，但是却并非导致乱世的真正原因。导致乱世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恰恰相反，他们统统都是希望混水摸鱼，都是希望借助战争图谋不轨，都是希望发战争财、国难财的。换言之，三国之所以打成这个样子，甚至发展到后来又延续了几百年的军阀混战，以至于竟然在394年以后才最终实现和平，是因为当时的所有的军阀都只想"统一"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想"统一"在别人的手上，结果当时的中国就被迫落入了一种谁也不敢先放手而且也绝对不甘先放手的"囚徒困境"，这，才是动乱的根源。至于什么"有德"，什么"失德"，什么"贪污"、什么"腐败"，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那都是狗屁！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发起战争的借口。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不贪污的官吏实在太少太少，夸张一点说，没有哪一个官不贪污的，因此，往往都是为了整他才把他弄出来并且说他"贪污"，如果不整他那就根本不会有人说他"贪污"了。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其实中国社会就正是一个产生贪官污吏的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产生贪官污吏是必然的，不产生贪官污吏则是偶然的。产生海瑞这样的人是偶然的，产生"十常侍"这样的人则是必然的。因此，真正导致乱世的应该是这个社会本身，而不应该是贪官污吏以及它所引发的黄巾起义。何况，我们在小说中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在军阀混战之前，宦官就已经被整肃掉了，黄巾军也已经被平定了，即使是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了。乱世显然还有其更为深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要我说，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
为了更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我推荐你们去看一本书，就是钱穆先生写的《国史大纲》。在中国，除了司马迁的《史记》独步天下，无人可及，我一直都认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应该名列第一。各位不妨置诸案头，经常拜读一下。相信绝对不会空手而归。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导致三国乱世的原因就是一个例子。在《国史大纲》里，钱穆先生用了"离心势力的成长"这几个字，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興，并不在此"，"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是因为"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 钱穆先生把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概括为："离心势力的成长"4。
当时军阀混战的各方没有一方真正希望和平，就正是这"离心势力的成长"的写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社会。
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尽管我们的中学也开历史课，尽管我们的每一届高考的文科考生也都要考历史，但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却真的太贫乏。而目前的清宫戏、明朝热以及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大片等等，更是把我们弄得摸不到东南西北。可是当我们真的去面对生龙活虎、活色生香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是非常茫然，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历史的教科书里经常讲阶级，也经常讲阶级斗争，还经常讲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可是，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实际都是"屠龙术"。结果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阶级呢？所谓"阶级"主要是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概念。经济上首先要独立然后才有可能产生"阶级"，可是，中国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阶层，哪一个人在经济上曾经独立过呢？从来没有啊。其实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阶级"，而只有"等级"。所谓"等级"，是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最适合于中国的概念。也因此，在中国一个人的实际地位，也就完全决定于他的"等级"也就是他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中国经常讲的，他"有权"还是"没有权"。
"等级"的例子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我们经常错误地以"封建社会"来定义中国社会，然而实际上中国根本就与"封建"无缘。事实上，古代中国只能被称之为"专制社会"。什么叫"专制社会"呢？就是"天下一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奥秘就是一个字："抢"！大家你争我夺，大打出手，玩"抢椅子"的游戏，直到天下归"一"为止。对此，我们不妨听听著名专家的意见：
中国的祖先发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黄帝到夏禹这一时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满了血腥的战争。
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战争中逐渐形成了暴力中心--逐渐形成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统治权力和这个政治统治权力能够绝对支配的稳定的地理区域。
表面看来，战争的结果是胜利者一方征服了失败者一方。实质上，当胜利了的人民从庆贺胜利的欢呼与狂热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也同时被征服了，甚至在还未征服他人之前就已首先被征服了。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已经全部并灭干净。
全世界的人类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必不可免地经过一个英雄崇拜时代--一个崇拜英雄的历史阶段，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专以制服同类著称的，却是极为罕见的。5
十分明显，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无不起源于强权、暴力和杀戮，而且，谁当皇帝，天下就是谁的家产，谁当皇帝，百姓就是他的臣民。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越大，安全越小"，"剥夺者必然有被剥夺的恐惧"，因此他绝对不会允许大权旁落，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6。明朝的大学者黄宗羲也说得非常清楚：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皇帝自己对于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了。各位都知道梁武帝，这个人和南京关系密切。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高寿的皇帝，高寿在历代皇帝中排名第二，而且八十岁还出去带兵打仗。可惜最后他死得很惨，是饿死在我们南京的台城的。这也是南京历史上非常厚重的一页。可是各位是否知道梁武帝在灭国的时候说了什么吗？他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江山丢掉了，可是他说没关系，这个国家不就是我自己的财产嘛，小偷偷了就偷了，强盗抢了就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没什么好遗憾的。而另一方面，既然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那么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则显然都没有国家的财产份额。那么，他与皇帝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古代的官员被称为"牧"。"牧"，《说文解字》中写"养牛人也"。《淮南子·精神训》称："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因此，他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子与禽兽的关系。也因此，百姓没有任何的权力，而只能向皇帝租了他的土地去耕种，然后再以四种方式去回报。第一种是税，也就是给皇帝纳税，比如说按照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纳税，这叫做"什一税"，这是中国最流行的；第二种是役，也就是给皇帝服徭役，到了农闲的时候，就去修长城，挖运河，还要自己带干粮，是白干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个"徭役"，孟姜女哭长城，实际上就是哭徭役。第三种是赋。皇帝遇到过生日之类的事情，就要向民间下一道圣旨，叫百姓给他送礼。就像现在干部往往利用"住院"、"生日"来暗示下级送礼一样。第四种是贡，有时候你还得想办法拍拍他的马屁，主动给他点儿土特产之类，这就叫做"贡"。不难看出，不论是"税"、"徭役"、"赋"还是"贡"，其实就是明火执仗地掠夺、明火执仗地抢。那么，百姓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什么呢？其实什么也得不到。即使是盛世，也只是"民享"，也就是享受一点儿安定而已，至于"民治"、"民权"，那是根本连想都不要去想的奢望。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只有私权没有公权，只有皇权没有民权。
皇帝永远算不清的账：抢多少算多？
那么你们一定会问：我已经等不及了，你讲了这么多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究竟跟中国频繁出现的"乱世"有什么关系呢？跟"离心势力的成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说：很有关系。"专制社会"的这个特征，使得皇帝这个中国社会的掠夺者从来就不关心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关心社会财富的交换，而只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可是，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是社会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导致"土甭"和"瓦解"的乱世？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高明的政治家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欲壑难填"，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他们的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你只有不断地满足他。一方面，则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战国人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时，曾算过一笔帐，这笔帐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一夫挟五口，种田100亩，亩产1.5石，计150石。可是，具体的开支是什么呢？李悝接下来又列出了一份开支表：租税：十分之一，15石；剩余135石；口粮：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钱，全家全年1500钱，折合粮食50石；祭祀：每年300钱，折合粮食10石。结果，开支缺口为15石。（《汉书·食货志》）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说当时的百姓生活水平大体是在15石上下浮动，我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问题也就十分明确了。掠夺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无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掠夺得多了，百姓又明显无法承受。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的工作无非就是给皇帝在"税"、"徭役"、"赋"和"贡"上出主意而且设法把"税"、"徭役"、"赋"和"贡"收上来。至于怎么发展生产，怎么帮助百姓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那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可是，他们无法真正左右皇帝及其家族的掠夺。中国的皇帝及其家族往往贪得无厌，但是又永远计算不出掠夺多少才是合适的。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他不知道，他从百姓手里最多能拿多少钱他也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极为昏庸的皇帝，都已经国破家亡了，他的手下跟他汇报说：老百姓没饭吃了。他说，没饭吃，那为什么他们不喝肉粥呢？就是这么昏庸啊。因此，中国的乱世与盛世其实也很容易判断：抢得少，就是盛世，抢得多，就是乱世，就是这么回事。因此，横征暴敛，例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骊山陵墓、长城这三大徭役，就可能导致天下的动乱，甚至导致乱世。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西方，我们在西方很少看到中国这样的乱世频仍，也很少看到中国这样的动荡不已，像中国这样的由一个最落后最贫困的小国--秦国统一中国的情况，更是无法想象。拿破仑、希特勒都尝试过，但是却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是皇帝的，国家是国家的。因此它有联邦制，也有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多元的力量被用各种各样的权利去加以制衡。而且，国家向百姓掠夺多少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是可以科学地计算出来的。何况，百姓和国家之间也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我们就把它叫做民主社会。当然，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都不涉及价值判断，也没有必要去权衡高低，因为这都是东西方各自的历史选择，但是，中国的专制社会比西方的民主社会更容易出现动乱，却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实际的问题还要更加复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历史往往表现为：首先是有那么一个人通过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他就要全国人养他自己及其全家。后来由于横征暴敛（也可能是由于天灾人祸或者外族侵略使得百姓无法承受正常的"税"、"徭役"、"赋"和"贡"），百姓实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天下大乱，不过，中国的专制社会容易倒塌但是也容易修复，只要有一个人出来以暴力荡平天下，社会就可以"归一"，只是，他又要穿新鞋走老路，逼迫全国百姓养他自己及其全家。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
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你们很容易想到，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横征暴敛，那么，危机毕竟还是可以预测的，因此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社会的危机的不可预测以及无法预防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横征暴敛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换言之，在中国，谁能够致富，谁不能致富？谁过得快乐，谁过得不快乐？谁过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谁过得要风没风、要雨没雨？只有一件事决定，就是--抢。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抢劫资源，掠夺社会资源，是唯一的生存选择。它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掠夺社会资源而不是想办法生产社会资源，是这个社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方法。
我们看几个在中国发家致富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刘邦，刘邦是我们江苏的一个普通百姓。他一家在《史记》上都没名字。父亲叫刘大爷（刘太公），母亲叫刘大娘（刘媪），他自己也没有名字，叫刘季，"季"不是名，是在兄弟里的排行，就是刘老三。刘邦是他后来的名字，为什么叫刘邦呢？朕即国家啊。他不叫刘邦谁叫刘邦呢？整个汉室江山都是他的嘛，他当然应该叫刘邦。这样一个连《史记》都考证不出名字的人实际只是个"无赖"，可是后来他夺了天下以后却跟他父亲说：你看，你从小就教训我，说我"无赖"，连一份家业都挣不了，不如我二哥，现在看怎么样？是我的家业大，还是我二哥家业大？这个例子，应该能够让我们懂得很多东西。
第二个例子是吕不韦。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战国策》里吕不韦那个著名的关于生财之道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聪明人，我认为非吕不韦莫属。吕不韦是个商人，他用他商业的投机学算了一笔投入产出的细账，他跟他父亲说：如果我耕田种地，收益是多少呢？是十倍；如果我做生意呢？收益是多少呢？是百倍；可是如果我要是能够把一个国家抢到手呢？那收益就是无数倍了。于是吕不韦说：那我就去抢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生财之道。
第三个例子，中国古代有一个学者叫宋翔凤，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也就是三代以下没有不当官儿就能发财的。明朝有部小说《醉醒石》，它的第八回里，主人公也说了一句话，可以作为前面那句话的注脚，他说：中国的地主因为权力而致富的"十之七"，由于劳动而致富的"十之三"。各位如果到江浙皖一带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些深宅子大院儿，都是当官儿者退休回来买的。天天靠从鸡屁股后头抠蛋来发财的，有谁听说过呢？所以，中国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形象：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先争了权才能夺利，先升了官儿才能发财。而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准确，他说中国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中国的地主在前面一定要加"官僚"，先当"官僚"，后当"地主"。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奥秘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或许还可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呢？结果，中国社会就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而在这当中，官员的腐败尤其值得注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人是皇帝，他通过战争暴力的方式掠夺了全国的社会资源。这我们在前面已经剖析过了。但是在中国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政府官员。从表面看，官员只是皇帝的御用工具，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打个比方，就是虎狼关系。对于皇帝来说，天下都是他的财产，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他要的太多了，天下就会完蛋，他要的不那么多，天下就多维持几天；政府官员呢？他当然深知"抢"的奥秘，因此他也深知，要想赚钱就只有想办法狐假虎威，假借皇帝的权势来搭车向老百姓伸手。他本来是帮皇帝办事的，可是他却同时也为自己办事，趁机把自己的掠夺也搭在皇帝的"税"、"徭役"、"赋"和"贡"之中。
结果，我们看到，在皇权以外，在中国历史上政府的官员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关系结成了不同的博命集团，也就是掠夺集团。以三国所在的汉代为例：
