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毓賢被慈禧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後，唆使義和團焚燒教堂，屠殺教民。他設計命全省洋教士等外國人集中到省城太原的一處房子內，將46人全部殺害（其中包括11名幼童），他還親手殺死了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在毓賢任內，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一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nvk26m2.html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1/10/20000927/252129.html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中国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04]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死亡[105]，单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106]。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107]。
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105]，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抚衙门前，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注 7]，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108][109]
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详见：太原教案）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110]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111]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直隶（今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任德芬、汤爱玲两神父，不分男女老幼，尽戮，[112]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113]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111]。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114]。
https://club.6parkbbs.com/pk/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13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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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学术上却是宽容的。他对某些新教传教士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极为赞赏。1898年，他邀请长老会牧师赫伯特·E。豪斯博士担任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0年又邀请长老会牧师、滕州教会学校校长华生·M。海伊斯博士担任他所建立的济南府文学院院长。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着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当地传教士闻讯赶来看热闹，他们想要看看当地老百姓怎样执行袁世凯的这道命令，他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也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2/19/12614809_0.shtml
近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宣传统战部获取了一批反映齐鲁医院医学发展脉络和山东省现代医学发展历程的珍贵史料。
资料内容所涉时间从1860年美北长老会派遣的传教士初次到达山东登州境地始至1960年左右止。约计文字资料3000余万字，图片1000余帧。主要涉及工作文件、往来书信、学术文章等三部分内容，包括美北长老会、英国浸信会、加拿大联合教会等西方教会早期在华籍医传教的情况、工作年鉴以及记录其派遣的传教士在华期间工作进展、杰出人物、特殊事件评价、人物生平等；传教士、传教医师与其同事、友人、家人间书信的往来以及家人、朋友为其撰写的人物传记；传教士在华期间著作，包括第一位只身来济、为齐鲁医院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Jasper Scudder McILvaine(麦尔文)的著作《Grammatical Studies in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of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Missionaries》（1880，《中国北方口语语法研究》），及其与父母、亲友的亲笔书信影印件；齐鲁医院创始人聂会东在华期间在历届中华博医会年会上的讲话，发表在《柳叶刀》、《博医会报》上的学术文章、工作报告以及学术著作等，如《Inorganic Native Drugs of Chinanfu》、《Diseases of the Conjunctiva as met with in Tsinan》，著作《Ophthalmological Terminology》、《Diseases of the Skin》、《化学辨质》等。
此次所获资料分别来自耶鲁大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绝大多数文件为首见。相信这些史料对于进一步理清齐鲁医院乃至山东省现代医学的发展脉络，对现代医学史的研究将会有所裨益。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ealth/anzvxkj.html
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创举。
狄氏于1864 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 年易名登州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1882 或 84 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 The College of 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 1908 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狄考文葬礼照片（照片注文 “西历一千玖百零八年十月四号狄大牧师葬于烟台玉皇顶图”）
同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梅里斯（Charles R. Mills），1862 年携夫人来登州，传教之外，与夫人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国。该校1898 年迁址芝罘，成长为今天的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梅里士的另一贡献是从美国带回大花生种，经推广，成为胶东各地广泛种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关产品出口，创汇多多。1895 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显德（Hunter Corbett）
郭显德（Hunter Corbett）是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分别毕业于宾州 Washington-Jefferson 大学和 Princeton 神学院，获神学博士学位。1863 年他二十八岁那年偕新婚妻子，来到上海，次年来登州，后转芝罘，在山东传教共五十六年。
