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是文学？还是史学？——《西汉故事研究·后记》
《史记》、《汉书》是文学？还是史学？——《西汉故事研究·后记》
为什么我要写作《西汉故事研究》？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打算做点改革自《史记》和《汉书》以来的中国史学模式的尝试。
一，中国史学的问题所在
我小的时候，看过不少传统戏剧。以前的老式戏剧舞台的左右两边，有两道以供给演员出入的门，一道门上面写着“出将”，另外一道门的上方写着“入相”。开始，我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看多了，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原来，老戏剧舞台上表演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帝王将相。而且，我还知道了“布衣”的来历，因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的行头都是鲜亮和夸张的，而凡是下层小人物和平民百姓的行头，则都是灰暗的布衣。这样，“布衣”就成为了下层小人物和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了。
中国过去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多都是表演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当然，也有表演平民百姓的剧目，但是，那大多都是带有浓郁的旧伦理教化内容的剧目，比如，有一出《刺目劝夫》折子戏，看得我都起了心理障碍，因为，这个剧目是表演的一个平民女子为了劝说游手好闲的丈夫发奋读书去应考科举以改变家庭处境，她为了激励自己的丈夫，她就要用自己缝衣纳鞋的锥子和针去刺瞎自己的眼睛，免得她看不惯不愿意发奋读书的丈夫。可能是我对眼睛太敏感了，所以，这个剧目看得我心惊肉跳，后来，我一想起这剧目，我的眼睛就会有疼痛的感觉。
我曾经在一份资料中查询到，中共的宣传部门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了个通知，要求新中国时期的历史教学，一律要正面歌颂那些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造反者。非常遗憾，现在，我怎么都寻找不出这个文件的出处了，可能哪天这份文件就自己出来了吧。有的时候寻找资料，就是这样希奇古怪的。
我自己是平民百姓，我当然认为正面歌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造反的事迹并没有什么不好。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工农兵，这与以前的文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刚好走了一个极端的反动。所以，文革时期的所有文艺作品，都叫做“革命文艺”。
文革时代，戏剧舞台的主角都是工农兵，过去以往舞台上被砍脑壳的造反暴动者，现在都成为了光辉的英雄形象。但是，这种歌颂革命造反的革命戏剧所造就的社会文化氛围，就是人人都喜欢革命造反，于是乎，文革也就成为了一个人整人整死人的年代，没有一个人不是革命造反者，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开被别人革命造反，这样，人人自危的人们就没有心思去学习和工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可能被其他的革命造反者打成为反革命分子了。
过去以往，是帝王将相砍革命造反者的脑壳，文革时代的革命文艺作品中，是革命造反者砍帝王将相统治者的脑壳，砍来砍去，中国的舞台上，除了砍脑壳和被砍脑壳的双方互相颠倒了个位置以外?磺腥绯＃?br>
这样的与过去以往的歌颂表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文艺“反其道而行之”的革命文艺宗旨究竟来自于什么？这，曾经困惑了我很久，最初，就仅仅以为这是来自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宗旨，或者来自于毛领袖的著名“讲话”。但是，后来，才觉得这还不仅仅如此，其中还有着中国人自己的近现代史的历史根源。
如果追究现代中国的“革命文艺”的来源，就要追究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对中国史学模式的炮轰火烧事件上去，还需要溯源到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提倡的“普罗文艺”事件上去。这就是说，中国文艺开始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主角改换成为工农兵，历史主角从帝王将相改换成为造反派，直接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邯郸学步外国史学和外国文艺潮流有关系。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政治文化宗旨，当然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应该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一。但是，梁启超当年抄中国史学祖坟的时候，可能他还不是出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西方史学观的接受和模仿，而是来自于他对中国史学模式的厌恶和对西方进化论的欣慕。所以，他在他的《新史学》中抨击中国传统史学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中国史书）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梁启超文选·新史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总之，梁启超把中国传统史学骂得一钱不值，他说中国史书都是“相斫书”，二十四史是皇帝的家谱，是朝廷史，并非真正的历史。
