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可能的任务

《读书》：不可能的任务

　　作为《读书》杂志的老读者，对于这本杂志20来年的运行轨迹一直比较关心，不过，我从来不认为《读书》的变化主要责任是汪晖黄平两位执行主编，甚至也不是三联社方，在整个《读书》嬗变的背后，其实是近20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这，当然要从《读书》的辉煌讲起：
　　
　　首先，《读书》的辉煌并不体现在订数上。在1980年代，几乎所有像模像样的报刊都曾经有过巨大的辉煌，达到过此后再难企及的顶点。在那个以单位订阅为主体的时代，这些垄断性的报刊，只需要稍微办得象样一点，就可以依靠公费订阅获得巨大的订数——上百万并不希奇，几十万更是随便，《读书》的几万订户，不过是小意思啦。
　　
　　其次，1980年代的《读书》的辉煌，不过是1980年代知识界的社会地位的折射。在思想解放和国门渐开的背景下，改革需要观念的先导，知识界由此获得了与此前相比巨大的话语权力和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尚不存在所谓的“民间”概念，那一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其实都在体制内有着自己的位置。在当时的泛改革同盟中，容纳了诸多的色彩光谱，而即使是最自由化的知识分子，也依旧与体制有着紧密而活跃的联系，并因此而获得了对社会更大的影响力。
　　
　　同时，在这种联系之外，比较自由化的思想又与体制权力有着一定的紧张，这种既紧密又紧张的复杂的关系，造就了一种离奇的归属感，与体制和社会的紧密联系，造成的是一种立于时代潮流先锋的自负自豪，而与体制权力的紧张，则带了了一种类似秘密会社的身份认同那样的归属感。在当时，北京的某个知名知识分子的文章、对话、访谈，以及知识界的某次会议和活动，往往可以通过曲折的渠道迅速传递到最偏远的地方圈子，激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
　　
　　而《读书》，则是这种情绪的集中载体，一座知识界身份认同的殿堂。在那个改革时代中，《读书》成为了一种象征，这是一种既身处于泛改革同盟之中，从而可以指点江山，但同时又因为思想早已经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具有潮流先锋的双重优越感，当时的知识界就是沉浸在这样的优越感中。而《读书》的地位以及其读者群体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优越感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了，我记得某部小说里曾调侃一位大学教师，久久不敢对心仪的女孩表白，突然有一天鼓起了勇气，原来，他的一篇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了。《读书》的这种地位至少延续到了1990年代中期，甚至依旧残留在某些特定群体直到今天也未可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是唯一的。
　　
　　
　　不幸的是，在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灾难之后，这一切都不再成立了。
　　
　　首先，知识界与体制权力的紧密联系彻底覆灭了，而原本就存在的紧张关系，就成为了当时体制与知识界的主要关系。在1990年代早期，原属泛改革同盟的自由化知识分子群体，其一部分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清除出了体制（下狱、下海或流亡），另一部分虽然保留了在体制中的身份，但却若明若暗地与体制存在着远较1980年代更强烈的紧张关系。这一情况必然导致体制权力对《读书》这样知识界载体的干预介入，而合理的推断，这一干预介入不可能违背体制权力一向的操作手法：人事变动加组织管理。于是，90年代中期《读书》的易帅，有着相当的政治考量，而《读书》的两主编，不仅仅是体制中人，还可以合理地推断出至少有一人具有执政党党员身份。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所能满足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就不能不仅仅只是原有群体的一个子集，一个与体制具有更紧密关系——在我看来主要是学院知识分子——的子集。
　　
　　其次，经济化浪潮与大众媒体的迅速兴起，在1990年代早期摧毁了知识群体残存的指点江山的优越感，而代之以巨大的焦虑。当知识分子曾经用观念加以证明和先导的市场化进程终于到来时，观念本身却必须隐退到具体的社会进程的背后发挥作用。进而，大众传媒的新的传播手段，以其形象化具体化的表现，将纯粹观念的表达，挤压到了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上述两个力量所造成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落差，这在1993年《读书》上出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就使得《读书》必须在迎合和坚持之间选择，而《读书》的历史与定位，使得《读书》不可能走上迎合之路，这在我看来是无可厚非的。
　　
