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三侠五义》正统的侠义公案小说

[评论]《三侠五义》正统的侠义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的两个流派，但到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尔后又分为二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产生了《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尔后又分为二支。公案小说逐渐衰歇，而侠义小说在清代末年大为兴盛，发展为武侠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五节）
　　
　　最早知道《三侠五义》是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提到“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于是抱着膜拜一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瞻仰下现代武侠鼻祖的心态开始阅读《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的创作背景在清朝中后期道同[石玉昆：1810~1871]年间，恰在中国近代化开始前后，即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逐渐加深的时期。虽然创作地点深在京城，不像东南沿海城市一样可以迅速强烈地感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但新思想的涌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潮流。时代变化的印记会随着时间，随着一次次重大的变故，国门一次次更深入的敞开，触及到清朝统治的中心。于是，看这样的一部小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暂且放下他精妙世俗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单纯清新的世风民俗，单就他侠义与公案并存、豪杰与官员并举、放荡不羁与忠君爱国各俱来说，便可看出门道——他正如一条周身被厚茧紧裹着的虫，斑斑驳驳的光线沿着变薄的地方渗入，他已然隐约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却在绵亘弥漫的陈腐气息中安享陶醉。可是不管怎样躲避，外面的那个世界仍然愈加清晰地展现，于是他翻了个身，企图寻找一种更舒适的姿势，不经意间，一个将侧未侧的姿态穿越百年，定格了历史上一个转瞬即使的流派的兴，绽开了一朵散发着那个时代独有馥郁的 清 代 奇 葩。
　　
　　清朝初期曾经有过对通俗小说旷日持久的查禁运动，并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清朝后期，即其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傀儡，政治力量不再具有初期稳固的强制力，无法再进行对各方面大规模的干预时，通俗小说的环境才逐渐好转。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小说禁毁运动，我只找到了与本书相关的一些内容：道光十四年（1834年 甲午）申禁坊肆售卖淫书小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甲辰）清廷大规模查禁小说。《水浒传》、《西厢记》在查禁范围内不足为奇，一是“犯上作乱”反政府，一是不知“忠孝廉洁”自由恋爱，有趣的是耳熟能详的《白蛇传》竟被作为淫书禁止，最最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本书唱词蓝本的宋代小说《龙图公案》竟位列同治八年刊印的《江苏省例》计开数目之首，而《三侠五义》的工作底本《龙图耳录》完稿不会晚于同治六年（1867），刊行于光绪五年（1879）！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小说可以不被禁毁呢？《阿英说小说》中提到“当时在小说方面所要禁的，并不止于淫词一类。大概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吏，讲儿女私情，写淫秽行为，怪诞不经，以及有关所谓风化的全都在禁例之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三侠五义》究竟对《龙》做了怎样的改动，又被赋予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这样严厉的打压之下付梓印刷后就盛行于世？来结合当时的情况看一看：