第一种是宦官集团。在罗贯中看来，桓帝时是"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灵帝时是"中涓自此愈横"，（第1回）也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宦官集团利用皇帝的年幼弱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谎报国情、谎报军情，然后想办法骗取权力，进而掠夺国家财产。这个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做过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皇权中最病态和最丑陋的东西的无限放大的结果。而且当宦官的心态都不太正常，见了男人就恨，见了女人更恨，所以最容易出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三国的问题就起源于此。东汉的十三个皇帝，有十一个是儿皇帝。有十二个没有活过四十岁。这就必然导致宦官的干政。而宦官的横征暴敛，无疑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二种是外戚集团。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母族是母亲家的人，是血缘关系；妻族是妻子家的人是姻缘关系。因为重用宗族可能会导致皇位被取代的危险，而重用外戚去不存在这一危险，加之汉代多为小皇帝，是皇太后主持朝政，重用娘家人，显然并不奇怪。我们在《三国演义》里也不难看到，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就出现了外戚何进的辅政。外戚集团的横征暴敛，无疑也会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三种是世族集团。三国是个世族大家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大部分力量也都控制在各地的诸侯、豪门等世族集团的手中,大部分的人才也来自世族集团，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三国演义》总结说，当时造成乱世的主要是宦官集团，实际并非如此，造成乱世也与世族集团有关。
我已经讲过，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无限政府的扩张欲望、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那怎么办呢？你只有不断地满足他。而不断满足的过程当中，那些不同的博命集团又把他们扩张的欲望附加在皇权之上（其实还要加上水浒集团这样的体制外的博命集团，他们也要对百姓大肆掠夺，这里暂且不论，参见我的第二讲《〈水浒传〉：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帝越到民间横征暴敛，国库的银子就越少，为什么呢？就是半路打劫的太多了。皇帝越是没有钱，他就越要到民间去搜刮盘剥，可是他越是到民间去搜刮盘剥，他就越发觉得国库里的银子少，为什么呢？各路官员都把它盘剥走了。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中国政治非常奇怪的一个情况。谁都搞不好，谁都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崩溃。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应该为他一洒同情之泪。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平民皇帝。他只要听说有谁欺压百姓，就怒火满腔（在保护百姓这方面，他和毛泽东的特点很像。所以，毛泽东很喜欢朱元璋）。但是我们发现朱元璋所有的反腐败措施都失败了。要知道，他为了反腐败而搞的运动的规模超过了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他对腐败分子的惩罚严厉到只要你贪污几十块钱，就要把你"剥皮实草"，就是把你的皮剥下来，里面放上草，你是县长我就放在县政府门口儿，你是市长我就放在市政府门口。一放就放很长时间。可是即便这样，中国的官吏仍旧前赴后继地贪腐。朱元璋最后也糊涂了，他说：我已经给你们工资啦，而且还用这么残酷的刑罚惩治贪腐，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地贪呢？他到死也找不到答案。实际上，答案就在于：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治一乱"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终得以形成。
孙、刘、曹的独得之秘："抢"才是硬道理！
弄清楚了在中国频繁出现的"乱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再看"离心势力的成长"。
在我看来，"离心势力的成长"与当时的庶族集团拥兵自重有着直接的关系。前面我已经讲到，当时出现的世族形成了特定的世族集团，并且组成了不同的地方豪强。这些豪强类似于各位比较熟悉的文革时期的军管会的首脑（这就是所谓的改"剌史"为"州牧"）。皇帝让他们对各地实行军管，本来是为了遏止动乱，但是他们却领头带兵捣乱。当时因为大多是少年皇帝，国家的最高统治出现失控；由于铜钱的贬值又导致了赋税的大大加重，于是，动乱也就应运而生。然而在他们看来，动乱的局面，又正是他们可以大捞一把的天赐良机。因此，他们又希望能够不断地乱下去。所以，才会出现曹操和袁绍打仗时的一幕闹剧：曹操一上阵就宣布"吾今奉诏讨汝！"袁绍一上阵也宣布 "吾奉衣带诏讨贼！"显然，他们都是在以皇帝的名义趁火打劫。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八路诸侯讨董贼。十八路诸侯讨董贼，意味着所有诸侯都开始意识到：旧王朝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动乱真正开始了。于是，新一轮的势力新分配拉开了序幕，天下开始了毫无秩序可言的弱肉强食。不过，这些人作为当时汉王朝的精英中的精英，脑子还比较僵化，他们还只是想到你这个皇帝不给我更多的特权，不让我更多地横征暴敛，因此我要跟你这个皇帝要权。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当皇帝。在这方面，可以以袁绍为代表，他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是高干子弟。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就只想到要跟皇帝要权。但是却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当皇帝。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作"袁绍们"。
不过，这时还有一些人，例如曹操、刘备、孙权，作为冷眼旁观者，已经领悟到了中国历史的奥秘：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过去以为皇帝是天子，现在才恍然大悟，其实也无非就是皇帝打仗打得比我厉害，结果把天下夺走了。既然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帮着皇帝打天下呢？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打天下呢？"窃国者侯"，原来谁的权力大，谁拥兵自重并且能够得到天下，谁就是皇帝。五代十国的后晋时代，有位节度使安重荣先生说了一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想必正是这些"冷眼旁观者"的独得之秘。
在这方面，曹操应该说是一个代表。严格说，曹操应该是庶族集团的代表，庶族是一般的中小地主，所谓"寒门"。庶族集团是当时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世族集团之外的新兴集团。除了曹操，孙坚、董卓、公孙瓒等等也名列其中。这个集团的人与平民相比，受过更多的良好教育，但是与世族集团的人相比，出头的机会相对较少，例如曹操的老爸，就只好花钱去买官。而且，世族与庶族绝不来往，顽强地保持着"士（世）庶天隔"的界限。但是也正因此，庶族也就更少条条框框，更不受那些虚假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在乱世的血泊中，面对十八路诸侯们的推诿不前，曹操曾经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仔细想想这句话，不难猜测到曹操的内心。由此开始了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的尝试、"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尝试，这意味着一个奸雄的产生，一个分裂天下、阴谋乱中夺权的奸雄的诞生。确实，在这个方面曹操是很聪明的，最先一下子就看透了中国历史的这个公开的秘密。而在官渡之战之后，世族集团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曹操也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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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备也不是世族，也不属于拥兵自重的豪强。他名为宗室，实为寒门，从小"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是在乱世的血泊中，他也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与虎谋皮的"分一杯羹"的尝试。也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才格外引人瞩目，而且因为给后人以极大启发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桃园三结义"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按历史上人物的真实年龄排序，关羽应该排老大，当时他们三个年轻人，关羽25岁，刘备24岁，张飞20岁。但是《三国演义》却把"桃园三结义"隆重推出，这实在是小说的一大发明，也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的一大总结。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三国演义》要揭示的是，为了掠夺皇权，如果你已经是省长、市长了，当然可以拥兵自重，图谋把江山抢到自己手上。但是假如你既不是省长也不是市长，假如你连个村长也不是。刘邦不还是个村长嘛？那你怎么办呢？《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可以通过"结义"的方式达成政治联盟，去掠夺天下。所以，刘关张开的这个头，从表面上看是兄弟情谊，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政治结盟的特定方式。所以，对这个刘关张三结义我们不要太看重所谓的兄弟情谊。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联盟，所以才会以"死"相邀，强调"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我们还可以联想，刘备这个人特别喜欢结婚，结了一次又一次，而且从来都是政治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本来就是高官后代、干部子弟。但是刘备却出身贫寒，因此他要不断进行政治结盟啊。还有刘备的到处吹牛，所谓刘家后代，实际上已经差了几百年了，DNA早就稀释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了，但是他还是要利用，就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当然，他的真正开窍还有待时日，要一直等到被荆州兵马追杀他不得不马跃檀溪为止。
除此之外，还有孙权。孙家也是庶族。他的前辈孙坚一直是坚持国家统一的，在诸侯联盟中他也与曹操一样，始终是最积极的，而且自称"破虏将军"。捡到玉玺之后，他也如获至宝。到了孙策就大不一样了，他非常果断地拿这个玉玺去换了兵马，拥兵自重，开始走上分裂中国的道路。而在孙权时代，他最初也还是藕断丝连地保持着与国家政府的联系，鲁肃就与他讨论过辅佐汉室的问题，鲁肃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而且曹操"北方多务"，因此可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可是当时的孙权却不同意，他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也。"(《三国志·鲁肃传》)直到赤壁大战，孙权才抓住吴蜀联合这一"救命稻草"，彻底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
另外，三国时代也为当时的不同军事集团提供了一个掠夺国家资源甚至争霸天下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的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各位知道，除此以外中国的经济中心还有四个，但是当时都还没有开发，一个是蒙古地区，一个是东北地区，一个是西北地区，一个是沿海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这三个地区恰恰就是三国时期三国大战的经济基础，也为不同军事集团拥兵自重提供了经济可能。
而这一切，也就集中体现为"离心势力的成长"。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断言："离心势力的成长"，就正是三国乱世的现实根源。黄巾军已经被平定了、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经被处死，但是那些世族集团却希望混水摸鱼，那些庶族集团更是渴望乱中获利。也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再在三国之间强分是非善恶，更不要再在三国大战中强分正义与非正义，无非就是一些人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掠夺国家政权，然后再通过合法政权的方式来加倍地掠夺老百姓，无非就是权力之战。因此，三国无义战，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战争狂徒。这样看来，《三国演义》认为中国的乱世是因为"失德"才造成的，就无疑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中国的乱世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专制体制所使之然，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有一切。结果，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是动乱不已。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那么，中国的乱世也就无可遏止了。这，就是中国三国时代乱世的总根源。再说得远一点，中国394年的动乱史，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公开秘密的淋漓展现。
国家：应该站在铁笼里发话的权力
讨论了现实的根源，下面再来讨论人性的根源。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根源。因为《三国演义》是一本文学巨著，而不是类似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样的《三国大纲》，因此我们还要关注：《三国演义》从美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三国的乱世的？这样一来，我们如果还是仅仅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还要进一步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乱世。如果前面是从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那么这里就是要从对人性有利还是有害、是推动人性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乱世，这样，也就必须去考察乱世的人性根源。三国的乱世和人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三国的乱世是人性的觉醒还是人性的迷失？显然，作为一部文学巨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也必须回答的问题。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交的是一张白卷。一部中国的著名小说，而且是一部始终高居于"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这样两个最高级别的排行榜之中的著名小说，竟然在美学考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交了白卷，这很有点尴尬，也很有点无奈。但是，这毕竟就是事实。人性的根源的准确把握，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进入美学殿堂的起点，《三国演义》在这个地方戛然止步，说明他只是从现实的根源来看待乱世，而且误以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使命。但是，我们却不能止步于此。下面，我就从人性的根源的角度对三国乱世再做讨论。我希望借助这样的讨论，能够反过来让你们看到，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白卷而给《三国演义》带来的美学失误是多么的令人痛心。
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国家机器的产生是人性进步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因为人类产生以后，随着文明的发展，所有人都逐渐意识到了要团结起来，于是就有了国家，并且通过国家来进行管理。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也曾经存在。比如说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曾经说：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在国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个文明的人。反过来，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经过将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国家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不再把国家的产生看作人性进步的结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恶的结果。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关于国家产生的"原罪"假设：人性的原罪是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结论。也就是说，因为人性的罪恶，人类没有办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国家"这样的工具来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是什么呢？人性的耻辱。它是上帝的一个不情愿的赐物，也是对人性的罪恶的补救。当然，一说到"罪"，你们就有点儿紧张，觉得自己怎么会跟"罪"沾上边儿？国家又怎么会跟"罪"沾上边？不可能的。要解释一下，这里说的 "罪"不是指的犯法，而是指的"过失"。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限的世界当中，他没有办法了解全部的信息，他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因此，他就只能事事以自我为圆心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样，就难免犯下种种"过失"。这就是所谓"原罪"。可是，这样就势必造成混乱，怎么办呢？只有用一个公共的规则把大家都限制起来，从而设法避免这一结局。这就是国家产生的人性根源。布什当选总统后发表总统致词，他说：从此我就被你们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了，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这就是国家的作用，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关在国家机器的铁笼子里。那么，国家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国家是工具--一个有用的工具，这才是人类的国家所产生的真实原因。国家的作用是确保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用外在强制的方式，要求人们必须做什么和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要问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正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都必须保证所有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的在"起点"上的平等、在规则上的平等和在机会上的平等。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那我们又必须说，国家也有"原罪"。国家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却毕竟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东西。用限制和干预的放肆来实现了它的国家权力。可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这也是国家的"原罪"。所以，人类又要限制国家的作用，不能让它从有限的工具变为无限的工具。国家只能行使为人民在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底线权力。人民让渡少部分的权力给国家，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比如说每个人碰到红灯的时候要等一等。这是这个国家对你的限制。但是这个国家不能任意设置红灯，更不能永远是红灯。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国家只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以恶治恶"的方式，因此也就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借助它限制和干预个人。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权利是国家所绝对不能干涉的。在这个地方我要强调，我们中国人理解起这个问题来往往比较困难，我们中国人往往会以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个人的利益微不足道。