梁启超的史学修养究竟有多深，恐怕这不是个问题，因为，这从他一系列剑锋乱指的激烈言论上就可以看出来，而且，梁启超虽然对西方进化论伦理学思想充满了羡慕，他甚至打算把进化论伦理作为中国未来史学的基础模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年，他抨击中国传统史学和试图学习外国史学的时候，他对西方的进化论并不知道多少。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有许多文人都像梁启超这样，肚子头没有装多少东西，他们却敢于“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和一心一意要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愚昧的苦海。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提倡的所谓的“普罗文艺”，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大众文艺”，普罗文艺，最初发源于法国等西方国家，是西方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之一，后来，这个西方文艺思想被俄国普列汉诺夫继承，发展成为了据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理论。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高举了这个“普罗文艺”思想旗帜，这使得中国的文艺开始进入了一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
毛领袖的那个著名“讲话”，不过都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左联的“普罗文艺”之后的事情了。
中国的20世纪的文化思想领域，是一个充满了肤浅、浮躁和邯郸学步的时代，这个时期中的许多中国文人动辄就要高举外国的什么主义和思想旗帜去抄中国祖坟，他们还要一心一意去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愚昧苦海，其实，这些中国文人不过就是想当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大爷而已！他们不过就是要中国人民都听他们的支配而已。所以，中国20世纪的思想文化，很可能要被未来历史定位成为一个“文化乱世草头王时期”。
不过，有个问题，是需要今人高度注意和深刻反思的，即，为什么20世纪的许多中国文人会那么浮躁，即，为什么他们连外国的什么思想主义的产生背景和条件都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甚至连别人的书籍和中国自己的古书都没有读几本，他们怎么就敢邯郸学步和抄自己的祖坟？除开上面所说的那种中国文人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浮躁功利原因以外，这和中国的“人治”文化传统是否有关系呢！
的确，纵观自西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人治，的确远远超过了法治和德治！现在的一些文人以为德治是人治，这当然是稀里糊涂的看法。中国自西汉以降的儒家礼制和礼治，本质上是人治和法制，其与德治没有关系！礼制，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既是成文制度，也是习惯制度，所以，礼制，本质上不过是法制和人治的另外表达现象而已。
但是，中国古代的人治之风，的确是非常浓郁的，人治，根本上与民主法治是有冲突的。所以，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想进入民主法治社会，就应该尽量消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治习俗。问题是，中国古代的人治习俗究竟来自于什么呢？不寻找准确病症所在，怎么能够去对症下药呢。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人治习俗，肯定与中国古代的史学模式有关系，这就是说，我们的确应该检讨中国的传统史学模式铸就了中国历史传统社会几千年中的人治文化问题。
二，《史记》和《汉书》，是文学作品，还是史学作品？
所有人文文化成果，都有这样的几个基本要素，一是时间，二是事件，三是人物，四是言论。
但是，这四个要素的轻重缓急位置的不同，则构成了不同的人文文化的格式。比如，史学，应该是时间和事件要素为自己的学问的最主要核心，其次才是人物和言论。但是，文学则刚刚相反，应该是人物和言论是其主要核心，其次是事件，再其次是时间。
这样，我们可以把史学和文学的四个要素排个位置：
史学：1，时间；2，事件；3，人物；4，言论。当然，史学中的故事必须需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文学：1，人物；2，言论；3，事件；4，时间。当然，文学的故事可以虚构。
文学和史学的根本区别，还不是其真实和虚假。因为，文学性的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可能是真实的，比如，报告文学，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我们区别史学和文学，还是应该从以上所说的四个要素中的应用次序位置去考证。
但是，我们纵观对中国史学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史记》和《汉书》是怎么样排列这轻重缓急位置的呢？
毫无疑问，《史记》和《汉书》更加接近文学！而距离史学则比较远了！
以《史记》为例，《史记》是“十二本纪；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样的文体结构中，十表，应该是归属事件范畴。十二本纪，应该是人事参半范畴。世家和列传，则是人物传记范畴。所以，《史记》的体裁结构，基本上应该属于是纪实性的文学范本！
以《汉书》为例，《汉书》基本上继承的是《史记》的“纪、表、志、传”体裁，但是，《汉书》的纪事的表，是八篇。记述事件的志是十篇。人事参半的纪传是12篇。专门记述人物的则是七十篇。所以，《汉书》也应该归属纪纪实性文学范本。
而且，无论《史记》和《汉书》，都不是把时间列为自己著作的基本参照系的，今人要阅读这两部史学著作，常常会因为这两部著作的特点而搞不清楚人物的年龄和事件的发生时间，阅读人只能够通过自己繁琐的考证去定位清楚人物的年龄的事件的发生时间。两部史书中的不少事件和人，你还无法确定它们具体发生的时间和当事人年龄。