　　
　　“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中国文学史》 第二章）
　　
　　有两个词要敲锣打鼓被注意到：“文化专制”和“商业媚俗”。
　　
　　这两点《三侠五义》绝对做到了火候，他不过这把这两种负荷化为了自己的东西，不再是背负，而是揉杂碾碎化为了自己的躯体，而后利用前者生存于夹缝，利用后者盛行于民间。
　　
　　全书读完除了对各路英雄留下深刻印象，对白玉堂的命丧冲霄扼腕叹息悲恸不已外，有一种感叹是必然要发出的：正统啊正统！如何正统呢？首先引入一段话来解释：“自《水浒传》以来，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但随着封建道德意识在社会中不断深化，这一类故事的反抗色彩越来越淡薄，英雄人物越来越受正统道德观念乃至官方力量的支配。到了嘉庆年间，出现了《施公案》（旧说为道光年间作品），写康熙时“清官”施世纶断案故事，有绿林好汉黄天霸等为之效力，把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结合为一体。清后期侠义小说仍然沿承这一方向，以维护官方立场的态度写英雄传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等。”（《清代文学》）让我痛心的是《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居然与《荡寇志》这么封建走狗正统过头的书放在一起，通常情况下《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是与《荡寇志》、《施公案》分开来说的，甚至前者和后者会被认人作两类侠义公案小说的比较，鲁迅曾说：“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十七篇），有红楼水浒余韵，应是褒扬的典型。中国文学史中也说“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前者在粗犷的平民气息中，保留了较多的傲兀不群的英风侠概；后者则堪称京味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说得多地道，“别开生面”啊争奇斗艳啊百花齐放啊，可见这两部书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既然已经得到了认可就不再去争什么，反过来再心平气和的想一想这三部书会并列起来作为“维护官方立场的态度写英雄传奇”的原因，其实也不荒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还说了这样一句：“《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这又说明什么，他不过就是个穿着侠义皮囊的忠君爱国宣传册？没有这么腐朽落后吧？
　　
　　下面引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第一个思想主线：忠君。
　　
　　这也是给人带来小说封建正统思想浓郁的直接原因。它没有被侠客时时挂在嘴边，这与他们的性格不副；单就商业媚俗倾向来说石玉昆也不可能翻来覆去唠叨完全把评书变成说教。但是书中的侠客们无一例外的把为朝廷服务看作自己的殊荣，无一例外的爱戴并且忠诚于包相。他们谈“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第二十九回）谈“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第一百十九回）其实话是不错的，无论任何时代，“为国效力”都是喊得最响最光辉最神圣最沾染不得任何尘埃的口号、理想抱负或行动，甚至我们可以在《射雕英雄传》中发现郭靖对成吉思汗说过的似此内容的话。这如今对于我们来说，亦是正道，是不二王道。然而，放到他们身上就错了，因为他们的国是君，是朝廷，他们的国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维护统治利益的工具，是压迫人民封建落后的工具。这就是极端落后的了。事实上，他们无法参政议政，只是凭着自己的侠肝义胆、一腔为国效力的热血，为国除佞党奸臣。这么说来，他们也已经成为了朝廷维护统治的工具。沦为工具的工具不是落后的么，不是错误的么？或者说，他们又是侠客义士的觉醒者，已经知道自己的微薄之力，行侠尚义，是永远不可能铲除世间一切不平的，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他们唯一能够到达的明智的路，为朝廷效力，可以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是觉醒者。