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到有学者介绍说，从表面上看，西方在谈到国家时也不讨论个人，因此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的看法与我们彼此一致。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西方人在谈到国家时不涉及个人，完全是因为他们认为个人权利是一个不用讨论的前提。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就好像你要"拆迁"，我不愿意"拆"，那你就不能强迫我"拆"。个人权利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越过的障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个人是国家得以可能的圆点与基石。是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国家的归宿。个人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国家的权力却需要证明。个人必然是原因，国家只能是结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有一句名言，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往往不以为然，但是西方人却往往奉为铁律，有人甚至说，这是几千年来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产生影响最大的一句名言。这就是：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恺撒的国家只能管理我们的公共生活，但是，我们的个人权利，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绝对不能交给它管的。那么，由谁来管呢？上帝的天国。这是西方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这样一来，它就把王冠跟圣坛区别开了。把城堡和教堂区别开了。把骑士和圣徒区别开了，也把灵魂和肉体区别开了。我们在西方经常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二元的。也就是说，它把这些东西都区别开了。至于区别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凭借国家有限地限制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凭借上帝无限地敞开了自己的精神。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是如何可能的？国家是用来限制原罪的，但是它自己也构成了新的原罪。以恶治恶的方式，无疑是以新的罪恶代替旧的罪恶。今天将国家作为拯救手段，天也很可能将国家作为奴役锁链。换句话说，国家机器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以自然的力量来遏制自然的力量。就像靠瞎子来带领瞎子走出黑暗。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在遏制恶的过程中又造就出新的恶和更大的恶。这样来看，如果放纵国家权力，那肯定就是人类之祸。人们经常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确实很有道理，滥用自由就会丧失自由，滥用权力也会丧失权力。如果权力被绝对化，权力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努力变成了地狱就是人间的现实。
那么，国家是如何可能的？人性的向善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要遏止绝对的权力，遏制国家的那些罪恶的因素的宣泄，就要靠人性的向善，也就是说，要靠人的不断向前向上的那种人性的力量来推动国家向前向上。黑格尔曾说过："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7"一个"是自由的 、"有些"是自由的、"全体"是自由的，这里的区别在那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向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性的向善就是必须要使人成其为人，要让"全体"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只让"有些"自由，最差的是决不能让"一个"自由。这样，一个国家就必然难免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至于人性的向善的动力与保证，那无疑是来自于宗教。
人性向恶的鼓励机制：施虐者与被虐者的明推暗就
弄清楚了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和国家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思考从人性的根源来看待乱世的问题了，显然，在中国，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由于宗教的缺席，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一种人性向善、那样一种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一句话让人倍感亲切，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可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临死的时候都说不出这句话，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人死如灯灭"。可是，佼佼者易折，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性这样一种奢侈品、易碎品，没有宗教的强大支持，肯定是行之不远的。至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那就更加谈不上了。"使人成其为人"，这样的理想，那更是闻所未闻。真实的一幕是：所有人的放弃自由推动着"一人"之自由的出现。国家权力由于失去了人性的监督，失去了人性的推动。也失去了人性的制衡，结果就从有限的工具转变为无限的工具，也从有限的权力变成了无限的权力。而无限权力会导致什么呢？当然是无限的政府，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 "一人之天下"。它意味着"天道"与"天子"的统一，也意味着无限权力和无限政府，其结果，就是永远的"乱世"与暂时的"盛世"。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莫名困惑，而永远的"分"与"暂时的"合"则更曾经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困惑莫名。乱世，实在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从人性根源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无限的权力，不但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而且必然诱发无限的人性的恶，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国家也有"原罪"， 国家是"以恶治恶"，是以"恶"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预"恶"。 国家一旦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国家的以恶治恶就会成为社会的首恶。中国的乱世，正是因此而应运诞生。人性的向善一旦化为泡影，人性的向恶就会成为现实。而假如说人性的向善是行善之渊，那么人性的向恶就是作恶之源。所有的人都用残暴来肯定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作恶中寻求快感，所有的人都是屈辱的活着，所有的人都是满怀敌意地看待世界。弱肉强食，"以杀止杀"、"以暴易暴"，为暴力而暴力，为破坏而破坏，为杀戮而杀戮，贪官淘汰清官，劣币淘汰良币，坏人淘汰好人。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只能"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就会出现"分久"之后的"合"甚至"盛世"--不过实际上还仍旧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没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呢？那当然就会出现"合久"之后的"分"甚至"乱世"--这是一个无"人"（人民、人性）之世。而无论是"一人"之世，还是无"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绝对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体"之世。
这就正是我们在三国时代所看到的真实一幕。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了国家的无限权力，而国家的无限权力，又诱发了人性向恶的出场。而且，这是所有人的人性向恶 。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而且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统治者的人性向恶，这很容易理解。无限权力的存在已经使得他们的人性逐渐泯灭。就以汉家王朝的两个老祖宗为例，吕后擅自做主，把汉家的第一功臣韩信杀掉，刘邦的反应是什么呢？司马迁这个人文笔非常厉害，形容他是"且喜且哀"。好好的一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掉了，他却是"且喜且哀"，首先是"喜"，然后才是"哀"，可见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的人性已经被向恶的取向占据了上风。王莽篡权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是早夭，如果不是早夭，很可能也要被杀，此外，还杀死了一个孙子、一个唯一的侄子。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评价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这句话，其实可以看作对于所有统治者的评价。确实，无限的权力需要的无限的向恶，越是人性向善，就越是无法存身。五代十国时候，我们南京的李后主就是输在了这个问题上。而无限权力的争夺，那更是比足球场上对于那个满场滚动的足球的争夺要残酷得多，不到最后一人一枪一弹，是绝对不会停止的。而即便是幸运地遇到了"停止"，那也不过是临时的"叫停"，只是新的一轮无限权力的争夺之前的静场。
不容易理解的是被统治者的人性也同样向恶。一般的看法，往往是把乱世的责任推到统治者的头上，并且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除掉"，就会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可惜，这并非历史的真实。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间存在一种共同合作的默契关系。统治者作为虐待狂是因为被统治者都是被虐狂。甚至统治者不虐待他还会很不舒服。所以，在乱世中正是被虐狂和虐待狂之间的相互依存导致了统治者无不把"残忍"当作力量。
在这里，我要顺便解释一下历史上所谓的"渴望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千年之后，还是连我们的大导演张艺谋都身陷其中，而且乐不思蜀吗？看看他的影片《英雄》，就知道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只是希望统一于"一人"，而不是统一于"全体"。因此这统一实现的只是"一人"之自由，而并非"全体"之自由。埃·弗洛姆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名字就叫做《逃避自由》，在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渴望统一，就正是在"逃避自由"。因此这样的选择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性的向恶。只不过是自己无力为恶，因此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来实施而已。而这种"逃避自由"的努力，无疑极大地纵容了统治者之间对于"一人"之自由的争夺。而且，这种争夺还因此而尤为惨烈。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你可以发现，凡是写黑社会的电影的，那个老大都特别厉害，特别凶残。动不动就"把他砍了！""把他耳朵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你会非常困惑：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残呢？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必须的。他越是残忍，就越是有力量，而所有的被领导者其实也在下意识里都希望他越残忍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要跟着他混嘛。他要是镇不住局面，大家全完蛋。何况，对于其他团伙的凶残，可以使自己所在的团伙间接受益；而对于自己团伙内部的凶残，则可以稳定队伍。这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依赖于他者的人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当然，我这样说，有不少人会不服气。他们会说，毕竟还是好人多啊，难道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中就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人吗？确实，我也并不否认好人的大量存在，更不否认好人在乱世中所做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哪怕是这些好人，当他们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并且不得按照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来行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还是在不知不觉的作恶--尽管他们并不希望后自己的人性向恶。因为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就算没还有丧失但也已经被扭曲了。我就举个张爱玲的例子吧，有一次，在街上，张爱玲看到警察在随便打人，她特别气愤，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却没有去制止，而是幻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嫁一个大官儿，当个官太太，然后我就可以去"扁"这个警察（《打人》）。张爱玲的幻想其实很有代表性。不是自由的意识，而是权力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想，自己要拥有权力，然后就去消灭对方。可是每个中国人都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想法。导致了无休无止的动乱。因为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下意识里所想的解决办法都是一个--那就是"我要比你更坏"。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种电视剧：明君、清官和侠客，实际上就都是代所有的好人实现了他想实现但是却无法实现的愿望。总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更为暴戾，更为强大，都希望通过让自己更为暴戾和更为强大的方式来消灭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自己是--在"恶"上加恶。而这样的恶上加恶，也就导致了恶的恶性循环，或者是你"迫害"我，或者是我"迫害"你，但是种种的改变却没有改变一个东西，那就是"迫害"本身；或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者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可是"统治"的事实却从来就没有改变。而这个从来就没有改变的"迫害"与"统治"，就正是乱世的人性根源。
还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三国演义》，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清楚，《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本应解释的，就是上述那些作为乱世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种种社会的病态、人性的病态，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它交的是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但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还在以扭曲的方式引导着世世代代代的后人对于这一乱世的误读。以记忆的方式消灭记忆，以历史的方式消灭历史，以思想的方式消灭思想。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国演义》。它所熏陶出来的读者，也无非都是一些乱世的继承者与接班人，起码都是一些乱世的阿谀者与追星族，但却从来就没有乱世的批判者与掘墓人。
现在，我想我们的结论就很清楚了，《三国演义》认为，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是"失德"，而在我看来，造成三国的乱世的根源却是：失爱。乱世的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天下"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三 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
"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
基于"失德"的历史判断，关于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三国演义》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历史开出了"药方"。这就是："补德"。
然而，正确的答案却应该是：补爱！
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作家，如果是我们在写《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那么，我们会怎样去考虑这样一个乱世的统一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既然乱世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国家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就是与"失爱"密切相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形成必然是社会中所有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这个个体的选择，则不仅包括了个体的好恶取向，更重要的还包括了这个个体在实现这一取向上的能力，也就是：他究竟以人性的心胸来面对国家还是以非人的心胸来面对国家？因此，对于乱世，也就不是凭借揪出几个替罪羔羊、几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思贝尔斯，他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叫做："什么样的人民配有什么样的政府"，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也往往恰恰就是被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式。因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人性的向恶上恰恰是一样的。西方有一个学者泰勒，写了一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其中讲到了希特勒，我觉得讲得很不错。我们现在只要一讲到希特勒，往往就痛斥他是个坏人，可是别的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但是你看泰勒是怎么讲希特勒的？他说， "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他这样说。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就是个大坏蛋，是他导致了德国的灾难和世界的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希特勒也是被德国人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上台的，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是赞成希特勒的，他的得票很高，是高票当选的。你说希特勒是个坏人，那德国人为什么要选他呢？显然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固持一种区别好人或者坏人的态度、区别好的政权或者坏的政权的态度，我们就永远结束不了乱世，也只能仍旧停留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十人帮'"或者"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传统之中。泰勒还有一句话，讲得也很深刻："回顾起来，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没有人是清白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你们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然呼唤文学的出场。因为它的使命就是：或者以呈现"失爱"的方式来完成对于"爱"的呼唤，或者是以"爱""的昭示的方式来激励对于"失爱"的洞察。文学无法改变政权，但是文学可以改变人性。人性被改变以后，国家就有可能改变。乱世的黑暗在哪里呢？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就在我们的内心。凡是有人性迷失的地方，就有乱世的黑暗。在乱世，或许有些人是有罪的而另外一些人是无罪的，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清白的。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又译《战地钟声》），书名是引用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诗歌中的一句：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碎片，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8
