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凡司之屬皆从司。息兹切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军在这一带对峙，安阳成为战区。1946年7月，安阳县府姚县长获知大鼎埋藏地点，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挖出大鼎，用大马车运至县古物保存文员会，陈放在大殿中展示，最初称它为“炉”，后称“鼎”，时代推断为周或殷。同年10月31日，为了时任国民党主席蒋介石60寿辰，安阳县参议会拟修建“中正亭”，将此鼎永留县。未料10月26日下午三时，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派员接收该鼎，作为祝寿礼品运往南京，交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
李维明：对于这件大鼎的铭文释读始于1946年。7月大鼎收归国有后，10月上旬《申报》特派员邵慎之（是年28岁）到安阳作实地采访，在10月27日的报道中将大鼎铭文释为 “后妻戊”、“后戊妻”或“妻戊”。受器人为戊太太，铸器人为丈夫（商王大戊）。邵氏将铭文最上一字首次释“后”，以及铭文释读提出的三字方案和两字方案，对以后学界有关大鼎铭文释读探讨具有重要影响。
大鼎腹内壁铭文
早年赴法留学的文学博士，专门研究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的学者张凤（是年59岁），在阅读《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有关大鼎报道和邵氏文章后，于11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应从形式上将它命名为“方鼎”，由于“方鼎”的名称仍嫌广泛，最好再能冠上铭文加以限制。
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刊出张凤考释大鼎铭文的文章
张凤认为上一字释“司”，象耜形（锄头），也象织机上放纱的叉形，象征治理意义，代表职司；右下字，释“每”，因字通借作“母”；左下字，像一把长柄大斧，赞同邵氏说法，释为“戊”。因此他主张这件大鼎该叫做“司母戊方鼎”，意为当时某人替他母亲戊造的一件祭器。
该文发表日期晚于邵氏文章21天，学术意义在于对大鼎铭文提出了“司母戊”这一新的释读方案。大鼎收藏单位中央博物院采用了“司母戊”这个释读方案，之后收藏大鼎的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0年之前）相继沿用这一称名。
就文字音韵学研究而言，虽然音韵学家已经就以北京话为代表的今音查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周秦两汉时期汉语语音系统）韵部、声纽、声调取得了拟音成果，但对于更早的商代语音系统是否适用，无从验证。所以不能确切知道商朝人如何称呼该鼎。
这尊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显示其用作祭祀一位周祭排序在戊日的先妣（多认为是作器者的母亲），参照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可知，受器人应为商王所奭妣戊，作器者为一代商王，从而决定大鼎体征规格属王室重器
李维明：更名前，馆内部分主“后”者认为，称“司母戊”是不对的，称“后母戊”是对的，由此看来更名动机是为大鼎正名。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后”是指母戊的身份，称“后”代表她为商王之后；第二，以20世纪70年代安阳五号墓（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有释“后母辛”“后辛”例证，支持“后”说；第三，商代文字的写法有时向左向右可以相通。
国博将馆藏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我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教授相继发表学术论文、表达不同意见。这几位学者是商史、商代考古学、甲骨文研究领域的专家，文章涉及大鼎称名问题。综合诸文主要论点：
1、商代无“后”字。商代卜辞中有“毓”字，本意指生育，引申义指先公先王或後。“后”（王后意）字的出现，时在周代。
2、如释“后”（王后意）则有些辞例讲不通，如“后父”“后犬”“后羌”等。
3、商代卜辞、金文中出现的“
馆内部分主“后”者给出的理由也需要再推敲：虽然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五号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但也有学者释“司母辛”“司辛”；还有学者对该墓相类金文辞例中出现的“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国博将“司母戊”更名为“后母戊”之前，未见馆内学者就该鼎称名有研究专论发表，有迹象显示部分主“后”者主要是信从部分名人之说，受他人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有台湾学者对“后”说作进一步论证。主要论点是，卜辞有“后”，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