从悲观的角度来看，觉醒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背离了最初的侠义之道，因为从他们效忠于朝廷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加入了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一旦站错队了，怎样的正确的急公好义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身助人行为都不是属于他们原来的自己的了，都会插上朝廷官员的签子。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对我们的南北双侠、陷空岛五义士失望啦，因为他们的行为放在那个时期是极正统正确以及要褒扬的，虽然我们期待那种对着天上掉下来的乌纱帽正眼也不看，“切”一声就拂袖离去，放浪无羁天马行空，将生命的自由完全挥洒在除暴安良为人民服务的白山黑水之间的侠士，但是学过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我们没准又会说，这些人只顾自己潇洒，自私落后，不知道为国效力，典型的小农劣根性。
　　
　　好的，那就来看看我们亲爱的三侠五义们如何在那个时代“拒绝彻底堕落”的吧。挑两个典型人物，两个三侠五义永远的话题（其实我后文还要再说的）：展昭和白玉堂。先来说展昭，这孩子有点虚伪，其实。看很多人写的书评时都说展昭有奴才相，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有一回描写他在皇宫的耀武楼前表演武艺，每表演一段，就向皇帝叩头，一连叩了六次。后听皇帝无意中说了一句‘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联的御猫一般’，便立即谢恩不已。一个“好汉”，甘心用‘御猫’作自己的绰号，实在叫人看了不舒服。有人说，作者这番描写，是在揭露展昭甘心充当皇帝爪牙，因为猫有利爪。但我看不出来，相反，我只觉得作者是歌颂展昭的。”（《加强图书指导》）补充一下，“有一回”指的是第二十二回，下面来发表看法：这可把展昭冤枉死了！首先来说叩头次数，我数了，穿插在表演之间总共五次，还有一次是在场的人都叩头了，联引见他的包相都叩头了，他展昭算老几啊，还不恭恭敬敬地跟着叩，所以说没有刻意叩那么多次啦；再说他谢恩，他再猖狂也不能在皇帝面前摆架子不接受吧；再说甘心用‘御猫’作自己的绰号，在第二十九回里展昭曾对丁兆惠说：“兄台再休提那封职。小弟其实不愿意。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惯了，寻山觅水，何等的潇洒。今一旦为官羁绊，反觉心中不能畅快，实实出于不得已也。”可见他也没有如此彻底的心甘情愿肝脑涂地，另有的那别人一说，都快跟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一样根据一点皮毛杜撰出了整个人样，石玉昆还没有那么天才用那么多隐晦，当然了，这是个人认为，因此这句话可以直接忽略。总的来说，展昭挺骄傲天子抬爱，又挺不甘心从此断送了那个人民立场上的疏散潇洒，所以一边这样，一边又那样，只能说这孩子有时候挺虚伪，但是千万别说他一身奴气。下面来说说白玉堂，白玉堂就比展昭真，全是因为他那个小孩子傲脾气，连哄带激的就被蒋平忽悠上贼船了，多可爱，“好病夫！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样人？慢说是开封府，就是刀山箭林，也是要走走的。”白玉堂在这边气不过，蒋平在那边笑嘻嘻的看他进套，玉堂进了套倒也不埋怨什么上了四哥的当以后不是自由身，这就是真性情，愿赌服输。不过要说展昭也冤，被拉来和白玉堂作比较，因为白玉堂这直肠子牛脾气压根就没把朝廷放在眼里，该干啥还干啥，所以没必要说什么为官羁绊。所以说我们的侠客们虽然觉醒的太早又没有反抗精神，但终归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陈腐。但是不管各路英雄们是怎么连哄带骗上了朝廷的贼船，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的结果都是身上印着朝廷印的侠士，他们已经不是一般江湖草莽，是朝廷可以接受利用的官用草莽。


　　统领这些官用草莽的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包拯包文正包青天星主包大人，抛除侠客本身的觉悟高，这位“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镇鬼神”的包大人也绝对是他们一上了朝廷的贼船便没有再下来的原因之一，蒋平忽悠白玉堂的时候夸赞包公“那一番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一派的正气”，想是吐露的也是自己和多数侠士的心声。他们因为大人受妖道魇魔昏迷不醒而“熬了几夜未能安眠”、“各各愁烦焦躁，谁还拿饭当事呢！不过是喝几杯闷酒而已。”这里我不想说这是落后的“忠于一人一姓”的做法，只想夸赞这些好汉们，真英雄！