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大师
郁达夫对弘一大师的仰慕是很真诚的。他在《记广洽法师》一文中说：“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郁达夫对弘一大师有如此评价，可他与大师的见面，却迟至1936年的12月31日。当时他刚从台湾到厦门不久，终于在广洽法师的帮助下见到了久仰的
弘一大师。
1936年12月30日下午，郁达夫在《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的陪同下游览了厦门名胜南普陀寺。在这古刹净寺的氛围中，他提出了拜访弘一大师的要求。于是赵家欣便请南普陀寺的广洽法师通报。第二天上午，广洽法师与赵家欣一起到郁达夫下榻的天仙旅社，陪同他渡海至鼓浪屿日光岩访弘一大师。对于这次拜访，同行者赵家欣有过这样的描述：
达夫对弘一大师（李叔同）这位曾经是艺术才能出众的前辈仰慕已久，见面时，弘一大师对他的名字却很生疏。达夫于1913年赴日，李叔同1918年出家，当他开始写小说，蜚声文坛时，李叔同已是脱离凡尘的出家人了。他对郁达夫一无所知，拱手致意，略事寒暄，赠与佛书，也就告退了。
郁达夫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此次与弘一大师相见的详情虽没有正面交代，即使是在《记广洽法师》一文中，也只是谈了这次见面的因缘。但是，郁达夫却为后人留下了一首抒怀诗，其小序与原诗如下：
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
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
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
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
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
根据赵家欣先生的分析，小序中“丁丑春日”应是“二十五年末”之误。因为郁达夫去见弘一大师正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而不是次年的“丁丑春日”。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令人费解，估计是郁达夫回福州后写这首诗时忘了拜见弘一大师的具体时日。此外诗中最后一句“两道”疑是“莫道”之笔误，否则诗意似难领悟。从整首诗来看，郁达夫是非常珍惜这次拜见弘一大师的。至于诗中述及逃禅之意，或许是他亲见弘一大师那超然一切，清净洒脱的风姿后，内心有所感触。
拜见后的交谊
从现在可查得的资料中可知，郁达夫在此后还与弘一大师有过交往。
比如弘一大师在致李芳远信中提到：“郁居士诗稿，未有存者。”这说明弘一大师曾有郁达夫的诗稿。这诗稿或许是郁达夫赠与弘一大师的亦未可知。
又如弘一大师在致广洽法师信中曰：“又郁居士托代订《佛教公论》一份，乞仁者代付大洋一元交订，住址附呈。定单乞直接寄与郁居士。此费，俟他日晤时奉还也。”此又可见郁达夫还曾托弘一大师代订佛书（弘一大师还有他的详细地址），似真有点要“逃禅”的样子了。
弘一大师致广洽法师的另一封信中又说到了郁达夫：“附致郁居士笺，乞转奉。”由此
看来，弘一大师与郁达夫通信也是当然的了。
尤其值得介绍的是，1937年1月18日，高文显编了一个《弘一大师特刊》刊于《星光日报》上，题字者居然也是郁达夫。
我们还可以从弘一大师致觉圆法师的信中知道，郁达夫在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时还帮助过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在信中写道：“余之特别通行证，已期满。乞向师部换取新者。乞访蒋百齐参议室主任，或张参议长皆可。又郁达夫居士致钱东亮师长之介绍书，亦乞交去。”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仍不忘在各地宏法。由于是战时非常时期，通行证由军方掌管，郁达夫出面向军方师长介绍弘一大师，亦可谓鼎力相助了。
由于史料记录不详，如今人们对郁达夫与弘一大师交往的许多具体细节知之甚少，好在弘一大师的不少书信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郁达夫拜见弘一大师后，他们之间仍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