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你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二月河，你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闲来无事，翻起女儿新买的一本书《大家》，是作家出版社出的。大家者，大方之家也。看看里面的介绍，真的都是些大家，登的都是国笔类的大人物：王蒙、余秋雨、莫言、李欧梵、王安忆、二月河等人的文章。我是写清前小说的，对二月河自然格外关注。于是就读起他的几篇文章来。先读的是《古今卖友记》，文笔老到，哲理启人，受益匪浅。接着读的是《跳梁文人》，应当说，这篇文章同样也很深邃，但其中不知怎么搞的竟出现多处知识性错误，令人吃惊，我想这不应该出现在大家二月河的身上，也不应该出现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
在《跳梁文人》中，二月河引经据典讲了几个故事，于是就出了几个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
“这件事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明末的洪承畴。崇祯信为股肱，依为干城，名躁天下的贤能臣子，与清兵会战松锦，兵败被俘。捉来之后不吃、不喝、不言、不动，像煞了宁死不屈的模样，多尔衮拿他也没办法，便叫他的旧友范文程去看望。”
洪承畴被俘时，皇太极在执政，多尔衮当时并不负责此事，说多尔衮拿他没办法，不知出于何处。
另外“便叫他的旧友范文程去看望。”范文程是谁的旧友？多尔衮的，还是洪承畴的？二者都不是。多尔衮是睿亲王，范文程是臣，二者不是旧友，历史上也从没有记载过二人在皇太极时关系密切。
是洪承畴的旧友吗？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范文程是抚顺生员，天命三年（1618）投奔后金。而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长范文程五岁，是明朝官员，和范文程从未见过面，怎么会是旧友？

第二个错误
“待到清兵入关，大军直逼金陵，这群宝贝又在一块聚议……，当日清兵入城，天降大雨，文武官员整肃相迎……。受降的是志得意满的洪承畴，下头投降的许多都是他的门生故吏。”
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沦陷，受降的不是洪承畴，而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多尔衮的同胞弟弟豫亲王多铎。洪承畴当时不在多铎的队伍中，没有到南京。两个月后，洪承畴才受命宣力江南。

第三个错误
“他（阮大铖）整肃魏（魏忠贤），连带着扫了东林党，伙同马士英整倒周延儒。”
马士英对周延儒心存感激，没有周延儒，他根本当不上凤阳总督，他不会整周延儒。再者，他就是想整也整不成了。因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赐周延儒自尽，到马士英和阮大铖当政时，周延儒已了一年多了。
这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文章，实在是大跌眼睛，请二月河治学再严谨些，别再犯这类低级的错误。作家出版社，也请你们编审更严谨些，别太令人失望。

吴越按：程奎同志指出的，是文学评论界所谓的“硬伤”。
在历史小说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请非历史学家来写历史小说，所写的小说也许很好看，但是不符合历史；请历史学家来写历史小说，历史倒是没有什么大错，但是文字干巴巴的，小说却不好看。
在我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三国演义》被认为是“历史”与“文学”结合得最好的典范。尽管“借东风”、“草船借箭”、“过五关斩六将”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历史上都没有，但是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发挥”(当然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功劳)，本来比较枯涩的历史，成了有声有色的生动故事了。
但是艺术发挥有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你可以无中生有，却不能颠倒乾坤”。不然，就要“露怯”，就要出“硬伤”。
同样是“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就不如《三国演义》写得好。《水浒传》中，不可饶恕的“硬伤”俯拾皆是。宋嘉祐三年(1058)，东京汴梁发生瘟疫，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启奏，建议请张天师来祈禳。其实范仲淹早在皇祐四年(1052)就死了，死了都已经6年了。像这样的“历史性错误”，就叫“硬伤”；这样的“杜撰”，就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所不允许。再例如：武松从沧州回河北清河县看望哥哥，却路过山东的阳谷县打死了一只老虎，就好比你从北京出发到济南去，却路过南京一样可笑。这叫“地理性错误”，也是“硬伤”。
一个人的知识终究有限，一时口误、笔误，都可以理解、原谅。特别是施耐庵时代，缺少图书馆，特别缺少普及版的地图，都是事实。今天，图书馆这样多，写历史小说，居然还违背历史事实，就不应该原谅。要原谅，就只能说二月河不是学历史的，是个武警指导员出身，能写出畅销的历史小说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要谴责的，似乎是责任编辑。出版社之所以要设“责任编辑”，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但是看看今天的出版社，用冯亦代先生的话来说，叫做“看过看伤脱勒”：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不是认为大材小用，不安心工作，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想指导作家如何写作，把本应该属于他的份内工作，都忘记了。
说一句最原谅的话：施耐庵都犯低级错误，何况二月河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