事实上，学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在字数、字序、字意等方面均存不同认识，可见多种释读方案（如后妻戊、后戊妻、后母戊、母后戊、司母戊、妻戊、姤戊、后戊等），涉及大鼎铭文的“后”“司”“母”“女”三字或两字释读方案等问题，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据此判断，国博以“后母戊”替代“司母戊”称名大鼎应属更（择换）名，尚无确证为正名。对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了《“司母戊鼎”更名现象观察》一文，2016年发表在《古代文明》第10卷，欢迎专家学者讨论。
“司母戊鼎”的命名，公认是郭沫若先生所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这一命名也获得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但后来也有文字学家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
理论上，这两种解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1946年，大鼎被送到南京给蒋介石祝寿。其时中央政府正打算建“中央博物院”，蒋介石便将该鼎送给中央博物馆并嘱展出。随后他还亲自带上宋美玲和蒋纬国在马衡陪同下参观了该鼎。
“马衡是大金石学家，他显然最有权威释读大鼎上的三个字。可惜我无法知道他当时读的是‘司母戊’还是‘后母戊’。当然，马衡之前，中央博物院的其他学者可能也有懂得释读古文字的。但名气可能都不如马衡先生。
“‘司’、‘后’之争早已有之。”李雪山说，当时释读后母戊的专家以屈万里、金祥恒等为代表，起初影响较小。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文字考释水平的提高，很多专家逐渐认同读为“后”。他们读“后”的主要依据是：商代的字体较为自由，偏旁可以随意放置和挪动，可以正写，写作“司”;也可以反写，写作“后”，甲骨文“后”和“司”的字形可以一样，其实是一个字。
据李雪山介绍，之所以现在不少专家主张读“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后”之后，大鼎上文字表达的意思就会更加完整。有意思的是，李雪山和唐际根两人同样认同大鼎也可姓“后”，但释义上却不尽相同。李雪山说，甲骨文中“后”的意思是“王”或者“先王”，甲骨文盛行的时代，“后”都是指商王或前一辈的商王，而不是今天大家所理解“王后”的意思。因此，“后母戊鼎”的意思，直译就是商王母亲戊的鼎。
唐际根则称，读“后母戊”，这里的“后”字，字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皇天后土”的“皇”是明亮有光泽之意，“后”与“皇”是近义字，即“崇高有威望”。所以如果释成“后母戊”，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较于“司母戊”，意思似乎更贴切一些。唐际根告诉记者，几十年来将“司母戊”三字读为“后母戊”的专家从未间断过。2005年“司母戊”南运安阳“省亲”时，他就与朱凤翰先生讨论过此事。当时他和朱先生都觉得三个字释成“司母戊”尽管从文字的字形上看没有问题，但字义上则显然释成“后母戊”更好一些。
如果说国宝姓“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原来释读“司”的专家错了?
唐际根并不这样认为。“读成‘司母戊’或‘后母戊’都不能算错，只能说释为‘后母戊’可能更准确一些。”唐际根说，就像当时广大的文字学家，纵有认为可以释“后”者，也无法说“司母戊”的释法就错了。加上铸在鼎上的该字的确向左开口，因此多数人都接受了“司母戊”的说法。
“所以我的基本意见是，两种释法都可以接受。2005年我和朱先生之所以没有给大鼎更名，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当然也考虑到了我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一直称之为‘司母戊’，更改有可能带来许多麻烦。话说回来，如果一定要我进行选择，我会选择释成‘后母戊’。虽然学理上驳不倒‘司母戊’，但文意上，‘后母戊’的文意应该更加贴近当时的本意。”唐际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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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的司母戊鼎
杜老一生鉴宝无数，最著名的当属“马踏飞燕”等国宝级文物。国之重器司母戊鼎几十年来令他魂牵梦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精深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撰写了新的论文《司母戊鼎铭文形音义研究》，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的问题做出了严密的考证。
古鼎定名的学术论争
“当时这个大鼎并没有名字，当地村民一直叫它‘马槽鼎’，因为形似马槽；后来又称为‘安阳大鼎’，这是以它的发现地命名的，都是很淳朴的名字”，杜老告诉我。不过，文物专家给古鼎命名通常都是根据鼎内部的铭文，用鼎主人或者做器者的名字来命名。于是，早期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先生都称大鼎为司母戊鼎，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了数十年。