我们必须记住，三国乱世的"丧钟"也是在为每一个人而鸣。遗憾的是，这样一来，从这个角度写出的《三国演义》就已经完全不同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我经常讲，人类看待世界的眼光有两种，一种是功利的眼光，一种是美学的眼光。前者我把它叫做"现实关怀"，后者我把它叫做"终极关怀"。关于前者，你们都很熟悉，关于后者，你们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其实何止你们，就是很多作家、美学家也是一知半解啊。不过，在人类社会里，它又始终存在。别的不说，我们就看看马克思吧。我猜测你们在上政治课、哲学课的时候，已经对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很熟悉了，而这也正是你们对终极关怀有所怀疑的原因。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关怀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相应的支持。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的著作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进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灌输给我们，这就是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的"五分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五分法"显然是按照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而潜在的评价标准，就是社会有所"改变"和"进步"。可是，实际当马克思从美学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他始终采取的却并非"五分法"，而是"二分法"。比如说，马克思说过，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要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要进步，但是马克思却也说，人类在奴隶社会，也就是在希腊时期所创造的童话，却是人类永远不能超越的。显然，在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性的理想状态，一种是人性的不完满状态，我要提醒一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的美学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他所提示的，正是我所强调的美学眼光与终极关怀。
在讲美学的时候，我还打过一个比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眼光，也可以叫做"秦始皇的眼光"和"孟姜女的眼光"。以长城为例，从"五分法"的眼光，它确实为中华民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和西方打过仗，我们始终都是跟周遍的少数民族打仗。我们所抵御的始终是来自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的进攻。你们看一下中国的地图，长城的分布正好是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割线上，过了长城，你就不可能种地了，只能跑马，因为平均降雨量根本不够，在长城里面，就可以种地。长城恰巧就把游牧民族阻挡在了门外。所以，从历史上来说，无论如何，它都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孟姜女，她却是哭长城的，而且一哭成名。那么，孟姜女为什么哭长城呢？为了爱，她是以爱的名义去哭的。因为长城下面毕竟是累累白骨。长城所成就的毕竟是秦始皇的历史业绩，而不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孟姜女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觉得历史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个人性迷失的历史，历史还是统治者的历史。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孟姜女用"哭"来对历史加以评价。看来，秦始皇看到的永远是历史的"铁与火"， 孟姜女看到的却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啊。
那么，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是历史的"铁与火"，还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又回到我们这次讲课的对象--《三国演义》。我不得不说，我在《三国演义》里面确实看到了历史的"铁与火"，但是，我却没有看到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而且，为了引起你们的重视，我甚至宁肯用一个夸张的说法，我连一丝一毫也没有看到。阴谋诡计，王冠易主、生死搏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充斥在其中每一页的内容，可是其中的哪一行、哪一页可以作为"爱"的见证或者"失爱"的见证？没有，根本就没有。面对乱世，作家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去打捞失落了的爱和美。这些爱和美是失落在历史的夹缝里、失落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的，文学的使命，则是替我们这个民族去打捞它。而且，如果打捞不到爱和美，那么起码也要告诉所有的人，在乱世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爱与美。可惜，《三国演义》放弃了这个角度，它并没有去为乱世"补爱"，既没有在乱世中去反省人性的迷失，也没有在乱世中去呼唤爱的莅临。
"帝蜀寇魏"：抢占道德高地的虚拟快感
《三国演义》所做的，只是"补德"。道德，当然也是乱世中的一个约束，但是，道德毕竟又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无关，道德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规范，用以调节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与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却并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恶。因为它并不涉及"使人成其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样，当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从"补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乱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已经远离了历史。这里的"补德"，其实只是对于历史的道德解释，它把某种道德逻辑虚拟为历史的逻辑，道德成为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历史成为道德发生的现实结果。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道德所满足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一种心理预期，而不再是历史的真实了。因为《三国演义》错误地借助于这种方法，把乱世的责任推给了乱世的"失德者"，结果，它顺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坏人"。这样一来，"乱世"是谁造成的呢？按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国演义》的看法，却是由某些人造成的。开始是"十常侍"，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后来是谁呢？《三国》认为，是曹操。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刘备区分开来，成了"帝蜀寇魏"。同样是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回答，现在不是"丧钟为所有的人而鸣"，而是"丧钟为曹操而鸣"，丧钟为"十常侍"而鸣。对于乱世的如此解释无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错误的。
至于"补德"，那就更加荒诞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总结从来就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因此，"补德"也就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在乱世中，我们往往不是从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无限权力以及无限权力对于人性向恶的诱发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归罪于道德沦丧。因此，我们误以为：只要在铲除道德沦丧者的同时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乱世。这实在是一种天方夜谈。事实上，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人的一个痼疾：道德高估。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种道德高估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然后过低地估计别人。这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都还会经常碰到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人，他是坏蛋。当我们用这样一种道德高估的心态去面对乱世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种最最根本的终极关怀。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都把自己的责任解脱了。每一个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个人都觉得社会和他人对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实他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不公正，远远超过了别人对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旧是这样，仍旧是在批判别人的过程当中开脱自己的罪责，而且通过批判别人来获得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这也是我们在《三国》里面经常看到的情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可是就在这句话里，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在前面为天下"忧"，一会儿在后面为天下而"乐"，可是，为什么就不肯进入"忧乐天下"呢？而且，这个"前"和"后"的位置是谁给你的呢？你凭什么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个草根百姓吗？难道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本来是因为每一个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乱世的不完善，本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对乱世的不完善负责，本来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别人，更没有权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和发言权，可是，我们在这句话里却都没有看到。因此，在并不否认这句话在一般的励志的意义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议：对这句话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从道德的高度对一个政权进行判断，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政治的运转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从不服从于道德的规范与束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价，这本身就是隔靴搔痒、隔岸观火，根本无益于任何的乱世兴废。乱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误，不存在什么好政权、坏政权，好人、坏人，中国实际存在着的就是"抢椅子"的游戏。几万万人抢一把椅子，最后几个人抢，最后到一个人把这把椅子坐定为止。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抢椅子的历史。你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最后坐在这般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好人，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没有坐到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败得失可能与很多东西有关，但是就是跟道德无关。其实，在中国不存在"好"和"坏"，在中国只有"弱"和"强"，只有弱肉强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问曰：'谁教汝反？'孚就曾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这种中国历史的深层的奥秘我们就无从把握。当然，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以供作家自娱自乐，就是最大的好处。从道德入手去考察乱世，有助于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态去把握历史，这个时候，所有的善恶评价的标准已经完全为作为判断主体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绝对权利去评判别人，例如曹操，例如刘备，可是所有的"别人"都没有任何的分辩权。于是，作家得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场纸上的三国大战的暴力游戏、道德游戏。至于世世代代的读者，则早就以这样的提示语告诫过自己了，这就是："听《三国演义》掉泪--替古人担忧"。因此，这些读者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乱世的兴废，而只是心理的宣泄。身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主子，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选择"帝蜀寇魏"，然后，因为已经把把所有人的责任变成了少数人的责任，何况，面对的毕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从而实现自己的"纸上大快"。只要玩过游戏机的人，应该都不难想象到这种"大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补德"固然看来确有千般不妥， "补爱"就真的完全正确，就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吗？
还有必要对"补爱"再做说明。前面，尽管我已经讲到"补爱"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为了让你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结合乱世以及《三国演义》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说明。
三国皆输的"囚徒悖论"
要对"补爱"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开始。这就是：生存的恐惧。中国社会有很多东西都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似乎也看得很重，例如天地君亲师、三从四德之类，但是其实都是假的，只是为了造造舆论而已，可是有一个东西却是真正的命脉，尽管对此往往秘而不宣，这就是"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里蕴涵着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全部奥秘。不过，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中国人的口腔期性格开始。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里，曾经提到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人格不健全者，他称之为"口唇期"人格；一种是人格健全者，他称之为"肛门期"人格。关于"口唇期"人格，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小孩儿最早和世界建立的是一种完全的依赖性关系。他是完全依赖大人的。这个时候，他只是用他的"口"来接触世界，人格还没有成长，也还没有成熟。而中国的人格问题在于，始终僵滞于此。人的成长存在一个从"身体"到"精神"的跨越的过程，但中国人人性的发展，始终没有一个到"精神"的提升过程，始终是横向的发展，始终处在肉体的满足的基础上，因此，也始终是不健全的。这个特征，我们从中国人对于"吃"的特殊关注就可以觉察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什么都用"吃"来判断，让不让我吃？让不让你吃？让我吃就是好的，不让我吃就是不好的。碰着倒霉事，是 "吃亏了"，想受点儿锻炼，是"吃苦"，麻烦缠身，是"吃不了，兜着走"，总之什么都是用"口"与世界的关系来表达，甚至连人都叫"人口"。那么"肛门期"人格呢？弗洛伊德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健全了，他就会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不能够被他完全占有的。一个小孩儿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只要一哭，父母就要给我东西。我只要一笑，我就能让父母给我压岁钱。他完全是用"哭"和"笑"来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自己情绪的投射。这个世界是他可以完全占有的，而且也必须让他完全占有。但是，逐渐长大以后，到了小孩儿进行排便训练的时候，他会逐渐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完全能占有的，而且还意识到，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到的。最终，西方通过"肛门期"的成熟，产生了对爱、信仰和美的追求。而中国却没有，口唇期的人格永远要仰食于天，因此也就永远只能够跟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打交道。而物质资源、有限资源只能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因此，彼此之间的拼抢、争夺就是必然的。而"肛门期"的人格可以超出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转而追求精神资源、无限资源，例如、爱、信仰和美。你占有的多并不影响我的占有，我占有的多也不影响你的占有，而且，可以双赢、多赢，不必拼抢、争夺，而完全可以和谐共存。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三）
理想的社会形态是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包容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获得生存的机遇。可那是因为有爱、有信仰、有美，也是因为有生存的快乐。但是，中国不可能作到，因为在中国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美。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生存的快乐，而只有生存的恐惧。你们一定要注意，正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拼抢、争夺，使得中国人深深地陷入了一种生存的恐惧。司马迁总结得很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限资源是一个常数，因此，没有当然想有，有了又怕丢失，想得到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 "我怎么得"，而是"我怎么不让你得"，要失去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我有什么失误"，而是"肯定是你把它夺走"，于是，中国人就无休无止地生存在一种生存的焦虑之中。你看中国的诗文里最典型的就是哭泣，只会哭，怀才不遇要哭，皇帝不重用要哭，每一个人都在哭。这正是生存的恐惧的典型表现。至于拼抢、争夺，则是生存的恐惧的必然结果。而暴力，就是拼抢、争夺的最佳方式。