他们不仅爱戴包大人敬畏包大人，更把包相作知己伯乐一样惺惺相惜。在这种值得夸赞的真性情中，就顺水推舟潜移默化的构建出了一种侠士与清官的和谐。纵然有清官统率侠士的尊卑体现，却是在暗里，在侠士们崇敬的心里，明中，两者的关系于是大人在皇上面前的力荐力保，侠士们的敬仰尊重。这又是双赢的举动，既不得罪那些渴望侠客不屈于官府的百姓，又迎合了清朝在岌岌可危的此时整肃纲纪，加强文化专制愈发强调统治力量和皇权无上的要求。无论是出于除暴安良的公义，还是自身的私念，展昭杀庞太师家的妖道，四义士盗银，白玉堂杀郭安，都已经介入了朝廷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在包大人的统领下，一腔为民热血抱天下不平之事的怂恿下，智除马朝贤，斗争襄阳王，都已经上升到了为巩固皇权而斗争的层次（二人都有谋反之心）。加上侠客投官的第三点明君执政：包拯私斩皮熊却不责怪，庞太师屡次陷害包拯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包拯，赞扬五义，白玉堂在皇宫杀人题诗不动怒反而赞赏“此人虽是暗昧。他却秉公除奸，行侠作义，却也是个好人。”等等，无不体现了宋仁宗明辨是非体恤臣子。三点综合，明君当政，诤臣辅政，侠士助政，多么不可辩驳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侠士为官所用更加是不可否认的正确，忠君的正统倾向表露无疑，对于文化专制政策的完美实践叫人不得不赞叹。
　　
　　然而光是在政策上取悦政府是不够的，在朝廷不毁不禁的基础能够吸引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创收的来源，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文化专制”和“商业媚俗”不冲突，像我前面说的，这部书做到了双赢，侠客没有受到任何官府的控制，他们行侠尚义，“天下人管天下事”，他们虽然人是朝廷的人，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他们的斗争对象依然是人民的仇人而不是人民，不像晚清的其他公案小说中如黄天霸，出身绿林，投向统治者后反过来去镇压其他好汉和农民起义，与人民骨子里对立了起来，就这一点，吴小如认为便是本书“反映的积极意义”（《古典小说漫稿》）管你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工具的工具，只要你依然是你的性子，只要你的依然留存着行侠尚义的魂，只要你的心依然为为不平的事不安于胸腔，百姓就喜欢，所以三侠五义是不是朝廷人对百姓的好恶影响不大。再说清官，其实不必说，不管是什么时代，他在哪个阶级都永远受人爱戴，尤其是在对法制基本没什么盼头的古代，清官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见着了美颠了还来不及怎么回去抵抗呢？再加上一个明君，仅这取悦朝廷的三点《三侠五义》便可谓是百姓无数次魂牵梦萦的大同了，我们再来考虑以下当时清朝腐朽衰歇的样子，清官？算了吧，不倒卖大烟贪污腐败的屈指可数，国家遭了侵略条约一个接一个，苛税赔款外商收购农副土特产，日子过着都艰难，还敢奢谈什么大同？白日做梦。然而《三侠五义》却圆了大家的梦，亲眼看见自己的梦谁不高兴，他火是必然的。既然说到明君，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我人认为也应该是这部书进步性体现的另一个重要地方：第四十九（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乌告状）一回，天子要观三义的看家本领，叫翻江鼠蒋平跳到水里去捉他的金蟾，蒋平长久不上来，天子暗说：“是他捉不住金蟾，畏罪自溺死了罢？这是怎么说！朕为一蟾，要人一命，岂是为君的道理！”，“正在着急，忽见水中咕嘟嘟翻起泡来。此泡一翻，连众人俱各猜疑了，这必是沉了底儿了。仁宗好生难受。”在视生命如草芥的古代，这样一句珍视别人生命的话绝对是很有进步性的，再次撇开文化专制中的明君渲染，此话虽然完全不能与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同日而语，但是相信这句话在纲纪混乱，草菅人命蒙冤受辱迭出不穷的中晚清时期，那些街头巷尾听评书的受惯了压迫的百姓听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下面引入第二条主导思想：福善祸淫，报应昭彰。
　　
