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文前，我们必须预设一个假想前提。这个前提是：
周恩来知道和确定林彪是要飞出国境，是要叛国。
林彪所在的 北戴河 96号楼 1971-9-12
山海关机场
原来是海军航空兵学校，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紧张到极点，1969年5月，山海关机场的海校搬走，归属海军航空兵某师建制。
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有40多公里，当年路况不好，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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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轮廓梳理：
9月12日晚，北戴河联峰山96号楼，林彪住地。
22时刚过，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领着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来找负责林彪住地警卫工作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楼外的一片小树林，林立衡急切地说：“姜大队长，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林彪），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姜作寿有些惊异：“你说的这些可靠吗？”“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呀?”林立衡说。姜作寿又问了她一些情况，联想到晚上的一些反常情况，顿感事关重大，立即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做了报告。张耀祠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报告。
当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22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汪东兴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话筒里响起了汪东兴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耀祠打来的电话，说据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周恩来大吃一惊。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果断指示。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吴法宪回答：“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吴法宪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周恩来说：“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周恩来心想，夜航试飞是谎言。
他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
23时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总理啊，首长（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周恩来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说：“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问：“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回答说：“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立衡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然而，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做了篡改，说“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可放飞”。
同时，周恩来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0点。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警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他的指示下达命令。
9月13日0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停下。
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飞机。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
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的林彪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他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都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0时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接到了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传到256号飞机的机舱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信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凌晨1时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在中南海向身着睡袍的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凝神沉思，最后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又过了一会，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彪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做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
13日晚上10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这可能是林彪座机坠毁。周恩来从时间和方向上猜到十有八九。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惫。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大会堂躺下休息了。
符浩记得，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特急报告快步走进来，径直奔向姬鹏飞。姬鹏飞接过报告仔细阅读，神态冷静沉着。当他的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原来，这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1女的，机号256，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分管对蒙外交的副部长韩念龙从姬鹏飞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
为了让毛泽东与周恩来尽快知晓这一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与主席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两位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姬鹏飞要求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2时，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周恩来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两人谈了1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从蒙古坠机现场勘查回京的孙一先的汇报。
