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花落杳无声
纪念大家姐
没有任何预感,只听敏姐传来一句冷不丁的消息:“大家姐去世了”。消息来得突然,乍一听好像说的是一个不相干人的死讯,没有嚎啕没有伤心。许久,才意识到那是真的,是我们的大家姐走了。好几天,泪默默地流,心楚楚地痛,失去了,真的失去了———我的大家姐。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随着父母祖籍广东话称大姐为大家姐。事实上连同我的父母和街坊邻里也这样称呼她。
六十年代,北京冬日的风雪天,大家姐回家后总是把脱下的大衣长围脖叠得整整齐齐,她的头发永远一丝不乱。干净整洁的大家姐,在我幼小心灵中,除了父母她就是我生活里的表率。
喜欢各种年节假日,有大家姐在就有礼物,吃的玩的都新鲜。最记得大家姐给的一套小烧瓷,有小鸡一家还有兔兔和猫咪。白玉黄玉似的小瓷器,色彩亮丽,形态各异,活灵活现,神态可掬。它们装在一个硬纸板糊的小盒里。盒子外面镶着古色古香的绸布面。再外一层用透明印着暗花的蜡纸见棱见角地包着,封口处以套了色镶着金边的五瓣腊梅花紧紧贴牢。盒子里层层密密地垫着微黄色的木削,小瓷动物们参次错落安栖其中。不知道这套玩具到底玩了有多久才不知去向,但它们活在我童年的幼稚心灵里,直到今天,直到永远。
过年喽。就盼着一年一度的大年三十。大家姐一准会给好东西。披着硬纱的贺年片,掀开里面还有会动的小古人儿。字还识得不多的年龄,只要大家姐念一遍就能记住,拿着它满屋子炫耀到处邀宠,背后的大家姐笑者用沙哑的嗓音不惜措辞地夸我聪明又伶俐。大家姐呀,从小到大,风雨几十年,无论何样的大年三十,热闹非凡还是凄风苦雨,大家姐你都带给我一掬抹不去的温馨回忆。
周末最爱跟着大家姐去逛隆福寺大街,去前总是信誓旦旦不要背,自己走去走回。冬天大家姐攥着我的棉猴袖口,左一回右一会儿,让两只缩在里面的手一路都暖和。一进隆福寺大家姐就会说:“今儿想吃点什么?灌肠羊杂碎还是油炸糯米芝麻球?姐请客”。其实不说也知道是她做东。甭问,都要尝个遍。大家姐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吃。饱了,来前要自己走路的誓言就走了样,要背。大家姐单薄而暖乎乎的背,脚步细碎颠得好舒服,还有一路的歌总是把我带入憨甜的梦乡。
大家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黑白分明,清澈见底,睫毛又长又密,卧蚕眉粗细适中,浓淡相宜。她爱在春天里带我去景山看满山斑斓的桃花,去北海撲捉漫天飞舞的柳絮,有风时用一条纱巾蒙着我的脸,看我和她一样的长睫毛呲出纱巾后,满意地拍拍我的肩,毫不吝啬地夸道:“真好看”。大家姐的心宽而且亲,我再是个丑小鸭在大家姐眼里也好看。从小不是一个有信心的孩子,但在大家姐面前,我却感到心满意足。她给了我信心也教给我用美丽的心思看世界。
饺子包了一帘又一帘,弟妹们都吃撑了,餡没了,大家姐只吃到剩饺子面做的切面,二十年后回忆起来时却笑弯了腰。大家姐先人后己事岂止这一件?
才过了饥谨年荒,大家姐结婚了,迟到的喜糖吃了一块又一块。不久儿子出生,我抱着他就像抱着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大洋娃娃,嘴里嘟囔着:“叫姐姐,叫呀,叫呀”。大家姐笑翻了天:“小傻瓜,他才出生呢,哪里就会叫人?你是小姨呀,他不是小弟弟,是你外甥呀”。那年我还没到八岁生日。旋即他们一家搬走了,去支援三线,两年后我的童年也跟着走向结束。
风雨飘摇的文革年代,大人们背井离乡,孩子们流落街头,即使有家也不愿归,政治上人人向恶是常事。父母受到非人的冲击,妈妈一度几乎丧于非命,遗嘱般向大家姐移交家事:“兄弟姐妹们要互相照顾,一个大的带一个小的,即使分散也要留下联系地址”。大家姐毫不犹豫地向妈妈保证:“我来照顾娓娓”。在家中我最小,自然也是责任最重的一个。妈妈把大家姐的地址缝进我的棉袄,我那十岁童稚而无所适从的心从此安定温暖有依托。
十四岁那年,正值好学的青涩年龄,好心的涛哥第一次从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回京探亲,写信给大家姐,请求大家姐寄钱来给我这个小妹买把小提琴。十八年后临出国前大家姐来北京探亲顺便给我送行,特别提及此事。她说:“那时经济上都很拮据,实在没有闲钱给你买提琴”。她声音哑哑的,满心的歉意,一双永远清澈的眼睛润着泪水。善良的大家姐呀,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如果有能力你什么都会给,虽然当初我并不知道涛哥写有这样一封信,可你却把它揣在心里这许多年。
三叔出差成都,到大家姐小坐,多年后还对大家姐的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念念不忘赞不绝口。三叔操着潮州乡音说:“她擦得地下照见人影”。大家姐什么时候回家探亲都会帮着大干一场,又一尘不染地离开。
九零年元月,这一次她真的离开了,永远地默默地离开了。就象春天里景山上的蔟蔟桃花默默地开着,美丽、亲切、芬芳;又默默地谢了,一地落英杳无声,化作一掬纯洁的泥土撒人间 。
两千零七年七月八日写于Tulare加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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