　　这无可厚非的成为促成本书正统的另一原因，因为这一条思想是绝对的带有封建色彩，整部书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义士们尤其是白玉堂威唬坏人提到频率极高的“你嚷就是一刀”自动忽略，此处不做深议）这句话旁白说过侠士们说过小偷小摸的人也说过，可见在人们的思想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可见市井百姓们将会对这个思想多么熟悉多么接受多么看成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又很期待，即使对这个因果报应的思想产生过轻微的动摇，相信可爱的古人们也会一样阿Q似的强迫自己去相信，为什么呢？再来看看他们生活的清朝中后期社会：专制制度下有民主么？没有。有法制么？问题很荒谬。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社会该怎么办呢？靠清官。清官多么？显然没有贪官苛吏多。当例律成为空文，豺狼当道，屈打成招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忍受再忍受，除了少部分的风云人物起兵造反外，绝大部分的人只能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 …于是，小说的另一主线再次满足了群众的胃口。为什么说这些我们现在也在提的东西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体现正统思想的呢，下面就本书来好好说一说。
　　
　　一处极典型的迷信的善有善报出现在第二回（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但看标题就知道包拯出生就不寻常，这里不重点说了，重点是后一句。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包拯小时候，一天在外放牛，忽然雷电交加知道必有大雨就急忙躲进破庙中，接着“得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小包三就突然被一个满面羞容雷怕得紧的女子抱住，他知道女子害怕，就“索性将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后来雷声渐小，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就不见了女子。接着幸事就接连发生，第一次他二嫂给了他个油饼吃，他突然手颤，把油饼掉在地上，后来才知道上面有剧毒，第二次被二嫂骗到井底，竟然奇迹般地走了出来，第三次稀里糊涂给一个小姐除妖，没想到他人一到小姐病就好了，两人喜结姻缘。后来狐仙留了个字帖云：：“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饼落于尘。寻钗井底将君救，三次相酬结好姻。”有很多材料上都说“作品的前半部充满了鬼神显灵托兆或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情节。”其实诸以上内容的小段子书中还有很多，单列出来这一条是因为它典型，结对纯粹的善有善报知恩报恩，读起来心里多舒服，如果不谈他的迷信落后的话，我是很喜欢这段小故事的，除此外还有一个是讲张赵王马一天晚上突然见了个红衣女子进了个庙里，认为大晚上的必有蹊跷，谁知跟进去却找她没找到，找到了个被庙里恶道绑了预备图财害命的人，几个人稀里哗啦除了恶道，由搜至旁院菩萨殿，才发现殿内佛像身披红袍，原来是菩萨显灵指引救人（第八回）。还有一个有关菩萨的，是在第七十一回（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在船上雇用帮闲的杨芳放了被恶船家劫了的倪氏娘子，接着歪身就睡了，“刚然睡下，觉得耳畔有人唤道：‘你还不走，等待何时？’”，醒来以后发现没有人，他受此一点才猛然意识到放走妇人自己也赶紧离开才方为上策，然后啥也没拿就跑了。这三个小故事都是我极喜欢的，因为它们是很纯很善的思维，读了让人相信做过善事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当你遭遇不公正时，总有上天的庇佑让你幸免于难，多好，连我这种现代社会的人都乐意怀着一颗单纯善良的心去相信，更何况是当时社会乱得一塌糊涂的古人呢。
　　此外还有一些迷信的东西就没有一上这么有意思了，比如说在第一回中强调真天子百灵相助中提到，刘妃将狸猫换太子后，将太子交与寇珠令她杀死，寇珠不忍，恰好陈公公走过来，寇就要把太子交给陈，可是太子啼哭，二人暗暗祷告，祝赞完毕，哭声顿止。多明显又是利用封建迷信强调天子君权神受，不同于一般人，进行对民众的毒化教育，对朝廷的拉拢腐蚀，不过说过了，这些内容已经不是强加的而是《三侠五义》自己的血肉，也就是说这是作者很乐意添加赞扬的，又是很正统忠君，不错吧。此外体现昭彰报应的迷信色彩的故事还有很多，如皇帝梦清官，包公正是梦中人；李娘娘难满，杨忠被寇珠附身诉冤情；包公的马友三不走，其中一个就是见冤魂不走；庞太师找妖道害包公，使他魂魄箍在木头人上，展昭杀妖道，歇包公魂魄归来；此外还有仙枕示梦、黑驴引路、乌鸦鸣冤、金蝉小姐还魂等等，不做细表了，只想说明除了侠义之道，由于时代的限制，加上媚俗的倾向，迷信色彩和封建道德是小说完全摆脱不开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