史载，郭显德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将基督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沟通，强化对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东感召的皈依者达到三千余人。他热情兴学（烟台二中前身会文学校之外，在牟平、栖霞、莱阳等地开办学校四十余所），办医务机构（他和夫人是闻名遐迩的毓璜顶医院的奠基人）。
此外，在黄河水灾时期，郭显德积极在美国募捐，解灾民于倒悬，备受山东官民称颂。他的声望之高，连对 “洋教” 刻骨仇恨的义和团也流传这样的戒律：“外人不杀郭显德，国人不杀赵斗南”（按赵斗南系郭之弟子，牧师）。郭显德 1920 年卒于烟台，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礼，身后哀荣备极隆重。他也葬于毓璜顶的西侨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听说毓璜顶的西侨公墓已被毁，但据说还存有几块残碑。承在毓璜顶医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帮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场雨夹雪降临前的阴霾天里，总算看到了那几块墓碑。
它们散落在烟台警备区医院的院子里。先看到的是两块仿佛是棺材上的盖石，面呈人字型，两面分别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职衔以及颂词。
取水来洗去上面泥土，其中一块盖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Alexander Williamson——这是大名鼎鼎的韦廉臣的棺盖啊。韦廉臣，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早在烟台开埠之前的1855 年就来烟台传教。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
棺盖上刻着 “法学博士” 的头衔，当是韦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为表彰他在中国的成就而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曾与他在烟台共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无论从体格、智力和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
他的身世和成就，许多近代史著作都要有所论述。在棺盖的另一侧用英文刻着这样的话，译言略谓：
“他居于对法官耶稣归来时欣喜复活之渴望中，遥远国度里长久历程后迷途人终回归其永恒之罗马城”。
右侧红色大理石是韦廉臣棺盖
找到郭显德墓碑时天色已经暗淡，不过碑文大致上还算完整。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中文如下（标点是我加的）：
郭公显德，大美国名教师也。遵救主圣名，远涉重洋，来烟台五十六载，传福音足遍山东，如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历险阻而不顾，置生死于度外，作盐作光，济世济人，设教兴学，成绩昭著。施洗信徒不下三千。今牧师功圆果满，驾返天国。其道范遗训，永垂不朽。圣经有云：有智慧具备训众归善者，必辉光在天，明耀若星，永世弗替
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残碎碑石若干，天色已晚，雪花飘落，不及细观了。
据说，毓璜顶西侨公墓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被毁的。那正是两国交战，反美情绪激荡的时候。
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们，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
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
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 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Dr. William Smith Clark），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树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男儿当自强”，英文 “Boys, be 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
北海道大学校园内，克拉克痕迹无所不在贺卫方摄于 2011 年 2 月 19 日
当时我好奇地问执掌该校中国法教席的铃木贤教授：“二战日美之间成为敌国时，有关克拉克的这些标记也都继续保留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历史啊。”
铃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问我。
说明：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苍山夜谈”（ID：cangshanyt）。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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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河南的外国传教士看中国儿童玩耍。图｜来自爱德华 · 布里斯《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作者按：《南都周刊》策划一个题为 “原乡” 的专题，请一些作者写一下春节回乡的感受。我应约写了这篇小文。
山东的宣教士——宣教，兴学，慈善
西方基督教会到中国宣教，将现代化教育和改善民生的运动一并带来，成为近代史的重要部分。山东沿海，特别是胶东地区多山，交通困难，不像华中，南各省对外开放甚早，因此民生艰苦百业凋敝。
狄考文和山东：原来和合本《圣经》里有不少山东方言
编者按：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宣教士狄考文牧师在中国的宣教事迹，他 1863年底来华开始在山东从事宣教、教育长达45年之久，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文会馆、广文大学（齐鲁大学之前身）；开设博物馆，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
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创办近代山东最早的博物馆
郭显德益文学校旧址如今的毓璜顶医院在山东烟台毓璜顶北坡的烟台警备区里,穿过一片冬青丛,就是“毓璜顶西侨公墓”的旧址,一些残缺的墓碑、底座散落在树丛之间。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这里遭到彻底毁坏,碑石被砸、棺木被焚。
潍县乐道院：住过这的有人获诺贝尔奖，有的是山大创始人
说到咱们潍坊的医院，可能绝大多数观众首先想到的就是潍坊市人民医院，的确这所具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医院在我市医疗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细心的观众在潍坊人民医院院内会发现还零星点缀着几座饱经沧桑的西式建筑，而这几座西式建筑正是潍坊市人民医院的前身乐道院保存下来的遗迹。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j2qze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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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斯在美国时学习过果树栽培技术，到了烟台之后，他在自己住所附近开辟了一片面积不大的果园，名为“广兴园”，他最早从国外引进苹果优良品种进行嫁接栽培，并推广到各地，创造出了享誉海内外的烟台苹果。
