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1年，毛泽东就已经关注到了文艺界一片惨淡荒芜的景象，并对此深表担心。
1972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戏剧作品少的状况，强调要繁荣创作，由于“四人帮”的阻力，文艺界的工作未见起色。但从毛泽东的批示以及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973年元旦接见文艺工作者，要求抓文艺工作这些举动中，一些敏感的文学知识分子感到了文艺政策的松动，正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提到的，“随着部分出版社、文学刊物恢复业务活动，文艺创作出现了逐渐‘复苏’的苗头”。
1972年10月，江青看到了《中国文学》上一篇关于大庆的故事，说：“大庆这个典型是毛主席亲自树的，王铁人的精神是站得住的，《中国文学》的这篇文章挺好。”同时江青还指示：要写王铁人的故事，不要用他的名字。因为江青发话，《创业》的拍摄进度加快了。在华克去大庆一年后，长影派导演于彦夫和编剧张天民加入创作组，张天民用了50天，把剧本创作出来。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创作组发生了分歧，但这种分歧还仅仅停留在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取向上。后来一个军代表介入，非要在剧本中加入一个反面形象，本来一个表现大庆人精神的影片，又被拉回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上。
1974年，《创业》拍完，当时担任文化部正副部长的是于会泳和浩亮，毕竟这两个人不是玩政治的，他们清楚《创业》是江青认可的，在当时并没有拿给江青审查，他们认为江青肯定会喜欢这部电影，于是直接通知在国内上映。
春节期间，江青把《创业》调来看，一看就火了，她说片子有严重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文化部的人就揣摩江青的心理。实际上江青也在想，该列举出什么罪状。
为此，长影花了3个多月时间检讨了3次。江青拿到陈亚丁的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给《创业》总结出10条罪状。电影刚上映半个多月，就被停映了。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他找到胡乔木，研究《创业》问题，胡乔木又找到当时的一部分作家，包括编剧张天民，秘密搞了一次座谈会，希望能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明实际情况。这样，张天民才冒着风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7月18日，这封信被复制了3份，用不同方式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立即调看《创业》，最后的批示是：“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
1975年9月，长影接到通知，要《创业》创作组到北京，当时长影以为是邓小平要接见剧组，因为毛泽东的批示已经下来了，到9月15日才知道是江青要见，然后去山西大寨。9月16日晚，江青出现了，她进门就喊：“张天民呢，张天民哪儿去了？”张天民站起来说：“我是张天民。”江青说：“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但是她随后又说：“我只对那些意见中的第八条负责任，其他都是这帮混蛋搞的。”第八条实际上是艺术上的一些意见。江青这种文过饰非，实际上因为毛主席的批示使这件事上她已经变得被动，她希望张天民重新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收回原来的意思，重新再搞一个《创业》。第二天，江青借着摘花椒的机会，单独找张天民，授意张天民重新写剧本，并且给张天民讲了一个新剧本的故事梗概。
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同年7月初，在与邓小平谈话时，毛泽东对文艺状况表示了不满意，“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专门就文艺问题发表谈话，要求“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1975年初拍摄的《创业》，是一部描写、歌颂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影片。但是，“四人帮”却对它大加指责，并指使文化部于1975年3月10日提出报告，给《创业》罗织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所谓十大罪状：（1）“没有把这一题材表现好”；（2）“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3）“给什么人树碑立传”；（4）“写活着的真人真事”；（5）“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得较差”；（6）“周挺杉这个人物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7）“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一号人物周挺杉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作用”；（8）“报告文学脉络十分清楚，影片让人看不懂”；（9）“用了很大篇幅去写王铁人的解放前，既造成浪费，又造成结构上的拖沓”；（10）“人物的语言概念化”。江青等人以此为借口，要求停止发行上映，并组织批判。
对当前文艺界的状况和做法，毛泽东相当不满。7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作了书面谈话。他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7月18日，影片《创业》的作者张天民就《创业》受江青扼杀上书，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张天民在信中对文化部的《十条意见》和决定表示不理解。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在批示中还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