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节选：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
年考中举人或进土，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
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
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
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
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
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
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
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
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
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
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
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
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
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
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
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因此相员们要
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
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
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
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
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
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
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
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
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读历史就象照镜子，看过去的同时也在看现在。有兴趣的话，连接在此http://www.tianyabook.com/wanli15/index.htm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节选：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
年考中举人或进土，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
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
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
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
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
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
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
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
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
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
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
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
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
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
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
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因此相员们要
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
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
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
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
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
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
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
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
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读历史就象照镜子，看过去的同时也在看现在。有兴趣的话，连接在此http://www.tianyabook.com/wanli15/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