对烟台产生深远影响的美国传教士当中，还有一位叫倪维斯，他在1871年来到烟台协助郭显德工作。现在的毓璜顶东路有两栋美式建筑，其中一栋就是美国传教士倪维斯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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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显德 (Hunter Corbett，1835年12月8日－1920年1月7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山东度过了56年，步行千里，下乡布道与苦力贫民同眠共食，又广行善事。一生施洗信徒不下三千。在义和团之乱时期，民间流行说，“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
生平[编辑]
1835年12月8日，郭显德生于美国宾州克拉里恩县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是苏格兰移民的后代。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以后，1864年到达山东登州，因无人肯租给房屋，于是住在一间已荒废的观音堂里。苦读中文，一年后择地烟台。1866年在西南郊毓璜顶买地建成毓璜顶长老会堂和烟台第一家小学。
教育[编辑]
1866年郭显德在烟台毓璜顶创办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这是烟台开埠后首创的新型学校。后来发展成烟台益文商专，即今烟台二中前身。郭显德夫人苏紫兰在毓璜顶创办烟台第一个幼稚园。郭显德还先后在福山、牟平、栖霞、莱阳、海阳、即墨、胶州及烟台创办小学共40余所。
医院[编辑]
郭显德夫人苏紫兰于1890年毓璜顶开设了一个小型诊疗所。1914年建成毓璜顶医院，嵇尤尔为首任院长。医院分南被两楼，约300余间，90张床位，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今日此医院仍是山东省最大规模医院之一。
博物院[编辑]
1875年郭显德在今市府街创办山东境内第一个博物院，展出珊瑚、矿产、动、植物标本等。
赈灾济贫[编辑]
1906年他被选为纽约长老会总会主席。1914年，民国政府颁发给郭显德“双龙嘉禾”奖章一枚。
1920年1月7日在山東烟台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葬于“美国公墓”，其时毓璜顶一带人山人海，送葬者千人。墓碑保存至今。
參考資料[编辑]
- 《郭顯德傳 : 掌握中國北方大復興的屬靈偉人》 美國見證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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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中外的烟台苹果，乃出自传教士倪维思
这位美国传教士叫倪维思，1829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农场主，但在倪维思出生刚18个月就去世了。倪维思在祖父的家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受到了祖父的宗教影响。1848年，倪维思大学毕业，到乔治亚州的一所学校教书，两年后，他考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决心当一名传教士。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倪维思非常刻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853年，倪维思向美国长老会总部递交申请书，要求派自己到中国传教，长老会差会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带着刚刚新婚两个月的妻子，启程前往中国，在经过四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于1854年2月抵达中国上海，随后赶往宁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随后，英、法、俄等国强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确认原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仍然有效外，又增加了天津、山东登州等地为对外开放口岸，允许西方传教士在这些开放口岸修建教堂，从事传教活动。于是，1861年他来到了山东登州（即今天的蓬莱）。
将美国的苹果移植到烟台
在登州传教期间，倪维思和夫人一起创办了登州女子学堂，这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具有开教育先河的意义。传教、办学之余，倪维思还到山东青州、潍县、临沂等地从事赈灾活动，这些工作使得倪维思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不少人由此加入了基督教。
1871年，倪维思又到了山东烟台传教，传教之余，他买下十余亩的土地，用来进行果树栽培。原来，倪维思年轻时学习过果树栽培技术。来到山东后，他发现山东的气候、土壤等与美国相似，而所产水果远不如美国，于是就萌生了改良果树的念头。他将美国的苹果移植到烟台，以嫁接、育苗等方法培育，使之成为具有特别香味的新品种，结果，他栽培的苹果树异常成功，附近州县的人民竞相推广，很快就成为农家重要的副业。这便是后来享誉国内外的“烟台苹果”。随后，烟台也因为这种苹果而成了著名的水果之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倪维思在中国传教的时间长达40年，他留下了很多著述，主要有《天路指南》、《神道总论》等。1893年，倪维思在烟台去世。
作为传教士，倪维思来中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让古老的中国接受基督教。有趣的是，倪维思在中国山东辛辛苦苦传教40年，可基督教最终仍没有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倒是他在传教过程中所从事的副业——栽培出的烟台苹果，让中国人受惠不少。
今天，当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烟台苹果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与美国传教士倪维思的这段因缘，甚至，倪维思这个人的名字也已被人们一天一天地淡忘，但是，烟台苹果的盛名和芳香却永远地流传了下来。
（原标题：《传教士与烟台苹果》，节选自郑连根的《昨夜西风:那些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年－1893年）是美北长老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1829年，倪维思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奥维德附近。1854年抵达中国，在浙江宁波传教。1861年转往山东登州，起初寄居在北门里一所观音庙内。
倪维思原在日本工作。北京条约订立后，登州开放，他到宁波学习国语，然后启程前来登州。倪夫人海伦就地收养了几名父母双亡和被遗弃的女孩子，并延师教她们习字读书，是为女校创始的先导，时在同治元年，即1862年。两年后倪牧师夫妇届返国之期，同时医病，并充实支持他夫妇在中国工作的力量。五年后返回，改居烟台工作，工作目标在胶东各县。他见到山区的土地贫瘠，农民艰苦，非改善生活和收入便不足以达到传扬福音的果效。他又鉴于本地气候颇似纽约州他的家乡，于是前往将他家乡出产最盛的苹果，梨和葡萄苗等大量地亲自选好带到烟台。倪维思本出身农家，对于各种果树的虫害和种植方法素有经验。返回烟台后他在毓璜顶山下的东南坡买地十二半华亩建起一间示范农场，将培育出的树苗赠给附近各地的农民。1893年在烟台芝罘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葬在烟台[1]。
著有《中国和中国人》、《附鬼及其他》、《差会工作方法》、《天路指南》、《祀天辩谬》、《马可注释》、《神学总论》等[2]。
参考[编辑]
- ^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熊月之等编著. 大辞海 中国近现代史卷.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12: 165.ISBN 7-5326-4071-X.