可以肯定地说，对中国影响作用甚大的《史记》和《汉书》，基本体裁，不是史学，而应该是文学。
那么，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不是严格的史学体裁，而主要是文学体裁呢？
秦汉以前，中国朝廷中设置有“太史令”职官，这种职官的职能，是从过去以往部落中的巫师和奢老制度转化过来的，由于天文历法历来就对于政治事务的影响作用甚大，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历法还不普及的时候，太史令的这种职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非常高，甚至高过了国相。但是，伴随天文历法逐步成为一门显学，且普遍运用于社会，这样，太史令的地位就下降了。在西汉王朝初期，甚至不设置太史令职官。
据说孔子编著过鲁国《春秋》，但是，这部《春秋》早就失传了。西汉王朝初期，官方从民间收集整理了据说是流传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谷梁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今人通过这三部史书可以看到，秦汉以前的史书模式，是纪年体裁的，即，首先是把时间历法排列成为史书的基本参照系，然后，史书再根据在位的国王的纪年时间去记述事件和人物，其中，记述事件，是主要的！由此可见，秦汉以前的三部《春秋》，尽管其中有一些受时代局限的迷信东西，但是，其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
但是，产生于西汉王朝的通史的《史记》和断代史的《汉书》为什么主要是文学体裁呢？
这主要是因为《史记》的创始人的司马谈和司马迁生活在了一个军政合一的专制时代！
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才重新设置太史令这个职官，但是，但是，当时的太史令的职能，并不是记述历史，而是主持天文历法研究和历法颁布和运用工作。通过《史记》的记载可以知道，记述历史和评论思想史，都是司马谈自己的业余作为，当然也是司马迁的业余作为。
由于汉武帝时代正处于西汉王朝对外周边进行扩张战争时期，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国家政治结构，是军政合一的专制政权体制，这样的历史时期，言论行动都并不自由，所以，司马迁父子并不能够恢复古代太史令的职能任务，他们记述历史事件，并无权查访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资料，只能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道听途说去“实录”，这样，司马迁不得不把自己的写作的重点放置在写作人物上，因为，所见所闻和道听途说，主要的对象都是人，这样搜取资料，就更加容易些。这样，司马迁实际上就把自己的《史记》自觉和不自觉地定位成为了主要以人为自己写作对象的文学作品了。
大家可以想像，在司马迁仅仅就为李陵说了几句话就会被处以腐刑的年代里，汉武帝可能容许司马迁去查证各式各样的军报资料和其他资料吗。所以，他的《史记》一直是他的业余之作。
司马迁的《史记》写成之后，据说一部承档于国家图书馆，一部被他的外孙杨恽所保存并宣传，王莽新朝时期，“革命”的农民暴动军队烧毁了长安的一切，包括国家图书馆也毁于这场“革命战争”火焰之中，所以，存档于国家图书馆的《史记》肯定就没有了。这就是说，今人看到的这部《史记》，应该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保存下来的，但是，东汉初期的时候，这部《史记》被东汉史官杨终整理的时候，就只有十万言了。这就是说，现在今人看到的《史记》有五十多万言，可能都是东汉时期的史官们根据各式各样残留的资料附加进去的。
至于《汉书》，那是西汉末期的少年班彪早年在民间完成的，班彪是西汉末期著名学者和史学家扬雄和刘歆的弟子，当年，扬雄和刘歆是否遗留有他们写作的史书手稿在他手中，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有点可以肯定，班彪写作《汉书》，也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且是在民间所著作，那，那么，这里就有个天大的历史疑点，即，班彪手中的大量的西汉王朝的史书资料，他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呢？班固的《汉书·叙传》是班固专门记述他父亲班彪事迹的，班固说他父亲班彪在东汉时期是“举茂材，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叙传》）。由此可见，班彪生前没有在东汉朝廷中做过专职史官工作。那么，《汉书》大部由于班彪完成，这班彪手中的资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笔者现在有一个猜测，即，由于西汉末期史学家和思想家扬雄死于西元18年，即新莽王朝覆灭前的四年，而当时，班彪一直是扬雄的学生，所以，这些史学资料是不是一直在治学“太史公书”（即汉武帝太初年以后的史记）的扬雄给予了他，这，恐怕永远也难以证明清楚。但是，按照逻辑推导，班彪之所以能够以白衣在民间长期治学《汉书》，如果要是他手中没有前汉遗留的丰富翔实的史记手稿，他绝对是无能为力的！再由于班彪在新莽王朝覆灭的时候，还是20岁的少年，他不可能有任何渠道得到前朝遗留的史记手稿。那么，由此可见，我们就只能够怀疑他从他的老师扬雄手中得到了什么，而他的老师扬雄，恰好就一直在治学和接续史记。
后来，班彪的儿子班固接续班彪的遗志继续著作《汉书》，从史书上看，只有《汉书》的“表”，是官方通过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的。
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多人的作品集合，并非只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手书。
文人写作史学，普遍建立不起历法时间概念，再加之他们的注意点是人物和言论，这样，写着写着，史学，就被他们搞成为文学了。
三，文学和史学的不同社会效应
史学，第一要素是时间，第二要素是事件，这两个要素，至少应该占据史学的百分之八十容量，这样，才能够叫做史学。当然，史学也要涉及到人物和言论，但是，人物和言论，应该是在史学记述的事件中所附带出现的。