24日，大会堂。
周恩来对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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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审问李作鹏 法庭调查
1980年11月28日下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继续开庭，审问李作鹏。
出庭的审判人员有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副庭长黄玉昆以及审判员14人。出庭的检察人员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检察员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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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在对黄永胜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完毕，黄永胜被值庭法警带出法庭后，李作鹏被带到法庭被告人席。由审判员朱理之、李毅、高朝勋进行庭审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起诉书第43条的指控，即李作鹏在林彪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256号专机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在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篡改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法庭就这一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问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晚上，林彪的256号专机要起飞，周恩来总理给你的指示是怎么说的？”
李作鹏回答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总理讲，林彪可能要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第二问题讲林彪的256号专机要起飞的话，要经过他（总理本人）、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个人的指示才能起飞。第三个问题讲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即总理本人）去电话。总理还讲，已派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 审判员又问李作鹏：“周总理的命令是‘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你是怎么执行的？”
李作鹏回答：“‘一起下命令’这句话不记得有，总理就是讲4个人指示才能起飞。”
法庭宣读了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给山海关场站传达周恩来的电话记录。23点35分李作鹏电话：“告诉你们，它（指林彪的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周恩来总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
审判员接着再问李作鹏：“你传达了周总理的命令后，怎么保证执行的，提出了什么具体要求？”
李作鹏回答：“对周总理这个指示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只告诉了山海关机场。”
审判员又问：“打过几次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
李作鹏回答：“就打过一次电话。”
审判员问李作鹏电话内容。李作鹏说：“给山海关场站值班员传达过一次；给场站的政委传达过一次。在传达周总理的命令时，没有叫接电话的人复诵，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错误。”
法庭随即通知海军山海关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李万香出庭作证。李万香说：“1971年9月12日，从23点零5分到零点零6分的时间里，李作鹏打来4次电话。我回过一次电话，共5次。
第一次，23点零5分，总机转来李作鹏的电话，他先问我姓名、职务，我回答后，李作鹏问：‘今天下午来了一架飞机吗？’我答：‘是的’。他问：‘什么时候落地的？’我答：‘20点15分。’他又问：‘没走吧？’我答：‘没有走。’他说：‘好的，好的，我就了解这件事。’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电话报告了场站潘站长。
第二次，23点35分，李作鹏来了电话，说：‘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4人其中一个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第三次，23点44分，李作鹏来电话问飞机号码，我回答是‘256’。接着，我打电话报告负责林彪专机的调度主任李海滨，他说不能回答‘256’，还是讲‘252’。我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这时是23点50分。
第五次，在零点零6分时，李作鹏又来电话说：‘中央指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李作鹏还叫我复诵了电话。9月12日23点35分的电话，李作鹏也叫我说了一遍，并强调‘4个中间任何一人放飞均可放飞。’”
听了以上证词，李作鹏否认他曾经叫接电话的人复诵过。
李万香在证言中还说，9月13日下午5点多钟，李作鹏的秘书来电话，叫改一下9月12日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的电话记录。李万香表示没有记错，也没有听错，不同意修改。
法庭还宣读了山海关场站航行调度室的值班日记和原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的证词。
李作鹏否认篡改周总理命令，并进行辩解。
至此，李作鹏篡改周总理关于林彪专机起飞问题的指示的事实，审判员宣布已经调查完毕。接着，法庭还就起诉书第43条中指控的与篡改周总理指示相联系的另一部分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即，1971年9月13日零时20分，256号专机准备起飞，尚未发动时，机场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从而拖延了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
审判员问李作鹏：“在林彪专机起飞前，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请示你‘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你是怎样答复的？”
李作鹏回答说：“我对这个回忆过多次，好像没有这样一件事情。”但又说：“我不敢肯定有，也不敢肯定没有。”
法庭通知海军山海关场站原站长潘浩出庭作证。接着，又通知该场站司令部原参谋长佟玉春出庭作证。他们在证言中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潘浩与李作鹏通电话时，李作鹏把对李万香讲的电话内容，又说了一遍。佟玉春在旁边提醒潘浩，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要直接请示报告总理。”李万香把李作鹏的话记在当日的值班日记上。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委史岳龙、副站长赵雅辉等人。
接着，法庭宣读史岳龙1979年10月22日的证词。证明李作鹏当时说过“要是飞机强行起飞，直接向总理报告”。
法庭又出示并宣读李作鹏1971年9月14日亲笔写给周总理的信和《海航五师情况报告》。报告中说：“零点20分，潘站长向李政委报告说：请示李政委，飞机如果强行起飞怎么办。李政委指示：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法庭将信件原文影印件交李作鹏辨认，李作鹏看后说：“是的，是我亲笔写的。”
