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

《论语·卫灵公》收录了孔子的话：“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这句话被后人转述为“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 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后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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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其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庆也。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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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论

司马光

黄介夫作《坏唐论》五篇，以为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是诚得其本矣。虽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盗贼之兴由阉竖，阉竖之横由辅相，则信然矣。噫！辅相树立私党，更相排压而不能正，又谁咎哉？

夫朋党之患不专在唐，自古有之。以尧之明，共工、驩兜相荐于朝。舜臣尧，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党，然后四门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数夏之恶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武王数商之恶曰：“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德业昌明；桀纣昏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

《洪范》皇极曰：“无偏无诐，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是以舜诛禹父而禹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文宗尝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殊不知为朋党，谁之过也？由是观之，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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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易学 朋党论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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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御制朋党论》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在,<清世宗实录>22章能找到.雍正版的，不是欧阳修的那个版本。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御制朋党论》，搜查这个试试。祝好运。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在,22章能找到.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

 

“朕在藩邸时，坦易光明，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与。有欲往来门下者，严加拒绝。圣祖鉴朕居心行事，公正无私，故令缵承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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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年，范仲淹和韩琦推行庆历新政，第二年，不少人开始攻击改革派范仲淹、韩琦、富弼和欧阳修自成朋党。宋仁宗听闻后质问范仲淹，他竟打破惯例不作自辩，公然直率回答说，自古君子小人“未尝不各为一党”，视乎君主是否明察。宋仁宗对他的答复不甚满意。^[2]欧阳修随即奏上《朋党论》，独出心裁作翻案文章，反说君子才有朋党，小人倒没有；换言之，被称为朋党的才是好人。

宋仁宗始终不信《朋党论》的说法，欧阳修随即到河东做官，离开京城。《朋党论》是一时迫切之言，其实欧阳修也明知理论上君子不应有朋党，实际上他和范仲淹等人也不算朋党。第二年，欧阳修上疏说明范仲淹等人根本没有朋党，只是被人诬告。

《朋党论》是中国古代有关朋党的最著名议论文，明代东林党人就秉承《朋党论》的宗旨，认为朋党并非坏事，高攀龙《朋党说》一文赞赏《朋党论》议论杰出，沿袭其说加以补充，认为“小人之朋”在没有共同利益时也不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