文学，则是第一要素是人物，第二要素是言论，其次才是事件和时间。文学作品，人物和言论，至少应该占据文学作品的容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当然，也有一些纪传式的文学和史学混淆的作品，比如文学中的报告文学，比如史学中的野史纪传等。但是，它们的侧重点都是明显的，即事件和人物的重点是有明显区别的。
史学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效应，是有重大区别的！
史学，因为主要是列举的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结果，所以，史学对社会起到的最主要社会功能作用，是传播社会伦理标准和社会价值观。
一个国家只要具备成熟的史学体系，这个国家就可以不必去依赖宗教和个人崇拜去凝聚自己的国家了，因为，史学中所提供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取向，足可以达到凝聚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功能作用了。这就是说，必须使用宗教和个人崇拜去凝聚自己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社会，一定是个历史短暂和文化不发达的幼稚型国家社会！
中国之所以能够立国几千年，而不需要宗教和领袖个人崇拜去作为自己国家社会的凝聚力，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具备发达的史学！
史学和哲学，是一切人文学科的两大基础知识。
文学，主要社会功能作用，就是通过娱乐方式去传播和扩张史学中的伦理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取向。所以，文学的基础，必须是史学！
四，中国新史学的构建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自《史记》和《汉书》分别开拓了中国的通史模式和断代史模式以后，至今为止，中国的史学模式还没有太大的突破。虽然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新史学”的概念，但是，纵观梁启超生前的作为，他基本上只能够算是个“文化爆破犯”，他夸夸其谈了一番“新史学”以后，他就没有任何下文了。他生前，只写作过一部《李鸿章传略》和《王安石传》，除此之外，就不见他的任何史学成就了。他更喜欢热闹！而从事史学研究，是必须需要长期安坐冷板凳的。
但是，应该承认，中国自《史记》和《汉书》肇始，中国之后的所有正史或者野史，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所以，《史记》和《汉书》肇始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史学，实际上提供给了中国人的一种强烈的“人治文化”。《史记》和《汉书》的 史学模式，本身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和才子佳人史。在《汉书》记载的230年的汉史中，记载的郡太守级别的官员，不会超过十个，平民百姓，那就更是屈指可数了，即使有那么几个，也是当时褒奖的孝悌人物。汉书中记载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中央级别的高级官员或者帝王将相。这就是说，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它们就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将相史。这样的史学模式中所折射出来的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当然就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了！
所以，反对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历史，就试图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以工农兵和革命造反者去取代历史主角，依然没有摆脱“人治文化”，依然还是没有引领中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依然还会造成中国在人治和专制的文化氛围中恶性循环。这，就是20世纪的所有中国史学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结果和悲哀所在！
要超越中国的“人治文化”和专制政治，要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得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史学模式观念。
笔者写作的这个《西汉故事研究》系列，一种三十余篇，是事件性质的专题故事系列，只有在最后一个章节，写到了包括王莽在内的十三个皇帝的个人，其他的所有章节，都是故事专题，涉及到了西汉王朝230年中的政治体制、兵役制度、土地制度、教育选举、科学技术、民情风俗、匈奴战争、西羌战争，朝鲜战争、南越国战争、开辟西南夷、西域都护、农业水利、工商盐铁、反腐倡廉、三老民权制度、文学艺术、孝道国家伦理、灾荒造反、退休和社会救助制度、和亲，建筑饮食等。
笔者之所以这样重新审视西汉历史和组织史学素材，就是试图在不动弹《史记》和《汉书》的史学体裁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构建出一种以事件和时间为核心的史学模式，从而解构掉《史记》和《汉书》带给后人的“人治文化”！
当然，试图改变《汉书》和《史记》中的以人物和言论为核心的文学史学混淆不清的史学模式，并不肇始于现今。早在汉王朝时代以降，就有人开始做这个工作了，
比如：《两汉诏令》、《西汉诏令》有[宋]林虑，《两汉博闻》有[宋]杨侃，《西汉会要》有[宋]徐天麟，《汉制考》有[宋]王应麟，《汉官旧仪》有[汉]卫宏 《汉武故事》有[汉]班固，《西汉文纪》有[明]梅鼎祚，《西汉年纪》有[宋]王益之……
至于20世纪以来，专题研究西汉故事的著作也不少。所以，我不是第一个做这方面尝试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做这方面尝试的人。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尝试，就是试图破解中国人治文化，塑造理性的社会史学价值观！为构筑出未来中国的民主法治的基础文化，做点贡献。
2007-7-24