法庭又通知证人赵雅辉出庭作证。赵雅辉陈述了1971年9月13日凌晨与李作鹏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我在停机坪边上，看到飞机开动了，我就跑步到航行调度室楼下，给李作鹏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发动了，现在在滑行，李作鹏问现在飞机在什么地方，我往外一看，告诉他飞机到跑道了，飞机起飞啦。我问他有什么指示。李作鹏答：‘就这样吧。’”
听了证人的证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问证人赵雅辉：“你看到飞机开动了，跑到调度室楼下给李作鹏打电话，实际通话时间有几分钟？”
证人在回答律师的提问中强调了时间是在9月13日凌晨，飞机进入跑道以后很快就起飞了。
至此，就放跑林彪的叛逃飞机问题，审判员宣布：“这个问题的事实调查已经结束。现在就起诉书第43条指控被告人李作鹏在林彪叛逃后，涂改山海关场站上报的电话记录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问李作鹏：“1971年9月13日，你秘书记录的山海关场站上报的电话记录，你涂改过没有？”
被告人李作鹏承认，1971年9月13日在秘书刘继祥记的《海航山海关场站调度室主任李万香9月12、13日值班情况报告》上，作了修改。他说：“我看了以后，认为不对，我讲的是4个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我作了记号，改了那个地方。以后，我就告诉秘书再同山海关机场的对照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后来秘书向我报告，说山海关机场已经查对过了，他们的意思同我讲的意思是一致的。”
法庭随即宣读了刘继祥、朱战友1972年4月25日的证词：1971年9月13日下午5点左右，海航五师师长张兆发用电话向刘继祥报来《海航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室主任李万香9月12、13日情况报告》。刘继祥作了电话记录，并向李作鹏作了口头汇报。
当李作鹏、董其采听到零点零6分李作鹏再次强调“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时，即说：“第一次（指23点35分）是这样讲的，这一次不是这样讲的，是讲要总理、总长、吴副总长和我4个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李作鹏叫刘继祥找山海关机场核对。
经向李万香查对，他说：“没有听到李作鹏传达的指示说必须有4个人联名指示才能放飞。”李作鹏叫刘继祥找山海关机场核对。刘继祥就仍按原电话记录整理抄清后送给李作鹏审阅。李作鹏把零点零6分的那次通话中“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亲笔改为“4个首长联合命令才能放飞，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李作鹏修改后，由刘继祥重抄一遍，李作鹏在上面签字后，上报给周总理。同时，他交待另抄一份留存，是朱战友抄写的。
李作鹏对刘继祥、朱战友的证词提出异议，他说：“是刘继祥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的，我看后感到同我的意见不一样，所以在上面改了。改了以后要他查对，查对后他告诉我，跟我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并不是我改了以后，叫他抄写给总理的。”
法庭又宣读了李万香1972年4月7日的证词。李万香的证词提到他在回答刘继祥来电话要他更正李作鹏的电话内容时说：“李作鹏的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是我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
李作鹏听了李万香的证词后，表示：“要考虑一下。”法庭又向李作鹏出示了由他涂改的海军山海关场站上报的李作鹏1971年9月13日零点零6分给场站航行调度室的电话内容影印件。
李作鹏看后承认：“是我修改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海航五师李万香的值班日记中填写的字迹是李作鹏的亲笔，法庭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30号鉴定书。鉴定书的检验结论是：海航五师李万香的值班日记中填写的字迹是李作鹏所写。
最后，辩护律师张思之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认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活动完全是合法的；第二，对公诉人的发言，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在以后辩论阶段作出评价。律师的这一表态显然是针对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发表的类似公诉内容的发言，认为可到辩论阶段再作评论。
审判长伍修权宣布: 被告人李作鹏在林彪叛逃前，把周总理指示的256号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篡改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13日零时20分，256号飞机尚未起飞前，场站领导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回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借以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叛逃。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记录。这些事实已调查完毕。
法警把被告人李作鹏带出法庭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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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把周恩来关于“供林彪使用的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作了篡改。他在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说：“四个首长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的飞机起飞后，机场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推脱说：可直接请示总理。李作鹏的这一系列行为，为林彪出逃提供了方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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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戟沉沙铁未销（九一三事件探秘）（原创）（二十） - ABS -
以下为节选，为的是读者可以自己比照分析判断。
“
4. 周恩来下令禁飞。在256号专机飞出国境后，周恩来下令全国禁飞，空中再有飞机就是敌机。周的安排可以理解为对林立衡报告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中南海”的防范措施，但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林彪回头的大门已经关上，他就算想回来，也没有可能了。