　　第三，随着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改变，利益日趋多元、信息交流日趋活跃（互联网尤其促进了这一点），而社会自组织也日趋成熟，这一切都使得知识分子日益成为多元中的一元，进而，固守在相对稳定的学院体制之内的知识分子，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失去在1980年代观念先导时期的地位。利益表达和信息交流的任务，逐渐过渡到了市场化导向的媒体和互联网表达手段之中，后者无论是在反映的迅捷，还是对现实的接近上，都拥有远超过学院知识分子的能力。
　　
　　最后，学院知识分子本身也在嬗变之中。在所谓1980年代思想重于学术，90年代学术重于思想的争论中，折射出的不仅是所谓问题意识（现实关怀）的高涨淡漠，也有着中国学术体制的变迁轨迹。在1980年代，不仅知度禾澹ò??拧抖潦椤纷髡呷汉投琳呷海┑纳矸菔粜曰勾τ诨煦缃锥巍???峭???奔婢哂醒?罢撸ㄔ诙粒?⒅?豆勰畲?フ吆蜕缁崤?勒叩榷嘀厣矸荩????匾?氖牵?г汉脱芯炕?够贡Ａ糇畔嗟贝蟮娜?芴逯粕?剩?诠芾砗妥试椿袢∩希?忌形慈〉孟喽远懒⒌牡匚唬?馐沟弥?斗肿拥谋泶锿??枰?枰??跆逯浦?獾某隹冢?曰袢∶??妥试础＝??990年代之后，学术体制日益完备固定，知识分子的利益保障首先来自于其所在的学术体制，尤其是在新的执政理念之下，运用资源以争取知识群体的依附效忠已经相对固定化，这就使得绝大部分的学术体制中人的利益不假外求，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类大众刊物对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吸引力也在衰落，而职称论文却大行其道了起来。学院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关怀与批判，相对于其生存来说，就成为了次要的选择。
　　
　　于是，曾经在1980年代造成《读书》及其相关群体辉煌（这里面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的所有因素——与体制权力的紧密联系、因观念先导而对社会的潮流先锋定位和表达优势，以及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内在冲动，都在1990年代后期一并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以观念表达为其主要内容，也依旧以知识群体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为其主要对象的《读书》，就不可能不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在我看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体制权力的干预介入，无论自觉还是被迫，《读书》都势必要与那些与体制有更紧张关系的知识群体保持距离，这被解释为读书的非自由主义化；其次，由于大众媒体的兴起所带来的压力，《读书》要么迎合要么拒斥，而以观念表达为主要内容的《读书》不可能选择迎合，而势必要坚持其观念表达的特色，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读书》的精英化和小圈子化；第三，尽管《读书》努力尝试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但作为一个人文社科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这一努力尽管是可贵的，但与市场导向媒体和网络相比，却一定是滞后的，从而《读书》所自我期许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我幻觉，而非事实，而所谓《读书》与社会脱节甚至犬儒化的指责，也就并非没有事实基础。
　　
　　因此，在我的理解，《读书》的流变其实更多地是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而不能归咎于主持人的偏好，进而，在这样的条件下，《读书》能办成这样，并不是一个难堪而不可接受的事实，在曾经辉煌的所有条件都荡然无存的今天，一本坚持知识前沿导向，坚持观念批判，换句话说就是以学院为主要对象（包括数千万在读学生和学院知识分子）的刊物，自然有其存在并延续的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那些用《读书》旧日辉煌来批判今日《读书》的意见，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日《读书》的捍卫者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批判者的立场，所以始终在辩解《读书》依旧具有潮流先锋的批判作用，依旧具有广泛包容的基础等等，而这，在我看来其实是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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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PoorKids?- ♀ (402 bytes) () 07/30/2007 postreply 19:49:41

• 豆汁儿好......... -开心豆豆- ♀ (0 bytes) () 07/31/2007 postreply 09: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