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危机化险为夷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发生了张国焘阴谋分裂的严重事件。当时我已离开军委不再为李德作翻译，调到三军团担任叶剑英参谋长的副手，以后因为部队成员缩编，又主动要求下团工作，去了杨勇所在的10团。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全部中央红军只剩了一两万人，四方面军却有七八万人。张国焘自恃人多势壮，竟想由他来指挥全党全军，还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针，让中央红军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则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场党内危机和分裂危险又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在此以前，毛泽东对张国焘作了大量耐心而艰苦细致的工作。两军会师时，他指示召开隆重而热烈的会师大会，我们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肯定和赞扬，又让中央红军的文艺家们，为大会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对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肃反，清除和杀害了许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使四方面军文化人才奇缺，毛泽东又指示将中央红军的大批宣传文化干部，派到四方面军去帮助工作，著名的红军艺术家李伯钊和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等都去了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也派了一些干部到中央红军和红军大学来工作。毛泽东自己更不断地找张国焘交谈、商讨问题，对他表示十分尊重。因为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主席，毛泽东就招呼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人，一律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但是，当张国焘伸手要军委主席职位，毛主席则考虑到这是个要害职位，便说军委主席已是党内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随便撤换，同时又作了某种妥协，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让人马上改称他为“张总政委”。部分地满足了张国焘的权力欲与虚荣心。
但是张国焘野心很大，欲壑难填，在过草地以后一意孤行地拒绝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红军不跟他走，他就要带原四方面军部队单独南下，甚至企图胁迫中央放弃北上方针，据说还发过一份要“武力解决”的密电。我从未见过这份电报。史实到底如何留待党史研究者去考证核实，但不论有没有那份电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确有行动，已是事实，我也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在过草地前，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左路军，中央机关和原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带队。当我们越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赶回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闹分裂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为防意外，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驻地。我所在的10团奉彭德怀军团长之命，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那天清晨，我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等在一座大庙旁议事。我们听说张国焘要派部队来，血气方刚的10团政委杨勇气愤地说，他们要来，我们就坚决打!毛泽东听到了忙过来说，打不得，打不得!这时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许多人都很生气，毛泽东却冷静地去劝阻李特。但李特不听，他又把李特拉到庙里去坐下来谈。李特按张国焘的腔调指责中央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是耐心开导他说，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不能随便改变。李特仍然不听，执拗地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马上跟他回去。我的马夫(当时叫饲养员)也是四方面军来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长征后期只得由我自己牵马养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与李特等人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但是毛泽东依然大度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实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将来总有重新会合的一天。他还对我们说，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愿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张国焘同志走，不过以后还会回来的。我们有的人还是愤愤不平想不通，他又对我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只要他们还是红军，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来的。
当时，正是由于毛泽东顾全大局地采取忍让克制态度，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也严正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制止了几乎发生的党和红军内部火并，挫败了张国焘的野心。要是那时真发生了冲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中国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赖毛泽东的冷静和英明，加上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抵制，终于使党和红军平安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毛泽东更以其实际行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的四方面军同志，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张国焘的面目和野心，最后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弯路以后，还是遵照中央的方针路线重新北上，在西北实现了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壮举。
对于违抗中央决议、图谋分裂红军的张国焘本人，毛泽东对其一直采取争取挽救态度，当时有人主张立即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认为不行，说张国焘还蒙蔽了好几万人的部队呢，一下子搞翻了脸，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中央根据他的意见，作了关于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决定，不仅继续称张为同志，并且将传达范围限制得很小，最初只让中央委员知道这件事，尽量维护张国焘的“面子”。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毛泽东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他自任支队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避免与张国焘过分对立。后来又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电召张国焘到陕北。
张国焘回中央以后，毛泽东一面只在很小范围内批评其错误，一面又让他担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仍然执掌不少的权力。在此期间，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了边区政府秘书长，并且与张国焘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为我本来是边区政府前身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秘书长，早就从事着相近的工作，谁知张国焘却认为我是毛泽东派去监视他的。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心怀鬼胎。
毛泽东从未向我单独交代过什么任务，我也从未直接向他报告过什么。相反，毛泽东不只要求大家继续尊重张国焘，注意称呼他为“张主席”，自己也经常同他来往交谈，甚至照常和他说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国民党里有个“张杨”(指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也有个“张杨”(指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这实际表明了他对张国焘还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离开延安调任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同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陵的机会，私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当即同意杨子烈带着儿子去了张国焘那儿，对他们一家做到了仁至义尽。直到张国焘公开背叛革命，拒绝党的挽救，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泽东的对待和处理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他都能如此谦诚相待和宽宏大量，不愧为党内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式的典范。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