《史记》、《汉书》是文学？还是史学？——《西汉故事研究·后记》
为什么我要写作《西汉故事研究》？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打算做点改革自《史记》和《汉书》以来的中国史学模式的尝试。
一，中国史学的问题所在
我小的时候，看过不少传统戏剧。以前的老式戏剧舞台的左右两边，有两道以供给演员出入的门，一道门上面写着“出将”，另外一道门的上方写着“入相”。开始，我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看多了，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原来，老戏剧舞台上表演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帝王将相。而且，我还知道了“布衣”的来历，因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的行头都是鲜亮和夸张的，而凡是下层小人物和平民百姓的行头，则都是灰暗的布衣。这样，“布衣”就成为了下层小人物和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了。
中国过去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多都是表演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当然，也有表演平民百姓的剧目，但是，那大多都是带有浓郁的旧伦理教化内容的剧目，比如，有一出《刺目劝夫》折子戏，看得我都起了心理障碍，因为，这个剧目是表演的一个平民女子为了劝说游手好闲的丈夫发奋读书去应考科举以改变家庭处境，她为了激励自己的丈夫，她就要用自己缝衣纳鞋的锥子和针去刺瞎自己的眼睛，免得她看不惯不愿意发奋读书的丈夫。可能是我对眼睛太敏感了，所以，这个剧目看得我心惊肉跳，后来，我一想起这剧目，我的眼睛就会有疼痛的感觉。
我曾经在一份资料中查询到，中共的宣传部门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了个通知，要求新中国时期的历史教学，一律要正面歌颂那些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造反者。非常遗憾，现在，我怎么都寻找不出这个文件的出处了，可能哪天这份文件就自己出来了吧。有的时候寻找资料，就是这样希奇古怪的。
我自己是平民百姓，我当然认为正面歌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造反的事迹并没有什么不好。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工农兵，这与以前的文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刚好走了一个极端的反动。所以，文革时期的所有文艺作品，都叫做“革命文艺”。
文革时代，戏剧舞台的主角都是工农兵，过去以往舞台上被砍脑壳的造反暴动者，现在都成为了光辉的英雄形象。但是，这种歌颂革命造反的革命戏剧所造就的社会文化氛围，就是人人都喜欢革命造反，于是乎，文革也就成为了一个人整人整死人的年代，没有一个人不是革命造反者，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开被别人革命造反，这样，人人自危的人们就没有心思去学习和工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可能被其他的革命造反者打成为反革命分子了。
过去以往，是帝王将相砍革命造反者的脑壳，文革时代的革命文艺作品中，是革命造反者砍帝王将相统治者的脑壳，砍来砍去，中国的舞台上，除了砍脑壳和被砍脑壳的双方互相颠倒了个位置以外?磺腥绯＃?br>
这样的与过去以往的歌颂表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文艺“反其道而行之”的革命文艺宗旨究竟来自于什么？这，曾经困惑了我很久，最初，就仅仅以为这是来自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宗旨，或者来自于毛领袖的著名“讲话”。但是，后来，才觉得这还不仅仅如此，其中还有着中国人自己的近现代史的历史根源。
如果追究现代中国的“革命文艺”的来源，就要追究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对中国史学模式的炮轰火烧事件上去，还需要溯源到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提倡的“普罗文艺”事件上去。这就是说，中国文艺开始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主角改换成为工农兵，历史主角从帝王将相改换成为造反派，直接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邯郸学步外国史学和外国文艺潮流有关系。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政治文化宗旨，当然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应该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一。但是，梁启超当年抄中国史学祖坟的时候，可能他还不是出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西方史学观的接受和模仿，而是来自于他对中国史学模式的厌恶和对西方进化论的欣慕。所以，他在他的《新史学》中抨击中国传统史学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中国史书）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梁启超文选·新史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总之，梁启超把中国传统史学骂得一钱不值，他说中国史书都是“相斫书”，二十四史是皇帝的家谱，是朝廷史，并非真正的历史。