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中国人掠夺资源的二十四次血腥洗牌。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历次改革都无不以失败告终，成功的都是改朝换代的血腥洗牌。它的残酷程度我们可以以《诗经》里那令人毛发耸然的8个字来形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里面不包含中国历史的进步，也不包含道德的评价，无非就是谁抢到手和谁没抢到手的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次洗牌之后，就是新的不公平的出现，因此又要出现新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必然是一条路走到黑，绝不妥协的。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西方近代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历史行程，它将永远是争来抢去的继续下去。其中的前提都是，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我要追求，那你就是坏人；而且，我不追求你也不能追求啊，我不追求，可是你追求了，那还不是等于我失败了嘛。所以，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被拖入这样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漩涡。中国有一句话很形象，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特有的生存恐惧。你要争夺，你的生存有恐惧，你不争夺，你的生存还是有恐惧啊。你不争夺，可是别人争夺了，那你睡觉就还是都寝食难安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都喜欢讲的"狼外婆的故事"，其中告诫的就是：生人就是坏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要从防人开始，而不能从信人开始。只要你得了江苏，我就没有江苏可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中国人在他着眼于有限资源的时候，他肯定首先考虑的就是别人会不会伤害我。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这是中国历史最可怕的一幕。
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就往往表现为一个著名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是什么呢？有两个罪犯一起干坏事，被警察抓去以后，分别关在两个独立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然后分别进行审问，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徒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呢？或者供出他的同伙，这意味着与警察合作，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和他的同伙合作，而不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心里都知道，他们两个都保持沉默，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察就没有办法定罪。但是警察也很狡猾，他知道他们存在生存的焦虑，于是他们就暗示说：你们中的谁如果揭发了同伙，就可以被无罪释放，而且还能得到赏金，而你的同伙就会被判重刑。这两个囚犯怎么办呢？双方都不是傻子，都马上就想到了：如果我不说而对方说了，那我不就倒霉了吗？这样，出于对对方的不信任，他就必须要首先揭发对方。这种首先揭发对方的结果造成的恰恰是彼此互相揭发，结果就是彼此的"双输"，都共同进入一个逆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囚徒社会"。 连吴侯把妹妹嫁给刘备，也被怀疑是"美人计"，中国人哪里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我不择手段只是因为担心你不择手段，是因为担心你先下手为强。但是其他人不择手段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担心我不择手段，也是因为担心我先下手为强。除非你退出竞争，否则就只有不断地通过使坏以战胜对手和保存自己。而且，在中国是没有退路的，退出竞争就意味着死亡和毁灭。因为你没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为强"，都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都是把别人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和未来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就都成为了人性的囚徒，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扮演着囚徒的角色。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斗，中国人的天赋，中国人的精力，中国人的时间，中国人的财产，中国人生命创造的能力，都在这种互相猜忌的内耗中被虚掷，被浪费，争斗的结果则是满盘皆输。《三国演义》不就是"三输"？三国皆输。如果你不懂这个"三输"，那你永远看不懂《三国演义》。
这种生存恐惧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呢？权力恐惧。权力得之于暴力，奉行的是暴力的原则，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法性。结果，每一个得势者就不能不害怕别人也如法炮制。这样，掌握权力的人也就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权力越大，恐惧越深。中国人经常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种心情的描写。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皇帝，疑心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处在权力的恐惧当中。孟德斯鸠曾经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这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看一看中国我们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意识就成为最主要的一种意识。到处都是敌人，如果没有敌人，那就不惜去制造敌人。至于谁是敌人，那就要看运气如何了。同时，有权力者有恐惧，无权力者也有恐惧。为了死里逃生，他必须以各种机会用更残暴的方式推翻统治着，建立他自己的政权。中国最形象的话是"翻身得解放"。对这句话西方人会听不懂，"解放"不是应该大家一起"解放"吗？你怎么是自己"翻身得解放"呢？可惜，中国的"解放"偏偏是，我如果"解放"，你就不要想"解放"了。所以是"翻身"，也就是自己本来在下面，现在是把别人翻在了下面。我们看一看黄巢是怎么说的："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我要说，这样一种生存恐惧实在是人间的大悲大恸，也实在是失爱的标志，一个有正常美学眼光的作家，必须去也只能去呈现这里的失爱，以唤起人们对于爱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特别强调，在三国大战中的所有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谋，都是乱世的劣根所在，他们的表现有所不同，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但是没有一个是丧钟不为他而鸣的。这实在就是人间的大悲与大恸。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先找回这种悲和恸的感觉，必须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悲和恸，也必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悲和恸，然后，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去为这样的大悲与大恸作证。你们不难想到，作为文学作品，其实《三国演义》理应从这个角度去写作，并且使得中国人能因此而获救。这样，借助《三国演义》，中国人也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对于这个乱世我也负有一份责任，也与我的人性的向恶有关。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却不是这样。大悲和大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竟然没有了大悲和大恸的感觉。《三国演义》就是完全丧失了悲和恸的感觉。乱世明明已经大悲大恸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但是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里你却什么都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作者心灵深处的麻木不仁。他告诉你的就是"有坏人"，大家都去抓坏人，为此，哪怕是天底下最荒唐、最疯狂、最无耻的血腥，最恶毒的屠杀与阴谋就都是合理的，不但有人"鞠躬尽瘁"地提出，而且有人"死而后已"地执行，每个人都在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都在勾心斗角，都在你争我夺，都在拉帮结派，都在结党营私。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体的生存机遇，没有谁能够保全清白之身，没有人可以保全干净之手，每个人都不惜诉诸阴谋，诉诸背叛，诉诸投机，诉诸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无耻的方式，处处都是战场，事事都是武器，人人都是敌人，时时都有阴谋，刻刻都有罪恶，天天都在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而"先下手为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不仅没有"补爱"，甚至也没有"补德"， 我们只能送它四个字：不仅"缺爱"，而且"缺德"！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四）
"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战争是人性的试金石，也是美学的试金石。《三国演义》跟战争有关，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的战争全书，因此，我还有必要专门从战争的角度再说几句。
暴力和暴力之间的相遇，暴力和暴力之间的拼搏，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暴力也比其他任何现象都更加敏感地牵动着人类的神经。一般而言，人类暴力的出现应该是有底线，有限度的。只有当暴力出于正当防卫或者除恶的时候，它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用于除恶的目的，暴力的正当性也必须是被限制的。换句话说，只有当非暴力手段已经没有办法除恶的时候，才有理由、有权利使用暴力来除恶。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即使是不得不除恶，也不能成为歌颂暴力的理由。即使在除恶的时候，暴力也还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不得以而采用的手段。所以，暴力的合理性只是手段的合理性，但是暴力永远不具备目的的合理性。战争也是如此，战争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但是所谓的"正义战争"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制止战争，但是绝不能进一步以战争的方式获得国家政权。制止战争以后，大家还是要谈判、协商、选举。这是正义战争的界限。但是，正义的战争也并非就是可以被无条件的加以歌颂的理由。正义的战争在文学上也有它的非正义性。因为暴力只是一种手段，暴力永远不可能成为目的。不能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本身。所以，我们知道，战争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胜利，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胜利就是战争的合法性。我们不能说：我打赢了，所以，我就是合法的。我们永远不能这样说。西方有一个公爵，他在一次大战的胜利之后，说了一句比这次战争更加著名的话：战争的胜利是除失败以外的最大悲剧。确实，哪怕是正义战争，它也是除失败以外的最大悲剧。它也仅仅强于失败。因此，哪怕就是正义战争，也并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在战争中的爱的觉醒、人性的提升。即使是正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描写的时候，也不能仅仅去歌颂怎么"杀敌无数"，而要去写在战争中人性的变化。比如说，在战争中人性是更美好了还是更丑恶了？也就是说，战争还只能是爱的见证，或者是失爱的见证，这是我们在写正义战争的时候也必须保持的美学底线。因此，我始终主张，对于战争来说，战争的美学演义，必须是人性的演义和爱的演义。是有爱的战争还是失爱的战争？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文学作品应该面对的是人性和战争的关系，是人类和战争的关系，而不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关系。
《三国》鏖战：大型屠杀的团体操
那么，《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争呢？我必须要强调，三国的战争是没有什么正义性存在的，既不是一场进步和落后之间不得不打的战争，也不是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无非是为了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彼此之间的倾轧和争斗，无非是为了争最后一把椅子而去拼个你死我活。比如说曹操和袁绍打仗，曹操说我是奉皇帝的命令来打仗，袁绍说我也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打仗。因为皇帝曾经给曹操一个命令要他帮他，然后他又给袁绍一个命令，也要他帮他。结果双方都是拿着皇帝的红头文件打仗。可见，其实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大家都是争权夺利。因此，"三国无义战"！而且，也正是这场战争中的各方，把中华民族拖向了死亡的边缘，拖向了悲剧的深渊。因为，我们知道，以血还血，血只能留得更多。因为不到对方流完，你是不可能罢手的。而对方不把你的血放到最后一滴，他也不会罢手。同样，以暴易暴，得胜的只是暴力。而以残忍消灭残忍，它的结果也无非是让施暴者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覆盖最终的目的。在这种时候，暴力一旦成为双方的自我表达的手段，整个社会就面临完全的失控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乱世"。当社会失去道德和良心成为一个大的角斗场的时候，暴力就开始迅速地自我复制，迅速地开始蔓延和传播，中国人就是这样蹒跚在三国大战的道路上，这是一条空前惨烈的战争兼并之路。显然，《三国演义》在这样的"三国无义战"的人间残剧中采取"帝蜀寇魏"的或褒或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还要讨论一下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谈到《三国演义》时，很多学者，包括很多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喜欢说到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承认，这些话从道理上说都是对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许多例子，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话不适宜用来解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无义战"！我们设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块土地上有多股军阀，今天你来抢一下，明天他来抢一下，最遭殃的是谁呢？老百姓。结果，后来有一股最有实力的也是最凶残的军阀，他把其他的军阀都打跑了，于是他和老百姓说：以后，你们不会被其他军阀搜刮了，所有的保护费统统交给我。这个时候，这个得了天下的军阀，他为了得到更大的回报，他当然希望这块土地上经济发展。因为这符合他的利益。谁都知道，杀鸡取卵是最愚蠢的，他当然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定。再进一步，当这个军阀有了进一步的实力以后，他不满足于做小地方的统治者，他要打天下，要打江山、坐江山。这个时候他就要找一面旗帜，比如说"耕者有其田"，比如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然后，把他原来的彼此之间的争夺、掠夺和倾轧的真面目弄一个道德的旗帜包装起来，而那些作为弱者的百姓，当多方在拼死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当然希望那最后一个抢到椅子的人早一点儿获胜，为什么呢？因为他获胜以后就会转过身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就要想办法让你有一口气，让你能够生产。因为你只有能够生产，你才能够把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给他。如果你又不生产了，他也就得不着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都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希望天下统一的。中国老百姓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总之，三国大战就是暴力和战争的强权博弈。它没有任何的是非存在。我们绝不能说谁是谁非。更绝不能说谁好谁坏，在"囚徒困境"里博弈到了最后，实在不可控制，于是打成了一场乱仗，这就是三国。至于"帝蜀寇魏"之类说法为刘备脸上贴的那些金，就更是荒诞了。"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连老百姓都已经看出刘备并不是"得人心"，而是"收买人心"，我想，我就不必再去多说了吧，否则，那会是对你们的智力的亵渎。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争既不是人性的演义，也不是爱的演义。它写打仗，写的是"将"，它写权谋，写的是"相"，生命成为道具。《三国演义》里面写来写去，除了几个砍砍杀杀的头面人物，你还看到一个士兵的具体的脸和身体了吗？你还看到一个士兵的具体的喜怒哀乐吗？我们确实看到了千军万马，但是，他们都是活动工具，他们没有面孔，而且，作者也从来没有描写任何一张面孔。他们的待遇还不如"文革"时候的样板戏，"文革"时候的样板戏还有"匪兵乙"、"匪兵甲"这样的名字呢。《三国演义》写的是一种大型屠杀的团体操。这种大型屠杀的团体操对于中国人来说，结论就是一个：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发出最悲愤的喊声--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说，他宁可给最后一个军阀当狗，他也不愿在军阀混战乱世里当人了。实在是当不起，成本太高太高。遗憾的是，为了成全"英雄"们的大业，《三国演义》却还要逼着百姓们继续当下去。不但要当下去，而且还要无条件地支持军阀混战。为此，它甚至为我们塑造了全书里面少有的一个百姓的形象。这是个猎户，名叫刘安。因为"大救星"刘备到他家来避难，他拿不出美食野味，于是就把自己的的妻子杀了，用妻子的肉招待刘备。这种军阀与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只能令我们作呕。
诸葛亮：战乱首席策划师