1980年，杜老首次考证出司母戊鼎的年代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与当时学术界认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这篇论文震动了国内外的考古学界。
杜老的依据来自1976年在安阳挖掘出的另外一座殷商古墓——著名的妇好墓中出土的古鼎。妇好是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中的一个，也是商朝的一员女将，武艺超群，跟外族的征战中，妇好一出战，每次都能得胜。
妇好庙号为“辛”，妇好墓中出土有两百多件青铜器，其中两件大方鼎和兕觥（si，四声，gong，一声，古代盛酒或饮酒器）等器物都有“司母辛”三字铭文，应是武丁的儿子祖庚、祖甲为祭祀“母辛”而做。
杜廼松在论文中指出，商代青铜器铭文字的结构和字体特点在同一发展阶段内是基本相同的，司母戊鼎铭文和司母辛鼎的铭文书法特点相近，这说明两器的制作时间也是接近的。因为司母辛大鼎的时代可以确认，它是属于武丁到祖庚、祖甲时期，从司母戊鼎的铭文内容、字体、造型、花纹和铸造等考察，也应属于殷墟第二期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杜廼松据此考证，母戊是武丁另一位配偶，而鼎是祖庚或祖甲为其母戊而作。司母戊鼎应是殷墟前期作品。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亮相时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出现了尴尬的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要把这一个字的事情弄清楚
古鼎定名的众说纷纭让杜廼松深感不安，本着老学人的那种专注和较真的劲头，他决心要把这一个字的事情弄清楚。为此，杜老查找翻阅古书典籍，研究祭祀礼俗，对各时代的古文字进行反复对比，深入考证，终于找到司母戊鼎的“司”字令人信服的证据。杜老的论文今年8月已发表，立即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
杜廼松认为，从科学角度分析，大鼎称“司母戊鼎”是准确恰当的。他指出，大鼎铭文字“司”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云，其结构“司，从反后”，用通俗语言解释，即“司”字为“后”字的反写。对许慎的解释，如单纯从“司”字的字体建构上看，此说法似无差错。但他在这一名著中，对“司”字的解释仅仅是从字形结构上予以阐释，并未提到“司”字有“后”义，说明了“司”字与“后”字，非同义。“两个字的意义不同，不可以相互为用，不是转注字；两个字音不同，不相近，互相不可假借。”
杜廼松进一步指出，《说文解字》将“后”字与“司”字分别列出，分属“后部”和“司部”。不少资料证明，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后”字的写法，一般则写作“毓”， 不写“后”。“毓” 即“后”字，甲骨文与金文有较多的例证。而且，甲骨文、金文的“毓”作“后”时，其义多指先公先王，并没有“王后”的意思。较多资料证明，“司”字非“后”字，从金文资料考察来看，“后”字的写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才出现，战国印玺等沿袭了“后”字的写法。在出土或传世的文物中，“后”字写法的出现，离司母戊鼎的时代殷墟前期相差将近千年。
杜廼松认为，安阳大鼎铭文的“司”字不可作“后”解，还可以从使用大鼎的祭祀者和被祭祀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76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在出土的铜器中，两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铭文，他从甲骨文、金文、考古学、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考察，证明了“司母戊”鼎之“戊”与“司母辛”鼎之“辛”同为商王武丁王配偶。进一步确立了两鼎的年代均属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按此，“母戊”应是商王祖庚和祖甲之母辈。“母戊”称谓清楚地标明了被祭祀的对象与祭祀人的辈分关系。“母戊”即为祖庚、祖甲之母辈，祭祀者应为祖庚或祖甲。“司母戊” 之“司”与祭祀之“祀”字，声音相近，“司”字无疑可假借为“祀”字。《尔雅·释诂》：“祀，祭也”。商周青铜器作为重要礼器，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纪念死者的祭器。
杜廼松还对古代的祭祀礼仪作了考证。他指出，卜辞有“司室”一辞，“司室”即“祠室”，即宗庙内的祭祀之所宗祠。还指出，对大鼎的“司”字，可以作这样理解，实际上是“祀”或“祠”的简化字，从声韵上看，更贴近于祀字。他认为，大鼎的“司”字，解释成“祀”字更科学、更合理、更准确。“司”字，在音、义上既与“祀”字相通，“司母戊”三字即可直接解释和破译了，即：“祭祀母亲戊”。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把‘司’字作为‘后’字解，试想儿辈怎能将其父武丁王的配偶在祭器上直接称其为‘后’呢？从典籍看，这也完全不合商周时代严格有序的礼仪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