梁启超的史学修养究竟有多深，恐怕这不是个问题，因为，这从他一系列剑锋乱指的激烈言论上就可以看出来，而且，梁启超虽然对西方进化论伦理学思想充满了羡慕，他甚至打算把进化论伦理作为中国未来史学的基础模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年，他抨击中国传统史学和试图学习外国史学的时候，他对西方的进化论并不知道多少。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有许多文人都像梁启超这样，肚子头没有装多少东西，他们却敢于“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和一心一意要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愚昧的苦海。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提倡的所谓的“普罗文艺”，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大众文艺”，普罗文艺，最初发源于法国等西方国家，是西方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之一，后来，这个西方文艺思想被俄国普列汉诺夫继承，发展成为了据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理论。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高举了这个“普罗文艺”思想旗帜，这使得中国的文艺开始进入了一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
毛领袖的那个著名“讲话”，不过都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左联的“普罗文艺”之后的事情了。
中国的20世纪的文化思想领域，是一个充满了肤浅、浮躁和邯郸学步的时代，这个时期中的许多中国文人动辄就要高举外国的什么主义和思想旗帜去抄中国祖坟，他们还要一心一意去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愚昧苦海，其实，这些中国文人不过就是想当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大爷而已！他们不过就是要中国人民都听他们的支配而已。所以，中国20世纪的思想文化，很可能要被未来历史定位成为一个“文化乱世草头王时期”。
不过，有个问题，是需要今人高度注意和深刻反思的，即，为什么20世纪的许多中国文人会那么浮躁，即，为什么他们连外国的什么思想主义的产生背景和条件都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甚至连别人的书籍和中国自己的古书都没有读几本，他们怎么就敢邯郸学步和抄自己的祖坟？除开上面所说的那种中国文人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浮躁功利原因以外，这和中国的“人治”文化传统是否有关系呢！
的确，纵观自西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人治，的确远远超过了法治和德治！现在的一些文人以为德治是人治，这当然是稀里糊涂的看法。中国自西汉以降的儒家礼制和礼治，本质上是人治和法制，其与德治没有关系！礼制，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既是成文制度，也是习惯制度，所以，礼制，本质上不过是法制和人治的另外表达现象而已。
但是，中国古代的人治之风，的确是非常浓郁的，人治，根本上与民主法治是有冲突的。所以，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想进入民主法治社会，就应该尽量消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治习俗。问题是，中国古代的人治习俗究竟来自于什么呢？不寻找准确病症所在，怎么能够去对症下药呢。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人治习俗，肯定与中国古代的史学模式有关系，这就是说，我们的确应该检讨中国的传统史学模式铸就了中国历史传统社会几千年中的人治文化问题。
二，《史记》和《汉书》，是文学作品，还是史学作品？
所有人文文化成果，都有这样的几个基本要素，一是时间，二是事件，三是人物，四是言论。
但是，这四个要素的轻重缓急位置的不同，则构成了不同的人文文化的格式。比如，史学，应该是时间和事件要素为自己的学问的最主要核心，其次才是人物和言论。但是，文学则刚刚相反，应该是人物和言论是其主要核心，其次是事件，再其次是时间。
这样，我们可以把史学和文学的四个要素排个位置：
史学：1，时间；2，事件；3，人物；4，言论。当然，史学中的故事必须需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文学：1，人物；2，言论；3，事件；4，时间。当然，文学的故事可以虚构。
文学和史学的根本区别，还不是其真实和虚假。因为，文学性的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可能是真实的，比如，报告文学，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我们区别史学和文学，还是应该从以上所说的四个要素中的应用次序位置去考证。
但是，我们纵观对中国史学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史记》和《汉书》是怎么样排列这轻重缓急位置的呢？
毫无疑问，《史记》和《汉书》更加接近文学！而距离史学则比较远了！
以《史记》为例，《史记》是“十二本纪；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样的文体结构中，十表，应该是归属事件范畴。十二本纪，应该是人事参半范畴。世家和列传，则是人物传记范畴。所以，《史记》的体裁结构，基本上应该属于是纪实性的文学范本！
以《汉书》为例，《汉书》基本上继承的是《史记》的“纪、表、志、传”体裁，但是，《汉书》的纪事的表，是八篇。记述事件的志是十篇。人事参半的纪传是12篇。专门记述人物的则是七十篇。所以，《汉书》也应该归属纪纪实性文学范本。
而且，无论《史记》和《汉书》，都不是把时间列为自己著作的基本参照系的，今人要阅读这两部史学著作，常常会因为这两部著作的特点而搞不清楚人物的年龄和事件的发生时间，阅读人只能够通过自己繁琐的考证去定位清楚人物的年龄的事件的发生时间。两部史书中的不少事件和人，你还无法确定它们具体发生的时间和当事人年龄。
可以肯定地说，对中国影响作用甚大的《史记》和《汉书》，基本体裁，不是史学，而应该是文学。
那么，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不是严格的史学体裁，而主要是文学体裁呢？