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在中国，诸葛亮的名声太大。如果我们说"丞相"，前面不加"某某"丞相的话，那么大家很快想到的就只是诸葛亮。所以，我对《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诸葛亮形象的批评你们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对此我有充分的准备，可是我还是要讲。诸葛亮是《三国演义》塑造的核心人物，从第三十七回到第一百零三回几乎完全就是"诸葛亮传"，诸葛亮战无不胜，诸葛亮所向披靡，诸葛亮神机妙算，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诸葛亮从出山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七出岐山，都始终是一个内战的发起者。他是一个战争狂，也是中国乱世的战争罪人之一。诸葛亮出山后的出名和成功，就是得益于"分裂中国"。在这方面，他是三国时期中国政治家里最早的觉悟者之一。诸葛亮的《隆中对》实际上就是分裂中国的总策划书。这样的"隆中对"对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的好处，带来的也是百年的灾难。赤壁之战更是他一手策划的历史悲剧。当时，曹操讨伐乌桓已经取得胜利，军阀混战的国家也已经面临着即将由北方统一的大好形势，就在这时，在诸葛亮、鲁肃等人的挑唆下，出现了赤壁大战，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重新洗牌。208年的长江边，刘备47岁，曹操43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鲁肃37岁，孙权只有26岁，就是在这些人的手上，整个神州瓜分豆分、山河破碎，历史也只有继续维持着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而且，诸葛亮的穷兵黩武正是在三国大战中蜀国首先灭亡的根本原因。诸葛亮的七出祁山，人们往往总是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角度去表彰，甚至恨不得他十出祁山、二十出祁山才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要你去七出祁山，而且诸葛亮是统帅，你只是送死的兵卒，或者你父兄是，或者你儿子是，那你还愿意说这样的话吗？不愿意了吧。其实，诸葛亮七出祁山完全就是为了自己争权夺利，对蜀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好处。连他自己都已经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竭尽全力七出祁山去北伐，与"兴复汉室"无关，而是希望借助北伐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 ，最终晋爵封王。诸葛亮自己不就曾经说过？"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难得老谋深算的诸葛亮能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啊。而蜀国亡国的时候，只剩下了九十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六》记载，打下成都后，刘备曾经拿益州的钱财"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500斤，银千斤，钱5000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但是在四十多年后的263年，蜀国投降时，蜀国国库金银的数量，根据《蜀记》的记载，总共也只有各1000斤。诸葛亮就是这样把蜀国整个儿地弄到倾家荡产。至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尽管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但是其实却是他的战争宣言书。就类似于他一再要挑起战争，蜀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就在《蜀国日报》发表社论：《论战争的伟大意义》，《再论战争的伟大意义》，如此而已。"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是谁在"坐而待亡"？肯定不是百姓。显然，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分裂集团不肯"坐而待亡"，因此即便是"民穷兵疲"，也还是坚持"事不可息"，不惜血战到底。而且，仔细看一下《出师表》你会发现它只有七百多个字，但是其中用"先帝"这样的口吻就用了十几个。为什么呢？就是要教训阿斗，你知道吗？是你老爸叫我去夺取全国江山的。我不能不打。然后他频繁地说，你不应该这样干，你要那样干。为什么呢？还是要教训他。其实我们看一看诸葛亮在蜀国的表现，就应该知道，他在蜀国的表现是很糟糕的。蜀国灭亡的时候，它的政府官员的比例是最高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这是后人对蜀国政权人才缺乏的普遍评价，可是，责任在谁？"吹捧关羽、纵容法正、压制黄忠、诛死彭羕、残杀刘封、误用马谡、怀恨向朗、冷落费诗、废黜李严、冤斩魏延"，这十宗罪是后人对诸葛亮的指责，是否有些道理呢？诸葛亮死后，蜀国再也不设丞相一职，而且刘阿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我们从中也应该可以看出点什么蹊跷了。因此，诸葛亮个人的魅力与工作态度固然堪称楷模，但是，他的大节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的。
与批评诸葛亮相反，有两个人我倒是觉得应该肯定。一个是刘阿斗。魏兵兵临城下，他的儿子刘谌劝他说："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大功。"可是他不听，并且痛斥他说："欲令满城流血耶？"（第118回）刘阿斗作为蜀国的皇帝，愿意放弃他的荣华富贵投降，使得蜀国的九十万人没有生灵涂炭，而没有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拼到最后的一口气，还是应该肯定的。刘阿斗是从战争的血泊里走过来的，所以，刘阿斗对战争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你不要看刘阿斗最后采取了不反抗的做法，在战争当中了败将，但是在人性上，他却应该是打了胜仗。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劝诸葛亮的："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但是诸葛亮却一再批驳他，而且叫嚣一定要血战到底。而且，他领导蜀国41年，从传统的角度看确实伐善可陈，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动辄打仗，天天运动，难道只有这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当记者问克林顿对90 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人家怎么回答呢？"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从这个角度看刘阿斗，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除了刘阿斗以外，还有一个不错的人，就是益州的刘璋。这也是老刘家的好人。你们可能还记得，当刘备来打的时候，他也是不打，他怎么说呢？"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又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第65回）《三国志》也记载说："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璋像刘阿斗一样，还是有一个正常的有人性感觉的人。你看他说得多么精彩，起码比前后"出师表"要精彩！
"永别了，武器"：战争的墓志铭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为了让你们对《三国演义》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下面我还想给你们介绍一些西方的文学名著。看一看西方是怎么写的，我相信，会对你们提高美学修养，更深刻地了解《三国演义》起到很大的作用。
西方文学名著中写战争最好的，我认为是三本书：《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还有《永别了，武器》。《荷马史诗》写特洛伊大战，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眼光。它的战争是因为爱情而引起的，堪称圣战。这就意味着，战争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原因，因为人性的原因，因为爱的原因，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从来都是为利益而战，为生存恐惧而战，无聊之极，也庸俗之极。至于后面的两部作品，我认为则是都从战争的形而上学视角出发，但是又做了新的突破。《永别了，武器》突出的是个人角度，写的是"战地春梦"。 当炮弹呼啸而过的时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个人感受；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那种恐惧，当作品这样去透视的时候，就是个人的角度。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战争不好，战争我不喜欢，就是正义的战争我也不喜欢，我渴望爱情。这也正是海明威的回答。战地爱情，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在中国是"战争，让女性走开，也让爱情走开"，像貂婵这样的人，如果参战，那就只能去当间谍，但是在西方恰恰不是，是爱神战胜了死神，因此，《永别了，武器》，才被西方人看作战争的墓志铭。
更值得关注的是《战争与和平》，因为它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可比性更强。《战争与和平》在历史上号称是最伟大的战争小说。--当然，没有人这样说《三国演义》，你们放心，以后更不会有。以后对于《三国演义》的评价只会越来越低。同样都是形而上学视角，《永别了，武器》突出的是个人角度，《战争与和平》突出的是上帝的角度。也就是说，它突出的是对战争的评价。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人物叫安德烈。他打仗负伤了，躺在战场上，就在这个时候，他抬头一看，看见了美丽的天空：
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高高的天空，虽然不明朗，却仍然是无限高远，天空中静静地漂浮着灰色的云。"多么安静、肃穆，多么庄严，完全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呐喊、搏斗。完全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满脸带着愤怒和惊恐互相争夺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云彩在无限的高空那样飘浮。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高远的天空？我终于看见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这无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它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天空也没有，除了安静、肃静，什么也没有。谢谢上帝！......9
我特别想问，在《三国演义》当中，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无限"的天空。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安德烈的天空"？ 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诸葛亮的天空"、"刘备的天空"和"曹操的天空"。那从来都是一个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天空，这实在是《三国演义》的一大失败。
再如，看《战争与和平》，你会发现，当它写战争的时候，主要是写出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义的人们突然进入战争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对战争残酷的觉察，比如说，作者本人一开始就亮明自己的观点：战争是"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10。面对战争的情景，他也疾呼："行啦，行啦，人们。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在干什么呀？"11沙皇面对伤员，也感叹："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多么可怕的事！"12这种当进入枪林弹雨的时候，对那种生命的转瞬即逝的战争的觉察，大家可以试着在《三国演义》里面去找，我保证你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都看不到。你看到的永远就是那种"视死如归"，就是砍头像砍西瓜一样。托尔斯泰写的是"战争"，可他呼吁的是"和平"。但是在《三国演义》里，我们却不但看不到"和平"，而且也看不到有人去呼吁"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里，我们还看到描写正义者一方在参与战争以后被战争把人们的感情加以提纯的过程。例如安德烈的感受："战斗开始了！""战斗开始了！又可怕，又快活！"13皮埃尔赞同的是："现在什么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14，"在集体中死也美丽"。本来大家是天各一方的，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彼此并不认识。但是当侵略战争打入了俄罗斯的土地之后，俄罗斯的人民开始团结起来，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就描写，在正义的战场上，人们的那种爱的激情，人的感情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然后大家投入战争的那样一种热情是怎么样一点点儿高涨起来的。例如皮埃尔在被俘后所发现："我们总以为，我们一旦被抛出了我们走熟了的道儿，就一切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的东西才刚开始"15。托尔斯在1854年写于高加索的日记中也说：战争是那么不公正的一件事情，但是，人类将在战争中获得新生。他断言，人类"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如果问一问，在《三国演义》里，我们什么地方看到了那种跟人类的爱，跟人类的美好感情有关的那种东西？我可以说，在《三国演义》的字里行间我一点儿都没看到。顶多是看到刘、关、张那样一种结义之情。但是超越兄弟之情的人类之爱，在《三国演义》里，我们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爱，没有看到那些"新的，美的，好的"东西，没有看到那些"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的东西。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如果不去描写这些东西，那无疑是他的失职。
再看第四个例子，西方人是怎么评价《战争与和平》的呢？我很喜欢赫胥黎的一句话，他说他看了《战争与和平》以后的感受是什么呢？人们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是原来的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读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还是不是"原来的人"？我想，可能我们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但是我们和西方作品之间的很大区别在于：我们读了《战争与和平》以后，我们更像一个人了，但是我们读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更不像一个人了--我们更像动物了。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作品，都要看在看了它以后，是让你变得更美好了，还是让你变得更不美好了。是让你变得更有爱心了，还是让你变得更残忍、更冷漠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我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来自爱和美，而我们文学家能做的也就是让人们接近爱和美，而且回归爱和美。如果没有这样的对于爱和美的回归，我们说，人就必然没有人的尊严，人也就必然活得像动物而不像人。这样的社会，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不是"人世"。同样，作为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也必须让我们接近爱和美，而且回归爱和美。可惜的是，它没有这样去做。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它写的是乱世，还是盛世，其实都不是人世。
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奥古斯丁，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很感兴趣，他说："爱在我们体内造成了一种死亡。因为凡是爱觉醒的地方，罪恶的暴君Ego（我）就死亡"。但是，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我们就会发现，在《三国演义》里没有这种爱。因为在《三国演义》里没有爱的觉醒也没有罪恶的死亡。你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爱的觉醒了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没有看到。那么，你看到罪恶的消亡了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也都没有看到。而且，《三国演义》不管怎么"演义"当时的"三国"，它都永远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九十六年三国的分裂。之后又导致了三百年的中国内战。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的觉醒。结果罪恶就永远没有消亡。在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如果我们灵魂不得安宁，说明我们的良知尚在，如果我们心安理得，说明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哪怕是对于战争的沉默，也是战争的同谋，也负有战争责任。但是中国却仅仅以不说为荣。甚至宽慰自己说："受蒙蔽者无罪"。 面对罪恶的历史，当我们在写"三国"和我们今天在看《三国演义》时，偏偏都没有在现场。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都不想去考虑自己和这种罪恶的关系。我们都宁肯做一个不在现场的旁观者。三国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三百六十余年的苦难，但是却至今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出来道歉，不但没有道歉，而且到现在还在津津乐道于三国的那些内战高手，结果，那些遥远的罪恶就通过历史的风云传到了今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也都成为罪恶的承担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手里，罪恶仍旧没有结束。
有一个西方人说过一句我觉得很精彩的话，他说：千年易过，德国法西斯的罪孽难消。现在，我也想说：千年已过，三国时代的罪孽至今未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引起深刻的反省。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四 由谁促成"乱世"的结束？
靠得住的"无赖假设"："主公"是靠不住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完成统一？
由谁来完成统一呢？《三国演义》的回答非常简单："有德者"。《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这也就是说，在这场 "抢椅子"的游戏中，谁应该"抢"到最后一把椅子呢？谁应该是那个厮杀到最后一个的人呢？ "有德者"。《三国演义》里著名的诗句你们都很熟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有德者"，显然就是《三国演义》推崇的英雄。
可惜，我要说，这种概括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美学的欺骗。或者是一个美学的自我欺骗。因为连罗贯中自己也被自己陶醉了，自己也被自己忽悠了。他觉得他找到了一种走出乱世的道路：在有德者的带领，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前面我讲了国家的原罪。国家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太坏了而不得不以国家的方式来约束自己，可是这种约束却不可能因此就成为最好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最坏中的不坏，也是最坏的选择中的最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结束。西方还有一个说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 "无赖假设"。西方人发现：除了国家有"原罪"之外，领导者也有"原罪"。任何一个领导人，你是把他假设成"尧舜"呢？把他假设成"圣贤"呢？还是把他假设成人类最坏的坏蛋？中国人的选择肯定是前者，但是，西方人的选择却是后者。所以，西方所有的法规，所有的法律，都是意在限制这些人的，而不是再给这些人以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手握权柄的他最有可能成为坏人。人有了权力最有可能变坏。如果这个权力是不加约束的，那任何一个人都会是坏蛋。而且，这种人一旦变坏，他就会无敌于天下。
