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悲剧在黄昏中发生

本帖于 2007-08-03 05:42:58 时间, 由普通用户 开心豆豆 编辑


作者:黄鸟乱叫 提交日期:2007-8-1 0:43:00

  悲剧在黄昏中发生
     ——记在阅读《万历十五年》后
  
  作者:秦文智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当历史的车轮转来到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却没能给我们展示任何夕阳下的美景,那怕一丁点,都没有。反倒是在万历十五年的前前后后,发生了一幕幕悲剧:个人悲惨的人生结局、明王朝悲剧的命运、悲壮的晚明史。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以1587年为切入点,以史料为依据,向世人展示明朝晚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分析了那个时期各种人物悲剧性命运发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他独到的个人见解,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在封建时代初期,皇权之下尚分相权、司法权和军权。皇帝虽贵为天子,登九五之尊,但尚未独断乾纲,皇帝还是把相当一部分权力下放下去的。如秦汉时期设立三公九卿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 ,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力。但随着封建时代的演进,皇权不断得到加强,三公九卿制演变成三省六部制,后来三省六部制中的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被朱元璋废掉,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虽废三省,但仍设宰相一职,后来担任过宰相的汪广洋、胡惟庸、李善长先后因罪被诛杀,朱元璋决心不再设宰相一职。这样,三权中唯一仅存下来的相权就这样被彻底废止了,宣告了相权时代的终结,权力通通被收归到皇帝一人手中,封建时代的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进入了极权时代。
    
     极权时代,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除了不断宣扬天赋皇权的思想以使自己权力合法化外,还不断宣扬各种封建伦理道德以加强他的统治。皇帝的意志就国家的意志,代表着法,皇帝之所以能成为天子统治万民,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拥有像尧舜一样的美德,道德已代替法律成为维系王朝稳定的力量,群臣总是打着道德的幌子,喊着富丽堂皇的口号,进行一些或公或私的勾当。进入封建极权时代后,大臣的实权已经被剥夺,群臣不过是皇帝推行其意志的工具,皇权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皇帝对臣子们拥有生杀大权,皇帝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存权,更不用说剥夺文武百官的权力与财产了。这就加剧了下面文武百官的不安心理,文武百官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及保障自身安全,必然会结成各种利益共同体,以期形成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左右未来皇帝的人选或为已即位的皇帝效力,进而保障自身的安全和保护自己的利益。随着王朝官僚体系的成熟,出现了许多小圈子,形成各种各样的党派,而皇帝为了加强其统治,总是有意识地制造一些党争,避免某一派力量过大。这样,相互倾轧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而形成内耗不断的恶性局面,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不断被重演,一幕又一幕。
    
     朱元璋于1368正月在应天(南京)称帝,后来他废除相权开创了封建极权时代。到了万历皇帝朱翊均即位时,已是1572年。此时,明王朝已建立200余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丧失土地,与此同时享有赋税“优免”的皇族庄田、勋贵庄田、缙绅庄田却得到蓬勃发展。这样,平民百姓拥有作为衣食之本、财富之源的土地越来越少,负担的赋役却越来越繁重,而权贵阶层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且享有各种“优免”。王朝财富落入少数权贵阶层手中,王朝机构越来越臃肿,财政支出越来越庞大,而财源却越来越枯竭,平民百姓负担日益繁重,王朝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经济困境,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极权时代也有了200余年,明王朝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文官体系,文官集团已经越来越腐败,丧失了发展技术的热情,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文官集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在历史的牢笼中不断倾轧、争斗,但是谁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王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后,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护王朝的统治,使国家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下运转,而且王朝的统治者还得意地不断宣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样,明王朝也就越来越积重难返,危机四伏。
    
     文渊阁大学士出身的张居正,看到了风雨中摇摆的明王朝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明王朝这座大厦即将倾倒,但他却没有绝望,他企图力挽狂澜,拯救明王朝。当他担任首辅后,雄心勃勃地推行新政,制定一系列革新措施,如与官员任免相关的考成法,力图增加税收的“一鞭”法。张居正在位时,以自己的权威强力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触犯到了许多官僚、地主的利益。当他去世后,没多久就遭到清算,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各种改革措施也遭到否定。明朝晚期,张居正十年新政这道曙光被完全熄灭后,明王朝灭亡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吸取了张死后被清算的教训,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办法,小心翼翼地维持文官集团的平衡,调和阴阳。“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个问题在脚痒。”就是这样一位懂得为臣之道,为官之道,为人温和谦让的人,也未能使自己在政治风浪中置身事外,被指责为“首尾两端”。后来还是被卷入争端,陷入政治漩涡中,进退维谷,自己又没有做烈士的决心,最后只好被迫辞职,带着遗憾走完风烛残年。
    
     万历皇帝冲龄即位,在位前十年鼎力支持聪明过人、才能卓越的张居正推行新政,励精图治。后来发觉他所敬重的“首辅张先生”竟然是个刚愎自用之人,张居正十年新政对朝廷的影响深远,为了摆脱张居正的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决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是成功了,但拥有无上权力的他却没能如愿册封他的爱妃郑氏和郑氏的儿子常洵,群臣以宗法制度为由对册封郑氏为皇贵妃和常洵为皇太子提出异议。万历贵为天子,权力却受到祖制、宗法、道德等的重重限制。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的创造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万历皇帝只能成为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自从1585年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 充当活着的祖宗。1583年建州女真的酋长努尔哈赤在辽东起兵,而朱翊均却开始怠政,长达30多年,这对明王朝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等到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建立后金,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无力回天了。
    
     身为地方官的海瑞拥有良好的品德,为官极端廉洁,做人极端诚实。他出任江南巡抚时,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情况,并参照他在淳安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心尽力,做了有利于发展不少社会生产的事情。但是,海瑞实行的局部改革已经触犯到了江南官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被人以“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职务。海瑞被罢官赋闲在家达15年之久后,当局为“镇雅俗,励颓风”重新起用已72高龄的海瑞,顺应舆情给了他南京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的闲职。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一生清贫,官至二品的他死时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武将出身的戚继光具有卓越的才能,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至矣尽矣,组建一支精锐新军——戚家军。他平定东南沿海的寇患,实现“海波平”的理想,后来又被调任蓟州总兵,拱卫京师。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在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一生的赫赫战功并没能给这位名将带来一个好的晚年,而是在朝廷的猜疑中郁闷地度过了凄凉的晚年。
    
     作为晚明著名思想家的李贽,按理应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思想层面为王朝的统治提供合理化解说。但是,受时代限制,作为哲学家的李贽却没有为王朝找到哲学上的出路,他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官场失意,生性倔强的李贽又对自己自视甚高,在心学的影响下,他开始凭个人的直觉和见解解释经典,挑战王朝道德的根本,进而抨击官僚政治的虚伪,又刊刻有违封建道德的《藏书》、《焚书》,最后落得个“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不知遵孔子家法”的罪名,也只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为解脱,在狱中自刎了。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或名裂,还有的身败而兼名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深入分析朱翊均、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物悲剧性命运发生的原因,进而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以法律替代道德,建立法制社会;发展金融业、保险业,进而组织国际贸易,建立一个商业社会;税收总收总发,建立全国性的会计制度以掌握财富的流向等等。这些见解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话来说都是今人的一种时代意见,已远远超越了故事发生历史时代。我们若能认识到这点,也就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历史的许多不如意,许多悲剧,其实不过是历史使然罢了。我们的时代意见若能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那将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以史为鉴也就得以体现。
    
     明王朝的历史来到万历一朝,制度已山穷水尽,王朝已到黄昏时分,暮气沉沉,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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