秦汉以前，中国朝廷中设置有“太史令”职官，这种职官的职能，是从过去以往部落中的巫师和奢老制度转化过来的，由于天文历法历来就对于政治事务的影响作用甚大，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历法还不普及的时候，太史令的这种职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非常高，甚至高过了国相。但是，伴随天文历法逐步成为一门显学，且普遍运用于社会，这样，太史令的地位就下降了。在西汉王朝初期，甚至不设置太史令职官。
据说孔子编著过鲁国《春秋》，但是，这部《春秋》早就失传了。西汉王朝初期，官方从民间收集整理了据说是流传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谷梁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今人通过这三部史书可以看到，秦汉以前的史书模式，是纪年体裁的，即，首先是把时间历法排列成为史书的基本参照系，然后，史书再根据在位的国王的纪年时间去记述事件和人物，其中，记述事件，是主要的！由此可见，秦汉以前的三部《春秋》，尽管其中有一些受时代局限的迷信东西，但是，其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
但是，产生于西汉王朝的通史的《史记》和断代史的《汉书》为什么主要是文学体裁呢？
这主要是因为《史记》的创始人的司马谈和司马迁生活在了一个军政合一的专制时代！
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才重新设置太史令这个职官，但是，但是，当时的太史令的职能，并不是记述历史，而是主持天文历法研究和历法颁布和运用工作。通过《史记》的记载可以知道，记述历史和评论思想史，都是司马谈自己的业余作为，当然也是司马迁的业余作为。
由于汉武帝时代正处于西汉王朝对外周边进行扩张战争时期，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国家政治结构，是军政合一的专制政权体制，这样的历史时期，言论行动都并不自由，所以，司马迁父子并不能够恢复古代太史令的职能任务，他们记述历史事件，并无权查访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资料，只能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道听途说去“实录”，这样，司马迁不得不把自己的写作的重点放置在写作人物上，因为，所见所闻和道听途说，主要的对象都是人，这样搜取资料，就更加容易些。这样，司马迁实际上就把自己的《史记》自觉和不自觉地定位成为了主要以人为自己写作对象的文学作品了。
大家可以想像，在司马迁仅仅就为李陵说了几句话就会被处以腐刑的年代里，汉武帝可能容许司马迁去查证各式各样的军报资料和其他资料吗。所以，他的《史记》一直是他的业余之作。
司马迁的《史记》写成之后，据说一部承档于国家图书馆，一部被他的外孙杨恽所保存并宣传，王莽新朝时期，“革命”的农民暴动军队烧毁了长安的一切，包括国家图书馆也毁于这场“革命战争”火焰之中，所以，存档于国家图书馆的《史记》肯定就没有了。这就是说，今人看到的这部《史记》，应该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保存下来的，但是，东汉初期的时候，这部《史记》被东汉史官杨终整理的时候，就只有十万言了。这就是说，现在今人看到的《史记》有五十多万言，可能都是东汉时期的史官们根据各式各样残留的资料附加进去的。
至于《汉书》，那是西汉末期的少年班彪早年在民间完成的，班彪是西汉末期著名学者和史学家扬雄和刘歆的弟子，当年，扬雄和刘歆是否遗留有他们写作的史书手稿在他手中，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有点可以肯定，班彪写作《汉书》，也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且是在民间所著作，那，那么，这里就有个天大的历史疑点，即，班彪手中的大量的西汉王朝的史书资料，他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呢？班固的《汉书·叙传》是班固专门记述他父亲班彪事迹的，班固说他父亲班彪在东汉时期是“举茂材，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叙传》）。由此可见，班彪生前没有在东汉朝廷中做过专职史官工作。那么，《汉书》大部由于班彪完成，这班彪手中的资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笔者现在有一个猜测，即，由于西汉末期史学家和思想家扬雄死于西元18年，即新莽王朝覆灭前的四年，而当时，班彪一直是扬雄的学生，所以，这些史学资料是不是一直在治学“太史公书”（即汉武帝太初年以后的史记）的扬雄给予了他，这，恐怕永远也难以证明清楚。但是，按照逻辑推导，班彪之所以能够以白衣在民间长期治学《汉书》，如果要是他手中没有前汉遗留的丰富翔实的史记手稿，他绝对是无能为力的！再由于班彪在新莽王朝覆灭的时候，还是20岁的少年，他不可能有任何渠道得到前朝遗留的史记手稿。那么，由此可见，我们就只能够怀疑他从他的老师扬雄手中得到了什么，而他的老师扬雄，恰好就一直在治学和接续史记。
后来，班彪的儿子班固接续班彪的遗志继续著作《汉书》，从史书上看，只有《汉书》的“表”，是官方通过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的。
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多人的作品集合，并非只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手书。
文人写作史学，普遍建立不起历法时间概念，再加之他们的注意点是人物和言论，这样，写着写着，史学，就被他们搞成为文学了。
三，文学和史学的不同社会效应
史学，第一要素是时间，第二要素是事件，这两个要素，至少应该占据史学的百分之八十容量，这样，才能够叫做史学。当然，史学也要涉及到人物和言论，但是，人物和言论，应该是在史学记述的事件中所附带出现的。
文学，则是第一要素是人物，第二要素是言论，其次才是事件和时间。文学作品，人物和言论，至少应该占据文学作品的容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当然，也有一些纪传式的文学和史学混淆的作品，比如文学中的报告文学，比如史学中的野史纪传等。但是，它们的侧重点都是明显的，即事件和人物的重点是有明显区别的。