这样，如果有人说好人如果当政，社会就不会乱，坏人如果理事，社会就会乱，我们就要马上意识到，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解释一旦进入美学，我们就会失去美学的眼光。也就是说，失去在文学作品里深刻地洞察人性，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可能。本来，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发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领导岗位上就很可能成为坏人，于是，我们就去呼吁一种根本的东西，呼吁人性的觉醒，呼吁爱与美的回归。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偏偏假设说，在领导者里有好人和坏人，我们跟着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坏人就永远是坏人，那你就会落到《三国演义》的地步。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口唇期的人格、生存的恐惧，对于有限资源的拼抢，诸如此类的特点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对上帝负责，更不是以爱的名义行动，而是只对自己的小团体负责。一旦进入现实，所有的中国人犯错误的几率无疑是太大、太大了。因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就更担心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能会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而去迫害别人。因为不会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的前提是：先下手为强。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害我，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给我使什么阴谋诡计。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能够做的就是首先置别人于死地。因此，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际矛盾其实都是误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弄假成真"。因为只要有一次错误地相信了别人，他就会丧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消灭别人。《三国演义》中有曹操的非常著名的各种各样的"杀人"， 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等等，其实说穿了就是他不得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在中国的文明的土地上，实际上长满了野蛮的丛林。这种生存环境的残酷，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连瞬间的人性的清醒都成了一种奢望。每天需要重复的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本来，这种整天算计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的人性环境是应该在《三国演义》里受到批判的，遗憾的是，偏偏没有。不但没有，《三国演义》还煞有介事地在这些人里面勉强区分出一些"有德者"，供我们膜拜和景仰。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惜在身高上大做文章，"有德"的刘、张、关一出场，身高分别是"身长七尺五寸"，"身高八尺"，"身长九尺"，呈逐渐上升状态，但是曹操一出场马上就把身高降低到了"身长七尺"。这真有点像是儿戏。似乎如果"有德"的话，那就会连个子都在长高。当然，我们如果说得更根本一点儿，那就还应该说，这个"有德"的"德"，事实上还是无德。为什么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人我在前面把他们叫做"袁绍们"。就是以袁绍为代表的人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因为当时在三国的环境下，你如果不是干部子弟，你是根本没有当官儿的机会的。它都是世袭制。"袁绍们"都是世袭来的，并且当到了各省的省长、军区司令和各市的市长、军分区司令。这批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浑水摸鱼"。这批人的传统道德约束都比较多，尽管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了，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夺取国家政权，而只是想在里面渔利，他们想的就是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起兵闹事，然后好再升官和多发财。这就是当时的"袁绍们"。其中甚至也包括董卓。袁绍当时曾经建议董卓说"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董卓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事太不道德。董卓那么坏，他都不敢。袁绍做联盟的总司令，但是却连颜良、文丑都没有带来，可见他并不太认真。你再看袁术和吕布打仗的样子，就更会明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去篡夺国家政权的人，他完全就是个花花公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第17回），看看那阵势，不完全就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为他这身打扮而大加讥讽："形容呆腔甚好"。"腕悬两刀"？刀吊在手腕上，请问：这是武器还是装饰？而当时的十几路诸侯去反汉献帝，除了曹操一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无能之辈，以致曹操发失所望，道理也在这里。
还有一种人，我在前面讲了，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有的"清醒"者，这就是"曹操们"、"刘备们"。你们都熟悉这首诗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确实如此。而曹操青梅煮酒时仅仅引刘备为"英雄"，也确实是独具慧眼。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 卷二七》）曹操和刘备所扮演的，就是"此前后所无也"的"吏士大夫先叛"的角色。
曹操的"奸雄"盘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清醒"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知道了中国历史最深刻的奥秘。这个"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第16回）的战争发起者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他都完全丢掉了。他是干部子弟，但是却没有人承认。因为尽管说起来他父亲也是个宦官，但是他父亲的宦官是花钱买的。那个是不算数的，而且当时的人都知道他父亲的官儿是买的，因此都看不起他。所以实际上没有人认为曹操是什么干部子弟。顺便介绍一下，当时三公九卿都可以待价而沽，"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 卷五二·崔骃传》）。例如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当时的换算标准是每石一万钱，据说，其中还有折扣："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 卷八·灵帝纪》）。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花钱一亿，才做了太尉的。可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曹操也就最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使他得以第一个看清了中国社会的奥秘：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什么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呢？无非就是"皇帝轮着坐，明年到我家"。而袁绍们却认为，皇帝就是该他刘家人坐的，我只能是多分他刘家一杯羹。而曹操却最早意识到了，谁手里有军队，谁手里有武器，谁就可能得天下。最早的时候，有人评价曹操，说"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如果袁绍听见这个话肯定很高兴，如果董卓听见这个话也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挺好，以后我不就可以辅佐皇帝了吗？但是曹操听到这句话却并不高兴，后来有人就猜透他的意思了，于是给他送了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乱世之奸雄"。这样的话，如果是别人，那肯定是很不高兴了，可是他反而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最后一次和袁绍们的合作就是十八路诸侯的向中央请愿。是曹操发起的这件事，但是，他觉得他不是真正的干部子弟，当不了总司令，就让给了袁绍。结果他发现这十几路诸侯根本就不行，于是他就和这些人决裂了。临走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那么，他去干什么了呢？跑到了山东的一个偏远的地区，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武装，而且发明了历史上很出名的练兵方法--"屯种"。我不要你皇帝的钱了，我也不要你皇帝的什么委任状了。我自己干，我自己招兵，我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只体制以外的自食其力的地方武装，曹操能够这样去做，正是他的清醒。你们还记得吗？荀文若弃袁绍去投奔他，他说："此吾之子房也"，这充分表现了他以汉高祖自诩的野心。再往后，就是官渡之战。《三国演义》写曹操，可以分成几个时期。第二到第九回那是曹操的觉悟期，那时候曹操到处联络各路诸侯，想办事又办不成。后来发现 "竖子不足与谋"。第十回到第三十回是他的成熟期。其中官渡之战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自己独立操盘，以几万兵就打败了几十万。从此他就开始夺取全国政权了。而他也很不客气。他说："天下唯有能者居之"。这个时候的曹操，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什么道德他都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他的座右铭。屠城，杀俘，坑降，纵火，掳掠，奸淫，以杀戮为乐，以杀戮为功，都是出自他手。"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曹操语），则是他眼中的英雄。
刘备的"道德"招牌：把假仁假义伪装到底！
第二个"清醒"者是刘备。对于刘备，历史上一般都称他为"有德者"。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刘备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德者"。跟曹操一样，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吕布临死前痛斥刘备的："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是儿最无信者！"（第19回）应该是可信的。刘备一开始确实强调道德，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36回）而曹操一开始就想清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4回）但是这只是不得已。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始终是站在别人后面的。今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这个人，明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那个人，然后每次都是站在人家身后，动辄从别人身后闪出来。例如从公孙瓒的身后闪出来。袁绍赏他一个座位，还要外加说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第5回）打"道德"招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刘备一开始很胆小，他的老师鲁植犯了错误，然后被纪委"双规"了。张飞要去救他，他就说：绝不能救。他可不像曹操，一开始就动不动抄刀杀人。后来张飞要杀董卓，刘备也说不能杀。显然，那时的刘备只是想进入主流社会。很关键的是在第二十回。朝廷给刘备任命了一个县级干部的官职。刘备总算"具朝服拜于丹墀。"（第20回），也就是说，刘备终于能够穿上中山装去开干部会议了。所以，当时刘备已经很满足，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成功了。而他的劝说曹操杀掉吕布，很明显的就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实际如果他已经想自己打内战的话，让吕布，采取养虎遗患的方法牵制曹操，才是上策，可是他却主动替曹操着想，再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第19回），说明他还没有觉悟，而且也非常惧怕曹操。
刘备的"觉悟"是从哪开始的呢？荆州。他在荆州时，荆州的蔡夫人和她的儿子要害他，他骑的卢马飞渡檀溪，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原来曹操的路数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今天靠这个，明天靠那个，可是都靠不住。当他的马从涧上飞过去的时候，他的境界也"飞升"了。所有的旧道德都束缚不住他了。他发现，我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支武装，自己去夺取政权，而不要今天站在谁谁谁后头，明天又从谁谁谁身后闪出。这个时候，他就最终越过了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他参加反黄巾起义的二十年以后了。确实，他的"觉悟"是很晚的了。顺便说一句，就在刘备"觉悟"的时候，，曹操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但是曹操却放过了刘备去打孙权。因为当时曹操看不起刘备，他认为小子就会站在人家身后，就会假仁假义。但是没想到刘备这个时候已经变坏了。结果，曹操犯了大错误。当时曹操如果把刘备灭掉，也就没事了。这样，也就从这时开始，我们发现刘备就开始不要道德了。他就开始"抢"了。而他后来所有的所得也都是"抢"的，都是"无德"的成果。荆州他是抢的，益州也是。人家遇到困难，让他去帮忙。他就带着兵进去了。可是进去以后，他就想尽办法抢了益州。
刘备一生有三次失态。这三次失态都是他"觉悟"的表现：当初甚至曹操说他是个英雄的时候，他都没失态。可是后来他却三次失态。在荆州是他第一次失态，他跟刘表说了一句很不该说的话，他说："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第34回）很明显，他是在打荆州的主意了，那人家当然就要杀他，结果他逃跑了。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夺益州的时候。他开始假惺惺地说，我帮你打张鲁，结果刘璋就把他请去了。可是去了以后，他就压抑不住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想灭刘璋的。后来刘璋只给了他一点儿粮草和兵马，所谓米一万石，老弱军兵四千。刘备就不愿意了，他说：我帮你打张鲁，你就给我这点儿钱和人？不行！于是他就拍了桌子。（第62回）吓得庞统赶紧说：你不能拍啊，你一辈子都装得这么像，这一次还是要装下去，你怎么能拍桌子？！结果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就掩饰说：哦，刚才喝多了，给得少了就少吧。还有一次是攻打成都攻到了城门下头，刘备跟手下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什么比今天更快乐呢？（第65回）结果他的手下又赶紧跟他说：不能这样讲啊，还是要假仁假义地装到底。于是，刘备就又开始装了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失德"，而不在于他的"有德"。
刘备的带百姓逃跑。这一点曾经让我们中国的后人很感动，说刘备不简单，每天只逃5 公里，尽管曹操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追。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就没有爱民的皇帝。刘备此举也不是因为爱护老百姓。坦率地说，这是因为刘备太小器。刘备的小器是经常会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觉得比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好多了，就曾经心满意足地想洗手不干了。建安十四年冬十月，他去东吴结亲，一住就是一年，也是又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作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他又小器起来，马上就问："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第11回）李渔曾经用六个字讽刺他："自负语，肮脏语。"至于他带百姓逃跑的事情，仔细看看中国历史你就知道了。汉代时候军事管理者称为"州牧"，古代的省长市长，实际就是牧羊人，而老百姓就是他赚钱和卖命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要知道，中国总是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时候就开始讲了，"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当皇帝的人，他手里的财产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口。有了土地就有了财产，土地可以生产出财富。可是有了土地以后还要有人口，因为要有人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真正的财富就是两大标志。刘备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后来意外地得到了十万百姓，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他的银行。我们逃跑的时候能不带钱吗？他的钱就是这些老百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笔意外之财。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笔钱，能不带走吗？因此刘备带百姓逃跑不能说明他的爱民，只能说明那个时候他的眼界还没有那么高。如果是其他的政治家，就不会这样，就把这些钱扔了算了，逃命要紧。可刘备就觉得，我逃了命没有钱，这个"命"还有什么可以逃的呢？所以，他要带着百姓一起逃。
这样看来，事实上，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乱世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有爱者"。尤其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当文学去写内战的时候，当文学去写乱世的时候，它都只能去赞美一种人，就是"有爱者"。这种人当然不能直接地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但是这种人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民族的困惑。所以，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三国英雄。也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英雄。"天下唯有爱者居之"应该是我们评价三国的一个真正的正面的基本思路，所谓"爱心英雄"。但是，在三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爱心英雄。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靠厮杀起家而且拼到了最后的人，那些最没文化、最没爱心而且最残暴的人，那些战争屠夫，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英雄"。
西方精神天空的爱心英雄：摩西、耶稣、特雷莎
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在面对乱世、面对动荡的时候，又是怎么去推崇自己的英雄的呢？他们的英雄从来就不是战争领袖，而是爱的响应者，或者说，是为爱而战，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英雄。所以，只有对百姓充满了爱心的人--他可能不是军事首领，可能也不是什么总司令，也不是什么三皇五帝--才有可能是英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内还是生存在"丛林法则"中，还是生活在一种动物法则之中，弱肉强食，强者就是英雄。而在西方，却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靠的不是弱肉强食，而是爱心。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一个是特蕾莎修女。她一辈子就是为人类贡献爱。令人难忘的是，她得了世界大奖，一出门就问，哎，这个奖牌到哪儿可以卖啊？我要去买鞋，送给那些连鞋都没有的受苦的人，可她自己却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对她都非常崇敬。她曾经去过南斯拉夫，当时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吗？她去了以后，两边一听说她来了，就都马上停战，让她安全走过。因为两边都尊她为爱的圣女。一直等到她把妇幼儿童都带走以后，两边才又开打。她死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当场下跪，包括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的时候，两边儿的楼上的印度人都飞奔下楼，因为哪一个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飞奔下楼，统统跪在地下，在西方，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会看不起她。想想中国的武训的下场，就不难想象特蕾莎修女在中国的结局会是什么了。
还有一个是摩西。在西方，阿喀琉斯曾经是英雄，在《荷马史诗》的时代，阿喀琉斯是当时西方的"天下第一杀手"。相当于我们中国三国时代的吕布和赵云。但是，看一下西方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荷马史诗》的时代毕竟只是西方人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好勇斗狠，充满了杀气，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西方人进入了一个成熟时代，进入中世纪以后，我们就发现，阿喀琉斯的影子已经没有了。这种类似于中国的吕布和赵云的影子，在西方文学里基本上也找不到了。被谁取代了呢？摩西。他是《圣经》推出的第一英雄。摩西是手无寸铁的。摩西是不带兵器的。他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是凭借爱心，而不是兵器。不提青龙偃月刀，也不骑赤兔马。可是，摩西如果是在中国的三国，他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第三个。西方有两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尼禄。古罗马晚期的最后一个"恺撒"。另一个是耶稣。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非常一致地推崇耶稣，而不推崇残暴的统治者尼禄。这就是西方人对于英雄的一种选择。但如果是中国人，那么他会推崇谁呢？耶稣只是个木匠，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只是拯救了一些人的心灵；而尼禄是罗马皇帝。如果是中国人，他会推崇谁呢？我想，肯定是尼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在英雄观上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中国人只承认一种英雄，就是战争英雄，也就是"暴力英雄"。这一点孟子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说：今夫天下人物，未有不嗜杀人者。而西方人也只承认一种英雄，那就是爱心英雄，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我们在三国时代看到的，正是这样一批"嗜杀人者"。这批"嗜杀人者"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然而这三家鼎足而立后还是要刀兵相向，毫无宁日。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弱者呢？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强者杀人，弱者也杀人。于右任，大家知道，是国民党的精英人物。他曾经写过一首七绝诗：