John Livingston Nevius (4 March 1829 – 19 October 1893) was, for forty years, a pioneering American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appointed by th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his missionary ideas were also very important in the spread of the church inKorea. He wrote several books on the themes of Chinese religion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and missionary work.
Biography[edit source]
Nevius was born on a farm halfway between the villages of Lodi and Ovid in the "Lake country" of western New York state. It was an idyllic country location surrounded by fields and meadows with a nearby spring of pure water, and Lake Seneca, "gleaming through the trees", only 2 miles distant; he was the son of Benjamin Nevius, of Dutch descent, and his wife Mary Denton. He was educated at the college in Ovid, then at Union College in Schenectady, then, from 1850, atPrinceton as a prospective minister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1]
In 1853, Nevius married Helen Coan and, on June 15 of that year, the couple set off, as missionaries, on an arduous 6-month sea voyage to Ningpo, in the Che-Kiang province of China, arriving in the spring of 1854. He and his wife immediately set about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Nevius's subsequent interest in the phenomenon of spirit possession was sparked off by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supernatural with his language tutor, Mr. Tu; the Chinese had a strong belief in the reality and power of the spirit world that was part of ananimistic tradition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see Chinese folk religion).[1][2]
The Revd. and Mrs. Nevius were soon travelling and preaching, as well as setting up missions and schools, studying and writing. In 1861 the couple moved to Shantung province, where most of their Chinese missionary work would be undertaken. They spent some time in Tung Chowand dispensed medicine to the locals during the 1862 cholera epidemic there. John also trained missionaries and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country's first Synod which took place in Shanghai in 1870, while Mrs. Nevius set up a boarding school for girls.[1]
In 1871, they moved to Cheefoo and built a house there called "Nan Lou". In 1873, John embarked on a taxing 600-mile missionary tour by foot, finding rest and sustenance at whatever establishments he could find along the way. In 1877,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 (the "Great North China Famine"), and h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raising funds, setting up a food distribution centre and organising a relief corps from quarters at Kao-Yai. Famine struck again in 1889, and Nevius's abilities were, once more, called upon.[1]
Nevius continued with his missionary work to country areas until 1887, travelling thousands of miles, often under arduous conditions of terrain, weather etc. In 1890, he travelled to Korea and, although he stayed for only 2 weeks, his "Nevius Plan" (see below) was subsequently adopted and led to rapid growth of the church there.[3] He died suddenly, at home, in October 1893, and was buried in the cemetery at Chefoo.[1]
Nevius was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covering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religions, spiritual practice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spirit possession and missionary work; his wife also wrote an exhaustive biography (see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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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Church Mission[edit source]
After questioning the method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of his time, Nevius took up the Venn-Anderson principles of "self-propagation, self-government, and self-supporting"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journal in 1885, which was later published as a book in 1886,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4] Nevius called for discarding old-style missions and the adoption of his new plan to foster an independent, self-supporting local church. He criticized the missionaries' practice of paying national workers out of mission funds, believing the healthy local church should be able to support its own local workers.[5]
The Nevius Plan[edit source]
The missionary principles formulated by Nevius later became known as the "Nevius Plan", and were a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ideas of Henry Venn and Rufus Anderson.[6] When AmericanPresbyterians began their work in Korea, the new missionaries invited Nevius to advise them. Embracing his method, the Korean mission enjoyed great success, although it did not gain similar popularity in China. The Nevius Plan outlined the following:[7]
- Christians should continue to live in their neighborhoods and pursue their occupations, being self-supporting and witnessing to their co-workers and neighbors.
- Missions should only develop programs and institutions that the national church desired and could support.
- The national churches should call out and support their own pastors.
- Churches should be built in the native style with money and materials given by the church members.
- Intensive biblical and doctrinal instruct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church leaders every year.
See also[edit source]
References[edit source]
- ^ a b c d e Creegan, 1903, pp. 200-212.
- ^ Nevius, Demon Possession, 1894, p. IV & 9.
- ^ David L. Larsen. The Company of the Preacher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8) p. 523.
- ^ Weber, Hans-Ruedi (2000), The Layman in Christian History: A Project of the Department on the Lait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London: SCM Press, p. 350
- ^ Broomhall, Alfred James (1982), 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ume Three: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Littleton, CO: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 ^ Ung Kyu Pak. Millennialism in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Peter Lang, 2005) p. 96.
- ^ Terry, John Mark (2000), "Indigenous Churches", in Moreau, A. Scott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pp. 483–485
Bibliography[edit source]
-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 Carter, 1869).
- Nevius, J. L.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9)
- Nevius, J. L. Demon possession and allied themes; being an inductive study of phenomena of our own times (Chicago: F. H. Revell, 1894).
-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 Chicago : Fleming H. Revell Co., 1895).
- Nevius, J. L. 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 library, 1899)
- Creegan, Charles Cole. Pioneer missionaries of the church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03).
External links[edit source]
- Biography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