史学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效应，是有重大区别的！
史学，因为主要是列举的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结果，所以，史学对社会起到的最主要社会功能作用，是传播社会伦理标准和社会价值观。
一个国家只要具备成熟的史学体系，这个国家就可以不必去依赖宗教和个人崇拜去凝聚自己的国家了，因为，史学中所提供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取向，足可以达到凝聚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功能作用了。这就是说，必须使用宗教和个人崇拜去凝聚自己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社会，一定是个历史短暂和文化不发达的幼稚型国家社会！
中国之所以能够立国几千年，而不需要宗教和领袖个人崇拜去作为自己国家社会的凝聚力，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具备发达的史学！
史学和哲学，是一切人文学科的两大基础知识。
文学，主要社会功能作用，就是通过娱乐方式去传播和扩张史学中的伦理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取向。所以，文学的基础，必须是史学！
四，中国新史学的构建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自《史记》和《汉书》分别开拓了中国的通史模式和断代史模式以后，至今为止，中国的史学模式还没有太大的突破。虽然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新史学”的概念，但是，纵观梁启超生前的作为，他基本上只能够算是个“文化爆破犯”，他夸夸其谈了一番“新史学”以后，他就没有任何下文了。他生前，只写作过一部《李鸿章传略》和《王安石传》，除此之外，就不见他的任何史学成就了。他更喜欢热闹！而从事史学研究，是必须需要长期安坐冷板凳的。
但是，应该承认，中国自《史记》和《汉书》肇始，中国之后的所有正史或者野史，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所以，《史记》和《汉书》肇始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史学，实际上提供给了中国人的一种强烈的“人治文化”。《史记》和《汉书》的 史学模式，本身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和才子佳人史。在《汉书》记载的230年的汉史中，记载的郡太守级别的官员，不会超过十个，平民百姓，那就更是屈指可数了，即使有那么几个，也是当时褒奖的孝悌人物。汉书中记载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中央级别的高级官员或者帝王将相。这就是说，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它们就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将相史。这样的史学模式中所折射出来的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当然就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了！
所以，反对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历史，就试图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以工农兵和革命造反者去取代历史主角，依然没有摆脱“人治文化”，依然还是没有引领中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依然还会造成中国在人治和专制的文化氛围中恶性循环。这，就是20世纪的所有中国史学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结果和悲哀所在！
要超越中国的“人治文化”和专制政治，要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得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史学模式观念。
笔者写作的这个《西汉故事研究》系列，一种三十余篇，是事件性质的专题故事系列，只有在最后一个章节，写到了包括王莽在内的十三个皇帝的个人，其他的所有章节，都是故事专题，涉及到了西汉王朝230年中的政治体制、兵役制度、土地制度、教育选举、科学技术、民情风俗、匈奴战争、西羌战争，朝鲜战争、南越国战争、开辟西南夷、西域都护、农业水利、工商盐铁、反腐倡廉、三老民权制度、文学艺术、孝道国家伦理、灾荒造反、退休和社会救助制度、和亲，建筑饮食等。
笔者之所以这样重新审视西汉历史和组织史学素材，就是试图在不动弹《史记》和《汉书》的史学体裁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构建出一种以事件和时间为核心的史学模式，从而解构掉《史记》和《汉书》带给后人的“人治文化”！
当然，试图改变《汉书》和《史记》中的以人物和言论为核心的文学史学混淆不清的史学模式，并不肇始于现今。早在汉王朝时代以降，就有人开始做这个工作了，
比如：《两汉诏令》、《西汉诏令》有[宋]林虑，《两汉博闻》有[宋]杨侃，《西汉会要》有[宋]徐天麟，《汉制考》有[宋]王应麟，《汉官旧仪》有[汉]卫宏 《汉武故事》有[汉]班固，《西汉文纪》有[明]梅鼎祚，《西汉年纪》有[宋]王益之……
至于20世纪以来，专题研究西汉故事的著作也不少。所以，我不是第一个做这方面尝试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做这方面尝试的人。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尝试，就是试图破解中国人治文化，塑造理性的社会史学价值观！为构筑出未来中国的民主法治的基础文化，做点贡献。
200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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