风虎云龙也偶然，
其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
各苦生民数十年。
三国英雄不就是这样吗？"各苦生民数十年"。而我们现在还在拼命地赞美他们，还在电视上大讲特讲：曹操是怎么成功的，诸葛亮是怎么像炒股票一样经营自己的。这样的英雄到底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真正有了答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唐德刚先生写的《晚清七十年》。这本书写得很不错。他说，"--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三、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无辜者的鲜血来加以灌溉？"16这是一个老历史学家的心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来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首先无非是杀人。不过这里的杀人又与《水浒传》不同，不是因为打抱不平而杀人，而主要指的是为战争而杀人。《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有一个细节，相当于武松故事，写的是庞德。庞德过去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水浒传》里的故事，如果是在《水浒传》里面，是肯定要浓墨重彩地写上几回的，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却算不了什么，一笔带过。《三国演义》的英雄都是为战争而杀人，而且要杀人如麻，要铁石心肠。在长板坡大战里：张飞带病杀开一条血路，救玄德望东而走。却被曹将文聘当先拦住，玄德骂曰："背主之贼，尚有何面目见人！"文聘羞惭满面，引兵自投东北去了。这是《三国演义》里面少有的一个真实场景。文聘能够知道"羞惭满面"，真是难得。可惜，《三国演义》并不以这样的人为英雄。它推崇的英雄，恰恰都是从来就不"羞惭满面"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关于《三国演义》里武将排名的顺口溜："一吕二马三典韦，四关五赵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后来又改为"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但是不论如何排名，以杀人为主要业绩，则是其中的关键。可是，人的脑袋并不是西瓜，并不是说砍就砍的。所以，无论如何，以杀人来论英雄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杀人，而是希望看到他们的因为杀人而"羞惭满面"，可惜，我没有看到。可是，在西方的文学名著里，我却会经常看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在小说里就描写了一个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禀赋着拿破仑式的理想，为此，他不惜杀死放债的房东老太太和她的妹妹。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杀人之后的人性震撼，而不再是"手起刀落"、"提头领赏"。拉斯科尔尼科夫精心设想了杀人的全部细节，没有任何的疏漏，但是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他却没有想到：在杀害别人之前，他已经先杀死了自己。杀人的屠刀斩断了自己与人类之间"爱"的联系，杀人这一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再是人类而只是动物，从此他的灵魂再也得不到安宁。甚至，他突然发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离自己而去，也都与自己再无关联。在杀死他人之前已经先杀死了自己，这，才是最大的也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说，这才是美学大家！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思路，你们再对比一下《三国演义》，相信已经不难发现其中的根本不足了。
"运筹帷幄"的英才：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其次无非是耍阴谋诡计。有人说，战争是流血的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流血的战争，确实是这样。可是《三国演义》所歌颂的就是这样的"运筹帷幄之中"的英雄。《三国演义》主要写的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其实《三国演义》写暴力写得并不多，写暴力写得多的是下面我马上要讲的《水浒传》，而在《三国演义》里，它主要写的是阴谋诡计的力量。有时候 我会觉得十分奇怪，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人才"，动不动就呼唤人才。到了龚自珍还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可是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呼唤人才呢？西方为什么从来就不呼唤？后来我发现，关键就是中国的官场迫切需要。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的官场需要耍阴谋诡计的人。需要非常熟悉官场规则的这些人。而这些人不"呼唤"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只有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才需要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用阴谋诡计的"材料"制成的人。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它特别需要这些人才。而中国的动乱更需要这样的耍阴谋诡计的人才。中国有一句话叫"老不看《三国》"，很有道理。 "老不看《三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到了老年，他肯定已经学到很多阴谋诡计了，你再去看《三国演义》，那就应了中国的四个字--老奸巨滑。所以，到了老年就不能再看《三国演义》了。这说明，中国人也知道《三国演义》里面突出的甚至也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它是乱世之因，也是乱世之果。当然，"阴谋诡计"作为一种军事谋略，也并不应一概反对，然而，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的却是作为生存态度、生存理念、生存观念的"阴谋诡计"，这无疑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没有一个有人味，没有一个有爱心，他们都是靠阴谋诡计起家，也是靠阴谋诡计误国的。比如说曹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有一次打仗，他到阵前叫嚣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么样吗？我鼻子眼睛跟你们都一样，只有一条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的阴谋诡计比你们多。这真是实话。我觉得曹操这个人倒是尽说实话。他不像刘备那么虚伪。再看孙坚的例子。他得到了皇帝的玉玺，结果被其他军阀阵前追索。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
坚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第6回）
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这些英雄说起假话来就是这样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黄石公的《军势》说中国政治只用四种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看看《三国演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总结的完全正确。所以，在《三国演义》里，从一开始就公开强调不要光明正大，而要耍阴谋诡计。因此，《三国演义》里所有的"英雄"都是鬼头鬼脑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你们一定都还记忆犹新，《三国演义》里的第一计就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这是阴谋诡计的第一计：美人计。"美人计"是利用了人类最本能的本性去施展阴谋诡计，也就是性竞争的意识。动物之间你挑逗它们一下，大王、二王之间也会杀得鲜血淋漓。我觉得，这是不是象征着《三国演义》一开始就从重演动物的人性倒退开始呢？至于那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三国演义》里每页都是，我看到网上有人做了个归纳，我把它下载在这里：
反间计，二虎竞食计，驱虎吞狼计，疏不间亲计，声东击西计，攻其不意计，苦肉计，粮草诱敌计，骄兵计，空城计等。实例如，李肃说吕布，谋董贼孟德献刀，匿玉玺孙坚背约，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吕奉先乘夜袭徐都，贾文和料敌决胜，吉太医下毒遭刑，劫乌巢孟德烧粮，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郭夫人隔屏听密 语，玄德用计袭樊城，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群英会蒋干中计，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等。
具体的我也不去一个个介绍了。反正大家知道，在《三国演义》里，除了阴谋诡计，除了砍脑袋像砍西瓜一样，我们也看不到别的。那么，我们也就会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英雄。
要讲阴谋诡计，我不能不再讲诸葛亮，诸葛亮是阴谋诡计的大师。诸葛亮实际上就是靠耍阴谋诡计出家的。诸葛亮一出来就先用"水"，后用"火"。中国有首著名诗歌，叫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幸亏作者跟诸葛亮不在同一个朝代。诸葛亮一出来，不但要"国破"，而且连"山河"也要"破"了，叫他这样一弄，生态环境肯定是很糟糕啦。我过去一再说过，在中国打仗要带军师，这是世界奇闻，全世界哪个地方打仗要带军师呢？大概只有中国吧，可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种阴谋诡计会使得战争成本更低。也会使得战争更为经济。因此中国才发明了这种东西。美军到越南打仗，美军总司令回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不禁感叹说：我要是在去越南之前看了《孙子兵法》，我就知道怎么对付越南人了。说到底，无非是谁最坏，谁的人性丧失得最多，谁的诡计就越多。徐庶就比不了他的朋友诸葛亮。为什么呢？徐庶对他的老母还讲点儿人性。如果是诸葛亮，他肯定不去。如果是刘邦，他还会说：哎，我跟你拜过把子兄弟，你要把我老爸煮了来吃，那你也分我一碗肉。刘邦就这么耍赖。可徐庶就输在他还有点儿人性。如果一点儿人味儿也没有了。曹操还能弄到他吗？你看看诸葛亮多狡猾，徐庶多笨。跑到刘备的阵营里去了，还不知道把老妈带去，结果被程昱抓住了这个弱点，诸葛亮跑到刘备的阵营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全家九族都弄走了。曹操打到诸葛亮的家乡，第一件事就是要诛诸葛亮的九族，可是一族也找不着。诸葛亮的阴谋诡计就是这么厉害。
说到这里，我要为吕布说几句公道话。《三国演义》不以他为英雄，可是我倒并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来自草原的"天下第一杀手"实在是太天真了，他曾说：
"誓当杀此老贼，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第9回）
这样的口吻，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坦率。而且，后来李、郭破关的时候，他也没有扔下王允逃命，而是喊上他一起走，并且还是一通"苦劝"。这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像关羽那样嘴上说把什么都还了，但是赤兔马却不还的事情，我想象，吕布毕竟是干不出来的。像刘备那样几次把老婆都丢掉的事情，我想象，吕布也是干不出来的。当然，他先后投靠过七位主人：丁原、董卓、王允、袁术、袁绍、张杨、刘备，给人的感觉是见人就恨不得拜为义父，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到处投靠，但是刘备就不是这样吗？他也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孙权，而且几次抛弃妻子家室。陈寿评价说： "吕布有众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当时的人无不如此，倒是有"勇"无"略"说到了要害，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还不够坏，还太诚实，还没有学会虚伪，而且只想凭本事吃饭，没有想打内战，没有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更没有想过问鼎九五，自以为用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就可以驰骋中原，可惜，这里是中原而不是草原，"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结果身败名裂。
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17这个总结实在精辟！《三国演义》里面的英雄，就正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而这些阴谋诡计的英雄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也主要是负面效应。刚才我说到了历史学家唐德刚，还是在《晚清七十年》里，他说，慈禧太后这个人不怎么识字，但是她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整套的阴谋诡计。还有她的前辈多尔衮，在进关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识汉字，但是他的教科书就是《三国演义》。再看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把《三国演义》捧为商界圣经。这种商界圣经能够用于商业竞争，用于经济实践，但是，我就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它来做爱的圣经？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三国演义》来进行爱的实践？原因很简单，在《三国演义》里面的任何一行，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都与爱无关。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一个民族只能用爱的乳汁哺育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是爱的教育。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偏偏是仇恨的教育。这真是太遗憾、太遗憾了！
"问天下谁是英雄？"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我们知道，英雄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是制造规则的人，也是打破规则的人，但是不论是"制造"还是"打破"，他都应该代表着人性的向前与向上，都应该给人类以爱的激励、给人类以美的慰藉。刚才我讲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比埃尔，他不是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他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因此在人们的眼里，他才是一个真正令人敬重的英雄--爱心英雄，并且能够给人以爱的激励和美的慰藉。小说里有一个美女娜达莎就曾这样跟自己的朋友介绍他：
"我说，玛丽，"娜塔莎说，突然从她脸上露出玛丽亚公爵小姐好久没看见的顽皮的笑容。"他变得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18
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感觉，我必须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会哀叹不已。我在《三国演义》里翻来覆去地找，颠来倒去地找，字里字外地找、行里行间地找，但是最后我还是只能痛苦地宣布，在《三国演义》里我找不到这样"干净，光彩，新鲜"人，找不到这样"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人，找不到这样能给我们带来清新的感觉的人。我们在《三国演义》里只能学到阴谋诡计，只能学到杀人如麻，只能学到对于人类尊严的蔑视、对于人性本身的蔑视。"动物凶猛"，这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所看到的所谓英雄的真实面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这奴隶又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19两种，这话确实精辟。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都是威名显赫的"帝王将相"，可是一旦揭开他们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真实面孔却是："奴隶"。而且还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却浑然懵懂不知，竟然还自以为已经从"奴隶"成为"将军"，更遗憾的是，我们也对此浑然懵懂不知，竟然也世世代代咏叹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还是再听听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 20
《三国演义》，就是那些"暂时做稳了奴隶"者在"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的自白。
"问天下谁是英雄？"看来，对于《三国演义》来说，这还是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注释：
1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4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以下凡引此书均只标示章回。
2 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1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
3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29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钱穆：《国史大纲》，214-2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26-2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6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黑格尔：《历史哲学》，220-22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 约翰·堂恩诗句，见海明威：《战地钟声》，程中瑞译，扉页题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9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3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0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6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9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2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2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3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4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8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5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6 唐德刚：《晚清五十年【贰】》，163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17 转引自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15页，华夏出版社，2007。
18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9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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