9月12日当晚，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前台贯彻毛的意图，代表中央处理了事件的全过程。据汪东兴回忆：(9月12日)晚上21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3?2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这说明，周恩来在256号专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就掌握了林彪可能”动一动”的情况。那么周是怎么反应的呢？汪东兴回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9月12日晚上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舒云《再探“571工程”之谜 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22时起中南海进入一级战备，说明中央是根据林立衡报告做了相应防备的。但北戴河方面，在周恩来确认山海关有飞机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却是诡异的一片死寂。直到近23点，周恩来才分别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李作鹏问山海关机场是否有飞机。在周恩来已经掌握了山海关有专机的情况下同时向吴李查问，已经颇有考验二人的意味了。果然，不明所以的吴法宪回复说山海关“绝对没有”飞机，周恩来则坚定地说：“还是要查一查”。（《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吴法宪和时年堂、胡萍查证，发现山海关机场果然有专机，但胡萍谎称飞机有故障，飞不回来。这样低级的谎话当然骗不过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他当即决定：1. 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查明情况，后来又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协助”吴法宪；2. 打电话给李作鹏，指示专机必须四人同意才能放飞；3. 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4. 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坐镇.。完成这一系列安排后，周恩来亲自和叶群通话，查问飞机的事。电话中叶群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周恩来三言两语就听出来叶群在撒谎，而且很可能当晚就有行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奇怪的是，周恩来仍然没有指示8341部队阻拦或是控制机组人员，只是打电话让李作鹏控制飞机。
周恩来指示李作鹏控制飞机的电话很不寻常。9月12日晚上23点多，周恩来打电话给李作鹏：“专机的行动，要听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的指示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李作鹏当时理解为四人其中一人指示就可以，并据此通知了山海关机场。李作鹏被隔离审查前，曾经将当时的电话记录整理后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原封不动退回，李作鹏当时以为周是认可自己这种理解的。但周恩来在1971年10月9日(当时李作鹏已经被隔离审查半个月），对电话记录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马克昌主编：《特别辨护》，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183）周的批示成为了李作鹏“篡改总理指示”罪状的关键证据。
周恩来如果真想控制飞机，完全可以直接通知山海关机场扣住飞机不准起飞，当时离256号专机强行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完全来得及。但是周恩来却舍近求远，通过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达了一个没法落实的指示。试想一下，如果专机强行起飞，这边四个人一个个打电话请示，等电话打完，飞机早就飞跑了。何况根据掌握的情况，除了李作鹏，周恩来并没有通知黄永胜、吴法宪这个“四人指示”，可见他并非真心要落实这条指示。有观点因此认为这个“四人指示”其实是个圈套，目的就是要把黄、吴、李等人绕进来承担“放跑林彪”的责任，为日后清洗军队林系势力做准备。
事后，李作鹏一直认为周恩来”四人放飞”的指示有问题。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为什么提出“四人一起”的办法？这完全不是他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0）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当时专机强行起飞，不要说”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李作鹏还发出了对林彪是拦是放的终极疑问：”当然，他（注：指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真拦’还是‘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2）
周恩来得知256号专机强行起飞的反应也很反常。根据李作鹏回忆：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7） 周恩来的反应让人感觉他丝毫没有觉得奇怪，仿佛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完全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反应和当时其他当事人都不同，很不寻常。
我们再来看吴法宪的回忆：（9月12日深夜）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吴法宪的回忆说明，周不但在256号专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就知道林彪可能当晚出走，即使在林彪座驾已经出发前往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李文普跳车后仍然有充分的时间控制飞机。吴法宪都能直接打电话找到潘景寅，周恩来更可以当机立断、命令潘景寅不准起飞，或者可以指示山海关机场紧急关闭、锁住飞机、放空燃油或者控制机组人员。遗憾的是，这些措施他一个也没有做，而只是通过李作鹏下达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四人放飞“指示。
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说法，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行政级别比他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林彪要“动一动”，他是没有办法阻拦的。这一点是实情，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向毛泽东汇报呢？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离中南海近在咫尺。面对林立果一伙人可能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的惊天阴谋，一向做事滴水不漏、周密细致的周恩来这次怎么突然胆大包天，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决定不阻拦了呢？这完全不像是周恩来文革中事无巨细、谨小慎微的工作作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收到林立衡汇报和确认山海关有飞机后，周恩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详细的汇报，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好了一切应对措施，这就解释了9月12日晚22至23点周恩来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
按照“阴谋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并未真心阻拦林彪出逃，而是欲擒故纵，通过制造恐慌、假拦真放，有意刺激对手采取行动，以便让林彪等人“充分暴露”，而后“自取灭亡”，那么林彪出逃就完全是意料之中，当晚发生的诸多奇怪现象也就可以解释了。“南巡讲话”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毛泽东要拿下林彪的决心，但林彪作为“副统帅、接班人”是写进了党章的，如果没有明显的错误就废除他于理不合，人心也不会服。毛泽东一系列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做法遇到林彪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本来束手无策，但咋咋呼呼、胸无城府的林立果、叶群等人沉不住气“动”了，毛自然巴不得这些人充分表演、自寻死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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